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北京邮编：100038）；邹初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2024 级博士生，贵州警察学院讲师（北京邮编：100038，贵阳邮编：550005）来源：《国际论坛》2026年第1期；国际论坛

【内容提要】 认知域竞争逐渐成为新的国际角逐场，美国正加速推进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型，试图以人工智能技术重塑全球影响力体系与战略主导权。在认知安全战略上，美国正以全政府组织形式在智能技术、政策话语及国际联盟层面加速布局，推进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型，以实现认知霸权扩张。从内在逻辑看，这一进程体现出美国在战略理念上由“认知安全”向“认知霸权”的转向，在战略路径上由“信息操纵”向“认知干预”的演进，并在战略手段上实现了由“工具集成”向“智控生态”的跃升。通过系统化的智能重塑，美国正在尝试以智能化认知战略为支点，重构国际竞争格局与全球力量分布。其以智能技术推动战略扩张的做法，正深刻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及战略自主形成挑战。系统分析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路径，有助于揭示其战略逻辑与技术机制，洞察其认知主导的现实图景。对中国而言，研究美国认知安全战略不仅有助于完善认知安全顶层设计，构建自主可控的智能化防御体系，也为提升国家话语权与塑造国际认知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启示。

【关键词】 美国认知安全；认知战；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

当前，大国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国际竞争的焦点正加速向认知域拓展。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战场上，地缘政治博弈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对抗转向了影响力塑造。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的崛起显著增强了认知作战的智能化水平，深刻重塑了国际认知斗争格局，成为影响国家认知安全的重要战略力量。在此背景下，认知安全已经成为了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议程，各国纷纷从战略高度构建认知安全体系，以增强自身的全域多维安全能力，掌握信息主导权与价值叙事权。自 2017 年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提出“认知战”概念以来，美国在认知域逐步从“信息争夺”迈向“认知争夺”，并重点关注数据采集、深度伪造、机器学习及社交机器人等为主的认知操纵技术，逐步将人工智能升维至认知安全战略的重要枢纽位置。2025 年 7 月，兰德公司发布《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美国国防部影响力活动》，系统分析了美国国防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其全球影响力活动的机遇与挑战，表明美国正在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认知域作战。在中美博弈态势日趋激烈的当下，厘清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向对于中国有效应对涉华认知风险极具战略价值。

当前，对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聚焦宏观层面的美国认知安全战略走向，从美国的认知安全观念着手，系统梳理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建构逻辑与演进特征；二是关注中观层面的美国认知安全战略布局，重点揭示在大国博弈中美国推进认知安全战略的主要攻防策略，结合地缘政治现实与美国霸权主张分析其在大国竞争中的认知域战略指向；三是探究微观层面的美国认知安全战略行动，主要从美国开展认知战的主体、机构、模式进行分析，揭示美国维护认知安全的具体行动布局及制约因素。然而，现有研究普遍存在两个不足之处：其一，多以“战略轮廓”式视角描绘美国认知安全体系的外部结构，缺乏对其“智能化内核”的深层剖析；其二，虽然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但大多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工具性升级”，即辅助认知安全战略执行的手段，而未充分揭示其对认知安全战略的重塑效应。总体来看，技术因素虽已被普遍认同为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撑，但鲜有研究从“技术即权力”的视角出发，揭示人工智能在美国认知安全战略中的结构性作用与制度性嵌入机制。进入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力量，不仅重塑了认知空间的行动逻辑，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安全的权力格局。探究这一智能化转向的历史脉络、逻辑机制与现实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美国战略思维的演化轨迹，更为中国应对新兴认知威胁、完善认知安全体系、提升战略防御能力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一、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现实逻辑与演进

 美国的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转型是一项实现美国认知霸权扩张的系统工程，其中既包含了美国国家层面的认知安全战略定位，也囊括了“智能化”的重塑过程。厘清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重塑需结合当前的国际博弈背景，从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的内涵概念开始，溯源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演进脉络，将新事实归纳置于旧历史中，系统地展开梳理。

