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玉 单中惠:世界教育学者眼中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1 次 更新时间:2016-09-2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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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玉   单中惠  

2016年,是西方教育思想大师、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导论》出版一百周年。杜威一生著述弘富,涉及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约40本专著、700多篇文章,其中《民主主义与教育》堪称是他最重要的、学术影响最广泛的一本教育经典著作。

杜威为该书撰写的“前言”虽然简短,但表述得却至为明确:“本书体现了我探索和阐释民主社会所包含的种种观念,以及把这些观念应用于那些教育事业的问题所作的一种努力”;“本书所阐明的哲学是把民主主义的发展与科学上的实验方法、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工业的改造联系起来,旨在指出这些发展所需要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方面的改革”。[1]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巴克曾在《教育问题史》一书中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作出了如下的评价:“在20世纪,也许最有影响的教育事件,就是1916年杜威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无疑是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之后,在教育和政治理论或社会理论方面最主要的著作”。[2]美国学者廸普伊和戈登在《历史视野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教育史中最重要的著作,它取代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在教育思想中的最高地位。”[3]

从整体来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中国的教育学者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以及学术影响三个方面。


一、《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形成背景

任何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的形成都有其特定背景,《民主主义与教育》亦不例外。美——121国教育史学家、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年轻时曾与杜威在同一所师范学院共事并有过直接交往。他在《美国教育:都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一书中指出:“杜威有一次曾提到,他的早期教育著作是针对普遍社会的,而晚期教育著作则是针对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的。”[4]

就《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形成背景而言,世界各国教育学者的论述可大致归结为三个方面: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教育实验活动;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后的继续研究;当时正在美国开展的进步教育运动。

(一)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教育实验活动

在杜威的漫长一生中,他亲自参与中小学教育工作实践的经历主要是:在石油城中学和莱克维尤高级中学从教,在密执安大学期间参与中学教师培训工作,以及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教育实验活动。其中,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主持长达八年的教育实验活动,对他的包括《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内的教育著作的形成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1896—1904年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曾被称为“杜威学校”。杜威的女儿简·杜威在《杜威传》中指出:“杜威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成的《我们如何思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他的芝加哥实验的直接成果。他自己的工作以及与其他人的交往,促使他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这两本著作中融合了起来。”[5]

在《美国人民教育史》一书中,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耶也指出:“1903年结束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后的第二年,杜威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哲学。此后的十多年里,杜威的智力本身大部分用于哲学,仅仅把有限的一些精力放在教育上。1916年他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几乎立刻使他进入了美国哲学家的前列……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写下了他的哲学理论和它们的教育推断。”[6]美国纽约纳萨雷特学院教授雷比在《约翰·杜威与进步教育》一文中这样强调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两者的关系:“《民主主义与教育》……确实表述了杜威关于教育设计的全部……人们会想,这本著作也许完全打上了‘杜威学校’的印记。”[7]

(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后的继续研究

1904年,杜威离开芝加哥大学,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和哲学系任教。这一期间,尽管杜威在哲学方面认识颇多,但也渐渐对教育理论深入思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形成。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利斯在2000年出版的《杜威》一书中认为,通过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联系,杜威继续研究教育理论。这项研究的结果是1911年出版的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以及1916年出版的教育哲学经典之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单中惠教授于2002年出版了《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综合性的全面考察,指出:“在1904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后,杜威完成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其标志就是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8]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在《美国教育:都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一书中特别强调了杜威的学术业绩,尤其是《民主主义与教育》与哥伦比亚大学两者的关系:“正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杜威作为美国最杰出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在30多年里,他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并提出了更为成熟和更为完善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1915年杜威和他的女儿伊夫琳一起出版了《明日之学校》;1916年他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9]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克雷明还特别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22的杜威及其学生克伯屈为核心而形成的杰出教育理论家群体,他们以《民主主义与教育》所阐述的理论为共同方向。从美国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克伯屈的《回忆杜威与他的影响》一文中也可以见到,杜威在撰写《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过程中,征询了克伯屈的意见,并吸收了他的一些建议。

(三)当时正在美国开展的进步教育运动

20世纪前半期,在美国开展了一个全国范围且影响很大的进步教育运动。作为一次教育革新运动,它在美国各地学校开展了新的形式、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等方面课题的实验。这场教育革新运动不仅对美国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包括杜威在内的很多美国教育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克雷明在《学校的变革》中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像任何的名著一样,这部著作既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又是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它把进步教育许多不同的方面和谐地结合到一种范围广泛的理论之中,并使它们统一,为它们指出方向。正是它的出版,为教育革新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10]。

