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晚清海疆诗的肇始:“林则徐事件”的诗歌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26-02-01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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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静  

内容提要: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面对鸦片泛滥的局面,朝廷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督缴禁烟。林则徐于是年六月将收缴的2376254斤鸦片于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此次销烟活动维护了民族尊严,但因涉及英方利益,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其本人也就此成为开边衅的“替罪羊”,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谪戍新疆,史称“林则徐事件”。此事件不仅是由海事引起的轰动朝野的政治事件,也成为晚清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围绕该事件的诗歌创作,将人物、事件和情志等紧密地关联起来,展现了边衅初开之际诗人对东南海事的初步认知与海防态度。且由于该事件的震撼效应及相关创作数量的庞大,“林则徐事件”的诗歌书写还具有文学史的标识意义,成为晚清海疆诗之肇始。

关键词:晚清/ 林则徐事件/ 海疆诗/ 诗史意义/

作者简介:王文静,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

原文出处:《励耘学刊》(京)2025年第第1辑期 第155-170页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项目编号:14ZDB076。

 

作为反侮有功之臣的政治事件,因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性质,“林则徐事件”在生成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轰动朝野的政治效应。①学界对此著文甚多,成果丰富②,而对于此事件在诗歌领域产生的反响却关注不足。以往诗歌研究或聚焦林则徐个人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③,或侧重林则徐、邓廷桢贬谪伊犁后的唱和诗中折射出的士人精神取向④,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晚清士人对此事件的集体反应和群体性诗歌创作。而对中英海衅的强烈反应激发的群体性创作,成为晚清海疆诗之肇始。

海疆诗指表现海疆边地的戍守、战争、与外族的交通等相关活动的诗歌。就范畴来看,海疆诗比海防诗广,比海洋诗窄。海防诗主要与沿海边地的战争、戍守、防卫有关,具有保疆护疆的情怀。海疆诗除了这些内容外,还包括发生在沿海疆域的与外族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相关活动。海洋诗则冲破了沿海边地这一地域限制,扩大至一切与海相关的诗歌。海疆诗介于二者之间。⑤海疆诗在明代抗倭战争中已经产生⑥,发展至晚清,由“林则徐事件”再次激起创作高潮。

诗歌视域中的“林则徐事件”

“林则徐事件”发生后,不仅在政界引起轰动,在诗歌领域亦产生了不小影响。作为当事人,林则徐(1785-1850)本人便有诸多诗歌作品关联事前、事中和事后,既展示了事件的发展脉络,又显露了自己身陷其中的生活情状和心理感悟。在收到将其与邓廷桢交议部议处的部文时,林则徐作《庚子岁暮杂感》四首,以“正闻烽火急”“茹荼心事苦”表达对时局的关怀和对“羁縻”政策的不满,又以“病骨悲残岁,归心落暮潮”抒发遭遇贬谪的苦楚和壮志难酬的落寞。⑦遣戍途经杭州,为感谢友人的酬赠之意,特作《同庄赠诗六章,次余题〈萝月图〉韵,复叠前韵答之,并谢武林诸君赠行诗册》,以“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临歧极目仍南望,蜃气连云正结楼”⑧表达自己北征路上仍频频回首南望、忧虑海疆边事的情怀。及至伊犁,在与邓廷桢的唱和中,除了表达对东南时局的忧虑外,也难免流露出抑郁感伤的谪官心态,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作《又和见怀原韵》(节选):

曩者使南越,谬思分主忧。感公海水誓,但愧才难侔。宣谕以恩信,纳款驯豪酋。差幸国体肃,奚暇为身谋。九龙偶反复,伏之如蜉蝣。谁知斧底魂,倏作空中游。鲍庄终失智,贾胡空复留。须臾海水飞,变幻空中沤。已乏决胜策,安敢排众咻。

林则徐与邓廷桢在共同致力东南海疆的边务中结下了深厚友谊。林奉命前往广州,未及至粤,邓廷桢便贻其手书云:“所不同心者有如海。”⑩林则徐在诗中追及此事,意在说明当时复杂的社会舆论,对于禁烟抗敌之事,中外多有阻力。而两人不计个人名利,竭诚应对海上反复的敌情。林氏由初到海疆忆及当下,回顾了个人所经受的海疆风云,将自身命运与事件起伏相联系,隐含了海衅被迫开启之初与西方交涉的守疆边臣的无奈愁苦。

除了林则徐本人外,由于事件产生的轰动效应,出于对忠贞之臣反遭谪戍的愤懑,时人亦多有所作。大体而言,关于“林则徐事件”的诗歌书写,不仅参与者众,而且历时久远。当听闻道光帝下令将林、邓二人革职交议部处置时,上至名流巨子,下至普通士人如魏源、冯昕华、鲁一同、何廉昉、张洵等皆有诗歌创作以示声援,道光三十年林则徐逝世后,仍不乏仰慕者作诗追怀此事。诗人借助诗歌,或以“林则徐事件”为中心牵连起相关海事,或侧重于对整个海疆战事的书写,将林则徐的不白之冤扩充至整个士人阶层,增加事态强度,增强东南海事的舆论效力。