（一）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现实逻辑

在认知战视角下，北约提出认知是指各种手段、身体设备以及调动这些手段和设备的过程的总和，它们可以使人们对其所处的世界产生特定的认识并采取行动。随着认知威胁逐渐映入国家安全视野，继而延伸出认知安全（Cognitive Security）概念，即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略决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不被内外势力操纵和改造，从而使认知的过程及其结果保持稳定有序的状态，并持续保障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从国际竞争视野看，认知域与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共同形成国际认知竞争的行动维度，当国家开始从宏观层面布局认知资源，在宏大场景中运用和发挥认知影响，以丑化、激化、分化对手的信息为“弹药”孤立、威慑、扰乱、瓦解对手时，认知安全已经上升至国家的认知安全战略（Cognitive Security Strategy）层面。同时，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崛起，智能技术不断赋能认知过程以提高认知作战效率，该过程可被称为“智能化”。因此，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是指以追求认知优势为目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认知安全的战略决策、机制运行、能力建设全过程，从而推动安全范式从传统的“信息优势”向“认知优势”与“预测优势”转变，最终实现认知安全从静态防御型体系，向智能驱动的战略博弈体系转变。

结合当前的大国博弈背景与美国的认知安全实践，美国推动认知安全智能化转型的动因主要来自应对大国博弈、认知领域霸权扩张与技术需求。在应对大国博弈层面，美国 2022 年《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决定性十年”，明确将中国界定为唯一具备综合实力挑战美国的竞争者，强调中国正通过技术与传播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与此同时，国防部发布《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与白宫情报简报多次强调中国信息作战与跨国影响力行动的“全球渗透风险”，强化了美国推动认知战智能化的战略共识，试图通过制度重组、技术升级与话语操控的智能化转型构建对华认知优势，以赢取对华竞争。支撑认知领域的霸权扩张是美国推动战略智能化的另一个重要动因。自2001年提出“认知域”概念以来，美国将认知空间视为未来博弈的关键领域，并逐步推动美国战略优势从网络信息空间向认知空间的扩张，标志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霸权已经从军事霸权、金融霸权向智能霸权和认知霸权转变；最后，提升认知作战能力的技术需求推动了智能化转型的加速。随着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认知实践，加之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认知战的智能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国防部明确将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作为核心作战能力，推动认知优势体系的系统化建设。

（二）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的演进

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直接承袭并发展自其早期的“战略传播”体系。该体系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系统化、有组织的信息运作主动塑造目标对象的认知与判断，使之服务于本国的政治与安全利益。随着技术发展，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迭代演进可划分为人工智能介入认知安全的嵌入阶段、算法数据与认知安全深度融合阶段以及构建智能体系化的认知安全框架的深化三个阶段。

1. 嵌入阶段：人工智能介入认知作战框架（2015—2020 年）

进入 2015 年后，美国的认知安全战略由单纯的信息传播控制转向基于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深层理解与干预。《国家安全战略》（2015）提出保持对公共空间的全面介入，反映出美国对信息与认知空间的战略化认知。同年，《国家创新战略》首次将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量子计算纳入基础创新领域，标志着 AI 系统性进入认知安全议程。此后，《信息环境行动战略》（2016）将“感知—理解—影响”确立为信息作战的核心维度，推动信息行动与作战功能的一体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防部通过《人工智能战略》（2018）明确提出以 AI 强化态势感知与决策能力，并于2017 年设立“算法战争跨职能团队”（Project Maven），以人工智能将数据转化为可操作情报，服务军事决策和信息主导。美国的认知安全构想由此实现从“传播操控”向“智能理解”的跃迁，将心理学与 AI 驱动的认知科学深度融合于国防体系。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一系列政策与项目构建了认知技术的制度化基础。《面向 AI 的未来》（2016）与《国家 AI 研发战略》（2019）确立人机协同与可解释性为联邦 AI 研发核心议题；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则通过媒体取证与语义取证（SemaFor, 2019/2021）项目，推进深度合成内容检测、操纵归因与语义识别，形成多模态、语义层的认知安全技术体系。至此，美国的认知安全战略完成了从信息传播控制到智能化、体系化认知干预的结构性转型。

