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人对于“世变”的认知，最初执迷于“运会”，往往以数千年、数百年为维度思考“世变”。中外沟通渐开，外部世界示范的主要是近“百年”的经验，促成晚清士人认知“世变”的转向，聚焦的维度明显由“千年”转向“百年”。这显示出晚清以降“历史时间”被重新定义，是以“化约”的方式呈现二元化的历史，成为“古”与“今”、“中”与“外”的表征，主要指向中国之“过去”与西方的“现在”，甚至二者之间还建立起不具“正当性”的因果关系，“数千年”历史构成“百年”历史之因。来自“他者”的“百年”经验，推动西方各国成为思考未来新的“神话”。“千年”不仅不再是“神话”，反而代表的是试图告别的过去。

关键词：历史时间/ 世变/ 运会/ 数千年/ 百年/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5年第2期 第1-20页

作者简介：章清，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超越‘现代化’叙事研究：重塑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22JJD77026)阶段性成果。

 

“今日之天下，此何如时耶?此何如势耶?拓千古未有之规模，集千古未有之人民，启千古未有之学问，制千古未有之器什，极千古未有之伦常，此数者，且非以渐而至也。”1890年刊于《万国公报》的一篇文字发出这样的感叹，为此还表示：“时势之转移，视乎法制，而运会所际，法制尤宜视时势为转移”，“夫有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人，而非非常之人，不足建非常之业”。①谁也不能否认近代中国之“变”，研究者以“转型时代”与“权势转移”等揭示这场“变局”，正道出其中之关键。②当然，其中所涉及的“变”与“不变”，以及如何“变”，也值得关注。③对此进一步加以解析，或还能发现一些隐而不彰的线索，其中晚清士人认知“世变”所显示的转向，就意味着“历史时间”被重新定义。

如将近代中国之“变”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不难发现，这实际构成全球性的问题，与“近代世界的诞生”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描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解析的“世界的祛魅”等等，皆指明很多国家都同样在经历一场“巨变”。只是，各国所依托的“思想资源”，需要突破的“难题”，有着重大差别。全球史兴起后，也推进了这方面的思考，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西化在各地生根，往往导致各种“混合”，“以不同的方式因地因时地控制并引领这些混合”。④需“走出西方的兴起这一母体本身”，“构建关于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的另一种叙事”。⑤

本文试图揭示的是，晚清士人面对这场“巨变”，聚焦于时间维度，明显发生了由“千年”向“百年”的转向。最初执迷于“运会”，往往以数千年、数百年为维度思考“世变”。中外渐开沟通，外部世界示范的主要是近“百年”的经验，“泰西新政，意良法微，皆在百年以来”。⑥由此也促成时人对“世变”的思考，不再纠缠于“三代”，或数千年、数百年之类，而是努力将中国置于近百年的“世界潮流”中，孙中山即表示：“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⑦重心发生这样的转向，意味深远，揆诸他国之经验，陷入“古今之争”的“迷思”，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晚清所呈现的一幕，却另有枢机，“今必本夫古”的信条，由于“古”与“今”的移位，已大异其趣，表明重新确立了“历史时间”。⑧相应地，来自“他者”的“百年”经验，推动西方各国成为思考未来新的“神话”。而“千年”不仅不再是“神话”，反而代表的是试图告别的过去，与之相关，中西之争展示为“新”“旧”之争，“无史”“无学”等论述的泛起，科举考试按新章加以调整，在在与之相关。

一 “数千年”“数百年”言说的古代遗产

“吾国先哲，以尊命为教，故曰乐天知命，曰居易以俟命，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既以此洗心自律，而复推以论世道之污隆，国运之兴替，故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⑨梁启超曾以此评价古代世界有关“命”“运”的看法如何制约人们的认知。据此可看出，古代中国对于“世变”的认知，建立在对于“命”“运”的信仰上，并且是以“天道”规范“人道”，如所谓“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经·大雅·大明》)。职是之故，基于数千年、数百年的言说，也配合着这样的信念。

司马迁执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示范了那个时代如何将“天”与“人”、“古”与“今”对应起来，强调“天运”主导着“古今之变”。《史记·天官书》有言：“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按照司马贞《索隐》对此的解释，“三五”指的是“三十岁一小变，五百岁一大变”。⑩论者还阐明，所谓“上下各千岁”，意指一统的三个周期，上接千岁之统，下启千岁之统。(11)正是结合天运与人道理解历史进程，对“世变”的思考不免落在较为“长程”的时段。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也成为时人认知历史进程的预言，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方面古代中国留下的资源，可以说贯穿古今，遭逢王朝更迭，面对种种灾异，往往以此进行把握。收入《文选》的李康《运命论》，将人事与“运”“命”结合在一起：“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岂唯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12)叶燮《百家唐诗序》则将“文运”与“世运”联系起来：“自有天地，即有古今。古今者，运会之迁流也。有世运，有文运。世运有治乱，文运有盛衰，二者各自为迁流。”(13)而且，对于兴亡治乱的把握还确立了时序上的“整体”观，邵雍《皇极经世书》一书，即秉持“以元统会，会统运，运统世，犹之以年统月，月统日，日统时”，以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14)《四库全书提要》对此的评价，也点出该书所推论之“时段”，“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15)

降至晚清，这些仍是读书人认识“世变”“运会”的思想资源。一批有外洋经验的“先时之人物”，堪称最先感受到“世变”者，最初即主要援据过去的经验作出判断。作为参赞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黎庶昌，年轻时撰写的《上穆宗皇帝书》，念兹在兹的是所谓“圣人因天道以慎人事”。(16)出使外洋后，黎真切感受到“世道”变了，“迥非昔年情事可比”。(17)只不过，其对于西洋的认识，尚难以摆脱中国的经验，认为西洋今日各以富强相竞，“颇有春秋战国遗风，而英实为之雄长”。(18)对“世变”加诸“二千一百余年”的时限，也试图发现其中之“运会”。(19)

黎庶昌所持见解，受到薛福成之弟薛福保的影响。受其影响的，还有薛福成、皮锡瑞等人。(20)薛为“变法”寻求的依据，理由即在于，“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由“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他给出了“二千年”的时限：“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二千年以至于今”，“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21)长期浸润于经学的皮锡瑞，对此不免惊奇，“非常之变皆在此二千余年间，若有数以限之，尤为奇辟”。(22)

甚至对外部世界有深入了解的严复，也将“今日之事势”，类比于西晋、北宋之事。(23)他在1895年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中，还留下对“运会”的著名论述：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24)

严复同样承认，中国当日所遭遇的，是自秦以来所未见，是“运会”的产物。对于“运会”，尽管“莫知其所由然”，但强调“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25)

缺乏外洋经验的读书人，更难以摆脱过去的信条，“运会”之说，也广为流行。对于“西人据我腹心要害之地以通商、行教、治兵、练团”，皆视作“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26)为此他们也结合过去的遗产加以认识，皮锡瑞在日记中就表示：“阅船山先生《噩梦》，是小变法，为一时计；《黄书》是大变法，为万世计，与亭林、梨洲所见大同小异。”(27)即便获得了新的知识，也难以动摇其看法。读了严复彰显“物竞”“天择”二义的《天演论》，皮仍坚持：“此皆古今中外之通患，故百数十年必一乱，虽知之亦无以防之，所谓佛出世也救不得。”(28)后来述及朱学、郑学及汉学兴衰事，他也结合“天道五百年一变”阐明：

天道五百年一变，郑学兴五百年，至宋而衰；朱学兴五百年，至乾、嘉后而衰，此其中有天焉。讲汉学者，其转关也。(29)

“笃信安命之说，以自得为宗旨。”恽毓鼎此言，道出晚清士人在这方面的执念。(30)恽读了《南齐书》太祖本纪总论，“谓自来开创之主，皆是运会使然，并非素有其志”，大加赞誉：“此数言，足该千古之局，今日何独不然。”(31)

古代世界留下的资源，还有多方面的呈现，《春秋》“三世之义”以及“三代”的垂范意义，同样引起众多关注。这原本构成谈论“运会”应有之义，也促成时人关切遭逢巨变的晚清，究竟处于哪一“世”?“三代”相比于泰西又如何?

