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奉行的重商观念及其推行的重商政策，为元代商业经济的勃兴与繁盛，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制度保障。然而，在开放、鼓励商业活动的同时，元廷为维护蒙元勋贵等特权群体的利益，放纵权贵垄断市场、搜刮民财，反而破坏经济有序运行和社会稳定，以致危及其统治根基。
从唐末五代到元朝统一之前，中华大地上各政权的并立混战，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元朝统一南北，为各地商品转输与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元朝奉行重商观念、推行重商政策，使社会上经商之风盛行，商业经济空前繁盛。然而，元朝的重商政策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发展中逐渐阻碍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甚至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元朝国祚短暂的一大原因。
重商政策一以贯之
历史上，“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思想是大部分中原王朝遵循的施政理念，但元朝有所不同，与其统治者肇基于北方草原有密切联系。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较为脆弱，一旦天灾来袭，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此外，单一的经济结构也使得蒙古诸部生产力较为低下，而通过商业活动获取必需的物资是他们维持生存的保障。因此，自成吉思汗伊始，蒙元政权便十分注重开展商业活动，成吉思汗甚至将商业视为实现蒙古经济繁荣的“金麻绳”。成吉思汗支持和鼓励各处商人往来经商，颁布诸多保护和优待商人的政策措施。重商思想为后世蒙元统治者继承，如窝阔台便以对商人的仁慈和优待而闻名，忽必烈虽强调重农却并不抑商。元朝秉承重商观念，官方将商业视为维持市镇户计民生的关键，“城郭之民，类多工商，工作器用，商通货财，亦人生必用之事，而民衣食其中”。元朝的重商观念冲击着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商人地位得到提升。有元人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据统计，元代回回人在中央任职者有34人，行中书省任职者累计达62人。元朝统治者在重商观念的影响下，发布并实施各类直接或间接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一是建立通达四方的交通网络。元朝实现南北一统，不仅建立以大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驿站体系，使得“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而且重新疏浚京杭大运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再度贯通，“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在海运方面，元朝亦多有创新，开辟海运航道被称为“一代之良法”，“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二是保护商贾的人身财产安全。忽必烈继位之初，因南北对峙且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以致“盗贼充斥，商贾不能行”。忽必烈为改善经商环境采取多项保护商人的举措，如自泉州到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元廷还要求地方不得阻碍商旅往来，官员“拘括水陆舟车，阻滞商旅者，禁之”。为鼓励商人积极通商，中央责令地方为往来的商贾提供保护，甚至出现商贾被盗物品难以追回时，以官物予以赔偿的现象——“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
三是采取较低的商税税率鼓励经商，并注重纾解商贾的困难。为激励商人从事贸易转输的热情，元朝不仅采取“三十税一”的低税率征收商税，并且制定“税坐贾而不征行商”的征税原则，只征住税（货物交易时所征之税）而无过税（商品运输过程中沿途所征之税）。此举改变了唐宋时期过税、住税并收的制度设计。元朝还因势利导，采取低税率乃至免税，以及由政府补助救济商旅等举措，如“视商旅有贫丧其资”者，政府予以资助，纾解难题。在元廷支持和鼓励下，因商致富者甚多。
四是奉行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忽必烈曾言：“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海外各国前来朝贡者络绎不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九月，“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此外，元朝为扩大海外贸易，设立泉州、庆元、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等港口，并置市舶提举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宜。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元朝积极保护外商权益。至正年间，“日本商百余人遇风漂入高丽，高丽掠其货，表请没入其人以为奴。铁木儿塔识持不可，曰：‘天子一视同仁，岂宜乘人之险以为利，宜资其还。’已而日本果上表称谢”。
商业发展成就斐然
在重商观念与重商政策推动下，元代社会各阶层纷纷投身于经商浪潮。各地商人辗转全国从事商业贸易，元人诗曰：“吴中富儿扬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贩茶湓江口，今年载米黄河北。”在此背景下，元代商业经济空前繁荣。
其一，经商之风靡行全国。时人感慨：“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世人纷纷投身商业活动，以至于“十室之邑，必有数家居货财”。这使得元代经商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既有世代经商的商人，又有农民、士人等转行经商，亦有皇室、僧道、官吏等特权群体“效陶朱致富”。元代科举取士之制长时间停废，士人迫于生计转而经营商业，“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转业经商成为一时风尚，如元人姚仲实弃官从商之后，数十年间便累赀巨万。
其二，大型商业都会与市镇商业发展繁荣。马克思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元朝形成不少商业中心。大批市镇，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市镇，在村落基础上迅速形成。元代商业城市以大都、杭州、真州等为代表，其次是平江、潭州、太原、平阳、扬州、武昌、真定、安西等。大都作为政治中心，是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杭州是江浙行省的治所，史籍中不乏元人不吝其词地赞誉杭州商业繁荣的记载。