2. 融合阶段：算法数据与认知安全深度融合（2020—2023 年）

2020 至 2023 年，美国将认知安全战略推向“数据—算法—算力”一体化的融合阶段，确立以智能化技术体系支撑“信息优势”和多域联合作战的新模式。2020 年《国防部数据战略》首次提出“数据即战略资产”，确立以数据管道驱动决策和作战，标志着认知操控从经验主导转向算法治理。同年《电磁频谱优势战略》与《不规则战争附件》将频谱、信息与心理效应并列为竞争关键，强化技术整合在认知对抗中的核心地位。此后，2023年《信息环境行动战略》进一步提出在多域对抗中掌控叙事主导与信息流动，实现对敌方认知的全周期塑造，构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认知干预体系。在国家层面，《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与总统行政令 14110（2023）首次提出对合成内容的标识与溯源要求，推动“可信 AI”与“深度伪造治理”制度化，为认知安全确立了政策与法律支撑。同时，美国依托盟友体系强化认知防御协同。北约自 2020 年起建立“战略传播卓越中心”和“混合威胁应对卓越中心”，并在《北约 2030 议程》中正式提出“认知防御”概念，将其确立为“第六作战域”，使美国在技术、制度与国际机制层面形成了多层嵌套的认知安全战略网络。这一阶段，美国的认知安全战略实现了从研究性 AI 向作战化 AI 的跃迁。“信息优势”成为政策关键词，反映出认知安全已与战略威慑、舆论塑造和多域协同深度融合。通过算法建模、情感分析与社会计算，美国构建起以数据驱动的认知控制体系，其战略目标也由“信息操控”上升为对认知域主导权的全面掌控，形成了跨机构、跨领域、跨国界的智能化认知安全格局。

3. 深化阶段：构建智能体系化的认知安全框架（2023—2025 年）

2023 至 2025 年，美国的认知安全战略进入智能体系化深化阶段，战略重点由技术性智能化向体系化智能战略转变。在技术架构层面，美国推动认知系统从算法工具向自主智能体跃升，强调实时感知与自适应决策能力。2023 年 11 月，美国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发布《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采纳战略》，提出实现全军范围内 AI 与数据能力的规模化部署。同期，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计算文化理解计划”（CCU）与“内嵌认知安全”（ICS）项目，前者以社会心理与语言模型解析文化语境，后者聚焦混合现实环境下的认知防护机制，反映出美国正从单纯的信息操控转向对整体认知环境的工程化塑造。2025 年国防部与 OpenAI、Google 等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将基于代理架构（Agentic AI）的智能体系统纳入国防认知体系，推动自主智能在态势感知、内容生成、效果评估与决策执行中的一体化应用。在制度结构层面，美国着力构建可信 AI 治理体系，为认知系统的跨域部署提供制度保障。CDAO 所提出的“需求金字塔”不仅关注技术采纳，更将模型评估与数据治理提升至战略高度，形成一套可审计、可问责的治理框架。在战略定位层面，认知安全已从信息作战的辅助手段上升为塑造全域安全竞争的核心维度。2025 年，美国非常规战争中心在《未来认知优势面临的挑战》中指出，虚拟现实与情绪操纵技术将成为认知战的主要战场，美国的认知安全战略由此延伸至沉浸式、交互式认知空间。这一转向显示，美国正以生成式 AI 与多智能体系统为支撑，构建“感知—决策—行动”闭环的认知智能体系，实现战略由“能力融合”向“体系智能化”的跃升。

总体来看，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演进的核心逻辑始终围绕维护全球影响力与战略优势展开，其发展脉络见表 1。尤其是近年来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系统，将认知安全从辅助手段提升为战略主导力量，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从分散行动到体系工程的转变，这也标志着其在大国竞争中正把认知空间作为新的战略制高点加以塑造与争夺。

二、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路径

 在安全战略实施层面，美国将人工智能嵌入战略体系，通过制度设计、技术赋能、话语建构开展智能化转向。具体地，在制度层面，美国沿用全政府布局，增设专门职能机构；在技术层面，主要通过构建全链条体系，强化智能技术支撑；在话语建构上，沿用法制与话语路径，构筑合法性双重保障。

（一）沿用全政府布局，增设专门职能机构

美国推动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机制建设，贯以美国在冷战与反恐战争期间类似的全政府布局策略，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统筹下联合国务院、国防部、情报安全机构、国土安全局等政府机构，协同民间智库与技术公司等非政府组织与北约国际组织，形成了外宣引导、技术研发、安全防御及国际合作的多层次多主体机制协同格局。