这方面康有为对相关历史经验的发挥，最为著名。如何看待当时中国的处境?究竟是“乱世”，还是别的世代，以及如何“变”?其看法是有所变化的。在《礼运注》中，康有为就表示：“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也。”“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32)但在1901年撰写的《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中，康有为却改变了看法，认为孔子生乎“乱世”，发明《春秋》大义，“拨乱之道既昌，若推行至隋、唐，应进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载，中国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种种变故，“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故此，过去二千年的中国实为“乱世”，“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33)约定稿于1902年后的《大同书》中，康同样肯定孔子“立三统三世之法”，即“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世，进以大同”，据此又判定“欧美略近升平”，并且为处于“乱世”的中国指明方向：“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之道、行太平之道哉!”(34)

梁启超曾表示：“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35)撇开梁对乃师之过誉之词，不可否认，《春秋》“三世之义”确系士人理解“世变”的重要资源，还以此认识各种新知。孙宝瑄读了《交涉公法论》，便联系到《春秋》一书：“予尝怪《春秋》所谓治太平时，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说甚奇也，所指陈者，不过书法，而微意所括者远矣。”但他也认可，“数千年后，地球诸国及省府县乡，道里广狭必悉皆同”，“所谓远近大小若一，盖合符也”。(36)皮锡瑞对于《春秋》之微言大义则较为缺乏信心，“欲以此行于今日，则尤未可”。原因在于，“《春秋》三世之义，本以渐进。今日正当拨乱之世，当《春秋》拨乱之法，用心尚蠢粗者治之。此时去承平尚远，若遽用太平之法，必扞格不入”。(37)此类依凭过去之经验做出的判断，自难免“穿凿”。而正是有了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才逐渐动摇了“三世”之说。

与之相关，守护“三代”以应对所遭逢的种种巨变，也大行其道。远去的“三代”，成为晚清士人认识“世变”的重要遗产，也导致“数千年”成为把握历史进程的基本尺度。中国被定位于“哈甫色维来斯得”(半文明)，令郭嵩焘沮丧不已，但予其信心的是，“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38)薛福成了解了西方文明的几个源头后，也有此判断：“埃及创国于上古，而制作在唐虞之世；希腊创国于唐虞，而制作在夏商之世；罗马创国于成周，而制作在两汉之世。”故此，“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39)郭、薛已然如此，遑论他人。在晚清颇负文名的樊增祥就持这样的看法：泰西各国开辟以来不过一千八九百年，而中国自尧以来已三四千年，“天地之钟毓，人物之蕃殖，彼方壮盛，吾已衰迟，此气运之异也”。(40)

中国三千年、四千年的历史，于时人应对“世变”也增添了信心，认定“黄金三代”当日之泰西也难以企及。王闿运就指出：“以英、俄为三代之治，则非事实。”(41)郭嵩焘认为“英吉利有程、朱之意，能追三代之治”，但在王那里，却不过是“使臣以目见而谀之，殊非事实(又程、朱何与三代，此则老生俗谈)”。(42)皮锡瑞读了《四裔年表》后也表示：“西夷日寻干戈，视中国乱尤甚，或谓其有三代气象，殊不然也。”(43)王闿运的弟子廖平，尤进一步，试图“取外国先后文野之箴言，以合《公羊》拨乱反正之范围”。(44)恽毓鼎也坚称：“泰西治道至宪法而止，吾中国圣人尚有道之以德一层，三代文明，夫岂泰西所及哉!”(45)

正是因为“黄金三代”难以摆脱，还发展出新的认识，以中国之历史自“三代”以降愈益后退。宋恕叹息于“素王之志今乃行于海外哉”，故此强调：“唐虞、三代之学、之治，亡于秦后，而复兴于西土，此鄙人千言万语之宗旨也”。(46)孙宝瑄则笃信：“三代以降，政法日弛，风俗日坏，盗贼之心，人多有之。是以不独其君皆盗，其民亦变盗。盖运化使然，无可如何也。”(47)对宋恕所持“中国欲步武泰西，必先复三代，由三代然后进于泰西”的见解，孙也颇为赞赏：“世运不日进则日退。西人日进，故多是今而非古；中人日退，故多尊古而卑今。”“以中国论，宋、明之世不如汉、唐，汉唐之世不如三代，三代去泰西犹远。”(48)

“三代”成为难以突破的樊笼，也引起一些读书人的警觉。曾在上海广方言馆求学，后又随李凤苞出使德意志的钟天纬，就表示当重视了解“中西政教风俗异趋”之关键所在，“试取我中国三代之风俗观之，孰同孰异，当必有所去取”。令其遗憾的是，“此皆骇世绝俗之谈，而事皆确凿，在出洋诸公往往不肯言之”。(49)黄庆澄也注意到，时人论学，往往多似是而非语，所谓“三代之学，亡于中土，而存于欧美”，即为明证。须知三代自三代，欧美自欧美，“援三代之学以驳欧美，不可也，援欧美之学而强附之三代，亦不可也”。(50)梁启超反省：“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此“非谰言也，中国之现状实然也”。(51)严复更是表示：

夫五千年世界，周秦人所阅历者二千余年，而我与若皆倍之。以我辈阅历之深，乃事事稽诸古人之浅，非所谓适得其反者耶!世变日亟，一事之来，不特为祖宗所不及知，且为圣智所不及料。(52)

要历数古代中国留下的思考“世变”的种种资源，绝无可能。重点在于，古代世界留下的遗产，是基于“天道”与“人道”认知“世变”，同时“大一统”确立的皇朝架构、华夷秩序，也规范了时人对“运会”之把握。此种以“敬天法祖”为宗旨的经验延续至晚清，促成士人聚焦数千年、数百年思考“世变”。变化也在发生，尽管同样以“数千年”阐述对“世变”的看法，但泰西因素的加入，也推动时人论述的“转向”，“古今”与“中外”，皆需应对。

二 “数千年”成为整体呈现中国过去的表征

“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语，通常归于李鸿章的发明，实际上，思考中国历史的变迁，类似的话，早已有之。明时黄道周论易象之书，便指明“舜、禹之事，三千年不得一遇也”。(53)清代赵翼论汉初诸臣鲜有出身高贵者，也道出实“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54)对于历史上的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以此加以强调，显是看重历史经验的产物。降至晚清，在西力冲击下，各方人士强烈感受到遭逢“一大变局”，再自然不过。只不过，由于外部因素的加入，“数千年”作为整体呈现中国过去的表征，逐渐负面化，成为“变革”的阻力。

李鸿章特殊的身份，自提升其说话的分量。1872年他在奏折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55)次年又表示：“现在十余国通商立约，分住京师与各省口岸，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豫订此礼经。”(56)不过，同样谈论大变局，思虑的关键却不同。再往后，李鸿章才点出问题之症结及因应之道。1874年在更为著名的奏折中，尽管同样言及“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明确指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凡此皆表明中国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当用心思虑“当务之急”与“久远之图”。(57)随后为支持兴建铁路，打消种种顾忌，李鸿章又大声疾呼：“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58)

其他各方人士，在此前后也曾有类似的感叹。1864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已表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59)1867年孟保为张德彝《航海述奇》撰写的《序》也道出：“商贾之来，涉重洋而如履平地；玉帛之使，由地东以达于泰西，未始非天地古今之一大变局也。”(60)随后，对天地之一大变局的认识，落在三千年、四千年等更为具体的时段。王韬1891年在《变法自强下》中指出：“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61)郑观应在《易言》中也阐明，春秋时，“贤士大夫必周知列邦政教之隆替”，但与今日所处之时势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今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62)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则直言“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今日为治，“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63)

与之相关，还有“五千年”之说。曾纪泽就指出：“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64)时任陕西味经书院院长的刘光贲，也表达了这样的见解：“尝论世运五百年而一变，孟子论道统是也。亦必五千年而一大变，皇古至中天，不知若干岁，中天至今正五千余岁，其大变之时乎?”(65)

无论称三千年、四千年、五千年，还是数千年，皆表明晚清士人受到巨大冲击。像这样基于“长时段”的思考，既是远追“三代”的结果，也受制于“大一统”的皇朝架构，主要还是凭借过去的经验认识“世变”。来华西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点，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的威妥玛(Thomas F.Wade)1866年在《新议略论》就述及，尽管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常为人津津乐道，但各级官绅，论及“变通”二字，目标却是“变回旧法”。这是因为目睹世间历代兴衰，“兴时与古相同，衰时亦与古一样”，并将此视为“转轮之常”。(66)

如果所思所想仍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并以此“想象”外部世界，自难以理解这场巨变，也不易有适当的应对之道。可以明确的是，晚清士人对“世变”的认识，固然受到过去经验的束缚，有其关注的重点，也试图坚守些什么，而一旦走出夷夏之防，接受近代的新生事物，自会调整思考“世变”的方向。

此中尤值得重视的是，原本只是单纯时间概念的“数千年”，逐渐成为特别的指称，构成把中国的过去装入其中的一个“整体性”概念。此所意味的是，晚清士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纵向”因素之外，逐渐增加了“横向”因素，前者乃过往应对“夷务”的历史经验，后者则来自现实世界所感受到的外力冲击。1881年《万国公报》发表的《泥古变今论》就阐明：“古”代表的是“数千百年以前”，“今”则指向“数千百年以后”，二者已存在“时”与“势”之别：

自有天地以来，数千百年以前，谓之古，数千百年以后，谓之今，天地之无穷，即以见古今之无尽也。唐虞以前无论已，自唐虞迄今，历数千余年，天地犹是也，而时则已非矣。天地无异也，而势则不同矣。(67)

