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是观察金朝“中国”认同的新视角。金朝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具体体现在疆域观念、战争意图和统治重心三个方面。金朝统治者的疆域观念从“以河为界”转变为“以淮为界”，主张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为金朝疆土。金朝对中原的战争意图从“奉天伐罪”名义下对中原汉地的经济掠夺，转向政治上要求成为“中国正统”。金朝统治重心从“金源内地”转移到“中原汉地”，构建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保护和发展中原农业经济，将中原汉地视为立国之本。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体现出金朝统治者从自外于“中国”到成为“中国”的渐进式认同过程。
作者：何玉红，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宸，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1期。
在10—13世纪中国史研究中，辽、宋、西夏、金、蒙元诸政权的“中国”认同是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对此，学术界选取正统观、华夷之辨、民族交融、文化交流等角度，来讨论这一长时段内各政权的“中国”认同问题，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关于金朝“中国”认同问题，学者既有的研究大致呈现出文化认同、政治正统与制度整合三种路径。文化认同路径下，学者认为历代王朝对“中国”的认同，核心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华夏文化的认同。学者的研究指出，“自称中国”是金朝对“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金人“中国观”的萌生、发展与巩固中深化了对中国的认同。政治正统路径下，学者围绕德运之争等，观察金朝塑造政治正统性的过程，进而揭示金朝由“夷”变“夏”、由“非中国”变为“中国”的政治抉择。制度整合路径下的研究，多关注中原汉制与女真旧制的复杂关系，认为金朝仿效和借鉴汉制，旨在实现“中央集权”和“君主独裁”，通过维护君主统治与加强王朝治理，体现出对“中国”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统治方略”的角度切入，特别是在具体历史场景中观察制度言说和政治实践不同层面互动下金朝对“中国”的认同。
汉地统治方略，是一个观察金朝“中国”认同的新视角。所谓金朝的汉地统治方略，即金朝以何种态度对待和治理汉地的问题。金朝的汉地统治方略在何时发生了转变？汉地统治方略转变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方略转变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学界对此研究尚不系统和深入。我们看到，金朝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从金熙宗开始，到海陵王完成，具体体现在疆域观念、对中原的战争意图、统治重心三个方面。本文对此展开讨论，以期揭示蕴含其中的金朝“中国”认同的深层次内涵。
一、疆域观念：从“以河为界”到“以淮为界”
中原汉地在疆域中的定位，是金朝制定和实施汉地统治方略的出发点。是否把中原汉地视作本朝疆域，决定着金朝对中原汉地的战争目的，以及怎样实施治理的问题。金朝统治者的疆域观念，从金太宗到海陵王逐步完成从“以河为界”到“以淮为界”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表现为对中原汉地从间接管理转变为直接管理。其中，金熙宗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金熙宗之前的统治者，基本秉持“以河为界”的疆域观念。所谓“以河为界”，即金宋两国的疆域以黄河为界。金朝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其早期的疆域观念同传统中原汉族王朝不同。在金太宗的统治计划中，金朝与北宋以黄河为界，分立中国南北。金太宗灭北宋后，仍将金朝疆域限定在黄河以北。当时女真贵族对中原汉地局势的判断认为：“它日赵氏必复兴，今吾务广地而兵力不能周，是自贻患也。不若以河为界。”即主张金朝与日后复兴的宋朝继续以黄河为界。至于黄河以南的中原汉地，不在太宗谋划的疆域之内，不应过多干涉。
金太祖至金太宗执政早期，承认包括西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是宋朝疆域范围。这一时期金朝统治者基本继承了原辽朝的统治区域，但把“燕云十六州”排除在疆域范围之外。有关金宋“海上之盟”中燕京一带的归属问题，金朝明确允诺将燕京一带交给北宋，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天辅七年（1123）二月，金朝对宋朝的国书云：“特许与西京、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并地土、民户，其以西并北一带接连山后及州县地土不在许与之限。”金朝本不打算将西京一带土地交给宋朝，后宋朝一再派赵良嗣、马政等来商讨西京归属问题，金太祖“念两朝通和，实同一家”，决定将包含西京及武、朔二州的西京大同府一带（即“山后九州”）土地和民户交给宋朝。天会二年（1124）正月，“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勿割山西郡县与宋，上曰：‘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山西郡县即指金太祖允诺交给宋朝的云州地区。金太祖至金太宗早期，是明确允诺将包含西京一带整个“燕云十六州”交给宋朝的。学者的研究认为，“从金朝对原盟约内容的认定和交割的策略分析，控制燕京、吞并整个燕云地区的计划是金朝在与宋朝联合抗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金太祖至金太宗早期，金朝认为其疆域只包括以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等地为代表的原辽朝统治的地区，是将“燕云十六州”排除在外的。
