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6年第1期

内容提要：相较于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中国台湾地区的渔民“保钓”行动很少进入学术视野。通过分析台湾地区南方澳四十位“保钓”渔民的口述史材料、其他相关材料和田野调查发现，钓鱼岛与渔民有长久的、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与情感连接，当地渔民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有上百年的渔业生产经历，已经针对日本在钓鱼岛的非法行径进行了数十年的抗争。日本的排他性主张掠夺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让渔民走上“保钓”道路。然而，台湾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导致建制内政治解决无效，使得渔民的不满被激化为大规模的渔船包围钓鱼岛事件。在“保钓”过程中，南方澳渔民展现了朴素却自发的中国认同，这提供了在当下台湾寻找中国认同的线索。

关键词：钓鱼岛　南方澳渔民　台湾　中国认同

钓鱼岛是东亚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保卫钓鱼岛（以下简称“保钓”）是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华人共同关注的话题。现有文献除探讨钓鱼岛的地理、历史，以及法理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议题外[1]，也对“保钓”运动有所着力[2]。学界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为主的“保钓”运动，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对“保钓”运动是如此介绍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保卫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列屿，旅居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的台湾留学生和香港留学生与华人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持续近10年，后发展成为促进祖国统一的爱国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海外的五四运动”[3]。

然而，除了知识分子外，“保钓”运动的另一分支，即以台湾渔民为主的“保钓”运动鲜为人知。实际上，台湾地区的渔民“保钓”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90年代后逐渐激化，进入21世纪后更是风起云涌。2012年，台湾渔民发起“百船包围钓鱼岛”，组织约百艘渔船在钓鱼岛海域聚集，以此保卫传统渔场、抗议日本长期压迫，这是亚洲乃至国际渔业史上罕见的海上抗争。

吊诡的是，持续数十年、波澜壮阔的渔民“保钓”运动未能获得台湾公众广泛关注，号称注重本土研究的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也没有对此进行研究。那么，台湾渔民为什么“保钓”？渔民“保钓”的诉求是什么？在当下中国对钓鱼岛实行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参与“保钓”的台湾渔民如何看待自身与大陆的关系？厘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保钓”运动，而且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理解台湾地区农渔民的中国认同。

一、研究背景

在1969年到1971年间，美国与日本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将琉球“归还”给日本，消息传到美国后激起华人留学生的愤怒，全美许多高校成立了“保钓”行动委员会。1971年春，在美华人留学生发起全美串联，1971年4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超过2500人参与的“保钓”大游行[4]。

然而，在台湾当局冷漠应对以至打压以及中美关系逐步缓和的大背景下，留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很快遭遇路线分裂，形成所谓“保钓”左右之分。根据邵玉铭的研究，在1971年9月密西根大学安娜堡校区举办的“国是会议”之后，“保钓”运动出现向左转倾向，形成将希望放在中国大陆的左翼，以及“中华民国派”的右翼[5]。海外“保钓”运动的路线与分裂已有不少研究[6]，在此不再详细论述。

在台湾岛内，呼应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的社会运动因政治倾向而得不到当局的积极回应，早期在岛内声援海外“保钓”运动的王晓波等人被压制，许多海外“保钓”运动的学生领导被列入黑名单，长期不能返回台湾[7]，其中包括台湾《科学月刊》创办人之一、在海外“保钓”运动中利用编辑网络进行协调联络的林孝信。

随着台湾地区“解严”，参与“保钓”运动的留学生被允许返回台湾。台湾岛内的“保钓”运动与后来的社区运动一度结合，带来国际左翼的反霸权思想和解放思想，将“保钓”运动的范围扩展到批判国际资本主义体制带来的不平等现象。“保钓”运动被认为继承了五四运动精神[8]，从文化层面来看，“保钓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反霸权运动，解放了华人知识与政治精英们对美国的幻想以及对东亚未来秩序的想象”。[9]因为这种反霸权的传统，“保钓”运动的参与者对美国和日本多半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在当下的台湾地区，大多数支持“保钓”运动的知识分子与台湾当局推动的亲美日路线不同，往往被台湾社会归纳为广义的统派。

相较而言，台湾地区的渔民“保钓”在起步阶段与知识分子“保钓”是平行发展、相互独立的两个运动。在后者逐渐消沉的同时，渔民“保钓”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升温，成为“保钓”运动的重要组成。不过，渔民“保钓”运动长期未被学术界甚至未被知识分子领导的“保钓”运动关注，在2011年举办的“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研讨会上，渔民“保钓”未成为议题，即使这一阶段渔民已经采取数次重大行动[10]。直到2012年台湾渔船包围钓鱼岛进行抗争之后，渔民“保钓”运动才获得有限的公众关注。

也是在这个时期，渔民“保钓”运动开始与知识分子主导的“保钓”运动产生连接。“保钓”运动资深参与者林孝信意识到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保钓”运动在台湾面临无以为继的困难，身为宜兰本地人，其偏左翼本土派的立场使得他开始推动与渔民“保钓”合流[11]。在林孝信去世后，其遗孀和“保钓”人士成立钓鱼台教育协会（以下简称“钓教协”），继续推动这项工作。

