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宗教改革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闵采尔,曾在1520年5月至1521年4月担任萨克森邦国城市茨维考的牧师,并先后与当地的方济各修会、人文主义牧师艾格拉努斯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城市内部分裂和动荡,引发了该如何看待和处理闵采尔的问题。闵采尔问题既是一个宗教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涉及当时行会、议会和邦国诸侯的各自立场与权力关系变化。闵采尔的支持者以手工业者为主,他们借宗教立场表达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议会加强对行会生产经营活动控制的不满;议会在这一时期的权力加强,对闵采尔问题的态度取决于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邦国诸侯在闵采尔问题的最终处理上起决定作用,邦国城市的自治受制于在这一时期的邦国构建。
关键词:宗教改革早期;萨克森邦国;茨维考;闵采尔
自20世纪6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贝恩德·穆勒(Bernd Moeller)开辟城市宗教改革史研究以来,纽伦堡、奥格斯堡、斯特拉斯堡等著名帝国城市的宗教改革就受到了众多历史学家的关注,而诸侯邦国城市得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但在邦国城市中,有一座城市以其特殊性吸引了许多历史学家的目光,它被视为宗教改革激进派的发源地,也是欧洲第二个转向路德派的城市,这就是萨克森邦国城市茨维考。茨维考是十五六世纪萨克森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萨克森邦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在16世纪初城市人口达到约七千五百人,其羊毛纺织业一直较为繁荣,又因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上而成为关键的贸易枢纽,15世纪后期更是得益于周边银矿的开采而变得令人瞩目,一度成为“萨克森的威尼斯”“萨克森的珍珠”。在宗教改革早期,即1517—1525年期间,茨维考也受到宗教改革的冲击,在其宗教转向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有关闵采尔问题的讨论和决议。
闵采尔被视为宗教改革激进派的先驱、德国农民战争的重要领袖甚至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最早表达者。1520年5月至1521年4月,闵采尔担任茨维考的牧师,虽然时间不足一年,但这是闵采尔思想转变的节点。从闵采尔担任茨维考牧师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也可以管窥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茨维考的社会变化。目前,学界对16世纪茨维考城市的研究通常是和闵采尔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依托在闵采尔个人研究尤其是传记之中,探索闵采尔神学及政治思想的变化,这类研究通常将闵采尔在茨维考引起的宗教矛盾视为其与路德决裂的开端;另一条路径则旨在考察茨维考在16世纪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为茨维考的自治社区属性被市政议会日益增长的威权所取代,而宗教改革是这种变化的催化剂,这类研究将闵采尔担任茨维考牧师的短暂时期作为宗教改革的一个插曲,从中管窥当时茨维考社会变化所产生的矛盾冲突。这两种研究路径分别侧重将闵采尔在茨维考的活动当作一个神学问题或社会问题来考量,但实际上在当时二者是密切关联的。因此,本文试图以闵采尔问题为线索,将两种路径融合,围绕茨维考社会因闵采尔而产生的分裂与动乱,考察这一时期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之间的联系以及茨维考的权力关系变化。