金太宗吞并“燕云十六州”并消灭北宋后，基本上还是坚持“以河为界”的疆域观念。完颜宗翰在攻灭北宋后说：“天生华夷，自有分域，中国岂吾所据，况天人之心，未厌赵氏，使他豪杰四起，中原亦非我有。但欲以大河为界。”完颜宗翰认为赵宋宗室日后必定在中原重建政权，而女真身为“夷狄”，与中原相比有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直接统治黄河以南中原汉地的意图。天会四年正月，金军攻取滑州后，金太宗派吴孝民入汴，对宋提出“以黄河为界，纳质奉贡”等要求，清晰表达出统治者“以河为界”的疆域观念。金军从汴京撤退后，完颜宗望派诸将驻守河北。天会五年六月，太宗下诏：“自河之北，今既分画，重念其民见城邑有被残者，遂阻命坚守，其申谕招辑安全之。傥坚执不移，自当致讨。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毁荡者，当底于罚。”可以看到金太宗时期，金朝注重保护黄河以北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对黄河以南地区，则没有颁布相关诏令。在金太宗最初谋划中，朝廷只打算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其疆域囊括山西、河北，南抵黄河，没有再进入黄河以南中原汉地之意。在实际地方治理中，金廷设立伪楚、伪齐政权，“援立藩辅，以镇南服”，以此作为抵御南宋北伐的屏障和维持汉地统治的工具。
金熙宗统治时期是金朝统治者疆域观念转变的关键时期。金熙宗时之前的“以河为界”疆域观念已经不能满足朝廷的疆域要求，统治者认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属于金朝疆域范围。在此观念和认知下，金宋边界就南拓至淮河，即“以淮为界”。皇统二年（1142），金宋间达成的和议中有关疆界范围就明确规定：“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即除包含原辽朝的统治区域外，北至燕云十六州，南达淮水的广大地区，都是金朝的疆土。金朝在占据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后，通过和议的形式，将金朝疆域范围正式确定下来，金朝疆域在事实上和名义上得到了双重确认。“以淮为界”还体现在熙宗朝政治实践中。史载，太祖、太宗在地方治理中因族因地制宜，兼采宋、辽、女真之制，“一如本朝之制”。金熙宗全面推行汉制，自天眷元年（1138）开始整顿路制，到皇统二年，从位于金源内地的上京到位于淮河以北中原汉地的河南陕西一带，共设17路，各路设官置吏统一管理。熙宗将包括淮河以北中原在内的全疆域予以统一建制，统一治理，加速了金源内地、辽朝旧地、中原汉地行政管理体制上的整合和一致。统一地方治理下，金朝政治结构不断转向汉制体系，“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作为统治者疆域观念的“以淮为界”，在实际行政建制和地方治理中得到执行。
海陵王完颜亮继位后继续推行改革，其疆域观念所包括的范围与金熙宗时期相比进一步扩大。海陵王认为的金朝疆域是北达“金源内地”，南括宋朝的广大区域。虽然金熙宗时南宋已向金称臣，宋廷在政治上成为金朝的藩属，但在金宋对峙格局下，金、宋仍是政治、军事、经济互不统属的两个政权。攻宋之前，海陵王对左谏议大夫张仲轲说：“汉之封疆不过七八千里，今吾国幅员万里，可谓大矣。”张仲轲回答说：“本朝疆土虽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耳。”张仲轲的回答正中海陵王的心意。概言之，海陵王认为征服南宋、高丽和西夏之后，金朝成为中国正统就毫无疑问了。海陵王在进攻宋朝失败时说：“我本欲灭宋后改元大定，岂非天命乎”，消灭南宋意味着“天下平定”。海陵王认为只有攻占南宋，将南宋疆域纳于金朝治下，统一南北，才能成为真正的“正统”。完颜亮认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在时人看来，消灭南宋，使金朝疆域囊括南宋故土，是金朝成为“中国正统”的必要条件。
随着疆域观念的改变，金熙宗、海陵王改变金太宗时期对中原汉地的管理方式，并逐步加强对伪齐故地的直接控制。这一改变首先表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伪齐管控下的中原汉地相较于金朝直接控制区，其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在政治方面，刘豫是伪齐境内的最高统治者，掌握最高行政权，“置丞相以下官”，伪齐部分中央官员由刘豫直接任命。经济方面，伪齐制定与实行“什一税法”“五等税法”等相对独立的政策。军事方面，刘豫之子刘麟出任诸路兵马大总管，成为最高军事长官掌握军队。伪齐的存在不利于金朝对中原汉地的直接管理，因此废除伪齐政权势在必行。