道光十五年入广东海防书局,对海防、外交等问题多有关注的梁廷楠,于鸦片战争期间任广州越华书院监院。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其得知林则徐暂以四品卿衔赴浙候旨,作《汾江送制府林少穆先生奉命抵浙江》一诗:

朝来南海集衣冠,鸿渚相留信宿难。两岸蓼花枫叶并,有人还道寸心丹。一汀春水碧迢迢,照见吟须白几条。水自波澜流自转,此心清似佛山潮。三年风座记谁多?杨柳依依人奈何。最忆论文尊酒地,越华池载旧汪波。(11)

梁诗格调高雅,以枫叶比丹心,以春水、山潮拟高洁品行,从中可以看出,林则徐在粤治理海疆期间清廉自守,恪行正道。“三年风座记谁多”,追忆二人共商海疆时事。梁廷楠对林则徐、邓廷桢领导的抗英斗争积极支持,就所熟悉的“筹海防夷”事务亦多有陈述。此年正月间,林氏曾将英国张贴占领香港告示的内容透露给梁廷楠,希望引起士绅公愤,推动当局抵抗决心。梁廷楠同意进行联络并具词请愿。(12)戎事之余,二人也常促膝长谈,从兵法到诗文,颇为情投意合。“杨柳依依人奈何”“越华池载旧汪波”,借此表达对林则徐的惜别之情。

较之梁廷楠作于林则徐被发落新疆之前的作品,林直作于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时(同年五月初十)的《上宫保家少穆先生》,情感更为激切。

烽烟遥逼五羊东,握领军符遣上公。群说陈汤能慑敌,忽闻魏绛已和戎。波臣窟宅春云暗,岛师艨艟夜火红。莫道玺书方切责,雷霆正足表丹衷。

江城一哭暮云昏,万里驱车戍塞垣。青史几人能为国,丹书何日问衔冤。忍教宝玦沈西海,终遣刀环入玉门。行见西安重建节,难忘一饭是君恩。(13)

林直通过对事件发展的前后梳理,塑造了林则徐忠贞为国、一心抗英的英雄形象。第一首聚焦林则徐海疆作为,以东南“烽烟遥逼”突出林氏临危受命,继以“魏绛和戎”的典故反讽琦善投降求和,与林氏抗英之强硬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再以“岛师艨艟夜火红”的战争场面凸显林则徐在战斗中舍生忘死的民族大义,整体上表达了对林氏果勇、忠义品行的高度认同。第二首通过叙写社会各界对林则徐谪戍伊犁的反应,表现民众对此事件的态度。“江城一哭暮云昏,万里驱车戍塞垣”,林则徐本就有爱民如子的好名声,屡获任职地方民众拥戴,在粤期间又兢兢业业,对禁烟和海防都采取了强硬的措施,赢得了主战派人士的广泛认同,“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14),故而当听闻道光帝下令将林、邓二人革职交议部处置时,朝野上下无不震骇万分,广州当地,“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街巷”(15),不少人闻其去任或至恸哭。金安清、唐梦蝶以及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南河海防同知王莲舟等感于形势,更是为林则徐捐资纳赎。这些救援之举虽因林氏的劝阻没有成功,却是“林则徐事件”在士林中引起重大反响的客观反映。总之,诗人展现了事件从发生、发展、高潮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抒情与叙事相结合,文笔简而有法。

除了梁廷楠和林直外,在林则徐谪戍途经镇江与魏源相晤时,魏氏作《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二首》追述二人情谊,事后又作《寰海十一首》《寰海后十首》表达对“林则徐事件”以及东南海事的看法。当林则徐暂留杭州时,在杭友人张珍臬、陈其元等纷纷赠诗相送,并将所作诗歌裱成一本赠行诗册以示心意。行抵甘肃古浪县时,县令陈世镕离城三十余里迎候,陪同入县,盘桓终日,并为林则徐题写了《题林少穆制军关陇访碑图》《题林少穆制军边城伴月图》二诗以示仰慕之意。这些诗歌创作,显示出“林则徐事件”随着林则徐的谪戍行程不断扩散,并引发了内地士人对东南海疆的持续关注,同时吸纳了越来越多的诗人参与创作,逐渐由一起政治事件发酵为文学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林则徐事件”的诗作并不限于对林则徐个人展开具体的刻画,其老师王鼎也因“尸谏”力保林则徐成为士人的歌颂对象。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家文忠公论戍伊犁,蒲城相国文恪公以死谏,殡殓时,怀中有遗折数千言,力保文忠公,具论主和议大非至计。其嗣君匿其折不敢上,天下憾之。”(16)魏源为此作《后挽诗》,不仅表达对谏诤之臣遭此劫难的愤懑,更是借此表达对海疆事件中奸佞妥协求和、无所作为的不满情绪。林则徐本人有《哭故相王文恪公》:“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艰屯谁是舟同济,献替其如突不黔。”(17)同样出于对时事与自身命运的慨叹,抒发师生在共同的海疆抗英中相互慰藉、相互援荐的深沉感怀。此外,《晚晴簃诗汇》《雪桥诗话》《清史稿》等亦述及此事,凡此种种,诚可谓不一而足。王鼎的相国身份更是扩大了“林则徐事件”的影响力,围绕“林则徐事件”的海疆诗创作由此成为一时之盛。