关于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与杜威的教育思想的互动关系问题,世界各国教育学者也指出,尽管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发展以及《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杜威也对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经典著作的出版,使杜威很快就被视为“进步教育运动”的领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康内尔在《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一书中就强调指出,杜威“对于进步教育运动的主要贡献是关键性的,他为它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对20世纪前半期美国学校教育改革政策的主要说明。”[11]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韦布在《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一书中也指出,杜威的“经典之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不仅对其教育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陈述,也为一代进步教育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杜威不仅对哲学和教育,而且对法律、政治理论和社会改革也产生了影响。杜威为进步教育提供了智力基础,也被认为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言人”[12]。


二、《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主要内容

《民主主义与教育》全书内容共26章,分为四个部分:教育性质(第1—6章),教育过程(第7—17章),教育价值(第18—23章),教育哲学(第24—26章)。相比其他西方教育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用力最多的是论证民主和教育的有机统一的问题。杜威在探究民主主义、科学进步、进化论、工业革命对于教育的意义的过程中,既对教育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也对当时的进步教育运动以及自己的教育观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从而确立了一个完整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康内尔在《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一书中这样写道:“1916年,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著作出版了,这就是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它是阐述教育与民主主义之间关系的一次精心而深思的尝试。”[13]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祥麟在《约翰·杜威》一文中指出:“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杜威从生长的概念出发,以大量的篇幅,对现代流行的几种重要的教育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14]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斌贤也认为,“如果说杜威的教育改革观不同于当时美国许多人士的主张,那么,这主要是因为杜威更具有一种思想家的洞察力,是因为他为此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基础。关于这一点,杜威本人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论著中,曾反复加以说明”[15]。

就《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主要内容而言,世界各国教育学者的论述可以归纳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主题、民主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心理学思想等五个方面。

(一)《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主题

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书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著作主要论述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两者的关系。因此,不少西方教育学者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主题进行了阐释。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拉斯克、阿伯丁教育学院教授斯科特兰在《伟大教育家的学说》一书中明确指出:“考虑到杜威的主要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书名,我们不能不考虑他的政治学说而得出我们的结论……一个民主国家应该具有民主的教育形式……使教育是真正民主的;从杜威的著作中能够获得新的启示,以加强这些努力。”[16]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巴克在《教育问题史》一书中曾强调指出,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教育与民主的关系。在教育改革沿着民主路线走过一个世纪历程之后,这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直到这时,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面理解19世纪教育民主化趋势所具有的广泛而深远的含义。”[17]

当然,在关于《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主题上,论述得最为明确的无疑是克雷明。他在《学校的变革》一书中清晰地写道:“正如杜威1899年所设想的,一个‘更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新社会是民主主义的具体体现。杜威在他的民主主义概念中,设想了一种对教育的强制要求。”[18]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主题在该书的一段行文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并在《学校的变革》中直接引用了这段阐述。“民主政治热心教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为民主的社会既然否定外部权威的原则,那就必须用自愿的倾向和兴趣来替代,而自愿的倾向和兴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形成。但是,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解释:民主主义不只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每个人应该参照别人的行动,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有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了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自己活动的全部意义。”[19]

(二)《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民主思想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对“民主”这一主题进行了立意独到的阐述。美国纽约纳萨雷特学院教授雷比在《约翰·杜威与进步教育》一文中专门列出了“《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小节,专门论述了体现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的民主观念和相关见解。该文指出:“‘民主主义’是什么?有一本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那就是《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展现了杜威的民主主义。……一般说,在我们分析它的时候,民主主义是杜威的核心思想。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序言中,他表明这个讨论包括了‘对那些认知和道德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它们是在早前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但在名义上的民主社会中仍然起作用以对阻碍民主理想的充分实现。’”[20]

关于杜威对民主主义概念的阐述和理解上,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在《美国教育:都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一书中十分明确地认定:《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关于教育的主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他的民主主义概念,认为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而且是社会生活的形式;同时提出了关于教育的概念,认为教育是使个体在社会交往、智力、审美方面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通过个体的发展才能使社会得到不断的更新。”[21]

