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本文的标题（其实也是原书德文版的标题），对历史感兴趣的不少读者或许会想到黄仁宇脍炙人口的名作《万历十五年》。要知道，黄在出版《万历十五年》之后，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其英文版，书名径直取为《一五八七：一个没有意义的年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当然，尽管本书和《万历十五年》都从十六世纪的一个年头出发，截取那时历史上的一个静态而描写了其背后的动态，两书之间的区别还是颇为明显的：至少在欧洲历史上，一五一七年绝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年头”。正是在那一年的十月底，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北部的小城维滕贝格的教堂门上，贴上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挑战天主教会兜售赎罪券的行径。路德那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神学教授，但他的举动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改变了欧洲历史之后的进程。
本书作者海因茨·席林是宗教改革和近代早期欧洲史专家，曾出版了多部相关的专著。他以一五一七年为视角考察世界历史的变化，并不足奇。但显然席林这本书远远突破了欧洲历史的范围。他在书的前言便开宗明义地写道，在宗教改革五百年之后的二〇一七年写作此书，回顾历史，视角也即历史观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主导二十世纪初欧洲格局的新教与天主教冲突已退居次要地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和时代视角也渐渐淡化……欧洲垄断世界近现代史演进的观念也变得不合时宜。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发生着一些历史事件，它们同样推动着人类文明向近代水平迈进。”
那么，这一历史观的转变，究竟产生了什么不同的效果呢？笔者一直以为，在历史研究和书写中，提出新观点常常只是一个起步：一部精彩的历史著作，其成功之处往往在于如何举例说明。借用胡适的名言做一个解释：“大胆假设”一个论点固然重要，但“小心求证”则显然更为关键。譬如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名著《大分流》，指出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是中（江南）、欧（英）历史发展分野的关键时刻。这一观点自然有其新颖之处，但以前信奉现代化理论的各科学家，都已经在不同场合讨论了欧洲抑或西方在近代突破性的发展。而彭著的可贵之处则在于用详细的数据和例子，描述和论证了中国江南和英格兰历史分流发展的原因、过程和结果。
席林此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全球视野，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例子，由此而说明和论证了他的多元历史观：他承认一五一七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往往相互之间并无联系，因为那时的世界尚未“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但席林认为呈现这些孤立和隔绝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妨碍他采用全球的视角考察历史乃至写作一部近代早期的全球史。他说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其实为“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现代多元文明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他立刻指出，虽然宗教改革所反映的历史有其普遍性抑或“全球性”，但“变革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辐射当然也不是循着单行道进行的，断然不是世界的‘欧洲化’”。席林借用另一位史家沃尔夫冈·赖因哈德的话说道：“一个文化圈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与其他的文化圈碰撞、借鉴、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或许可以被称作“前全球化的全球史”。笔者以为，席林的这一探索展示了其对近代史学和史观的一个认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人类文明的走向常常是多元多线的；史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呈现十九世纪德国兰克学派所推崇的历史的“一致性”或“联系性”，也即历史进程中的“宏大叙事”（顺便提一下，这里或许“鸿篇巨制”的表述更为贴切，因为所有过往的历史其实都是通过史书才得以呈现给今人的）。