尚需指出的是,“林则徐事件”所掀起的文学波澜并非止于事件发生之时,即便在林则徐逝世后,亦不乏书写者借此感时伤世。此事件发生于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历史关口,是晚清重要的涉外政治事件。林则徐在这一事件中不仅担当起救家国危亡于水火的角色,且为此蒙冤谪戍,虽心有愤懑,但远戍途中所作之诗依旧传达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8)的坚定信念,表现出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因此甚得时誉。故而,林则徐逝世后,“一时朝野叹息,虽走卒妇孺,无不蹙然以丧公为悲”(19),朱兰、谭献、魏繇、冯桂芬、杨庆琛、张培仁等晚清士人为林氏所作追悼诗中多涉及此事。杨庆琛《林少穆节使归榇南来诗以哭之》中以“忠忱力疾兼程去,一柱天南手独擎”(20)突出林则徐作为两广总督的鞠躬尽瘁及在海防上的贡献。谭献《赠太保林文忠公则徐》记叙林则徐作为当时少有的“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将领与英军辗转周旋,最终却遭受“出塞乃集蓼”(21)的人生悲剧。陈偕灿《哭林文忠公》:“出处关天下,安危系此人。何当悲薤露,遗恨满征尘。”(22)在国是人非的兴亡感叹中,隐含了对林氏最终下场的深沉惋惜。直至1925年,林世芬拜谒林文忠公祠后依旧写下“重寄夷防移领海,去思水利重江乡”“乔木不知桑海感,寒蝉犹自咽幽音”(23),以林则徐一人之悲感慨世道浇漓。这些经世之士的悼亡之作俨然已非单纯地缅怀林则徐,而是将“林则徐事件”凝结为集体记忆,使之成为一个在晚清海疆变局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

要之,基于事件本身的重大影响,感于家国兴亡的政治情怀,加之持续时间久,“林则徐事件”不仅是一起轰动朝野的政治事件,也成为晚清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以参与人数众多、作品数量庞大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题材——晚清海疆诗。而围绕此事件创作的海疆诗作品,不仅体现出士人对东南海患这一现实问题的关注,更能够反映出时人的海疆观念。

“林则徐事件”诗歌书写与士人海疆观念

对于“林则徐事件”的属性,学者多有讨论。或视之为中西海事纷争中议和大臣主导下忠良遭陷的冤案,如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认为,求和派“力党琦(善)而排林”,林则徐谪戍新疆,“浙事益无所倚”。(24)或视之为新的历史形势下重新审视中外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夏燮认为:“论者皆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论述英方贪图贸易的本质,阐扬“诚有见于古今大势,以利始者,未有不以害终”的兴亡之鉴。(25)而无论“林则徐事件”实质如何,其作为由海衅引起的反侮有功之臣的政治事件,因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性质,在生成发展过程中,都产生了轰动朝野的政治效应,围绕此事件的海疆诗歌创作亦能够从对西方火器的描述、林则徐海战战法的反思、鸦片战争性质的重新认识等方面反映出边衅开启之初中国士人的海疆观念。

朱葵之(1781-1845),浙江嘉兴人,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二十三年副榜,官黄岩训导,武康、景宁教谕,亲历海疆战乱,在英军扰浙期间多有所作。其《自题焚香祝国图一百韵》采用灵活的歌行体式,勾画“临轩策大吏(湖督林则徐)”后的海疆风云。诗歌首先以宏观角度分析战争起因:“岛夷藏祸心,溯自纯皇年……为鬼复为蜮,毒人以鸦烟……临轩策大吏(湖督林则徐),得假宜与便……奉行偶过当,凶锋漫八埏。”朱葵之认为,英夷包藏祸心已久,而林则徐“奉行偶过当”,虎门销烟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继而在对交战场景的描述中,朱氏着重突出英军的武器:

火器巧且利,楼船高能坚,发难首浙右,游奕先幽、燕。……飞艇仍四出,大所民膏朘。仆家本海澨,儒业安青毡,火轮猝然至,觌面与之缘。

朱葵之以巧、利、高、坚等细节描写表现对英军火舰的直观感受,以“飞艇”形容火舰速度之快,通过对火船威力与速度的描述,再现了它在海战中的作用,也隐含了诗人在亲眼见到英军火器时的震撼。但仅以中国古代兵器名词“楼船”“火轮”形容之,虽试图以熟悉意象联结陌生器物,但并无法呈现火舰的具体样貌。

此外,朱氏诗中描述了其印象中的夷人形象:“其足均植木,其发皆连卷,其眸碧而晕,其身文且研。贵贱区黑白,字画差方圆,诡装竞怪怪,蛮语矜諓諓。”(26)“诡装”“蛮语”等模糊认识,隐含着对英国人的批判。以此观之,因为客观知识的局限和受战争背景下主观情绪的影响,朱氏未能体察到火器中隐含的西方国家科学与工业的进步。

相较于朱葵之,汪仲洋(1777-?)诗对火器有更准确的描述。汪氏为余姚县令,与林则徐结识甚早。道光初年,曾参与林则徐在江苏地区的堤防修筑,卓有成效。道光二十年(1840)夏英军扰浙时,其为镇海炮局局员,负责运送配置各炮台大炮,“用奇计,诱夷舶陷软沙,俘获甚众”。林则徐曾有《赠汪少海》一诗称赞其“旋涡妙策沉番舶,烈焰神机转炮车”(27)。汪氏的局员身份以及参与战斗的体验使其相较朱葵之对英夷有更深刻的了解。《庚子六月闻舟山警》一诗以组诗形式记叙舟山战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诗句本身之外,诗下多有小注,详细说明诗中事物,诗注、诗题、诗序交互参照,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诗人再现战事的多方视角,也使汪仲洋对英方火器的描写更为细致和准确:

域外英夷氏族微,前明始著佛郎机。和兰、吕宋资兼并,濠境、香山据不归。四利抽分争得计,南方基祸昧先几。而今宇内无烽火,乃有飙车海上飞。(英夷之来,先有两舟探量水势,舟侧如灶突者二,一出青烟,一出白烟。又有两轮夹之,烟起轮转,其疾如飞,可进可退,不必扬帆摇橹。)(其一)

相较于朱葵之对火船的模糊认识,汪仲洋注意到涡轮的数量与作用、进退功能,以及“不必扬帆摇橹”便可横行海上的便捷高效。英军火器猛烈迅速,以“器物”的形式展现了科学与工业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国家正围绕“海洋”展开一场新兴热兵器与传统冷兵器的较量。但囿于近代科学知识的匮乏,汪氏并不能对火船的材质、其中蕴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已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蒸汽原理进行解释。进而,在对作战场面的描述中,诗人更深入地进行海战战术的分析:

闻道蛟门接海关,潮经沧海势弯环。生成隘路通中外,近复沈船断往还。(敬斋中丞因云阶太守之请,沉船十只,塞断招宝山口。)列戍自宜防间道,平倭何计诱明山。(沿海水港,现皆奉饬杜塞,并团练乡勇,防其阑入洋海。新安人称明山和尚引倭倡乱,沿海为寇,已而被诱伏诛。)鳌胠鲸吸横难制,铁网金钩且暂闲。(英夷长桅巨舶三十一只,大于水师战船数倍。计逆夷汉奸当有万人。现调杭、湖、绍、处、金、衢、严四千名,多是陆路,而水师只镇海一营,似以沿海列寨保障浙东,使逆夷不得阑入内地一步,全养军威,俟闽中水师大至,约会江苏,一鼓而复定海,歼逆夷,始为稳计也。)(其五)

长桅巨碇浪花中,飞炮连环照水红。突据舟山作巢窟,还求市舶聚艨艟。欃枪偶露天何害,沧海虽宽路易穷。破舸连船阵法在,(破船舸、连环船、子母舟皆水战火攻之法。)何时丞相祭东风。(其六)

其五诗下注中对英方船只数量、规格,我方出兵数量均有详细说明,且汪氏将中西方实力进行对比,认识到英夷长桅巨舶大于我师战船数倍,我军所调四千兵力多为陆路,水师只有一营。不过,即使认识到双方力量悬殊,汪仲洋依旧试图采用传统水战中以守待攻的战法,以及林则徐所创破船舸、连环船之法,显示出汪氏虽从器物、兵力上认识到中英双方的差距,但并未能从战略、战术上有所改进。

