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庚子惠州起义及史坚如刺德寿案后，清政府通缉杨衢云，随即利用驻港密探、香港团防局更练长吴老三收买会党人士江恭喜、马王海，阴谋暗杀杨衢云。两度尝试无果后，吴老三在卓勇统领李家焯麾下招募营勇陈林、童祥、徐福、李桂芬等4人，乘船赴港实施暗杀。杨案引起香港舆论热议，人们意识到香港活跃着不少的清政府刺客，呼吁港英政府全力侦办。然而，港英政府最终未能惩处所有嫌疑人，且无力防范清政府刺客再度作案。屡次出现的暗杀阴谋表明，香港虽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党提供发表政见、策划革命的空间，但同时也是危机四伏的险地。境外，亦是“革命对手方”与革命党的战场。
关键词：杨衢云/ 惠州起义/ 暗杀/ 香港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5年第3期 第126-134，216页
作者简介：吴世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5）。
标题注释：本文为202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院课题“清末民初政治浪潮中的‘侦探’”阶段性成果。
1908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宣传革命。《中兴日报》揭露清廷拟派出刺客实施暗杀。有评论讽刺云：“革命党以暗杀手段倾覆政府，政府亦以暗杀手段倾覆革命党。革命党因无力倾覆政府，而出于暗杀。政府亦因无力倾覆革命党，而出于暗杀。革命党欲行暗杀手段，不必构募刺客。政府欲行暗杀手段，必先构募刺客。”①寥寥数语，揭露了清末政治暗杀盛行的事实。
学界对革命党的各类暗杀活动并不陌生，吴樾炸五大臣、徐锡麟枪杀恩铭、汪精卫谋炸载沣、温生才刺杀孚琦等义举令人印象深刻，先行研究亦很丰富。然而，除“伦敦蒙难”外，鲜有研究讨论清政府应对活跃于海外的革命党的情况。②1901年发生于香港的杨衢云被刺案是清政府暗杀革命党最“成功”的一例。通过考察该案，要可揭示清政府运作跨境暗杀的情况及其所造成的实际影响。
杨衢云是辅仁文社的创始人，也是兴中会首任会长，颇受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视。③大多数关于杨衢云的研究皆会提到他最终被刺的结局，但仅有李谷城的论著和杨氏后人杨拔凡《杨衢云家传》对个中细节论述较详。④而且，既有成果述及案情，征引的史料囿于尤列之《杨衢云略史》，陈少白之《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之《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以及邹鲁之《中国国民党史稿》，史料来源较为单一、多为后世回忆，对案情的叙述无不止步于“1901年1月10日，署理两广总督德寿派陈林暗杀杨衢云”。⑤《杨衢云家传》的信息来源为杨衢云长女杨锦霞的口述，着重描述案发当天的情况，未揭示清政府运作跨境暗杀的过程及该案在香港社会的反响。
鉴于此，本研究在充分检讨各类回忆录及国民党党史著作的基础上，全面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FO 17)、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 129)以及香港报刊的报道，以求揭示清政府运作跨境暗杀之手段、探究港英政府及公众舆论对清政府跨境暗杀革命党之态度，希望借此丰富学界对清末“革命对手方”应对海外革命者的手段及其影响的认识。⑥
一 史坚如暗杀德寿案的余波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谭钟麟上折称：“臣查此案系孙文、杨衢云为首，陆皓东、邱四、朱桂铨知情同谋，潜备军械，分给红带，煽惑愚民，罪无可逭。”⑦复发布悬赏令，列举孙文、杨衢云、陈少白等的外貌特征，开出高额赏格云：“杨衢云，香山县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年约三十九岁，花红银一百元。”⑧这说明，1895年杨衢云已是清政府的重要通缉对象。
随后，杨衢云流亡海外，辗转游历越南、新加坡、南非等地，在当地组建兴中会分会。⑨与此同时，孙中山因《伦敦蒙难记》一书闻名于世，随后至日本宣传革命，经“戊戌政变”后同样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宣传，一度被称为“行者”，名望更著。⑩1899年，以毕永年为中间人，孙中山又联合哥老会、三合会在香港成立兴汉会，被推为总会长。(11)1900年1月，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一职，由孙中山继任。(12)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杨衢云、孙中山乘轮抵港，派宫崎滔天与刘学询接洽，密谋“两广自立”无果。(13)最终决定由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廷、黄江喜赴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暗杀，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运输军火，筹集经费。(14)10月6日起，郑士良和山田良政相继在惠州和海陆丰发起武装起义，初期进展顺利，然因中村弥六购械舞弊，军火供应困难，且伊藤博文组阁后日本政府不再支持中国革命，惠州起义饷械难济，未及半月旋遭失败。(15)鉴于惠州起义出师不利，史坚如“不得不行暗杀以盾其后，于是欲举清吏之权位重大者，如督抚将军辈歼之，使其余惶恐自顾不暇”，遂由宋少东夫妇出面租下督署衙门隔壁房屋，掘地道至督署衙门下方填埋炸药。然而，“因坚如未深谙燃放炸弹之法，以二百磅之巨量，仅置雷管少许，故只烧去药之一部，收效甚微”，爆炸仅将署理两广总督德寿从床上震落于地。史坚如试图再举未果，被侦探郭尧阶指认，不幸被捕。(16)