走出构建“鸿篇巨制”藩篱的席林，在书中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以前少为人知的细节。比如由于发表了《天体运行论》而掀起了“哥白尼革命”的波兰科学家哥白尼，其成就其实远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头衔可以概括。哥白尼堪称是一个“全才”（他的《天体运行论》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发行），不但通晓多种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而且还担任过不小的政府职务。更值得一提的是，哥白尼在一五一七年就货币问题出版了一本著作，更能突显他多方面的兴趣和才华，因为此书是“十六世纪影响最大的货币理论研究”。而对于我们熟悉的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达·芬奇，席林在书中也提到：达·芬奇在一五一五年受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所邀，又觉得另外两位文艺复兴巨匠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在意大利的风头有点盖过了自己，于是动身去了法国。一五一七年他在法王接待他的城堡中完成了其最后一部画作《施洗者圣约翰》。更有意思的是，达·芬奇这次抵法，还带去了其名作《蒙娜丽莎》，于是巴黎的卢浮宫由此就拥有了这幅镇馆之宝。像哥白尼一样，达·芬奇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全才。一五一八年法王在举办宫廷庆祝活动的时候，达·芬奇“设计制造的机械师能突然跳到客人面前吓人一跳，着实令人惊叹不已”。
如果把视线再扩散，一五一七年也发生了几件有意义的事件。在基督教世界，神圣罗马帝国那时仍是一个空壳子，因为后来支撑它的哈布斯堡王朝尚“霸业未成”。因此，席林说道，如果要在那时的西方推举一个霸主，“那么只有葡萄牙勉强称得上”。不过他也观察到，葡萄牙并无意追求在欧洲的领土扩张，“而是意图维护海外现有的分散领地，从而构建全球的贸易帝国”。但葡萄牙也不是毫无野心，他们在打通了从欧洲经非洲到亚洲的贸易通道之后，开始有意与雄踞东亚的明帝国接触。一五一七年六月葡萄牙组织了一支船队从马六甲驶向广东，带队的是葡萄牙植物学家、药剂师和人文主义者托梅·皮雷斯，成员多是海员、商人和科学家。他们希望晋见皇帝，但在明朝的官员面前受到了冷遇。执着好奇的皮雷斯没有放弃，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最终于一五二〇年受到了正德皇帝的召见。但当正德皇帝突然驾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中葡之间产生了冲突，发生了两次海战。此时的明朝距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已经有了一百多年，但其水师余勇尚存，还是打败了葡萄牙的舰队，“足见所谓当时欧洲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的优势完全是有待商榷的”，席林如此评论道。但这次冲突对皮雷斯个人而言则是悲剧性的：他在之后被明朝扣留，最后死在了中国。据说他留下了一部遗稿《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记录了葡萄牙的海外贸易，其中说到中国人“用两根棍子吃饭，左手把陶瓷碗放近嘴边，用两根棍子吸进去”（据此书的何高济中文译本，96页）。这一细节应该足证他的亲眼目睹，不过此书似乎是在一五一七年前就完成了，而之后又遗失多年，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偶然寻回，所以现存的书是否为皮雷斯亲笔所写尚可存疑。
如果说葡萄牙与明帝国的接触以失败而告终，那么一五一七年发生在美洲尤卡坦半岛的一次交锋，则让西班牙人开启他们对美洲阿兹特克文明的征服。与明朝中国人对外人的警惕和敌意相反，阿兹特克人起初将“这些欧洲人视作神的使者，甚至是神本身”，但他们对欧洲人的礼遇带来的最终结果却是致命的：西班牙殖民者寻机对他们进攻，横加杀戮。阿兹特克人勇敢反抗，于一五二〇年的一天反击了西班牙人，大获全胜，让西班牙殖民者经历了一个“悲伤之夜”。但一年之后，由于被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病毒所感染，毫无抗体的阿兹特克人死伤惨重，再也无力反击，最后西班牙人的残暴屠杀，“给这个新世界最重要的原住民文明，给他们完善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文化和经济积淀以及宗教信仰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葡萄牙人与明帝国交手的完败和西班牙人对阿兹特克人的征服，预示着后者即将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新霸主。但这仅仅是后见之明，因为在一五一七年的时候，欧洲还远不如它的近邻奥斯曼帝国强大，一四五三年号称“千年之城”的君士坦丁堡被其攻陷，便是一例。除了上述几个不相关的事件，一五一七年还见证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海外的进一步扩张，它在那年年初出兵埃及，推翻了马穆鲁克王朝，打通了北非海岸到西地中海的通道，打开了通向阿拉伯的大门，于是土耳其人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地位，在一五一七年之后已经指日可待。