其三，专业化市场形成与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元代商品经济发展与市镇商业繁荣，极大促进经济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分工。元代市镇多设有商业区，称为“市”。以大都为例，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柴草市、段子市、皮帽市、菜市、帽子市、鹁鸽市、鹅鸭市、珠子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车市、猪市、沙剌市、柴炭市、煤市、蒸饼市、胭粉市、果市、铁器市等。元代商业行会组织的逐渐完善，亦凸显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史籍中虽未明言元代社会存在多少类商业组织，但元杂剧中已笼统出现“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等说法。
其四，海外贸易兴盛，港口市镇发展繁荣。在元代，来自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及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地的商队络绎不绝。以泉州港为例，元儒吴澄曾言，“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岛夷志略》载，当时于泉州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99个，经由泉州港销往海外诸国的商品种类多达百余种。《大德南海志》载，大德年间在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146个。上海在唐时称华亭，仅是人烟稀少的村落；宋时上海设市舶提举司和榷货场，称上海镇；至元代，上海随着海外贸易而渐趋崛起，至元二十七年正式建县属松江府，“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开放包容的对外经济政策推动元代海外贸易兴盛，使港口市镇发展繁荣。图为时卫平创作的油画《元代泉州港》，展现了元代泉州港各国客商云集的繁盛景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引发经济社会矛盾
元朝的重商政策虽然促进了商业经济繁荣，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由此引发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首先，斡脱商业盛行加剧社会分化与矛盾。斡脱商人是指“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元代的斡脱商业给商业经济正常发展带来诸多弊端。斡脱商人经营高利贷，即取借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其高额利润吸引皇室、贵族、僧侣、官吏、军官等参与其中，元廷甚至专门设立经营高利贷的机构，如斡脱总管府与泉府司等，经营皇太子、皇太后、诸王等位下的高利贷和商业。元代高利贷活动猖獗加剧社会分化与矛盾，欠债者往往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以至于沦为放贷者的奴仆，如“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元杂剧《玉清庵错送鸳鸯被》《感天动地窦娥冤》《风雨像生货郎旦》等作品，对于斡脱商业盛行激化的社会矛盾亦多有写照。
其次，权贵群体经商，扰乱市场秩序。元朝对权贵经商不加禁止，仅要求他们“买卖出纳商税”。元代权贵群体经常凭借权势获利颇丰，阿合马等通过经商“以网罗天下大利”；元末权臣伯颜之弟虽历任要职，却“置榻坊，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元代僧道等群体也从事商业活动，且规模庞大，他们凭借特权“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元廷虽要求经商的特权群体“赴务纳税”，并多次颁布诏书勒令他们缴纳商税，“敕上都诸寺、权豪商贩货物，并输税课”，却未得较好落实，导致官府商税收入多有亏损。元代大商人多集商人、官员与高利贷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且官商勾结，如“随路迁转到任官员，多与部内权豪富强之家交结婚姻，继拜亲戚，通家往来，因此挟势欺压贫弱”。特权群体经商排挤民间商人，“以网大利，有司莫敢忤”，他们挟势强买强卖，导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有论者认为元代商业是扭曲的繁荣，商人经商只有亦官亦商、官商一体才会占优势，此说不无道理。
再次，海外贸易存在诸多问题。元廷虽鼓励开展海外贸易，但自官本船制度确立以来，便试图垄断海外贸易，与民争利。元廷多次颁布海禁诏令排斥私人下海经商。元代朝贡贸易多秉承“厚往薄来”的原则，导致“劳民负荷，铺马多死”。元代市舶司官吏贪腐成风，舶政败坏，海商颇受其害，如广东、泉州等处市舶司“吏胥恣为奸利，凡舶货择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积久不售”。此外，元代海外贸易利润较高，皇室、官僚、僧道等特权群体多参与经营海外贸易，严重挤压中小海商的生存空间，有人因此沦为破产者甚至海盗。有元人言，“始则海运之夫，蕃船之商，终则因海运蕃船而为盗”。可以说，此举是导致元末海运航道屡遭侵扰乃至最终断绝的重要因素。
最后，倾斜性政策引发区域关系对立。元廷将岭北行省视为“太祖肇基之地”，大力扶持漠北地区的商业发展，采取免税、降税等举措吸引外地商旅来此经商，如至元二十年“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漠北地区成为元人称赞的殷实之地，“自金山、青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煦，咸安乐富庶”。以上都、中都、和林、全宁等为中心的草原市镇迅速兴起，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上都商品交易额曾位列全国第七位。然而，漠北商业繁荣是政治的衍生物，缺乏内生动力，并不符合经济规律。此外，元朝定都大都，极为依赖江南物资转输，“国家经费独仰于东南”。倾斜性重商政策难免导致区域关系对立，元人虞集曾谏言，“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竭民力以航不测”；江南士人吴师道亦不满曰：“今都城之民类，皆不耕不蚕而衣食者，不惟惰游而已，作奸抵禁实多有之，而又一切仰县官转漕之粟，名为平粜，实则济之。夫其疲民力……顾以养此无赖之民。”元末韩山童起义的口号便是“贫极江南，富称塞北”，江南民众因“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元末，当政治中心失去江南物资供给后，不免面临经济失调与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至正十九年（1359年）甚至出现“京师大饥”，饿殍遍地的境况。
元朝结束了长达几百年诸政权并立、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合九州内外为一家，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诸多可能性。元朝奉行的重商观念及其推行的重商政策，更为元代商业经济的勃兴与繁盛，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制度保障。然而，在开放、鼓励商业活动的同时，元廷为维护蒙元勋贵等特权群体的利益，放纵权贵垄断市场、搜刮民财，反而破坏经济有序运行和社会稳定，以致危及其统治根基。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6期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