这其中发生的转变，颇为引人注目。“数千年”作为整体性的概念，既被视作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被作为可以应对种种挑战的资本。1854年曾国藩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就将太平天国视作“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68)针对前述威妥玛的《新议略论》，及1865年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观论》，方濬颐坚称“世运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纯驳，而不在于兵力之盛衰”，据此也阐明：

中国自尧舜以道统传心，孔孟以圣贤垂教，历数千年如一日，即偶有邪说异端簧鼓煽惑于其间，亦皆旋起旋灭，而于大道初无所加损。盖天经地义，万古不磨。中国之异于海外者在此。(69)

即便已确立“变”的基调，仍致力于捍卫“数千年”所象征的种种遗产。陈虬有感于斯时“言变法者，动欲步武泰西，一若中法举无可采”，遂有“昌明中学”之志，努力“以存四千年神圣旧学”。(70)1896年工部尚书孙家鼐所上奏折，明确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71)张之洞也言明“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今日赞羡西学者，往往“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实“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国有何学，西国有何政也!”(72)

有意思的是，同样一个人，前后看法还存在两歧，或自我认知与他人眼中的印象，迥然有别。张之洞规划学堂时仍坚持：“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骛万里外之空谈哉!”(73)但在恽毓鼎那里，“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74)文悌参奏康有为，痛斥其“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事事时时以师法日本为长策”。(75)然而，康有为既有对“数千年”的大肆攻击，同样也在很多地方赞美“数千年”。1906年出版的《物质救国论》就言及：“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76)

对此的突破，同样围绕“数千年”展开，不但指认西洋同样有“数千年”的辉煌，还赋予中国过去的“数千年”一些负面的认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表示：“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77)梁氏所言展现出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千年”作为“整体性”的概念，逐渐成为对比中西，并且主要昭示中国在过去的“一无所取”，并热烈拥抱欧西“近百年”之辉煌。

“古今异时亦异势”，在冯桂芬那里已洞悉“贼可灭，夷不可灭”。(78)郭嵩焘考览泰西之学校、风俗后，更直指以“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并不妥当，“所谓夷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胜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79)郭不仅言及“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还明确指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肯定泰西之“政教”亦有可取之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80)

此影响不可谓不大，李慈铭读了郭之《使西纪程》，愤慨不已，指明内中所记见闻，“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尤悖者，郭所云“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诚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81)郭嵩焘为此也招致祸端，梁启超就述及，郭只不过说出“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却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82)

肯定西方有“二千年的文明”只是问题的一面，以此形成的对“世变”的看法，进一步还把中国的过去以“数千年”加以整体把握，全盘加以排斥。这也成为催生维新思想的诱因。康有为初刻于1891年的《新学伪经考》阐明：“伪经焜焜，烁耀施行，凡二千年。积非成是，戴而奉之，胡帝胡天。”(83)为此，梁启超也以“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加以表彰，指出“中国思想之自由，闭塞者已数千年，稍有异论，不曰非圣无法，则曰大逆不道”，肯定康“能于数千年后以一人而发先圣久坠之精神”，“毅然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84)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也基于“四千年”判定中西时势：就过去而言，“谓异族常受制于中国也可，不可谓异族制中国也”，今日之西洋却不可同日而语，“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此曩者所以有四千年文物傫然不终日之叹也”。(85)而且，“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86)

类似的言说，所在多有，皆将中国过去的“数千年”视作一个整体，不只学术，政教同样被纳入其中。夏曾佑1895年在答复宋恕的信函中便道出：“窃谓二千年来，教养不明，中原板荡，有豪杰起，此正其时，过此无人，即长已矣。”因宋认为各方对此的看法似乎“所见不同，各行其是”，夏则表示“实则无不同也”，坚称“中国之各教尽亡，唯存儒教，儒教大宗亦亡，唯存谬种，已二千年于此矣!”(87)随后夏在《论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又阐明：“秦人创业垂统，几三千年，至今日而始觉其不可用，岂偶然哉，盖必有其微言眇恉，以运乎其间矣。”(88)接替江标担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在《��轩今语》中也指出：中土“以六经诸子之学而数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积弱”。(89)谭嗣同在《仁学》中更是把批判的重心指向“尊君卑臣愚黔首”的纲常名教，“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为此也道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90)

伴随“采西学”的推进，中学也成为“数千年”旧学的代表。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曾以“尊新”为题课湖南学子，唐才常就将攻讦的目标指向那些“动诋西学与西教为缘”的“守旧家”，指出“欲开两千年来之民智，必自尊新始”。(91)维护中学的科举考试制度，受西学冲击，也不断有改革之声。对于变革科举，梁启超也指出此举有助于“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92)1902年创办的《新世界学报》，以“政”“学”为“世界之立，文化之成”之要素，阐明了过去“四千年”未曾有所作为：“学，其尽匹夫之责欤。中国言学尚已，然如今日者，乃吾学界中四千年未有之一大开辟也。”(93)而在梁启超那里，数千年的“政体”与“学术”，皆阻碍着“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94)

“革命”浪潮之兴起，更与之息息相关。“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成为邹容宣传革命的缘由，高呼“天青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95)章太炎之支持革命，同样基于中国“数千年遗下懦弱疲玩之社会性质，俯首屏息于专制政体之下”。(96)孙中山反对保皇、主张革命，理由也是“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97)

此类针对中国过去的言说，不仅成为催生维新、革命思想的基础，还影响到历史书写——“数千年”的历史被归入“无史”。1902年邓实发出对于中国“有史”之疑问：读了三千年史氏之书，不免疑惑，“史岂若是邪?中国果有史邪?”还明确阐明：“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98)同年马君武也表示：“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99)1903年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则写道：“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指明编译是书，为的是“饷我无史之士夫”。(100)

正所谓“有四千年之旧国，必有与其所与立者矣”。(101)建立起这样的因果关联，则自然导致以三四千年所表述的中国的“过去”，成为阻碍进步的象征。梁启超就表示：中国积弱之源，“远者在千数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还指出：“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102)严复则将问题归于中国过往之三四千年，“不与人交通竞争”，“时至今日，舟车电邮之疾速，为往古之所无，故虽欲守前此之局有不可得”。(103)1908年呼唤“立宪”的文章也把问题指向“数千年专制政体”，“欲竞其国，必先竞其民，以国固民之集合体也。吾民何以不竞，则以宛转憔悴，厄于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故也。是则欲竞民以竞国，非立宪不为功”。(104)

正是“数千年”之类的表述，逐渐成为把中国的过去作为“整体”看待的表征，指向各种负面价值，也引发各种悲观论调。而且，此类表述，不仅涉及中国，还类比于其他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樊锥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之所以需要“变法”，为的是“勿使数千年神圣之区，一旦殄灭以澌尽，蹈波兰、印度、阿非之覆辙”。(105)1903年《经世文潮》也刊文哀悼犹太、印度、波兰等“无国之民”，担忧中国“为犹太、印度、波兰之续”。(106)萧庸士辑《五洲述略》也指明，对于五洲是有所取舍的，对于欧美及日本诸强国，“著其所以兴也”，而亚洲之朝鲜、欧洲之土耳其，则“著其所以衰也”。(107)此所映射的是，“他者”构成言说之基础，令人叹息的是，“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似乎成了“原罪”。

“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108)西方冲击带来的影响，在曾廉那里自是忧心忡忡。而不乏言辞指向“数千年”的种种虚妄，在认知上也形成巨大反差。毕竟“数千年”曾经是中国骄傲之本，现在却成为“积弱”之源，历史上的人与事，皆套上“数千年”的标签，凸显其负面价值。反倒对西史之“数千年”，大加赞赏。梁启超对于中国较之欧西日本相反的“民俗”加以检讨，称“其人民遇有压力之来，未有不出于全力以抗拒之者，为国流血，为民流血，为道流血，数千年西史不绝书焉”。(109)

影响所及，对于“世变”也不免持各种悲观论调。1903年《同文沪报》刊登的《世变慨言》就叹息于“时移世异”，“中国今日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日之人心，亦数十年前所未有之人心也”，担心“中国行将一变而为外国，有不知其谁是主人矣”。(110)同年《大公报》刊登的《未来之中国》，也充满悲观论调：“现在之果实结自过去之因，而现在之因即以为未来之果。过去者既如彼，现在者又如此，其未来者更当何如耶?”“据现在以断定未来，我中国必为万国之属地，我中国人必为万国之马牛，不但比之印度莫能及，比之犹太、波兰，其悲痛恐犹或过之。”(111)读书人尤其忧心“文运”。恽毓鼎直指“世变之忧，正未艾也”，其中之一即是出现“叫嚣诡怪”之“文体”，“举先辈敦厚之旨、和平之音一扫而空之”，“不及十年，人心学术荡然无存，将有不测之祸”。(112)废除科举，严复也视作“世运转变”之大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但他却没有像过往那样乐观，反倒不安于“大抵皆本数千年之阅历”所传“天道人伦”，遭到“鄙薄”。(113)