一、茨维考的宗教矛盾与闵采尔问题的产生
宗教改革初期,闵采尔作为路德的追随者进入茨维考,对天主教的批判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之后,随着他行为的进一步激进化及其与路德神学思想的背离,茨维考内部的宗教矛盾愈演愈烈,闵采尔事件因此成为市政议会和邦国诸侯需要解决的问题。
宗教改革前夕,茨维考的宗教问题就较为复杂且有其自身特殊性。一方面,茨维考弥漫着反天主教的情绪,代表人物是圣玛丽教堂的教士艾格拉努斯(Egranus)。艾格拉努斯是一名追随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长期向自己的信徒表达对天主教会的不满并主张改革,且一度与路德交好。另一方面,由于茨维考的特殊地理位置,即临近波西米亚,一些信徒受到胡斯派的影响,比如后来与闵采尔产生重要联系的茨维考先知尼古拉斯·施托尔希(Nicholas Storch),是一个羊毛织工,据说曾在波希米亚旅行,并且学习过胡斯派的思想,因此茨维考本身就存在较为激进的宗教思想。与此同时,茨维考内部天主教宗教机构和神职人员的数量也较为可观,共有7座教堂、至少5个小型礼拜堂和3个收容所,共约45名神职人员;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修会,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西多会等。以上三种宗教思想在茨维考同时存在,但直至宗教改革初期闵采尔的到来,宗教矛盾才开始明显爆发出来。
闵采尔在茨维考布道之前被认定为马丁·路德的追随者。在宗教改革之前,闵采尔就是一名神职人员,并且反对教会售卖赎罪券的行为,在不伦瑞克担任神职人员期间,当地圣马丁学校的校长汉纳(Hanner)曾写信向闵采尔请教赎罪券的效能等问题。1517年年底,闵采尔就来到维滕贝格,并断断续续待到1519年。闵采尔在维滕贝格被接纳为一个马丁派(Martinist)。马丁派这一身份是当时路德及其追随者内部认可的自我称呼。虽然关于闵采尔与路德的交往或会面并没有留下记录,但显然路德最初是认可闵采尔的,因此在他的朋友艾格拉努斯1520年5月短暂离开茨维考期间,他推荐闵采尔到茨维考担任圣玛丽教堂的牧师。1520年9月艾格拉努斯回来后,闵采尔转而担任圣凯瑟琳教堂的牧师,直至1521年4月被迫离开。
闵采尔能够获得茨维考的神职就是因为他被认为和路德的信仰一致,而路德在茨维考有许多拥趸,市政议会和萨克森选帝侯都倾向于接受路德的思想。茨维考的一些重要官员受路德的影响很深,比如茨维考的市政议会成员赫曼·穆尔福特(Hermann Muhlpfort)就被路德认为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基督徒官员,并将其代表作之一《论基督徒的自由》献给他。闵采尔被认定是路德的追随者,因此闵采尔随后在茨维考所引起的宗教争端与冲突,茨维考的市政议会都要求闵采尔征求路德的意见,路德的反馈意见是他们判断闵采尔神学思想与主张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
闵采尔在茨维考引起的宗教冲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闵采尔及其追随者与当地天主教会势力之间的暴力冲突,第二阶段是闵采尔与人文主义牧师艾格拉努斯之间、以及他们各自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冲突。
