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陌生人》（下引该书只标页码）收录了项飙与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六场对话。项飙指出，“你好，陌生人”这个主题，是前几年提出的“附近的消失”议题的延续。“发现附近”“重新看见附近”，是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生活如何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构造出来，又怎样以一个具体的面目呈现。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减少一些焦虑，给自己的生活增加可控感。而“你好，陌生人”这个主题，则提供了一个与周边、附近发生关系的具体操作方法。“它会让你感觉到生命过程中的意义、你自己的意义：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如何联系起来，联系之后又产生什么感知。”（248页）从“附近的消失”，到“你好，陌生人”，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有许多，如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熟悉与疏离、距离感、恐惧、焦虑、安全、责任意识、悬浮感、虚无感等，但笔者觉得，其中隐约有一个贯穿性的核心关切，那就是如何在这个陌生世界或者说抽象社会中寻求和把握具体、真切的生活意义感。对于生活于今天这个抽象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切身的问题，虽然，对于把“附近”作为这种具体的生活意义感的着落点，笔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一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什么是陌生人？项飙援引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经典表述，陌生人就是“今天来了明天不走”的人，并且解释说，所谓“明天不走”，意思是陌生人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中找到了位置，但是在文化上、精神上、生活方式上却无法与当地融为一体。可以看出，齐美尔对于陌生人的描述，还是在“熟人－陌生人”的关系中来展开的，就是说，在当地原本存在一个熟人社会，而后从外部进来了陌生人。而实际上，现代陌生人社会中真正主导的关系，固然不是“熟人－熟人”关系，也不是“熟人－陌生人”关系，而是“陌生人－陌生人”关系。
在作为现代社会主要象征的大都市中，大多数社区中并不存在固有的“本地社会”，大家都是彼此陌生的外来者，只不过有的来得早一点，有的来得晚一点，有的住得久一点，有的不久又搬走了。即使这种状况今天在有些地方还不是完全的现实，至少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趋势。
必须指出，“陌生人－陌生人”关系并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没有关系，而是一种特定形态的关系。在今天这个分工越来越深化精细的“陌生人社会”中，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依赖于那些不知名的陌生人，如同那些陌生人之依赖于我们。不过，与熟人社会不同的是，在陌生人社会中，相互间的依赖通常不是直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市场这些第三方中介；此外，在陌生人之间，相互间的功能依赖以及相应的联系一般是比较单一的，他们只在生活的某一特定方面对对方有功能上的需求和依赖，因而通常也只围绕这一方面与对方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互动，而不像熟人之间，彼此的交往常常是全方位的，至少是多方面的。还有，像齐美尔指出的那样，“人们与陌生人只能共同具有某些比较普遍的品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345页），即任何两个彼此对对方的底细一无所知的陌生人之间，除了共有这些普遍的——也就是和其他陌生人也同样共享的——品质，不存在别的专属于他们的特殊属性或关系。由此，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形态在客观上必然是普遍性的，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那样个别化、特殊型的社会关系形态，在陌生人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间接性、单一性、普遍性，最终使得“陌生人－陌生人”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高度的抽象性，即一方对于另一方来说不是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而存在的，而是作为抽象的、符号化的、概念化的对象而存在，或者说作为非人格化“角色”而存在。进而，即使在发生直接、间接的互动交往时，通常也是一般化、程式化的角色间互动。以“陌生人－陌生人”关系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抽象社会。而当现代社区也基本上呈现为“陌生人－陌生人”关系模式时，就意味着，即使近在咫尺，彼此的关系也是抽象的。
