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以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间发表于《琉球》（琉球馆出版）的连载论文《京都大学与日本帝国主义》为基础，重新编纂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文章。自去年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社会再次出现了对军国主义复兴的批评声浪。回顾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学术研究者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以“学术”的名义为日本帝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提供理论正当性，更以研究成果为侵略方向提供政策建议。京都大学的研究者们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乃至亲自加入军队，以军费为经费来源，在被日军侵略并实施殖民统治的中国各地从事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然而，直至今日，京都大学依然未对这种“学术殖民主义”展开系统的总结、反省或正式的谢罪。京都大学仍保存着自中国各地盗掘的遗骨和文化财，却拒绝公开说明或返还，对于其在“731部队问题”上的参与与责任，校方同样缺乏任何解释与道歉。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问题始终处于未处理状态，长期被放任至今。正是这种未加清算的历史遗留，使得高市政权得以诞生，并在日本国民中获得了高支持率，从而造成了当今日本所面临的危机局势。本稿旨在揭示迄今为止在日本社会中长期被回避、未予追究的事实——即京都大学在战争犯罪与殖民主义犯罪中的参与与责任。

 

第一节　设于张家口的西北研究所与京都学派

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的“京都学派”代表性研究者——今西锦司与梅棹忠夫，在中国大陆开展调查与研究的主要据点，即为“西北研究所”。[1]

在战火扩展至世界各地之际，曾实施大兴安岭探险的今西锦司，于1944年4月就任设立于中国北京郊外张家口的“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所长。蒙古善邻协会的前身，是本部设在东京的财团法人“善邻协会”之内蒙古支部。该协会于1934年创立，表面宗旨为促进周边民族间的友好与文化交流；而其内蒙古支部，则随着日本傀儡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而独立，更名为“蒙古善邻协会”，并在其内部设立“西北研究所”作为一部门。[2]

善邻协会最初设于新京（今吉林省长春），总部在东京，其本质是“走在关东军之前、渗入民间的谍报组织”。该协会自“满洲”出发，经多伦诺尔，抢在军队之前进入内蒙古，被称为“勇猛的先行团体”。十年后，即1940年，东京本部与地方组织分立：东京方面改称财团法人“善邻协会”，而在蒙古方面则以财团法人“蒙古善邻协会”名义另立机构。[3]

蒙古善邻协会与东京善邻协会的理事长均为隶属预备役的陆军中将土桥一次。日本政府通过张家口的领事馆（驻蒙大使馆）对蒙古善邻协会给予全面支援。[4]1940年，善邻协会本部内设立调查部，该部门在1944年改组为“西北研究所”。[5]

西北研究所的研究核心在于实地调查与情报收集。善邻协会实质上成为“向中国西北渗透的谍报机构”。[6]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乃日本帝国扩张版图的野心体现；而“西北研究所”这一命名本身，即已烙印日本帝国意图将势力深入中国西北地区的欲望。[7]

人类学者冈正雄计划将“西北研究所”作为“民族研究所”的“分所、出张所（出差所）或子研究所”，并派遣弟子石田英一郎前往任职。此外，冈还将磯野诚一、甲田和卫、野村正良等未能进入其所主导之国策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的研究者，派往西北研究所工作，民族研究所对西北研究所的影响极为深远。[8]

民族研究所系于1943年在文部省管辖下设立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以人类学者为核心，旨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提供学术正当性并协助其实现。

担任西北研究所副所长的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战后任东京大学教授），曾前往“回民女塾”（由是永章子创设的伊斯兰女子学校）测量女学生的头部尺寸，以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其目的在于验证一项假设——即“自西方迁来的民族后来逐渐以汉语为母语”。对此，原研究所成员藤枝晃曾评论说：“从阿拉伯方向来了一位阿訇[9]，就这么定居在张家口了。”[10]