第一阶段。闵采尔甫到茨维考,便猛烈抨击当地的方济各修会,继承了前任艾格拉努斯的立场,得到了教众的拥护,但是闵采尔的手段却更加激烈。闵采尔在茨维考使用暴力,对来自马林塔尔(Marienthal)的天主教士尼古拉斯·霍夫(Nicholas Hofer)进行暴力对抗。霍夫是一个顽固的天主教徒,1520年到闵采尔布道的教堂,闵采尔的追随者对其恶语谩骂并扔石头,让其不得不逃走,据说霍夫最后还被一个闵采尔的追随者杀死。闵采尔对方济各修会的攻击引起方济各修士们的反击,他们前往位于布利斯劳(Breslau)的教区管理者那里讨要说法,并要求处理闵采尔。茨维考的市政议会要求闵采尔联系路德,听取路德的劝告。闵采尔1520年7月13日写信给路德并激烈抨击天主教:“议会要求我征求您的意见。茨维考的方济各修会将我告到他们的保护者那里,为了让我不仅放弃对他们修会的斥责,而且放弃对所有伪君子的斥责。伪君子们可以为了一片面包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已经不能算是活着的人,他们一方面念着长长的祈祷文,一方面又躲藏在寡妇的门后。”闵采尔还在信中说,他得到了茨维考人的支持:“整个议会都支持我,几乎整个茨维考都支持我。从根源上,他们都知道伪君子的贪婪有多么可怕。”“议会写信给约翰公爵,表明他们没有阻碍真理的传播。市议会几乎听了我所有的布道内容。”但是,并不确定这封信最终是否寄出,因为路德没有就此事评论,闵采尔也并未因此事受到处罚。闵采尔对天主教的攻击受到市政议会的注意,但是他们整体上仍然信赖闵采尔。
第二阶段。1520年9月,艾格拉努斯回到茨维考,重新担任圣玛丽教堂的牧师,闵采尔则从10月开始改任圣凯瑟琳教堂的牧师。这是一份正式教职,闵采尔每年可获得25弗罗林的收入。但二人很快发生矛盾。1520年11月,闵采尔开始攻击艾格拉努斯,认为后者的宗教观念太过保守,不愿推翻天主教会。艾格拉努斯则认为茨维考应当解除闵采尔的职务。城市内部由此分为两派,即闵采尔的支持者和艾格拉努斯的支持者,二者之间互相攻击,引起了城市的动荡和骚乱。1521年1月10日,据说是艾格拉努斯的支持者打破了闵采尔的窗户。1521年4月10日,茨维考发生了一场火灾,闵采尔和他的同伴成为最大的纵火嫌疑人。面对双方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威胁,1521年4月16日,选帝侯强令议会解雇闵采尔。闵采尔为了避免被扣押逮捕而星夜离开茨维考,艾格拉努斯随后也另谋出路。
如果说闵采尔和方济各修会的矛盾只是延续了茨维考一直以来的反天主教情绪,那么他和艾格拉努斯的矛盾则使得茨维考内部进一步分裂,宗教冲突进一步扩大。于是,如何看待和处理闵采尔,成为议会和萨克森选帝侯需要面对的问题。
闵采尔问题首先是一个宗教问题,与闵采尔的神学思想转变息息相关。茨维考时期被认为是闵采尔圣灵思想的形成时期,也是与路德神学思想背离的开始。闵采尔的思想转变被认为和茨维考先知密切相关。茨维考先知是以尼古拉斯·施托尔希为首的自称可以直接获得上帝启示、活跃在茨维考的基督徒。闵采尔对施托尔希赞赏有加,曾称其“对《圣经》的理解超越了所有教士”。另外两个主要茨维考先知分别是托马斯·德雷克塞尔(Thomas Drechsel)和托马斯·马库斯·斯图布纳(Thomas Marcus Stubner)。
闵采尔和茨维考先知神学思想的核心是圣灵思想。他们认为,人可以不阅读《圣经》,而直接通过和圣灵的接触获得真正的信仰。这明显与路德的唯《圣经》原则相悖。目前留存的有关茨维考先知的观点都是来自闵采尔离开茨维考后与茨维考先知产生直接接触的人的记录,比如曾在维滕贝格与他们接触过的梅兰希顿和阿格里古拉。三个茨维考先知在闵采尔离开茨维考后逃到维滕贝格,梅兰希顿当时收留了斯图布纳,在其通信中曾提到:“施托尔希和他的追随者们讲述他们自己的神祇——说他们因为上帝清晰的声音而被派遣过来布道,他们模仿和上帝的对话,说自己可以看到未来,等等。”阿格里古拉也接触过茨维考先知,他记得施托尔希说:“我们应当将基督和福音放在一边,倾听我们心中上帝的声音……没有人知道上帝,除了用双眼看到上帝,用双耳听到上帝,用心灵感受上帝的人。”1522年3月29日,闵采尔写信给梅兰希顿。他建议维滕贝格的改革者们允许修士结婚,以防他们继续被罗马的幽灵所束缚。他还责备维滕贝格的牧师:“你们继续崇拜一个不能说话的上帝,所以由于你们的无知,选民和堕落者就继续共存。”