史坚如被捕后，清政府认定背后必有人指使，遂反复审讯，迫使他供出暗杀计划及参与人员。(17)史坚如在供词中提到：“我第一次认识杨衢云是在今年的农历八月。杨见我对革命认真其事，遂任命我为广东的总指挥，但没有给我委任状。起义首领还有吴希如和宋少东，他们都听我指挥。同盟军的首要人物是小北织布店的织工头领，他叫亚龙，姓氏不明，约莫三十多岁。这个时候徽章被发给各首领，这些徽章是锡制的，表面印有‘兴中会’字样，制作于香港。我听说宋少东早已做好了这批徽章。杨衢云让我去监督资金运输。”(18)史坚如的口供无疑告诉清政府，杨衢云是幕后总指挥。清政府以此为据照会香港总督：“这个人(史坚如)在讯问时承认他受到主犯杨衢云的煽动，与宋少东一同策划阴谋，聚集一群人，旨在炸毁总督衙门并伺机造反。”(19)
同时被捕的杨襄甫亦有供词。廖平子回忆杨氏被捕缘由云：“时有耶教徒而兼西医生者名杨香〔襄〕甫，虽非革命之实行家，而颇与坚如、达成等相来往，知党人有所举动，喜极。八月中秋节，寻常店户，燃灯笼写‘庆贺中秋’四字，杨则特写‘庆贺新朝’。事后为人举发，谓举动大可疑，清吏捕之去。初拟正法，终碍其为教徒，又无左〔佐〕证，遂判令长期徒刑，光复后始出狱。”(20)不难看出，杨襄甫反清姿态高调，且与史氏往来频繁，其供词对暗杀密谋叙述甚详：
我第一时间回到广州，直到农历八月中旬(公历9月4日—13日)的某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楚)，史坚如从澳门来到我的医馆，并说杨衢云前一天来访澳门，告诉他业已决心实施此前提到的暗杀计划并且已经制定了方案，希望我能参与其中。他特意派史坚如来劝我去香港。
第二天我到了香港。当我们聚在《中国日报》社时，杨衢云从结志街11号(一间由日本人所租的房子)过来，现场有很多人，我们互相发誓不泄露密谋。
随后，杨衢云带着众人到了报馆的第三层，也就是最高层，与我、史坚如等人秘密商议，认为暗杀清政府官员是件困难事，因为很难找到合适人选。进而，广州的官员很多，并不可能同时对付所有人。最好的办法是隐藏炸药，并在同一时间多次触发，这样就不可能有人幸免(被爆炸波及)。杨衢云认为我是广州的医生，对这座城市很了解，决定给我在经费方面之全权，委托我承担这项任务。(21)
杨襄甫的供词传递了类似的信号：暗杀德寿由杨衢云策划，兴中会成员在香港的《中国日报》社多次集会讨论，本拟派杨襄甫实施暗杀，但因杨氏推脱而改由史坚如和宋少东实施。正因此，德寿发出文告：“照得逆匪史经如、宋少东等，在后楼房街埋藏炸药轰毙多命一案，已将史经如拿获。认听从杨云衢起意设立兴中会，招人拜会，意图滋事，并派伊为城内总统，后楼房街炸药，即系该犯与宋少东埋藏。”(22)不难想象，此时的杨衢云已成为德寿的心腹之患。
二 清政府购募刺客、策划暗杀
最初，清政府尝试与英国交涉引渡杨衢云。德寿致函英国驻广州领事司格达(B.C.G.Scott)：“被捕的叛乱者名叫史坚如，这个人在审讯时供认主犯杨衢云与宋少东一同聚集了一群人密谋起事”，进而告知“据侦探最新汇报，主犯杨衢云现在正藏匿于香港，并且在招募党羽，密谋再度制造麻烦”。最后提出诉求：“香港现受外国掌控，我方派军警越界实施抓捕并不合适。故而有必要将这份报告呈交广州总领事、进而向香港总督汇报，希望他可以下令逮捕这个人，并将之移交广州进行适当的审判。为了中外双方利益，我们不能让他逍遥法外。”(23)司格达随即与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辅政司骆克(Stewart Lockhart)商议引渡事项，他们认为，“在香港政府处理引渡事项前，有必要获得证据，以保证总督阁下可以签发引渡令”，随后司格达提供了史坚如和杨襄甫的供词。(24)
根据当时的引渡规定，英国殖民地部认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任两广总督谭钟麟提出一项关于香港引渡规定的新建议并开始实施，其中指出，如果谋杀者或参与到省会城市的叛乱者触犯了中国法律并且逃到香港，那么香港殖民当局应当接受中方提供的证据。倘若领事或其代理人出席审判、接受证据，并声明证据业已向证人宣读，证人接受证据无异议，且并无其他强迫取证或不当行为，那么，香港殖民当局会判定证据有效，被指控者将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对此，英国殖民地部认为，倘若被指控者非香港常住居民，而是在案发后逃至香港的，那么这项新引渡规定将生效。不过，如果被指控者业已在香港居住6个月以上，即便他在内地犯罪，依然适用旧的引渡条例，不予引渡。”(25)基于此，香港殖民当局认为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清政府有权引渡杨衢云。然而，因香港警方搜集引渡证据需要时间，清政府开始尝试收买三合会首领江恭喜暗杀杨衢云。
清政府收买江恭喜的内情，见诸杨衢云被刺案发后香港警方提交的调查报告。1901年2月5日，陈少白对香港警方陈述了他在案发前从杨衢云那里听来的消息，杨衢云说：
几天前，江恭喜来找我，说吴老三派了[江]钮英(音译)和[江]一才(音译)拜访他，他们一同去了吴老三家。谈话一开始，吴老三就威胁他，因为他参与过惠州叛乱，马上可以逮捕他。随后，吴老三承诺如果他可以杀了杨衢云，便可以免除所有罪责，得到两万元的赏金，并且晋升一级军衔。江恭喜答应了，立刻得到了二十元，他随后来拜访我，劝我赶快离开香港。我并不在乎这件事。(26)
“吴老三”又名吴瑞生，香港当地人。他一面担任团防局更练长协助香港警方，向香港警务处警司队长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汇报驱逐会党的情况。(27)同时，吴老三又与广州卓勇统领李家焯有联系。杨衢云被刺后，吴老三被香港警方发现“一直在搞两面做派，在香港为中国警方做秘密代理人”，指控他同时为两个政府服务。可以说，吴老三是清政府运作暗杀杨衢云的关键人物。(28)
香港警方随后又走访了江恭喜。他告诉警方，江钮英和江一才与他同族，三人于农历九月二十二日(1900年11月13日)一同去见吴老三。当天夜晚，吴老三向江恭喜讲述暗杀方案：
晚上我去见吴老三，当时还有一位清政府官员在场(一位我不认识的委员)。我被吴氏介绍为“江恭喜”，吴氏介绍那个人是来自广东的委员。他说自己是来香港逮捕叛乱者的，希望获得我的帮助，因为我认识这些人。我告诉吴老三这些叛乱者不在香港。吴老三说：“你认识杨衢云吧?难道他不是你的朋友?”
