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平:毒国与自鸩:辛亥革命前夜的郑孝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6 次 更新时间:2021-08-27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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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平  

摘要:

1911年是郑孝胥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在京城中多方奔走、鼓吹借债救国论,兼以谋求实缺,复介入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讨论中,随即出任湖南布政使一职。然而,其借债救国论喧腾传播于外,反倒助推了铁路风潮的爆发,郑孝胥最终沦为舆论交相批判的对象。即令他抛出川路改线计划,以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亦属无济于事。郑孝胥借由借债造路的“毒国”政策获致广泛关注,其身败名裂之结局亦肇因于斯,他在辛亥年所行之一切宛如饮毒“自鸩”,纵使其机关算尽、长袖善舞,终究挡不住革命的巨轮。


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1911年10月25日),有鉴于武昌起义后之危局,资政院开会讨论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的合理性,议员将批评的矛头直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胪列其“违宪”“变乱成法”“激成兵变”“侵夺君上大权”四项大罪。盛宣怀企图上折辩解,但他尚未草就奏稿便遭革职,随后仓皇逃离北京。1有人讥讽他“逃至美使署狼狈不堪,但顿足骂‘苏龛误我’”。2“苏龛”又作“苏堪”或“苏戡”,正是郑孝胥的字。革命党的报纸亦有类似论述,批判郑孝胥“甘为盛宣怀之爪牙”,“为盛氏谋借外债以攘夺四省铁道”。3对此,汪康年总结道:“各报纸记载川事,往往诟盛诟端,而必牵及郑孝胥。”4从中可以窥知,时人多认为郑孝胥与川路风潮联系紧密。然而此中联系,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关于郑孝胥的政治生涯,以往学者已多有研究。但是既有研究基本限于郑的晚清仕宦经历和辛亥鼎革后的遗老生活,5对其在辛亥年的活动很少涉及,或过于依赖其日记的一面之词。6郑孝胥仿佛是辛亥鼎革大戏中的失踪者,鲜见于论者的叙述。张惟骧提到:“郑孝胥久蛰思动,遂弃立宪会而出山,满廷亲贵罗致之,浸浸大用。孝胥别创铁路国有之议,耸动朝士,卒以粤汉、川汉之案,舆论沸腾,革命乘之,清社遂墟。”7短短数十字集中了郑孝胥攀附亲贵、鼓动铁路国有化等行为。结合前揭报刊中提到的与盛宣怀的关系,郑孝胥俨然是一清末政客要人形象,折冲樽俎,作用匪浅。然其实际所起作用如何,尚有待细致的考索辨正。

有鉴于此,本文以1911年武昌起义前的郑孝胥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利用《郑孝胥日记》之基础上,结合军机处档案、盛宣怀档案、赵尔巽档案以及与辛亥革命、保路运动相关的史料,辅以辛亥前后的报章杂志和时人的日记、书信、文集、笔记等史料,重点关注以下三点:郑孝胥在铁路风潮中所起作用为何;舆论如何看待其铁路外债包工计划;他与盛宣怀和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讨论郑孝胥在辛亥鼎革之际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情况,不但对于丰富郑孝胥的研究颇有意义,亦可丰富我们对清廷内部在因应铁路风潮时的举措与表现情况之了解。

一游走四方:鼓吹借债救国论

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1911年3月5日),郑孝胥在北京后孙公园围绕铁路借款问题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说,痛陈危机当前,倘舍去借款,锦瑷铁路实难铺设,进而呼吁听众支持其借债救国计划。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本多熊太郎得此情报,评价道:“可以推测重启锦瑷铁路(借款)系郑孝胥此刻苦心经营之事。”8郑孝胥为何着力于鼓吹铁路外债?针对该问题,有必要对郑氏在1911年前后的行迹作一钩沉。

郑孝胥在其游幕生涯中曾涉猎军事、教育、洋务、外交诸务,对铁路事务亦不陌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任命郑孝胥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郑受命督办广西边防事务,率领湖北武建军入驻龙州,迅即奉旨主管龙州铁路。宣统二年(1910),他在东三省主持锦瑷铁路交涉,试图通过向美国借债修路以实现列强均势,防止日俄瓜分东三省。9然而,该计划因日、俄阻击而进展迟缓。因是,郑孝胥复四方奔走,鼓吹铁路外债计划,试图促成锦瑷铁路借款。他曾于《四大干路说帖》一文中详细阐释其理论:

十年以后,惟以铁道尽通为图存之要著。约而言之,则借债造路而已。宜指张恰、伊黑、川藏、粤汉为四大干路,借债以十万万为度,包工限年以成之。世界诸国以侵略为主义者,德、俄、日三国是也。三国者,其财政皆处于竭蹶,皆恃借债以行其发难之志。使中国速于一二年之内大举借债,声言以欧亚交通之职为己任,则各国必将踊跃输资于中国,以成此欧亚交通之新局,则三国借债之谋,必将大阻,而侵略之策,必将中挫,而不能直前。且包工与借债并议,则所借之债,悉入包工之手,而无挪移吞蚀之患。10

要而言之,郑孝胥的借债包工计划主要是借外债,并将铁路的全线工程承包予洋商,以此杜绝本国官商产生的亏耗,缩短铁路修筑的时间,以期达成救国之目的。其中“借债”和“包工”虽为两项事务,实则一体两面,先借外债,再作包工,将铁路债权与修筑权让渡给洋商。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此时提出该主张,自有其特殊情况在。

东三省形势及锦瑷铁路交涉困局使借债救国理论似获致其合理性。日俄战争以降,日本侵夺南满路权,复索要新奉铁路、安奉铁路、鸭绿江架桥等诸项权利,又借由间岛问题挑起事端。11此外,东三省新政甫经开展,旋即陷入经费不足的困局。12凡此诸端,在在可征东三省一地内忧外患之情状。梁启超论及此地,悲观溢于言表:“以吾之见,则满洲已成难收之覆水、已碎之堕甑,欲策满洲外交,宜在十年以前,今则晚矣。今日如有良外交家,惟当殚诚竭虑,沉几善应,求使无复有第二满洲出现,则我国民受赐多矣。”13东三省总督锡良建议清廷“非借外人之款,不足经营东省。尤非借外人之力,无由牵制日俄”,14试图通过借外债为修建铁路筹款,并借此消弭日俄的嚣张气焰。宣统元年(1909)九月,美国银行团、英国保龄公司代表司戴德(WillardDickermanStraight)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签订《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15随后司戴德、英国保龄公司代理人法伦许(LordFrench)就借款事宜与郑孝胥反复磋商。

救亡之外,期成立宪、速开国会亦构成郑孝胥借债救国理论的思想背景。是时,立宪派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地方督抚亦参与其中,16湖广总督瑞澂和东三省总督锡良于入京陛见之际联衔上奏,主张筹备立宪当自重要处着手,他们认为唯有交通发达、中央集权,方可立宪,而推广交通,端赖于借债造路,进而呼吁道:“此议(即借债造路之议)果行,十年之后,可收铁路之益,即十年之内,推行币制之时,亦可免于危险。不特国内宪政进行更速,即各国谋我困我,亦必苦于财力之不给。”17该折喧腾于外后,江苏巡抚程德全、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两广总督袁树勋等督抚回电表态,众督抚观点各异,但皆注意到国会与铁路外债之间的联系。程德全表示,铁路有利于贯通各省、打通一国之血脉、沟通全国人民以利政治之推行。但倘若“无国会为之监督,则以息借之款,供滥用之需,实效未闻,负累已重”。18

