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刻认识、用好用足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是在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缓解经济外生冲击和增强经济内生增长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表现出消费市场规模巨大、成长性强和结构丰富的典型特征。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具体包括：通过降低冗余风险、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和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形成的安全保障优势；通过缓解外部冲击、平滑需求波动和促进精准调控形成的稳定发展优势；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社会分工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增加创新收益、摊薄研发成本和强化技术外溢形成的技术创新优势；通过加速技术迭代、保护幼稚产业和重构全球价值链形成的本地市场优势。然而，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县乡消费潜力尚待挖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和消费引领作用偏弱等问题，制约了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向经济发展效益的转化。中国需要做实收入增长支撑、完善供需适配体系、释放县乡消费潜力、创新消费预期管理和培育全球性消费枢纽，从而更好地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发展格局下释放县乡消费潜力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2BJY044)；浙江省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消费环境对扩大消费的保障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2025ZDPY04)。
作者简介：桂河清（1976- ），男，江西抚州人，博士，聊城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消费经济、农村经济研究，E-mail：guiheqing@126.com（山东 聊城 252059）；孙豪（通讯作者）（1989- ），男，山东菏泽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消费经济、综合评价研究，E-mail：shsun@zjgsu.edu.cn（浙江 杭州 310018）；武优勐（1991-），男，安徽亳州人，博士，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消费经济研究，E-mail：wuym@ahut.edu.cn（安徽 马鞍山 243032）。
关键词：超大规模市场/ 需求优势/ 消费需求/ 技术进步/ 全球价值链
原文出处：《财经问题研究》(大连)2025年第8期 第100-115页
一、问题的提出
准确把握、充分利用国家经济发展优势，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市场红利和人口红利等，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和经济条件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重新深刻认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以缓解经济外生冲击和增强经济内生增长稳定性，这要求中国深刻认识、用好用足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
考察中国问题，绕不开对规模问题的理解和认识[1]。市场规模是影响投资和生产活动的重要因素[2]。大国可以依赖国内大循环，通过国内需求和供给循环带动外部循环[3]。经济超大规模性主要指经济体基于超大规模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形成的叠加耦合效应，以及在运行效率、产业构成、空间格局、动态演化和全球影响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特性总和[4]。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主要表现在现实需求和潜力大、生产和供给能力强、供需互动促进创新等方面[5]。培育强大国内市场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优势和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6]。超大规模市场是一种战略资源，既要充分发挥其在满足多样化需求和促进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又要规避本土企业陷入“精神懈怠”[7]。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有哪些典型特征？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用好用足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准确回应上述关于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问题。超大规模市场包括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两个维度。相应地，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包括消费市场的需求优势和投资市场的需求优势，二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鉴于中国长期存在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议题聚焦于由消费市场形成的超大规模需求优势。相对于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主要指由消费需求引致的优势。因此，本文从消费视角详细分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典型特征和需求优势，讨论如何用好用足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消费市场规模巨大、成长性强和结构丰富等方面详细阐释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典型特征。第二，本文从安全保障、稳定发展、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和本地市场等方面，论证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第三，本文从做实收入增长支撑、完善供需适配体系、释放县乡消费潜力、创新消费预期管理和培育全球性消费枢纽等方面分析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路径。
二、文献述评
西方学者较早认识到市场规模与发展优势之间的密切联系。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范围假说认为，大规模市场有利于提升分工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并促进经济发展；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的国家生产力理论论述了大规模市场对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市场规模扩张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中间投入品共享效应和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产生规模经济；杨格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深化了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将企业内分工拓展至企业间分工，认为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相互影响。总之，早期西方学者认识到，市场规模是影响投资和生产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8]。但是，早期西方学者对市场规模的关注大多从属于其研究主题，在这一阶段，市场规模优势尚未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并长期保持这一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依靠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等特征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大国市场的发展优势，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与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市场需求是引致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基础[9]。