这样的言说方式，也延续到民国时期。将中国是否有“科学”等问题与“数千年”的历史联系起来，即为个中之典型，指认中国乃“四千年不重科学之国”，“不特不重，并未尝有”。(114)“科学”之外，其他分科知识如医学、化学等是否能在中国建立起知识谱系，同样不乏质疑之声，由此也引发钱穆的质疑：“分门别类之专家学，是否当尽弃五千年来民族传统之一切学问于不顾?”(115)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更是以“数千年”作为旧文化的象征，陈独秀指明“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116)胡适提倡“文学改良”，也是本于“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117)顾颉刚检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缘由也是二三千年以前发生的事，经过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118)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注意到发生于中国的这场“革命”，特别指明，其最有意思的是道德思想方面的改革，“想要破坏那几千年立了深远的根柢的儒教道德，和要从欧洲文化上输入可以代这个的新道德”。(119)

三 聚焦百年：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

“中国以二千余年讲格致之义理，祈合乎道而用未昌；西人以二百余年讲格致之物理，祈合乎艺而效大著。”1903年陆懋勋为《西学关键》一书撰写的《序言》，明确以“千年”“百年”区分中西，还指明，两相对照，中国自是“相形见弱，至今而极，兵战则靡，商战则绌”。(120)由此，古今之异也有了别样的意味，“数千年”代表的是“古”，“百年”则代表着“今”。这样的言说在晚清颇为流行。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表示，希望积“五千年之文明而尽饮之”，又当“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饫之”。(121)邓实则传递了这一层意思：“执数千年相沿之道德，以范围今日文明世界之新群，则其群必大相忤。知其相忤，则更宜求一适宜之新道德，而后可以顺吾群而安吾群。”(122)夏曾佑还在此所象征的“中”与“外”之间建立起因果关联，“夫以秦法为因，而遇欧洲诸国重民权兴格致之缘，于是而成种亡教亡之果”。(123)相应地，在“历史时间”的重新定义上，不仅有“数千年”，还有了“近百年”；中国的“数千年”贴上了负面标签，外国之“百年”则成为希望之所在。

晚清“西学东渐”，有关“世变”的种种看法也介绍进来。其中基于二元化架构描绘古今中外的历史，凸显西方“百年”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同样引人瞩目。

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大英国志》中，盛赞当时的英国可谓“全盛之国”，“其工作之精勤，商贾之富庶，甲于天下”，同时强调：“以百年一阅历，溯而上之，时代愈远，国势愈微。”(124)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对报章之介绍，也盛赞“百年”取得的成效：“泰西各国竞立报馆者何也?缘百年之内，各国所出新法，有益于教养者多，故先登报章，俾人周知，择善而从之耳。”(125)谢卫楼(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编译的《万国通鉴》，则表彰了近百年来“格致之学”突飞猛进，并以此区分中西：“自耶稣后一千七百年，格物之学术日渐兴盛。有人造成各种机器，能使人得利多而用力少也。”而“中国孔圣论格物之学，与人所关甚要”，却不及于“万物之理”。(126)傅兰雅(John Fryer)所译《佐治刍言》，对世间事物的描述，明显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划分出“黑暗”与“光明”，同样道出欧洲各国“数百年”间致力于“振兴文教”，“英法奥布四国，古时非真文教之邦，止于数百年间渐渐振兴文教，但立国以前，已有几分文教景象”，进而还阐明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考各国史书，则知各国政事，已有蒸蒸日上之势，其间或行而辄止，或进而复退，不能直臻上理，然统核前后，总可谓愈进愈上矣。(127)

就史观的呈现来说，最突出的即是“普遍历史”观念的引入，将历史演化定位于古、中、近三个时代。《大英国志》指明“天下万国，政分三等”，将中国定位于“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泰西诸国主要体现为“以王者与民所选之人共为政，君民皆受治于法律之下”；美国则是“无帝无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数，新旧相代”。(128)《万国通鉴》一书分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四卷，于此也有充分发挥，展现出对于历史富于深意的理解。“东方国度”没有像书写西方历史那样按照不同的“世代”划分，大有意味，明示“东方国度”尚未进到“近世代”。该书也固守西方各国走在历史进程前列的立场，引言部分即言明，世间各国，“国制”分为三等，中国“以国主意旨为律”，英国为“国主亦须遵守”律法，美国则为“民主之国”，很明显是以此区分“古”“今”。(129)该书所附文字还指出，“欲判其教化之低昂，非参考互证焉不可也”，“平心比拟，则西方各国，实有数事愈于东方焉”。尤其阐明：耶稣教之道，“与国家律法”“与各等学业”，大有关系；“与妇女”“与各等贫乏苦难者”，大有裨益，“既有此变易人心之权能，倘得通行于中华，岂不与华人大有裨益乎?”(130)

在晚清明确传递进化论思想的，是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是书1889年出版于伦敦，正是进化论盛行的年代。李氏在译序中就指出此书于中国来说乃“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可以作为“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疗贫之宝玉”，进而以“古世”“近代”为尺度，指明中国处在落后位置：

尝考中国古世善体天心，恒孜孜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于远人也，优待如家人、父子。总之，一日万几，无不求止于至善，是以巍然高出于亚洲为最久之大国，而声名之所洋溢且远及于他洲，猗欤盛哉!何图近代以来，良法美意，忽焉中改，创为闭关自守之说，绝不愿与他国相往来……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呜呼，谁之咎欤，谁之咎欤!(131)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编译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同样以进化论批驳循环论史观，认为“世运盛衰之说，不足凭也”。该书虽没有按上古、中古、近世划分历史时段，却将不同国家按社会文明程度分为未教化、有教化和文明教化三个时期。(132)华丽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著《十九周新学史》也指出：“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十九周之盛者，十九周新学史之名称，实昉乎此。”(133)该书也展示了铁路、航海、踏车、邮政、电报、德律风(电话)、照相等技艺方面的进步，译序还指明“欧西格致进步，以十九周为最多，西学之输入中国，亦莫多于是周”，期待中国能推陈出新，“乌知第二十周以后，又非中国进步最深之时耶”。(134)

正所谓“天下唯器而已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135)雅斯贝斯(James Jaspers)揭示人类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也列出“科学技术时代”，指其不仅导致“古代世界的没落”，还成为“决定命运的伟大时刻”，“似乎将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扫而空”。(136)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于晚清士人的影响更为直接，梁启超论及各分科知识，即坦言中国“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137)时人也将此视作新的“运会”，“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138)樊增祥为此还阐明：“风气渐开，运会渐转，百年内外学益精而工益巧，天悔其祸，人竭其才，地呈其宝，必有驯致富强之一日，则中国漫漫长夜有时而旦矣。”(139)刘光贲同样持乐观态度：“机器入中国，天欲合五大洲为一气，运之所驱，不唯中国不能阻，即西人亦不能秘其术，不令入中国也。”(140)

不可否认，在固守“道”“器”之别的士人那里，仍自喜于“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141)王闿运就表示：“夫好异喜新者，人之情也……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马头利纷争而不利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过满腹而饱。”(142)但新事物、新技术毕竟是可见之进步，也容易产生共鸣。黎庶昌指出：“轮船、火车、电报、信局、自来水、火电器等公司之设，实辟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于民生日用者甚巨，虽有圣智，亦莫之能违矣。”(143)王韬则表示：“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144)皮锡瑞读了《环游地球录》一书，于书中所言“西洋立法仁至义尽”，不那么相信，“恐受西人之愚”，但也承认：“其机器之巧妙，轮车之迅速，能凿山腹、入地中，当非虚语。”(145)

“世运之日趋于新而莫可究也。”(146)同样讲“运会”，内涵已大异。在严复那里，“自物理格致之微，以至治化文明之大”，“无事不日标新理，而古说渐微”，“皆运会之事”。(147)唯有“察其时风俗教化之何如，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148)朱祖荣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表示：“间尝综观元会，墨验天心，知隐然有改制作之意，故近今风尚，竞谭西学，而有志之士，皆思变法，以支危局，此亦运会使然，而不必震惊其变也。”(149)不少士人也将技术的进步视作“变局”的关键。王之春就认为“西人创造火轮，互通东西，成地球一大变局”。(150)孙诒让也言及，自欧亚交通，中国利权尽夺，甚至中国独擅之利的丝，亦日趋衰敝，“蚕桑之利，昔由齐、卫而南移于吴、越，今乃由亚东而移于欧西，斯亦寰宇一大变局矣”。(151)

坦然接受“变局”，也促成竞相谈论“百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欧美两洲各国勃焉兴起之机，在学问日新、工商日旺，而其绝大关键，皆在近百年之中。”(152)梁启超这方面的用心尤为突出，其试图推动的工作，往往归诸泰西，并且强调其成就于近“百年”。如何推动“合群”，构成斯时读书人虑及的焦点，在梁看来，中国与泰西之区分，正体现在中国乃“以独术治群”，强调“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浡兴也若此”。(153)梁以推广学校、组织学会作为中国变革的出路，也是注意到西方国家的“合群”端赖于此，“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154)