如论者所言,此时“速开国会”与“借债造路”之间建立了联系,国会能监督外债的使用,其存在亦能为借取外债伸张合法性。19值得注意的是,瑞澂与锡良的奏折背后有着郑孝胥的影响,此时他奔走于京城各处,鼓吹其铁路外债救亡之主张,而瑞、锡二人之会奏亦由郑孝胥草拟,20在其致瑞澂信函中强调“内阁、国会一切成立,舍此大举,亦无他策。但恐时势又变,借款转难,则机会坐失矣”。21由是可见,郑孝胥鼓吹铁路外债既是出于其政治理念,亦是借了国会请愿的势头。饶是如此,已著先鞭的日俄两国抵制美国资本进入东北,锦瑷铁路借款交涉进展缓慢。郑孝胥在年末反思中感慨:“内阁、国会已有萌芽,锦路、壶埠势不可止。触山之恨难偿,逐日之力将尽,其所营者仅止于此,吁,可哀矣,吾其为共工、夸父也欤?”22字里行间流露出力不从心的无奈。

不过,郑孝胥并未就此放弃,他游走各地宣传其铁路外债救国理念。其间他先到苏州面晤江苏巡抚程德全,献以“开通改革政策”,建议“就岁入之款择要举办宪政,仍大借外款专办铁路,以求将来之发达”;之后郑孝胥复乘车至汉口面见瑞澂,23尔后便入京宣传其计划。对此,日方报纸格外敏感,揣测郑氏入京或是出于缔结中美同盟之目的。24郑孝胥进京后不久便致锡良一信,其中曰:“胥到京后,亲旧友朋时获聚晤,今以私事牵率,拟以三月归沪,锦爱路久不定,坐失事机。东省必有措手无及之悔。我公去志虽决,此事宜速具奏切陈,舍此别无良策之状,或冀朝廷有猛省之一日耳。”25信中“我公去志虽决”者,即系锡良请辞之事。26由是灼然可见郑氏对锦瑷铁路恐会“坐失事机”之担忧。因是,他多方运动,以求煽动舆论、达到目的。

郑孝胥首先在同侪中广泛宣传借债救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同侪的协助,出力较多者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前翰林院侍讲文斌等人。宣统三年正月廿八日(2月26日),郑孝胥赴聚美楼之约,座中有劳乃宣、刘廷琛等人,席间谈及俄国请求在蒙古设立领事之事,郑孝胥建议“于一月之内将锦爱铁路合同立与英、美签字,则俄人新得所求,必不能再出阻挠,是俄得其虚而我得其实也。此机若失,则锦爱必无实行之日”,郑的建议获得众人的赞同,进而由郑孝胥拟定奏折,刘廷琛上奏。然而,该折于二月初五日(3月5日)递上后,没有下文。文斌上借债造路一折亦石沉大海。此外,郑孝胥还曾盘算让瑞澂为其代奏,但瑞澂此时并无入京之想,该计划终致报罢。27事已至此,郑孝胥深感下情上达之难,只能另谋他策。

上奏之外,郑孝胥亦注意到大众传媒之于表达政见的重要性。在担任龙州边防大臣期间,沪上报界有其统帅之武建军叛变的传言,他曾委托乃弟郑孝柽登报澄清。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后,郑的演讲内容亦通过报纸而为人所知。28缘此,郑孝胥再度利用其关系圈所及之报刊以鼓吹借债救国思想。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郑孝胥草就《觇国谈》一文,委托孟昭常将之刊于《宪报》,29同时《申报》等报刊亦连载该文。在《觇国谈》中,郑孝胥系统阐述借债包工计划。他认为救国当从实处着眼,唯有铁路交通方能快速调兵、保家卫国,故而建设铁路刻不容缓。30考索检讨郑孝胥运动铁路外债之事迹,可见其建议之对象大多为立宪派人士和各地督抚,既未能上达天听,亦尚未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二“承乏”路事:出任湖南布政使

宣统三年五月廿三日(1911年6月19日),郑孝胥被授予湖南布政使一职,在南下赴任途中,他写道:“仆未尝为实缺官。今入官场,殆如生番不可以法律拘束者,不知闹何笑柄。然决不能合格,明矣。”31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虽在晚清政坛上左右逢源,小有名气,但终究只是以“名士”和“幕僚”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突然出任省级大僚的实缺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波动,他在船舱中记下的日记篇幅冗长、浮想联翩,即出于此。实际上,郑孝胥宣扬借债以外,始终有营谋官职的心思,只是最终出任湖南布政使似乎并非如其所愿。

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月底郑孝胥进京,舆论界遂传出郑将受重用的小道消息。宣统三年二月,郑孝胥先得知自己有望任职新内阁,又从报界知晓自己有“银行监督之望”,复自许鼎霖处得知“盛宫保以收回邮政,欲请余为局长”。32斯时,盛、郑二人确因铁路之事有所来往,其中或有郑孝胥仰赖盛氏以谋求升阶的因素在。

清末十数年中,郑孝胥协助盛宣怀之处甚多,盛宣怀对郑氏亦颇赏识。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盛宣怀的安排下,郑孝胥出任商务公所参赞,盛宣怀称赞郑孝胥“端亮明通,兼优谋断,于中外商学本末识远洞微,堪以派赴公所参赞庶务,借资长策,以应机宜”。33次年郑孝胥献策,建议避开比利时修改芦汉铁路借款草约的诉求,与美国磋商“芦汉、粤汉一气呵成之办法”,盛宣怀对此钦佩不已,惊叹道:“公真能断大事。”尔后,郑孝胥复协助盛宣怀交涉马凯商约,两人在江浙铁路购料一事上亦有联系。34可以想见,当郑孝胥闻悉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辅以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选择主动向这位故旧靠近,借以谋求官职,实属合理。然而,该选择使他很快与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产生交集。

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给事中石长信《铁路亟宜明定干枝办法》一折,打开了铁路干线国有化的闸门。35随之,盛宣怀主持拟定收回商办铁路的具体办法,郑孝胥亦参与其中。维新人士徐佛苏曾言及此事:“(清廷)尤欲收回全国省有商有之各铁路为国有,以统一交通,为中央集权之本位,并以素有交通经验之老官僚盛宣怀氏简为邮传部尚书。盛氏采郑孝胥之建议,拟收回粤汉铁路为国有。”36在时人的回忆中,郑孝胥俨然被视为铁路干线国有的参与者。然则值得关注之处在于,时论多以郑孝胥为草拟干路国有上谕者,如《神州日报》称:“闻最初宣布干路国有之上谕。即郑之手笔,当时无一人知者”,“盛宣怀之借款收路诸政策,皆系郑孝胥一人为之主谋,当时极其秘密,论者皆归狱于盛,而无一人知为郑者”。《天铎报》披露:“朝廷宣布实行其最初干路收回国有谕旨,闻即出郑氏之手。”37

事实上,郑孝胥虽介入此事,但参与程度非常有限,据郑孝胥的日记,自5月1日至5月16日,他并未与盛宣怀谋面,在此期间,仅为盛的亲信李维格草拟过张洽铁路奏稿。38迄乎5月17日(四月十九日),两人方有接触:“盛宫保约往府学胡同,谈久之,代拟谕旨二道,饭讫乃去;又为拟收回商办铁路奏稿”,次日又有“送稿与盛”之记载。39由是观之,舆论所言之“拟定宣布干路国有之上谕”或是夸大郑孝胥介入其中的程度,因为上谕公布的时间在5月9日(四月十一日),斯时并无切实证据表明郑与清廷高层尤其是盛宣怀曾有磋商。而关于郑孝胥拟定上谕的报道,多出现于7月初,是时距离石长信奏折及干路国有化上谕颁布已近两月,郑孝胥正因其外债包工计划而遭舆论围攻,各大革命派背景的报刊于干路国有案发两月后突作此语,或有激于义愤而夸张之嫌。凡此种种,仅为郑孝胥参预路务之嚆矢。不久,局势丕变,铁路风潮蓬勃而生,其中川汉铁路风潮声势尤为浩大,郑孝胥亦被卷入时代洪流。

