新时代，国内宋辽夏金史研究延续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势头，研究队伍显著扩大。中国宋史研究会迄今已有750名会员，既包括宋史研究者，也有众多辽夏金史研究者；除了第二代、第三代学者，还有大量第四代、第五代中青年学者。各类专书大量出版——涵盖专著（含修订版）、个人文集、会议论文集、译著、点校古籍、古籍辑本、古籍选本、墓志辑释、碑刻考释、普及读物、文学欣赏、美术鉴赏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超过3000种，其中专著超过300种。发表的学术论文近4000篇。

政治文化（包括朱熹的历史世界、士大夫，以及礼仪、思想与社会）、基层社会（如皇权不下县、胥吏、基层组织、基层行政区划、士绅、民间信仰）等问题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起兴起的区域社会、地方精英、国家祭祀、婚姻家族、社会性别、疾疫灾荒、社会救济、理念认同、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方面研究至今仍为学界重视；更重要的是，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特有的视角及研究方式也日益发挥出引领作用。探索史料形成背后的书写机制，挖掘墓志、碑刻、图像的文本和使用价值，以及对医学史、环境史、海洋史、动物史等领域的开拓，成为宋史研究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此外，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宋型国家”概念的提出、财经政策与社会发展关联的探讨、“富民社会”和“农商社会”研究的持续深化、学术思想研究的兴盛、国家礼仪研究受到重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新的研究视点以及人物研究的多元化深入等，都是近年来宋史研究出现的新趋势。

在文献整理方面，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整理、点校的《宋会要辑稿》共16册，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该文献目前最完善的整理点校本。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学人整理、点校的《全宋笔记》共10编、102册，由大象出版社于2018年出齐，这是宋代文献整理“四大全”（其余三种是《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的最后一种。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这主要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提出的。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学术发展的生长点与推进器。总体上讲，目前宋代政治史研究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自2012年以来已推出较有影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21世纪之前，宋史研究有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倾向有了很大改变，关于南宋时期历史的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在南宋史研究领域，出版专著最为集中的，当数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各地学者撰写、出版的“南宋史研究丛书”，迄今已达80余种。该中心还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作编刊《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南宋史专辑”5期。除此以外，海内外陆续出版的以南宋史为重点，或者相当一部分内容讨论南宋史的学术专著也不在少数。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新的突破。一是重新探讨王安石经学与新法的内在联系。过去一般认为王安石用周礼变法是托古改制，打着“法先王”的旗号，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法先王”或者相信先王。更有观点将王安石经学斥为致乱祸国的理论；而从宋代经学的发展路径重新审视王安石经学乃至新法，正是北宋经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体现——北宋新旧党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学诸派学术斗争的反映。二是对王安石、朱熹著述及其行实的重新整理。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水照主编的《王安石全集》。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刘成国著《王安石年谱长编》。2021年12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西省人民政府和北京大学主办，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为主题的“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抚州召开。2024年，刘成国、代天才主编的《王安石新学文献辑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精择善本，汇辑影印新学学派的现存著述32种。朱熹研究在行实的重新整理方面也有新的进展。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宏义编著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全6册。

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新动向是林文勋“富民社会”论、葛金芳“农商社会”论的提出，其宗旨在于实现中国话语与国际视野的互动。对“富民”、“农商”、赋役等牧民理政方式及南北整合等问题的探索，恰是对断代实证与宏观贯通的融汇实践，可视为宋辽夏金史研究在建构“本土中国”历史议题，以及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交出的合格答卷。有关“富民社会”“农商社会”的讨论已在全国部分高校引起热烈反响。自2014年至 2023年，相关学术论坛先后在昆明、长春、天津、北京、武汉、厦门等地召开，元明清史研究者亦参与讨论了“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在宋以后的发展演变。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是贯穿新时代辽夏金史研究的一条主线。它不仅体现在文化认同、民族融合和文字语言使用等具体研究中，而且使学界对辽夏金时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治理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新的认识。《辽史》史源、《金史》职官、西夏文《天盛律令》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西夏文词典（世俗文献部分）》、《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研究》、多卷本《西夏通志》、《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是近几年取得的重要成果。