一五一七年见证了葡萄牙的衰势和西班牙的崛起，而两者都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相关。因为正是由于后者的强盛，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封锁了欧洲到亚洲的通道，才逼迫这两个大西洋沿岸的欧洲王国另辟蹊径，寻求通向亚洲之路。那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亚洲热”，好奇心高涨。此书以德意志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所画的犀牛为封面，因为那只犀牛来自印度，曾被安放在葡萄牙的皇家动物园里，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的确，葡萄牙人成功绕过南非的好望角，在追寻“亚洲热”的过程中拔得了头筹，逐步建立起一个横跨欧、非、亚的贸易帝国。不过这一成功也让葡萄牙王室对哥伦布希望从大西洋直航“亚洲”的计划不感兴趣，失去了一个实现新的突破的机会。与之相对照，试图急起直追的西班牙则对之表示欢迎。哥伦布最终得到了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资助，于一四九二年完成了其“发现”美洲的航行。而西班牙王室支持哥伦布，也与其对抗穆斯林的行动有关。在决定支持哥伦布航行的前夕，西班牙人刚刚成功地将穆斯林人赶出了格拉纳达，为欧洲收复了伊比利亚半岛。
欧洲人与穆斯林人之间的争斗，还将持续好几个世纪，在一五一七年的时候双方之间还未见胜负。这一互有胜负、错综复杂的局势，有助于说明席林为什么如此强调世界历史走向的多元多线。事实上，欧洲不同政体、王国之间的争斗，也同样血腥频仍。席林在书中指出，欧洲的学者、思想家目睹此情此景，痛心疾首，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譬如荷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一五一七年写出了《和平的控诉》一文，其原标题是“控诉——来自被各国践踏和毁坏的和平”，可见当时欧洲的有识之士如何致力于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寻求长久的和平之道。鉴于伊拉斯谟此文的影响，一五一七年被称为“和平之年”。不过这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其更确切的形容是“哲学意义上的和平理论问世之年”。
当然，像伊拉斯谟那样呼吁和平秩序的还有人在。在《和平的控诉》发表的前一年，英国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就出版了《乌托邦》一书，“从人文主义的理想出发，论述如何按照公认的准则，而不是君主或国家的意志，改善崩坏的社会风尚，建造理性的、以人为本的社会秩序”。如果说伊拉斯谟的《和平的控诉》开启了欧洲思想史上对和平主义的探索，那么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则是近代空想主义理论的开端。或许，正是因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才会产生在未来建立一个乌托邦的幻想。就在莫尔写作《乌托邦》的时候，另一个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也在写一本书，那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君主论》。“一五一七年，《君主论》的手抄本已在多个欧洲宫廷里流传”，虽然其正式出版要在作者死去五年之后，也即一五三二年。《乌托邦》和《君主论》两书的立场，几乎截然相反：前者幻想能走出现实的严酷，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理想社会；后者则从血腥的现实中汲取教训，希望能为野心膨胀的君主提供制胜对手的现世法宝。但席林也指出了两书在十六世纪初年几乎同时问世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随着科学观察日益摆脱形而上学的枷锁，中世纪事实与准则的纽结逐渐松动。体现在政治理论中就是现实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的区分。”
虽然他们的立场观点迥然不同，但莫尔和马基雅维里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而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的产生与土耳其人的兴起也有密切关联。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后，一批拜占庭学者逃离到了意大利半岛。他们的希腊语知识及其对古典时期希腊文经典的掌握，激发了其他学者复兴古典文化的激情，促进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开展。通过对拉丁和希腊经典文本的对照研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成功获取了古典文化的知识，而这一复兴的（新）知识、文化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认知，走出了教会长期以来对知识的垄断，而其结果就是认知层面的多元化。伊拉斯谟、莫尔和马基雅维里对当时欧洲局势迥然相异的判断和思考，便是一例。用席林的话说：“复兴古典、发现新知让欧洲掀起了一股搜集寻觅、归纳整理、解释定义的浪潮，这也催生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理性观念。”