路德认为,茨维考先知的思想是邪恶的,而闵采尔是他们的学生。路德最早知悉闵采尔和茨维考先知的主张是通过艾格拉努斯的书信。1521年4月16日,艾格拉努斯写信给路德说:“你的托马斯——闵采尔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来到茨维考,用他的疯狂叫喊和布道扰乱了所有一切。这个男人本性顽固而无耻,丝毫不懂得收敛和节制。他既不听从朋友的劝告,也不服从《圣经》的权威,而是仅仅依靠自己的‘精神’。他到处制造分裂。他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制造分裂和异端。”1521年圣诞节后,施托尔希等三位茨维考先知从茨维考逃到维滕贝格时,路德还在瓦特堡避难,维滕贝格的改革由卡尔施塔特推动。卡尔施塔特激进的改革尝试和茨维考先知在维滕贝格的活动结合起来,造成了维滕贝格的骚乱,也许直接影响了路德后来对激进派改革措施的评价和观点。虽然路德在1522年5月维滕贝格的布道中没有提及茨维考先知这一名称,但在很多场合谴责卡尔施塔特没有对茨维考先知采取措施。1522年1月13日,路德从瓦特堡写给维滕贝格的朋友阿姆斯多夫的信件中提到茨维考先知,对他们持怀疑态度,“我高度怀疑他们的吹嘘”,因为茨维考先知声称可以和圣灵直接沟通,所以要“先实验那些灵是否出于上帝”。1522年3月17日,路德写信给在闵采尔和艾格拉努斯离开后应邀来到茨维考担任牧师的尼古拉斯·霍斯曼(Nicholas Hausmann),在信中说:“你们的茨维考先知们正在带来怪物,如果这些怪物继续存在,将会带来不小的伤害。他们的精神十分狡猾。”闵采尔也曾写信向路德解释茨维考的动荡,只是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他离开茨维考已经3年多,1523年7月才寄出给路德,而路德并没有回信。
路德对闵采尔及茨维考先知的判断并没有直接影响茨维考闵采尔问题的最终决策,但是在闵采尔1523年4月到1524年8月于萨克森另一个邦国城市阿尔施泰特引起的宗教冲突中,路德写信给当地的收税官蔡斯和萨克森选帝侯弗雷德里克,提醒他们闵采尔对宗教和社会的威胁,直接促成他们将闵采尔从阿尔施泰特赶出的判断。
二、闵采尔问题背后的茨维考社会矛盾
闵采尔在茨维考引起的宗教冲突是宗教改革早期天主教、路德派、激进派三者之间矛盾的体现。闵采尔问题的背后是当时社会变化引起的经济、政治结构变化等问题,社会变化中的利益受损者是闵采尔的主要支持者。
闵采尔的支持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羊毛纺织业,包括师傅和熟练工人。梅兰希顿在茨维考先知到达维滕贝格后,曾经写信向萨克森选帝侯弗雷德里克报告茨维考发生的事情,在信中指出:“在您的城市茨维考,关于《圣经》发生了许多危险的纠纷和争吵。他们之中有人是织工,有人受过教育。”闵采尔在艾格拉努斯回到茨维考后,担任圣凯瑟琳教区的牧师,这里居住着茨维考众多的羊毛织工,除了富裕的师傅外,还住着许多熟练工人,被雇佣的劳动者。羊毛纺织行会是茨维考最大的行会组织,有一百多名师傅。羊毛纺织业的师傅和织工是闵采尔最坚定的支持者。在闵采尔被免除职务离开茨维考的时候,他的一些忠实追随者想要护送他出城,一共有56人,多数都是羊毛织工,其中也包括羊毛纺织业行会的师傅。闵采尔本人曾在1525年农民战争失败被捕后,证实他和茨维考部分羊毛织工的结盟关系。他表示曾在茨维考时期建立过一个同盟,主要成员是住在狗街(Hundsgasser)的两名羊毛织工海因里希·格布哈特(Heinrich Gebhart)和汉斯·格布哈特(Hans Gebhart),他们和其他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同盟。
闵采尔对这些支持者的吸引力主要有两点。其一,在神学上,闵采尔的圣灵思想与出身手工业者的茨维考先知一致,也通过布道传播给更多不识字的手工业者,让他们不阅读《圣经》也可获得宗教真理。其二,闵采尔的激烈行动和宗教批判释放了手工业者心中长期存在的不满,他们因茨维考经济结构变化而处境日益恶化。
十五六世纪茨维考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茨维考的繁荣原本建立在羊毛纺织业之上,茨维考对地区经济的最主要贡献就是羊毛织物,但随着周边矿业的发展,城市资本主义的兴起,传统羊毛纺织业的地位下降。15世纪后期开始,茨维考地区的采矿业,尤其是铜、银的开采和冶炼,成为其新的经济增长点。茨维考位于埃尔茨山脉上,著名的矿业小镇施内贝格仅距其12英里,施内贝格在15世纪后期崛起,在这里挖掘的所有银矿石都要运到茨维考进行称重加工。在茨维考城市内部,由独立的师傅组成的旧的行会体系逐渐让位于更大的制造业主和商人,而后者则大规模投资新兴的采矿业,结果造成了传统羊毛纺织业的衰退。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内部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以纺织业为例,大商人和小商人、商人和工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越来越大。1496年,茨维考城市内有26名商人的财产高达两千弗罗林以上,另外21名织布商人的财产却不足三百弗罗林。与此同时,羊毛纺织业的学徒不断增加,学徒到师傅的道路越来越难,学徒普遍存在入不敷出的问题。这是在闵采尔到来之前,茨维考就存在的潜在社会矛盾之一。