我说是的，我知道他，他是我的朋友。继而，吴老三说：“我希望你杀掉他。”我说：“他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抓他。”吴说：“他很难抓到，如果你能杀掉他，我给你两万元和一个官职。”
江恭喜佯为允诺，第二天同黄平去杨衢云家，劝他尽快离港。(29)顺着江恭喜的陈述，警方又调查了黄平，他说江恭喜把吴老三的原话告诉了杨衢云，“并说自己从吴老三那边得到钱，希望他能将杨衢云杀掉。江恭喜表示自己将用这笔钱逃往国外，也劝杨衢云快跑，因为政治前景恶劣。杨衢云认为香港并不危险，在香港的所有人都很安全”。(30)
香港警方对陈少白、江恭喜、黄平三人的调查揭示，清政府曾计划收买江恭喜暗杀杨衢云，但江恭喜并未动摇，转而与黄平一同向杨衢云报信。上述情况与邹鲁所述“黄君耀庭乡人江君恭喜，聆此消息，一面冒险阻止陈林，无效；一面催促杨君避祸”略有不同，(31)与冯自由所书“有黄耀廷之乡人江恭喜，侦悉其谋，即往陈林寓所”多有不同。(32)如此看来，清政府交涉引渡杨衢云之际，便已策划暗杀。遗憾的是，杨衢云并未重视江恭喜的警告。
鉴于收买江恭喜无果，吴老三又开始物色新的刺客人选。江恭喜的族人江钮英对此知之甚详，他表示：“我在油麻地居住了28年，今年44岁，曾在那里做苦力。同时也充当香港警方的线人。我首次为吴老三服务是在港英政府接管新界的时候，大埔发生战斗的时候，我跟着他一起去现场的。农历八月，我受雇于吴老三，在香港的避难者中追查叛党。”(33)江钮英进而详细介绍吴老三布置暗杀的经过：1900年10月5日，吴老三称，因杨衢云无法被引渡到广州，希望江钮英出面找到暗杀他的人，江氏表示自己无能为力，次日两人前往广州找马王海等人。(34)10月12日，一群中国官员抵达香港，与吴老三讨论刺杨事宜，其中有李家焯的部下乾元炮船管驾杨贞全。11月14日，吴老三返回广州，在龙母庙见了马王海等人，当时他开出了两万元的暗杀赏金。11月19日，马王海抵达香港，与吴老三交涉刺杨事宜。吴老三在11月23日左右曾对马王海说：“如果我们不能把杨衢云引渡到广州，那么有一家他经常去的《中国报》社。找人跟踪他，在他从家里去报社的路上、或在报社中、或在他家中枪杀他。”11月底，马王海因被香港警方驱逐而返回广州。紧接着，吴老三亦返回广州面见布政使丁体常和李家焯，同时在当地物色刺客。
报名担任刺客者，除江钮英外，还有陈林、童祥、李桂芬和徐福，四人皆为李家焯麾下的营勇。(35)1月8日清晨，四人乘船抵达香港，他们当晚去了香港岛西面的一个妓院。1月9日，童祥去杨衢云家侦查情况后禀报吴老三，讨论暗杀方案，同时他们还从渔民处借了一条船，预备伺机将杨衢云绑架回广州。1月10日午后，陈林、童祥、李桂芬、江钮英等人一同前往吴老三家。因江钮英中途反悔，最终由李桂芬、陈林、童祥、徐福四人实施暗杀计划。(36)
会后，陈林、童祥、李桂芬、徐福四人出发前往杨衢云所在的结志街(The Gage Street)52号。吴老三家位于和风街(Wo Fung Street)，距离结志街仅400米。到达后，徐福在结志街和鸭巴甸街(Aberdeen Street)的岔路口望风，李桂芬、陈林、童祥三人沿着鸭巴甸街绕到结志街52号后方，李桂芬率先上楼查看情况，之后由陈林和童祥二人上楼施行暗杀，李桂芬在鸭巴甸街和三家里路(Sam Kwai Lane)岔口望风。当时，江钮英一直尾随其后，案发时他站在结志街52号马路斜对面的歌赋街(Gough Street)与鸭巴甸街的杂货铺门口。据他观察，案发后陈林、童祥、李桂芬、徐福疾步离开现场，到达海边，其中三人乘舢板离开。(37)随后，他们回到广州的李家焯军营避风头，杨贞全给童祥、陈林、徐福、李桂芬各发2000元的奖金，并于2月授予陈林、李桂芬和童祥官阶，奖励他们暗杀会党“正龙头”有功。(38)
上述各类供词可以勾勒出清政府买凶刺杨之始末：吴老三与香港警方、广州政府皆有联系，借身份之便，多次往返于广州和香港间，在刺杨阴谋中起主导作用。他试图收买参加惠州起义的三合会首领江恭喜暗杀杨衢云无果后，又于11月将会党人士马王海等带到香港，拟即刻实施暗杀计划，然而，该计划因马氏被香港政府驱逐而破产。随后，吴老三回到广州面见布政使丁体常和李家焯，在1900年底物色到李家焯麾下的营勇陈林、童祥、徐福、李桂芬四人，由炮船管驾杨贞全负责接应，最终于1901年1月10日暗杀杨衢云。
三 港英政府对跨境暗杀的调查与侦缉
杨衢云被刺案发后，港英政府即着手侦破案件，开出500美元的赏金悬赏凶手，香港报纸亦争相报道该案。(39)当时，虽然英国政府反对港英当局支持革命党，但香港总督在当地事务上享有很大的自由权。港督卜力出于扩大香港的范围、在华南培植亲英政府的考虑，曾派警察暗中保护流亡至香港的康有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居中斡旋，试图促成两广独立，甚至默许孙中山利用香港运输军火，支援惠州起义，拒绝虎门水师提督何长清借道新界镇压革命。(40)香港公共舆论将孙中山、康有为、杨衢云等人皆视作高素质的“改革党人”(reformer)，而非造反者。杨案发生后，舆论认为杨衢云是“当地著名的改革家，毫无疑问(谋杀)动机出于政治，因为他除了政治观点外，并无任何仇人”。(41)
此外，德寿曾悬赏抓捕杨衢云，加之杨衢云在临终前说起凶手“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中国政府把他从广州派来促成此事”，故公众舆论很自然地认定杨案是清政府策划的。(42)《德臣报》(China Mail)指出：“不久前，中国政府发出一份通告，为捕获或杀害任何改革党人开出赏格，此外还有人透露去年早些时候，一群年轻人离开北京后，发誓要谋杀康有为和其他改革党领袖。因而，杨衢云是这一阴谋的受害者。”(43)《香港周报》(The Hongkong Weekly Press)批评：“德寿及其僚属必须为这场谋杀负责，因为清政府对政治上有危险的人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44)这些批评很快转化为对清政府的谴责和对港英政府的压力，有评论人直截了当地表示：“从(香港)当地的角度来看，总督现在必须要面对这个最严重的问题。香港一直以来都自夸是所有遵守秩序、奉公守法的中国公民的安居之所。这种自夸是否可持续?这是卜力必须解决的问题。”(45)该评论揭示了香港社会对清政府组织跨境暗杀威胁当地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忧虑，不少报道提醒人们警惕清政府的密探。