川汉铁路长期以来处于自筹商办与外债包工的矛盾之中。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广总督张之洞便以“川汉铁路在川境者二千余里,半系大山,工费必需数千万,集款甚非易易”为由,密陈借英款以修建该路。40尔后,四川士绅成立川汉铁路公司,通过抽取租股的方式募集款项,然而该公司内部矛盾频出,工程进展缓慢,且出现驻沪总办施典章挪用公款的丑闻。正如石长信在奏折中所言:“至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一千余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将川路租股之所入倒账,竟至数百万之多。”41凡此诸端皆为清政府收归国有提供口实。然而,问题在于各大干路之股本取之于民,倘议收归国有,必须对股东作出补偿。故是,铁路干线国有化甫经出台,各地股东皆扰攘不已,妥善应对铁路风潮业已成为清政府高层稳定局势之关键。

为妥善处理各省铁路国有化事宜,盛宣怀极力访求人才,他致电瑞澂称:“长沙至宜章一段,路长工险,兼风潮未息,应付为难,虽想得有人,总不洽意,公能代为斟酌搜索堪当此任者数人见示,再由宣、方加之参酌。”此时盛宣怀正努力物色能在湖南因应铁路风潮、推行干路国有化之理想人选。瑞澂随即推荐郑孝胥,他表示“搜索再三,据鄙见所及,郑苏戡尚可任之,因其曾办京汉路工,既有经验,才思敏锐,素负时誉,亦足以对待湘人”。然而,盛宣怀婉拒了该建议。42对此,端方却另有考虑。

端方虽在名义上与盛宣怀一同处理干路国有化事务,然两人关系微妙,矛盾抵牾之处亦多。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政潮期间,端方与盛宣怀分处奕劻、袁世凯和瞿鸿禨、岑春煊两大阵营,端方视岑春煊为政敌,两人于舆论战线上争夺甚炽。43而盛宣怀以其与袁世凯争夺轮电之宿怨,与岑春煊暗通款曲,此事亦为端方所知悉,两人之间互相提防在所难免。44端方自宣统元年(1909)从直隶总督任上开缺以来一直汲汲于东山再起,他干谒竞进、奔走夤缘换来了督办铁路大臣一职。此时,盛宣怀正因干路国有化而为舆论鸣鼓而攻,端方出任斯职恰好可以转嫁危机,故而舆论界有“端方者,盛宣怀之替死鬼也”一说。45端方意识到自己的不利位置,便采用延宕和推诿的方法,力图将皮球踢还给盛宣怀,他一方面要求“督办大臣有奏调办事人员特权,邮部不得干涉”,试图将用人权掌握于彀中。同时,他更希望自己只负责铁路修建而避免去蹚铁路借款这摊浑水。于是,他向盛宣怀提出“凡关乎以前借款交涉,归邮部担负,与督办大臣无涉”,46借此撇清干系。

两人的矛盾还体现在郑孝胥任职一事上。端方希望郑孝胥能南下处理路事。长期以来,郑孝胥颇受端方青睐。光绪二十七年(1901),郑孝胥供职于张之洞幕府,是时端方为湖北巡抚,两人频繁相见,私交甚好。47光绪二十九年(1903),两广总督岑春煊请调湖北武建军八营赴桂剿匪,端方建议由郑孝胥挂帅。48光绪三十二年(1906)端方出任两江总督,邀请郑孝胥入幕,并在南京的总督府中为他安排“故地重游”,郑孝胥见此感叹:“沈文肃公时,余尝读书园中数月,实光绪己卯岁,余年二十。午帅使余仍居前读书处。”49端方是极为认可郑孝胥能力的。因而,在出任督办铁路大臣后,端方多次推荐郑孝胥南下负责铁路国有化的具体事务。在6月7日(五月十一日)他向盛宣怀开列的名单中,便有“川汉参赞属郑苏堪”一条。50到达武昌后,端方又推荐郑出任“武长段”参赞,希望他能在长沙主持“武昌—长沙”段的铁路国有化。不过,因为该段总办系前湖北布政使高凌霨,“高与郑同系藩司,势不能显分轩轾,今高派总办,郑亦可作罢论”。51最终,直到郑孝胥抵达长沙、继任湘藩之际,端方依然未能落实其与铁路相关的职务。8月中旬,郑孝胥接到清廷电寄,令其返京参与外官制讨论,履职十余日即旋踵北上。52端方对其依旧念念不忘,拟授予其铁路总参赞之职,他在奏折中褒奖他“学识通遂,冠绝时流,通晓路局,于一切考工、庀材、设轨、行车专事,靡不悉心研究,经验甚深”,53并许诺郑孝胥以优厚薪资,劝诱其完成外官制讨论后再次南下协赞。可见,盛宣怀意欲挽留郑孝胥在京协助,端方拟延揽郑孝胥南下处理路事,两人在郑孝胥任职问题上适相抵牾。

1911年5月底,郑孝胥短暂赴沪,商谈日辉呢厂及商务印书馆事务。在上海,他接连收到端方和盛宣怀的北上邀请,令其进京讨论铁路干线国有化。54郑孝胥返京不久后便有明发上谕:“赵滨彦著开缺来京,另候简用,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55闻此,舆论哗然,评价该任命“实出政界意料之外”。56从《郑孝胥日记》中可以看到,郑本人对于出任湖南布政使的态度有过极大的转变。6月18日(五月廿二日)郑孝胥与端方见面:“密谈湖南藩台事,余请代辞。贞贤(柯鸿年)来,托以明日往告盛宫保,速为密辞湖南而就邮传部局长。”从郑孝胥当面拒绝赴任,又转托柯鸿年去盛宣怀处斡旋这一细节来看,他请辞湖南布政使并非客套。57然而,次日他却开始“拟谢恩折”,转而接受任命,这说明郑的态度在一天之内发生了彻底转变。6月20日(五月廿四日)任命郑孝胥的上谕公布,他随即拿着已经写好的谢恩折去见端方,请求代为修改,并冒着大雨“过盛宫保,谈有顷”。58

此次任命无异于将郑孝胥推向前台,其缘由报界众说纷纭。59分析各报道后可以发现,每份报纸虽有其自身立场,但关于郑孝胥任官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从简略到复杂、从独断式归因到情景式故事再现的变化过程,各报之间的分析亦有互相“借鉴”的意味。6月27日(六月初二日),《时报》上一篇名为《郑苏龛出山始末记》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完整而曲折的故事。该报道指出,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是端方、徐世昌、那桐等人联合推动的结果。起初盛宣怀希望郑出任铁路局局长,留在北京办事。与此同时徐世昌和那桐收到瑞澂电报,萌生调离湖南布政使赵滨彦的意向。两位内阁协理随后与奕劻商议,最终奕劻同意以郑代赵。徐世昌和那桐将此事告知端方,端方听后大喜,旋即去见郑孝胥:

京卿言下不即应允,谓我尚须于北京鼓吹我所怀抱之政策,且尚有锦瑷铁道及葫芦岛(东三省新开商埠具载本报)二事未了,如何能去,且即置此勿论。我已答应盛宫保,如何更能食言。午帅哀求之曰,君须帮我的忙。京卿答曰,我在北京,仍可帮忙,何必湖南。端曰,非谓帮我铁路之忙也。我已为君答应,君如不去。那、徐二相其谓我何。京卿无奈,乃遂允之。60