本研究所使用的口述历史材料，是2017年到2019年间，钓教协对过去二十余年参与“保钓”运动的一些台湾渔民所做的口述历史记录，共四十份材料。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从事渔业超过四十年，有5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15年。这些记录保留了与钓鱼岛相关的大量历史记忆和个人经验，甚至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曾登上钓鱼岛[12]。访谈的渔民主要来自宜兰县南方澳，南方澳港是台湾三大渔港之一和台湾渔业的重要基地，南方澳渔民历史上一直以钓鱼岛海域作为传统渔场，也是台湾渔民“保钓”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2012年渔船包围钓鱼岛的海上抗争即从南方澳港出海。

此外，本文使用了相关媒体报道和政策文件，台湾《中国时报》的“时报资料库”保存了1968年以来的新闻报道，本研究通过关键词检索到1000多篇相关新闻报道、评论，也使用了台湾地区相关的政策文件。研究者还在南方澳进行田野观察，了解渔业生产方式与渔民生活，并使用当地渔会的档案材料。

作为关注台湾渔民“保钓”运动的开创性研究，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分析南方澳渔民为何参与“保钓”运动。文章将使用口述历史资料介绍南方澳渔民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从事渔业生产的历史记忆和个人经验，并探讨以南方澳为代表的传统渔业在台湾渔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日本在钓鱼岛的非法海上圈地行动放大了这一困境，让渔民失去赖以生存的传统渔场，逼迫渔民不得不走上“保钓”之路。其次，分析渔民“保钓”运动何以激化，研究“保钓”运动的组织基础，即渔村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和组织形式，区分了渔民“保钓”运动的三个阶段，并且重点探讨2012年渔船包围钓鱼岛事件的组织过程。最后，探讨“保钓”运动中南方澳渔民的中国认同。有分析者认为台湾地区很难自发地产生中国认同[13]，本文对此予以驳斥。通过分析口述史资料发现，南方澳渔民在“保钓”过程中得到中国大陆海上执法机构的帮助，经济受益与反霸权精神的结合带来自发的、朴素的中国认同，这对认识当前的两岸关系有所启发。

二、失去渔场的渔民：走上“保钓”之路的南方澳渔民

在现代养殖渔业兴起前，传统形式的捕捞渔业很难以人为方式改变天然渔场，渔场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认为不应对捕鱼做任何限制，因为任何鱼种的繁殖能力都远超人类的捕捉能力[14]。现代渔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渔业形态，大型机器化的捕捞会耗尽天然渔场资源，养殖渔业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渔业生产对天然渔场的强依赖。不过，天然渔场仍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许多鱼类至今仍然无法人工养殖，如拥有极高市场价格的金枪鱼和鲭鱼等洄游鱼类，尤其对近海渔业而言更是如此。

对于台湾渔民来说，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属于近海渔业范围。在工业化渔具和大型远洋渔船普及前，台湾地区的渔业生产以沿岸和近海捕捞为主，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不仅是南方澳乃至台湾北部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台湾渔民的重要渔场。分析口述史资料发现，六十岁以上的受访者非常熟悉钓鱼岛，将其昵称为“无人岛”。多位受访者表示，在钓鱼岛海域捕鱼的记忆甚至可以追溯到祖父辈，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在受访者看来，钓鱼岛海域的鱼群规模巨大、产值高，盛产鲭鱼、旗鱼、鲨鱼和金枪鱼，是“鱼多到钓竿下去就有”的大型天然渔场。

钓鱼岛渔场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其他资料佐证，根据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7月23日报道，当时南方澳所处的苏澳镇有四成以上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全省（台湾省）的围网渔船依赖钓鱼岛渔场，若失去钓鱼岛渔场，“渔民都要喝西北风”。时任苏澳区渔会理事长林源吉表示：“南方澳渔船一千四百余艘，有四成的渔船在钓鱼台海域作业，渔获量几占二分之一，包括全省八组大型围网、单拖网、延绳、笼具、一支钓等作业渔船，如果不能去捕鱼，南方澳渔业奇迹立即化为乌有。”[15]

作为近海大型渔场的钓鱼岛海域尤其适合南方澳渔民。钓鱼岛在海流与位置上的优势可以有效控制生产成本，渔船从南方澳港出海后，可以顺着时速4海里的海流抵达钓鱼岛海域，即使只有一二十吨的小船也能轻易抵达。渔船抵达后放下小竹筏（闽南语称“排阿”），一条母船可以带七八条小竹筏，渔民在竹筏上钓鱼（以鲭鱼为主），随后再将竹筏收回[16]。

钓鱼岛的地形还可以为渔民提供安全保障。口述史资料显示，在钓鱼岛海域作业时，风浪会将竹筏带离母船，竹筏上的渔民就会登上钓鱼岛的南小岛避难，等候救援。钓鱼岛列岛南小岛与北小岛相互对峙形成屏障，岛上山头足以避风，多位年长的受访者提到利用其避风以及登岛的经验，甚至有一位受访者曾遭遇强台风，等待救援期间在岛上停留超过一周。据受访者所述，岛上虽然没有河流，但有淡水水井[17]，而且鸟类非常密集，四处都有可捡拾的鸟蛋，“可以带回家打打牙祭”[18]，这也是登岛的另外一项收获。

