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多个机构联合推动的杜威在华讲学是一次深入的中美文化交流，潜藏着对于“教育文化改造加议会民主政治”的美国道路的倡导。重建促成杜威讲学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五四”前后美国进步主义文化乃至美国道路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深层根源，意义重大。杜威访华起初是一时兴起的私人观光之旅，逐渐发展成被各机构聘请长期在华讲学。以江苏省教育会为核心组织起来的邀请机构网络和以胡适为核心的杜威弟子们在促成杜威讲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杜威在华讲学不无偶然，但美国进步主义文化乃至美国道路在“五四”前后的广泛传播，则是晚清以来中美合作潮流发展至“五四”所产生的一种必然趋势。晚清以来中美实业界不断推动合作计划、美日在东亚的争夺在1918年趋于白热化、苏沪民族工商业在一战期间的繁荣发展以及依托于这一资本集团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的壮大、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改革的蓬勃开展共同造就了这一趋势。

关键词：杜威访华/ 江苏省教育会/ 社会联美/ 《新共和》/ 情报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25年第4期 第140-154页

作者简介：彭姗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杜威访华与五四变局”(22FZSB074)阶段性成果。

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8月2日，杜威(John Dewey)应邀访问中国，通过在13个省份和地区的讲演，阐述和普及了一整套关于民主、科学、新教育和新文化的学说，形成了一股杜威热潮，深刻地影响了“五四”一代人。一方面，杜威学说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持续影响，迄今未绝。另一方面，在探索中国出路的意义上，由多个机构联合推动的杜威讲演，也倡导着一种“教育文化改造加议会民主政治”的美国道路。

早期研究者秦博理(Barry Keenan)对于杜威访华的历史背景已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注意到留美学生群体的壮大、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发表、美国外交政策、五四运动的爆发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等因素。①但他仍然将这些因素视为历史背景，实际上预设了这些因素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杜威访华”主体事件可以剥离开来。本文所谓“历史缘起”，是把杜威访华这一主体事件视为包括杜威本人在内的诸种关键因素联动的结果，尝试探讨这些关键因素的相互勾连及其在更长远历史中所埋下的伏笔。随着新资料的出现，晚近研究指出，杜威“长期访华”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偶然事件。②考察杜威访华的历史缘起，亦有助于在具有制约性的社会机制中来理解杜威个人的偶然行为。

本文将杜威访华这一历史事件放回到晚清以来中美日彼此角力的大背景下，重建促成杜威在华讲学的历史过程，分析共同塑造这一过程的诸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偶然的和必然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因素，尤其注意考察以江苏省教育会(以下也简称苏教育会)为核心的组织网络及《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所起的作用，借以管窥“五四”前后美国进步主义文化及美国道路在中国广泛传播之经济、政治、社会根源。

一、杜威访华计划的演变

1918年夏，杜威将到西岸伯克利客座教学。其密友、富商兼艺术收藏家巴恩斯(Albert C.Barnes)建议他随后访问日本，完成一项题为“未来国际形势之一大因素——日本”的报告，并提出可与《新共和》杂志各提供1000美金资金支持。③杜威拒绝撰写报告，但仍然联系了东京帝国大学的福崎(Fukusaki)教授，希望赴日讲学。同时，杜威并未拒绝巴恩斯的经济资助，因为他大部分现金在股票市场被套牢了，手头仅剩的2000美金刚够支付赴日花费，而留在美国的女儿伊芙琳(Evelyn Dewey)还需要生活经费。④

准备赴日的同时，杜威与同在伯克利的赵元任谈起计划去中国旅行。⑤如此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杜威迷上了中国艺术。对于即将开始的东方之旅，他明确表示：“我希望能获得更多关于审美方面的真实知识，而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知识。”⑥但杜威手头的钱不够去中国，于是，他接受了巴恩斯寄来的500美金支票。⑦值得注意的是，杜威起意赴华时，并未想过要联系弟子们安排学术工作，就像他联系东京帝国大学的福崎教授那样。可见，杜威最初计划的中国之行基本是一次私人观光之旅。

1919年3月，陶行知、胡适等得知杜威在日本，决定派代表邀请他访华。3月13日，郭秉文和陶履恭在日本拜访杜威，邀请他留华一年讲学。杜威的态度颇为模棱两可：他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但又不断暗示观光、旅游和结识人才是他访华的主要目的，强调“我只做几次讲演”；在表示愿意接受讲学一年的邀请的同时，又明确表示七月份就回日本、再回美国的计划。⑧同一天，杜威写给孩子们的家信表明他此时并未认真考虑留华讲学一年：“我们不会在中国停留超过六周的时间”。⑨杜威对于讲学计划模棱两可的赞同，更可能是出于礼貌的客气，同时也有借讲演机会解决在华花费的实际考虑。

学界已形成共识的是，五四运动恰逢其时的爆发激起了杜威强烈的兴趣。因此，他改变了过完夏天就回美国的原定计划，决定留华一年。实际上，这不过是对五四运动和杜威访华这两个著名事件的想当然拼接。这一拼接之所以广被接受，是因为它太符合思想史的逻辑；而它之所以惹人质疑，则是由于它违背了实际事务的逻辑。杜威并不能、也不会仅仅因为有兴趣便留华一年，这至少涉及哥伦比亚大学是否同意他休假一年、谁支付他薪水等问题。简言之，决定这项讲学计划能够实现的关键因素有二：一是时间，二是资金。

杜威十分关心讲学费用问题。3月16日，杜威致胡适信中专门问及“中国的生活条件或费用”。⑩4月7日收到中国方面的正式邀请函后，杜威仍表示不会在华久留，再次提到邀请函未列出讲学计划的预算，只是笼统表示将为他提供一切便利条件。(11)差不多同时，蔡元培代表北大致电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 Butler)，请求批准杜威在北大讲学一年。4月15日以前，巴特勒已回电同意杜威休假。(12)但直到4月30日抵沪后，杜威夫妇仍未收悉这一消息。(13)

