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平:毒国与自鸩:辛亥革命前夜的郑孝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1 次 更新时间:2021-08-27 1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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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平  

   摘要:

   1911年是郑孝胥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在京城中多方奔走、鼓吹借债救国论,兼以谋求实缺,复介入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讨论中,随即出任湖南布政使一职。然而,其借债救国论喧腾传播于外,反倒助推了铁路风潮的爆发,郑孝胥最终沦为舆论交相批判的对象。即令他抛出川路改线计划,以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亦属无济于事。郑孝胥借由借债造路的“毒国”政策获致广泛关注,其身败名裂之结局亦肇因于斯,他在辛亥年所行之一切宛如饮毒“自鸩”,纵使其机关算尽、长袖善舞,终究挡不住革命的巨轮。

  

   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1911年10月25日),有鉴于武昌起义后之危局,资政院开会讨论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合理性,议员将批评的矛头直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胪列其“违宪”“变乱成法”“激成兵变”“侵夺君上大权”四项大罪。盛宣怀企图上折辩解,但他尚未草就奏稿便遭革职,随后仓皇逃离北京。1有人讥讽他“逃至美使署狼狈不堪,但顿足骂‘苏龛误我’”。2“苏龛”又作“苏堪”或“苏戡”,正是郑孝胥的字。革命党的报纸亦有类似论述,批判郑孝胥“甘为盛宣怀之爪牙”,“为盛氏谋借外债以攘夺四省铁道”。3对此,汪康年总结道:“各报纸记载川事,往往诟盛诟端,而必牵及郑孝胥。”4从中可以窥知,时人多认为郑孝胥与川路风潮联系紧密。然而此中联系,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关于郑孝胥的政治生涯,以往学者已多有研究。但是既有研究基本限于郑的晚清仕宦经历和辛亥鼎革后的遗老生活,5对其在辛亥年的活动很少涉及,或过于依赖其日记的一面之词。6郑孝胥仿佛是辛亥鼎革大戏中的失踪者,鲜见于论者的叙述。张惟骧提到:“郑孝胥久蛰思动,遂弃立宪会而出山,满廷亲贵罗致之,浸浸大用。孝胥别创铁路国有之议,耸动朝士,卒以粤汉、川汉之案,舆论沸腾,革命乘之,清社遂墟。”7短短数十字集中了郑孝胥攀附亲贵、鼓动铁路国有化等行为。结合前揭报刊中提到的与盛宣怀的关系,郑孝胥俨然是一清末政客要人形象,折冲樽俎,作用匪浅。然其实际所起作用如何,尚有待细致的考索辨正。

   有鉴于此,本文以1911年武昌起义前的郑孝胥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利用《郑孝胥日记》之基础上,结合军机处档案、盛宣怀档案、赵尔巽档案以及与辛亥革命、保路运动相关的史料,辅以辛亥前后的报章杂志和时人的日记、书信、文集、笔记等史料,重点关注以下三点:郑孝胥在铁路风潮中所起作用为何;舆论如何看待其铁路外债包工计划;他与盛宣怀和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讨论郑孝胥在辛亥鼎革之际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情况,不但对于丰富郑孝胥的研究颇有意义,亦可丰富我们对清廷内部在因应铁路风潮时的举措与表现情况之了解。

   一游走四方:鼓吹借债救国论

   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1911年3月5日),郑孝胥在北京后孙公园围绕铁路借款问题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说,痛陈危机当前,倘舍去借款,锦瑷铁路实难铺设,进而呼吁听众支持其借债救国计划。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本多熊太郎得此情报,评价道:“可以推测重启锦瑷铁路(借款)系郑孝胥此刻苦心经营之事。”8郑孝胥为何着力于鼓吹铁路外债?针对该问题,有必要对郑氏在1911年前后的行迹作一钩沉。

   郑孝胥在其游幕生涯中曾涉猎军事、教育、洋务、外交诸务,对铁路事务亦不陌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任命郑孝胥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郑受命督办广西边防事务,率领湖北武建军入驻龙州,迅即奉旨主管龙州铁路。宣统二年(1910),他在东三省主持锦瑷铁路交涉,试图通过向美国借债修路以实现列强均势,防止日俄瓜分东三省。9然而,该计划因日、俄阻击而进展迟缓。因是,郑孝胥复四方奔走,鼓吹铁路外债计划,试图促成锦瑷铁路借款。他曾于《四大干路说帖》一文中详细阐释其理论:

   十年以后,惟以铁道尽通为图存之要著。约而言之,则借债造路而已。宜指张恰、伊黑、川藏、粤汉为四大干路,借债以十万万为度,包工限年以成之。世界诸国以侵略为主义者,德、俄、日三国是也。三国者,其财政皆处于竭蹶,皆恃借债以行其发难之志。使中国速于一二年之内大举借债,声言以欧亚交通之职为己任,则各国必将踊跃输资于中国,以成此欧亚交通之新局,则三国借债之谋,必将大阻,而侵略之策,必将中挫,而不能直前。且包工与借债并议,则所借之债,悉入包工之手,而无挪移吞蚀之患。10

   要而言之,郑孝胥的借债包工计划主要是借外债,并将铁路的全线工程承包予洋商,以此杜绝本国官商产生的亏耗,缩短铁路修筑的时间,以期达成救国之目的。其中“借债”和“包工”虽为两项事务,实则一体两面,先借外债,再作包工,将铁路债权与修筑权让渡给洋商。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此时提出该主张,自有其特殊情况在。

   东三省形势及锦瑷铁路交涉困局使借债救国理论似获致其合理性。日俄战争以降,日本侵夺南满路权,复索要新奉铁路、安奉铁路、鸭绿江架桥等诸项权利,又借由间岛问题挑起事端。11此外,东三省新政甫经开展,旋即陷入经费不足的困局。12凡此诸端,在在可征东三省一地内忧外患之情状。梁启超论及此地,悲观溢于言表:“以吾之见,则满洲已成难收之覆水、已碎之堕甑,欲策满洲外交,宜在十年以前,今则晚矣。今日如有良外交家,惟当殚诚竭虑,沉几善应,求使无复有第二满洲出现,则我国民受赐多矣。”13东三省总督锡良建议清廷“非借外人之款,不足经营东省。尤非借外人之力,无由牵制日俄”,14试图通过借外债为修建铁路筹款,并借此消弭日俄的嚣张气焰。宣统元年(1909)九月,美国银行团、英国保龄公司代表司戴德(WillardDickermanStraight)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签订《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15随后司戴德、英国保龄公司代理人法伦许(LordFrench)就借款事宜与郑孝胥反复磋商。

   救亡之外,期成立宪、速开国会亦构成郑孝胥借债救国理论的思想背景。是时,立宪派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地方督抚亦参与其中,16湖广总督瑞澂和东三省总督锡良于入京陛见之际联衔上奏,主张筹备立宪当自重要处着手,他们认为唯有交通发达、中央集权,方可立宪,而推广交通,端赖于借债造路,进而呼吁道:“此议(即借债造路之议)果行,十年之后,可收铁路之益,即十年之内,推行币制之时,亦可免于危险。不特国内宪政进行更速,即各国谋我困我,亦必苦于财力之不给。”17该折喧腾于外后,江苏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两广总督袁树勋等督抚回电表态,众督抚观点各异,但皆注意到国会与铁路外债之间的联系。程德全表示,铁路有利于贯通各省、打通一国之血脉、沟通全国人民以利政治之推行。但倘若“无国会为之监督,则以息借之款,供滥用之需,实效未闻,负累已重”。18

   如论者所言,此时“速开国会”与“借债造路”之间建立了联系,国会能监督外债的使用,其存在亦能为借取外债伸张合法性。19值得注意的是,瑞澂与锡良的奏折背后有着郑孝胥的影响,此时他奔走于京城各处,鼓吹其铁路外债救亡之主张,而瑞、锡二人之会奏亦由郑孝胥草拟,20在其致瑞澂信函中强调“内阁、国会一切成立,舍此大举,亦无他策。但恐时势又变,借款转难,则机会坐失矣”。21由是可见,郑孝胥鼓吹铁路外债既是出于其政治理念,亦是借了国会请愿的势头。饶是如此,已著先鞭的日俄两国抵制美国资本进入东北,锦瑷铁路借款交涉进展缓慢。郑孝胥在年末反思中感慨:“内阁、国会已有萌芽,锦路、壶埠势不可止。触山之恨难偿,逐日之力将尽,其所营者仅止于此,吁,可哀矣,吾其为共工、夸父也欤?”22字里行间流露出力不从心的无奈。