上述细节提供了台湾渔民登上钓鱼岛的丰富历史记忆，不仅表明钓鱼岛对台湾渔民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显示二者之间有长久的情感连接。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南方澳渔民的传统渔场，在台湾渔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型的大格局下，这一渔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梳理台湾渔业的现代化过程，会对此有更全面的认识。台湾渔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向是向远洋、养殖渔业转型，而近海渔业日趋边缘化。台湾地区的现代化渔业起源于日本殖民时期，为了更有效率地发展殖民经济、进行殖民掠夺，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周边海域的渔场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利用台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南太平洋渔业[19]。此时台湾渔业的现代化程度有限，主要生产方式仍是沿岸捕捞，单位产值较低。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其渔业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第一阶段是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当局成立渔业增产委员会，利用“美援”修建渔港，补助渔民购置机动渔船，渔民开始从沿岸向近海乃至远洋发展[21]。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近海渔业产量在8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后呈现疲态，台湾当局通过财政补助等多种方式支持渔业向远洋发展。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重点支持单位产值和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养殖渔业。台湾渔业产量变化见图1。

在向远洋渔业和养殖渔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渔业生产方式被边缘化。近海渔业以小型船只为主，渔民大多掌控着作为生产工具的渔船和渔具，采用传统的合伙形态。相较而言，远洋渔业和养殖渔业的资本高度密集，大型远洋渔船动辄上千吨，建造成本高昂。为了应付高额的经营成本与维护费用，经营业态为大型公司，渔民不仅沦为依赖工资的渔工，而且面临着外籍渔工的竞争。

近海渔业的收入水平也有明显差距。2020年，台湾地区农业产值约占GDP的1.5%，农业人口约有250万人，其中渔业人口约为5万人[22]。统计数据显示，渔民收入根据渔业形态的不同差异很大，个体户（独资渔户）年收入约为100万新台币（约合22万人民币），合伙渔户年收入约为500万新台币（约合111万人民币），而以公司方式经营的渔户年收入可达4000万新台币（约合890万人民币）[23]，其中，远洋渔业的户均年收入超过2000万新台币（约合445万人民币），近海渔业只有150万新台币（约合33万人民币），沿岸渔业甚至只有约30万新台币（约合6.7万人民币）[24]。由此可以看出，远洋渔业收入远高于传统独资或合伙的近海渔业。

南方澳以近海渔业为主，直到2019年，近海渔业仍占南方澳生产总值的70%以上。当地渔业的资本集聚度不高，成本承受能力乃至抵抗自然条件变化的能力弱，不可能像远洋渔业那样在广阔的海洋中寻找鱼群，而是高度依赖钓鱼岛海域这样数量有限的传统天然渔场。日本单方面宣布将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划入其专属经济区，直接剥夺了台湾渔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就是渔场。这种非法海上圈地对近海渔业形成直接冲击，使得原本就处于困境中的南方澳渔民更加艰难。

台湾渔民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捕捞作业受到影响，发生在日本宣布执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政策之后。口述史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台湾渔民可以随意靠近、登上钓鱼岛。美国在1971年将钓鱼岛管理权移交给日本后，日本开始派遣海上保安厅舰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渔民自此不能随意登岛，后来逐渐变成不能离岛屿过近。这一阶段渔民仍能在周边海域捕鱼，渔民“保钓”尚未出现。

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首次提出海岸线200海里内为主权国家专属经济区，日本在1996年开始执行这一公约。按照日本《关于在专属经济区行使渔业等相关主权权利的法案》第四条，外国人不得在其专属经济海域内从事渔业或采捕水产动植物。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单方面划入其专属经济区，并主张排他性渔业管理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海上执法力量多次驱离或扣留台湾渔船，并对台湾渔民进行罚款，限制其在相关海域的传统渔业活动。

国际社会科学界近年来认为，新圈地（enclosure）现象造成贫农流离失所[25]，台湾渔民的遭遇与此类似。不同的是现有圈地研究主要关注陆地上从事种植业的贫农，圈地者是企业，而台湾渔民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面对的是以日本政府为主体的对海洋的圈地行为，这种政府主导的、非法的海洋圈地行为更加恶劣。

日本的非法海洋圈地严重侵犯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也直接影响了以南方澳渔民为代表的台湾渔民的生计。田野调查发现，南方澳渔业以中小型独资经营或合资经营为主，超过1400艘渔船中，多半是30吨以下的小型渔船。渔船自南方澳港出海后，通常先进入台湾东部外海，再向东北航行抵达钓鱼岛海域。钓鱼岛传统渔场的丧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笔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在南方澳所属的宜兰县苏澳镇，渔户数在短短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从11182户下滑到5347户，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人数从17763人减少到6345人[26]，超过三分之二的渔民退出近海渔业[27]。南方澳渔业从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高峰，90年代后快速下滑。田野调查发现，丰富的渔业产量曾经支持南方澳的四家戏院和各种娱乐设施，现在这些设施风光不再。

日本的非法海洋圈地并不仅限于钓鱼岛，还在菲律宾海的冲之鸟礁上建筑观测站，自此在西太平洋划出大片专属经济区，并多次在此海域驱赶和逮捕台湾渔船。南方澳渔民一旦丧失传统渔场，只能在沿岸作业，或前往菲律宾海、浙江海域，生产成本大幅增加。保卫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传统渔场，成为南方澳渔民参与“保钓”运动的直接动力。

三、渔民“保钓”的激化过程：从口头抗议到百船包围钓鱼岛

归纳口述历史资料、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发现，台湾渔民“保钓”运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第二阶段从21世纪初到2012年，第三阶段从201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台湾渔船包围钓鱼岛的激烈对抗开始。集体行动受动员结构、政治机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28]，以下将首先分析渔民“保钓”运动的组织基础，即以渔会为主的动员结构，然后结合政治机会结构分析渔民“保钓”运动的激化过程。