汪仲洋之所以仍旧采用这样的战术,与其对英方的认识有关。诗下注中引用《明史稿》解释:“英夷之腿极长,青布裹缠,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28)19世纪40年代初,闽粤地区居民已与英国人有所接触,但其他大部分地区了解英人形象主要还是通过明代典籍,如汪氏此诗中便征引《明史稿》中的记载。当时流行的介绍西方的书物,如夏燮《中西纪事》、梁廷楠《夷氛闻记》等亦多延续明代记录。而中国史书中关于西洋人的介绍无一不是腿足裹缠、屈伸不便的形象。这种英夷形象影响了晚清士人的海疆、海防认知。即使对西方多有了解的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二十四日分析海疆形势的夹片中也称:“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29)汪氏组诗中的洋人形象正呼应了道光时期中国所流传的洋人形象,而其战术也与林则徐相合。

较于与林则徐交好的汪仲洋,一些未署名的海疆诗作者虽也对英夷有类似于“谁令边寇肆披猖,自大居然比夜郎”(30)的固有印象,却能够对海战战术提出批判。如无名氏《戊戌感事十八咏》:

元宝如泉布百蛮,分明津要失防闲。望洋空叹银涛涌,筹海虚糜铁锁环。(时恐英夷猖獗,虎门横档预为之备,海面用木排铁链横锁之。)谁道货通狮子国,岂无兵驻虎头山。年年悖出河沙数,幸有雄狮取赂还。(其二)(31)

无名氏《粤东感事十八首》:

雄师久住虎头山,定索江头往复还。铜柱昔曾分汉界,泥丸今已塞函关。雉垣尚缺金城巩,狮海空沈铁锁环。如此重洋天险地,可无奇策计平蛮。(其二)(32)

诗人均提到林则徐与英军对抗时采取的主要战术。诗注中提到的“木排铁链横锁”的制敌方略,是林则徐与关天培根据道光十四年律劳卑来华时虎门之战的经验而制定的,其防御能力仅是敌舰数艘,实质是层层堵截,防止敌舰闯过虎门,直逼广州。而道光二十一年,英军采取的是直接进攻炮台,船舰数目是虎门防御能力的数倍,虎门防御必然失败。作者此处多少有批评林则徐战术不合时宜的意味。无名氏《粤东感事十八首》其七中言“林宗久系人伦望,邓艾今无决胜才”(33),也意指林则徐多半是靠长久以来积累的声望支撑着,面对当今局势也并无彻底的解决办法。

除了在火器、战术层面认识西方外,诗人也逐渐认识到此次战争性质与以往的不同。道光时期士人对海疆的思考,亦在多种层面延续了明人对海疆问题的反思,因而诗歌中常以前代的倭患来映射眼下的海疆形势。陆黻恩《拟工部诸将之一》诗歌讽刺果勇侯杨芳到粤后一反林则徐抗英态度而委曲求和的行径。其一:“伐竹南山书罪状,枢臣何事苦弥缝?”(34)“伐竹南山”之典引自元代乃贤《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挽浙东完者都元帅四首》其二“何时尽伐南山竹,细写当年杀贼功”(35)之句。此诗是乃贤为称赞完者都元帅抗击海上倭寇有功而作。其二:“欲吊沈冤问精卫,双忠祠外水凄清。”(36)“双忠祠”是为纪念明朝中期嘉靖年间因抗击倭寇保卫扬州而殉国的忠臣晏锐、朱裒所建的祠堂。陆黻恩思慕完者都、晏锐、朱裒等的抗倭伟绩,期望出现像他们一样的抗倭英雄以平复国家海患。不过,将海疆抗英的难度与前朝倭患相比,说明诗人还未清晰认识英军的实力和此次战争的性质。

除了陆黻恩外,广东遂溪知县谭莹(1800-1871)在《边事十一首》中亦云:

闽浙兵俱满,吴淞寇转深。驭戎谁少保,专阃有梅林。习胆悬军守,衔须报国心。通倭明代始,蹂躏似如今。(其四)(37)

面对清廷在此次海战中表现出的昏庸无能,谭莹同样追慕明时抗倭英雄戚继光与胡宗宪,不过,“通倭”一说似乎掩盖了鸦片战争的本质,体现出诗人对此次海战性质的认知局限。后来英军继续扩兵北犯,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一日攻陷定海。谭莹另作《闻警三首》记叙英军侵占定海一事:

沿海骚然亦可哀,片帆东指又登莱。怀柔原许宣君德,剿抚何尝愧将材!误国病民明旨在,贪功喜事寸心灰。津门咫尺连畿辅,驯象生犀万里来。(其三)(38)

英军的北上,促使诗人意识到此次海疆事态与明代海患的本质不同,尤其是占据定海后直逼津门,更使诗人认为“兵端”的不同在于英军的侵略并不仅仅满足于通商以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而是具有侵占领土、夺取国家主权的性质,与其在《边事十一首》中所认为的海疆危机在于“通倭”之病这一看法有很大不同,标志着诗人已逐渐认识到战争的实质。