金熙宗废伪齐政权，并在当地设置中央尚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行台尚书省，由女真贵族出任最高长官，负责该地具体事务。这表明金朝开始尝试逐步消除伪齐故地与金朝直辖区域在管理上的区别，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汉地视作金朝的疆域，统一纳入中央直接管理之下。如皇统七年十一月“以尚书左丞（完颜）宗宪为行台平章政事”，皇统八年八月“以尚书左丞相（完颜）勖领行台尚书省事”。以女真贵族担任行台尚书省高级官员，且由金熙宗亲信完颜宗弼长期担任行台尚书省最高长官，大大减小了黄河以南中原汉地与金朝直辖地区管理上的差异，消除了该地原本在伪齐统治下的诸多独立性，加强了河南地区同中央的联系以及对该地的控制。同时，金朝在行台尚书省辖区全面推行州县制，“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主管辖区内的民事和财政；伪齐“诸军悉令归农”，军事防务由金军直接负责，金朝对中原汉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原汉地的直接管理，海陵王撤销行台尚书省，将原伪齐统治下的中原汉地的行政权与财政权、司法权等收归金朝中央，彻底消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中原汉地同黄河以北地区管理模式上的区别。天德二年（1150），金廷罢行台尚书省，改置转运司、提刑司、统军司。贞元元年（1153），改汴京为南京，成为金朝的五京之一。学者的研究表明，总管金朝南京路军政事务的南京留守司长贰官除本职外，还分别身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府与开封府长贰官之职。以开封府为中心的南京路，在金朝所占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日益提高。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金朝将行台尚书省故地直接纳入中央管辖之下，对行台尚书省故地的管理方式同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等地没有明显区别，其效果就是加强了中央对于中原汉地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这些措施消除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中原汉地在金朝统治中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独立性，中原汉地与黄河以北地区融合的趋势加快。
要之，金朝统治者的疆域观念，从金太宗到金熙宗、海陵王，经历了从“以河为界”到“以淮为界”的转变。金朝统治者谋划中的疆域，从以黄河为界，一路向南延伸直至淮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从金熙宗开始被纳入中央直接管辖范围，在金朝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地位愈发重要。统治者不但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都视作金朝疆土，而且到金朝中后期，对中原汉地这一金朝统治核心领土采取直接管理的方式。将中原汉地视作本朝疆域，为金朝“中国”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争意图：从“奉天伐罪”到“成为正统”
金朝对中原汉地的战争意图，是汉地统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朝对宋战争的目的，有物质和政治双重性。随着疆域观念的变化，统治者对中原汉地的战争意图，由侧重满足物质需求，逐渐转向侧重满足政治需求，呈现出从以“奉天伐罪”名义下的经济劫掠到政治上“成为正统”的转变过程。
“奉天伐罪”一词源自天会三年金廷讨伐宋军的檄书：“朝廷爰举义师，奉天伐罪……不意宋人贪婪无厌，稔其奸恶，忽忘前施之义，潜包幸乱之谋，遽渎誓约，结构罪人，使图不轨，据京为叛；贼杀大臣，邀回户口，啖以官秩，反令纳土。”檄文指出，金朝伐宋之举，是因为宋朝单方面多次违背宋金间不得招纳对方叛臣、户口的盟约，金朝对宋的战争以自卫为目的，所以先发制人。但从宋人角度看，金朝对宋战争实为“劫掠”：“虏骑所至，唯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人，焚毁舍屋产业。”通过劫掠财物和掳走中原百姓，满足以金太宗为代表的女真贵族物质需求，是金朝对宋战争的主要目标，政治需求则居次要地位。细绎上述史料，金朝檄文中的“奉天伐罪”与宋人记载的“劫掠”形成强烈对比，其中固然包含各自立场下话语建构和申述行动合法性的主观之处，回到实际政治场景中，确是金朝对中原汉地采取经济劫掠行动的客观反映。
金太宗伐宋，就是借“奉天伐罪”自卫之名，行“掳掠”之实。金灭辽之后，因西夏和高丽分别于天会二年和天会四年奉表称藩，对金朝不构成威胁。而北宋在金灭辽后，招诱降金原辽朝将领张觉等叛金投宋，后又企图策反耶律余睹等人造反、兴复辽朝以打击金朝等，使金朝统治者感受到宋朝的威胁。因此，完颜宗望等将领奏请伐宋：“苟不先之，恐为后患。”宗翰也认为，宋朝未遵守“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盟约，并且“数路招纳叛亡，厚以恩赏。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贯，尝期以月日，约以誓书，一无所致”。不但金宋间维持和平的盟约成为一纸空文，宋朝招纳叛亡的行为进一步影响到边境稳定。宗翰认为“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宋朝同金朝达成的盟约并不可靠，需要时刻警惕宋朝违背盟约的行动，对此女真将领纷纷表示同意。斡鲁上奏：“宋不遣岁币户口事，且将渝盟，不可不备”。阇母也上奏“宋败盟有状”。因此金太宗准备先发制人，以图自保。金军于天会四年春第一次包围汴京，并与北宋达成和议。但随后北宋拒绝交纳岁币，拒割三镇，并决议北伐、撕毁和议的行为，使金朝统治者感到只要宋朝存在，对金朝政权来说就是威胁，故非灭宋不可，以绝后患。金朝于天会四年闰十一月，攻克北宋都城汴京，灭亡北宋。