在动员结构上，南方澳与台湾多数渔村具有相近的社会结构，围绕渔业活动形成一系列社会组织，其中又以渔会最为重要。渔会深度介入渔民社会生活，发挥维系渔村稳定的作用。渔会的组织结构沿袭了日本殖民时期水产会与渔业的组合形态，主要有经济、金融和服务三项功能。经济方面，渔会涉及所有渔业生产相关事项，如鱼市场管理、冷冻厂建设、渔船燃料采购等；金融方面，渔会可以办理信用贷款，通过会员合作社方式提供金融保障；服务方面，渔会涵盖从渔村建设到文化宗教活动的广泛公共事务。

经过历次改制，台湾地区现有39个区渔会和1个总渔会，渔民加入渔会成为会员，经由选举产生理事，从理事中产生理事长，由理事长任命总干事负责日常管理[29]。渔会理事长和总干事是本区渔民的领导者，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理事长与总干事的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区渔民。

在“保钓”问题上，没有渔会的支持，渔民很难有组织地采取行动。南方澳属于苏澳区渔会，苏澳区渔会历来强调保障渔民的作业权，对日本在钓鱼岛海域的排他性执法持反对态度。除渔会外，渔业相关的其他当地组织也参与“保钓”，尤其是直接针对“保钓”而成立专门的渔民权益促进会，是“保钓”运动激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些组织为高成本、高组织需求的海上集体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这一组织基础上，政治机会结构直接影响渔民“保钓”的形态。渔民“保钓”运动的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右翼团体在1990年登上钓鱼岛列岛北小岛并安装灯塔，遭到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抗议，日本政府暂缓批准设立灯塔。该日本右翼团体在1996年再度在北小岛设立新的灯塔，并向日本政府提交航线申请、注册灯塔，日本政府接受了申请。设立灯塔后，日本将其列入官方出版的地图作为航海指南，变相将争议海域纳入领土范围，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对此再次做出抗议。

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明确限制南方澳渔民前往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渔民开始积极地串联集结，并且通过渔会与地方政治人物向台湾当局施压。1996年7月，宜兰县近海渔业协会、延绳渔业协会等七大渔民团体做出决议，准备发动两百艘渔船前往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抗议，并且请省渔会和台湾当局支持。

与二十多年后相比，这时台湾渔民的“保钓”热情处在不利的政治机会结构中，因而只能停留在口头抗议和请愿上，尚未出现更具体的实际行动。当时恰逢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激烈政党冲突，台湾当局明显不愿支持渔民的诉求，对渔民的行动毫不关心[30]。直到39个区渔会提出联合诉求，台湾当局才安排渔民代表与“亚东关系协会”代表会谈。后续发展表明，此次会谈只是日方配合台湾当局对渔民的敷衍。在海上抗议行动暂缓后，日方并未有实质性让步，甚至加大对台湾渔船的驱离、扣留，当年9月还出现台湾籍渔船华阳号在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军舰炮击的事件。对于这些扣船、炮击，台湾当局一向低调回应，甚至谴责台湾渔民，渔民“保钓”运动由此进入低谷。

进入21世纪后，渔民“保钓”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2001年以来，《日美安保条约》的内涵通过防卫合作指南修订等方式被不断重新阐释，日本逐渐加强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存在，并企图利用各种方式将钓鱼岛纳入实际控制。2003年，日本政府宣布向私人租下钓鱼岛，这是其强化对钓鱼岛领土主张的一步。在这之后，台湾渔船被日本扣留的事件大幅增加，统计历年新闻报道发现，2004年发生6起扣船事件，2005年发生7起扣船事件，南方澳乃至台湾渔民受到的经济损失进一步扩大。

口述史受访者中，有多位渔民亲历被日方的扣留。他们表示，台湾渔船被限制行动后，船长会被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交付罚金，以换取船员和船只的释放。罚金金额在80万新台币（约合20万人民币）到120万新台币（约合30万人民币）之间。记录显示，金明财十一号在2005年6月缴纳了80万新台币，龙荣二号在2005年10月缴纳了120万新台币。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罚金，渔船就会被带到邻近的日本港口（冲绳或石垣岛）扣押，渔民则被带走拘留，直到家属交付赎金。被带到日本港口扣留后，渔民所缴纳的罚金远高于未被扣留时的罚金。

此时的政治机会结构对渔民“保钓”依然不利，民进党对钓鱼岛主权采用模糊化处理，甚至当李登辉宣称钓鱼岛“不属于”台湾时，民进党也未对此言论做任何驳斥[31]。随着日本查扣台湾渔船次数的增加，且持续多轮的渔业谈判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结论，渔民对日本的不满日渐加深，更痛恨台湾当局的无能。渔民认为当时的民进党当局“只会要渔船不要前往作业”[32]，并且对李登辉宣称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感到愤怒。