在香港的革命党人很早便意识到清政府密探的存在。谢缵泰在回忆录中提到辅仁文社成立之初，香港便已遍布清政府密探：“广州的满清官吏和他们的特务奸细是这样使人害怕和恐怖，以致人们都不敢谈革命，不敢跟有革命倾向的人来往。由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五年，当时公众情绪就是如此。要想吸收新党员或仅仅是同情者真是谈何容易。”(46)谢氏的回忆虽有夸大，亦可反映当时革命党人对自身处境的认识。(47)1895年广州起义前夕，革命党意识到“乾亨行颇有侦探窥伺，遂宣布将该行取消”。最终，革命失败与起义计划“为驻港侦探韦宝珊所侦知，遂电告粤吏，使为戒备”不无关系。(48)故而，杨案发生后，有记者指出“中华帝国在香港侦探力量强大，香港本地侦探力量相对不足”，并说：
从我方与中国领土如此接近的情况，以及我方对来往人员的开放程度来看，实际上几乎不可能阻止清政府本地侦探的渗透。但是，组建一支高效的侦探力量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免除一些危险人物的影响。许多人质疑是否可以组建这样一支高效的队伍。因为他们认为，不能依赖本地的侦探，这些人可能会受清政府金钱操纵，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英国侦探是非常罕见的。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人才，现在也有，但还不够多。这个问题非常困难，甚至很难想象有何解决办法。(49)
这则评论道出杨案后香港民众的实际焦虑，它预示着清政府密探可以随意往来于广州和香港间，而香港警方的力量不够，本地侦探又不值得信任。更有报道揭露：“众所周知，当杨衢云先生被杀时，香港政府的侦探被广东政府贿赂了数千元。另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许多被香港政府解雇的侦探很快加入广州政府。”同时还披露：“两广总督陶模通过密探和线人搜集情报，他甚至清楚了解每个离开香港前往广州的中国人的名字和职位。”(50)还有读者来信表示：“香港到处都是两广总督的秘密间谍和线人，刺客们只是在等待作恶的机会。”(51)因此，很多华人在向杨衢云家属捐钱时不敢署名，“因为被害人是中华帝国的敌人”。(52)为防止“清廷派人掘墓盗尸，(杨衢云)墓碑不刻名，以防万一”。(53)人们对清政府密探的恐慌可见一斑。
案发后，香港警方即刻对刺杨案展开调查，前文所揭之江钮英、江恭喜、陈少白、陈万、江凯、黄平等人的陈辞即是警方调查的结果。经过数月的调查，香港警方认定吴老三在该案中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当时香港舆论多认为刺杨案的始作俑者是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因为他曾悬赏杨衢云，进而呼吁港英当局向清政府施压，罢免德寿。(54)为搜集广州政府谋划刺杨案证据，1901年9月，香港警方致函陈林，要求他赴港接受调查，李家焯闻此，以私通匪党之罪处决陈林，以防落下口实。(55)是年年底，港英政府和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皆认为：“如今已无法深入追查广东政府的责任。”(56)直到两年后的1903年4月初，参与刺杨案的李桂芬在香港被捕并于4月15日开庭受审，案情才有转机。(57)
在审理李桂芬案件时，革命党、会党、香港警察等证人提到吴老三、童祥、徐福、杨贞全、李家焯等人有参与跨境暗杀的嫌疑。鉴于此，卜力再度向殖民地部提出敦促清政府逮捕并引渡童祥、杨贞全和吴老三，他建议利用外交手段解决该问题：“除非我国政府同时向北京政府施加巨大压力，由其向两广总督发出指令，否则很难指望他们满足我方诉求。”(58)然而，这时已是1904年，陈林和童祥已被清政府借机处死，李桂芬被港英政府判处死刑，关键证人江钮英和德寿业已过世，幸存的李家焯被流放蒙古，吴老三潜藏在广州从事赌博业。如此一来，杨案的主要嫌疑人及关键证人大多已过世，致使港英政府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进一步追查。(59)因此，英国外交部及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认为，“如果在当下的案件中，我们要提出抗议，那么我们必须证明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否则我们不宜提出纠正要求”，下令停止追查杨案。(60)
结语
1903年1月，兴中会的谢缵泰、李纪堂与三合会的洪全福策划在广州再度发动起义，起义计划因“有奸人向清吏及香港警署告密”而失败。(61)两个月后，张佐庭及两名密探从广州抵达香港，诱骗一名叫吴六的男子上门并将之杀害，他们将尸体运回广州，以此邀功请赏。他们声称死者便是洪全福，但事实上真正的洪全福已流亡新加坡。调查表明，此次谋杀案系清政府密探贪图重赏，绑架无辜人士以冒充会党首领的闹剧。(62)即便洪全福毫发未伤，该事件也提醒人们清政府屡次企图派人越境暗杀的阴谋，引发港英政府的关注，英国外交部进而敦促两广总督查清该案。(63)
然而，清政府仍未收敛，屡派密探赴港，企图加害革命党人。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失败后，部分革命党人退至香港，据张永福回忆：“余既成到香港时，为清探所悉，报知港差扣留引渡，我党即请白状师与清探涉讼数次，始将余既成认为国事犯，依律判释。”(64)1910年5月，宫崎寅藏、儿玉右二与黄兴在香港会晤，此事很快为广州政府所知。日本驻港领事汇报：“此地因近于广东，广东官府所派的秘密侦探常有出没，实际今年五月，儿玉右二、宫崎寅藏等来香港，和几个革命党员往来见面，据说侦探就马上得知，经常对其动静加以注目。”(65)及至“聚会之际，清国侦探携带着枪械把会所包围，但英国警察官却在各个方面提供方便”。(66)如此看来，谢缵泰回忆录中提到香港遍布清政府密探一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夜香港的现实情况。