近十年来，辽夏金史研究在均有所进步的基础上，呈现三个明显特点。其一，对民族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化。10—13世纪是中国从分裂重新走向大一统的重要时期，民族关系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特点，相关研究敏锐地抓住了这些特点，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使学界对夷夏观的演变，以及婚姻、礼制、科举等制度在促进民族融合、夯实“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形成了更为充分的认识。其二，中青年学者成为学术反思与范式创新的活跃力量。吴铮强、刁培俊、何玉红、彭向前等对研究议题、范式及学科建设发展趋势所做的回顾、总结和反思，是近年来研究的一大亮点。中青年学者正带着敏锐的新视角投身学术史反思，既提出困惑，也探索解决路径，这说明他们已走向研究舞台的中央，准备担当重任。其三，在史料开掘与方法创新上成果突出。辽夏金史研究在史实考订与民族融合论述方面成就显著。其中，西夏史研究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表现尤为亮眼。例如，运用孪生神经网络模型搭建西夏文字智能识别平台，使用网络分析方法对西夏字典的定义结构进行解析，引入信息熵概念对《天盛律令》中的字符进行统计。这些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有利于西夏文字的研究和学习。由于对新资料进行了有效的整理与利用，故而辽夏金史研究在深化传统议题和开辟新方向上皆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使其学术成果整体上较为突出，其中西夏史方面的出版成果尤为丰硕。

新时代宋史研究最大的热点问题是对20世纪初日本学界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检讨和反思。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虽已逾百年，该理论在大陆学界成为学术热点却始自21世纪初。然而，国内学者缺乏对该理论的自觉反思，绝大多数停留在简单沿袭其说的层面。将“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视作万能标签，也由此成为21世纪以来唐宋史研究（主要是思想史、文学史与艺术史）的一大景观。“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面装，不少学者甚至将之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这对唐宋史研究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故此，笔者从2010年至2018年相继撰写《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走出“唐宋变革论”》等论文。《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充分肯定笔者上述论文的价值，但他们认为笔者对“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只是“破”，尚未有“立”。对此，笔者欣然接受，之后又提出“宋型国家”说，希望在新的高点和平台上实现“再出发”。

“大宋史”的概念在新时代宋辽夏金史学界内部已基本形成共识，也出现了不少致力于深化“大宋史”研究的成果。然而，能够兼治宋史和辽夏金史的研究者还是凤毛麟角，更遑论打通辽宋西夏金史之间的壁垒。对西方学界长期将辽夏金元史和宋元史视作两个单元的片面做法，也应予以重视和反思。我们应当对宋辽夏金史与元史的衔接进行整体研究，或开展纵向的专题研究。虽然当前这样做有很大困难，但是应以之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要之，新时代宋辽夏金史研究取得显著成绩是其主要方面，但为了今后取得更大进步，也要看到一些问题。一是重复研究、泥沙俱下的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部分辽夏金史研究给人比较强的似曾相识感，有的问题虽然变换了视角，但是论证路数换汤不换药，几乎没有多少新意。二是边缘史料日渐占据主流。从总体上说，碑刻、墓志、图像、方志等材料属于边缘史料，对缺乏传世资料的辽夏金史研究而言，其补苴罅漏的作用远大于宋史研究。但在宋史研究中，对碑刻、墓志等材料的使用，除了订正、补充少数人或事，一定要结合传世文献所载的丰富史实，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也是近年来宋史研究选题日益狭小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空谈学术与政治、士大夫精神的情况较明显，士大夫政治研究鲜有对士大夫进行整体分层、分类、分阶段的考察，多局限于用少数案例解读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意识。四是对道学、理学研究几乎是一派赞誉，少有批判和反思，也缺乏现代性的思想坐标作为参照，尤其是未能深入探讨其对宋代社会和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这几点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