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针对大规模市场的创新可能产生更高的收益。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大国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动机[10]。中国的应用市场优势是推动工业机器人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并形成两种较为典型的升级模式[11]。为了验证需求引致创新理论，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李优树和唐家愉[12]基于2007-2021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数据进行研究，认为本土市场需求规模扩张为本土企业提供了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机会，有利于本土企业通过前向或后向一体化完成中间品国产替代；Piva和Vivarelli[13]基于意大利216家企业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市场销售对企业研发活动有正向影响；韦志文和冯帆[14]基于2001-2016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数据，测度了本土市场规模和创新效率，分析了制造业行业“需求引致创新”功能的发挥及实现机制；孔令文等[15]基于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市场需求规模较高时，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也较活跃；Armand和Mend[16]基于2004-2013年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大萧条时期总需求降低会导致企业创新活动减少，这一结果反向验证了需求引致创新理论。
二是市场规模与集聚效应理论。Romer[17]将规模报酬递增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在增长模型中引入线性知识生产函数，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体的知识存量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知识存量与经济增长越快。如果假定知识存量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即假定发现新知识越来越困难)，经济体人均收入增长率是人口规模增长率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递增程度的函数，人口规模增长结合知识的非竞争性会促进经济体人均收入不断提高[18]。陈琦和欧阳峣[19]基于2000-2020年24个大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市场规模与创新要素集聚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两者对后发大国和发达大国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具有混合协同效应。由于产品种类是人口规模的递增函数，产品质量则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而提高，因而大规模市场固有的人口规模优势促使经济体产生正向外溢效应。大规模市场的集聚效应主要来自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性[20]，具体包括产业内部的集聚和不同产业的集聚两个方面。随着企业集聚程度提高，企业间竞争加剧，低生产率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而高生产率企业倾向于集聚以获得更多市场，因而企业集聚将提升大规模市场的生产效率。
三是市场规模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Krugman[21]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认为，如果两国居民的需求显著不同，各国都会专注于拥有较大本地市场的行业并成为该行业产品的净出口国。为了检验大规模市场的本地市场效应，学者们从多个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Okubo[22]在一部门模型、两部门模型和多部门模型框架下将异质性企业纳入比较优势模型，研究发现贸易模式源于比较优势，工资率与市场规模呈比例变化，大规模市场具有较高名义工资，这从工资层面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张昊[23]验证了价值链分工情形下“本土市场效应”的国内表现，即企业在靠近消费市场的地区布局生产活动以获得规模经济，通过深化分工提升商品品质，结果将出现最终商品和中间品由消费发达地区流向其他地区的现象；蒋为等[24]从本地市场效应角度，验证了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扩张的方言壁垒及其出口效应，认为方言形成的壁垒限制了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发挥；任保全等[25]基于2016-2021年中国半导体产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半导体产业以内循环牵引外循环的本土市场效应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围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已取得丰富成果，在理论框架构建、作用机制分析等方面为本文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些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现有研究聚焦于已然崛起的发达国家，对处于稳步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等国家缺乏系统性、动态化的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在结合新兴经济体的特殊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特征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充分解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形成逻辑和演变规律。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弱化。在此背景下，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成为中国缓解经济外生冲击、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依托。深入研究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发挥机制，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提供有益借鉴。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典型特征、需求优势，以及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现实挑战和路径选择，旨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理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三、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典型特征
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是形成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基础。因此，在分析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之前，需深入刻画消费市场的核心特征。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体系涵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前者是企业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或销售产品、满足其直接需求的活动场所；后者是以自有资源作为交换对象、服务于企业生产需求的市场形态。从互动关系来看，要素市场为经济活动提供原始资源，而产品市场则利用这些资源生产产品，并提供给最终消费者，形成“要素供给—生产转化—需求实现”的循环链条。要素市场是产品市场的基础支撑，产品市场是要素市场的价值延伸，两者共同维系国民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消费视角下开展研究，聚焦于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依托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收入增长，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构建，中国已形成具有显著规模效应的消费市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形成于经济自身的资源禀赋或基本属性。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深深植根于其自身蕴含的若干典型特征。因此，分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前提是详细解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典型特征。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的核心载体，与中国超大规模产品市场相匹配的消费市场呈现三大典型特征，即规模巨大、成长性强和结构丰富。