通过杨衢云被刺案可以看到，香港虽为革命党提供发表政见、策划革命的空间，但同时也是危机四伏的险地。借粤港毗邻的地利之便，清政府与供职于香港警方内部的华人暗通款曲，试图收买会党暗杀杨衢云。两度尝试无果后，又直接在广州营勇中购募刺客，乘船赴港实施暗杀。刺杨案在香港社会造成不小的影响，促使时人意识到清政府密探对香港的渗透，呼吁港英政府查清真相，保护“改革党人”。然而，香港警方在完成案件调查后，却因缺乏引渡证据，无法将所有刺客绳之以法，更无力抵御清政府刺客再度赴港迫害革命人士。由此可见，“革命对手方”的密探和刺客虽然名不见经传，其威胁却不容小觑。革命的生死对决并非仅限于起义军的战场，香港街头的冷枪、深夜往返于广州与九龙的舢板、密探发出的摩尔斯电码，绘就了革命党与清政府斗争的另一面。
注释：
①安东强：《孙中山史事编年》第2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638页。
②关于革命党在海外活动的研究较多，如留日学生史、兴中会、同盟会、保皇会、革命报刊研究皆涉及该问题。然而，讨论清政府应对海外革命党手段的研究很少。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宇和的《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修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安东强、姜帆的研究提出重视清政府对孙中山的“侦缉机制”，颇具启发性(安东强、姜帆：《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及侦缉机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安东强的《清政府查禁〈民报〉问题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展现了清政府应对革命书刊自海外输入内地的情况。另外，袁世凯统治时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尚小明以袁世凯的间谍青柳笃恒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此人刺探革命党的行踪和内幕，调查革命党内部矛盾的情况，对了解北洋政府赴海外调查革命党的情形颇有裨益(尚小明：《青柳笃恒：一个被湮没的袁世凯的高等间谍》，《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赵琳琳的研究重点分析袁世凯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策略，揭示了袁世凯在革命党内安排眼线、策反革命军队、派侦探跟随革命党赴日、派遣大量侦探驻沪等细节(赵琳琳：《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安徽史学》2023年第2期)。
③先行研究论及杨衢云，多聚焦于辅仁文社与兴中会之关系、杨衢云与孙中山之关系，以及他在乙未广州起义、庚子惠州起义中的表现。可参考贺跃夫：《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2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84年，第10-21页；吴竞、陈长兵：《略论杨衢云》，厦门市杏林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杏林文史资料》，1999年，第104-120页；Chün-tu Hsüeh,"Sun Yat-sen,Yang Ch'u-yun,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19,no.3(May 1960),pp.307-318；袁鸿林：《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杏林文史资料》，第32-61页。杨衢云在两次起义中的表现可参考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符致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75页；吴伦霓霞：《兴中会前期(1894-1900)孙中山革命运动与香港的关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李吉奎：《杨衢云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简婷：《评1895年广州起义中的杨衢云与孙中山》，《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5期等。
④李谷城：《孙中山、辛亥革命与香港》，香港华夏书局2011年版，第78-102页；杨拔凡、杨兴安：《杨衢云家传》，香港新天出版2010年版，第19-21页。
⑤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206页；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74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下册，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196页。另外，香港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霍启昌早已注意到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档案中保留有相当数量的杨衢云相关资料，但因其论文的关注点在乙未广州起义及驱逐孙中山出境的事件，未对杨案展开分析。见霍启昌：《港澳档案中的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香港)2011年版，第54-55页。