由于16世纪20年代德意志各地普遍的通货膨胀问题,茨维考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以雇佣工人为例,当时茨维考的大部分雇佣工人工资是由市政议会决定的,并且禁止商人和雇佣劳动者双方更改,违者将受到惩罚。1506年、1507年,茨维考的市政议会对日工的工资作出具体规定,比如2月22日到10月16日期间,木工和石匠中的师傅可以获得1弗罗林的薪资,熟练工人则可以获得18格罗申;10月16日至来年的2月22日,师傅可获得18个格罗申,熟练工人则可以获得15个格罗申。如果工人不同意议会规定的工资或试图与雇主协商工资的,将会被议会或法庭审判,面临逮捕与被驱赶出城的惩罚。在物价上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更容易陷入贫困之中。
贫富差距扩大所滋生的不满通过闵采尔激发的教派矛盾显现出来。闵采尔和艾格拉努斯的矛盾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是穷人和富人的矛盾。闵采尔所在的圣凯瑟琳教区居民相对艾格拉努斯的圣玛丽教区的居民来说,经济上没有那么富足,并且以手工业者为主。一些闵采尔的支持者公开指责艾格拉努斯是“富人的走狗,只愿意在有权有势者身上花时间”。艾格拉努斯也认为,闵采尔“为茨维考这个著名的城市带来了耻辱,一群同谋者被他吸引,他们一开始通过秘密集会的方式谋划,这是下层社会犯罪和制造骚乱的方式和元素”。双方不仅从宗教信仰上区分彼此,在经济水平和社会阶层上也将对方视为对立面。由此,茨维考的宗教矛盾变成一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除此之外,从16世纪开始,市政议会的权力日益加强,茨维考的手工业行会就面临议会日益严格的经济管理,许多富裕的手工行会师傅加入闵采尔的阵营,不是穷人在表达对富人的不满,而是表达对议会的不满。过去,行会的生产与买卖比较自主,但从15世纪晚期开始,议会就认为自身有管理经济的职责,对行会进行严格的管理,消减行会内部对生产及买卖的自治。没有议会的同意,不能成立新的行会,现有行会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条例。虽然许多市政议会成员也来自羊毛纺织业,他们却主张对行会生产进行管理,要求检查羊毛织物和羊毛原材料。
当时的茨维考议会认为,闵采尔引起的社会冲突不仅具有宗教目的,而且试图威胁世俗权威和社会秩序;即使在闵采尔离开之后,这股威胁势力仍然存在。1521年12月,茨维考市政议会发现茨维考内部有一个秘密团体,据说主要由羊毛织工组成,他们“公开唱歌反对教士、教宗、主教、修士和托钵僧”,反对“茨维考有名望的居民”。而这个反对天主教会和社会上层的团体被各方证明和闵采尔有关。这个秘密团体的嫌疑人在12月16日到17日被带到教士和议会组成的代表会接受审理。这些嫌疑人被称为“住在狗街的人”。嫌疑人中包括织工卡斯帕·多彻(Caspar Teucher),一个居无定所的织工汉斯·冯·弗雷施塔特(Hans von der Freystadt)。茨维考市政议会看到了鼓励大众反天主教所带来的危险,因为反教会和大众对世俗权威的反抗仅一线之隔。在闵采尔离开后,1522年市政议会进一步将所有不同意见者称为“托马斯的随从”,并且继续选择更温和且主张维护现存秩序的路德神学思想与主张。