   不过,郑孝胥并未就此放弃,他游走各地宣传其铁路外债救国理念。其间他先到苏州面晤江苏巡抚程德全,献以“开通改革政策”,建议“就岁入之款择要举办宪政,仍大借外款专办铁路,以求将来之发达”;之后郑孝胥复乘车至汉口面见瑞澂,23尔后便入京宣传其计划。对此,日方报纸格外敏感,揣测郑氏入京或是出于缔结中美同盟之目的。24郑孝胥进京后不久便致锡良一信,其中曰:“胥到京后,亲旧友朋时获聚晤,今以私事牵率,拟以三月归沪,锦爱路久不定,坐失事机。东省必有措手无及之悔。我公去志虽决,此事宜速具奏切陈,舍此别无良策之状,或冀朝廷有猛省之一日耳。”25信中“我公去志虽决”者,即系锡良请辞之事。26由是灼然可见郑氏对锦瑷铁路恐会“坐失事机”之担忧。因是,他多方运动,以求煽动舆论、达到目的。

   郑孝胥首先在同侪中广泛宣传借债救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同侪的协助,出力较多者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前翰林院侍讲文斌等人。宣统三年正月廿八日(2月26日),郑孝胥赴聚美楼之约,座中有劳乃宣、刘廷琛等人,席间谈及俄国请求在蒙古设立领事之事,郑孝胥建议“于一月之内将锦爱铁路合同立与英、美签字,则俄人新得所求,必不能再出阻挠,是俄得其虚而我得其实也。此机若失,则锦爱必无实行之日”,郑的建议获得众人的赞同,进而由郑孝胥拟定奏折,刘廷琛上奏。然而,该折于二月初五日(3月5日)递上后,没有下文。文斌上借债造路一折亦石沉大海。此外,郑孝胥还曾盘算让瑞澂为其代奏,但瑞澂此时并无入京之想,该计划终致报罢。27事已至此,郑孝胥深感下情上达之难,只能另谋他策。

   上奏之外,郑孝胥亦注意到大众传媒之于表达政见的重要性。在担任龙州边防大臣期间,沪上报界有其统帅之武建军叛变的传言,他曾委托乃弟郑孝柽登报澄清。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后,郑的演讲内容亦通过报纸而为人所知。28缘此,郑孝胥再度利用其关系圈所及之报刊以鼓吹借债救国思想。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郑孝胥草就《觇国谈》一文,委托孟昭常将之刊于《宪报》,29同时《申报》等报刊亦连载该文。在《觇国谈》中,郑孝胥系统阐述借债包工计划。他认为救国当从实处着眼,唯有铁路交通方能快速调兵、保家卫国,故而建设铁路刻不容缓。30考索检讨郑孝胥运动铁路外债之事迹,可见其建议之对象大多为立宪派人士和各地督抚,既未能上达天听,亦尚未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二“承乏”路事:出任湖南布政使

   宣统三年五月廿三日(1911年6月19日),郑孝胥被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在南下赴任途中,他写道:“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31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虽在晚清政坛上左右逢源,小有名气,但终究只是以“名士”和“幕僚”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突然出任省级大僚的实缺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波动,他在船舱中记下的日记篇幅冗长、浮想联翩,即出于此。实际上,郑孝胥宣扬借债以外,始终有营谋官职的心思,只是最终出任湖南布政使似乎并非如其所愿。

   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月底郑孝胥进京,舆论界遂传出郑将受重用的小道消息。宣统三年二月,郑孝胥先得知自己有望任职新内阁,又从报界知晓自己有“银行监督之望”,复自许鼎霖处得知“盛宫保以收回邮政,欲请余为局长”。32斯时,盛、郑二人确因铁路之事有所来往,其中或有郑孝胥仰赖盛氏以谋求升阶的因素在。

清末十数年中,郑孝胥协助盛宣怀之处甚多,盛宣怀对郑氏亦颇赏识。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盛宣怀的安排下,郑孝胥出任商务公所参赞,盛宣怀称赞郑孝胥“端亮明通,兼优谋断,于中外商学本末识远洞微,堪以派赴公所参赞庶务,借资长策,以应机宜”。33次年郑孝胥献策,建议避开比利时修改芦汉铁路借款草约的诉求,与美国磋商“芦汉、粤汉一气呵成之办法”,盛宣怀对此钦佩不已,惊叹道:“公真能断大事。”尔后,郑孝胥复协助盛宣怀交涉马凯商约,两人在江浙铁路购料一事上亦有联系。34可以想见,当郑孝胥闻悉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辅以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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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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