既有渔会受限于自身定位，无法直接站在冲突第一线，于是当地渔民寻求成立新的组织保卫自身权益。南方澳渔民在2005年成立渔民权益促进会。这一组织有别于传统以作业类型区分的渔民组织，主要目标是向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争取钓鱼岛海域的捕鱼权，海上抗争的组织资源和动员能力有了很大提升。此外，渔民行动也开始有极端化倾向，口述史资料显示，部分南方澳渔民甚至主张成立“武装义勇队”，准备以土制汽油弹对付进入台湾海域的日本渔船[33]，在海上捍卫捕鱼权利。这一阶段组织动员能力的提升，为后续更大规模的“保钓”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渔民“保钓”运动的第三阶段以2012年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为起点[34]。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推动由日本政府将“私人拥有”的钓鱼岛买下，日本政府决定推进钓鱼岛“国有化”计划，进一步明确日本的领土主张。对于经济上长期受到压迫的台湾渔民们而言，已经进行了超过十轮渔业谈判，然而达成协议仍遥遥无期，日本对钓鱼岛更是步步进逼。渔民的不满与愤怒长期得不到台湾当局和日本政府的回应，政治互动的无效推动“保钓”集体行动不断升级，这直接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渔船大规模包围钓鱼岛事件。

研究者从“保钓”渔民的口述史资料中整理出此次海上抗议的政治互动过程。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后，首先提出登岛反制的是宜兰县的县议员。他们在县议会表示钓鱼岛隶属于宜兰县政府管辖，宜兰县政府必须回应。然而，时任宜兰县县长属民进党籍，据时任苏澳区渔会理事长陈春生回忆，时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求宜兰县县长暂缓此事[35]，结果宜兰县政府和议会只表现出义愤填膺的姿态，却无实际行动，没有为渔民行动提供实际帮助。讽刺的是，最早提议此事的县议员也没有出面领导抗议行动[36]。

建制内政治互动落空后，南方澳所属的苏澳区渔会决定肩负起领导角色。渔会邀请各渔民团体及相关水产组织、当地企业召开筹备会，并于会上成立渔民行动委员会，决定必须对日本做出严正抗议。渔民行动委员会认定，只有将渔船及记者带到钓鱼岛海域内，才能向公众展示台湾渔民长期遭受的日本迫害，并宣示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的捕鱼权。

除前一阶段积累的丰富组织资源外，政治机会结构也提供了有利契机。2012年恰逢马英九上台，渔民的集体行动获得更好的政策支持。相较而言，国民党面对与钓鱼岛相关的渔民诉求时回应较多，国民党及一些蓝营政治人物坚持钓鱼岛主权，对渔民表示支持。马英九一直声称自己是“保钓”运动的长期支持者，在2005年日本频繁扣留台湾渔船时甚至表示“不惜一战”，由他担任领导人的台湾当局与日本针对渔权达成局部协议[37]。在组织过程中，渔民面对的政治压力显著减轻。

此次包围钓鱼岛的活动组织以南方澳为核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全体动员。首先，驾船包围钓鱼岛进行抗议所需的燃油费总计高达500万新台币（约合110万人民币），对于以小资本合伙和独资为主的大多数当地渔民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筹备会上，诸多南方澳当地企业对活动表示支持，尤其是旺旺集团决定全额支持海上行动所需经费。此外，渔民行动也获得公众支持，各界对渔民的支持电话不断涌入，在苏澳区渔会并未进行公开募款的情况下，台湾民众甚至主动汇款到渔会账号[38]，公众热情之高出乎苏澳区渔会意料[39]。

如前文所述，渔民“保钓”的产生与渔业生产方式有关，而此次抗议活动也受到渔业所面临的海洋自然环境约束。抗争研究较少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海洋与陆地大不相同，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集体行动的时间乃至样态。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时间是9月11日，筹备会召开的时间是9月18日。组织者在活动筹备过程中发现，天气预报显示钓鱼岛海域9月底将有台风。据活动副召集人杨德信回忆，表达参与意愿的渔船有上百艘，其中大多是小于20吨的渔船，抗风能力不足，因此开往钓鱼岛海域进行抗议的时间窗口短暂。经过多方协商，渔民行动委员会最终决定赶在台风前的9月24日出海，预计在9月25日凌晨至上午到达钓鱼岛海域。

在9月24日下午渔船出海时，海上风浪已经达到8级—9级，为了确保渔民生命安全，组织方劝阻了许多小型渔船，最后抵达钓鱼岛海域的渔船约有80艘[40]。当渔船接近钓鱼岛周边20海里海域时，日本方面出动约30艘船舰，以高压水枪、直升机与飞机阻拦、恐吓。台湾渔民采用较大型渔船开路、小型渔船跟随的方式突破封锁。最终，台湾渔船冲破封锁，进入钓鱼岛领海，抵达距离钓鱼岛约2海里位置[41]。

此次抗议行动有以下成功之处：首先，表明了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捕鱼权利的主张，形成台湾岛内各界的合力。国民党当局派出舰艇随行，采取了实质上的支持行动。此外在取得官员默契、只罚款不吊销渔船执照的前提下，数十位记者登上渔船随行[42]，广泛的媒体报道在台湾岛内引起公众关注和同情。其次，包围钓鱼岛行动给日本制造了压力，日本政府随后释放出2012年年底进行新一轮渔业谈判的意向，并且同意让渔民代表参加。2013年，长期延宕的台日渔业协议首次签订，在钓鱼岛海域划出区域允许台湾渔民捕捞，暂时平息了渔民的不满。

然而，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不如渔民预期，这与渔业特殊的生产方式和台湾当局立场有关。首先是渔业的特殊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纠纷可以通过划界来解决，但鱼群在海洋中不是静止的。以常见的延绳钓法为例，即使渔船位于协议划定的区域内，长达数公里的钓绳却可能随着洋流流动。协定划定的捕捞区域有限，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仍会被日方认定越界，被割断钓绳或被扣留渔船、罚款[43]，这种情况在近年来仍然存在。其次，台日渔业协定在钓鱼岛海域划定了一小部分区域，却没有针对台湾岛以东与日本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海域做出任何协议，日方在苏澳港以东、与那国岛一带海域的巡逻更为严苛，台湾渔民的捕鱼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