宗教上的激进主义为何能与现实的社会矛盾联系和结合?激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一般来说,宗教改革中的激进派,或者说激进主义(Radicalism)一词源于发生在1521年年底的维滕贝格骚乱,而直接参与维滕贝格骚乱的茨维考先知和间接参与的闵采尔都被视为激进派的早期代表。激进派并没有统一的思想。他们不仅在宗教改革的手段上较路德所主张的更加激烈,而且在思想上远离以《圣经》为绝对权威的原则。激进派获得信仰的途径和反对天主教权威的手段往往被政府怀疑和抛弃,却与社会下层民众自然贴近,给予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以神法的权威,发泄其对现实与政府的不满。对茨维考的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是当时经济结构变化的利益受损者,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促使他们想要通过暴力等激进方式表达对拥有特权的天主教会的不满,甚至是对整个在社会变化中受益的社会上层的不满。闵采尔在茨维考引起的宗教上的分裂实质是社会矛盾的表现,茨维考人支持或反对闵采尔,和他们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有很大关联。闵采尔的支持者大多属于社会经济变化中的弱势一方,他们借由闵采尔表达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
三、闵采尔问题与茨维考的权力关系变化
闵采尔在茨维考受到许多市民的支持,但在最后却不得不离开茨维考,这一决定由萨克森选帝侯下达给茨维考市政议会,市民的反对遭到议会压制,闵采尔问题最终结果的呈现和解决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茨维考的权力关系变化。市民通过行会等途径表达诉求,开始越来越被市政议会和萨克森诸侯无视,市政议会在城市内部的权力加强,但是仍然被邦国诸侯牢牢控制。
政治上,茨维考城市内部的权力结构如同三层金字塔,最下方的是行会组织,中间的是市政议会,最上面的是萨克森选帝侯。三者的关系是市民通过行会代表向议会表达诉求,并监督议会;议会向上寻求选帝侯家族的支持,向下为市民负责;选帝侯家族通过市政议会操纵茨维考的各项事务。
中世纪晚期以来,茨维考市政议会开始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在1307年前,茨维考曾是帝国城市,之后成为维廷家族的领地。维廷家族设置官员管理茨维考的事务,负责行政和司法,并且选择一些市民为他们提供建议,后来这些市民形成了议会,接管了茨维考城市内部管理,并且在1444年拥有了完整的司法权。维廷家族分裂后,茨维考成为萨克森选帝侯的邦国城市。此后,选帝侯驻茨维考的代表仍然保留,继续监督茨维考的各项事务,但茨维考的各项事务则由市政议会直接管理。
茨维考市政议会实际是一个特权机构。首先,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成为议员。茨维考市政议会共由24名议员组成,实行每年半数换新制度。议员并非由市民选举,而是其他市政议会成员推荐,他们会选择与自己有血缘、婚姻或其他密切关系的人成为新议员,因此大部分市民即使拥有巨大财富也根本没有机会成为议员,议会实际控制在一小部分人手中。其次,议员享有特权。议员一旦当选,就拥有终身荣誉,并且可以反复当选;议员没有薪资,但可以免除一切税务,还可以每年获得免费的鱼、羊毛衣物等。最后,议会的特权不受自下而上的干预,但受到来自更上层的钳制。第一,每年9月,即将离职的12名议员选择他们的继任者,并将这一提名者名单交给选帝侯,在选帝侯通过之后,议会才会进行正式换届仪式。第二,议会成员的内部流动和特权保护,有时会被萨克森选帝侯打破。比如1501年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不顾其他议员反对,罢免了议员洛伦茨,并任命了刚刚成为茨维考新市民的医生、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斯图德勒(Erasmus Studeler)担任新的议员,后来闵采尔成为他的忏悔牧师,直到他1521年4月去世。
