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时代，散文在继承悠久传统的基础上如何敞开新的表达空间，生动表现当下生活的精神面貌，广泛展现人民伟大创造的鲜活经验，为当代文学发展贡献一份新鲜力量，这既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话题，也是一个饱含机遇的话题。
散文创作的“双重境遇”
在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方式经历新的变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接受提供新的平台和路径，文学作品不再拘泥于纸媒，而是以“超文本”的模式扩散与链接。
在这个全新场域中，散文面临着“蓬勃”与“沉寂”并存的二元现状。新出现的“微散文”遍及网络，随处可见。社交平台的独创文本、图文平台的综合文本、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文案，甚至是发布在购物软件评论区中的“微散文”，都以精悍的文字与诚挚的情感迅速引发网友的强烈共鸣，实现短期文案的广泛传播与二度创作。而传统散文却没有及时融入新媒介的浪潮实现同步发展。其他各类文学体裁都积极与新媒介发展态势合流，比如小说纷纷登上影视化改编、微短剧传播的快车；诗歌以特有的节奏性与音韵美，在有声读物领域获得大量稳定的读者群；戏剧搭上新兴技术的顺风车，线上线下融合创造，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喧嚣拥挤的新媒介洪流之中，散文始终保持着相对沉寂的状态，不知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这场融创“集会”之中。
“微散文”在网络场域的广泛蔓延与传统散文当下的传播困境形成鲜明对照，寻根究底，原因可能是散文文体与新媒介逻辑存在适配冲突，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生态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导致新媒介时代的散文创作与传播依旧原地踏步。
散文的核心特质是“本真体验的自由表达”。因其表现形式上形散神聚、任意自由的独特性，称之为节奏最缓的文体也未尝不可。传统散文尤其强调慢思辨、非功利性、语言留白，这本身与新媒介的快节奏、流量导向、即时共情等逻辑存在天然冲突。相比之下，“微散文”能创造碎片式的金句，通过即时性的瞬间情感共鸣引起转发，带来流量收益，而传统散文在传播中缺乏这样的引爆点，导致创作者和平台缺乏动力与后续推力实现高效推广，难以形成广泛的长期热度。
同时，相较于其他文体，散文对文字本体的依赖性更强，情感传递与意境营造高度依赖文字的表现技巧。比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写道：“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是一句美妙的通感表达，以凝练传神的文字动人，却难以被简单转化为其他媒介的视觉画面或听觉符号。这种“文字独倚性”也使散文在新媒介的多模态传播浪潮中具有一定的劣势。
对于传统创作主体而言，散文往往与生活的真实性密切相关，侧重于表现生命中真实的情绪感受、情感体验与哲理思索。某种意义上，散文是追求赤诚的文体，作家往往将创作视为自我个体生命体验的忠实记录，不愿在散文创作中迎合接受主体，谈及“流量”常常唯恐避之不及。事实上不可忽视的是，新媒介正在逐渐成为文学生产的主要支撑，也越来越成为文学传播的主导力量，甚至在文学经典化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面对这个趋势，散文创作主体仍然与以用户为导向的媒介生态保持距离、出现脱节，在宏观上不利于散文整体的持续向好发展。
从接受主体的角度出发，新媒介不仅重塑了创作端与传播链，更彻底改变了读者的阅读生态。新媒介构建出一个异彩纷呈又眼花缭乱的文化场，也催生了读者即时性、跳跃性、抓重点式的阅读习惯，与强调整体氛围塑造、浑然一体、一脉贯通的传统散文创作难相契合。同时，新兴读者往往对内容存在强烈的功利性需求，划重点式的三分钟阅读大行其道，人们或是渴望在精简的文案中获得瞬间的情感冲击，或是在实用的攻略中获得速成的生活指南，而传统散文往往传递的是哲理式的智慧与生命中某种需要意会的美，而非直截了当的方法与技巧，没有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利落与层次递进的情节“钩子”，只有缓慢咀嚼才能品味出的余韵悠长。不少人追求的低投入、高回报、高信息密度，正与散文阅读的高专注、慢收获、思考留白相背离，新媒介环境下读者习惯的变迁也对传统散文的传播与接受造成一定的冲击。
散文亟待重新确认自身的坐标
传统散文的特点似乎正使它在新媒介浪潮中左支右绌，但也正是这份独特性中蕴含着新的可能。散文的“慢”与“真”，既是散文文体本身的独特所在，更为新媒介时代提供一种稀缺的经验表达与情感连接方式。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在文学领域，人民大众作为新的创作整体，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改变和塑造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与精神状态。大众写、写大众、大众享用，大众由原来的欣赏者变成参与者。而在“新大众文艺”创作中，散文的勃兴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
