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合群”的诉求:“思想界”形成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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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将“思想界”置于清季民国时期这一历史背景,自有必要关注其是如何形成的。从语言的角度,大致可给出“思想界”以及其他“~~界”作为汉语新词出现的时间。下一章将对此进行分析,以说明出现于晚清的汉语新词,实际成为把握社会演进的关键所在;“~~界”在晚清的浮现,也须结合“社会”的成长加以把握。关键尤在于,与其他“界别”相比,“思想界”略显特殊,它既与表达的载体息息相关,还与表达的主体读书人密不可分。故此,首先有必要就推动“思想界”形成的助力略加申论。

   最初的动力无疑来自“合群”的诉求,只是如何“合群”,依托于学校、学会还是报章,人们各有看法。在此过程中,报章作为“合群”的基础受到多方重视。

   参与《时务报》创办的黄遵宪,1902年对清季报章有此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 [1] 胡适1923年也说过:“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 [2] 就推动“合群”来说,《时务报》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可低估,同时须看到有远超《时务报》并代表另一个“新时代”的报章。本书也将《时务报》视作过渡时期的产物,摆脱所谓“自改革”的束缚,报章才展现全然不同的色彩。 [3] 随之而来,报章的定位也发生转变,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新的职能,直至成为“权力”的彰显。因此,关注晚清读书人所表达的“合群”诉求,并以此作为问题的开端,或也能更好地揭示“思想界”实际构成多重因素营造的“场域”。

  

  

   一 作为“合群”载体的报章、学会及学校

  

  

   以“合群”作为“思想界”形成的主要推力,有裨于展示晚清读书人在变局中的走向。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识,然士人却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 [4] “士”之成为“四民之首”,占据社会之中心位置,也意味着形成了具有某种组织意义上的“共同体”。士主要倚靠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5] 这不难理解,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中,但政治生活首先体现为集团行为,尤其是急剧变革的社会,更促成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 [6] 晚清遭逢巨变,“合群”的诉求得以浮现;伴随科举制的废止,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被堵塞,他们渴望谋求不同于以往的身份。首先需要重视的是,晚清“合群”意识如何孕育,何以报章、学会及学校成为推动“合群”的主要载体。

   “社会”缺失下的“合群”

   “合群”构成晚清读书人论说的重心,原因必多。不过,尽管读书人对于“合群”的意义从各个方面都予以肯定,但实现这一目标,未必有合适的办法。其缘由,既有承袭于传统的负担,也包含对新的组织方式缺乏了解。此所显示的是,“社会”的缺失导致“合群”难以找到依托,而“社会”的成长,则与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密切相关。这也成为近代中国转型的枢机,“合群”能否实现,端赖于此。

   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如何萌生,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7]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上述见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相关话题仍受到关注,并形成新的理论模式——“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culturalism-to-nationalism thesis)。 [8] 确实,摈弃“天下”观念,无论对外对内,都有潜在意义。对外是接受近代世界系以“国家”为基础——所谓“天下万国”;对内则将如何组成国家,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缺乏对“国家”的认知,“社会”也难以找到依托,“合群”亦不易实现。

   从语词的翻译来说,论者也颇为重视由“群”到“社会”的转变。王汎森注意到,“从甲午之后到义和团之间是‘群’流行的时期,此后有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 [9] 金观涛、刘青峰对此的辨析稍有差异,认为戊戌前后用“社会”一词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传入中国,从“群”到“社会”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年至1904年间。 [10] 但语词只是问题的一面,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社会”,如果在认知上不能有所突破,势必会影响对“社会”的接纳。

   严复值得重点说说。1895年严发表的《原强》,就发挥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生存竞争之说,将社会之变迁理解为“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故此,“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11] 在译《天演论》时,他还说明:“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12] 只是如何实现“合群”,严复备感困惑。从事翻译时,他颇早涉及此一问题,由于中西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寻找合适的语词,都费尽心力。《原富》所加按语中,针对corporation(今译作公司、社团、法人等)就指出:

   此所谓联,西名歌颇鲁勒宪,犹中国之云会,云行,云帮,云党。欧俗凡集多人,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然与中国所谓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盖众而成联,则必经议院国王所册立,有应得之权、应收之利、应有之责、应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为联……其事与中土之社会差同,而规制之公私,基业之坚脆,乃大有异。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译之曰会,而强以联字,济译事之穷焉。 [13]

   “歌颇鲁勒宪”乃社会的基本形态之一,严复选择音译,即是深感中西存在差异,欧西“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与中国之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