⑥“革命对手方”视角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主要关注清政府、保皇会等革命党政治对手的情况，参考安东强：《革命的对手方：辛亥革命史新探的一个学术理路》，《近代史学刊》第2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8-13页。
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册，第638页。
⑧《为悬赏通缉孙文等晓谕事》(1895年12月7日)，刘天昌整理《张人骏往来函电集》，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⑨杨衢云在各地活动的情况可参考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民国丛书》第2编第7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7-45页。
⑩彭剑：《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行者”绰号与革命形象》，《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11)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1页。
(12)关于杨衢云让位缘由，研究者多征引谢缵泰的说法，认为此事源于孙中山联络三合会、哥老会成立兴汉会，并被推为总会长，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杨衢云辞去会长。参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53-154页；於梅舫、陈欣：《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26页。
(13)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狭间直树：《就刘学询与孙文关系的一个解释》，肖平译，《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桑兵：《庚子孙中山上书港督卜力述论》，林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2005年版，第603-623页。
(14)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61页。
(15)於梅舫、陈欣：《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卷，第299-302页。
(16)邓慕韩：《史坚如事略》，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246-248页。
(17)史坚如供词最早于1912年被发现于南海县衙，随即刊于《真相画报》(《烈士史坚如事迹》，《真相画报》1912年第11期，第25-28页)。1980年，赵矢元《史坚如及其供词、绝笔考辨》一文对之进行释读。然而，因《真相画报》所披露的供词上大量字迹被墨汁覆盖，即便通读供词亦难知悉案情(赵矢元：《史坚如及其供词、绝笔考辨》，《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4-105页)。幸而英国殖民地部档案保留有一份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的供词，结合中、英两个版本，可以了解暗杀计划之全貌。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报告来看，他当时曾获得两个版本的“史坚如供词”。在他于1900年12月31日向香港总督的报告中说：“我谨奉上由署理两广总督提供给我的史坚如供词的副本及其翻译件。这个版本的供词较我通过间接渠道获得的更为完整，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不过，存在一处不一致的地方，前一个版本中提到杨衢云给了史坚如委任状，而官方提供给我的副本中史坚如称他并没有获得委任状。”(Canton Consulate General to Colonial Secretary Hong Kong，December 31，1900，Box 305，Records of the Colonial Office (CO 129)，The National Archives，Kew.)按查《真相画报》所揭之“史坚如供词”，字迹清晰处并未提及委任状一事。英国殖民地档案中所附“史坚如供词”明确写道：“我第一次认识杨衢云是在今年的农历八月。杨见我对革命认真其事，遂任命我为广东的总指挥，但没有给我委任状。”(Enclosure 2 Copy of the Report of Evidence Given by Shih Ching Ju，a Rebel，Whose Case was Sent Forward from the Nam Hoi Magistrates Yamen，December 31，1900，Box 305，CO 129)可知，如今可见的“史坚如供词”皆为官方提供的，通过“间接渠道”获得的另一版本的供词至今未见。
(18)Enclosure 2 Copy of the Report of Evidence Given by Shih Ching Ju,a Rebel,Whose Case was Sent Forward from the Nam Hoi Magistrates Yamen,December 31,1900,Box 305,CO 129.
(19)Acting Viceroy to Mr.Scott,November 23,1900,Box 305,CO 129.