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素人作品”往往是散文，甚至“白描才是顶级文学”成为网络热点。事实上，这些作品并非通篇采用白描手法，读者所称赞的更多是动人心弦的真挚情感与不经雕琢的平实文字，这些作者大多未经过专业的写作培训，只是任由心中情感与体验自然流动，提笔成文，反而呈现出更为朴素自然的精神能量。
相比于其他文体，散文以任性自由著称，几乎不存在形式上的规训约束，更贴近普通大众的自我表达需求，新大众文艺的文学创作者往往习惯从散文入手，以真实性的笔触记录生命中的所遇所感、所思所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书写的随意性，反而为个体生命体验的本真流露留存广泛的空间。
散文创作的自由性、新媒介传播的低门槛，使得个体的存在被看见。散文中事件与情感的真实性、创作与接受的通畅性，有利于建立共情。新大众文艺与散文之间的这场“强联姻”并非偶然。散文的题材自由、形式自由与真实性诉求，让不同地域、不同生存状态的个体体验都能进入书写范畴，既能让普通群体的存在被看见，也为文学注入多样化视角，丰富散文表达内容的社会广度，提高散文的价值覆盖面。散文与生活的真实性密切相关，着重于传递生命中的真切感受，是对时代真实的一种记录，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社会各个群体的生活图景、内心世界和社会万象，为广大读者提供认识真实世界、感悟生活滋味、启迪成长思考的宝贵窗口。当碎片化的信息流不断冲刷人们的认知，当流量化的表达日益取代深度思考，在新大众文艺的时代热潮中，散文正以特有的节奏与结构为人们提供一种反刍生活的可能。它使作者与读者共同在经验的洪流中驻足、凝视、沉思。在一定程度上说，新大众文艺让文学重返公共生活，普通人的散文创作也正以真情实感填补无数种人生在文学世界的空白。
过往，散文往往被认为缺乏戏剧冲突和强情节，难以改编成影视作品。2024年，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被改编成同名网络剧，彰显出散文跨媒介创作的巨大潜力，也呈现出地域文化表达的一种新路径。《我的阿勒泰》的改编，并未强行将散文“小说化”，没有编织一个强情节的故事链，而是巧妙地抓住散文的精髓，以独特的“氛围叙事”，以情、景、人交融的和谐互渗，塑造统一贯通的意象整体。这部网络剧将原作中阿勒泰地区辽阔的风景、质朴的劳作，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结，转化为一种弥漫性的氛围和流淌的节奏，实现细节的真实性与地域风貌的传神表达。作品的动人不依赖激烈的外部冲突，而内蕴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融、孤独与温情的彼此交织，在自由散漫的日常诗学之中呈现深邃的哲理。
李娟通过小卖部这个窗口带领读者了解哈萨克族的饮食起居和风土人情，领略阿勒泰地域地理空间所生长出的生存智慧。《我的阿勒泰》改编的成功案例，展示出散文创作中的“小大之辩”。这部作品揭示出，散文的力量在于“独抒性灵”之外，还能以亲历者的身份出发，直接切入一个地域、一个群体当下真实而细微的生活变迁。散文可以成为时代发展变迁敏锐的记录者，通过亲历者笔下无数个真实、具体的“阿勒泰”，拼贴出一幅鲜活、立体的当代中国精神地理图景，通过媒介的力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发觉另一种声音、另一种生活。
综上所述，新媒介时代赋予散文的既非绝境也绝非一片坦途，而是在危机与险阻中重新确认自身坐标，开掘出新的价值空间。它要求散文创作在坚守本体的同时，勇敢地探索自由外延的种种可能，以独有的形式与方法，书写生活的真实，捕捉细腻的情感，在时代的壮阔进程中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
散文作者亟待革新观念、放开手脚，突破私人化抒情的狭小天地，挖掘散文更为广袤、深厚的可能性，努力探寻如何以真善美的方式，在抒发己怀的同时表现地域风貌、百姓生活和时代变迁，并且积极拥抱新技术，通过散文的深度书写与跨媒介的创造性转化，让灵动鲜活的地方知识、民间故事、情感体验、生命感悟和生活哲思等，得以进入更广阔的公共视野，参与当代文化的建构。这不仅是散文文体的突围，更是文化多样性在媒介融合时代的生动实践。每一个认真书写脚下土地、时代进程、身边人群和自我世界的散文作者，都在为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智慧。
（作者：胡哲，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拜占庭文学：多种文化碰撞聚合的审美样态
作者：刘建军《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4日 11版）
德国拜占庭学者卡尔·克伦巴赫曾言：“不要把拜占庭文学看作是古典时代文学的一个衍生物，这是错误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融合了希腊、罗马、东方和本土拜占庭元素，并受到正统基督教的影响——不仅包括教条信仰和日常行为，还包括政治理论和实践。”可以说，拜占庭文学是在东地中海广袤地区多种文化交流碰撞中形成的欧洲中世纪独特的审美样态。