需要提醒的是,当时媒体对政治事件的诸多报道不能简单断定为空穴来风,亦不可贸然采信。前揭《郑苏龛出山始末记》一文几乎吸收之前各大报纸的报道细节:瑞澂推荐郑孝胥、盛宣怀希望郑出任邮传部职务、内阁同意郑出任湖南布政使。尤值得关注的是端方在其中“穿针引线”的作用。

端方希望郑孝胥能南下办理路事,但郑孝胥本人却想留京任职,并无南下意愿,同时盛宣怀亦设法让他留任邮传部。在如是情况下,端方能于一日之内改变郑的意向,委实惊人。《郑孝胥日记》中“密谈湖南藩台事”一句失之简略,无法断定是否与奕劻、那桐和徐世昌的决定有关。日记中的一个“贞贤来”这一细节值得注意“贞贤”即柯鸿年,他在沪办理呢厂时与盛宣怀、郑孝胥有联系,6月19日(五月二十三日)柯鸿年致盛宣怀信札云:

昨夕午帅亲到苏戡寓所,云政府将以湘藩位置之。此事实出人意料之外,政界暗战之剧烈,于此可见一斑。苏戡本拟趋叩宪辕,面陈一切,又恐风声走露,反为不便。此事倘然发表,于政界颇有影响,故属鸿年前来面禀,务恳宫保准予首先传见,俾可早为布置也。61

可知端方拜谒郑孝胥时所言“政府将以湘藩位置之”,其中“政府”即系以奕劻为总理,那桐、徐世昌为协理的责任内阁。端方如此言说,实则是借内阁之势以遂己之愿。清廷高层的安排恰好满足了端方的心愿,同时打破了盛宣怀原有的部署。而对郑孝胥来说,该任命与其意向有所偏差,营谋官职的结果并非如其所愿。此际郑孝胥即将面对的不仅有南下赴任的现实,还有报界的暗潮,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后,国内政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三“洋债藩台”:郑孝胥与报界舆论

1911年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郑孝胥向摄政王载沣痛论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62是时正值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其言论很快被《民立报》《顺天时报》《天铎报》等报纸转载,旋即出现各报争相抨击他的情况。舆论批评他“平日之虚负重名”,63甚有斥之为“毒国之名士”“洋债藩台”“南洋猪仔”者。64股东代表张澜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也批评郑孝胥“不计利害,不问将来,而为此开门揖盗之计划”。65顷刻间,立宪派领袖的招牌、“名士”的身份支离破碎,留下的是卖路汉奸的骂名。缘此,盛的亲信许鼎霖提醒盛道:“干路国有政策,贤者莫不欢迎。风潮之恶殊出意表,惟冀政府坚持,自能迎刃而解。苏戡包工之说关系甚重,报馆亦攻击之。可知舆论毫无价值,乞宫保注意。”66许氏所言之“舆论毫无价值”,其中舆论为何,出于何种目的,值得关注。

辛亥革命前京、沪两地各大报纸皆有其政治取向,但在做舆论分析时不能完全将报纸所属阵营的立场作为先入之见,完全等同于撰稿人的立场。事实上,围绕铁路外债包工计划,大众传媒抨击郑孝胥者有之,借此“敲山震虎”以抨击盛宣怀者有之,替郑孝胥辩护者有之,呈现出一幅极为多元的图景。

对于郑孝胥的计划,报界反对者居多,其中较为冷静的分析多强调该计划不可行。他们认为借债筑路计划只适用于锦瑷铁路而不适用于川汉铁路,原因在于川汉铁路股东业已握有股权,收归国有之首要问题是补偿股东,而困难之处正是补偿。或谓:“试问所借之外债,有几果能尽数给还乎。欲还民则无款筑路,欲筑路则无款还民,欲两事并行,则又苦于款绌,左右以思,进退维谷。”67最终只会陷入既无力赔偿股东,又无力修路的困局。另有人提出一连串质疑:“一千万镑之款果足以敷,造干路而无庸再借否?路成之后果能保赚钱,可以养路,可以拔清本利否?”68认为该计划有欠周详,缺乏可操作性。此外,有人批判郑孝胥只是强调铁路包工节省经费、节约时间、杜绝贪污的优点,却没有看到外包工程会引发工人失业,从而动摇社会根基。69舆论还指责郑孝胥只聚焦于铁路一事,未认识到经济、军事的协同发展。有评论认为郑孝胥的问题在于只看到铁路修筑的利益,随即采用孤注一掷的方法。铁路本身不能立刻促进经济发展,需要一系列其他手段的配合,而中国又缺乏国力以实现全方位发展。最终“即使西北两边路线如窳,朝发夕至,亦不过徒膏虎狼之吻而已”。70

相较之下,有革命党背景的报纸更倾向于诉诸民族主义,痛批郑孝胥的计划为“售国主义”。71他们认为“郑孝胥之倡借债修路论,不过为今日升官发财之地位而已”,72而湖南布政使的职位便是其卖国的佐证。此外,还抨击他与清政府密谋控制舆论:“郑本盛之走狗,此次又得功狗之名,连日在各当道前运动取缔报纸”,73并嘲讽他以“救国家之穷”为幌子,实则是“不过为救自己一人之穷而已”。74《帝国日报》甚至在6月底7月初开设了一个名叫“郑孝胥”的专栏,每日撰写评论,并汇抄《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纸上的批评文章,以此扩大声势,予人以郑罪罄竹难书之观感。75

批评之外,也有一些舆论态度相对温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借债包工计划毫无异议。如《刍言报》便多次为郑孝胥辩护,76该报主笔汪康年反感报界交相抨击人物的现象,他讽刺道:“报章之自由,固无有如今日吾国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编氓,任意诋毁,莫或过问。”77对于郑孝胥的计划,他认为“借款办路,闻郑苏龛方伯建议用包工之法,窃谓除此盖无他法矣”。78该报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人自办容易滋生腐败,不如引入洋商包办以节省亏耗,持论与郑颇为近似。但《刍言报》的辩护却引起激进媒体的不满,它们讥笑《刍言报》为“能得官场心理者”,79将其视为善于逢迎的典型。为郑孝胥发声的《宪报》主笔孟昭常亦遭受猛烈抨击,被斥为“盛宣怀之家奴,郑孝胥之走狗,人民之公敌,报界之蟊贼,资政院议员之败类,预备立宪公会之妖魔”。80在后人的回忆中,孟与郑近乎同类,皆为出卖路权之人。81

较之汪康年的辩护文章,《北京日报》主笔朱淇的论说文虽批判色彩较浓,但却强调“对事不对人”,抛出“此系鄙人就事论事,直抒所见而言,并非于郑苏盦有成见也”82一语,以示价值中立之姿态。朱淇指出,洋商包工容易引发洋人工头与当地百姓的冲突,最终酿成交涉事件。他认为与其得不偿失,不如筹款自办。83访查朱淇的经历可知,朱氏所创之《北京日报》与汪康年之《京报》于丁未政潮时分别受资于奕劻、瞿鸿禨二派,汪、朱二人在两派要人的指使下展开激烈论战。84然而政潮过后汪、朱私交甚好,《北京日报》馆甚至代印《刍言报》85。由是观之,可知朱淇的评论或确如其所言,是出于“就事论事、直抒所见”的结果。