抽象社会造成的一个突出结果，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感受、生命体验也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失去具体感。就像社会或组织的眼中看到的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性的具体独特个人，而只是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特定经济社会职能的承担者，在每一个个人那里，他周围的环境（包括环境中的他人）与他之间，除了功能性（功利性）的关系，也日益失去了其他独特的、只对他而言才存在的社会或心理意义。人们按照既定的程序，按照角色的规范理解他人、把控自己、预期未来。这一方面使人们能够做出适合现代社会运行要求的“适当行为”，并与这个世界、与环境、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给人安全感的距离；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失去了独特的生活感受、生命体验。特别是，无论是取得了成绩还是遭遇了挫折，都再难以像在传统的熟人小共同体中那样，获得他人——这些他人往往与他有着特殊的个人关系——真切可感的赞许、肯定或抚慰。
这种生活情态，项飙用对话者段志鹏的话称之为“透明而不透气”。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透明，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可以预测，但是人和人之间听不到彼此的呼吸，难以打开自己，也不敢打开对方。每个个体都只与由现代技术造就和构成的、贯穿于各个领域、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三方系统直接对应，个人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被需要，也不受鼓励。于是，作为自由个体之间情感共振、思想共享的友情，变得越来越稀缺。
对于宏观社会的这种运行逻辑，绝大多数个体的反应通常首先是顺应，但有时也会寻求突破。对系统运行逻辑的顺应，确保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对现实的适应，在给其以蜗牛壳一般的安全感的同时，还帮助其在系统中获得“成功”，用项飙的话来说，就是获得系统的“认可”。但是，这种“认可”是以“认得”的丧失为代价的。“认可是单向的，是系统对个体的判断，追求认可的个体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而认得是双向的。认得必须通过双向交流来实现；认得给人带来的尊严感……来自交流过程的真诚性。认得的双向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认得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感知别人对我们的认得。”（18—19页）显然，项飙所说的“认得”，也就是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到霍耐特所阐释的基于互为主体关系的“承认”。“认可”是系统对作为客体、作为特定功能承担者的个体之客观量化的“价格”的标定，“认得”或“承认”，是互为主体的个体间彼此对双方之主观的、个人化的“价值”的感受和欣赏。如果说，客体化、价格化、量化是身陷“铁笼子”般的系统的现代个体的宿命，那么，个人化、主体性的“价值”在互为主体的具体个人间关系中的确认，才是个体生命内在的需求，也是其生活意义感的具体真实的源泉。正是对这种具体的生活意义感的内在需求，使得置身于现代抽象社会中的人们常常产生或隐或显的缺憾，不能完全满足于对系统逻辑的顺应，而要寻求突破。
问题是如何突破？哪里才是合适的突破口？项飙提出“重建附近”，“看见最初的五百米”。“看见陌生人”，就是为此寻求答案。在传统的小共同体社会，附近的“最初的五百米”是你最具体最亲切的生活场域，尤其是生活在附近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与你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关系和意义。而你在这个场域中，也能获得非常具体的、有质感的生命体验。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不仅“附近”的场景对你不再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不再进入你注意的视域，而且生活、出没于附近的那些人，也都成了面目模糊甚至不再被看见的陌生人。项飙于是倡议“重建附近”，而“你好，陌生人”这个主题，则提供了一个与附近发生关系的具体操作方法或者说切入口。陌生人在远方，也在附近。那么，就从看见附近的陌生人开始，从与附近的陌生人结识、交往开始，通过将那些原先模糊、抽象的陌生人清晰化、具体化，来重建附近这个具体的生活场域，以对抗生活在抽象、陌生的世界中的虚浮感，找回生活的具体感、真实感。
二