在外交体系层面，以国务院为中心的外宣与认知塑造系统正在加速由传统传播机制向智能驱动的认知治理平台转型。全球参与中心（GEC）与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长期承担对外话语输出、价值观塑造与舆论引导职能。随着全球参与中心在国内争议中关闭，其功能迅速转移至新设的 AI 能力中心“AI.State”，国务院以此将 AI 技术直接嵌入对外认知管理流程，实现从情报研判、舆情监测到叙事生成的自动化闭环。与此同时，美国智库与媒体体系同步承担“智能认知战”研究与叙事扩散职能，为美国对外认知战略提供学术支持与舆论空间。在国防体系中，美国通过系统性设立认知战与 AI 管理机构，推动军方从传统心理战、信息战向智能化认知作战体系升级。影响和认知管理办公室（IPMO）、国防军事欺骗计划办公室（DMDPO）及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构成国防部认知战体系的关键枢纽。该体系实现了数据、算法、模型、作战流程的集中化统筹，使认知干预从“战术行动”上升为“整体工程”。与此同时，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文化计算、行为预测等前沿技术融入军事行动环境，使认知作战具有更强的精确性、隐蔽性和可扩展性，从而构建起美国军方主导的智能化认知能力体系。在情报安全体系中，美国则通过制度化安排建构认知防御屏障。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的外国影响力工作组（FITF）、打击外国影响力小组委员会（CFIS），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设的外国恶意影响中心（FMIC），共同构成了美国对外认知渗透风险的监测、预警与反制机制。这些机构通过情报共享、算法模型、威胁追踪等手段，推动美国在认知防御层面形成“跨部门、多机构、常态化”的认知安全模式。在国际层面，美国借助北约体系构建跨国认知协作网络。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混合威胁卓越中心以及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构成了美国推动认知战概念国际化、规则体系化、技术协同化的主要平台。通过战略传播政策、虚假信息追踪、智能技术共享等机制，美国不断强化其在认知域的国际主导权，使其认知战略从国家层面扩展为联盟层面的集体工程。

（二）构建全链条体系，强化智能技术支撑

美国推动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另一突出举措，是其近年来在认知安全领域大规模推行的前沿智能技术项目。根据智能技术赋能认知作战的主要功能，可将其分成态势感知类、内容生成类、决策推演类与协同执行类，代表性项目见表 2。

在态势感知层面，美国依托国防部、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DARPA、IARPA 及NSA 等机构，将多源数据采集、舆情监测和事件预测能力整合，构建跨军民的智能认知监控网络，实现从战场到社会的全景式感知，如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社交媒体战略传播”（SMISC）与“数据驱动的模型发现”（D3M）项目将社交平台实时采集与多源数据建模相结合，为国家安全局的认知支持提供算法基础。在内容生成层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生成及文化建模技术，美国能够在不同语境下实现信息与叙事的本地化生成，虚拟角色与仿真系统进一步提升了传播可信度和渗透力。其中，美国早期在“文化感知信息作战防御”（CLAID）基础上升级的“计算文化理解”（CCU）项目结合 NLP 与文化建模，能够在跨语境场景中实现内容本地化生成，强化叙事的文化贴合性，使认知战由传统宣传逐步向生成式信息操控扩展。在决策推演层面，美国引入自主智能系统，通过红蓝队对抗模型、多源数据建模和文化语境分析，实现对认知作战环境的模拟与策略优化，推动信息处理从自动化向自主化转变，如 DARPA 推出的 COMBAT 项目，旨在利用机器学习生成具有对抗性的“红军”行为模型，通过在仿真环境中不断挑战并逼迫“蓝军”自主适应，进而探索敌方在不同刺激条件下的战术演化路径，形成可用于认知作战推演的智能化对抗框架。在协同执行层面，美国整合平台化与自治化技术，将各环节嵌入跨域调度体系，实现从单一工具应用向系统化智能运作的跃升，涵盖舆论干预、行为影响和心理操控等维度，如以国防部主导的 Maven 智能平台为代表，卫星、传感器与社交媒体数据被融合为认知图谱，成为支持联盟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体系（CJADC2）与跨域认知作战调度的核心枢纽。此外，这一生态系统通过军方、情报机构、产业界及国际联盟的协同，使认知作战能力具有全链条、可持续、可扩展的特征。整体而言，美国正以智能化技术为支撑，将认知作战从感知与防御延展至干预与控制，形成涵盖监控、生成、推演与执行的完整认知战略体系，从而在全球认知域竞争中占据技术与战略主动权。