为郑孝胥辩护的还有上海《时事新报》。该报由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和高梦旦主持,而郑孝胥为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与张元济私交甚笃。同时,郑与高梦旦系闽省同乡,两人均为端方幕僚,又先后主持中国公学,关系密切。甚至在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1911年5月28日),郑孝胥与张元济曾讨论过《时事新报》的推广工作。86《时事新报》在报道铁路干线国有化时,褒贬色彩淡薄,始终未对外债包工计划表态,复选译西报文段,称赞郑孝胥召对“大抵审度时势,既极精当,复极博大,无论世界何国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郑孝胥见此,欣欣然将其载入日记。87另外,张元济评价斯时的舆论环境:“近日所谓舆论,无非一种偏激之谈,实不足以膺国民先导之任。敝报颇欲力矫其弊。”88武昌起义前夕,严复还致函盛宣怀评价道:“本日看上海《时事新报》(此报实今日报界中最有道理者,闻系张菊生等人所发起),中有论说,对于川粤路事平议,持论甚有所见,不审宫保曾寓目否?”89总体上看,郑孝胥作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并非完全陷于孤立。然而,此时革命派与比较激进的立宪派言论已经占有胜场。因皇族内阁成立,清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近乎破产,自然连带涉及铁路政策,波及长袖善舞于其中的郑孝胥。

面对如此不利的舆论氛围,郑孝胥很清楚自己已陷于困境。90日记中出现了很多表白心迹的描写:“吾今挺身以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携炸弹而来,必先扫除不正当之官场妖魔,次乃扫除不规则之舆论烟瘴,必冲过多数黑暗之反对,乃坐收万世文明之崇拜”,并批评“常人类多褊狭而不知轻重,故其是非颠倒有不可以理喻者”。他将孤立视为孤高,坚持咬定“作事宜求谅于少数之明白人”,而非“求谅于不明白之多数”,91故意在日记中展现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来,借此手段自我辩护,以求谅于后人。诚然,日记中的自我辩护有抒发政见的意义,但“私的”日记并不能影响“公的”政局。此时,郑孝胥正别寻他策,试图扳回局势。

四“此公方寸乱矣”:川路改线与端方入川

面对舆论攻势,郑孝胥在借债包工计划之外,又抛出了“川路改线计划”,希望以此消弭四川民众的反对。92闰六月初四日(7月29日),郑孝胥赴任湘藩途经汉口,遂拜访端方“谈包工及川陕铁路之策”,自称“自与午帅论路事,是日稍为尽言”。93郑所言之“川陕铁路之策”,即为将原计划中的川汉线改为川陕线,铁路从地势较为平缓的汉中地区入川;同时把川汉线让给川人修筑,顺利避开川路风潮的争议点。

该政策并非郑孝胥首创。光绪三十三年(1907)岑春煊借道汉口北上进京,被授予邮传部尚书一职,在此期间,他曾提议将入川铁路改道陕西,在其规划路线折中写道:“至西安,分两枝:一、西北趋平凉入宁夏,一、西南趋汉中入成都。其西南趋者,则东联川汉,南联滇蜀,以与滇越、滇缅接。”94然而,湖广总督张之洞闻此,旋即派候补道高凌霨入京游说岑春煊,劝他放弃该计划,该提议终致报罢。95此外,度支部主事韩朴存亦提出该方案,但张之洞未予采纳。96可以说,川路改线方案虽屡经提出,但始终未获允准。

饶有意味的是,该方案一经郑孝胥提议,即引起端方的重视。他随即致电盛宣怀称“近来改线汉中之说,主张者必多,苏堪亦力陈其便利,此说果能传播,无论办与不办,自足摄川人之气”,数日之后端方再次致电盛宣怀陈说改线与不改线的利弊,甚至建议此事由他上奏,由政府提出议案,发资政院议决。97盛宣怀收到端方的建议后,难下决断,遂四处征求意见。他询问赵尔丰倘若改线“宜昌至成都钢铁重料,能否转运成都去汉中以达西安”,98赵尔丰并不认同该计划,认为“改路汉中,固为顾全之计,然恐拒约者,更借为口实”。99他还向赵尔巽索取四川详图,并打听改道汉中的利弊。100此外他还主动派人搜集两条铁路的里程数据,101以备不时之需。

端方为说服盛宣怀支持铁路改线,还嘱咐郑孝胥借入京参预外官制的契机代为游说。返京途中,郑孝胥再度途经汉口,端方将手书和说帖交予郑,其中称:“昨弟又将租股办路及借款办路之款目通盘筹算,著为论说(并列一表),属苏堪带呈。”102在这份说帖中,端方阐述了川汉线难以为继的缘由,他认为川汉线所经区域地形复杂,至少需要二十年工期,无论是川民自办,还是借款开办皆无法完成。川民自办,经费恐难以接济。借债开办,工程尚未完成借款便已到期,亟需还本付息。103端方以此为据论证铁路改道陕西的必要性。数日之后,端方再次声明修建川汉线和川陕线的利弊。他指出川汉线有开山、货少、地僻的弊端,而川陕线有利于国防、促进商务、便于施工的优势。104

最终,盛宣怀在郑孝胥、端方的游说下,同意改线计划,但要求端方草拟改线奏稿。105端方收到盛宣怀的信,便开始酝酿上奏。考虑到此时邮传部、盛宣怀皆已成为众矢之的,由他们提倡改线会受到舆论抨击,故端方怂恿御史吴士鉴出面上奏,“拟请旨饬下阁部会议,由部拣派上等工程师赴成都南北两线分拨测勘,切实估计”,106通过吴士鉴上奏将改线计划送到内阁讨论。107吴士鉴于自订年谱中隐匿了出奏的内幕,但将之揽为自己的功绩,同时记载了改线计划流产缘于诸大臣之分歧:“覆奏已具稿,自庆亲王奕劻以次皆署名,将于次日上达,会川督电至,谓此次川省之事,与路无涉,诸臣游移两可,遂不果。”108此时,川渝之地已是山雨欲来了。

9月初,赵尔丰在成都镇压保路运动,川汉风潮迅速激化,川路改线更是难以为继。109清政府起用前四川总督岑春煊入川弹压,岑在统兵权限上与端方互相抵牾,清政府内部分歧更显复杂。110局势升温,端方阵脚大乱,对改线计划态度游移。瑞澂形容当时的为难状态:“盖此时路未收回,川乱未已,正在青黄不接,陶斋忽有改线之议,忽又密嘱停工,全未通盘筹划。官绅互相捣乱,使澂一人为难,实堪愤懑。”111可以想见,清政府高层意见不一,举棋不定是改线计划未付诸实施的主要原因。然而时势不待人,此刻革命的烈火已被点燃,郑孝胥的转圜方案终致落空。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政府高层围绕改线计划争论不休时,川路风潮因留用李稷勋事件而大为激化,112端方对铁路风潮的态度自此发生转变。端方最初主张通过收买以获得川、鄂、湘省京官的支持,113但各省京官的态度无法直接影响到广大股东,各省保路风潮愈演愈烈。端方离京后,唯恐川路公司临时股东会滋生事端,屡屡发电反对争路,态度趋于严厉,然而局势却不以端方的意志为转移,他最终还是祭出了镇压的大旗。端方先是批判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不够强硬,建议由赵尔丰继任,以镇压铁路风潮。饶是如此,素以“屠户”著称的赵尔丰就任川督后却以怀柔政策应对风潮,端方对此非常不满,向赵尔巽抱怨“弟对蜀事力劝季兄(赵尔丰)用猛而季专主用柔”,114他批评赵尔丰“此等钝根人膺此重寄,将来必有误事之一日”,115并高调要求在武昌设立铁路总公所,希望各省督抚协助,116同时上奏建议派遣重臣率兵入川。对此,恽毓鼎批评道:“陶斋疏劾四丈(赵尔丰),朝议亦归咎于赵之不善处置,此真局外之论。此次废民股而代以泽款,本资煽惑者以口实,众势已成,岂大吏空言所能解散。”117