5月1日，杜威夫妇坐着小汽车游览了上海租界，觉得这是一座类似于底特律的国际都市。5月2日，根据苏教育会的安排，杜威夫妇先在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陪同下，访问申报馆。随后，他们到实业家聂云台府邸拜访，晤见聂云台的母亲——“前朝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女”，并参观了聂家的棉纺织厂。当晚，他们享受了一场“从未经历过的盛宴”。(14)很可能在这次晚宴上，邀请者们向杜威阐述了在华讲学的诱人前景，而高规格的接待标准也展示出了邀请者们的实力。无论如何，这两日的经验激起了杜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兴趣。5月3日，他亲自写信给哥大校长，试图说服他批准自己留华讲学一年：“他们都认为现在是中国教育和智识发展上的关键时期。长期看来，一位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在此时比其他任何时间都能更有帮助”。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等人的进言打动了杜威，使他对中国的兴趣从最初的艺术领域扩展到了更广泛的思想和社会层面：“我非常珍惜这个非同寻常的机会来了解东方的思想和状况”。(15)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转变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而非之后。(16)

杜威终于意动之际，五四运动引发的各种风潮又令讲学之事前景未卜。5月9日，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杜威讲学陷入无人出面负责的局面。5月13日，胡适收到哥大校长允假的电文。但之后一个月内，北大方面都无人能负责回电。(17)这一时期，北大将解散的流言甚嚣尘上。黄炎培、蒋梦麟等苏教育会同仁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北大不散，蔡元培复职，杜威仍由北大出面聘请。如北大不幸散了，“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18)5月26日，蒋梦麟函告胡适，苏教育会已确定担保杜威讲演的薪俸。(19)5月29日，杜威夫妇抵达天津，胡适至津迎候。(20)最晚至此时，杜威已知讲学的时间和资金俱有保障。但直到6月5日，即三罢斗争开始之后，对于是否接受讲学邀请，杜威仍犹豫不决。(21)

胡适早知黄炎培“是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22)不愿过分倚重苏教育会办理杜威讲学，故积极在北京联络新机构。经范源廉引介，梁启超系主持的尚志学会允诺筹款六千元，新学会亦允诺筹款加入。此外，胡适又请清华学校分担三千元。这样，北方至少也筹集到近万金共请杜威。(23)胡适还制定了一个符合美国习惯的、包含预算及事项的讲学计划。6月17日，杜威基本决定接受邀请，在华讲学一年，包括每周在清华讲一次课。(24)同日，胡适以私人名义回电哥大。(25)同时把情况函告蒋梦麟和陶行知，两人极表赞成，同意南京、上海方面按胡适计划合筹四千元。(26)这样，杜威讲学预算大致在一万四千元左右。从经费占比来看，杜威在京的讲学是重头，在宁、沪的讲学则为次要的。蒋梦麟、陶行知虽表赞同，但他们所代表的苏教育会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后来显然又另有筹谋。

“五四”风潮之下，杜威和胡适都清楚地知道，北大的情况仍不明朗。杜威留华讲学一事仍未向社会公布。(27)直到8月18日，《申报》才发布消息，称杜威被聘为北大文科哲学门教授，为期预定一年。(28)杜威没有料到，他将在中国生活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并通过他持续而广泛的演说在这个陌生国度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二、邀请者们的组织网络

早期研究多强调杜威弟子在邀请杜威访华中的作用，王剑最先将眼光转向个人背后的机构，指出北大、南高和苏教育会首先发出邀请，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会(以下也简称“浙教育会”)随即加入。之后因经费困难，尚志学会、新学会等机构慷慨资助了杜威在华活动。(29)然而，这些机构为何要邀请杜威长期讲学？苏教育会不惜筹募万金，也一定要邀请杜威讲学，又是为何？众多机构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各自又扮演着何种角色？

陶行知与胡适几乎同时起意邀请杜威。陶行知等多数杜威弟子都就读于哥大师范学院，而胡适就读于哥大哲学系，与杜威的私人交往更密切。(30)与杜威的亲疏之别，使得陶行知等在邀请杜威时，有意借重于胡适。故陶行知主动致信胡适，建议“这件事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31)“南”指苏教育会、南高；“北”指北大。郭秉文和陶履恭一起面邀杜威时，杜威态度颇为含混。陶履恭和郭秉文的理解并不一致。陶履恭致函胡适说，杜威可来华游历讲演，但不能久留。(32)而陶行知从郭秉文信中得知，杜威不仅可来华讲演，还可“留中国一年”。于是，陶行知等南方人士率先积极筹划，建议南、北三机构各举一代表接洽。3月30日，南高推定陶行知为代表。(33)4月11日，苏教育会推举蒋梦麟为代表。(34)最终确定负责接洽的三人团队由杜威弟子构成，即南高的陶行知、苏教育会的蒋梦麟和北大的胡适。故三人通信商议杜威讲学事，并非仅以个人身份参与，还代表着南北三机构。

作为杜威的亲传弟子，胡适有意代表北大邀请杜威讲演是很容易理解的。此外，1919年春，他和陈独秀所领导的《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正招致以林纾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35)杜威如能到北大讲演，自然会是一种重要助力。

陶行知及其代表的南高也有充分的理由。陶行知时任南高代理教务主任，郭秉文任南高代理校长。两人1918年3月出掌南高后，5月便仿照哥大师范学院首创教育科，最先以杜威学说为教育科指导原则。(36)教育科从哥大师范学院延聘的郑宗海、陈鹤琴等教授俱为杜威学生。邀请杜威长期讲学对于教育科的学科建设来说意义重大。郭秉文与杜威并无学业上的交集。(37)陶行知既为代理教务主任，又是杜威的学生，还是胡适的同乡，是最适合的接洽代表人选。

苏教育会是比人们先前所意识到的师缘关系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苏教育会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该会于1906年更名为江苏教育总会，又于1912年更名为江苏省教育会。(38)该会虽着手于教育，但自成立之时起就抱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力促立宪与自治。(39)其首脑人物张謇、沈恩孚等实为清末立宪派领袖。前人以为江苏教育总会“虽无省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40)苏教育会不仅有政治抱负，更有长远规划和组织能力，以大批绅商巨室为后盾，与上海实业界、银行界、出版界关系紧密，对上能与政府博弈沟通，对下既能通过省、县教育会招揽众多下层知识分子，又能通过各级学校网络影响青年学生，还能通过出版界和讲演团教化普通民众，“五四”以来渐成一股堪与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党相匹敌的重要势力，在教育、文化、外交乃至政治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五四”前后，苏教育会实际会务由副会长黄炎培和驻会干事沈恩孚主持。蒋梦麟是颇得黄炎培青眼的苏教育会干将，又是杜威的学生，还是蔡元培的老乡和胡适的好友，故被推举为接洽代表。