（三）沿用法制与话语路径，构筑合法性双重保障

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向本质上服务于其认知霸权扩张。作为以隐蔽渗透手段干预对手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的战略实践，认知战天然带有“非正当性”属性，难以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普遍的合法性认可。因此，美国一方面依托法律框架提供合规支撑，另一方面借助话语叙事塑造防御性外衣，以在推进智能化进攻能力的同时增加其正当性。

一方面，美国逐渐形成了以国家战略、行政命令与具体立法并行运作的多层次体系。《国家安全战略（2022）》首次将信息空间定位为国家安全核心领域，使认知威胁进入战略层级。此后，多项行政令用于强化对外国虚假信息与影响力活动的应对，例如第 13848 号和第 14083 号行政令均授予情报界更广泛的制裁与安全审查权限，体现了行政手段对认知安全治理的快速补位。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2022）》与《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采纳战略（2023）》进一步规范了敏感数据与算法使用边界，将 AI 治理纳入认知安全框架。在立法层面，2019—2024 多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连续设立预算支持反虚假信息行动，并推动国务院与国防部建立跨机构信息共享机制；围绕《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的责任争论则凸显社交平台在信息治理中的关键角色，反映认知安全与国内数字生态治理之间的紧密关联。总体而言，美国已形成覆盖战略规划、行政规制与法律授权的多层次政策体系，为推动其认知安全实践提供制度化支撑。

另一方面，美国在话语建构上持续强化认知行动的合法性与战略正当性。自《国家安全战略》和《联合作战环境 2040》提出认知行动的价值框架后，美国通过一系列战略文件将信息影响与心理作战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推动制度化落地。进入 2025 年，这一叙事进一步拓展，白宫发布《赢得 AI 竞赛：美国 AI 行动计划》，强调通过主导国际 AI 治理与标准制定来塑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秩序，体现了其在认知安全层面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这一叙事取向与“2024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针对特定“威胁对象”的联合施压机制相互呼应。同时，《2025 年年度威胁评估》强调外国“影响行动”对美国构成威胁，进一步为认知安全实践提供情势依据与战略正当化理由。总体来看，美国正通过战略报告、政策规划与国际标准治理，将“认知安全”包装为合理、必要且具有全球正当性的国家行动，并以此服务其制度竞争与国际主导权塑造。

（四）构建多边施压联盟，塑造威慑认知空间

在推动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转向的过程中，美国不仅依靠国内全政府体系建设，还通过多边合作机制将认知作战延伸至全球层面，形成针对特定国家的系统性外部施压。其主要以联盟体系为依托、以国际组织为平台、以跨国企业为抓手，推动形成分布式认知安全网络。

在同盟体系层面，自 2021 年北约提出将“认知防御”视为第六作战域后，其逐步成为美国在认知领域塑造规则与协调行动的主要平台。《北约 2030 议程》将认知空间竞争列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并在美方推动下设立快速反应机制，重点应对俄乌冲突中的信息渗透；部分成员国还被要求聚焦所谓“威权虚假信息”。七国集团（G7）亦于 2019 年启动虚假信息快速反应机制，在俄乌冲突后强化情报与风险共识，美国推动将中国数字平台纳入监测议题；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则在 AI 与数字治理合作中嵌入“信息操纵”框架，强化跨大西洋平台监管的一致性。2023 年戴维营美日韩会晤进一步将“抵御虚假信息”写入联合声明，将中国地区叙事与俄罗斯宣传并列为所谓“共同挑战”，表明美国正以联盟体系为支点构筑认知防御共同体。此外，在多边规范塑造层面，美国通过国际组织推动认知安全话语的制度化外延。自 2018 年以来，七国集团持续将“打击虚假信息”纳入峰会公报，并以快速反应机制协调对俄宣传的联合应对。经合组织（OECD）于 2019 年通过《人工智能原则》，在美国主导下强化“透明性、可信性、责任制”等表述，以在 AI 和跨境信息传播议题上对中俄施加规范压力。在联合国体系中，美国与欧盟在“数字合作路线图”“负责任 AI”等议题上凸显虚假信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将俄罗斯舆论干预等置于对立叙事框架内。此后，美国更借助人权理事会与民主国家联盟，将“认知安全”纳入“信息完整性”与人权话语之中，试图赋予其全球合法性。同时，美欧还推动“虚假信息分析与风险管理框架”（DISARM），试图构建统一的认知威胁识别语言和应对标准，进一步巩固以美欧为核心的认知治理范式。