然而,令端方始未料及的是经过清政府高层的多方博弈,率兵入川的任务最终落到倡议者端方自己身上,纵使端方反复推辞,亦是徒唤奈何。118入川上谕公布后,端方仓促访求随同入川的人选,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郑孝胥。此前,端方为重用郑孝胥大费心力,岂料郑孝胥终因瑞澂一折而重返京城。无奈之下,端电请盛宣怀出面劝郑孝胥随其入川:

此行拟请苏龛同方入蜀,山青川碧,足壮诗囊。谕檄难文,立折蜀士。艰难险阻,谅所不辞。缓急扶持,交情乃见。苏龛健者,必不吝此一行,请公速与一商,当邀惠允。外官制草案未出,当属莘公(瑞澂)别选替人。119

郑孝胥闻此,急忙请盛宣怀帮忙推辞:“午帅既行,风潮自息。必无艰阻,何用扶持。孝胥本不乐湘藩,若复远调入蜀,益非所堪。且外官制关系全局,窃愿竭其所见,终始其事。求我公惋解于午帅”。随后,郑孝胥又直接向端方表态,明确拒绝入川:“蜀本无乱,帅节既临,风潮自息。胥家累重,实难远行。”120端方被郑孝胥拒绝后阵脚已乱。他向赵尔巽诉苦称“旧僚星散,竟无缓急可依之人,不得已敬恳我公俯念鄙人西行之苦”,希望“于熊秉三(熊希龄)、许九香(许鼎霖)二人中准其暂让一人来川相助”,121却得知熊与许二人竟未允赴川。最终,四处碰壁的端方再一次寄希望于郑孝胥,郑孝胥感叹“此公方寸乱矣”,以一句“胥来无益,请仍作罢论”122所拒绝。随着局势的恶化,端、盛之间的交涉重点更多放在兵力调动和催促岑春煊入川上,郑孝胥入川之事也就不再提起了。

郑孝胥在武昌起义前的抉择体现了他的政治野心,而其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处事风格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留京任职是郑孝胥一直以来的愿望,但他为保全端方的脸面,不得不勉强南下。此外,在铁路风潮如火如荼的情况下,“阁臣不明地势”、“疆臣多不受命”,123入川或有性命之虞,故而诸官员皆倾向明哲保身,无人愿意卷入风潮的中心。综合以上各项因素,加之以郑孝胥乐于“改换门庭”的秉性,即使与端方有多年交情,拒绝入川仍是郑孝胥最可能做出的选择。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911年12月21日),郑孝胥在报上读到端方被革命军戮于四川资州的消息,遂于日记中记道:“端方被所部叛兵杀于资州。”124直呼其名,较之昔日日记中对端方的“匋帅”“匋斋尚书”之称,可谓大相径庭。回顾数月前郑孝胥因应形势的所作所为,其精明与势利亦可见一斑。

尾声:“官,吾毒也”

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1911年10月27日),郑孝胥在南下上海的轮船中写道:“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125在革命派眼中,郑孝胥为谋求官职而出卖人格,以外债包工的“毒国”政策来换取官运亨通。但郑自谓是怀着饮下鸩酒般的苦闷,哀叹“不得已而受官”,如此言说,自有其原因在。

郑孝胥曾言“凡人胸有建功立名、安民济世之志者,此如小儿带有胎毒,将发天花,轻则伤面目,重则丧性命,惟有轻世肆志之学足以救之。此如西法种痘者,预收其毒,使不得发。吾已种痘,当可免矣”,126他将入仕为官、建功立业视为胎毒,却又认为自己能从容应对之。纵观郑孝胥前半生,他辗转于各方幕府,颇具经世之名。他虽汲汲于仕进,然出任龙州边防大臣之时却难安于位,丁未政潮期间入仕无望亦使其情绪起伏波折,127逮至辛亥年依然未能忘却营营,终至湘藩之实授。

在颠簸的船舱中,郑孝胥感慨清王朝风雨飘摇,局势板荡,复为自己营谋官职一场空而叹息。是年,他勉强获得实缺却又遭逢铁路风潮、武昌起义,而其“呕心沥血”、大肆宣扬的铁路外债包工又遭致众人批判,不仅“伤面目”,更有“丧性命”之虞。此时,“毒国”与“自鸩”,集郑孝胥于一身,不难想见这位骑墙派政客为各方所厌恶的结局。他从人们眼中的“名士”蜕变成“毒国之名士”,进而被骂为“卖路贼”。最终,选择忠于清廷的郑孝胥在上海开始了遗老生涯。

概言之,沉浮晚清政坛近二十年,郑孝胥在各大幕府间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在此期间捞取了相当的政治资本,以一个幕后政客在清末政坛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正因为他身处幕后,加之以民初鼓吹复辟、“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职,“汉奸”和“遗老”的身份过于“耀眼”,以至于在清末铁路风潮中的角色被人忘却。128

诚然,在后世的历史书写中,“大忠大奸”者往往暴露于历史聚光灯下,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隐藏在光晕背后的黑影。他们或因时运不济而被人遗忘,或因声名狼藉而被打入历史记述的冷宫。而他们绝非“龙套”和“配角”那么简单,这些人物在暗中与聚光灯下的主角一同起舞,甚至改变剧情的走向。因此,考察聚光灯外的幕后政客,对理解政局变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郑孝胥这位幕后人物在辛亥铁路风潮中的表现,即出于此。只是人算不如天算,郑孝胥尽管一度尝试影响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舆论,但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国却病入膏肓,任他如何长袖善舞,终挡不住革命的巨轮,而由其参预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更是成为引发清王朝瓦解的多米诺骨牌。

注释

1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5—939页。

2《专电》,《申报》(上海)1911年10月30日,第1张第4版。

3辟支:《名士与清流》,《民立报》1911年9月14日,第1页。

4《砭论》,《刍言报》1911年9月18日,内编第3版。其中“端”为督办铁路大臣端方。

5有关郑孝胥的研究在他去世后不久即展开。1938年,叶参等人编辑的《郑孝胥传》由“日满文化协会”出版,该传记简单记述了郑孝胥的一生(叶参、陈邦直、党庠周合编《郑孝胥传》,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1编第8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有关郑孝胥的通论性研究有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李君:《1931年前郑孝胥》,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林志宏的清遗民研究涉及对郑孝胥思想的探讨,参见《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马陵合的研究涉及郑孝胥的铁路外债观,参看马陵合:《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6与郑孝胥在1911年武昌起义前的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参见庞建国:《端方与川路风潮》,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第58—61、67页;李君:《1931年前郑孝胥》,第154—160页;尹传刚:《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第63—65页等。

7张惟骧撰,蒋维乔增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3月5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11页;本多熊太郎「鄭孝胥ノ借款政策鼓吹演說ニ関シ報告ノ件」(1911年3月8日)、『日本外交文书』44巻2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63年、282頁;《借款说之大会》,《时报》1911年3月13日,第2页。

9李君:《1931年前郑孝胥》,第141—149页。

10郑孝胥:《四大干路借款建造说帖》,戴执礼主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529页。该史料引自《汪穰卿遗著》,原载《刍言报》1911年7月1日。查《刍言报》,该文段主要是转述郑孝胥的言论。由文段内容可知,该说帖系1910年郑孝胥游说锡良时所发,而非1911年湖南布政使任上所写。本处引文参戴执礼所编史料集。