杜威学说是苏教育会主导发起之新教育改革的重要理论资源。故黄炎培说：“杜威氏之来华，实予吾人以实施新教育最亲切之兴味与最伟大之助力。”(41)

这种助力首先表现在对于实用教育的倡导上。民国元年，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要求推行“实利教育”，即“美洲之德弗伊派”所倡导的教育。(42)“德弗伊派”即杜威派。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黄炎培对此响应尤力。(43)黄炎培1914年8月出掌苏教育会后，又积极以该会力量推行实用主义教育。1915年4月9日至6月30日，黄炎培作为游美实业团一员访美，断定中国急宜效法美国之“实用教育”。其访美日记中，黄炎培本人多用“实用教育”一词，而美教育界多用“职业教育”一词。(44)二者所指类似，不过前者从教育之哲学基础立言，而后者从教育之应用和类型立说。1916年起，黄炎培总结美国经验，继续倡导实用教育的同时，开始提倡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沈恩孚与实业家聂云台、穆藕初等共创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45)职教社与苏教育会“共用一址”“主事者似二实一”。(46)虽然黄炎培等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实用教育、职业教育与杜威真正的教育主张差距颇大，但这不妨碍他们将其教育主张溯源至杜威。黄炎培总结说：“学校宜注重生活，与社会联络，于是……唱实用主义。顾三五年来，口头笔底所窥见一鳞一爪之新教育，今得杜威博士来为探本穷源之指导，于是吾人之知识渐归于系统，而措之行事，亦觉有条理可寻而无所惑矣。”(47)

第二重助力在于杜威平民主义的教育主张。江苏教育总会于清季已积极推动立宪。民国肇建后，苏教育会致力于维护宪政。袁世凯策划洪宪帝制时，诸省教育会列名劝进，苏教育会独持异议。(48)袁世凯死后，苏教育会迅速反应，组织教育法令研究会推进新教育改革，于1919年4月经教育部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新教育宗旨“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欲以新教育巩固共和国基础。(49)这一宗旨与杜威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中阐发的思想一脉相承。黄炎培评论说：“杜威所倡平民教育主义，在揭橥共和，而教育缺乏之国家，实更有提倡之必要”。(50)

那么，南北三机构是如何联合起来的呢？

苏教育会与南高关系极密。1915年初，南高初创时，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时任苏教育干事员)被校长江谦聘为评议员，深度参与其中。“五四”之后，黄炎培等已决意，无论北大散与不散，都将全力在南方再办一国立大学，“以为后来之大本营”。(51)于是，1920年，苏教育会诸公协助南高筹办国立东南大学(以下也简称东大)。1921年9月东大创立后，郭秉文仍任校长，苏教育会诸公俱被聘为校董，袁希涛、黄炎培、沈恩孚还被推为办事校董，与苏教育会关系密切的聂云台、穆藕初任经济校董。(52)陶行知后来评论说：“在中国要当大人物，必须持有三样东西：一家报纸、一家银行和一所大学。”(53)在此意义上，东大可被视为苏教育会的“大人物”们所“持有”的大学。他们同样“持有”报纸和银行。《申报》与苏教育会关系密切。史量才是江苏学务总会发起人。1912年，张謇支持史量才接办《申报》，同时参股《申报》，成为幕后股东。(54)1920年7月，黄炎培、沈恩孚又与聂云台、穆藕初等组织了中华劝工银行。(55)明了此节，方能领会苏教育会为何安排杜威夫妇5月2日造访申报馆和聂云台府邸。

南高—东大校长郭秉文亦是苏教育会要角。他从长老会教育中接受了职业教育的理念，是与黄炎培一样热心的职业教育的拥护者。19世纪60年代，长老会已在清心中学开展职业教育，最早将之引入中国。郭秉文早年在清心中学接受过七年的教育。1917年，清心中学重组为清心学院，郭秉文出任董事长，陆续在学院加设实业部、商业部，推广职业教育。郭秉文亦是职教社发起人之一。(56)

苏教育会视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重要盟友。黄炎培是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的学生。民初，黄炎培积极响应蔡氏教育主张。(57)一时，苏教育会另一要角袁希涛以蔡元培之召出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为其得力助手。1916年底，蔡元培出掌北大，得益于袁希涛向政府推荐。(58)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一职。苏教育会的首要策略便是力谋蔡元培复职，黄炎培、沈恩孚和任职于教育部的袁希涛分别在南北努力。(59)

苏教育会向来重视拓展组织，其领袖人物往往隐于各类机构之后引导潮流，操纵局势。“五四”后，黄炎培、沈恩孚自认与蔡元培、胡适所代表的北大同为新派，并以苏教育会为此新派之“老巢”。(60)为联合南北新派力量，该会于1918年12月20日提议与北大、南高、暨南学校、职教社合组中华新教育社。(61)后更名为“新教育共进社”(以下简称“共进社”)，于1919年1月在教育部备案。(62)职教社为苏教育会另一招牌，暨南学校则是黄炎培主持复办的华侨子弟学校。可见，共进社以苏教育会为中心。1919年2月，该社刊行月刊《新教育》，编辑部设于苏教育会，蒋梦麟为主干总领其事，黄炎培任通信记者，苏教育会之沈恩孚，北大之蔡元培、胡适、陶履恭，南高之郭秉文、陶行知俱为编辑代表。(63)故陶行知说“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杜威讲学并非虚言，正是就共进社而言。1919年4月，《新教育》出版“杜威专号”为杜威访华预热。杜威1920年在苏沪地区的巡回讲演，亦多以共进社名义组织。

胡适所引入的尚志学会和新学会在报刊报道中虽常与三机构并列为邀请者，实际却与清华学校类似，并未深度参与组织杜威讲学。与之相对，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会则是因苏教育会的关系加入进来的。