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教授鲍温在《西方教育史》三卷本的第三卷第12章里专门用——124五页篇幅列出了“系统的教育理论:《民主主义与教育》”这一节,其中他也指出:“杜威在1916年已写了他的最主要的教育著作,即知名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这本著作中,他把重建的充分文明的民主社会作为唯一的社会组织和政府。”[22]

在杜威把民主主义作为其教育思想基础的阐述上,现美国教育学会主席、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厄本和前美国教育史学会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瓦格纳合著的《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一书认为,在《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中,“杜威还阐述了他对民主的看法:民主思想指导着他的教育思想,也指导着他之前在实验学校的教育实践。要知道,杜威的学校就是按照社会的模式来设想的,或者说,学校就是民主社会的雏形。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对民主下了明确的定义,这是其教育思想的基础”[23]。

当然,在论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民主思想的世界各国教育学者中,也有人是持相反观点的。其中,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彼得斯在他的《约翰·杜威的教育哲学》一书中这样写道:“个人的发展和分享的经验,似乎对《民主主义与教育》来说是个例外,这是一本令人费解的著作,因为在这本著作中很多是论述教育的,而很少是论述民主主义的……”[24]

(三)《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教育理念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显然对民主社会的教育进行了最为充分而详细的阐述。世界各国很多教育学者在他们对《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直接论述中都提及了这一点。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格林在《杜威和美国教育》一文中强调,“1916年,杜威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这是他的教育理念最明确的阐述。期间的几十年,是表现了杜威作为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哲学家而成长的一个时期。”[25]

在中国,河北大学教授滕大春在《杜威与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文中指出: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全面地阐述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其教育著作的代表作。”[26]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式颖也指出:“杜威于1916年发表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就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确立的标志。”[27]

关于杜威对教育的生长功能的阐述,厄本教授和瓦格纳教授在《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一书中有如下的概括:“在其1916年写就的最具代表性的教育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哲学……最重要的是,《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把生长作为教育活动的本质来阐述的。教育即生长,生长通过教育而产生。”[28]杜威女儿简·杜威在《杜威传》中也指出: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阐述了哲学本身是‘教育的一般理论’的观点……”[29]

杜威有关教育是生活过程的独特见解,美国蒙大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普利亚姆在《美国教育史》中是这样表述的:“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把教育看成是一个生活过程,而不只是未来生活的准备。他也主张教育是发展,只要继续地发展,教育必须继续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正如书名所表明的,如果学校是一个民主社区的话,那《民主主义与教育》讨论到教育的社会过程就是最好的经历。”[30]

在杜威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阐述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康内尔在他的《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一书中指出:“杜威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以一种综合的眼光看待教育,充分地发展了他认为需要加以考察的最重要方面的观点。特别是,他探究了教育的社会作用,应用了他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见解,并将此作为他分析教育问题的试金石。”[31]美国纽约市立学院教授伯克森在《杜威哲学中的科学、伦理和教育》一文中也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开始讨论教育与社会存在和更新的关系。对于一个重要的时期来——125说,它不仅是杜威的一般哲学,而且也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最充分的阐述……在这本著作中,对所需要重新构想的教育理论得到了有独创性的和最详尽的陈述。”[32]

在杜威对学校工作的阐述上,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最初是打算作为公立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因此,该书又详细地阐述了以上观点对于学校日常工作——学校的目标和宗旨、学习和教学的方法、课程的教材等所具有的实际意义。”[33]澳大利亚教育家斯基尔贝克也指出:“在一些地方,尤其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前面部分……杜威把学校简单地描述为儿童进入现代文化的机构。”[34]

在杜威对思维方法的阐述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伯茨指出:“杜威在1916年出版的那本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强调了科学和科学方法对于影响人类处理各种各样事务的重要性。在科学方法中,他发现了处理事务程序的原则,这种原则为他提供了发现经验、知识和思维的概念的线索,而这些概念与理性主义者和智力主义者所持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异。杜威的理论把知识及思维与行为及行为的结果紧密联系了起来。因此,杜威得出了一个基于问题解决的科学方法的思维描述。”[35]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祥麟提出:“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经验与思维’一章里,杜威详细论述了思维在经验中的地位。他认为,经验的构成包含主动的因素和被动的因素。主动的方面是活动(尝试或实验),被动的方面是经受的结果。”[36]