结合上述举措来看，美国围绕认知安全战略推进智能化重塑，体现出其在大国竞争中对认知主导权的高度依赖与战略前移思路。在这一过程中，其认知战略从防御性安全向进攻性塑造转变，从碎片化应对向生态化整合演进，以形成可持续、可扩张、可复制的优势结构。整体而言，美国的这些举措旨在以智能技术为核心支点重塑全球认知力量格局，确保其在未来长期竞争中继续保持结构性主导地位。

三、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特征

 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重塑并非简单的认知作战技术升级，而是系统的战略重塑，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导向以及国际认知安全格局，从其本质特征来看，主要体现在战略理念、战略路径与战略手段三个维度的根本性转向。

（一）战略理念：从认知安全到认知霸权

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重塑，首先体现为战略理念的升维，即从认知安全转向认知霸权。早前美国在应对虚假信息、深度伪造技术上呈现出明显的“主动防御”态势，从颁布法律条令到鉴伪技术研发，甚至为抵御信息渗透而采取前置防御措施，以此维护国家认知安全。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认知场域中的深度应用，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中认知作战的高度智能化，促使美国重新审视智能技术在认知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网络空间主导权的实现已经从传统的信息内容武器化转变到模型、算法和数据武器化过程中来。同时，认知安全并非网络空间独有，其覆盖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和心理域，对目标个体和目标群体的多域、全维度画像构成了认知战略的底层逻辑。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战略理念逐渐超越传统的信息秩序维护，转而追求对全球认知格局的系统性塑造。美国不再将认知安全局限于被动防护，而是将人类认知过程与社会心理机制纳入国家战略边界，重新定义“认知域主权”，并将其上升为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场域。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展现出明显的认知进攻态势，其核心特征是从“认知防护”转向“认知预置”、从“信息澄清”转向“叙事建构”。具体而言，美国依托其技术优势与平台垄断，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目标国民众的心理特征与认知倾向，利用智能算法实现信息的高效定向推送与议程设置，并系统性地构建有利于己方战略利益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叙事。这种认知进攻不仅体现在危机爆发后的快速反应，更注重在平时通过长期、隐蔽的认知渗透，塑造他国公众的政治认同与价值判断，甚至预埋“认知杠杆”，以便在关键时刻引发预期中的认知坍缩或舆论转向。该战略理念促使美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度、技术与话语维度实行战略再造，从而逐步实现其在认知领域的霸权扩张。

（二）战略路径：从信息操纵到认知塑造

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型在实施路径上实现了从“信息操纵”到“认知塑造”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的战略路径主要依托信息战、心理战与舆论战，通过对信息内容、传播渠道和舆论走向的操控来影响目标受众，其特点是事件驱动、周期较短且相对容易被识别。而在智能化技术深度应用的背景下，美国正构建基于大数据分析、行为建模和智能算法的认知塑造新路径，形成持续性、低感知度、系统化的认知操控机制，如在涉华认知战中，美频繁运用深度伪造、生成式人工智能及情感计算传输具有偏见的价值观。这一路径转变的核心在于战略焦点的转移：从控制信息流通环节转向直接塑造目标个体和群体的认知过程。通过长期采集和分析多维度行为数据，美国的情报机构和数字外交部门能够建立精细化的个体与群体认知画像，运用情绪计算、心理预测等智能技术，实现对目标对象感知模式和判断逻辑的深度塑造，对目标国家形成长期有利于美国的战略性影响。

在操作层面，美国通过国防部、情报体系及数字外交机构形成跨域协作机制，如在战略传播、网络安全与社会媒体管理之间建立认知融合链，利用 AI 智能体和情报分析系统实施舆情预警、心理引导与行为预测。这种新型路径以智能系统为媒介，使认知干预具备精确性、规模化与隐蔽性，其行动逻辑不再以信息操纵为终点，而是通过算法挑动群体认知，从而实现对社会认知生态的持续塑形。这一转型标志着认知安全战略的操作模式从事件性、被动性向结构性、主动性转变。美国通过技术嵌入的方式，将认知战由一时一地的传播行动扩展为常态化治理过程，构建出信息、心理与社会三位一体的认知干预体系。这种以智能技术为驱动的路径创新，实质上强化了美国对国际舆论结构与意识形态格局的长期掌控力。