黄炎培评论“五四”前的教育部情形说：“教育部在北京政府中带些独立性的，领导层都和我们一气”。(64)筹划杜威访华时，教育部由总长傅增湘主持，袁希涛任次长。民初内阁走马灯式更替，教育部人事随之更迭频繁，但傅增湘、袁希涛主持下的教育部却颇为稳定。晚清时，两人已合作主持直隶教育长达三年(1909-1911年)。1908年，傅增湘出任直隶提学使，电召袁希涛北上。次年初，袁希涛应召出任学署总务科科长。(65)自1917年底起，两人再次合作主持教育部，京内有北大助力，京外有苏教育会响应，遂得以在府院相争、军阀主政、教费短绌的情形下，勉力维持新教育。“五四”之后，苏教育会积极留蔡挽傅，彰显了支持新教育的南北人士之间的密切合作。在此南北呼应形势下，教育部积极邀请杜威讲学是很自然的。6月5日袁希涛辞职后，傅岳棻以次长身份代理部务。(66)傅岳棻被外界视为安福系人物，为应对风潮而走调和路线，亦对杜威礼敬有加。(67)这样，杜威在京的两大系列讲演《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和《教育哲学》都安排在教育部会场内。

从前多以为浙教育会加入进来，是因其会长经亨颐崇敬杜威之故，同样忽略了其背后的机构与组织。“五四”前，经亨颐兼任浙教育会会长和一师校长长达七年，对全省教育起着引领指导的作用。1919年2月，在经亨颐倡议下，浙教育会和苏教育会联合发起“江浙省教育会协进会”，宗旨是“联络两省教育界交谊，共同研究两省教育问题，并提携进行”。(68)4月11日，苏教育会干事员常会讨论如何应对杜威来华事宜，议决致函浙教育会，请其加入。(69)4月20日，经亨颐在浙教育会评议员会上提议欢迎杜威。4月29日，杜威抵华前一日，经亨颐才集合教育会干事，商议欢迎杜威来杭办法。(70)可见，浙教育会邀请杜威，主要是因江浙两省教育会联合推进教育事业之故。

综上，上述机构能够合作邀请杜威长期讲学，是以苏教育会、南高和北大三机构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这一组织得以成形具有双重根基：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的同门关系及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南北三机构及其主事者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合作关系和事业基础。就前者而言，胡适是中心人物；就后者而言，苏教育会为中心机构。胡适和苏教育会能够达成合作的深层原因是，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改革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陶行知曾一语中的地指出二者共生关系之关键：“语言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胡适博士的‘文学革命’在初等学校里已经起了最深刻的影响。白话，或称‘活的语言’，受到大多数的小学的欢迎……作为易于表达的手段，活语言是注定要在初等学校里普及的。”(71)换言之，白话文学通过新教育得到传播的同时，又为后者提供了表达的手段；新教育因白话这一活语言而便于普及的同时，又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相辅相成的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为杜威在华讲学奠定了思想根底和组织基础。反过来，杜威在华讲学也与这两场著名的改革一起，共同构成了“五四”图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一战后中美交流之必然

以苏教育会为中心的诸机构合作力促杜威在华讲学，亦有更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国际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们无比鲜明地意识到，工业、技术、交通及商贸的发展已经使得世界成为了一个全球网络。(72)在这次空前的大战中，美国成长为最强大的经济实体。遍布各大洋的美国轮船源源不断地输出军用品及商品，大发战争财。1917年2月，德国宣布恢复无条件潜艇战，阻断了美国的运输线和发财路。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入江昭评论说，“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20世纪或许可以说是始于1917年。”(73)此后，美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开始在经济手段之外通过军事、战略手段在全球扩张势力。同时，一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加紧侵华，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对手。只有将美、日在东亚的对抗和争夺一并纳入视野，才能透彻理解杜威访华的缘起与意义。

美国最初主要是利用经济手段对华渗透，扩张在华势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和商业社会迅速转变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应国内资产阶级的要求，维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促进中美贸易，美国实业界积极寻求与中国实业界合作。1910年9月15日至11月11日，在美国商人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游说下，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中国商会发出邀请，美实业团(以下或简称“美团”)访华，提出合营银行及航业等四项计划。中国各地商会反响热烈。《时报》盛赞这是中美实业联合的起点。(74)

上海华商欣然接受大来的提议，不仅有藉美国资本兴中国实业的经济考量，更有外交层面的宏图。1909年冬，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hase Knox)提出满铁中立计划，企图打破日俄垄断东北的局面，却适得其反地促成了第二次日俄密约于1910年7月签订。8月1日，《时报》社论分析说，日俄协约订立，日本将吞并朝鲜，并可能迁都朝鲜，其意实在满洲，将成为直接威胁我国之强邻，而应对之策则在急谋与美联盟。(75)选择与美联盟，有四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对我无领土要求；其二，美人尚义，讲公理；其三，美国富有，久思投资于华；其四，从策略上说，美国与其坐视中国亡国而瓜分土地，不如扶植中国以防制强邻，从而获取商业上的利益。《时报》社论《论美国实业团来华之关系》评论说：“此其劳逸利害，美人固早计之熟矣。”可见，与大来等人的商谈似为促成联美思路的一大因素。美团访华，实为中美联盟之初步。《时报》社论进一步认为，中美实业家之间达成经济的联合甚至比中美政府订立正式的协约更好。从消极方面说，联合不由政府，则其他列强无法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实现利益均沾；从积极方面说，美商投资越多，与中国关系越密，一旦国际有事，美国将能不受攻守同盟的限制倾力援助中国。(76)

立宪派喉舌《时报》鼓吹中美实业联合，也因此事有助于促成立宪。首先，实业发展本身是立宪最根本的基础。如张謇所说，全力于实业，以谋生计之改良、教育之普及，进而造成足以参政之国民。(77)其次，美团代表能够提供先进的政治经验。大来在日记中生动记述了与张謇等人讨论立宪政府的情形。最后，全国各地商人在与美团代表的交流中对于严峻的形势有了统一的认识，进一步萌发了对于清政府的担忧，决定组织联合的商会，形成了更紧密的联合。(78)