只掠夺破坏而无意保护经营，是金太宗时期对宋战争的显著特点。金朝建国之初占有的土地“多瘠卤”，“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金人物产不丰，战争俘获是获取物资的重要手段。物质上的匮乏导致女真在解决反抗辽朝奴役问题后，满足物质需求成为影响其对外决策的首要因素。掳掠人口是金朝对中原掠夺政策最突出的表现。天会四年二月，金军破大名、安成二县，“驱掠子女二千余人”。天会六年二月，“迁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之民于河北”。此年三月，“虏将银朱既破邓，遂并掠汝、金、房凡四郡之民以归”。在洛阳，宗翰“尽焚西京庐舍，虏西京、汉上之民北迁”。攻占陕西之后，“金兵略地陕右，尽室迁辽东”。在金兵进攻下，华北平原以及汉水流域民众遭到俘掠，“悉驱而北，舍屋焚爇殆尽。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郡县为之一空。”天会五年四月金军北撤时，“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大量民众被强制北迁。除普通民众外，工匠也是金军掳掠的重要目标。天会五年四月，“押工役三千家”北归。天会六年，金兵在邓州索取“百工技艺人”。天会七年金兵攻占洪州后，“百工技艺皆尽”。中原工匠大量北迁，无疑是满足金朝手工业生产的需要。掳掠人口之外，金朝在这一时期还大量掠夺中原的粮食、牲畜以及其他财富。史载，金兵所到之处，“督责州县，括刷钱粮，虏掠乡村，拘收牛马，老稚离散，田野荒芜，民不聊生”。金朝在中原掳掠人口和牛马，目的是补充在金源内地进行经济生产的劳动力需要。
金朝在消灭北宋后设立伪楚、伪齐傀儡政权，一方面表明金朝企图通过“以汉治汉”手段继续实现对中原的经济掠夺，另一方面也证明金太宗无意入主中原，成为“中国正统”。金朝在策立伪楚、伪齐诏书中，明确表示其无意入主中原的政治立场。金朝于天会五年和天会八年分别策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刘豫为伪齐皇帝。《立楚国张邦昌册文》称：“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立齐国刘豫册文》称：“无并尔疆，以示不贪之德”，“付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适攸居……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很明显，金朝拥立伪楚、伪齐，一方面对中原没有疆域领土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将伪楚、伪齐作为拱卫金朝的藩辅，发挥宋金间缓冲区和在前线抵御宋朝的作用。进而言之，这表明金朝无意与南宋直接对抗，统治者没有统一天下成为“中国正统”的政治野心。《金史·兵志》记载，金朝设立伪楚、伪齐的原因在于“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即通过册封汉人为皇帝，代金朝在中原汉地进行统治。完颜宗磐曾言：“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这即是说，金太宗之所以策立张邦昌、刘豫，是将他们作为与南宋之间的缓冲区，使之成为防止宋朝直接攻击金朝的藩辅。
金熙宗、海陵王对宋战争意图同金太宗相比，发生了谋求成为“中国正统”的新变化。金熙宗在“奉天伐罪”到“成为正统”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金熙宗的对宋战争，因实力有限，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要求南宋“称臣”，仅成为名义上的“中国正统”。金熙宗通过迫使南宋“称臣”，构建起以金朝为中心的新的统治秩序。早在皇统元年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之前，宋朝已多次提出向金称臣的请求，以期实现宋金议和。如金军灭亡北宋之时，宋钦宗就曾主动“上表称臣”。到金军追击宋高宗南逃期间，宋高宗也明确向金朝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天眷元年金宋双方达成第一次和议，议定了金朝向宋朝交还河南陕西之地、南宋向金称臣并向金交纳岁贡等内容，是为“天眷和议”。
金熙宗撕毁“天眷和议”向南宋发动战争，不仅要求恢复陕西、河南地，对金称臣成为其核心诉求。这是与金太宗对宋战争相比最大的变化。皇统元年十一月，宋高宗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持续向金求和，完颜宗弼以行台户部侍郎萧毅等人随同魏良臣使宋，对金朝同魏良臣等人所商议的议和内容进行“审定”。完颜宗弼在致宋高宗书信中说：“来使云：‘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既能尽以小事大之礼，货利又何足道？止以所乞为定。”在金宋达成的和议中，完颜宗弼不仅向南宋索取银绢，而且主动要求南宋行“以小事大之礼”。相较于南宋向金行“以小事大之礼”，索取银绢则是“何足道”的小事。南宋向金称臣的重要性，对完颜宗弼来说明显提高。在金朝统治者看来，南宋向金称臣的意义，远甚于金朝向其索取财物。显然，金朝向南宋发动战争的目的生发出新内容，即从单纯物质掠夺的“奉天伐罪”，新增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成为正统”的要求。
通过签订“皇统和议”，建立起了以金朝为中心的统治秩序。金宋双方在皇统二年达成了议和，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其二，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其三，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割地、赔款的内容在金太宗伐宋时已有，但要求南宋称臣，则是在金宋和议中第一次由金朝提出，表明金朝对汉地和宋朝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江南果称臣，宗弼喜（郦）琼为知言。”金朝统治者对达成和议的内容，是相当满意的。史载，金和西夏先于天会二年达成和议，西夏“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西夏向金称臣，成为金朝藩属。天会四年六月，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也向金称臣。西夏、高丽、南宋先后向金奉表称臣，金朝在东亚构建起以其为中心的统治秩序。到海陵王时，以金朝为中心的东亚统治秩序进一步巩固。贞元元年正月，海陵王“诏有司受宋、高丽、夏、回纥贡献。”金朝此时成为了名义上的“中国正统”。