此外,朱葵之《款议四首》其三称:“召衅由于始粤疆,巧从征税紊王章。岛夷久欲窥中国,垄断何堪到外洋。”(39)已意识到英方窥视中国已久,林则徐虎门销烟只是其借口。陆嵩《津门叹》:“请看前明盛倭寇,横行岂必真无因,不然重洋数万里,焉敢深入轻其身?”(40)同样认识到英军的豺狐之心。正如夏燮《中西纪事》所指:“窃以夷人贪利,志在通商,自非前代要求割地之比。”(41)海疆诗与当时的史作笔记一致,反映出诗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海疆事务的认知。

围绕“林则徐事件”的海疆诗作者大都是朝廷官员或儒家文化精英,他们作出的反应大体能够代表海衅开启后清王朝的集体性反应。文本也形成于战败后不久,是对战争的即时性反应。其对当时情境下所见所思的表述,对主战官员的评价,展示出晚清中国人在原有观念制约下面对世界以及他者时的态度,以及一个大陆型国家的国民对于近代海战的初步认知,成为我们梳理思想观念变迁的重要一环。

“林则徐事件”与晚清海疆诗的肇始

文学史上讨论的“诗史”,一般指能反映一个时代重要事件、时代精神,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诗歌。(42)“林则徐事件”以其在文坛上产生的轰动效应,包含的介入、融会社会的能量,蕴含的使诗史改变、演化的动力源,具有诗史构造力。(43)鉴于“林则徐事件”在晚清海防史、诗歌史上的意义与影响,笔者认为“林则徐事件”是晚清海疆诗之肇始。

首先,围绕“林则徐事件”的诗歌创作,是晚清诗人首次以群体性、大规模的方式表达对东南海疆的关注,开了以诗歌形式记录海防边事之先河。

边衅开启前,中国知识群体中所存在的忧患意识主要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黄爵滋、许乃济、邓廷桢等一些有心者虽对东南沿海商船云集、鸦片贸易日趋兴盛表示忧虑,但这种忧虑的触发点,多为漏卮不塞等经济原因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4)的传统戒备心理。他们以士大夫谏言上疏的形式请求禁烟和禁止海上走私,未察觉到海疆地缘等深层次的政治问题,也未将之置于国际事务中进行考察,更未诉诸诗歌,于社会各阶层引起轰动。

而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启边衅后,英国人以炮舰侵入中国海疆,人们日益感受到民族生存危机的威逼。针对影响空前的海疆事件,晚清诗人创作了大量海疆诗。笔者自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事件”始,至咸丰十年(1860)庚申之变止,在二十二年间的诗人总集、别集中共收集到海疆诗990首。其中,涉及江苏作家20人,创作诗歌370首;福建7人,131首;浙江10人,130首;湖南8人,115首;广东4人,20首;山西2人,16首;云南3人,16首;四川3人,15首;广西1人,11首;江西2人,10首;北京2人,5首;安徽1人,1首;甘肃1人,1首;湖北1人,1首;天津1人,1首;不详,27人,147首。就诗人参加科举取士的状况来看,进士27人,举人16人,贡生5人,不详45人。从数据分析来看,晚清海疆诗创作的地域分布,以苏、浙、闽、粤等战区为主,其他地区亦多有涉及,说明晚清海疆诗较于明代海疆诗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区域。(45)就诗人科举来看,从进士到贡生,至无可考证的底层士人,皆有所作,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对海疆时事的关注,“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46),形成了鸦片战争后海疆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此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相继爆发,曹允源、陈玉树、张景祁、曹润堂、陈寅等同样创作了大量海战诗歌。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斌椿、袁祖志、王之春等以诗歌形式反映欧美现代性,王韬的海外闻见与忧国之心,郑观应“习兵战不如习商战”(47)的自强观念与“兵强可卫商,商富兵亦雄”(48)的海防思想,都在海疆诗中有所体现。维新变法期间,则有康有为、梁启超在诗歌中对“民族国家”的呼吁等。凡此种种皆自“林则徐事件”的海疆诗创作始。故而,如果说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围绕“林则徐事件”的诗歌创作则是晚清海疆诗之肇始。

其次,出于晚清复杂的时代背景、海疆矛盾、地缘政治状况,晚清海疆诗区别于华夏民族自《诗经》起便存在的大量边塞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后者是传统农耕社会注重陆防的体现,描写的是边塞山川风物,呈现的是粗犷质朴的内陆景观,反映将士奋勇杀敌,冲突大都属国家内部兄弟民族之间的矛盾。晚清海疆诗虽同样反映边疆问题,表现海疆边地的戍守、战争、与外族的交通等发生在海疆的相关活动,但它最显著的是以“海”为中心,体现出边防重心的东南转向,反映的是新航路开辟后中华民族与外族之间的斗争。同时晚清海疆诗也区别于明代海疆诗。终明之世,尽管倭患不断,但由于其仍然处于明朝政府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海疆问题只是国家边防问题,尚不能深入国家整个体制的变革。(49)诗歌也未呈现出历史变革期的风云激荡。但明代的倭寇侵略和隆万时期西欧殖民者的入侵毕竟开启了霸占中国市场的风气,发展至清朝,海疆局势进一步恶化,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50)