对古希腊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3世纪以后，古日耳曼人如潮水般涌进罗马帝国境内，形成了一场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它绵延二百余年，规模宏大，波及大半个欧洲和北非广大地区。这场大迁徙使得蛮族在西罗马帝国的旧土上建立了许多日耳曼人的国家。这一重大事变的直接后果，就是打断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欧的发展进程。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四百多年的“黑暗时代”随之而来，使得古典文化在西欧成为完全“陌生”的存在。而东地中海地区的社会转型则是在继承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与古代希腊文明的中心在雅典不同，“希腊化”之后的希腊文明是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安条克、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为中心形成的新文明中心。拜占庭帝国建立后，这一中心又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简要地说，拜占庭文学就是在这片被古希腊文化长期浸染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文化。由于古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出现的拜占庭帝国并不像西欧那样经历过蛮族入侵所造成的四百多年“黑暗时代”，它的文学是在直接继承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恰恰是由于拜占庭文学的出现和其近千年的发展历程，才延续和发展了古代希腊文化传统，并将其传承至今。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朗西曼所言：“在长达11个世纪的岁月里，屹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这座城市中，知识精英得到尊重，无数经典得到传承与弘扬。没有拜占庭抄写员与注释者的努力，我们今天必然无法了解如此多的古希腊著作。”
正是出于对古希腊文学的继承，拜占庭帝国在建立最初的两百年间，其文学便形成了“开端即高峰”的局面。早期的拜占庭文学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大体得益于三大原因。一是它的发展进程并没有经历过西欧文学的那种“断裂”。当蛮族的铁蹄蹂躏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罗马帝国核心部分的东移有效避免了文化史上“黑暗时代”的到来。这使得拜占庭文学在兴起之时就有了所谓的“天时”。二是拜占庭文学是在古希腊文化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作为古希腊文化重要成分的神话传说等，最早分散发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乃至东地中海沿岸以及近东部分地区的广袤区域。而这些区域又是后来出现的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地区。所以，拜占庭人对古希腊文化的喜爱并非是对另一个异质文化的接受，而是对自己原有文化的重拾。这也就是为什么拜占庭人像那些希腊化时期出现的马其顿、塞琉西和托勒密等王国接受和弘扬希腊文化一样，那么热爱古希腊文化，并“发展出了一种共同的希腊人身份”的原因。这是其所占有的“地利”。三是当时的大部分拜占庭作家都认同自己是希腊人，并采用希腊语写作，使得具有拜占庭特色的优秀文学作品出现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人和”。由此，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不仅见证了古代的衰落，也见证了拜占庭中世纪文学的曙光。与古代的决裂在拜占庭并不像在西方那么明显：在拜占庭领土上没有外国人的大规模定居，没有在地中海以外的大量创造出来的神话故事，没有用外来语言代替传统语言的现象。古典文化遗产在拜占庭得到了更好的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仿古虚饰之下新的变化也在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拜占庭文学并非是希腊古典文学单纯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新时代文学的再造。换言之，这一文学是属于中世纪文明的产物，表现了符合中世纪东地中海人们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文学主题。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
拜占庭千余年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历程也是中世纪特定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史。举其要者，大致有如下几个醒目现象。