(一)消费市场规模巨大
其一，人口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14亿多人口，其中4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消费潜力巨大。2018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相当于欧盟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总和、美国全国总人口[26]。消费需求是人的需求，巨大的人口规模蕴含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尽管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仍然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为3 648美元，远低于美国的26 760美元。当前，中国处于高收入国家门槛边缘，随着居民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将展现出更大的消费市场规模。
其二，需求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从而形成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家庭和非营利组织的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为统计口径，本文整理得到全球主要消费市场情况表，①该表主要包括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消费支出及其占全球消费市场规模的比重。2022年，全球消费市场规模约为56.24万亿美元，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位列全球第一位至第四位，占全球消费市场规模的比重分别为31.46%、11.89%、4.21%和3.71%。当前，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尽管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但依然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居民消费率提高和消费潜力释放，中国将形成更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
其三，进口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消费需求既源于国内产品的消费市场，又源于国际产品的消费市场。中国始终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坚持让世界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进口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24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4.38万亿美元，占全球商品出口总额的18.4%，稳居全球第一位，中国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二大进口贸易国地位。中国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进口不仅显著促进了贸易伙伴GDP总量的增长，还显著促进了贸易伙伴人均GDP的增长。可见，中国进口对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消费市场成长性强
其一，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增长迅速。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提高和消费市场规模增长。1978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为715.08亿美元，全球消费市场规模约为5.08万亿美元，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占全球消费市场规模的1.41%。2022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为6.69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市场规模的比重已经提高至11.90%。从消费市场规模增速来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12-2021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速达到7.89%，远高于日本(-0.51%)、德国(0.74%)、英国(1.26%)和法国(0.69%)等国家。从全球市场份额来看，2010-2022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占全球消费市场规模的比重从5.50%提高至11.90%，增幅达***0个百分点，成为同期市场份额增加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从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上升至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从全球市场份额变动来看，2010-2022年，中国、美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市场份额提高，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的市场份额降低。随着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和一系列促进消费政策的出台，中国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态势将继续保持。
其二，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中国人均GDP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但居民消费水平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巨大提高空间。从横向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率仍有较大提高空间，消费市场蕴含巨大增长潜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起飞阶段迈入成熟阶段，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消费规模也将持续扩大。从消费结构升级空间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其中城镇为28.8%，农村为32.3%，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升级空间。孙豪等[27]认为，如果将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与理想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作为中国居民消费潜力，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潜力约为17.2万亿元，占GDP的14.3%、居民消费总额的38.2%。中国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有待挖掘。孙豪等[28]基于2016-2019年数据测算中国释放流动人口消费需求潜力的影响效果，认为流动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规模约为6 319亿元。杨继生和黎娇龙[29]认为，中国消费市场供需结构错配使居民实际消费比潜在消费平均低约20%，即在供需基本匹配的条件下，中国居民消费潜力至少有约20%的提升空间。上述结论均表明，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三)消费市场结构丰富