杜威对课程教材的理解和阐述也独树一帜。廸普伊和戈登在《历史视野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指出:“关于社会和课程教材之间关系的更为详尽的论述,可以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找到。在这本著作中,杜威反对学习教材本身是一个目的的观念,认为教师不能从任何教材的完美形式开始。”[37]澳大利亚教育家斯基尔贝克认为,杜威“关于中等课程的思想主要可以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第二部分找到,他试图提供一些不同科目教学的一个框架,反思的探究可以得到发展,并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影响学生的兴趣。”[38]

(四)《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哲学观点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也对哲学进行了很好的阐述。美国华盛顿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沃思就认为,许多年来,《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的哲学观点得到最充分阐释的一本著作。

杜威对哲学与教育关系的观点,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前主任博伊兹顿作过简明的概括:“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可以找到对哲学的社会作用的进一步支持,他把哲学界定为教育的一般理论,或教育理论是它的最一般方面。”[39]而该研究中心教授戴克威则认为:“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阐明了20世纪民主社会所要求的那种教育,因为其建议是通过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发现而提出的。这种讨论集中关注了杜威哲学的一些方面。”[40]

在关于杜威对社会哲学实际上就是教育哲学的阐述上,戴克威指出:“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第24章中,杜威说到其目的是‘概括和阐明在这些考虑中所隐含的哲学思想’……‘哲学就是教育的一般理论。’杜威通过讨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哲学实际上是社会哲学,所有的社会哲学实际上就是教育哲学。”[41]美国纽约纳萨雷特学院教授雷比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名为‘教育哲学’的概括性章节中,杜威用一种‘批判的观点’概括了这本书的全部阐述。”[42]

(五)《民主主义与教育》中的心理学观点

《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还展示了杜威的心理学观点。在《杜威全集》第九卷的“导——126言”中,美国教育哲学家胡克甚至认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最突出和最有远见的贡献体现在教育心理学或学习心理学方面。

在杜威对儿童发展的阐述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普伦蒂斯指出:“在儿童研究上最重要的进展是由约翰·杜威在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所推动的。在这本著作中,他把未成熟界定为趋于发展的可能性,主张发展自身应该是延续一个人一生的一些东西。他极力反对把儿童期仅看成为成人生活准备的一个时期的思想。”[43]

关于杜威对思维和学习的心理学贡献,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学院教授鲁道夫指出:“在杜威的经典论著,即1916年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他界定了思维和学习的必要条件。他说,首先必须是一种学生感兴趣的经验,其次是由经验而发展着的问题。”[44]


三、《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学术影响

《民主主义与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理论方面的一本名著,出版后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育哲学方面最流行的课本。作为美国现代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家,杜威的这本著作在国内外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教授鲍温强调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一本篇幅很长的、综合的、内容丰富、庞大的著作,是提供给教师的,一直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才完成。没有其他的著作像它那样对美国教育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尽管《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枯燥的文体和分析的方法,但它是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振奋人心的宣言……《民主主义与教育》试图对那个似乎有点难以回答的问题,即年轻人在那种环境下如何成为民主社会的一个参与的、创造的成员问题提供一个答案。”[45]美国教育哲学家胡克甚至这样认为,在教育著作中,《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唯一的不仅达到了经典著作的地位,而且成为今天所有关心教育的学者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就《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学术影响而言,世界各国教育学者的论述可以归纳为:《民主主义与教育》达到了教育经典著作的地位,确立了新的教育哲学的基础,以及成为产生世界性影响的著作三个方面。

(一)《民主主义与教育》达到了教育经典著作的地位

对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西方教育著作中的地位,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教授戴克威曾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著作在专业教育者中几乎立即就成为最好的畅销书。在不久以后,它在教育哲学文献中就被广泛地看作一本经典著作……当这本书的名声传播开来时,它被翻译成很多文字。”[46]

加拿大教育学者帕特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和教育,1914—1945》一文中指出:“当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在1916年出版的时候,它被看作自卢梭的《爱弥儿》以来最主要的教育文献。这本著作探究了民主主义、科学和工业化这些概念的教育含意,以及成为许多进步发展的一个主要根源。”[47]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耶在《美国人民教育史》一书中也指出:“尽管这本著作很难阅读,但它在一些地方被赞美为一个美国人应该拥有的最重要的著作。同样,这本著作在指导美国绝大多数公共学校教师上是必不可少的向导。”[48]