海陵王对汉地与宋朝发动战争的目的，比金熙宗则更进一步。海陵王对宋战争，明确提出了统一南北并成为中国正统的政治目标。海陵王志在消灭南宋一统南北，追求政治上的“中国正统”。海陵王在筹划伐宋之时，将尧、舜等帝王先贤作为效法对象。面对反对迁都燕京的女真朝臣，海陵王称：“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只要效法尧、舜行仁德之政，就一定能实现国家安定，因此迁都和南伐宋朝势在必行。“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在海陵王看来，消灭南宋是金朝成为正统的必备条件，是可以同“混一天下”画等号的。金朝只有统一了南北，成为中国正统才名副其实。之后，海陵王在政治内讧中被杀，其“混一天下”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其企图成为“中国正统”的目标却是客观存在的。
不论是金熙宗要求南宋称臣，还是海陵王“混一天下”之言行，他们对汉地和宋朝战争的目的，是要构建金朝统治中原的政治合法性。这与金太宗对宋战争单纯的经济掠夺等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奉天伐罪”到“成为正统”这一战略意图变化，是金朝汉地统治方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朝对中原的战争目的从以经济掠夺为主转变为以追求“中国正统”为主，表明统治者已经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成为金朝“中国”认同的重要体现。
三、统治重心：从“金源内地”到“中原汉地”
金朝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还体现在如何对待统治重心这一方面。所谓统治重心，即金朝以哪一区域作为其统治基础，以维护何地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换句话说，金朝以何地作为政治和经济重心，何地就是其统治重心。为进一步巩固和实现在中原地区的稳定统治，金朝将统治重心从“金源内地”转移到“中原汉地”，这是金朝汉地统治方略转变的关键内容。
金朝在太祖、太宗时期，其统治重心在“金源内地”。“金源内地”一词，源自金人对其肇兴之地的描述：“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金初将维护和保障“金源内地”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具有典型的北族王朝的特征。在政策上表现为金朝以金上京会宁府和毗邻地区为核心的“金源内地”作为其统治基础，对汉地的战争、掠夺是为了满足“金源内地”的物质需求，对中原汉地只掠夺破坏而不经营保护。
“中原汉地”指的是原在北宋治下后被金朝纳入统治的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学界用“汉地本位”一词总结海陵王及其以后金朝一系列国家治理政策。刘浦江先生的研究认为，金朝的国家本位与辽朝不同，“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从“金源内地”转移到了“中原汉地”。换言之，金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主要是为经营“中原汉地”服务的，女真兴起的“金源内地”在统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金朝将国家统治重心从“金源内地”转移到“中原汉地”的政策从金熙宗时产生，到海陵王时正式确立。无论将中原汉地视为金朝疆域，还是金朝视自身为“中国正统”，最终目的是以中原地区作为金朝立国根本，实现在中原地区的长久统治。金朝将国家统治重心转移到“中原汉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金朝将政治重心从“金源内地”迁移到“中原汉地”。“金源内地”作为金朝肇兴之地，在太祖、太宗朝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天辅六年，金太宗平定山西州县后，“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目的就是巩固“金源内地”核心统治区的地位。金源内地是金初国家祭祀的中心，金太祖、金太宗死后，先后下葬位于胡凯山的和陵。据《金史》记载，“胡凯山者，所谓和陵之地是也”。在金初统治者观念中，胡凯山南麓是象征女真起源的按出虎水的源头，将太祖、太宗陵墓安置在按出虎水源头附近，表明金源内地在祖宗祭祀体系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宗室完颜按答海在反对海陵王迁都燕京时说：“弃祖宗兴王之地而他徙，非义也。”女真旧贵族认为“金源内地”是金朝“祖宗兴王之地”，是国家根本所在。抛弃上京而将都城迁移到燕京，与王朝统治利益相违背。此时金朝政治重心在以上京路为核心的“金源内地”，是毫无疑问的。