其他读书人也不乏类似的见解。陈炽1896年刊刻的《续富国策》，指出“西政”不无可取之处，系缘于“近百年间，上下一心，讲术而得，清明整肃，俨然官礼，成法及三代遗规，安可以教例之也!”(155)叶瀚1897年自刻的《初学读书要略》则言明：“西国维新，百年来政学日新，然究其大要，曰学，曰政，曰教，三者而已。”(156)为此还论及读史之道：“读西史宜悉一百年近来事故；读东史宜取法其维新之政。”(157)马君武之所以对法兰西近百年的历史更有兴趣，也是因为法国不仅是“欧洲文明开化最先之域也”，尤在于“法兰西当1793年路易十六未伏诛以前，其困于暴君之专制，法国人民之困苦，正与吾中国今日之地位无异也”。(158)《之罘报》1905年刊文论证中西学术的消长还道明，“其甫长之世同，其长极之世同，其消极之世亦同”，“分流”出现于17世纪以后，“西土之声光化电天算热力动植诸学出，而艺学一新矣，国家、经济、律法、外交、武备诸学兴，而政学一变矣”，反观中国，“则必待强迫刺激始步趋而仿效之”。(159)

对各国近百年经验的重视，也反映在科举改制之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引导士子“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160)乡试会试题不乏聚焦“百年”的内容。1903年河南乡试题为“欧洲列国，颇近纵横，近百年来，如维也纳会议、东欧同盟、西欧同盟、柏林会议，皆关系全局，试参稽情事，以觇世变策”。(161)次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会试则以此为策题：“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162)

值得重点说说以“百年”为题的史书对晚清士人的影响。《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即是一部百年史，西名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言明“西历以每百年为一周”，“此书专记一千八百余年之事，故西名曰《第十九周大事记》”。(163)《万国公报》称道是书“凡泰西近百年中之新政，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盖集西史千百种之大成”，“泰西各国日长炎炎之势，尽其于一部书中”。(164)另一部直接取名“百年”的，是1894年广学会出版的《百年一觉》一书：

所论者，皆美国后百年变化诸事，西国诸儒，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如传体，故均喜阅而读之，业已刊印数十万部行于世。(165)

此类书籍之所以产生重要影响，缘于“外史”构成晚清读书人阅读生活的主要内容。《万国公报》曾称三湘人士将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总百年来欧美诸国振兴之大成”，为谈新学者，不得不备之书。(166)征诸有关事例，可知此言不虚。1897年宋恕为天津育才馆所开列的“正课书目”，就包括《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167)孙宝瑄日记中也不乏“录外史”“录西史”的内容，其中一则记录了读《百年一觉》一书的感受：是书“专说西历二千年事，今尚千八百九十七年也。为之舞蹈，为之神移”。(168)尤有甚者，《百年一觉》一书，还激发读书人对“大同”的信心。康有为指明：“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春秋》‘大小远近若一’，是大同极功。”(169)谭嗣同则视是书，“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170)

《百年一觉》在晚清受到重视，还体现在更多方面。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介绍该书为“西人说部之书，言世界百年以后事”。(171)《读西学书法》又表示：该书“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172)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也称道该书，“极有理趣，勿以谰言轻视之”。(173)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则指出：该书“言美国百年以后事，亦说部之属。泰西人亦有此种书，甚可观”。(174)《中国官音白话报》还针对该书加以演义：

当中所说的议论，都是美国百年后一切变法的事情。粗看去，虽觉有些荒唐，细看去，却是都有道理，因为他在养百姓一樁事，颇有新鲜的法子。(175)

该书之所以引发热烈的议论，关键在于这是一部畅想未来百年的书，读书人由此获得了思考中国未来的新的路径，目光转向以西方的“近百年”为参照，并承认这一时期的中国，已处在落后一方。邓实即指明其中的合理性：“当其既进，有已往之现象；当其未进，有未来之影响……既往之文明现象唯历史能留之，未来之文明影响唯历史能胎之。”(176)甚至表示：“凡境有三，曰已往，曰现在，曰将来。中国已往之群治，其活现于历史者几成残影矣”，“今日所宜研究者，则现在与将来之进退也”。(177)影响所及，向过去告别，结合欧西过往之“百年”畅想中国之未来，也重新规划了晚清读书人思考“世变”的方向。(178)

1900年，正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面对来自欧西及日本对于中国“老大帝国”的称呼，明确表示“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这是因为梁对于“国家”有了新的认识：“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的中国，“岂尝有国家哉?”“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179)不唯如此，敏锐捕捉到时代变迁气息的梁启超，1901年还提出了对“过渡时代”的看法，并据此划分出“百年”“千年”对比中西：“欧洲各国自二百年以来，皆过渡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预言20世纪将成“过渡时代”，出现激动人心的崭新之局。(180)中国将如何变，梁也有了进一步的新看法：“西人有言：十八世纪者，十九世纪之母也(专指欧洲言)。故吾愿今日自命维新党者，勿遽求为欧洲十九世纪之人物，而先求为欧洲十八世纪之人物，吾亚其将有瘳。”明示20世纪之中国亦将经历19世纪欧洲那样的变革与曲折，而值得期待的是，“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俶诡，五光十色，必更有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181)

“二十世纪之中国，何讵不如十九世纪之欧洲乎?”章太炎发出如此之问，关切的是如何抛开“数千年”的负担，“以与眈眈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182)面对“百年”之不易，也自有其洞见：“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183)康有为之所以提倡“物质救国论”，也是因为欧西“近百年”在“物质”层面展现的新气象：“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今之新物质学，亦皆一二百年间诞生之物，而非欧洲夙昔所有者。突起横飞，创始于我生数十年之前，盛大于我生数十年之后”。(184)

晚清士人竞相谈论“百年”，同样是对“历史时间”的重新定义，赋予了“今”新的意涵，既包括其所昭示的来自各国的“百年”经验，也寄托着对“未来”的思考。因为其他国家过去的“百年”，预示着中国之“未来”。而之所以重视“百年”历史，也是对于世界竞争的惨烈有真切体会。1908年《云南》刊登的文章，“概观列国之三世相，以卜世界各国民之运命”，做出这样的预言：中国之“半亡国状态犹可永续”，“立于今后百年世界之一大舞台者，可断言曰：英美独日之四大国”。(185)同年《神州日报》也发文阐明：“今日之世界，非兵战之世界，非商战之世界，更非学战之世界，直一决死之世界也。”中国之未来，要么如欧西那样“称雄于世界”，要么成为“印度波兰之续”。(186)

“五百年”作为“运会”之枢机，也增添晚清读书人的信心。1902年福建乡试所出策题为“格致之学中西异同以中学驭西学策”，应策者就津津乐道于这样的结局：“西学之利在一时，中学之利在万世。西学之益在物力，中学之益在人心。西人尝云，百年后西艺当盛于亚陆，五百年后，孔教必遍于地球，是在吾辈同种之志士。”(187)1903年山东乡试试题，还直接以“五百年”出题：

自立约传教以来，教案日多，愚民倚入教为护符，奸民或假仇教以煽惑，西人至讥中国为无教化之国。然彼国之读儒书者，尝谓五百年后，孔教将遍行全球。是今日之患，仍在吾教之不修，而非彼教之能为害。欲经正而民兴，其道奚由策。(188)

余论

“时间问题毫无争议地属于对20世纪思想家触动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人们试图研究“我们是如何原始地经验时间的，由此便把关于时间的古老问题重新列入了研究议程”。(189)确实，无论是哲学、还是史学，都高度重视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并将此作为贯穿古今的问题。每一代在回望过去，尤其是检讨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时，重点要处理的便是与“时间”密切相关的各种史观。无论如何，历史时间具有多样性，并非自然时间所可表征，构成思考历史问题基本的出发点。

“历史中的时间”，即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持续关注的问题。围绕地中海的研究，他主张把历史分解为几层平面，将“历史时间”区分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190)其“长时段”理论尤其关注“如何分解过去的时间”，以展现“时间的多元性质”，从“多重节律”去认识历史变动中存在的时间差异。(191)分别在德国、英国发展起来的概念史与观念史，同样重视“时间”问题。“鞍型期”和“不同时性的同时性”成为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使用的两个关键概念，将时间概念视为历史认识之中心范畴。(192)“剑桥学派”核心人物波考克(J.G.A.Pocock)针对美国宪法的研究，也阐明“既要分析概念变化的机制，又要分析特殊概念的含义在特殊时期发生变化的方式”，即关注“建国者们生活于18世纪的语境”。(193)