基督教文化与古代异教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是拜占庭帝国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拜占庭人继承古希腊文化和文学的过程始终与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和阐释分不开。在希腊化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东地中海地区的哲学家和宗教学者就开始将具有神秘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普拉提诺、波菲利的学说混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合流趋势。虽然在开始的几百年间，古代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还存在激烈冲突，但拜占庭人一直试图以古希腊哲学去阐释基督教的教义。与西欧的罗马公教不同，帝国建立后，拜占庭宫廷学者和教会神学家们试图把古典希腊的文化元素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以建立一种可以包容两者文化因子的新的理论框架，由此产生东正教文化。需要申明的是，东正教本质上是用希腊古典哲学阐释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而拜占庭文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文化要素融合而成的文学。对此，历史学家瓦西列夫指出：“4-6世纪是各种因素逐渐融合发展出一种被称作拜占庭的或东方基督教的新艺术的时期。随着历史科学更深入地探究了这一艺术的根源，可以看出东方艺术及其传统在拜占庭艺术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了。”
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相近，拜占庭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一直存在复杂关系。虽然具有频繁战争的底色，但在民间，拜占庭人与阿拉伯人相处较为融洽，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拜占庭文学作品如4世纪的《埃塞俄比亚传奇》、11世纪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混血的边境之王》以及12世纪的小说《荻萝希拉和查理克利斯》等中得到充分证明。在现实生活中，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的交往极为密切，从事商业贸易的人士经常往来，学者们常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研讨古希腊的各种典籍以及医学与科学问题。
古希腊文化与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地域文化间的吸纳、改造与融合也是拜占庭文化交流的显著现象。作为拜占庭帝国母体的古罗马帝国是横跨欧亚非的环地中海大帝国，其文化形态是在多种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地区一直存留着当地人自己的独特文化，如埃及的科普特文化、叙利亚的古代文化、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文化以及波斯的诺斯替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中的一些因子，在拜占庭文化形成过程中也被融入其中。如在冒险传奇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埃及人召唤亡灵的习俗、祭祀女神伊希斯的独特仪式、信奉“奇异之物”改变命运的观念等风俗的描写。再如，诺斯替文化中的神学结构也与拜占庭东正教文化有着相关联系。
正是在这种诸多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东西方文化相混合的拜占庭文化形态形成了。由此决定着拜占庭文学是在东罗马帝国疆域及其影响范围内所产生的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底蕴、基督教文化为主导并融入了东地中海等地域的文化要素所形成的中世纪文学形态。它的出现使拜占庭文学具有和其他地域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化样貌。
文学成就及其价值影响