总而言之，一五一七年的欧洲和世界的历史，并非一线走向，而是多元多线的。马丁·路德所发动的宗教改革，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后视的眼光来看，马丁·路德扮演了一个时代弄潮儿的新角色，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他其实是一个处于“文明边缘地带”的、思想颇为保守的旧修士。席林在书中指出，路德对新大陆的“发现”及其所带来的时髦新知，毫无兴趣。他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寻找“仁慈的上帝，获得永恒的灵魂救赎”。尽管如此，文艺复兴所引发的“复兴古典、发现新知”的浪潮，还是对路德产生了影响。一五一七年的夏末，路德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神学院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席林说道：“如果我们深入这位未来宗教改革家一五一七年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当时的大学改革和宗教改革交集重重，彼此在内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具体一点说，“复兴古典”使路德关注基督教早期的历史，注意到教皇核准的赎罪券的兜售并不见于古代。因此，路德其实也像文艺复兴的学者一样，热心教育改革，从而改变获取知识的手段，并从探寻、复兴古代的旧知中获得了“新知”，从而在几个月后的十月三十一日，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大胆质疑了教会买卖赎罪券的行为。
换言之，面对欧洲当时暴力血腥的各种争权夺利（包括教会与君主之间的钩心斗角），伊拉斯谟激愤地发出了《和平的控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描述了制胜的狡计，莫尔的《乌托邦》将出路置于未来，而路德则把注意力锁定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意图从研读和领会《圣经》这本古书来寻求获得灵魂的救赎。席林写道，路德自一五〇九年担任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之后，他寻找救赎的唯一工具就是《圣经》，“衡量的标尺也只有《圣经》”。路德坚信：“没有过多解读和诡辩的《圣经》才是太阳和永恒之光，所有学说都从《圣经》中汲取光辉而不是相反。”正是他的这份执着，让他在教会的严厉质疑和惩罚下，仍然坚定不移，不愿退缩。而路德的宗教虔诚，并不只限于他个人。一五一七年陪同罗马红衣主教到德意志的一位意大利人这么感叹：“（他所到之处）到处都在新建教堂，再看看我们意大利，那么多教堂因为没钱修缮即将荒废。”饶有趣味的是，正是这份貌似守旧、落后的虔诚，最终向“每一个基督徒开启了通向永恒救赎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不需要神父和圣人上传下达。‘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这三个‘唯独’好比神学界的哥白尼转折，让上帝与人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值得指出的是，发动这场变革的路德，似乎早就知道他对教会的挑战，最终将会为人获得精神自由。席林的书中提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细节：路德在教堂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的当天，还给当地的两位主教写信，附上了《论纲》。“路德的德文写法原为Luder，在信中他第一次转为Luther，在书信中也间或使用Eleutherius这个拉丁文写法，意思是‘自由的人’或‘被解放的人’。”
路德在一五一七年为自己改名的做法，尽管是一个细枝末节，表现为他个人的追求，但他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细节如同席林在书中所描述的发生在一五一七年的其他事情一样，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联系——它们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发生，似乎仅仅展现了某种历史的偶然。但铜山崩而洛钟应，在席林的笔下，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毫无关联的事件（至少在当时鲜少称得上中文书名所谓的“奇迹”），最终又有草蛇灰线的效果，共同影响了历史的未来走向。席林采取这一全球史的取径，将宗教改革置于更宏观的背景考察，重估乃至削弱了它的历史意义。这对一个宗教改革的专家而言，殊为难得。而此书更重要的探索，则在于开拓了全球史抑或历史学的书写模式，从专注地区、文明和人群之间的碰撞和互动转而突出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历史进程的多元性，让人感受、感叹和体会人类活动的复杂、丰富和多变。一五一七年的过去是如此，五百年后的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五一七：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德]海因茨·席林著，王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