对大变局下种族命运、国家兴亡与文明延续的关注使晚清海疆诗人视界进一步扩大,全球性问题和国际性问题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如对海禁或与西方国家通商问题的重新思考:“百货交易务淫巧,钱刀习较忘尊亲。”(51)对割地赔款的愤懑:“但凭割地为长策,犹欲贪天冒战功。”(52)以及对中华文明所受冲击的体察:“此日五羊城外路,飓风鳄浪总腥膻。”(53)这些问题在晚清海疆诗中均有所反映。

与此同时,国内经世诗潮兴起,以诗经世成为晚近诗坛之一大潮流。姚莹呼吁士人应当具备“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54)的忧患意识。魏源论诗文之旨曰:“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55)包世臣认为:“诗之为教,上以称成功盛德,致形容,为后世法守;次乃明迹怀旧,陈盛衰所由,以致讽谕;下亦歌咏疾苦,有以验风尚醇醨,而轻重其政刑。”(56)他们都提倡诗歌通过讽喻当局、反映民生发挥化下风上的政教作用,将诗歌作为劝惩之方、补救之术。因而,“通于诗者,乃通于政”(57)的观念成为当时诗坛的重要风向。海疆诗顺应时代思潮,于其中表现主战派与求和派之间的龃龉:“公私扫地交相哄,文武同舟两不和。”(58)对朝廷议战议和摇摆不定、重用亲信的讽刺:“功罪三朝云变幻,战和两议镬冰汤。安邦只是诸刘事,绛、灌何能赞塞防!”(59)对清代水师制度的反思:“门外寇难门内搜,水军不与陆军侔。”(60)对委曲求和者的批判:“从古庸臣好和议,寒潮呜咽使人悲。”(61)总之,海疆战乱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海疆诗中均有体现。海疆问题与经世思潮的汇拢使晚清海疆诗兴起,且比以往更为繁兴,其注入了诗人更为复杂的情感,囊括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内容,具有时代思潮的标识意义。

最后,清人的以诗存史与文献保护意识较强,大量总集、别集、诗话中对海疆诗均有所收录,使之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且这些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获得了世人的较好评价。(62)以鸦片战争时期为例,总集以张应昌《诗铎》、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为代表,其中所选录的大量诗歌为别集所不存,借此总集,当时众多诗人对海疆问题的看法得以展现。诗人别集则以贝青乔《咄咄吟》为代表。作者生平诗歌创作大半与国家海疆局势有关,其在奕经幕中所闻所见,以及军中重要举措和所历主要战事,无不摄入诗中。钱仲联评价此集云:“贝子木《咄咄吟》,乃七绝之大型组诗。反映鸦片战争时期敌寇之横暴,清政府官吏之昏聩、将帅与人民之英勇抗敌,字字为血泪凝成。”(63)此外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用诗论的形式讨论海氛时务,收录师友交游及有关风化之言。钱仲联在《道咸诗坛点将录》“林昌彝条”中称:“道、咸时代,前后两次鸦片战争之时代也。昌彝撰《射鹰楼诗话》,即以大量网罗反抗外国侵略之诗歌为职志,为古今诗话别开生面,谓为鸦片战争之诗史秉衡者可。”这在历代诗话之中是尤为罕见的。此外,“英华著《杏花香雪斋诗钞》,芳兰竟体,明月入怀,读之令人口香三日,其感慨岛夷入寇诸作则又沉郁苍凉,足当浣花之史”。(64)总之,晚清海疆诗不只记述事实,反映新的问题,更以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展现了诗歌的讽喻功能,实践了诗史的社会功用。

结语

晚清海疆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类型,一方面遵循古典诗歌发展的原初路径,积淀了深厚的中国诗学因子,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局势动荡、文明激荡下衍生出的新题材、新的话语体式,其作为不可或缺的一极,丰富了晚清学术话题,彰显了清代诗文独有的深度与厚度(65),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乃至世界诗歌史上都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探究此类诗歌有助于我们从“诗史”的角度透视晚清重大事件,更加全面地把握边塞诗的题材、内容与风格,完善边塞诗史;有助于改变几千年中国重陆地、轻海洋的传统农耕文化理念,形成近代海洋意识和海权、海防观念,使隐藏于民族记忆边缘的海洋浮出地表。