(20)廖平子：《史坚如案拾遗》，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第1册，第250页。“杨香甫”又写作“杨襄甫”，据《革命逸史》记载，他是广东新会人，系“博济医院助教，为该医院初期学生，博通中外史籍，总理甚敬仰之”。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册，第407-408页。
(21)Enclosure 4 Copy of Record of the Evidence of Prisoner Yang Hsiang Pu Sent Up by the Nam Hoi Magistrate and Examined by the Head Police Office,December 31,1900,Box 305,CO 129.
(22)《示戒从逆》，《申报》1900年12月7日，第1版。
(23)Acting Viceroy to Mr.Scott,November 23,1900,Box 305,CO 129.
(24)To H.M.Consul General,December 7,1900,Box 305,CO 129.
(25)Enclosure 3 Acting Viceroy to Mr.Scott,December 26,1900,Box 305,CO 129.
(26)Chan Siu Pak States,February 5,1901,Box 305,CO 129.
(27)The Information and Complaint of Francis Henry May,June 17,1903,Box 317,CO 129.
(28)Murder of Yeung Kiu Kuan,July 6,1901,Box 305,CO 129.
(29)Kong Kung Hi States,February 6,1901,Box 305,CO 129.关于江恭喜的记载较少，据辞典披露，他又名公喜，广东新安人，早年加入三合会，为该会首领，后由邓荫南介绍加入兴中会，1900年参与组织惠州起义，任中路统兵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和南洋(管林主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30)Wong Ping States,February 8,1901,Box 305,CO 129。据黄平自述，他曾是从香港开往俄罗斯的一艘名叫“提布利”(Tibuli)的轮船上的厨师，1899年回到深圳湾沙头角的乡下，1901年杨案发生前到达香港寻找厨师的工作。此外，他还提到黄耀廷并非他的侄子，他们只是住在同一个村子，属于同族，黄耀廷称呼黄平为“阿叔”。可见江恭喜自述中提到黄平是黄耀廷的叔叔一说有误。
(3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下册，第1196页。
(32)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册，第824页。
(33)Kong Ying States,April 6,1901,Box 305,CO 129。值得注意的是，在1903年6月香港法院指控李桂芬参与暗杀杨衢云时，江钮英曾出庭作证，他的个人身份陈述与1901年的略有不同，他说：“我是一个在香港做生意的鱼贩，在1900年和1901年1月，我受雇于认识多年的吴瑞生(即吴老三)，替他做线人，那时他住在香港维多利亚岛的和风街。”(The Information and Complaint of Kong Ngau Ying，June 17，1903，Box 317，CO 129)。
(34)吴老三联络的“马王海”(Ma Wong Hoi)也是会党人士，原名陈海，曾参与过惠州起义。冯自由曾提到：“庚子，史坚如谋炸督署之役，邓先期领同志苏焯南、吴羲如、练达成、张硕臣、温玉山、宋少东等同至羊城，担任运动军队及附城绿林马王海、区新等，以作响应。”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第43页；何文平：《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35)回忆录和国民党党史叙述中多将暗杀杨衢云的凶手称作“陈林”，根据档案可知，时人称之为“陈林仔”(Chan Lam Tsai)。据陈林的弟弟陈万(音译)向香港法庭提供的材料，“陈林仔”系绰号，陈氏的大名为“陈泰安”(音译，Chan Tai On)。本研究以常见的“陈林”称呼此人。参见Chan Wan Examination-in-Chief Continued,May 21,1903,Box 1718,Records of the Foreign Office (FO 17),The National Archives,Kew。江钮英在1月10日突然反悔，拒绝暗杀，但却跟随四人到达案发现场附近。另外，童祥在英文档案中名为“Tung Cheung”，当时香港华文报纸将之翻译为“邓忠”(《臬署提讯谋杀杨衢云案》，《香港华字日报》1903年5月21日，第3页)，而革命党报纸及回忆录将之翻译为“童祥”(於梅舫、陈欣：《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册，第314页)。
(36)上述情况概括自江钮英在1901及1903年对香港警方及法庭的陈述：Kong Ying States,April 6,1901,Box 305,CO 129; The Information and Complaint of Kong Ngau Ying,June 17,1903,Box 317,CO 129.此外，还参考了1901年7月江恭喜和江钮英的族人江凯(音译)的陈述，他曾供职于李家焯麾下，一度答应参与吴老三的暗杀计划(Extracts from Statements Made by Kong Kai，July 30，1901，Box 317，CO 129)。借渔船和绑架杨衢云的方案来自渔民王星(音译)在1903年指控李桂芬时的陈述(Confidential：Government House of Hongkong，June 19，1903，Box 1718，FO 17)。
(37)案发当天的情况概括自英国外交部档案中收录的1903年6月审判李桂芬时提供的各类呈堂证据，包括对杨衢云暗杀案的案情回溯，杨衢云家属、学生对案发当天的回忆，结志街52号楼下目击者的回忆，杨衢云遗言，江钮英、江恭喜等知情者的回忆，陈林家属提供的清政府赏赐证书等。Confidential：Government House Hongkong，June 19，1903，Box 1718，FO 17.
(38)The Information and Complaint of Chan Wan,June 17,1903,Box 317,CO 129.
(39)"The Gage Street Murder," The Hongkong Telegraph,Jan.14,1901,p.2.
(40)吴志华：《香港总督的美意——港英政府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态度》，林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第624-639页。
(41)"A Coldblooded Crime," China Mail,Jan.11,1901,p.3.