金朝政治重心南迁，发轫在金熙宗统治时期。皇统二年金宋订立和议后，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这显然不利于金朝掌控黄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将都城自上京迁往毗邻中原的燕京，成为金朝加强对中原汉地控制的有力措施。史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金朝把都城从“金源内地”迁往中原汉地，只是时间问题。海陵王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天德三年四月，“诏迁都燕京”，开始把都城南迁至燕京。海陵王在贞元元年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并且“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贞元三年五月，海陵王还将太祖、太宗陵墓从上京迁到燕京的大房山，“金源内地”作为金朝“祖宗兴王之地”在祭祀体系中的地位明显削弱。正隆二年（1157）十月，“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宗室贵族则“不问疏近，并徙之南”。在此政策下，女真贵族就不再具备阻碍金朝政治重心南迁和重返“金源内地”的条件。贞元元年三月，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海陵王已经不满足于将都城设立在燕京，还计划将都城进一步南迁至北宋故都汴京，以便更好实现对中原的统治。正隆三年十一月，海陵王“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并“复立宗庙”。这不仅为南攻宋朝做准备，也是为实现南北统一后以汴京为统治中心治理天下做准备。海陵王已然把以汴京为代表的中原汉地当作其治理天下的根本。
构建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是金朝将其政治重心从“金源内地”迁移到“中原汉地”的突出表现。统治者采取多种措施构建统治中原的合法性，表明其为历代中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以换取中原汉人的支持和在中原地区的长久统治。
把金太祖、金太宗形塑为“中国正统”皇帝，是金朝构建统治中原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皇统五年，金熙宗追尊列祖列宗，尊谥金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在解释尊谥“兴运”时说，“肇启皇图，传序正统谓之‘兴运’”。在解释尊谥“定功”时说，“拯世利民，底宁区夏谓之‘定功’”。“传序正统”，即金朝是历代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底宁区夏”，则表明金朝是中原统一安定秩序的再造者。这样就把金朝正统地位追溯到了金太祖时期。赵永春先生认为，“金熙宗所塑造的金政权的‘正统’形象，无疑与金太宗时期以取代辽朝北部半壁江山的‘正统’而自居的‘正统’不同，而是指占据中原的‘中国正统’。”金太祖是“中国正统”，作为金太祖之孙的金熙宗自然也是“中国正统”。大定二十五年（1185），金世宗在东巡中树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中反复称颂开国皇帝太祖之功绩：“昔唐玄宗幸太原，尝有《起义堂颂》；过上党，有《旧宫述圣颂》。今若仿此，刻颂建宇，以彰圣迹，于义为允。”该碑还称：“周武戎衣，火流王屋。汉高奋剑，素灵夜哭。”碑文征引有关周武王、汉高祖、唐玄宗的往事前例，以此将金太祖比附中原一统王朝的帝王，旨在构建和强化金太祖正统地位的用意非常明显。
在金朝构建统治中原合法性过程中，尊孔祭孔具有重要意义。孔子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构建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政治符号，兴学重教与尊孔立庙是汉唐以来统治者标榜“治统”与“道统”合一的重要举措。为争取中原汉族士大夫支持，金朝积极向儒家文化靠拢，表明其与唐宋一样是儒家文化的继承者。金朝祭祀孔子始于金熙宗。金熙宗即位后，“立孔子庙于上京”，之后又多次祭拜孔子。皇统元年，金熙宗“诣文宣王庙奠祭，北面再拜，顾儒臣曰：‘为善不可不勉。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将孔庙祭祀提高到其国家祭祀的高度，熙宗所言“其道可尊”，直接表明他是孔子儒家思想文化的尊奉者。天眷三年，金廷“以孔子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天德二年，袭封孔璠子孔拯为衍圣公，“定袭封衍圣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岁立国子监，久之，加（孔）拯承直郎”。继承历代中原王朝对孔子及其子孙后代的尊崇，表明金朝“治统”“道统”与中原王朝一脉相承。
随着政治重心转移到中原汉地，朝廷通过科举网罗中原人才，以此巩固和强化统治。天会五年，为积极吸纳旧辽汉人和旧宋汉人为金朝服务，金太宗“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设置“南北选”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随着金朝统治区域逐渐南扩，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族士人也被纳入金朝取士范围。海陵王于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消除黄河南北在科举取士上的区别。天德四年，“始以河南、北选人并赴中京，吏部各置局铨注”。金廷进一步消除黄河南北在官员铨选上的差别，更好地吸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汉人为金朝效力。金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以实现在中原的稳定统治。
与推行科举密切相关的是，统治者通过特定科举试题的方式，进一步宣传统治中原的合法性。熙宗时，金廷会试曾命题为“仁为道远行莫能致赋”。该题出处为《礼记·表记》：“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金熙宗以先秦儒家经典中的“仁”为会试命题，与儒家政治理想相呼应，对中原士人有极强号召力，实则是其对儒家思想认同的体现。天德三年，金廷词赋御试以“天锡勇智以正万邦”为题。这一题目出自《尚书·仲虺之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海陵王之题，表明其为中原儒家文化的继承者，是平定中原“奉若天命”的正统皇帝。凡此种种，曲折表达出金朝统治中原合法性的深层次涵义。