在市政议会和市民的权力关系上,市政议会传统上要得到市民的肯定,并受到行会代表的监督,但到了宗教改革前夕,随着市政议会的愈加强势,二者关系也越来越失衡。传统上,每年9月议会进行换届仪式时,市民将会聚集在市政大厅前,宣誓为了公共利益而服从新的政府官员,由手工业行会师傅组成的行会代表将向新的市政议会表达怨情和诉求,同时市政议会也会把过去一年的议会工作向市民进行展示和说明。但随着茨维考的经济繁荣,市政议会谋求对茨维考提高控制,并减少市民的干预。比如茨维考市政议会一直向选帝侯请求减少民众的知情权,最终1524年在获得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弟弟约翰公爵的允许后,市政议会只需向8名行会和市民代表展示过去一年的记录即可,其他市民失去了这部分知情权。
茨维考市政议会为了提高自身权威,不仅试图剥夺市民的监督权,而且在经济、司法等方面侵犯市民传统权利,使得1516年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暴力市民抗议运动。1516年9月新的议会举行换届仪式时,所有市民都拒绝向新议会宣誓,因为他们反对过去议会的统治。议会害怕暴力革命,因此要求行会代表提交具体怨情。行会代表市民共向议会提出22条怨情,其中列举了茨维考市政议会对市民传统经济、司法等权利的侵犯,包括议会擅自提高酿酒税、垄断食盐买卖、未经同意征收新税、对犯轻罪的市民严惩等,并要求监督议会财政。议会在10月2日逐条回复并解释,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市民并不满意。最终,选帝侯弟弟约翰公爵要求市民服从议会,此次抗议才暂时平息。
在市政议会有关闵采尔问题的决策中,第一不受到宗教权威的影响,第二可无视市民的诉求,表明这一时期市政议会宗教方面的权力也在加强。
第一,市政议会反对天主教机构处理闵采尔问题。茨维考在瑙姆堡(Naumburg)主教区的管理之下,在闵采尔与艾格拉努斯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瑙姆堡的主教曾经提出要履行主教的职责,要求两人前往蔡茨(Zeitz)的主教法庭接受问询,但是两人最终都没有去,很显然是茨维考的议会从中进行了干涉,让他们免于天主教会的审判。在闵采尔和艾格拉努斯相继离开茨维考后,议会邀请路德思想的拥护者霍斯曼担任茨维考的牧师,说明茨维考的市政议会在宗教改革初期就倒向路德,并且拥有任免神职人员的权力。
第二,手工业行会主要通过以个体身份参与抗议的形式支持闵采尔,但遭到市政议会的无视。1521年4月16日,选帝侯强令议会解雇闵采尔,并要求议会审讯闵采尔时,手工业者站出来维护闵采尔。领头人之一是一个陷入贫困、居无定所的羊毛织工弗雷施塔特,他带人到市政议会前要求释放闵采尔,反对议会监禁闵采尔。议会并没有采纳这一诉求。闵采尔当天连夜离开茨维考,避免了被议会扣押。
在议会与选帝侯的关系上,虽然茨维考市政议会拥有较大的自治权,但是始终处在选帝侯的监督和控制下。选帝侯认为闵采尔对社会秩序、世俗权威的统治是有威胁的,因此在1521年4月16日通过其代表官员干预此事,要求议会免除闵采尔的职位,并且没有给议会留下任何商量余地。闵采尔对世俗权威的态度也一直比较轻蔑,后来还将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形容为“灰色胡子,脑子里的智慧就像我屁股里的一样多”,虽然他之后否认使用了这样的词汇。但是,选帝侯在这时认为闵采尔威胁到了茨维考的社会安定,所以会在纵火案之后将其赶走,却没有将其定性为一个叛乱分子。闵采尔在此时也没有直接表达他对世俗权威的不满,而是把矛头主要指向天主教会。
市政议会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秩序,闵采尔引起的城市内部对立和暴力行动正是议会想要竭力避免的。茨维考市政议会的官方职责是“推动公共利益,让穷人和富人满意,任命正直、虔诚和值得信任的官员”。而实际上,议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维护公共秩序,这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表现,也是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前提。闵采尔在与方济各修会、艾格拉努斯的矛盾中都存在暴力手段,影响了城市安定。