（三）战略手段：从工具集成到智控生态

在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重塑中，手段层面的变革最为直观。以往美国的认知安全体系主要依赖传播、情报与心理手段，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强调多部门协同和资源集中。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大模型算法的深入应用，传统的工具多点集成逐渐在新兴人工智能技术的带领下演变为智能控制的认知生态，即以技术系统为核心、以数据为能源、以算法为治理机制的整体化认知控制网络。以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为代表，美国大力推进认知行为建模、情感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使智能系统不仅能识别信息，更能模拟认知过程、预测心理动向，并动态实施精准叙事推送与认知引导。

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认知行动打破了以往以网络空间为主的局限，向线上线下融合空间扩展。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智能设备嵌入、现实行为数据采集等方式，美国将数字空间的认知干预与现实世界的行为引导相结合，形成了贯穿虚拟与现实的一体化认知渗透能力。此外，美国将其军科工复合体模式深度嵌入至认知安全战略中，依托硅谷科技企业与国防合同的深度绑定，实现了认知技术从研发到作战场景的快速转化，形成“技术—资本—军事”三位一体的认知战略推进机制。由此，美国在认知域的战略手段已从分散的工具集成，演进为以智能技术为底层架构、以数据为战略资源、以线上线下融合为作战域的整体性“智控生态”，其目标不再限于短期信息优势，而是致力于构建可持续、自适应、全维覆盖的认知塑造体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其认知主导地位。

总体而言，美国正以智能化技术为杠杆，以制度叙事为支撑，以盟友体系为放大器，将认知安全战略打造为兼具技术强制力、制度牵引力与叙事塑造力的综合体系，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在认知安全领域以技术赋能为核心的认知霸权取向，表明其在全球认知空间中主动塑造规则与秩序的能力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关键支点。

四、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影响及局限

 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重塑将牵引其认知域发展，强化“灰色地带”行动，同时推动认知主权化，并加剧认知作战军备赛与对华竞争态势。然而，这一战略转型在重塑全球认知安全格局的同时，也在战略实施、技术依赖和国际合法性等方面显露局限，为全球认知竞争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与挑战。

（一）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影响

一是牵引美国认知域智能化发展，强化“灰色地带”行动。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型，显著强化其在认知域的体系化作战能力，推动从态势感知、内容生成到策略推演与协同执行的全链条升级，形成贯穿军事、外交、信息空间的综合认知作战体系。伴随特朗普政府强化技术加速、弱化安全与伦理约束，美国更加依赖前沿大模型、智能分析与生成式系统来提升认知战效能，推动认知行动向更高强度、更大规模和更深渗透的方向演进。在此背景下，美国在“灰色地带”竞争中的操作空间得到拓展，借助深度伪造、智能分发、社交媒体操控等手段，其认知干预能力呈现隐蔽化与常态化趋势。《联合部队季刊》提出的“数字灰色地带”概念体现出智能技术已成为美国非武力战略博弈的核心支撑，有助于其保持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主动地位。

二是推动认知领域主权化，加剧认知作战军备赛。美国在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转型中，正将“认知主权”打造为继网络、数据主权之后的新兴战略空间，其核心目标是在制度化与技术化双轨推进中确立对认知信息流的主导权，并以此作为国际竞争的核心抓手。《国家安全战略》（2022）首次将“叙事权”界定为国家力量要素，随后的《信息环境行动战略》（2023）进一步提出要在多域对抗中夺取信息与认知主导权，实现对对手认知的全周期塑造。国防部《人工智能采纳战略》将认知作战纳入 AI重点应用方向，国务院与国家民主基金会则以“信息完整性”框架推动认知安全制度化，并将其纳入所谓的“民主—威权”竞争叙事。2024 年“国防授权法”首次提出建立“认知攻击”快速反应机制，体现美国已将认知空间视为新的主权边界。上述举措标志着美国正沿着制度规范、技术手段与战略框架三条路径重塑认知主权，在全球范围推动其叙事优势与制度输出。

三是激化对华竞争态势，加速对华“战略扰却”。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向进一步加剧中美认知领域博弈，对中国安全与发展格局施加深远影响。作为“灰色地带”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化认知战被嵌入美国大国竞争战略，通过算法分析、深度伪造、社交媒体操控及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实现高效、隐蔽的全球叙事塑造和话语权维护，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领域对中国形成长期压制。美国依托人工智能驱动的认知作战能力，在涉华议题上实施高频、精准、跨域干预，通过舆论、制度与地缘策略构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框架，强化制度竞争与国际话语主导地位。2023 年兰德公司提出的对华“战略扰却”概念指出，美国通过延缓、削弱或阻碍对手行动以获取战略优势，智能化认知战正成为实施该策略的核心工具。例如，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竞争中，美国媒体与智库将“deepseek 数据泄露”“隐私风险”等论调包装为中国技术扩张的风险标签，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二）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的局限