建议中美联盟、推动美团访华的中心人物正是立宪派领袖张謇及传奇幕僚赵凤昌。1909年，大来与赵凤昌初次晤见，商谈美团访华。1910年3月19日，赵凤昌向张謇建议“社会联美”。(79)张謇一向对美抱有好感，又长期将日本资本集团视为大生纱厂的竞争对手，“联美”即可“制日”，故赵凤昌此议可谓正中下怀。9月24日，张謇在江苏咨议局招待美团，并代表全国十六省咨议局致欢迎词。(80)美团提出四项合作计划后，张謇、赵凤昌等先与大来等人在赵凤昌公馆会谈。次年，各商会又公推张謇入京向清政府陈请相关事宜。(81)因辛亥革命爆发，中美实业合作计划不得不中辍，但张謇、赵凤昌所制订的社会联美(制日)战略却被苏教育会所吸纳践行。

张謇时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江苏教育总会副会长，亦是苏沪华商代表。这三重身份彰显出苏沪精英网络中政治、教育与实业之间的紧密勾连。自庚戌(1910)年起，这种勾连尤其昭彰于苏教育会的对外“交通”之中。沈恩孚总结说，江苏教育总会的历史分为最初一二年的“理论之时期”和此后的“实行时期”；而实行时期又可分为“本省教育主动时期”和“各省教育界交通时期”。“交通时期始于庚戌，而又匪独教育界一部分，之关系于政治界则有咨议局、联合会，于实业界则有南洋劝业会，何一非吾教育界交通之媒介。”(82)1909年9月16日，张謇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差不多同时被江苏教育总会选为副会长。(83)同年10月，张謇发起咨议局联合会。故沈恩孚称“咨议局、联合会”为江苏教育总会在政治界的关系。张謇直接参预筹办南洋劝业会。美团选择于1910年访华，也是有意要参观南洋劝业会。(84)故沈恩孚说“南洋劝业会”隐含美团访华事。

五年后，苏教育会在教育界、政治界、实业界的对外“交通”进一步扩展至国际层面。为报聘美团访华，在大来及农商总长张謇等人推动下，农商部于1915年组织中国实业团访美。1914年，张謇已促成全国水利局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2000万美元的导淮借款合同、北洋政府和美孚石油公司3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他推动中国实业团访美，是希望进一步联美。(85)实业团17名团员中，除基督教青年会讲演部主干余日章、农商部佥事吴在章、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之外，余皆知名商人。余日章负翻译之责；黄炎培则由农商部特约担任编辑事务。(86)张謇推选黄炎培入团，自有深意。如前所述，这次游美经历促使黄炎培和苏教育会从倡导实用教育进而倡导职业教育。而倡导职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实业界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黄炎培在回忆创办职教社的经历时说：“因世界大战发生，舶来品骤然减少，实业界很想推广制造国货来承乏，而苦于缺乏技术人员。它的发起宣言，就针对着这种现象立论。”(87)职教社的创办，是苏教育会与苏沪实业界紧密联合的标志和成果，也是该会践行社会联美(制日)战略的间接成果。

“五四”前后，苏教育会倾力筹募巨款，谋划杜威讲学，亦是延续其一贯的社会联美(制日)战略。1919年底，杜威已隐约意识到“中国绅士们”邀请自己访华与美、日关系密切相关。(88)1920年夏，杜威应共进社邀请，到苏沪一带作巡回讲演。访问南通时，张孝若致信沈燕谋，特别要求在杜威所乘轮船的大餐间内精心布置，“悬中美两国旗，务求清洁，使人一上大达船即见南通真精神”。(89)这种“真精神”体现在每一处接待细节之中。张謇在一幢优雅的西式建筑中用一顿冗长而精致的西式大餐款待杜威一家，让孩子们都穿上西式服装，并罕见地安排夫人吴道愔陪同，以符合美国社交习惯。(90)

1919年，筹划杜威访华之际，谋划十年之久的中美实业联合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15年中国实业团访美时，两国实业家均有意推动合营计划，但因一战爆发导致商轮缺乏，且一战初期美国商业重点在欧洲而非太平洋而作罢。1919年，中美合营项目终于落实。该年初，聂云台联合中美实业家合组中美商业公司。(91)该年底，中美合营银行以中华懋业银行之名由财政部批准设立。自1910年到1919年，中美贸易总额增加了2.7倍；美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也从6.7％上升至16.2％。(92)实业的联合不可避免地会使得两国人民交往更密切，并产生进一步了解彼此文化的需求。苏沪地区民族工商业在一战期间的繁荣发展也为筹募资金邀请杜威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杜威抵沪前，苏教育会自1916年洪宪帝制垮台以来就一直筹谋的新教育改革亦取得突破性成果：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苏教育会力推的新教育宗旨。(93)新教育宗旨中“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发挥平民主义”“养成公民自治习惯”，皆深受杜威思想影响。(94)杜威5月来华，于新教育改革而言可谓恰逢其时。

此外，中国朝野在“五四”前后对美国寄予厚望，自然也格外期盼获得美国哲学家的指导。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号召结束战争，创建国际联盟，在保证各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基础上实现世界和平。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电报传来，中国知识阶层兴奋至狂，深信公理将战胜强权。巴黎和会期间，北洋政府奉行“联美抑日”方针，试图夺回中国正当权益。(95)在此背景之下，杜威访华几乎得到了整个五四新知识界的支持。

总之，苏教育会力促杜威在华讲学，是为了促成实业、教育与政治循环并进，以更好地践行社会联美(制日)战略，引导中国走学习美国的道路。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联合美国实业力量，大力发展实业，一方面学习美国教育经验，自教育入手进行文化改造，从而为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奠定经济、思想及社会基础。沈恩孚总结苏教育会的策略说，政治为教育和实业提供了纲领，实业为政治和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教育反过来为政治和实业提供了指南针；“三者循环，废其一而无以为国”。(96)杜威的讲演和思想，将成为苏教育会和胡适共同主导的新学制改革的指南。通过新学制课程，杜威所代表的美国理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进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及师范学校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深刻地影响着“五四”一代学生和教师。(97)由此，苏教育会也具有了更为系统性的影响力。