其一，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差异。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具有产品体系完整、消费层次丰富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等特征。以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和年龄差异为主导的多元化居民消费，以及覆盖交通、通信、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综合政府消费，共同构建完整的中国消费市场需求体系。中国拥有人口众多的低收入群体、富有增长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和规模庞大的高收入群体，形成了丰富性、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随着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新生代消费群体扩大，发展型、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消费需求在结构升级中扩容提质。
其二，消费业态的结构性差异。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中国的消费业态更加丰富，线上消费、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社群消费和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各类业态交叠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丰富的消费业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7.1万亿元，其中全国网上零售额15.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0%；全国网上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2.7%。
其三，需求层次的结构性差异。整体上，中国居民消费已经从注重数量的满足转向追求品质的提升，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30]，城镇居民越来越重视发展型、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改革开放以来，体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从1978年的63.9%下降至2024年的29.8%。根据联合国恩格尔系数与生活水平的对应关系，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处于“富裕”标准。在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变迁的同时，其存在需求层次丰富的结构性差异和群体需求差异，以及掩盖在消费升级之下的局部分化问题[31-32]。
四、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了多样化、梯度化的巨大需求，保障了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企业提供了成长空间，也为企业创新摊薄研发成本提供了有效支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基于大规模市场等相关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本文主要从安全保障、稳定发展、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和本地市场等方面阐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及形成机理，具体如表1所示。
(一)安全保障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空间的战略纵深重构国家经济安全，形成风险缓冲、技术反制和供应链弹性等防御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有效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能够提高抵御外部经济波动和危机冲击的能力。例如，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时，中国扩大内需战略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国内消费市场对冲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是一个宝贵经验。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波动加剧，外部需求不确定性上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作用，支撑企业持续经营发展需求，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33]。
超大规模市场的安全保障优势的形成机理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降低冗余风险。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空间的“海绵效应”降低外部需求波动风险。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结构呈现“金字塔式”分层特征，不同层级需求对风险的敏感度差异显著，因而形成多层级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消费需求的多层级替代效应构筑起风险缓冲屏障，能够化解单一市场风险。另外，中国地理空间的梯度缓冲特征显著，广阔的内陆腹地形成“风险缓冲带”。其次，促进科技自立自强。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还能为本土技术创新提供“试验田”“练兵场”。各类技术突破均可依托内需市场完成从研发、应用再到迭代、升级的闭环路径，形成科技自立自强，从而瓦解部分国家基于“卡脖子”技术对中国进行技术锁定和市场控制的企图。最后，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超大规模市场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主导全球要素配置优化，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高级要素加速集聚。在此基础上，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多中心、网络化分布结构，任何单点断供风险都可借助市场规模迅速催生出替代方案以完成修复，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动态稳定。
(二)稳定发展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具有更强的内生增长稳定性，可以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引致的跨地区、跨行业冲击的共振，从而强化经济韧性。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信心倍增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超大规模市场的稳定发展优势，本质上是通过内需系统的自组织能力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传导机制。在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外部需求波动直接冲击生产端，而超大规模市场的纵深需求则能强化供需韧性和经济韧性[34]。
超大规模市场的稳定发展优势的形成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缓解外部冲击。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的巨大国内消费需求如同“稳定器”，能够缓解外部需求骤降的冲击。当遭遇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冲击时，企业可依托国内大循环维持生产经营，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削弱外部冲击对经济系统的负面影响[35]。其次，平滑需求波动。消费网络的抗衰退韧性源于需求弹性分化，缺乏弹性的必需品消费具有刚性托底作用，富有弹性的高层级消费扩张则形成对冲，确保在经济波动时期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需求规模。最后，促进精准调控。超大规模市场中数以亿计的消费行为，共同构成实时动态的经济运行“监测仪表盘”，使政策干预能够参考需求变化动态调整。经济发展在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中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向反馈机制，经济系统能够缓解外部冲击，最终实现相对平滑的增长。