此外，台湾当局的立场依然不利于保护渔民权益。历任台湾当局在这一议题上采用模糊政策，虽然日本的海上圈地对台湾近海渔业没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台湾地区相关政策讨论极少对此进行分析。分析台湾当局的政策文件发现，仅有《耕耘台湾农业大事记：渔业风华》非常简略地提及钓鱼岛争议，且仍回避钓鱼岛争议对近海渔业的冲击。[44]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主要政策文件中，也几乎未曾涉及钓鱼岛主权、钓鱼岛海域渔权相关议题。口述史资料显示，南方澳渔民多次向台湾当局寻求帮助，但渔民认为自己获得的回应和支持十分有限，这反映台湾当局对于日本有意或无意的回避。

从渔民的角度来看，台日渔业协议难以令人满意，“保钓”热情依然存在，这也是钓教协和台湾渔民“保钓”运动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一位多年代表渔民参与谈判的受访者表示，每次谈判日方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搁置主权换渔权”的说法更让日方坐实对钓鱼岛主权的非法声索，谈判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45]。

四、台湾渔民“保钓”运动中浮现的中国认同

整理口述史材料发现，南方澳渔民在“保钓”过程中展现朴素的、自发的中国认同。对于渔民来说，中国能够与日本抗衡，捍卫领土和海上权益，保护了南方澳的渔业生产，使渔民在经济上受益。而且，这种帮助是在渔民反对日本海上霸权的过程中提供的。台湾当局，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主政时期，都无心或无力在渔民受到日本长期压迫时提供必要的支持。经济与情感的双重收获，带来自发的中国认同。

近年来，与台湾当局在渔业谈判和“保钓”上的拖延与软弱相比，中国政府积极地捍卫自身主权和利益。2010年9月中国籍船长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移送石垣岛拘留。此事引起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无条件释放被拘留的船长。这一事件之后，中国海上执法机构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有力地维护了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为渔民带来巨大支持。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台湾渔民受到巡航保护，是直接受益者。

鉴于钓鱼岛相关的切身体验，接受口述历史访谈的数十位被访者对日本都表现出明显的、清一色的厌恶，展现出台湾岛内少有的反日情绪。连续担任五届（合计二十年）苏澳区渔会总干事的林月英是唯一一位非渔民出身的女性总干事，也是受访者中学历最高的（大学），她认为：

日本欺善怕恶、欺善怕恶。包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让……全世界大家了解说，你日本的这种行径是被人唾弃的，是绝对是被人唾弃的，包括说回来，他们有日本媒体……来了解，我说这次渔民自主性的这个活动，是已经让渔民有这么多怒火了，这个已经无法阻止了，大家都怒火冲天啊，已经就是，等于是要宣泄，因为你日本人欺负我们台湾的渔民，已经是欺负很多年了，你是几十年你都欺负我们……还没到钓鱼台，20几海里、30几海里，你也说“这都是我们的领土，你们就不可以来”。[46]

另一位被访者、现任苏澳区渔会理事长的蔡源龙只有小学学历，但提到与日本的关系时也有类似态度。他将自身的抗争经验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在个体层面逆转了台湾当局在历史教育中的“去中国化”。他表示：

跟日本人在谈判来说，我深深才体会到说什么呢？体会到说《马关条约》，就对了。甲午战争的时候，那个真的是，李鸿章那时候我们战赢耶！福建这边有没有？福建、福建这里的水军，我们打赢耶！结果《马关条约》，你看看他那个都是……李鸿章这个我们这个等于是，这等于是都消失、都没有那个消息了嘛，等于任人宰割啊。所以说才会割让这个台澎金……和我们这个、这个我们台湾跟、跟澎湖这些都让给他们日本嘛。[47]

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蔡源龙明确表达出对炎黄子孙文化传统的认同，他表示：

虽然是说国民党被人家打到这里，来到台湾，现在又换成中国大陆，换他们崛起对不对？但是他也是、他也是我们的炎黄子孙啊，对不对？你今天如果去被日本，台湾被日本拿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台湾，你去看看说我们台湾，我们……像是我们的祖先在哪里啊？像我是福建金浦，金浦就是金浦嘛，我们的、我们的祖先牌位里面，都还有些。[48]

多数受访渔民提到，面对同样到钓鱼岛海域捕鱼的大陆渔船和台湾渔船，日本只会冲撞台湾渔船，却不敢对大陆的渔船动手。对比之下，部分渔民对台湾当局有恨铁不成钢的感叹。有的渔民甚至会做出策略性应对，在船上准备五星红旗，当遭遇日本执法船时悬挂。

对于台湾渔民来说，中国政府提供的支持甚至超越钓鱼岛海域，延伸到远洋捕捞中，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认同。一位资深渔民谈及在马绍尔群岛被扣押的经历时表示：

后来是他们政府请求大陆人出港，要让他们回去。大陆人跟他们讲，台湾船不放我也不出去。台湾船有大陆船救我们，不然船还扣在岸边。他跟他们说：台湾同胞船不出港，我也不出港。大陆人有没有照顾我们台湾，很照顾啦！关心我们渔民。[49]