值得一提的是，对时间问题的关注往往结合近代世界的诞生加以考量，故此目光也常常落在“百年”。所谓“鞍型期”，其时间范围约为1750-1850年的一百年。对相关历史进程的解释，也重视1750年这一时间节点。如对海洋史的探索，便将“1750-1900年”，视作奠定了“革命的世界”。(194)“大分流”的提出，1750年也构成历史的“断裂”。指明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等方面仍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但在此之后，只有“在西欧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再一次成为一种有待解释的断裂”。(195)

晚清士人认知“世变”的转向，聚焦的维度明显由“千年”转向“百年”，同样展示出晚清以降“历史时间”被重新“定义”，其影响不可低估。最为突出的是，“数千年”与“百年”不只是单纯的时间概念，是以“化约”的方式呈现出二元化的历史，成为阐释“古”与“今”、“中”与“外”的表征，主要指向中国之“过去”与西方的“现在”，甚至二者之间还建立起不具“正当性”的因果关系，“数千年”的历史构成“百年”历史之因。显然，无论“数千年”或“百年”，都不便以“化约”的方式处理，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联，更不合适，究其实，是将历史按照“数千年”与“近百年”进行分期。但正因为此，对于其成因，以及后续产生的持续影响，值得做进一步申论。

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人对于“世变”的认知，难以摆脱“运会”之说，并产生持续的影响，表明这样的认知方式，已经深埋于中国部分读书人的心灵。在“历史时间”一环，所体现的是对“古”“今”的处理。皮锡瑞仍坚守所谓“古者必有验于今”，处今之世，完全可以“取法于古有”，而“不必尽学于四夷”。(196)刘绍宽也力陈“学古无用”论之非，照其所见，“今天下郡县读书者不下数百万，设非令学古，习训诂，通词章，有以自见，将各令奔竞侯门，妄谈经济，将复成何世界?”(197)相较而言，章太炎在这些问题上，倒是有所坚守，指出问题之症结：“道本无常，与世变易，执守一时之见，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以异域非宗国，以宗国非异域者，其例视此)，此正颠倒之说。”“顺进化者，以今非古，则诬言也……守旧章者，以古非今，是亦一孔之见矣。”(198)针对斯时的情势，章一则表示“夫为学者，非徒博识成法，挟前人所故有也”，一则又指出“今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199)

晚清之所以发生从“千年”转向“百年”的思考，原因也不难理解。别的且不论，在晚清出现的新事物、新技术，无论是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还是报纸、杂志及电报、电话等信息传播工具，都具有革命性意义，改变了历史的底色。士人接触到这些近百年成长起来的新事物、新技术，受到强烈刺激，并因此把目光转向在这些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各国的“百年”历史，也是题中之义。丧失“过去”的经验，自然会沮丧，但有了他国“百年”的经验，却又让人看到希望。日本之所以成为重要的“镜像”，就在于“观于日本，吾国人可以兴也”。(200)

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时间”的重新定义，意味着在很多问题上的取舍。“数千年”也好，“百年”也好，皆承载了超越时间的内容，不仅涉及“古今”之分，还以此分别“中外”。不只是为中国的“数千年”贴上种种负面标签，竞相表彰各国“百年”取得的成就，还延伸至对“学”与“道”的重新思考。

章太炎《訄书》重订本首篇《原学》曾有言：“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这里显示的是，太炎已感受到在“九隅既达”之世，由“地齐”“材性”决定学问方向的时代已经过去，“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201)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学术上也有所体现，须重新检视“中学”与“西学”。温州士人项芳兰1896年曾录下一群温州籍士人围绕“中学”与“西学”的交流。项明确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黄绍第更是担忧：“将来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将何所从?”(202)孙宝瑄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后，则明确提出了中西学问分界的问题：“今日中西学问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学，西人多治未来之学。曷谓已往之学?考古是也。曷谓未来之学?经世格物是也。”还表示：“惟阐道之学，能察往知来，不在此例。”(203)

然而，这一时期已有湖南士人直指“道”同样“无中外”“无殊同”：

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204)

这也如同罗振玉后来总结的：“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205)其目中之“学”，即可视作“道”。而在王国维那里，更是将此视作由“道出于一”向“道出于二”的转变：“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仅就其中揭示的问题来说，确实点出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巨大影响，“数千年”与“百年”只是其表征。(206)

经历这样的转折，对于“世变”的认识，也明显发生转向。对于未来的思考，民国时期读书人不乏援引新的观念进行把握。同样是在鼎革之际，固有如恽毓鼎那样归于“天意”者，叹息于“皇家自愿亡国，真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奇。列祖列宗乃生此等子孙，岂非气数”。(207)也不乏如吴鼎昌那样有了全新的视野：“对于中国未来之运命，亦可一言以决之曰：未来之存亡，在乎民德之进退而已。”故此，以“民德日退”之趋向“卜之中国未来之运命，可立断也”。(208)蓝公武针对复古思想之涌动也指出：“居今之世而欲复古之治，以与近世列强之科学智识、国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耶。”“改革之道者，不在复古，而在革新”。(209)李其荃对中国政局未来的思考，则诉诸“天演公例”，指明中国对政体的选择，程序当“循乎政治轨道”，天演公例“无可幸逃”。(210)

这也促成结合“世界时势”(“他者”经验)分析中国之“世局”，成为主流。1915年张东荪将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联系起来，提出“中国国运之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会”。(211)1917年杜亚泉对于未来“世局”的思考，也指出“今日之事态，为世界时势之潮流所推荡而成”，“为时势之潮流推荡而来者，行将为时势之潮流席卷而去”。(212)由此，“趋新”也成为潮流。1919年创办的《新中国》明确表示：“本志应新世界潮流而起”，希望多刊登研究“世界新潮流之趋势”的论文。(213)此也影响到对“世运”的看法。1922年《新世界日报》刊登的《新世运—新世界》道出：“天理之流行，刹那不停，而世运因之日新不已。”“鼎革后，吾国国运一新，欧战后，世界气象一新，华会后，世界之趋势，又为之一新。”(214)尤有甚者，对历史演进的思考，已接受“普遍历史”。针对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就指出，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215)

无论怎样，“百年”仍成为言说的重心。梁启勋1915年发表的《今日与百年前之今日》指明追怀19世纪初大英雄之理由：“英雄事业，实为社会变迁之因果哉”，“英雄其事业忽已届百年，乃适于其地又发生同一之事业，贻距今百年后之人，以无穷之感慨，岂造物欲助后世读史者之记忆力哉。抑亦会逢其适也。欲破新愁，最宜感旧”。(216)《大公报》1918年也刊文盛赞德意志“能为百年之大计”，“至少亦置五十年之必要于计算值中”。(217)而且，这样的思考有泛滥之势，一旦遭遇重大历史事件，即习惯回溯“百年”展开思考。或回首百年，或畅想未来百年。总结百年经验，或纪念百年之事，往往成为报章竞相报道的内容。

这也影响到历史书写。梁启超之倡导“新史学”，就展现出在这方面的用心。《中国史叙论》特别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的“近世史”(实质是近百年)，“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218)在《新史学》中，其对“旧史”的批判，其中之一即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吾中国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19)既将过往数千年的历史归于“无史”，则所谓“有史”，即是显示“学术之革新”最著的“近世史”，“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220)

近代史逐渐得到重视，也缘于此。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明显将“数千年”与“近百年”的历史切割开来：“近百年来，国族在大转变中，而自此以往，四五千年之文化史，反不足予其后昆以一确切之保证，举凡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均无一可以保持其定态，此则非但上世、中古、近古所未有，抑亦近世之上半所未曾梦想到此者也”，甚至“立国之本”与“仅存之学问”，亦不能再保有“定态之征”。(221)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则以此总结这段历史的特质：“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和以往历史上所发生的全然不同，“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222)

最为彰著的，以往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百年”史，民国以后，除继续重视“西洋”及“外国”的百年史，更多聚焦中国的“百年”史。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诸多以“近百年”为名的书籍。何以聚焦于“西洋”的“百年”，理由是“近世史”于现世生活“常有直接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近百年西洋史，“乃人类史中最精彩之一页，盖欧洲在百年前，其政治的文化的地位，原与亚洲无异；泊乎近世，思想庞杂，文哲蔚起，科学繁兴，于是遂为近代史放一异彩”。(223)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史要》则阐明：“欲知我国今日变迁之由来，与世界列国关系之大势，似又以研究近百年史为尤要”，这是因为中国此前的历史，“局势无大更易”，“从未有如百年以来”，“我国今日之政治风俗思想学术，日新月异，莫不根于近百年以来”。(224)陈恭禄撰写《中国近百年史》，也是缘于“近百年来，中国受外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之剧变，开从古未有之局势，非有信史，将不能明了其造成之原因，国内之问题，及国际之上所处之地位。此为国民应有之常识，近百年史当足以应此需要”。(225)

“通史”之外，关注近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专史”，也所在多有。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开宗明义，“我们要知道近百年内中国政治上发生大变化的由来，非将百年前世界的新趋势，和中国内部的情形，作一度简略的比较观察不可”，所追踪的包括“百年前的世界趋势”“百年前中国内部的情形”，强调内外因素“造成近百年的政治局面”。(226)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也指出：过去一百年，“是中国整部历史的转变期”，“各派经济思想的起伏及其得失，于目前国民经济情况有深切的关系，应当细加检视”。(227)