(三)规模经济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通过市场规模空间重构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分工网络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具有消费者众多、消费力强大的特点，可以形成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规模经济，促进产业间资源配置优化，为区域分工、产业分工和劳动分工奠定基础，从而将消费规模效应转化为规模经济优势[36]。超大规模市场对新兴产业发展尤为重要，市场规模不仅为企业生产提供需求保障，还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力提升。此外，超大规模市场引致新消费需求，通过消费结构升级牵引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的形成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优化要素配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当市场容量突破地理边界和产业阈值时，将催生区域分工的空间重构。以中国为例，东部沿海产业与中西部资源腹地形成要素互补结构，从而促使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专业化生产的持久动力。其次，促进社会分工。在产业分工加速深化的过程中，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促进产品生产专业化，每个细分生产节点进一步形成独立的技术演进路线，从而提升产业链效率。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产业分工进一步推动劳动分工细化。超大规模市场创造的差异化岗位需求倒逼人力资本积累从通用技能向专用能力转型，使劳动力和资本在细分领域深度适配，并催生新型生产要素组合。最后，提升企业竞争力。区域分工、产业分工和劳动分工机制在供给端通过专业化发展形成技术壁垒，在需求端依托消费市场规模摊薄研发成本，最终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
(四)技术创新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引致与成本分摊的协同作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降低研发不确定性，强化技术外溢，形成技术创新优势。超大规模市场拥有众多差异化需求，不仅可以为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足够大的市场应用空间，还可以为重大技术革新提供大规模需求信息，为企业提供多维度技术验证场景，使任何细分领域的创新都能迅速找到规模化应用空间，有助于摊薄研发成本，形成技术创新的低成本优势、比较优势和大市场优势[37]。超大规模市场有助于发挥“大船好挡浪”的作用，使企业市场需求更加稳定，降低预期不确定性，从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
超大规模市场的技术创新优势的形成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增加创新收益、摊薄研发成本。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超大规模市场的庞大消费基数和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价值实现空间[38]。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出的新产品、新工艺能够在大规模市场中迅速扩散，使研发投入通过规模化生产和销售快速收回。其次，强化技术外溢。科技创新和技术迭代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超大规模市场使技术创新拥有充足的技术要素重组空间，从而加速技术外溢和知识扩散，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需求端的超大规模消费需求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本土创新和市场扩散创造技术创新价值。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使处于同一行业的上下游关联企业形成专业化集聚，深化创新价值链分工，提升信息搜集、筛选、转换和传播的效率，促使行业内企业共享专有技术和专业化知识，实现创新价值链各环节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形成需求引致型技术需要，促使不同行业的企业集中布局，形成知识外溢和技术互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五)本地市场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通过需求体系在本地市场自主演化重构全球价值链的生成逻辑，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形成需求牵引、要素配置和产业升级的本地市场优势。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认为，超大规模市场可以通过集聚效应增加本地多样化消费机会、降低消费品成本和提高本地实际工资水平，通过累积因果循环机制促进劳动力流入，从而形成本地市场优势。一般认为，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企业能够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更大的消费群体需求，形成规模经济。本地市场规模越大，经济内部的要素集聚程度更高、资源配置效率更优，从而形成需求激励和本地市场优势[39]。
超大规模市场的本地市场优势的形成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加速技术迭代。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基于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差异和消费代际更迭等因素形成多样化、梯度化的需求。这种需求特征使企业能够在本地市场内部完成从低端产品验证到高端技术迭代的全周期创新实验，从而在本地市场内部完成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40]。超大规模市场允许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要素配置，促使资本、技术、人才和数据等要素在空间维度形成虹吸效应或扩散效应，促进产业转移和要素跨区域配置，从而在本地市场内部塑造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其次，保护幼稚产业。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本地市场凭借庞大的需求基数和即时反馈机制，为本土幼稚产业提供了关键成长空间。一方面，本地市场需求能够支撑企业初期规模化生产，促使企业降低单位成本，实现从“学习曲线”到规模经济的跨越。另一方面，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反馈促使企业及时调整产品设计与生产工艺，加速产业形态的适应性重塑。最后，重构全球价值链。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当消费者市场需求的选择权转化为产业标准制定权时，本地市场便从被动的国际分工参与者跃升为主动的全球价值链决策者，推动市场规模与产业链价值链耦合，从而促使本地市场优势形成产业竞争力，重塑全球价值链秩序。
五、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现实挑战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与14亿多人口规模蕴含的经济效能相比，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具有尚待挖掘的巨大潜力。鉴于本文聚焦的超大规模市场特指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或销售产品、满足其直接需求的消费市场，本部分将从居民消费层面阐述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包括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县乡消费潜力尚待挖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和消费引领作用偏弱等方面，涵盖影响居民消费的经济、制度等因素，涉及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三个居民消费核心要素。
(一)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
收入是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西方经典消费函数理论，如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预防性储蓄消费理论等均认为提高收入水平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起到决定性作用。可见，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当前，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和收入差距较大是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桎梏。