11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92—100页。

12连振斌:《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13梁启超:《锦爱铁路问题》(1910年3月11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7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

14锡良、程德全:《锡良程德全致枢垣遵旨筹借洋款议筑锦瑷铁路电》(1909年10月1日),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

15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118页。

16参见史展:《宣统二年疆臣会奏速开国会新探》,《史林》2020年第2期。

17锡良、瑞澂:《锡瑞两总督原奏》(节录),《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1910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516页。

18程德全:《江苏巡抚程德全复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1910年10月,第518页。

19马陵合:《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20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0年8月30—31日,第1273页。

21郑孝胥:《锡良档存海藏楼主人(郑孝胥)致莘儒(瑞澄)函并另件》(1910年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123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506页。瑞澂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松太道任上便与郑孝胥、赵凤昌、张謇、张元济等立宪派人士互动频繁。随后数年,瑞澂青云直上,历任江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郑孝胥曾多次于预备立宪公会及海藏楼宴请瑞澂,并与其商谈日辉呢厂、缉捕盐枭、国会请愿诸事,可见两人联系紧密。两人互动之细节散见于《郑孝胥日记》第2、3册,第1032—1280页。

2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1月29日,第1305页。

23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0年12月13—15日,第1293—1294页。

24《北京专电》,《盛京时报》1911年3月21日,第2页。

25郑孝胥:《锡良收孝胥(郑孝胥)来函》(1911年2月16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137册,第307—308页。

26锡良:《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请开缺折》(1910年1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整理《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8页;《上谕》(1911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2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3月9—10日,第131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17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92、128页。

2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1904年7月4—5日,第947页;《郑苏龛京卿演说文》,《中外日报》1906年9月17日,第1版;《记宪政研究会成立事》,《中外日报》1906年12月10日,第3版;《读郑苏戡先生演说书后》,《新闻报》1906年12月21日,第1版。

2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5月9日,第1320—1321页;《铁路国有案》,辜鸿铭、孟森等著《清代野史》第4册,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978页。孟昭常,字庸生,江苏常州人,其兄为孟森,孟森在郑孝胥出任龙州边防大臣时曾担任其幕僚,著有《广西边事旁记》一书,后郑孝胥支持孟森、孟昭常兄弟赴日研习法政,三人在立宪观念上相近,政治上联系紧密(见张惟骧撰,蒋维乔增补《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第193页)。

30《郑苏戡京卿觇国谈》,《申报》(上海)1911年4月1日,第1张第4版;《郑苏戡京卿觇国谈二》,《申报》(上海)1911年4月7日,第1张第2版;《郑苏戡京卿觇国谈三》,《申报》(上海)1911年5月18日,第1张第3版。

31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7月7日,第1330页。

3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4月25日,第1318页;《郑孝胥有银行监督之望》,《帝国日报》1911年4月20日,第3页。

33盛宣怀:《盛致张、陈照会》,1897年7月13日,盛宣怀档案107358,上海图书馆藏。本文所引用之馆藏盛宣怀档案,皆出自上海图书馆,后文省略馆藏地。

34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1898年2月17日、1902年7月,第643,837—838页;易惠莉:《清末新政时期上海官、绅、商结合的实业活动——主要考察浙路公司和汉冶萍合并商办案》,杨国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思想与文化》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2页。

35《上谕》(1911年5月9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第3册,第92页。

36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6页。

37《邮传部人物写真帖》,《神州日报》1911年6月28日,第2版;《干路国有之功臣》,《神州日报》1911年7月6日,第2版;《盛郑秘密关系》,《天铎报》1911年6月29日,第2版。

38郑孝胥:《筹办张洽铁路奏稿》,1911年5月15日,盛宣怀档案054865-1。

3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5月17—18日,第1322页。

40张之洞:《湖广总督张之洞致外务部密陈借英款修筑川汉铁路电》(1905年10月25日),戴执礼主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454页。

41石长信:《给事中石长信奏请亟定铁路干线为国有折》(1911年5月5日),戴执礼主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第523页。

42盛宣怀:《寄瑞莘帅》(1911年5月23日),瑞澂:《瑞莘帅来电》(1911年5月23日),盛宣怀:《寄瑞莘帅》(1911年5月27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640、1641、1642页。

43张建斌:《端方档案阅读与研究》,现代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页。

44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汪康年著,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53页;刘垣:《张謇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8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第146—147页。

45渔夫:《端方》,《民立报》1911年6月19日,第1页。

46《盛端两大臣互分权责》,《大公报》(天津)1911年6月8日,第5版。

4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1902年1—2月,第819、821、824页。

48《奉旨著端方饬湖北武建八营助剿事》(1903年7月23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1907年2月24日,第1078页。

50《端方致盛宣怀函(三十七)》(1911年6月7日),王尔敏、陈善伟合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7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6页。

51端方:《端大臣来电》(1911年7月31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666页。

52《宣统政纪》卷57“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四日庚戌”条,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第63862页。

53《奏为派委郑孝胥充当粤汉川汉四省铁路总参赞事》(1911年9月1日),录副奏折03-7567-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4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6月9日,第1324页;盛宣怀:《寄上海郑苏堪京卿》(1911年6月8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647页。

55《上谕》(1911年6月19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第3册,第137页。

56《郑孝胥曾保授湘抚》,《大公报》(天津)1911年6月23日,第4版。

57沈曾植在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之初便猜到郑“亦未必久于彼土耳”,十分了解他不愿意赴湘的心情。见沈曾植:《与郑孝胥书》(1911年6月22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8页。

58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6月20日,第1326页。

59《郑孝胥简授湘藩原因》,《顺天时报》1911年6月20日,第7版;《电报》,《时事新报》1911年6月20日,第1张第2版;《电报》,《时事新报》1911年6月21日,第1张第2版;《电七(北京)》,《申报》(上海)1911年6月21日,第1张第4版;《郑孝胥简授湘藩之原因》,《大公报》(天津)1911年6月22日,第5版;《郑苏戡简任湘藩原因》,《申报》(上海)1911年6月25日,第1张第5版。

60《郑苏龛出山始末记》,《时报》1911年6月27日,第2版。

61《柯鸿年致盛宣怀函》,1911年6月19日,盛宣怀档案088603。

6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6月21日,第1326—1327页;《郑孝胥召对述闻》,《新闻报》1911年6月28日,第1张第2页。

63傥客:《郑孝胥真面目之发露》(1911年7月19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64怀霜:《毒国之名士》,《天铎报》1911年6月26日,第1版;飘瓦:《洋债藩台》,《天铎报》1911年6月22日,第3版;杨天石整理《四川保路运动传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72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65《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大会开幕纪事》(1911年8月7日),戴执礼主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814页。

66《许鼎霖致盛宣怀函》,1911年7月4日,盛宣怀档案099072。

67孤愤:《论今日国民宜速筹对付借债》,《时报》1911年6月27日,第1版。

68《姚文倬致汪康年书(十五)》(1911年7月13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7—1128页。

69《郑苏戡主张包工之受敌》,《申报》(上海)1911年7月2日,第1张第5版。

70孤愤:《书郑孝胥奏对述闻后(续)》,《时报》1911年7月2日,第1版;《郑方伯奏对语书后》,《民立报》1911年7月4日,第1页。

71咫:《铁路包工平议》,《民立报》1911年7月16日,第1页。

72《郑孝胥借债论之足以亡国》(1911年7月18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5册,第261页。