就美国方面来说，《新共和》和富商巴恩斯在1918年底提议杜威访问日本亦有深层的经济、社会、思想缘由。

1918年，美、日在华经济争夺已趋于白热化。美日在华航运势力的消长反映了两国商贸规模的兴衰。在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美日航运势力于1918年左右分别跃升至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三。一战期间，日本大肆扩张在华航运势力。到1921年，日本在华内河、沿海与远洋航运势力更是急速扩张，仅次于英国，排名第二。一战结束后，美国将战时用于军需品运输的大批新增船只投入商运，其在华航运势力随之崛起。三四年后，美在中国国内航线上势力虽远逊于英日，但在远洋航线上已跃居第三，与英、日展开争夺。(98)自1917年起，日本对华实施西原借款，以实业借款的名义大肆攫取在华利益。美国于1918年10月提议筹建新四国银行团，既使得日本无法再像西原借款那样对华经济渗透，又扩大了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可谓美国“经过周密考虑而向日本发动的一次经济攻势”。(99)

这一年，美日在西伯利亚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频繁产生军事冲突。3月俄国对德停战后，英法要求威尔逊对俄采取军事行动，远征西伯利亚。同时，由于十月革命的爆发，西伯利亚陷入内乱。日本军方制订了将东西伯利亚从俄国独立出来的战略，试图派遣军队，以加强对这一临近满洲地区的控制。这年夏天，为解救被困于西伯利亚的一支捷克军团，美日达成协议，准备各派出不超过8000人的军队进入海参崴。当美军按协议抵达海参崴时，日本却违反约定，派出了超过8万人的军队。(100)杜威与巴恩斯分享最新消息说，在西伯利亚的美军看来，他们完全是被派去与日本人作战的，是“为了防止日本人彻底攫取一切”。(101)

美国《新共和》杂志始终密切注意着西伯利亚的情况。当日本流露出干涉西伯利亚的意图时，3月9日的封面文章《日本来势汹汹》明确指出日本实质上是在远东提出占据特殊势力范围的要求，警告说如果协约国同意日本干涉，就将给予日本在远东的特权地位，为和平会议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102)这年初夏，美国考虑出兵西伯利亚。6月1日的封面文章《干涉俄国？》极表赞成：“派遣盟军远征俄国，将是一项极好的政策”，因为“俄国是一个民主、独立、充满希望和创造力的国家，还是一个被外来阴谋进一步歪曲的新专制国家，这对我们很重要，对列宁也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援助俄国，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这是当前流行的鼓吹武装干涉俄国……的站得住脚的道德基础。”(103)冠冕堂皇的辞令之下隐藏着美国对于西伯利亚毫不逊于日本的野心。

《新共和》由极力推动“满洲开发计划”的司戴德(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于1914年出资创办。杂志编辑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试图引导一种新的进步主义舆论。简言之，他们鼓励人们运用知识与理性来应对现代社会问题，提出改革方案，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在他们看来，一战是完成此任务的难得机会，因为战争需要全国性的动员，为重组国内事务提供了最佳条件。作为威尔逊的智囊，李普曼和克罗利通过《新共和》大力开展公众教育，试图让民众了解美国战时外交政策和战争的重要性。(104)

同时，为了获得比记者的新闻报道更真实专业的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尽量可靠的世界图景，引导人民达成共识，李普曼设想组建独立、正规的情报部门，依靠一批公正、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来搜集信息，整合事实，比较分析各种决策，帮助决策者做出决定。(105)

杜威曾是威尔逊的支持者，也是《新共和》的重要作者，与李普曼和克罗利分享着同一种进步主义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杜威的实验主义可被视为哲学版本的进步主义。对于杜威来说，实验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一种应用科学，一种技术。(106)换言之，杜威就是李普曼想要寻找的那种公正又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早在1917年10月9日，李普曼就建议杜威去俄国组建他们情报组织的分支机构，而杜威对此深表赞赏。(107)1918年8月至1919年1月，杜威与美国陆军情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向后者提供了关于美国的波兰移民的机密报告、针对波兰政局及其未来影响的长篇报告。(108)杜威到中国后，应美国军方缀斯代尔(Col.Drysdale)的咨询，于1920年12月1日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认为中国缺乏产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整个社会与经济背景，不太可能在近期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109)这是目前所知杜威在华期间所提供的唯一一份情报。然而，今天通常所理解的“情报”与李普曼所构想的“intelligence”有微妙差别。今天的“情报”通常指专业人员所搜集的关于敌对方的信息。而按照李普曼的构想，“intelligence”绝不仅仅是“情报”，更是科学的“公意”能够达成的保证，是民主政治真正的基础，因而，它最原初的涵义是能够从经验中获得理解的能力和智慧，而这种能力和智慧必须由社会科学家提供。正是在此意义上，杜威才会对组建“情报机构”(或者不如说是社会调查研究机构)抱有浓厚兴趣。也是在此意义上，杜威在华期间在《新共和》等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可视为李普曼意义上的“intelligence”。

1918年7月13日，在美日联合出兵西伯利亚造成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新共和》刊出由一位日本作者撰写的封面文章《日本在想什么？》。文章直白地指出，经济因素是阻碍日本全力对抗德国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日本要发展工业以供养密集的人口，就不得不对外扩张领土，就决不能放弃在中国和满洲的特殊利益，“我们与亚洲大陆的联系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全部日本人民都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很容易就会被鼓动起来，反对任何希望干涉日本与中国和满洲经济关系的势力”。(110)此文刊出的同一天，杜威在致夫人的信中写道，巴恩斯和《新共和》建议他访问日本，并完成一项题为“未来国际形势之一大因素——日本”的报告。(111)实际上，这是威尔逊的智囊经由杜威密友向他提出到远东去搜集情报的建议。杜威此时已经对威尔逊感到失望，对一战的结果也很悲观，故而拒绝了这一提议。杜威并非以美国政府或军方情报人员的身份来华，但在宽泛的意义上，杜威在华经验确实与美国的东亚战略相关。杜威虽然拒绝撰写关于日本的报告，但密切关注着这一问题。访华期间，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深谈过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还特意在讲学行程之外去东北实地考察。(112)杜威访华，具有比从前所意识到的更为复杂的意义。