其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高，导致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最高的工资性收入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23年，中国城镇私营和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5 695元和10 058元。从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就业人口总量近80%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仅为人均GDP的7***8%。基于联合国ILO数据库，本文整理得到2022年部分国家雇员年平均工资和人均GDP数据。②中国不仅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也低于人均GDP比中国稍高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还低于人均GDP比中国稍低的泰国、南非和印度等国家。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适配，大多数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偏低。
其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宏观收入分配政策与“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区域发展策略，这也是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处于0.46左右，收入差距较大。除了整体宏观层面，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也较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23年，除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外，上海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甘肃最低，前者是后者的3.39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39倍。在行业收入差距方面，2023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20 698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最高，达到231 810元，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最低，仅为58 094元。收入差距会显著抑制居民消费，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因此，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需要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二)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
平衡供需关系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关键举措之一[41]。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品质消费供给不足是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的主要表现。
其一，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增长[42]，部分领域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成为制约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重要障碍。在民生领域，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居家社区养老作为传统家庭养老的有效延伸现已成为老年人主流的养老方式之一。但是，大多数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入不敷出、经营困难，其主要原因是供需结构性失衡[4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在医疗保健领域，2023年，中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为2 460元，仅占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的9.18%。另外，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2030年，中国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应达到4.7人，目前尚有超过130万护士缺口。扩大居民医疗保健消费需求是挖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需求潜力的重点领域之一，但该领域存在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不利于将居民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
其二，品质消费供给不足。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低端消费供给过剩与品质消费供给不足共存。然而，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居民家庭财富持续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23年，中国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36.9895万亿元。中国超过14亿的人口规模拥有众多消费能力较强的中高收入家庭，他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促进其消费结构逐步优化升级，创造庞大的品质消费市场，但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阻碍了居民品质消费潜力的释放。以生活服务业为例，随着城镇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家政服务市场持续扩大，但家政供给缺口较大。2023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达到11 641亿元，从业人员数量约为3 000万人，但与超过5 000万人的市场实际需求相比，市场供给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44]。
(三)县乡消费潜力尚待挖掘
2022年，中国县乡常住人口规模约为9.21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65.23%，县乡消费潜力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4年一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0 327亿元，其中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0.1%。中国县乡消费潜力尚待挖掘，但释放县乡消费潜力面临多方面挑战。
其一，县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县乡居民收入结构单一，消费能力亟须提升。农村人口占县乡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城镇居民的41.86%，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55.09%。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较大提高空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或与农业相关的产业，2018年，中国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0%[45]；2000年，日本农民的总收入却有超过80%来自非农收入[46]。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与欧盟差距明显(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因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是挖掘县乡消费潜力的重点。
其二，县乡商业体系尚需完善。补齐县乡商业体系短板，既能够丰富县乡消费场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又能够提供消费资源，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当前，中国众多县域商业网络设施不健全，县城的前置仓、物流仓储等商业基础设施不能有效服务农村市场，商业辐射能力较弱。乡镇地区缺乏功能齐全的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和集贸市场等，无法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以及打造商业集聚区。物流费用偏高和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造成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不畅，农产品品牌发展滞后和整体供给质量不高导致产品销售困难或价格偏低。