注释:

①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14、17、20页。

②期刊论文如沈渭滨《论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的经世思想》(《历史教学》1985年第9期)、董志斌《关于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研究综述》(《西部学刊》2019年第24期)、盛斯才《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三大失误》(《文史天地》2021年第2期)、王宏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等;硕博士学位论文如肖代龙《从循吏到英雄:晚清士人对林则徐的形象建构》(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专著如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

③如董玲《林则徐西戍组诗浅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江之宜《林则徐诗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忧患意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等等。

④朱付利:《事件与日常:邓廷桢、林则徐的社会交游与文学唱和》,《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⑤本文对“海疆诗”的界定既借鉴以往边塞诗的概念,又参考了杨艳香《明代中后期海疆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3页)中的相关表述。

⑥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杨艳香《明代中后期海疆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⑦《林则徐全集》第6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99页。

⑧《林则徐全集》第6册,第202页。

⑨《林则徐全集》第6册,第94、95页。

⑩参见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页。

(11)(清)梁廷楠:《藤花亭诗集》卷三,(清)梁廷楠撰,杨芷华点校《艺文汇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12)(清)梁廷楠撰,邵循正点校《夷氛闻记》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页。

(13)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55—156页。

(14)(清)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四),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15)施玉森编著《鸦片战争战迹述论》,(东京)雏忠会馆1996年版,第171页。

(16)(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7)《林则徐全集》第6册,第222页。

(18)《林则徐全集》第6册《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第209页。

(19)(清)宗稷辰:《躬耻斋文钞》卷十四《公祭林文忠公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08页。

(20)(清)杨庆琛:《绛雪山房诗续钞》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2册,第560页。

(21)(清)张应昌编《清诗铎》卷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8页。

(22)(清)张应昌编《清诗铎》卷二十,第673页。

(23)林世芬:《谒林文忠公祠》,《会报》第5期,1925年。

(24)《魏源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73页。

(25)(清)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3、57页。

(26)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70—171页。

(27)《林则徐全集》第6册,第200页。

(28)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0—192页。

(29)《林则徐全集》第3册《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第186页。

(30)(清)无名氏:《粤东感事十八首》其九,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07页。

(31)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02页。

(32)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06页。

(33)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206页。

(34)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46页。

(35)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8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页。

(36)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46页。

(37)(清)谭莹:《乐志堂诗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5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页。

(38)(清)谭莹:《乐志堂诗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528册,第488页。

(39)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59页。

(40)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53页。

(41)(清)夏燮:《中西纪事》,“序”第1页。

(42)孙之梅:《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43)罗时进:《基于典型事件的清代诗史建构》,《江海学刊》2020年第6期。

(44)(战国)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09页。

(45)杨艳香《明代中后期海疆诗研究》一文论道:“从地域上看,明代的海疆诗人突出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诗人和表现东南地区诗风,其地域性征较为明显。清代海疆诗则已经突破了这种地域的限制,而延伸至更为广阔的视域。此外,明代的海疆诗主要发生于江浙一带,其次才为闽广。而清代的海疆诗主要战场则首要为闽广,其次才为江浙。地域上有所转移。”“清代海疆诗,已经从明代海疆诗的分散式、断点式趋向于整体性和集中性。”杨艳香:《明代中后期海疆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188、190页。

(46)《魏源全集》第12册《寰海后十首》其九,第683页。

(47)郑观应:《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盛世危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页。

(48)郑观应:《感时即事上盛杏荪太常》,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罗浮偫鹤山人诗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7页。

(49)杨艳香:《明代中后期海疆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186页。

(50)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506册,第622页。

(51)(清)陆嵩:《津门叹》,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53页。

(52)(清)何廉昉:《书感》,转引自(清)龙顾山人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9页。

(53)(清)张洵:《书感》,转引自(清)龙顾山人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第600页。

(54)(清)姚莹撰,刘建丽校笺《康輶纪行校笺》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733页。

(55)《魏源全集》第12册《默觚上·学篇二》,第8页。

(56)(清)包世臣:《韦君绣诗序》,刘平、郑大华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包世臣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57)(清)张际亮著,王飙校点《思伯子堂诗文集》卷三《答姚石甫明府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7页。

(58)(清)朱葵之:《次刘莼江感事韵四叠》,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69页。

(59)《魏源全集》第12册《寰海十一首》其四,第681页。

(60)《魏源全集》第12册《寰海十一首》其八,第681页。

(61)(清)黄燮清:《黄天荡怀古》,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37页。

(62)此部分借鉴杨艳香《明代中后期海疆诗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第185—200页)的相关研究成果。

(63)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41页。

(64)钱仲联:《道咸诗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0、653页。

(65)杜桂萍:《现状与反思:清代诗文研究的学术进境》,《求是学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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