金朝将政治重心转移到中原汉地，与辽、西夏政权始终将政治重心维持在其肇兴之地相比，有明显差异。根据学者研究，辽朝“大辽”与“大契丹”双重国号并称，即在长城以北契丹本土以“大契丹”为国号，而“大辽”国号使用仅限于燕云汉地。统治者有意将契丹本土与燕云汉地区分开来，目的是“因俗而治”。辽朝创设“大辽”国号的真实原因是征服燕云汉地施行新制，而在契丹本土施行草原旧制。学者的研究表明，西夏立国中将夏州塑造成“蕃汉有别”的“蕃地”，特别突出“蕃地”为其政治重心的意义。辽与西夏的策略，反映出统治者有意保持本族生产生活方式与独立性，强调其治理中有别于汉地的政治倾向。上述金朝将政治重心从“金源内地”迁移到“中原汉地”的种种举措，旨在金朝消除“金源内地”与“中原汉地”之间的区别，体现出统治者主动融入汉地的深刻用意。
第二，在经济上，高度重视并保护发展中原的经济生产。金太宗对宋战争给中原带来极大破坏，也未采取恢复与发展中原的计划。在金太宗军事进攻下，黄河以南至淮河以北中原地区“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淮泗之间，亦荡然矣”。伪齐设立后，金朝继续对中原进行大规模盘剥，黄河以南“应交割州军官物，十分留二分，余八分赴河北送纳”，以至于“赋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此时金朝控制和占领中原，就是为了对中原汉地大肆搜刮以满足物质需要。
金熙宗废伪齐后，中原汉地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从破坏掠夺转向保护和发展生产。金朝恢复发展中原汉地经济的举措，首先是减轻赋税徭役，“废齐国以省徭赋，柔宋人而息兵戈”。完颜宗弼领行台尚书省事，“访求百姓利病，（范）拱以减税为请，宗弼从之，减旧三分之一，民始苏息。”金熙宗多次下诏免除民众租税，“天眷五年十二月，诏免民户残欠租税。皇统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民众负担减轻，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其次是释放奴婢，“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婢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第三是兴修水利，奖励生产。金熙宗多次派遣官员兴修水渠，“复修三白、龙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开渠溉田，流民利其食，居民借其力，各得其所”。这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金熙宗保护和鼓励中原汉地农业生产的措施取得良好成效，“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在此措施下，中原汉地经济逐步恢复，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从金熙宗开始，中原汉地在金朝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将民众从“金源内地”大量迁往中原汉地，是金朝统治重心向中原汉地转移在经济层面的突出表现。金太宗时期的移民，是把大量中原汉人北迁至金源内地、辽东及河北地区。金熙宗时期的移民方向则相反，是将移民从“金源内地”迁往“中原汉地”。皇统初年，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后，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海陵王于正隆初年将人口继续大规模南迁。至正隆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从上京、东京、咸平三路扩展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到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长城以南猛安谋克人口数量大幅增长。金熙宗、海陵王大规模集中南迁猛安谋克，对金朝经济重心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猛安谋克被迁到长城以南地区，金朝统治重心向中原汉地转移在经济层面深入推进。到金宣宗时，中原汉地在金朝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以至于“天下官吏军民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时人还称：“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中原俨然成为金朝农业生产和朝廷贡赋的核心区，在金朝经济格局中占据支配地位。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金朝虽然占有“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地的广阔版图，但是散发着原野气息般牧歌式的、不严格的君臣关系，始终没有改观。总之，作为一个国家的整合和统一治理非常薄弱”。这就是说，在金朝粗放式管理下，既无法做到对中原汉地的有效管理，也不可能恢复与发展中原经济，将统治重心向中原汉地转移更无从谈起。这一认识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通过以上论述可见，金朝致力于恢复发展中原汉地经济，并采取种种举措，还将“金源内地”民众大量迁往中原汉地。金朝对包括中原汉地在内的“整合和统一治理”是切实有效的。