项飙的倡议已得到不少人的呼应和共鸣。这些呼应与共鸣无疑显示了倡议所具有的价值。生活在当今这个陌生、抽象的社会中，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太缺乏从而也太渴求具体、真切、可感的生活意义了，项飙的倡议准确地把到了这一社会心理脉象，回应了这种渴求。就像微信公号“社会学理论大缸”的主持人孙宇凡在二〇二五年七月八日的专题“项飙的‘附近’：九位女性主义学者如何批判和超越？”中说的那样：“我们之所以喜欢‘附近’，或许因为它戳中了我们的集体困境：我们受够了抽象的宏大叙事，受够了原子化的孤独生活；我们怀揣着对‘远方’的向往，成为大城市学习工作的‘移民’，却在这里遭遇内卷、竞争和疲惫。所以，我们需要想象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不一样的世界。‘附近’，似乎提供了一种安慰与解放。”
“附近”的概念“戳中了我们的集体困境”，这应该没有疑义，而且，这“戳中”本身，即体现了这个概念的价值。但进一步说，“附近”，或者说，从看见、结识附近的陌生人开始，重建附近这个具体的生活场域，是不是纾解这一“集体困境”的一个恰当的、切实可行的切入口，是不是可以为生活于这个陌生、抽象社会的芸芸众生提供一种真切的“安慰与解放”？孙宇凡在此用了“似乎”两字，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其疑惑。而笔者则在本文一开头即说，对于把“附近”作为在这个抽象社会中重获具体真切的生活意义感的着落点并不完全认同。
“重建附近”，就像“看见最初的五百米”的“五百米”所提示的，实际上预设了空间距离上的靠近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这在传统社会中自然是没有问题的。由于交通、通信以及市场等的不发达，传统上那些封闭社区都存在着“不易接近性”（inaccessibility）问题，由于与外界联系的困难和稀少，人们几乎完全依靠从内部、从附近获得的服务和帮助来满足需要。因此，空间距离上的靠近即“附近”，特别是与自己居处相近的居民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质言之，之所以“远亲不如近邻”，实是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美国社会学者菲雪尔（C.S.Fisher）曾指出，空间距离上的居处相近也即“附近”，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三方面：一是“功能必要性”，即人们的需求要仰仗居住于同一地方的人们的行动来满足；二是居住于同一地方的人们除了居处相近之外，互相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关系，如亲戚关系、同事关系、同族关系等；三是与外界联系的困难。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虽然不能说完全消失了，但无疑都大大弱化了，而且势将进一步弱化。今天，我们太容易——而且会越来越容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并从外部世界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了，相应地，“附近”在居民生活中也就越来越无足轻重。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已经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它们所处的特殊的地域“情境”中提取了出来。用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rtin"Albrow）的话来说，今天，曾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原则的地域性已是明日黄花，如今的社会生活已经完全非领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空间距离上靠近的“附近”，已经不是个人生活的“切身环境”，而构成其“切身环境”的那些因素，则通常并不在“附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一年版，246—252页）。
既然“附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人们生活的“切身环境”，那么，普通人也就不会像注意、关心自己的切身环境那样去注意、关心附近；附近的陌生人和远方的陌生人，都是一样的陌生人。当然，这不是否定即使在今天也存在于附近的一些因素，比如附近的理发店、洗衣房、健身馆等及其经营者对于个体来说可能还有特殊的意义，更不是反对人们去注意、关心“附近”，而只是在客观事实的意义上指出，随着空间距离上的“附近”对于人们生活之意义的降低，人们对于附近，无论是对于附近的物还是附近的人的关注、关心必然随之降低，要在普遍的意义上“重建附近”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确实，如上所述，项飙的倡议获得了不少人的呼应，但这“不少人”和生活于今日社会中的芸芸众生比起来，可能连凤毛麟角都算不上。而且，即使对那些呼应者来说，其表现更多的是在参与一种特定的，当然也是有意义、有意思的活动，而不是生活的日常。项飙曾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木匠，把一些废弃的椅子捡来修好，再把修好的椅子的形象发到朋友圈里，简短地说明椅子是哪里捡的，做了什么修复，然后问：“谁愿意领养这把椅子？”最后在回应的人中，他觉得谁最有缘，就把这把椅子送给谁，还会做一个“领养证明”。项飙说，这个修复、赠送、领养椅子的过程，就是一个与陌生人建立具体关系的“把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觉到生命过程中非常具体的意义，会让你感到温暖，感到有希望和动力。而笔者想说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假如你是一个木匠，那么，帮助邻里修理一下椅子、柜子之类“家伙什”乃是生活中的日常，但是在这里，这个修复、赠送、领养椅子的过程显然更像一种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表意性行为，行为艺术固然可以表达内心的需要吁请，也能引发一些人的共鸣，但是在这种吁请、共鸣与普通人普遍的行为实践之间，有着一条在笔者看来几乎不可能跨越的沟壑。