   在稍后翻译《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著作时,严复已接受“社会”等概念,并结合此来谈论“合群”。在为《群学肄言》一书撰写的《译余赘语》中,严复阐明理想的国家系按照“社会”进行组织,甚至传递出没有“社会”也难以有“国家”的看法:“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 [14] 他还注意到“社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组织方式的不同:

   古之无从众也!从众之制行,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畛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古宗法之社会,不平等之社会也。不平等,故其决异议也,在朝则尚爵,在乡则尚齿,或亲亲,或长长,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 [15]

   这里引出的问题值得思考,关键不是译词如何确立,而是需要面对“社会”的构成。严复很清楚西方的社会分层,其基础是与国家分权的社会组织,但在中国,即便同样有帮、有会,却与之大异其趣。这既使严复感到困惑,后来也令梁启超、黄遵宪诸人大为困惑。

   在1896年刊于《时务报》的文章中,梁启超揭橥“道莫善于群”之旨,强调“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无群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 [16] 稍后梁又明确表示:“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认为中国与泰西之差异,是因为中国“以独术治群”,而近百年泰西各国之治,则体现在“善群术”。不过,此时的梁仍难以摆脱“天下”之樊笼,故又强调“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 [17] 此亦表明,因为“天下”犹在,所谓“大群”之“国”,这时也未必是梁启超追求的最高目标。 [18]

   如何“合群”,在实践中也引出不少话题。1898年3月7日发刊的《湘报》,曾就成立“南学会”说明:中国有今日之结局,实由“二千年合群之公理湮塞弗明”;组织该会,“意欲尽合群之美”,即“以总会统分会,以分会统农工商矿诸会,联全省为一气,合万众为一心”。 [19] 有意思的是,以“学会”相号召,未必符合时人的期待。一位会友表示:“今夫南学之设,大无益于湘省也,且徒言学会,所讲者不过天文、地理,俗儒常谈”,当“废此学而改议院以广招徕”。南学会只能以此作答:“今必欲改学会为议院,必国家先立上下议院而后可,今可行乎?” [20] 但这样的问题却是众所关注的,稍后又有人提出“西人治国之道最重议院”,湖南也当通过努力“收西人议院之益”。南学会又这样答复:开议院之权,“操之国家,国家即能议行”,吾人须重视的是,“民智不开,议者何人”。 [21]

   耐人寻味的是,时人对“议院”的期待,其实正是南学会组织者的如意算盘。皮锡瑞1897年底的日记言及:“谭佛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 [22] 征诸谭嗣同致陈宝箴信函,更能看清此点。信中表示:“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即于是根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 [23] 过了一段时间,皮锡瑞算是明白了黄、谭一干人所图谋:“诸公意,盖不在讲学,实是议院,而不便明言,姑以讲学为名,以我不多事,借此坐镇。” [24] 此亦可见,如何“合群”还纠缠着其他因素,主事者不能不慎重考虑。同样在湖南,王先谦即以此为天下之“大患”,赞许当朝“以社会与朋党二者为世切戒”。 [25]

   可以说,当“合群”围绕国家、社会组织展开时,则更具敏感性。黄遵宪、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就不乏这方面的思考。黄遵宪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已有对“社会”的阐述:“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令其印象深刻的是,“凡日本人无事不有会,无人不入会”。 [26] 以“合力”理解“社会”,尚未能触及“会”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1898年初黄遵宪在南学会讲学,对于“合群”的认识,同样不得其法。 [27] 到1902年才有转变之迹象,“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据此黄也认识到中国本土资源颇为匮乏,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规模”,其他如同乡、同僚、同年,以及相连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不过是“势利之场,酬酢之会,以此通人情而已”。“合群之最有力量,一唱而十和,小试而辄效者,莫如会党”,结果也令人忧虑,“贻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数世而犹未已”。为此,黄也提出理想的“合群之道”:

   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以民权之说。 [28]

   孙中山、章太炎此一时期在思想上同样发生了转变。1905年孙中山非常有意思地谈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29] 正是借民族主义思想的成长,孙才找到“与群俱进”的“缮群”之道,即从欧美进化凭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用它们为中国之“缮群”确立了方向。 [30] 1906年章太炎也结合个人的遭遇,言及转变之缘由,尤其说明“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31] 这里也清楚交代了,国家意识的形成固然有传统“族类”思想的因素,所要者还是因为“收拾”了近代民族主义之学理。

对“合群”的思考推动对“国家”与“社会”的新认知,这无疑是影响深远的转变。有了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对“社会”的认知才会逐渐清晰。1902年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1号,以此答复一位困惑于“群”与“社会”的读者:“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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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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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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