73《诸君亦知报界公敌耶》,《神州日报》1911年7月2日,第2版。

74《盛郑秘密关系》,《天铎报》1911年6月29日,第2版。

75《强作解人之郑孝胥》,《帝国日报》1911年6月24日;《国民公敌郑孝胥》,《帝国日报》1911年6月25日;冷冷:《升官发财之郑孝胥》,《帝国日报》1911年6月25日;《郑孝胥之所谓包工》,《帝国日报》1911年7月6日。

76《刍言报》系汪康年所办之报纸,在铁路干线国有化之上持论温和,汪诒年在汪康年的传记中加按语说明汪康年对铁路风潮的态度:“顾其势乃不可行,先生有忧之,特于报端发为持平之论,不附和众议以博浮誉,不淹没事实以期补救。”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汪康年著,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第775页。

77《忠告》,《刍言报》1911年5月28日,内编第1版。

78《敬告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刍言报》1911年7月1日,内编第1版。

79《时评二》,《时报》1911年8月8日,第4版。

80《粤、川、湘、鄂四省旅京各界声讨〈宪报〉附和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借债卖路破坏宪政檄文》(1911年7月23日),戴执礼主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第665页。

81黄绶:《四川保路运动亲历记》,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辛亥前后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82朱淇:《论反对洋人包工之并非误会》,《北京日报》1911年7月4日,第1页。

83朱淇:《论铁路用洋人包工之弊》,《北京日报》1911年6月28日,第1页。

84陶湘:《“齐东野语”》(1907年7月16日—7月26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辛亥革命前后》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85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04页。

8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5月28日,第1323页。

8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7月12日,第1332页。

88张元济:《致梁启超(六)》(1911年7月5日),《张元济全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20页。

89《严复致盛宣怀(十一)》(1911年10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7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7页。

90郑孝胥和盛宣怀都非常关注舆论对自己的评价。盛宣怀喜欢把报纸上有关自己的信息剪出来贴成一本剪报簿。见《有关铁路风潮的剪报》,1911年2月,盛宣怀档案094997。

91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7月7日,第1330页。

92既往研究讨论川路改线,或误将该动议视由端方首倡,或借由报刊注意到郑孝胥的作用,但依然将之视为端方之决策。见尹传刚:《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第64页;庞建国:《端方与川路风潮》,第26页。

93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7月29日,第1334页。

94岑春煊:《邮传部为铁路亟应统筹全局预划轨线议覆折》(1907年8月21日),谭群玉、曹天忠编《岑春煊集》第5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0页。

95《川汉铁路改道修筑》,《顺天时报》1907年5月12日,第4版;《川汉铁路改线作罢》,《申报》(上海)1907年6月6日,第4版;《张罗澄致邮传部说帖》(1910年12月),陈旭麓、顾廷龙、王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卷,第94—95页。

96韩朴存:《川汉铁路宜改线北行入陕与京汉干路接通说帖》,1911年9月,盛宣怀档案107693-2;《朱恩绂致盛宣怀函》,1911年8月21日,盛宣怀档案089550。

97《端大臣来电》(1911年8月8日);《端大臣来电》(1911年8月13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673、1676页。

98《端督办主张更改路线》,《申报》(上海)1911年8月19日,第1张第5版;《盛宣怀致赵尔丰》(1911年8月13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版,第759页。

99赵尔丰:《四川赵季帅来电》(1911年8月16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679页。

100盛宣怀:《寄奉天赵次帅》(1911年8月13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677页。

101陈毅:《西安至成都、成都至宜昌道里及比较》,1911年8月15日,盛宣怀档案117435-1B。

102端方:《端方致盛宣怀函(六十)》(1911年8月26日),王尔敏、陈善伟合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7册,第3191页。

103《郑苏堪奏稿》,1911年8月27日,盛宣怀档案089552-1。从端方写给盛宣怀的信中所言之“昨弟又将租股办路及借款办路之款目通盘筹算,著为论说(并列一表)”可知,“盛宣怀档案”中的奏稿虽然在红纸扉页上写有“郑苏堪交片奏及借镑还本付息表”,但实则代表端方的意志,郑孝胥仅负转交之责。

104《端方致盛宣怀、载泽函》,1911年,盛宣怀档案013003-5。

105《盛宣怀致端方函》,1911年8月,盛宣怀档案072876-2。

106吴士鉴:《为饬部臣实勘路线以策成功而重国帑折》,1911年9月6日,盛宣怀档案072881。

107从端方发给盛宣怀的函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改线计划的奏稿拟定、上奏、交阁议这一系列的流程皆掌握在端方手中(端方:《武昌端大臣来电》(1911年9月7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720页;《端方致盛宣怀电》,1911年9月9日,盛宣怀档案110063;盛宣怀:《寄武昌端大臣》(1911年9月8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725页)。9月底,盛宣怀向岑春煊坦陈吴士鉴的奏折是他和端方在背后指使:“弟面奏深蒙嘉纳,特恐言出邮部,必又反对,乃由吴士鉴凌空具疏,专言国防宜出汉中。交阁议,迄不议复,亦不交部,及公廿七电奏,谓改路线非对症之药,弟乃不敢复言矣”(盛宣怀:《寄武昌岑宫保》(1911年9月30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786页)。

108吴士鉴:《含嘉室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09瑞澂:《瑞澂报告川督枪杀围署群众会党围城派兵剿办电》(1911年9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110详见郭卫东:《辛亥革命时期清朝官员的离心与反叛:以岑春煊为主要分析案例》,王晓秋主编《辛亥革命与世界: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9—510页。

111瑞澂:《武昌瑞制军澂来电》(1911年9月24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771页。

112李稷勋是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他在铁路国有化伊始表示愿意争路,但侧重点在争回路款,与要求争回路权的保路同志会产生抵牾。随后李稷勋选择投靠盛宣怀,放弃争路诉求,以川路款项修建宜昌—归州路段。端方盛宣怀见此,决定派李稷勋继续主持宜归段路工,此举激化了川路风潮(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251页)。

113《端方与鄂京官为路事之酬对》,《新闻报》1911年6月6日,第1张第2页。

114《端方致赵尔巽电》,1911年9月15日,赵尔巽档案75-532-010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5端方:《端大臣来电》(1911年8月24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692页。

116端方:《奏为设立武昌铁路总公所分科治事并派员勘路筹备兴工事宜事》,1911年8月24日,录副奏折03-7567-0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7《恽毓鼎致赵次珊函》,1911年,赵尔巽档案75-532-010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8详见易惠莉:《盛宣怀与辛亥革命时期之政治1909—1911》,陈绛主编《近代中国》第2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32页。

119端方:《武昌端大臣来电》(1911年9月5日),《愚斋存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25号,第1718页。

120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9月5日,第1341页。

121《端方致赵尔巽电》,1911年9月9日,赵尔巽档案75-531-01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22郑孝胥:《郑孝胥致盛宣怀书(八)》(1911年9月15日),王尔敏、陈善伟合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1册,第333页。

123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下),1911年9月18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124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12月21日,第1373页。

125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11年10月27日,第1353页。

12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909年3月18日,第1181页。

127关于郑孝胥在边防大臣任上所遇到之困境以及丁未政潮时期的言行,参见李君:《1931年前郑孝胥》,第104—105、126页。

128抗战后的一份杂志忆起郑孝胥的借款救国论,认为郑孝胥当时主张是:“我们借了外国的款子,外国便穷了,我们便富了。”(《杨度与郑孝胥的宪政救国论和借款救国论》,《人物杂志》1949年第4期)。如是观点可视为对汉奸郑孝胥的戏谑,却明显脱离了清末借款救国论与速开国会救国论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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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林. 2021(03),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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