西北研究所成员大体分为文科系与理科系两组，文科系主任为藤枝晃（战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藤枝曾就读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战后成为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权威。最初，他供职于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一所由“大东亚省”全额资助的国策研究机构，并于1944年根据该省指示被派往西北研究所。1946年回国后，重返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1948年，该研究所改组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由副教授升任教授。[11]

战后成为“京都学派”据点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为国策研究机构——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延续。

当时西北研究所的理科系主任为森下正明（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其他理科系成员皆属“今西系人脉”，包括植物学者中尾佐助（战后任大阪府立大学教授）、动物学者梅棹忠夫、地球物理学者和崎洋一（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12]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设立察南、晋北、蒙古三个“自治政府”，继而合并为“蒙疆联合委员会”，最终形成“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亦称“蒙古自治邦”。其人口结构中，“汉人”约700万，“回民”约70万，而“蒙古人”虽号称10万，实数仅约5万。[13]

与西北研究所同样设于张家口的“蒙疆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伪满洲国一样，表面上以“民族自立”为旗号，推举蒙古族德王为首脑，实质上则为日本的傀儡政权。日本（日本军）对蒙疆地区、外蒙古、维吾尔与西藏等地的侵略与吞并野心始终未止。为掌握这些地区民族分布、生活形态、自然环境、地理与资源产业状况等，日本设立了“西北研究所”。在严峻战况下，研究者之所以能持续调查，全赖日本军的庇护与协助。[14]

作为研究成员之一的吉良龙夫记述道：“我们说服了关东军与满洲国军，动用了‘讨伐费’的年度预算，甚至派出飞机，遂得以实现一次大规模的探险。”关东军与满洲国军之所以以“讨伐费”预算支持学术探险，正因其认定这些调查“有益于军”，并可“提供实际价值”。调查项目包括“植物”、“动物”、“地形地质”及“民族”等，皆为日本军在监控苏蒙边境、执行防御所需之关键情报与知识。尤其对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的通古斯系与蒙古系少数民族的“民族学调查”，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15]

在战后出版的《大兴安岭探险——1942年探险队报告》中，今西锦司讨论了马鄂伦春与驯鹿鄂伦春之间的“生态分区”现象。尽管其表面兴趣在于族群生态学问题，但其调查成果同时具有“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大兴安岭探险得以使用“讨伐费”的年度预算。[16]

该次探险系经伪满洲国治安部（即日本军）批准，并获得国防科学研究所资助而执行。[17]换言之，这是一场以扩张日本帝国为目的、动用军费的研究计划。此外，京都大学亦有众多研究者被派往“731部队”，以人体为实验材料进行研究，并凭此获得京都帝国大学学位。然而，对于作为谍报调查机构的“西北研究所”所涉军事活动，以及参与731部队战争犯罪的京大研究者，京都大学至今未曾以大学名义进行过任何调查、总结、反省或赔偿。

梅棹忠夫在战败后撤回日本时，成功携带大部分在大陆所收集的研究资料。他通过伪装与伪造文件，在北京取得重庆军的运输许可后，经天津港启程，最终抵达佐世保港。梅棹顺利通过美军的行李检查，将资料带回京都大学理学部动物学教室。[18] 战后，梅棹重新利用其在“军事研究”中所得资料，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理论，成为“国民级学者”。

无论是朝鲜半岛的白头山、南洋群岛的波纳佩岛，还是大兴安岭、内蒙古等地，凡京都学派（今西锦司及其团队）留下足迹之处，皆是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野心的残迹。他们的调查与探险，无论直接或间接、物质或精神层面，均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有着深刻的联系。[19]

随着战争愈演愈烈，张家口的日本侨民每隔三至五周便被轮番召集进行军事教育。时任北京的日本陆军防疫队长、享大佐待遇的篠田统率五、六名士兵前来张家口，藤枝晃亦编入张家口守备队，沿“今西探险队”横贯锡林郭勒时所走路线行军。今西锦司本人亦任工兵少尉、大队副官。[20]这些在当地征召的研究者，与军人共同参与军事训练，在战斗时被期望能发挥其在实地研究中所锻炼出的体能与智力贡献。