民国时期出版的此类聚焦“百年”的著作，也延续了晚清以来对于“数千年”“近百年”的认知，除了盛赞西方“近百年”取得的成就，对于“数千年”的遗产，则持否认的态度。李剑农指出过去一百年，“在西方是政治经济思想及国际情势发生极大变化的时期”，“有了那种蒸汽机和其他思想学术上不断的新发展作推进器”，“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都不能维持原来的形势，并且变动的波澜，将由西方而及于全世界”。而对于中国过去的政治组织，书中也指明“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是从秦汉以来几千年相承不替的”。(228)夏炎德书中也有类似的梳理：18世纪末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发动，自此以后，英国生产力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反观中国，“四千年来的国民经济，一直陷于停滞不进的状态”，“非改变祖宗成法，不足以应付此巨大的世变”。(229)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类精神就徘徊于黑暗之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引述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这句名言，指出问题的关键正体现在“过去”作为经验的重要意义。(230)晚清士人认知“世变”发生的由千年到百年的转向，为“数千年”贴上种种负面的标签，无疑显示出对“过去”价值的否认。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特别言及“以复古为解放”产生了深刻影响。(231)这从实质上赋予了“古”的价值，如今却以“弃古”为解放，自然是对过去价值的否定。而且，无论“数千年”或“数百年”，乃至于“百年”“五十”年的历史，都无法以简化的方式展示，也做不到。《论语·为政》有言：“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所意味的是，夏、商、周三代存在文化上的连续性，然每一代却又有“损”和“益”，不能视其为一成不变。“数千年”历史演进中所发生的“损”和“益”，更是昭然若揭，难以视作一个“整体”。进入民国以后，康有为也有这样的感叹：“举凡中国数千年之旧制旧学旧俗，皆草薙而禽猕之，以为欧美之治在斯乎”，“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毁，礼俗变易……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康的见解，自有其特定的立场，但其点出问题之症结倒也值得重视：“数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数十年之贫弱屈也。”(232)严复在书信中也表示：“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233)康、严以往对“数千年”多负面评价，现在做出这样的调整，不能将原因简单归于晚年之“保守”。在这些问题上，重新加以认识，也颇为必要。傅斯年1926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即道出，“以二千年之思想为一线，而集论之，亦正未必有此必要”，当尽力“一面不使之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234)总之，以“数千年”“数百年”作为“过去”的代表，并且贴上种种负面标签，或者以“百年”作为“今”的代表，加以“神话”，所留下的后遗症，不可回避，需要重新加以评估。

注释：

①沽滨居士：《政由俗革论》，《万国公报》第17册，1890年6月。

②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第52期，1999年4月。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1页。

③章清：《“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④塞尔日·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李征等译，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第Ⅳ—Ⅴ页。

⑤罗伯特·B.马克斯(Robert B.Marks)：《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第三版)，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4页。

⑥易鼐：《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第30册，1898年3月13日。

⑦孙中山：《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0月20日。

⑧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上海广百宋斋1891年版，第1页。

⑨梁启超(沧江)：《国家运命论》，《国风报》第1卷第8期，1910年4月30日。

⑩《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4页。

(11)朱维铮著，廖梅、姜鹏整理《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12)李康：《运命论》，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5-2297页。

(13)叶燮：《百家唐诗序》，席启寓编《唐诗百名家全集》一，扫叶山房1920年版，第1页。

(14)《皇极经世绪言》，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3页。

(15)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180，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915页。

(16)黎庶昌：《上穆宗皇帝书》，《拙尊园丛稿》卷1，上海醉六堂1893年版，第1页。

(17)黎庶昌：《上沈相国书》，喻岳衡等标点《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42页。

(18)黎庶昌：《与李勉林观察书》(丁丑二月)，喻岳衡等标点《西洋杂志》，第540页。

(19)黎庶昌：《青萍轩遗稿序》，《拙尊园丛稿》卷4，第11-12页。

(20)薛福保：《书金眉生六幸图后》，《青萍轩文录》卷1，光绪八年刻本，第23-24页。

(21)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光绪甲申孟秋开雕，第46-49页。

(22)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3册，1901年12月11日，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73页。

(23)严复：《与陈宝琛书》(一)，约1894年9-11月，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8页。

(24)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页。

(25)严复：《天演论》论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62页。

(26)《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0页。

(27)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2册，1899年11月9日，第847页。

(28)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2册，1899年12月6日，第853页。

(29)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3册，1901年10月2日，第1051页。

(30)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1年4月22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31)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4年6月18日，第693页。

(32)康有为：《叙》，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3-554页。

(33)康有为：《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4页。

(34)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6页。

(3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36)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上册，1897年6月14日，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5页。

(37)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2册，1899年3月21日，第775-776页。

(38)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90页。

(39)薛福成著，张玄浩、张英宇标点《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25、538页。

(40)樊增祥：《书王令景峩试卷后》，那思陆、孙家红点校《樊山政书》卷10，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5页。

(41)王闿运：《致郭左兵》，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866页。

(4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1880年3月12日，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881页。

(43)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1册，1893年2月25日，第84页。

(44)李光珠：《伦理约编序》，李耀先主编《廖平选集》上册，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324-325页。

(45)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4年2月3日，第678页。

(46)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又致定夫书》，1894年8月8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7、509-510页。

(47)《孙宝瑄日记》上册，1897年12月31日，第173页。

(48)《孙宝瑄日记》上册，1898年6月1日、19日，第228、233页。

(49)钟天纬：《与程禧之书》，《刖足集·内篇》，1901年刻本，第65页。

(50)黄庆澄：《东游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41-342页。

(51)梁启超：《新民说十·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1902年6月20日。

(52)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51页。

(53)黄道周著，翟奎凤整理《易象正》卷9，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9页。

(5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6页。

(55)《李鸿章奏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6，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册，第3475-3476页。

(56)《李鸿章奏请斟酌时势权宜变通以定洋人觐见礼仪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0，第9册，第3626页。

(57)《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议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议海防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10册，第3987页。

(58)李鸿章：《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9册《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59)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80页。

(60)孟保：《序》，张德彝撰，钟叔河校点《航海述奇》，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36页。

(61)王韬：《变法自强下》，《万国公报》第31册，1891年8月。

(62)郑观应：《论出使》，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8页。

(6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7页。

(64)曾纪泽：《〈文法举隅〉序》，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5-136页。

(65)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191《古愚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380页。

(66)《英参赞威妥玛新议略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4册，第1680页。

(67)赘翁：《泥古变今论》，《万国公报》第13年第640卷，1881年5月21日。

(68)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2页。

(69)方濬颐：《议复赫、威二使臣论说》，《二知轩文存》卷12，光绪四年戊寅春刻，第9页。

(70)陈虬：《〈经世报〉叙》，《经世报》第1册，丁酉(1897)七月上。

(71)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5页。

(72)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15、9737页。

(73)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501-1502页。

(74)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1年10月27日，第555页。

(75)《文侍御悌严劾康有为折》，苏舆编《翼教丛编》卷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76)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67页。

(77)梁启超：《新民说一》，《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78)冯桂芬：《自序》，《校邠庐抗议》，光绪丁酉岁聚丰坊校刻，第2页。

(79)郭嵩焘：《复姚彦嘉》，光绪五年四月，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集部一》第13册，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369页。

(80)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6、91、491页。

(81)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26册，戊集第2集，1876年11月3日，第16页；第27册，己集第2集，1877年7月28日，第79-80页，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8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83)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37页。

(84)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31日。

(85)严复：《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1-12页。

(86)严复：《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53-54页。

(87)夏曾佑：《答宋燕生书》，1895年5月中旬，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29-531页。

(88)夏曾佑：《论近代政教之原》，《时务报》第63册，1898年6月9日。

(89)徐仁铸：《��轩今语：学语》，《湘学报》第29册，1898年3月3日。

(90)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337页。

(91)唐才常：《尊新》，江标编《沅湘通艺录》卷3，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2页。

(9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4册，第25-26页。

(93)《〈新世界学报〉叙例》，《新世界学报》第1号(壬寅第1期)，1902年9月2日。

(94)梁启超：《新民说十一·续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7月5日。

(95)邹容：《革命军》，民智书局1928年版，第1-2、56页。

(96)章太炎：《驳革命驳议》，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0页。

(97)孙中山：《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0月20日。

(98)邓实：《史学通论一》，《政艺通报》壬寅第12号，1902年8月18日。

(99)马君武：《法兰西今世史译序》，曾德珪选编《马君武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页。

(100)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上海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版，第1页。

(101)《国文报叙例》，《国文报》第1期，光绪三十二年二月。

(102)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7册，1901年4月29日；《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103)严复：《实业教育》，《东方杂志》第3卷第7期，1906年8月14日。