总之，在笔者看来，“附近”也许可以作为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等专业人士的“方法”，通过看见“附近”，“看见最初的五百米”而看见远方，看见世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当“附近”在其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失去传统上所具有的意义，那么，要在其日常生活中“重建附近”也就越来越不可能。假如“重建附近”并非纾解缺乏具体、真切、可感的生活意义这一“集体困境”的恰当而切实可行的切入口，那么，恰当可行的切入口又在哪里？笔者愿意斗胆提出一个设想，那就是重视并挖掘各种“友情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透明而不透气”的世界中，我们需要“透气”；我们需要系统的认可，更从内心深处渴望“认得”或“承认”。承认依赖于他人，从承认中获得的自我意义感依赖于他人对我们行动的反应与回馈。反应与回馈越直接、具体，这种意义感就越明确、真实。而“友情共同体”，即基于价值、追求或者趣味基本一致的精神性共同体，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说的那种由“友谊”（Freundschäft）关系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则是个体获得这种直接、具体的反应和回馈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所在。不同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友情关系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由它联系起来的伙伴，通过一条精神的纽带结合到一起，并从事共同的事业。显然，在今天，那些自由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志愿社团，应该就属于这种“友情共同体”。
对于个体获得直接、具体的反应和回馈，进而获得真切、具体的生活意义感而言，“友情共同体”的特征或者说优点在于：第一，它们是基于价值、追求、趣味之认同或一致的精神契合，因此，个体之间对于相互敞开会较少顾虑和防备；第二，在今天这个价值多元的、陌生化的世界中，这种精神性共同体的范围或规模只能是有限的、小的，因而伙伴之间能够有比较直接且充分的互动和交往，也需要由这种交往和互动来维系，因而彼此能给予对方比较直接的、具体的反应和回馈；第三，它们又不同于滕尼斯所说的传统的亲属共同体、邻里共同体，它是自由选择而结合的，可以自觉地、有意识地建构，当然，个体也可以自由地退出，因而，也就没有亲属共同体、邻里共同体有时可能给人的压迫感；第四，在人们的生命中，它们是现实存在的，并且是在其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的（这只要看看我们微信中的各种“群”就知道，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群”都称得上“友情共同体”），因而不需要我们用特定的“技巧”、寻找具体的“把手”去刻意地营造，而只需稍稍更自觉地去发掘它们对于我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第五，友情共同体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点，它的联系纽带是价值、追求、趣味之认同或一致，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空间距离上的靠近，因此，它可以是地域性的，但在通信、交往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可以是“脱域”的。
“上帝”死了，今天的我们只能在此岸的现实社会中去寻求自己存在之意义和价值的蛛丝马迹。但是，在价值殊异、众声喧哗的大世界中，作为普通人，我们的任何言行都如同石沉大海，听不到、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实质性的回响。“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48页），也唯有在这种精神契合的小团体即“友情共同体”中，我们才有可能寻觅到一点存在的具体价值感、意义感，至少比并不切身的“附近”更能成为具体意义感的泉源。在这里，在以精神的契合为纽带而形成的互为主体的关系中，任何对个体言行的由衷的赞赏或真诚的批评，都可以使我们在“我看人看我”的反身性过程中，获得某种超越于吃喝拉撒这些纯粹生物性需求之满足的真正属人的意义感。
（《你好，陌生人》，项飙等著，中信出版集团二〇二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