多种文化碰撞和交流使得拜占庭文学呈现完全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的文学面貌。拜占庭诗歌创作是其文坛最为醒目的现象，也是留存下来最多的文学样式。其中包括对古代希腊神话和史诗的改写和续写的诗歌作品，如昆图斯的《特洛伊的史诗》、农努斯的《狄俄尼索斯》等。还有以保罗·西伦提亚里、罗曼努斯等为代表的赞美诗；以阿加西亚斯和卡西娅等人为代表的抒情诗以及大量的“铭隽诗”乃至各种杂诗等。英雄叙事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混血的边境之王》曾影响俄罗斯等类似作品的创作。更值得称道的是，拜占庭文坛还出现了一些个人或集体编撰的诗歌集、诗文集文论手册，如《帕拉提纳选集》《图书集成》《苏达辞书》等。另一个取得很大成就的作品类型是带有强烈文学特征的史传类作品，主要包括“正史”“编年史”“传记类作品”等不同样式。就写作的内容而言，正史侧重于按照时间发展的线索对拜占庭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梳理和记录，揭示历史上所发生事件的原因和结果。编年史的作者则更侧重于记录某个阶段在某个地域所发生的故事，描写某个人物和围绕他所发生的各种生活事件。传记类作品主要是对某个殉教者和圣徒的生平事迹的记录和描写，这类作品的故事性更强，文学色彩也更为浓厚。拜占庭的爱情浪漫传奇作品是在希腊晚期出现的“米利都传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类形式，在4世纪前后的赫利奥多罗斯、阿喀琉斯·塔蒂乌斯和12世纪的普洛德罗姆斯等著名作家的努力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西欧“骑士传奇”的拜占庭浪漫传奇文学传统，并且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15世纪帝国灭亡及其之后。拜占庭的文学样式还有讽刺散文和杂记作品，讽刺散文大多是在多神教与基督教的争执中，或者是在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关于教义的争论中产生出来的，主要用于攻击嘲笑对方的论点。有些作品也揶揄了社会中一些丑陋人物和不良现象。杂记主要指的是当时拜占庭人写作的富有文学性的有关地理、天文、医学以及数学等方面的作品。
从整体意义上说，“拜占庭文学以远远超越古典希腊的方式依然存在着”。在评价拜占庭文化的价值时，我们必须看到，在遭受游牧民族普遍冲击的农耕时代，拜占庭文化保护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免遭灭亡，使古典文化能够传于后世。同时，拜占庭人也使古典文化逐渐适应中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社会生活，形成古典文化的特殊形式。拜占庭文化还对周围其他民族文化产生积极影响，推动中世纪时期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可以说，作为拜占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拜占庭文学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这种在多种文化冲突融合中产生的文学，对后代欧洲文学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拜占庭人对希腊古典文献的持续收集整理，包括不断地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题材进行翻写和创作，尤其是科穆宁文艺复兴时期，拜占庭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与传播以及其后一些文人在意大利、法兰克等地传播希腊文化，推动了西欧拉丁文化、法兰克文化以及诺曼文化等大量吸纳古希腊文化的因素，从而给西欧人文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同样，成熟时期的拜占庭文学表现出三种主题倾向：其一，描写英雄或强人的作品，主要通过歌颂拜占庭英雄们的业绩，颂扬其文治武功，表达对民族振兴和社会安宁的期盼。其二，表现自己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作品，通过对古代希腊题材或基督教题材的重新创作，抒发作为古希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基督教文化的正统代表者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其三，反映普通大众思想情趣和审美愿望的作品得到大发展。这种承载着大众情感文学的出现，满足了普通大众的审美需求，从而使文学的特权从贵族与宗教人士中解脱，呈现各个阶层思想情感和审美需求竞相表达的局面。此外，拜占庭文化也深刻影响斯拉夫地区的文化，尤其是影响了俄罗斯文化与文学发展。
凡此种种，诚如英国历史学家马歇尔所说：“作为一种拜占庭文明的真实反映，文学仍然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拜占庭作家们从未忘记他们是伟大历史的继承者，他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坚持伟大历史所创造的文学范式……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继承而来的形式表达个性的。”
（作者：刘建军，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文学文献的翻译与文学史书写”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