虽然闵采尔否认自己造成城市动荡,曾经在1523年写给路德的一封信中否认茨维考1521年火灾和他之间的联系,表示“每个人,除了一些盲目眼瞎的官员,都知道我被指控引起茨维考的动荡是错误的……混乱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洗澡,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如果不是我反对,议会所有成员都会在第二天被杀死”。闵采尔的辩驳并没有得到路德的回复和理解。闵采尔和叛乱已经在路德的脑海中联系起来,也给茨维考议会和萨克森选帝侯留下了制造动荡的印象。因此,尽管闵采尔在茨维考市政议会中有一些支持者,但是他们的个人立场无法影响议会的职责和决定,也没有影响闵采尔在茨维考的去留。
茨维考的市政议会在闵采尔问题的决定中,可以不顾及天主教、市民、部分议会成员的态度,但是对包括宗教事务在内的城市事务其实也都没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决策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萨克森选帝侯手中。宗教改革早期,邦国市政议会权力加强的同时,选帝侯和邦国政府也在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对地方的控制,当然也包括重要的邦国城市,闵采尔问题的最终结果也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
16世纪是萨克森邦国构建的重要时期。诸侯邦国在向近代国家过渡中,需要克服的一个重要阻力就是邦国城市的自治要求。这种阻力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邦国城市反对诸侯的控制,另一个是邦国城市内部市民反对市政议会的威权,但这两种阻力在萨克森邦国构建的过程中都比较有限。前者以茨维考的经济发展为例,选帝侯可以将某个行业的垄断权卖给某个城市,从而满足自身财政需求以及控制邦国内每个城市的经济生产,因此常常和邦国城市的市政议会及市民产生矛盾。曾经开姆尼斯(Chemnitz)拥有亚麻行业的垄断权,其他城市不能从事这一生产。但1500年约翰·弗雷德里克允许茨维考建立自己的亚麻业行会,直到1541年才在开姆尼斯的不断抗议下取消这一行会。后者以在闵采尔到来前后的茨维考为例,以羊毛产业的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市民一直反对议会控制经济生活,希望回到过去的自治状态,但是无论是1516年还是闵采尔时期的抗议活动都没有成功,市政议会权力加强背后一直有邦国诸侯的支持。
通过将闵采尔问题置于当时的社会变化中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第一,闵采尔在茨维考引起的宗教冲突不仅源于宗教改革早期神学思想的多元化,即天主教的、路德的、闵采尔代表的激进派思想的并存状况,更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茨维考经济结构变化与权力关系变化的体现。闵采尔的支持者选择他,旨在对宗教权威甚至世俗权威挑战,这些人不仅包括社会下层群众,也包括富裕的手工业行会师傅。他们借闵采尔反映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及议会限制行会自治的不满。因此闵采尔问题既是一个宗教问题,又是一个社会问题。第二,从萨克森邦国城市茨维考宗教改革早期闵采尔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看到,在1525年后诸侯通过巡查制度控制邦国城市宗教改革前,邦国的宗教改革历程就呈现邦国诸侯主导的特点,而并非完全自由发展,或者由市民或市政议会决定,这也是邦国城市宗教改革和帝国城市宗教改革的不同之处。宗教改革时期是德意志诸侯邦国构建的重要时期,对宗教一致性的追求包含在邦国诸侯对邦国城市的控制中。第三,在当时萨克森整体的权力关系变化中,邦国城市的市政议会削弱了市民的政治参与,但在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所有问题上都要依从于邦国政府权力的加强。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