(104)《时局观》，《神州日报》1908年10月19日，第2版。

(105)樊锥：《开诚篇》一，《湘报》第3号，1898年3月9日。

(106)《哀哉无国之民》，《经世文潮》第4期，1903年8月8日。

(107)萧庸士辑《五洲述略》“凡例”，紫藤书馆1902年版，第1页。

(108)曾廉：《上杜先生书》，《庵集》卷13，宣统三年曾氏会辅堂刊本，第18页。

(109)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

(110)《世变慨言》，原刊《同文沪报》，此据《鹭江报》第47册，1903年10月20日。

(111)《未来之中国》，《大公报》(天津)1903年5月5日，第1版。

(112)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1907年3月4日、1908年4月28日，第343、378页。

(113)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第3年第3期，1906年4月18日。

(114)杨铨：《科学与中国》，《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4号，1914年12月。

(115)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5页。

(116)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1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118)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朴社1926年版，第2页。

(119)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王悦之译，原刊日本《支那学杂志》1922年第2卷第3号，吴虞以此为《吴虞文续录》之书序。《吴虞文续录·别录》，成都美信印书局1933年版，第1页。

(120)陆懋勋：《序言》，《西学关键》，鸿宝斋1903年版，第1-3页。

(121)康有为：《大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3页。

(122)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政艺通报》癸卯第11号，1903年7月9日。

(123)夏曾佑：《论近代政教之原》，《时务报》第63册，1898年6月9日。

(124)慕维廉：《大英国志》“序”，上海墨海书馆1856年版，第1页。

(125)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万国公报》第32册，1891年9月。

(126)谢卫楼编译《万国通鉴》卷四下，上海美华书馆1882年版，第61-62页。

(127)傅兰雅译、应祖锡述《佐治刍言》，江南制造总局1885年版，第9、21、42-43页。

(128)慕维廉：《大英国志》“凡例”，第1页。

(129)谢卫楼编译《万国通鉴》卷1“引”，第1-4页。

(130)谢卫楼编译《万国通鉴》卷4下，《附论耶稣教之风化》，第64-68页。

(131)李提摩太：《译本序》，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广学会1895年版，第1页。

(132)林乐知等编译《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第6集下卷，广学会1903年版，第73页。

(133)莱门义：《十九周新学史序》，梁澜勋译述，许家惺纂辑《十九周新学史》，山西大学堂译书院1904年版，第1页。

(134)梁澜勋：《十九周新学史序》，梁澜勋译述，许家惺纂辑《十九周新学史》，第3页。

(135)王夫之：《周易外传》卷5，《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27、1028页。

(136)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137)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3-14页。

(138)李宗羲：《复奏总理衙门六条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71页。

(139)樊增祥：《书王令景峩试卷后》，那思陆、孙家红点校《樊山政书》卷10，第287页。

(140)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191《古愚学案》，第7379页。

(141)《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第4册，第17页。

(142)王闿运：《致郭兵左》，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868-869页。

(143)黎庶昌：《与莫芷升书》，《拙尊园丛稿》卷6，第2页。

(144)王韬：《变法自强下》，《万国公报》第31册，1891年8月。

(145)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1册，1893年7月22日，第115页。

(146)《农言》，《知新报》第96册，1899年7月18日。

(147)严复：《原富》部丁篇二按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8页。

(148)严复：《天演论》论十四按语，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90页。

(149)朱祖荣：《致汪康年》(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150)王之春撰，鄢琨校点《使俄草》，1895年1月22日，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41页。

(151)孙诒让：《蚕桑验要序》，《孙诒让全集·籀庼遗文》，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6页。

(152)薛福成著，张玄浩、张英宇标点《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1890年5月19日，第130页。

(153)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第3-4页。

(154)梁启超：《论学校十三：学会》，《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

(155)陈炽：《续富国策·自叙》，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7页。

(156)叶瀚：《读译书须知》，《初学读书要略》，光绪丁酉夏五月仁和叶氏刊，第1页。

(157)叶瀚：《初学宜读诸书要略》，《初学读书要略》，第4页。

(158)马君武：《法兰西今世史译序》，曾德珪选编《马君武文选》，第46-47页。

(159)箸夫：《四千年中西学术消长论》，《之罘报》第4期，1905年4月23日。

(16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4册，第25-26页。

(161)冯一梅：《增批直省闱墨》卷6“贵州、河南”，上海书局1904年版，第16页。

(162)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9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163)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泰西新史揽要》“凡例”，第1页。

(164)万国公报馆：《考试时务场中必备书》，《万国公报》第91卷，1896年8月。

(165)李提摩太：《百年一觉并序》，《百年一觉》，广学会1894年版，第1页。

(166)《三湘喜报》，《万国公报》第90卷，1896年7月。

(167)宋恕：《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253-254页。

(168)《孙宝瑄日记》上册，1897年5月10日，第107页。

(169)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3页。

(170)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67页。

(17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质学丛书初集》第二函，质学会1897年版，第3页。

(172)梁启超：《读西学书法》，《质学丛书初集》第二函，第16页。

(173)黄庆澄编《中西普通书目表》，光绪戊戌七月算学报馆自刻，第12页。

(174)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杂著第三十一》，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印行，第25页。

(175)裘维锷演《百年一觉》，《中国官音白话报》第7、8期合刊，1898年6月29日。

(176)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壬寅第12期，1902年8月18日。

(177)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政艺通报》癸卯第11号，1903年7月9日。

(178)因应“西力”冲击的时限，百年之外，还有“五十年”之说。康有为就表示，古今异形，今昔殊势，“岂不鉴于五十年事”。梁启超则指出：“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5页；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第5册，第45页。

(179)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80)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26日。

(181)梁启超：《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清议报》第93册，1901年10月3日。

(182)章太炎：《驳革命驳议》，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0页。

(183)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18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63页。

(185)滇海：《今后百年世界之四大强国》，《云南》第13期，1908年4月30日。

(186)璞盦：《生死观》，《神州日报》1908年1月15日，第2版。

(187)雷瑨编辑《中外策问大观》卷19，砚耕山庄1903年版，第44-46页。

(188)《电传癸卯恩科山东乡试头三场题》，《申报》1903年10月10日，第2版。

(189)克劳斯·黑尔德：《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靳希平、孙周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90)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及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一版序言”，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页。

(191)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论历史》，刘北成、周立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192)方维规：《概念史与历史时间理论——以科塞雷克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

(193)特伦斯·鲍尔、约翰·波考克：《概念变迁与美国宪法》，谈丽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194)斯蒂芬·K.斯坦因(Stephen K.Stein)编著《海洋的世界史：探索、旅游与贸易》上下册，陈菲、冯维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195)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96)皮锡瑞：《序》，陈绍箕撰，皮锡瑞评《鉴古斋日记》卷1，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97)温州市图书馆编《刘绍宽日记》第1册，1894年5月14日，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94页。

(198)章太炎：《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199)章太炎：《原学》，《国粹学报》第66期，1910年5月28日。

(200)《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堂课本)第9册，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第4-5页。

(201)章太炎：《原学第一》，《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134页。

(202)项芳兰：《项申甫日记》，1896年11月15、16日，温州市图书馆编《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册，第52-53页。

(203)《孙宝瑄日记》上册，1897年12月28日，第172页。

(204)涂儒翯：《尊新》，江标编《沅湘通艺录》卷3，第94页。

(205)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上虞罗氏辽居杂著乙编本1933年版，第45页。

(206)王国维：《论政学疏稿》，《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14页。

(207)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2)，1912年1月16日，第570页。

(208)吴鼎昌：《未来之中国》，《庸言》第1卷第19号，1913年9月1日。

(209)蓝公武：《辟近日复古之谬》，《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210)李其荃：《论中国政局之将来》，《中华杂志》第1卷第3期，1914年5月16日。

(211)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杂志》第1卷第7期，1915年2月15日。

(212)杜亚泉：《未来之世局》，《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1917年7月15日。

(213)《本社特别启事》，《新中国》第1卷第1号，1919年5月15日。

(214)《新世运—新世界》，《新世界日报》(义记)，1922年7月19日，第2版。

(215)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

(216)梁启勋：《今日与百年前之今日》，《大中华》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217)《德意志人百年之大计》，《大公报》1918年6月3日，第二张第1版。

(21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1册，1901年9月13日。

(219)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第3号，1902年3月10日。

(220)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221)陈登原编《中国文化史》(下)，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94页。

(22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页。

(223)罗家柱编《近百年西洋史》(1830-1933)，南京钟山书店1933年版，第1页。

(224)陈怀、孟冲：《中国近百年史要》，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2页。

(225)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22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国立师范学院史地学会1942年版，第1页。

(227)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页。

(22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5、7页。

(229)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第6、9、11页。

(230)汉娜·阿伦特著，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编《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49页。

(23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页。

(232)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1913年3月。

(233)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61-662页。

(234)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4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