其三，县乡消费市场监管仍需加强。严格市场监管，倡导诚信、公平交易，有助于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与消费意愿。县乡市场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点多面广，再加上部分居民(如留守老人)的文化水平偏低，信息获取能力和渠道有限，更容易发生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市场监管难度较大。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3年发布的《2022年农村消费环境与相关问题调查报告》，44.5%的被调查农村消费者最近一年内买到过假冒伪劣产品或“三无”产品。县乡消费市场监管既要加强教育宣传力度和健全消费维权网络，又要严厉打击扰乱市场交易秩序的违法经营行为。
(四)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从社会保障广度来看，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从社会保障深度来看，无论是总体水平，还是就业、医疗等重点民生领域，中国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为应对各种风险，居民倾向于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从而挤压当期消费，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风险厌恶型消费者为预防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进行储蓄。因此，在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的条件下，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顾虑较大，导致储蓄倾向较强，抑制居民消费增长[47-48]。
其一，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偏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且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基于国际比较视角，中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适配。以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2022年，中国仅为7.92%。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本文整理得到2022年部分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③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也低于部分中低收入国家。
其二，就业、医疗保障水平偏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2023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1 074万人，但仅有730万名失业人员领取了失业保险金。如果将未登记失业人员也考虑在内，则中国的失业保障水平更低。在医疗保障方面，2023年，中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27.3%，该比重显著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目标(15%)，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亦存在较大差距。此外，中国对居民慢性病和重特大疾病的保障程度也偏低，部分脱贫家庭存在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五)消费引领作用偏弱
消费的引领作用既包括重点城市消费市场的引领，又包括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基于国际比较视角，中国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消费引领作用均有待加强。
其一，重点城市消费市场的引领作用偏弱。2021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名单，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座城市入围。其中，北京定位于率先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但与纽约、伦敦和巴黎等城市相比，北京目前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知名度稍低。根据《北京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北京接待入境游客达到394.2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49.1亿美元，但入境游客仅占当年游客总量的1.1%，旅游外汇收入约占旅游总收入的5.2%。根据纽约市旅游与会展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纽约的国际游客数量达到1 080万人次，约占当年游客总量的17.45%；旅游业为纽约带来了740亿美元的经济影响，国际游客提供了近一半的游客消费。北京在接待入境游客数量及实现旅游外汇收入方面与世界知名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尚有一定的差距。可见，中国重点城市消费市场的引领作用偏弱。
其二，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偏弱。中国三大需求中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最高且最为稳定，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稳定性、基础性作用[49]。然而，与发达国家、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和周边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仍需加强。在居民消费率方面，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约20个百分点的差距，与巴西、俄罗斯等经济发展程度相似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亦存在较大差距，也低于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同处于亚洲或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
六、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路径
尽管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但消费需求偏弱和居民消费率偏低等仍是制约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发挥的重要因素。基于消费视角，本文对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研究表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超大规模市场会自动形成安全保障优势、稳定发展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技术创新优势和本地市场优势等。用好用足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最关键的是提振消费，改善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需求结构问题。基于中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现实挑战，更好地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需要从做实收入增长支撑、完善供需适配体系、释放县乡消费潜力、创新消费预期管理和培育全球性消费枢纽等五个方面综合施策，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路径如表4所示。
(一)做实收入增长支撑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优势的基础。在收入维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重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即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政策设计应聚焦初次分配强化劳动报酬、再分配精准调节收入差距和部门收入结构向居民端倾斜三大主攻方向，形成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分配格局。首先，初次分配强化劳动报酬。建立劳动者报酬与经济增长动态匹配机制，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完善技能提升与薪酬增长挂钩的职业教育体系，重点提高制造业、服务业等一线劳动者的薪酬水平；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创新土地流转收益模式，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用工成本梯度补贴政策，稳定就业岗位，激发市场主体提升员工待遇的内生动力。其次，再分配精准调节收入差距。重点从“提低、扩中、限高”三个方面优化税收调节体系。将资本利得、财产租赁等非劳动性收入纳入累进税制范围，优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机制，重点加大对养老抚幼、继续教育、房租和贷款等民生支出的税收补偿力度；完善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强化对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保障。最后，部门收入结构向居民端倾斜。系统性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通过实施民生工程项目等促进国有资本收益向居民部门转化；严格规范平台企业算法定价机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对中小经营者利润空间的挤压，提升市场主体的收入创造能力。