一方面，美国此举过度依赖技术与数据，其战略落地充满不确定性。首先，生成式算法和预测模型固有的不确定性使认知作战面临误导、偏差信号与错误推演的系统性风险，技术黑箱可能在关键情境中放大误判成本。其次，美国国内对算法干预舆论、政府操控信息流的争议不断上升，隐私保护、内容审查与政治中立性问题使其“全政府推进”模式缺乏稳固的社会与法律支撑。再次，在国际层面，美国依托智能技术强化对他国舆论场的塑造，虽提高了影响力，却进一步刺激对手强化反制能力，促使各国构建本土化平台、主权算法与认知反干预体系，从而削弱了美国塑造国际叙事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灰色地带”行动中，一旦深度合成内容、平台操控或策略推演行为被溯源揭露，将反向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总体而言，美国通过智能化转型实现认知能力跃升，但技术可靠性、治理合法性与国际信任三方面的结构性瓶颈决定了其认知霸权拓展并非没有代价，这也将成为未来战略竞争中难以规避的长期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美国在智能化认知作战中将面临国际合法性与声誉约束。首先，美国将认知空间主权化的做法强化了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推动全球进入“认知军备竞赛”，俄罗斯、以色列、韩国等国家纷纷加速部署 AI 驱动的舆论战系统、自动化认知干预工具和心理战平台，削弱了美国叙事优势的可持续性。其次，美国以“民主—威权”框架推动认知治理规则，相关机制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引发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警惕，降低了其认知规则的接受度。再次，欧盟在《人工智能法案》中设置严格的高风险 AI 管制体系与美国的外向型认知治理理念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跨大西洋内部协调成本升高。此外，过度扩张的认知主权议程也可能遭遇技术依赖、体系碎片化和外部抵制等多重约束，即便美国具备推动全球认知格局重塑的能力，在制度认可度、技术可控性与国际信任方面仍将面临长期结构性瓶颈。

美国认知安全战略的智能化转型彰显了其在技术与制度层面的前沿布局，但同时也面临技术依赖、制度约束与国际规范等内在局限。这表明，智能化虽能增强认知作战能力与战略影响力，却并非绝对万能，其持续有效性需在创新推进与合法规范之间寻求平衡，这也体现了认知安全战略的动态性与复杂性。

五、结语

 在大国博弈的结构性竞争中，美国推动的认知安全战略智能化重塑实则为美国服务国际斗争的新型霸权工程，其目的不仅在于保持军事与经济的优势地位，更在于通过智能技术构建认知空间的制度性主导权。美国试图以技术创新为载体，将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算法决策等嵌入认知安全体系之中，并在制度设计、组织建立、平台运行、安全保障等各个方面向“利我认知优势”重构，使其成为控制信息流动、操纵认知结构、塑造国际舆论的关键手段。这种智能化重塑实质上是将传统硬权力逻辑隐匿于技术系统内部，通过技术标准、平台算法与数据垄断形成一种结构性权力，从而实现“无形的支配”与“认知域主权”的再生产，这一战略既是认知域的技术革命，也是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制度性重构，意在以技术优势构筑认知霸权。

在这一趋势下，认知域的竞争将愈发激烈，技术与认知的结合将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新引擎。当前，算法、算力、算据技术正在深刻影响认知安全，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攻击武器化风险加大，未来各国都极有可能加快大模型、智能体技术的研发与布局，“认知威慑方”可通过在大模型、算法、数据、算力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对“认知防御方”进行全方位的“认知倒灌”，在全球形成更大范围的“认知鸿沟”和“智能鸿沟”。对中国而言，必须深刻认识到认知域安全的战略敏感性与系统性。一方面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网络空间生态、社会心理、安全态势感知等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应用，提升技术自主权与认知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应建立基于韧性的认知安全治理体系，通过加强战略顶层设计、各部门的战略协同组织、智能技术研发深度应用、全民认知安全素养提升等，实现从单纯防御向整体认知战略韧性塑造的跃升，更好地维护我国的认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