可以说，在“保钓”过程中，中国崛起为渔民们提供了巨大的心理支持，有受访者表示：

我们台……没办法拿到，大陆就要替我们拿啊，你……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站在渔民（的立场），我今天说壮大起来，结果大陆壮大起来来讲，可以说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耶。我们被人家欺负很多年了耶，满清的时候，中叶，满清中叶的时候，到现在，你看看被人家欺负，欺负几年了？[50]

所以，在“保钓”行动得到中国政府支持后，渔民产生了自发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不但是渔民经济受益的结果，也是在反对日本海上霸权过程中获得心理、情感支持的结果。

田野调查发现，在“保钓”之外，南方澳渔民对中国大陆有更多的了解，这些了解主要来自切身体会和人际接触，而不是媒体报道。南方澳渔民在多年前就有与中国大陆交流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两岸恢复交流后，南方澳渔民开始与大陆渔民共同举行“妈祖出海”等民俗仪式，而且南方澳渔民会私下到福建招募、聘用大陆船工，以至于形成灰色产业。通过这些交流，相较于一般台湾民众，南方澳渔民更早、更直地接触中国大陆社会与经济，对大陆情况形成了更具实践经验的认知。他们亲身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为超越岛内媒体所营造的信息“茧房”提供了条件。

当然，这种认同只是朴素的认同，南方澳渔民的首要关切仍是生活和经济，对政治有一种建立在经济差异上的疏离感。曾任苏澳区渔会理事长的陈春生表示，南方澳渔民的政治立场偏绿（倾向民进党）。从1985年到2018年间，除了短暂的四年（2005年—2009年）外，宜兰县地方治理一直是由民进党主导，民进党对“保钓”态度暧昧。而且，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立场光谱中，“保钓”长期与统派联系在一起。南方澳渔民的“保钓”运动在此情况下显得格外特殊，为了避免被政治化解读，“保钓”渔民只能以“没有政治倾向”的方式面对媒体和公众。

从某种程度上说，台湾地区民众的中国认同与政治疏离结合在一起，即朴素的中国身份和去党派的现实政治态度并存。这既提示认识中国认同的新思路，也表明了这种思路的边界。现任苏澳区渔会理事长蔡源龙表示：

我们渔民也是人民就对了，谁管都一样，只要我们中国人管就好了，这样你听得懂吗？呵呵……只要中国人来管理我们，都一样啦，他们那个是高层，高层为了争权夺利嘛，我们百姓是为了求平安嘛，求生存而已，对不对？[51]

五、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台湾渔民“保钓”是“保钓”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渔民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渔业生产至少持续百年以上，“保钓”行动也延续数十年，直到2012年9月发生的台湾渔船包围钓鱼岛事件，这一海洋集体行动可以称得上当代东亚史的重要一页。然而，渔民“保钓”运动消失在岛内学界的论述中，长期遭遇经济损失的渔民群体尚未得到公众与学界的足够关注。

本文弥补了这一缺失，通过对渔民口述史的分析，研究了台湾渔民“保钓”运动的动员结构与历史阶段，将这一运动首次纳入学术视野。研究发现，在资本高度密集的远洋、养殖渔业发展趋势下，以南方澳为代表的、以中小型渔民为主的近海渔业更加依赖传统天然渔场，也就更加不能承受钓鱼岛渔场的消失。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掠夺是非法圈地，侵犯了渔民的权益，逼迫渔民走上“保钓”之路。台湾当局长期的冷漠应对让渔民诉求无法在建制内解决，最终激化为世界范围内罕见的海上集体行动。

此外，本文在学术上进一步丰富了对于钓鱼岛的研究。中国大陆学界对钓鱼岛的探讨多是从历史、法律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的，本文使用南方澳渔民的口述史材料，初步梳理了台湾渔民与钓鱼岛长达百年的情感连接与历史记忆，这些资料在学术上和政策上无疑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最后，本文驳斥了台湾岛内不可能自发产生中国认同的错误观点。研究发现，台湾渔民“保钓”运动中浮现出自发的、朴素的中国认同。在“保钓”过程中，中国政府积极捍卫主权和利益，与软弱的台湾当局形成强烈对比。南方澳渔民受到中国海上执法机构常态化巡航帮助，经济受益与反霸权精神的结合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的绿营偏好，表达朴素的中国认同，甚至能将钓鱼岛的个人经验与中国历史相联系。虽然样本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但可以提供在当下台湾寻找内生性中国认同的线索。台湾渔民“保钓”运动仍在继续，值得投入更多的学术关注。

参考文献、注释

[1]刘中民、刘文科：《近十年来国内钓鱼岛问题研究综述》，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刘玉山：《试论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人士对两岸关系的贡献》，载《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3]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中心：《“保钓、统运”资料》，清华大学网站，https://lib.tsinghua.edu.cn/zy/wzxq.htm?id=57ef0db3-96c7-4d84-b31e-6cf4eac0603d。

[4]邵玉铭：《保钓风云录：一九七〇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知识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32—37页。

[5]同上，第82—120页。

[6]郑鸿生：《保钓运动与台湾的觉醒——19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回溯》，载《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

[7]王智明：《1990年代后的钓运：两岸保钓的交流与合流》，载刘容生、王智明、陈光兴（编）：《东亚脉络下的钓鱼台：继承、转化、再前进》，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张海鹏：《钓鱼岛主权争议与保钓前途——纪念海外保钓运动五十周年》，载《台湾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9]李镇邦：《台湾渔民保钓运动的开展，1996—2012》，载钓鱼台教育协会（主编）：《保钓五十周年纪念研讨会论文集》，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10]林孝信、张均凯：《保钓运动四十周年大会纪实》，载《海峡评论》（台北）第245期（2011年）。