(二)《民主主义与教育》确立了新的教育哲学的基础

对于《民主主义与教育》对教育哲学的贡献,杜威本人在《创造中的哲学家:自传》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在一本名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书中,我的教育哲学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49]

其实,就在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的当年,美国教育评论家拜尔在《什么是——127教育?》一文中就带着十分肯定的语调写道:“《民主主义与教育》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儿》可以同等看待,在教育哲学史上这三本书代表了划时代的阶段。”[50]此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卡伯莱教授也热情地欢呼《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出版,他在《美国公共教育:美国教育历史的研究和诠释》一书中强调指出:“随着1909年约翰·杜威出版的《我们如何思维》以及随后于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种新的教育哲学的基础确立了。”[51]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乌利希在《三千年教育智慧》一书中也指出:“尽管杜威的最有声誉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在风格上并不能够与怀特海的《教育目的》相媲美,但毫无疑问它是现代教育哲学的重要文献之一。”[52]

(三)《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产生世界性影响的著作

《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后,曾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因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据美国教育学者帕苏在1982年发表的《杜威对世界教育的影响》一文中的统计:《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被翻译的文字有17种,具体包括:阿拉伯文、保加利亚文、中文、捷克文、德文、古吉拉特文、希伯来文、伊朗文、意大利文、日文、朝鲜文、马拉萨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等,其中德文有两个译本、意大利文有两个译本、日文有六个译本、朝鲜文有两个译本。

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在《学校的变革》一书中这样写道:到1916年《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时,“杜威已被公认为进步主义的一位最主要的发言人,不管他写什么文章,都保证有众多的感兴趣的读者。《民主主义与教育》一出版,立刻就在一些地区引起轰动一点也不使人觉得意外。人们认为这本书是自卢梭的《爱弥儿》问世以来对教育学所作的最显著的贡献。”[53]美国教育学者德沃金在《杜威论教育》一书的那篇题为《约翰·杜威:一百周年的评论》的“序言”中也指出:“杜威的这些思想通过他的教学、文章以及著作,例如……《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传播到美国全国和世界。”[54]

《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单中惠所指出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出版后,曾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杜威在中国的最大影响也是在教育方面,尤其是这本书。”[55]迄今为止,《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中文译本有七种。具体包括:常道直编译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邹恩润译、陶行知校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王承绪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宝山等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89年版);林玉体译的《民主与教育》(台北师大书苑1996年版);薛绚译的《民主与教育》(台北网路与书出版社1928年版);俞吾金、孔慧译的《民主与教育》(《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九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上述诸多译本中影响较大者,首推邹润恩译、陶行知校的《民本主义与教育》,该书是杜威1919—1921年来中国访问讲学期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的教本;其次是王承绪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该书发行量在杜威教育理论著作中位居前列。

美国工业民主联盟执行董事、杜威90岁生日宴会组织委员会主席莱德勒在杜威90岁生日宴会上的开场白中谈及《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德国翻译出版的情况时专门介绍了杜威的学生埃里克·海勒发来的贺信,信中表达了其他民族对杜威民主思想的渴望,以及教育工作者立志在一个国家将这种广泛追求的思想传播给自己国家人民的奋斗历程。这位学生在希特勒政权成立的前几年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译成了德文,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在希特勒上台后,这些书几乎全部被销毁。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顿和戈顿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中提及了《民主主义与教育》在当时苏联的流行情况:“受卢那察尔斯基的激励,一些学校试图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另一些学校只不过继续传统的课程和正规的教学方法,……1928年杜威访问了苏联,他的一些著作在一些年里仍然很流行。一位进步教育家沙茨基(Shatsky)翻译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一部分,设计教学法有一段时期在一些学校里还是流行的。”[56]

日本教育学者、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小林繁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约翰·杜威与日本教育思想》中提及了《民主主义与教育》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情况:“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后不久,帆足理一郎对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立即决定把它翻译成日文。191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帆足理一郎回到日本担任了早稻田大学教授,并于第二年(1919年)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译本。它用的书名是《教育哲学导论》,那正是杜威为他的书所写的副题……另一位早稻田大学研究西方教育学的学者田制佐重(TaseiSaju)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日文本翻译上肯定先于帆足理一郎,他于1918年出版了他的日文译本,然而它是一个摘要译本。因此,帆足理一郎的译本是《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一个完整的日文译本。”[5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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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平]

[作者简介]王凤玉,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单中惠,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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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教育研究》2016年 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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