第三，在认同层面，随着统治重心转变，以中原汉地作为立国之本已经普遍存在于君臣观念之中，反映出金朝对“中国”认同的加深。金世宗时，时人认为金朝的立国之本早已不是白山黑水间的“金源内地”，而是毗邻“山南之燕”的中原汉地。大定二十五年四月，金世宗巡游上京时说：“朕久思故乡，甚欲留一二岁，京师天下根本，不能久于此也。”虽然上京是女真肇兴之地，但在当时毗邻汉地的燕京已成为金朝“天下根本”，发挥着政治核心的重要作用。时人还称：“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为业，穹庐为居，迁徙无常，又壤地褊小，仪物殊简……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在金人看来，辽朝根本之地在上京临潢府，而金朝根本之地在毗邻中原的“山南之燕”，其生产方式、生活环境、文化礼仪等诸方面与辽迥然有别。
进而言之，金朝统治重心的转变，其根本原因是统治者实现了从自外于“中国”到成为“中国”认同的转变。金熙宗、海陵王时，金人开始自称为“中国”，并从这时起将自己视作“中原”“中国”的代表。史载，金熙宗“自童稚时……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视太祖、太宗朝的创业勋旧为“无知夷狄”，而勋旧大臣也视金熙宗“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金熙宗在韩昉等汉族儒士教导下，成为华夏文化的继承者，实现了对“中国”的认同。将自己与“夷狄”区分开来，表明金熙宗认为自己就是“华夏”和“中国”的代表。金人还援引《春秋》称，“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成为他们构建“中国”认同的重要理论基础。
海陵王时金人开始明确自称“中国”。史载，宦者梁珫怂恿海陵王攻宋，“议者言珫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当时金朝臣僚认为梁珫力劝海陵王出兵伐宋是宋朝的阴谋，目的是消耗金朝国力。海陵王嫡母徒单氏在反对伐宋时说：“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徒单氏反对伐宋，原因就在于战争给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中原带来破坏，会危及国家稳定。以上两处所言之“中国”，都指的是金朝。
金章宗时，金人的“中国”认同进一步深化。元好问《资善大夫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并引》中说：“大夫士仕于中国全盛时，立功立事，易于取称，故大定、明昌间多名臣。”“大定”“明昌”是金世宗与金章宗的年号，时人将他们统治时期视为“中国全盛时”。言外之意，在金人看来，世宗与章宗就是“中国”皇帝。史载，面对韩侂胄谋划攻金之举动，金朝大臣劝章宗保持警惕：“彼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天禧纪元，岂忘中国者哉”；“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但力不足耳”。这几个事例中的“中国”，都是指金朝所占据的中原之地，被金人引申为整个金朝。金哀宗即位时，臣僚《贺登宝位表》称：“中国之有至仁，无思不服；圣人之得大宝，咸与维新”，在君臣看来，新即位的金哀宗乃“中国”的“至仁”“圣人”，他们的“中国”认同日趋深入。统治重心转移及其背后的金朝“中国”认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国认同形成的内涵。
结语
金朝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体现在疆域观念、战争意图和统治重心三个方面。从金太宗到金熙宗、海陵王时期，金朝统治者的疆域观念从以黄河为界，向南延伸至以淮河为界，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都视为金朝疆域；金朝对宋朝发动战争的目的，从单纯经济上的劫掠转变为带有明确政治意图的成为中国正统；金朝统治重心，也从“金源内地”转变为“中原汉地”，“中原汉地”成为金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与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所在。需要说明的是，金朝在统治汉地的实践中，种种制度“言说”和具体施政的“做法”紧密结合，在疆域观念、战争意图和统治重心诸层面往复交错进行，一起推动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
进而言之，金朝汉地统治方略的转变，其深层次动力是金朝统治者的自我文化认同实现了从“夷狄”到“中国”的转变。“中国”认同意识的萌生和深化，促使金朝统治者以“中国”立场去思考和处理涉及疆域观念、对宋朝的战争意图以及王朝统治重心等问题。这同金初统治者以北族政权作为制定和实施诸政策的立场相比，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金熙宗及其之后金朝统治者，不仅从观念上认同自己是“中国”，而且在此之后女真贵族的生活方式、金朝的各项文物制度，都与中原王朝不断趋同，体现出金朝统治者从自外于“中国”到成为“中国”的渐进式过程。在实际政治运行中，汉地统治方略转变与金朝“中国”认同不是单向度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形塑的复杂过程。汉地统治方略转变体现出的金朝“中国”认同，是10—13世纪中国历史演进主流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从“统治方略”角度观察金朝“中国”认同的演进，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记忆与10—13世纪中国多民族国家认同研究”（22VRC023）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