(42)Copy of Dying Declaration on Yeung Kui Wan,January 10,1901,Box 1718,FO 17.
(43)"The Murder of a Reformer," Chinese Mail,Jan.12,1901,p.4.
(44)"The Gage Street Murder," The Hongkong Weekly Press,Jan.19,1901,p.2.
(45)"The Murder of a Reformer," Chinese Mail,Jan.14,1901,p.2.
(46)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江煦棠、马颂明译，罗福惠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47)贺跃夫认为谢缵泰的这段话并不符合当时情况，并进行了分析。见贺跃夫：《辅仁文社与兴中会关系辨析》，《孙中山研究论丛》第2集，第12页。
(4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2页。韦宝珊是香港地位显赫的华人，有着太平绅士、团防局局绅、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永远总理、定例局(立法局)议员等头衔。据陈晓平考察，此人曾因担心兴中会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影响他投机闱姓赌博，故向广州政府泄露起义计划，导致乙未广州起义未举先败。陈晓平：《“韦小宝”真有其人!他还告密破坏了兴中会广州起义》，2015年10月26日，http://gffggc783ceb421054c1csxkwuf55cxwxf6pou.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newsDetail_forward_1384141，访问时间：2025年3月9日。杨案发生时，韦宝珊是团练局局绅，恰为吴老三上司，遂受到时人的怀疑。据杨锦霞回忆，“案发后，港绅某与团防局(即四环更练管理处)更练长某，涉有旁助嫌疑，一被停议席，一被递解出境”，杨衢云的内弟刘德祯回忆：“涉嫌旁助刺杀衢云之某绅，据云是韦某，而探长(即上云之更练长)则吴老三。绅与探长旁助之动机，无非贪图爵赏。”杨拔凡、杨兴安：《杨衢云家传》，第21、25页。不过，单以韦宝珊担任团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局绅，吴老三任团防局更练长为据，推断韦氏知悉且参与到暗杀杨衢云计划中，显然证据不足，至今尚未发现韦宝珊参与该案的证据。霍启昌的研究指出，在1903年初港英政府的视角下，“定例局议员的何启和韦玉都是大大同情和暗中赞助中国革命党人在港活动的”(霍启昌：《港澳档案中的辛亥革命》，第96页)。
(49)"The Daily Press," Hong Kong Daily Press,Feb.8,1901,p.2.
(50)"Correspondence," Hong Kong Daily Press,Oct.11,1901,p.2.
(51)"The Late Yeung Ku-wan," The China Mail,Jan.16,1901,p.2.
(52)"The Gage Street Murder," Hong Kong Daily Press,Oct.12,1901,p.3.
(53)李志刚：《孙中山之革命运动与老师区凤墀长老之关系》，林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第652页。
(54)"The Gage Street Murder,"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Feb.6,1901,p.17.
(55)Chen Wan States,June 17,1903,Box 317,CO 129.陈万在指控李桂芬时详细讲述了两封信的情况：“陈林是我的兄长，他死了，1901年12月死了。他因为被广东缉捕委员李家焯发现两封信而被砍头，一封信来自王国廷(音译)，另一封信来自梅含理，前者是我的表亲，他的信没有提到谋杀案，只是叫我哥哥去一趟香港。我读到了这两封信并告诉我哥哥香港政府希望他能去一趟。第二封信上没有署名梅，但夹了一张署有梅的卡片，我那时候不知道梅是谁。现在我知道“梅”是香港警务处警司队长梅先生。”In the Supreme Court of Hongkong in Criminal Session，May，1901，Box 1718，FO 17.
(56)Consulate General of Canton to Colonial Secretary's Office,December 18,1901,Box 314,CO 129.
(57)"The Gage Street Murder," Hong Kong Daily Press,Apr.9,1903,p.2.《犯人缳首》，《香港华字日报》1903年6月18日，第4页；"The Gage Street Murder Trial:Sentence of Death," Hong Kong Daily Press,May 22,1903,p.2.
(58)H.A.Blake to the Colonial Office,June 19,1903,Box 1718,FO 17.
(59)Government House of Hongkong to the Foreign Office,November 17,1904,Box 1718,FO 17.
(60)Ernest Satow to Colonial Office,December 7,1904,Box 330,CO 129.
(61)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第77页。
(62)据香港警方调查，最初张佐庭只想用迷药将吴六迷晕后绑架回广州。然而，因药效不足，吴六中途苏醒，此时尚未离开香港。张氏惟恐事情败露，故将其勒死。参见Henry A.Blake to the Foreign Office,June 18,1903,Box 1718,FO 17。冯自由写《壬寅大明顺天国失败始末》时亦关注到此事，只是在他的记述中吴六系中毒身亡。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册，第712页。史料中有写作“张佐庭”亦有写作“张佐廷”，本研究正文统一用前者。
(63)《咨粤督英使照称张佐廷等冒赏邀功并在香港购线杀害有碍睦谊等希密查妥结由》，1903年10月4日，外务部档案02-09-003-02-00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64)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罗福惠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册，第92页。
(65)船津辰一郎：《在香港所观察的清国革命党》，加藤实译，罗福惠、久保田文次、加藤实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66)船津辰一郎：《宫崎寅藏、儿玉右二两人在香港时的聚会情况》，加藤实译，罗福惠、久保田文次、加藤实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第201-2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