(二)完善供需适配体系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精准匹配消费升级需求，推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动态耦合。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破解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扩大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信贷支持，缓解流动性约束。首先，建立产业高级化协同推进机制。实施重点产业基础再造与场景牵引相结合的双轮驱动战略，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开展全产业链协同攻关，突破关键共性技术瓶颈，促进制造业与服务化深度融合，推动研发设计、柔性生产与个性化定制深度对接。其次，构建需求导向型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消费需求动态感知实验室，运用大数据构建消费趋势预测模型，动态感知消费需求变动；建设全国统一的产品供需智能匹配平台，通过虚拟仿真技术预测消费需求变化、模拟动态产能布局优化方案，实现生产体系弹性化重构；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从研发到售后的全链条质量追溯机制，倒逼供给侧产品品质升级。再次，增加有效服务供给。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加大文旅、康养和生活服务等业态供给，以消费升级引领服务供给创新，以服务供给的提升来实现服务消费增长，形成服务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循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最后，加大金融对扩大消费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个人及中小企业贷款的投放力度，促进消费金融扩容提质，支持民营经济更快发展以提高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收入，从而提升消费能力。
(三)释放县乡消费潜力
释放县乡消费潜力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支点，需要以促进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构建现代流通基础设施网络、推进县乡消费市场治理体系改革、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和夯实农村“三产”融合等为基本路径，系统性释放县乡下沉市场消费潜力。首先，促进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通过宅基地流转与城镇住房权益挂钩，以及县域产业用地混合开发政策，推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培育特色消费场景与新型消费主体。其次，构建现代流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智慧物流枢纽与新能源配套设施，创建品质消费下乡与农产品上行的双向供应链模式，破解城乡商品流通的非对称性梗阻。再次，推进县乡消费市场治理体系改革。实施跨区域监管互认、消费者权益跨区域协调保障等制度，破除行政性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的县乡消费品质量认证与信用兑换体系，实现城乡消费市场从流通到规则的统一。最后，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和夯实农村“三产”融合。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依据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壮大县乡特色产业，提高县乡居民收入。夯实农村“三产”融合，以农业为支撑，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培育乡村旅游、森林康养和休闲露营等新业态，充分挖掘农业潜在价值，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做实产业兴旺根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
(四)创新消费预期管理
消费预期管理的思路在于，在既定收入条件下，通过增强消费信心、减少后顾之忧、优化消费环境等制度创新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运用宏观政策增强市场主体信心，通过户籍、教育、住房和社保等制度性改革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激活潜在消费需求。首先，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良性循环，增强居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实施就业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探索建立重点行业就业波动预警机制，设立岗位转换培训基金；建立消费维权快速响应平台，实现跨区域消费纠纷在线仲裁与先行赔付，加大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其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加大对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资源供给，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居民消费压力监测；建立多层次养老服务消费支持体系，允许公积金账户资金用于适老化家居改造和智慧康养设备购置。最后，推动消费平权和普惠赋能工程建设。构建城乡消费基础设施标准化体系，开展县域商业流通网络数字化改造专项行动，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促进城乡消费起点公平；推行消费领域算法监管清单制度，提高平台企业算法规则披露的透明度，建立大数据杀熟等行为的联合惩戒机制。
(五)培育全球性消费枢纽
深化制度型开放路径，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国际高标准牵引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利用全球性消费枢纽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首先，打造制度型开放先行区。设立国际消费创新试验区，试点对标国际经贸规则的服务业开放政策，放宽数字产品、医疗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试点生物医药、奢侈品等领域的全球协同研发，加强品质标准检测等环节的监管互认。其次，完善入境消费便利化体系。推动实施国际游客过境免签政策，在重点商圈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示范商区建设；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打造一批国际消费集聚区和入境消费友好商圈。再次，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立全球新品首发地认证制度，对国际品牌首店、首发和首展给予场地租金补贴和知识产权快速登记服务；支持老字号创新发展，设立老字号品牌国际化促进基金，支持本土品牌通过海外并购、联名设计等方式构建全球分销网络；打造集免税购物、保税展示和跨境直购于一体的国际消费商业综合体，建立买全球、卖全球的商业模式，优化对国际采购商实施通关、结算和物流等环节的集成化服务。最后，发挥重点城市消费引领作用。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培育全球性消费枢纽为契机，提升重点城市全球影响力与吸引力，促进消费回流；打造消费时尚风向标，发挥重点城市在消费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注释：
①全球主要消费市场情况表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②2022年部分国家雇员年平均工资和人均GDP数据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③2022年部分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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