结语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却又在历史洪流中显出宿命般的必然。晚清以来中美实业界不断推动合作计划、1918年美日在东亚的争夺趋于白热化、苏沪民族工商业在一战期间的繁荣发展以及依托于这一资本集团的苏教育会势力的壮大、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改革的蓬勃开展等等，决定了“五四”前后中美之间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是势之必然。文化交流的背后，潜藏着以苏教育会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对于教育文化改造加议会民主政治的美国道路的倡导。偶然的是，中国在那个关键时刻遇见了杜威。这位最能代表美国民主理想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借助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在铁路、江轮和海船所能方便抵达的半个中国，不厌其烦地向公众反复宣讲民主、科学、新教育和新文化。一方面，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些讲演传播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今犹存。另一方面，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这些讲演无疑也增强了国人在“五四”前后对于美国道路的信心，并为苏教育会此后的文化政治实践提供了指南。

人有意无意的行为不停地改变和重塑社会机制，造成了历史中无数或幸运或不幸的偶然。这无数的偶然背后又仍然存在种种具有制约性的社会机制。历史学的长项，正在于描绘个人的偶然行为与社会机制的制约是如何通过各种人物、人群、事件、组织乃至各种思想观念链接起来的。探索杜威访华的历史缘起，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注释：

①参见Barry Keenan,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Cambridge,Mass.and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0-30.

②参见彭姗姗：《五四期间杜威与中国的一段“交互经验”》，《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3页。

③1918.07.13(02159):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Larry A.Hickman ed.,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1871-2007,Vol.1:1871-1918; Electronic Edition.Charlottesville,Virginia,USA:InteLex Corporation,1999-2004.下引1918年以前的杜威相关书信俱出于此。

④1918.11.16(03843):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 1919.01.20(03859):John Dewey to Evelyn,Jane,& Lucy Dewey; Larry A.Hickman ed.,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1871-2007,Vol.2:1919-1939; Electronic Edition.Charlottesville,Virginia,USA:InteLex Corporation,1999-2004.下引1919—1939年杜威相关书信，如未注明出处，俱出于此。“福崎”为音译名。

⑤Yuen Ren Chao,Yuen Ren Chao's Autobiography:First 30 Years,1892-1921.收入《赵元任全集》第15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64页。

⑥1919.01.09(04082):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

⑦1919.01.20(03859):John Dewey to Evelyn,Jane,& Lucy Dewey.

⑧杜威1919年3月16日致胡适英文原函，参见Dewey，John to Hu，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176-001。最权威的杜威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漏收此信。中译文刊载于《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译稿)》，《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8日，第5版，有删节。

⑨1919.03.13(03882):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⑩Dewey，John to Hu，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胡适档案，档案号：E0176-001。

(11)1919.04.08(03887):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12)蔡元培电文及巴特勒电文均见1919.04.15(04067):Frank D.Fackenthal to John Dewey.

(13)1919.05.01,02(03898):John & Alice Chipma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14)1919.05.01,02(03898):John & Alice Chipma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聂云台之母即曾国藩之女曾纪芬。

(15)1919.05.03(04068):John Dewey to Nicholas Murray Butler.杜威在此信中提到，希望巴特勒能批准教育部长即将向哥大提出的正式邀请。但“五四”后教育部人事更迭频繁，且忙于应对学潮，未必真的向哥大发出过邀请函。目前亦未见教育部的正式邀请函。

(16)杜威最初对五四运动观感不佳。参见彭姗姗：《因时势而教：杜威对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反应与评价》，《兰州学刊》2019年第4期。

(17)《致蔡元培》(1919年6月2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8—209页。

(18)《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1919年5月22日)、《蒋梦麟致胡适》(1919年5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5—36、37页。

(19)《蒋梦麟致胡适》(1919年5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页。

(20)《美国哲学大家杜威博士本日到京》，《晨报》1919年5月29日，第3版。

(21)1919.06.01,05(03907):Alice Chipma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22)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致母亲》(1918年6月20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6页。

(23)《致蔡元培》(1919年6月2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209页。

(24)1919.06.10,17(03910):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25)《致蔡元培》(1919年6月2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209页。

(26)《陶行知、蒋梦麟致胡适》(1919年6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1页。

(27)参见：《杜威赴日避暑》，《顺天时报》1919年6月25日，第7版。

(28)静观：《北京大学之近讯》，《申报》1919年8月18日，第二张第6版。

(29)王剑：《胡适与杜威的中国之行》，《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0—124页。

(30)1919.05.01,02(03898):John & Alice Chipma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

(31)《陶行知致胡适》(1919年3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2页。

(32)《陶履恭教授致胡适之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7日，第6版。陈通造最先注意到此信。

(33)《陶行知致胡适》(1919年3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5—26页。

(34)《同月十一日干事员常会》，《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9年4月，第14—15页。蒋梦麟时任苏教育会交际干事。

(35)参见耿云志：《胡适与〈新青年〉》，收入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48页。

(36)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6页；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86—87页。

(37)周慧梅：《第一位中国博士研究生及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情况——以郭秉文档案资料为中心》，刘骥、李瑞恩编著：《郭秉文——教育家、政治家、改革先驱》，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38)《〈江苏省教育会二十年概况〉记沿革》，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卷(朱有瓛、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6—277页。

(39)《本会二十周年纪念会纪》，《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25年12月，第5页。

(40)参见陈昀秀：《清末江苏教育总会研究(1905—1911)》，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文学院，2015年，第137页。

(41)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2卷，1919年5月8日条，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42)《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教育杂志》第4卷第7期，1912年10月，“法令”栏，第5页；《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民国元年四月初一日(1912年5月17日)，第10页。

(43)参见汪楚雄：《启新与拓域：中国新教育运动研究(1912—1930)》，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2—53、65页。

(44)黄炎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154、200、184、194、201页。

(45)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28—29、38页。

(46)陈以爱：《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有限公司，第232、225、230页。

(47)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64页

(48)盛朗西：《教育家贾季英先生传略》，《教育与文化(上海)》第4—5号，1946年6月15日，第30页。

(49)参见彭姗姗：《教育人还是教育公民：1916—1926年教育宗旨的演变》，《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0卷第2期。

(50)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64页。

(51)《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1919年5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6页。

(52)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二卷：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时期(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3—64、165、168页。另一经济校董为银行家钱新之。

(53)陶行知：《中国》，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第6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54)李青：《张謇与〈申报〉关系论析》，《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1卷第4期，2021年12月。