[11]王智明：《保钓、两岸与理想主义：林孝信先生访谈录》，载《思想》（台北）第30期（2016年）。

[12]“保钓”渔民的口述史计划是在已故《科学月刊》创办人与资深“保钓”人士林孝信的组织下展开的，林孝信逝世后，钓教协继续与渔村民众合作完成口述史的工作。每位受访者接受访问的时间大约为二到四个小时，获得知情同意全程录音，逐字稿完成后再与受访者确认内容。

[13]Liao, Da-Chi, Boyu Chen, and Chi-chen Huang, “The Decline of ‘Chinese Identity’ in Taiwan?! - An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from 1992 to 2012,” East Asia, 30(4), 2013.

[14]参见赫胥黎1883年在渔业展览会上的致辞，原文是“that is to say, that nothing we do seriously affects the number of fish”。 Thomas Henry Huxley, “Inaugural Address,” http://aleph0.clarku.edu/huxley/SM5/fish.html。

[15]简浴沂：《渔民决定两百艘以上渔船包围钓鱼台》，载《中国时报》（台北）1996年7月21日，第C1版。

[16]《江赞晃口述记录》（2019年6月22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17]《蔡源龙口述记录》（2019年7月30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18]《吴逢玉口述记录》（2019年6月28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19]王俊昌：《日治时期台湾水产业之研究》，台湾中正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20]参见沈大焜、洪柏懿（主编）：《耕耘台湾农业大事记：渔业风华》，台北：“农业委员会”2011年版。

[21]现在的沿岸、近海和远洋主要根据海洋法中专属经济海域相关规定进行划分，沿岸捕捞一般指距海岸12海里以内，近海渔业指在200海里经济水域内，远洋指在公海。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施行前，这三者的区别是相对的。

[22]台湾当局相关政策规定只有具有农民身份才能拥有耕地，因此登记为农户的不一定真正从事农业，实际上有接近一半的农户从事非农工作。2020年农林渔牧业普查资料，见台湾当局“统计资讯网”，https://www.stat.gov.tw/cl.aspx?n=2759。

[23]2020年农林渔牧业普查资料，见台湾当局“统计资讯网”，https://www.stat.gov.tw/cl.aspx?n=2759。

[24]同上。

[25]White, Ben, et al., “The New Enclosur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orporate Land Deal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9 (3-4), 2012.

[26]《苏澳镇志·经济篇》，宜兰县苏澳镇公所网站，https://www.suao.gov.tw/News_Content.aspx?n=6512&sms=13390&s=175515。

[27]需要说明的是，渔业人口的飞速流失并非源自近海过度捕捞，20世纪90年代仍时常可以看见渔获丰收的报道， 例如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1月5日的北基宜花综合新闻报道，全省六组大型围网渔船的鲭鱼大丰收，造成价格大跌，而鲭鱼的主要渔场就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2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9页。

[29]胡胜华：《台湾渔会的演变与发展》，载《档案季刊》（台北）2014年第13期。

[30]简浴沂：《渔民保钓研讨会》，载《中国时报》（台北）1996年7月27日，第C2版。

[31]自20世纪90年代起，李登辉长期主张钓鱼岛主权归日本所有，渔民不应向日本抗议。

[32]王贵郎：《对日呛声 渔界同时臭骂政府》，载《中国时报》（台北）2005年6月10日，第C2版。

[33]林美忠、简浴沂：《挂五星旗是气话 担心渔获说说而已！南方澳渔民扬言组武装义勇队》，载《中国时报》（台北）2005年6月17日，第A4版。

[34]刘江永：《钓鱼岛之争的历史脉络与中日关系》，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

[35]《陈春生口述记录》（2019年7月2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36]《林月英口述记录》（2019年6月27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37]《钓鱼台大事记》，钓鱼台教育协会网站，https://diaoyutai.tw/保釣運動/釣魚台大事記/。

[38]《陈春生口述记录》（2019年7月2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39]《林月英口述记录》（2019年6月27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40]在陈春生的回忆中，有七十余艘渔船报名出海，但接近钓鱼岛时，有一艘渔船价值300多万新台币（约合67万人民币）的渔网落海，几艘渔船帮忙寻找，最后台湾当局的记录有58艘渔船抵达钓鱼岛。《陈春生口述记录》（2019年7月2日）。在林日成的回忆中，最后确定出海的有82艘渔船。《林日成口述记录》（2019年6月25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41]林日成回忆每次罚款超过150万新台币（约合40万人民币）。《林日成口述记录》（2019年6月25日）。

[42]活动总召集人林日成说有62位记者，分乘六艘船。《林日成口述记录》（2019年6月25日）。

[43]《吴逢玉口述记录》（2019年6月28日）。

[44]沈大焜、洪柏懿（主编）：《耕耘台湾农业大事记：渔业风华》。

[45]《杨德信口述记录》（2019年6月23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46]《林月英口述记录》（2019年6月27日）。

[47]《蔡源龙口述记录》（2019年7月30日）。

[48]同上。

[49]《李鸿祈口述记录》（2019年6月28日），台北：钓鱼台教育协会藏。

[50]同上。

[51]《蔡源龙口述记录》（2019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