(55)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7页；穆家修、柳和城、穆伟杰编著：《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56)罗元旭：《郭秉文与其家属投身基督教传教和商务印书馆工作及其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收入刘骥、李瑞恩编著：《郭秉文——教育家、政治家、改革先驱》，第5—15页。

(57)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第4、7、10页；高叔平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3—304页。

(58)黄炎培、汪懋祖、沈恩孚：《袁观澜先生事略》，《中华教育界》18卷第8期，1930年8月15日，第120页。

(59)参见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台北《“国史馆”馆刊》第43期，2015年3月。

(60)《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1919年5月2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页。

(61)《同月二十日干事员常会》，《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8年12月，第14—15页。

(62)《呈教育总长陈明改定中华新教育社名称文》《教育部批》《八年一月十日干事员常会》，《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9年1月，第3、6页。

(63)《八年一月十日干事员常会》，《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9年1月，第6页；《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第1页。

(64)黄炎培：《南洋通信 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一九一七年旧稿，一九五五年三月整理，并加序言)》，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65)黄炎培、汪懋祖、沈恩孚：《袁观澜先生事略》，《中华教育界》18卷第8期，1930年8月15日，第120页；胞弟袁希洛增订辑并补注：《袁观澜先生手编年谱》，《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9期，1946年5月1日，第56页；胞弟袁希洛增订辑并补注：《袁观澜先生手编年谱(续)》，《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10期，1946年5月16日，第53页。

(66)钱实甫编著，黄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职官年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16、18、44、46、48—50页。

(67)1919.06.27,07.02(03558):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and John Dewey to Sabino Dewey.

(68)《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子渊君发起江浙教育会联合会书》《浙江省教育会复书》《附江浙省教育会协进会简章》《复浙江省教育会书》，《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9年3月，第4—7页。

(69)《同月十一日干事员常会》，《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19年4月，第14—15页。

(70)《经亨颐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59、161页。

(71)陶行知：《中国》，《陶行知全集》第6卷，第240页。

(72)杜威：《世界中的美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马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73)[美]入江昭：《第三卷：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张振江、施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74)参见虞和平：《论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国民外交(1905—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6—53页。

(75)《论中美急宜联盟》，《时报》庚戌六月廿六日(1910年8月1日)，第1版。

(76)《论美国实业团来华之关系》，《时报》庚戌八月初十(1910年9月13日)，第1版。

(77)《江苏咨议局招待美实业团欢迎词》，《时报》庚戌八月廿六日(1910年9月29日)，第5版；《江苏咨议局招待美实业团欢迎词(续)》，《时报》庚戌八月廿七日(1910年9月30日)，第5版。

(78)《大来日记(选译)——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代表团访华记》，虞和平、王杰译，张富强校，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35页。

(79)李志茗：《赵凤昌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25—226页；张謇：《柳西草堂日记》，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8册，宣统二年二月九日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698页。

(80)张謇：《柳西草堂日记》，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8册，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条，第706页；《江苏咨议局招待美实业团欢迎词》，《时报》庚戌八月廿六日(1910年9月29日)，第5版。

(81)张謇：《啬翁自订年谱》，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8册，第1026—1027页。

(82)沈恩孚：《〈江苏省教育总会文牍六编〉叙 辛亥七月》，《沈信卿先生文集》，第321页。

(83)《啬翁自订年谱》，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8册，第1024页。

(84)参见章开沅：《张謇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280—284页。

(85)章开沅：《张謇传》，第368—370页。按：导淮和石油借款合同都未能实际履行。

(86)农商部：《中华游美实业团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3—6页。

(87)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年发见的新生命》，《黄炎培教育文集》第4卷，第222页。

(88)1919.11.02(03571):John Dewey to Evelyn Dewey.

(89)《张孝若为杜威博士来通事致沈燕谋函》(5月31日)，南通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01-111-0194-0001。

(90)1920.06.14(03928):Lucy Dewey to Dewey family；1920年6月9日杜威访问南通合影，参见朱江：《大生档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1页。

(91)《中美商业公司之组织》，《申报》1919年01月19日，第三张第10版。

(92)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248—250页。

(93)《教育调查会第一次开会议决各案报告表》，《新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第344页。

(94)《教育宗旨研究案》，《教育杂志》第11卷第5号，1919年5月20日，第20—21页。

(95)参见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北京：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96)沈恩孚：《〈江苏省教育总会文牍六编〉叙 辛亥七月》，《沈信卿先生文集》，第321页。

(97)参见彭姗姗：《哲学话语与教育权力：人生观论战与20世纪20年代的新学制改革》，《史学月刊》2025年第3期。

(98)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12、420—421、424页。

(99)王雁：《论“一战”前后日本与美国在中国的经济竞争——以日本实施西原借款与美国重组国际银行团为中心》，《理论学刊》2010年第8期，第117页。

(100)[美]入江昭：《第三卷：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张振江、施茵译，[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7—51页。

(101)1919.01.09(04082):John Dewey to Albert C.Barnes.

(102)"Japan is Menacing," New Republic.Vol.XIV,No.175,March 9,1918,p.161.

(103)"Intervention in Russia?" New Republic.Vol.XV,No.187,June 1st,1918,p.132,pp.130-131.

(104)James A.Nuechterlein,"The Dream of Scientific Liberalism:The 'New Republic' and American Progressive Thought,1914-1920," The Review of Politics,Apr.,1980,Vol.42,No.2(Apr.,1980),pp.167-190.

(105)[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7—317页。

(106)参见彭姗姗：《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

(107)1917.10.09(03313):Walter Lippmann to Lippmann diary.

(108)参见[美]杰伊·马丁：《教育人生：约翰·杜威传》，杨光富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90—203页。

(109)参见杜威：《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收入《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2卷(1920)，刘华初、马荣、郑国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1—193页。

(110)G.Shibata,"What Japan is Thinking?" New Republic.Vol.XV,No.193,July 13,1918,pp.313-315.

(111)1918.07.13(02159):John Dewey to Alice Chipman Dewey.

(112)杜威到东北考察大约在1919年11月2至9日。参见1919.11.02(03571):John Dewey to Evelyn Dewey; 1919.11.09(03572):John Dewey to Dewey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