战后，许多成为“京都学派”核心的研究者，曾于战时在这一国策智库——西北研究所中，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与军方共同开展研究及军事活动。战后，作为京都学派据点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整合了原属“大东亚省”国策调查机构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京大研究者们利用其在战争犯罪参与过程中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继续开展学术活动，而对于战前、战中从中国掠夺的遗骨与文化财，京都大学至今拒绝返还。这种态度表明，今日的京都大学仍未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二节　京都大学从中国盗掘的遗骨与文化财

1933年2月至5月实施的“热河作战”（长城抗战）之后，日本军队自张学良之手夺取了内蒙古的热河省，并将该地区并入伪满洲国。随着“日本人”对大陆的侵略，研究者主导的“殖民地考古学资料”盗掘亦随之展开。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辽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亦属要冲，被界定为“东北亚文明”的十字路口。[21]

自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在获得伪满洲国权益的日本军支持下，1933、1934年于东京城，1936年于赤峰红山，1937年于元上都相继开展发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进入日本的控制之下，随后，1939年于北魏平城址、1940年于邯郸赵王陵等地（山西、河北）的调查亦陆续进行。由东亚考古学会主导的一系列发掘，至赤峰红山后遗址为止均获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经费资助。由水野清一（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与长广敏郎（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战后任京都大学教授）主持，1936年对南北响堂山与龙门石窟实施调查，1938年至1944年对云冈加以调查，上述诸调查皆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经费执行。北沙城与阳高汉墓的发掘、以及云冈石窟调查，与中日战争后日军占领区扩展至内蒙古、河北省、山西省等地相互关联。[22]

1933年由金关丈夫与三宅宗悦等实施的羊头洼遗址调查，是该地区最早的系统性史前贝冢调查。[23]金关于1929年在冲绳岛与濑长岛、三宅于1933到1935年在奄美诸岛与冲绳岛盗掘琉球人与奄美人的遗骨，而在同一时期，两人亦在中国进行遗骨与文化财的盗掘。

位于东北亚枢纽位置的辽东半岛，被日本研究者视为“游牧型北方青铜器文化系”与“农耕型殷周青铜器文化系”的交错地带，就揭示东北亚的史前与古代史而言具有极高重要性，同时对重建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北亚历史亦具有关键意义。[24]自战前以迄今日，日本学界经久不衰的“日本人起源论”研究，为阐明“日本人”来历而掠夺遗骨与文物的做法，在中国与琉球皆如出一辙。

中国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与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区域称作中国东北地区，伪满洲国即设立于此。该地考古调查自1910年起由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青陵（滨田耕作）正式推进。[25]

在日本帝国殖民地——朝鲜，日本考古学者主导的文化财发掘亦甚为活跃。1931年成立的“朝鲜古迹研究会”，承担总督府体系内古迹宝物的调查研究职能，作为外围机构在研究员与发掘经费方面支援总督府的事业。其运作基金来自日本学术振兴会等补助，且由总督府政务总监出任理事长。[26]

朝鲜古迹研究会与东亚考古学会（1925年由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青陵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为中心创立）皆以“助成金”、“补助金”与“下赐金”（皇室提供之资金）运作，其背后始终有政府介入，而直接参与两会运作者，则为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与帝室博物馆之“官”（日本帝国政府系统）的考古学者。[27]

在伪满洲国，国务院民生部（文教部）、各省及其博物馆、东亚考古学会、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满日文化协会、日本学术振兴会等，以身为日本“官”的学者为中心组织的调查团开展考古调查。1940年，满日文化协会委托池内宏调查抚顺境内之高句丽北关山城址；池内在“满洲国”的调查获得三宅宗悦等人的协助。[28]

三宅宗悦在1930年代于奄美诸岛盗掘约360具遗骨，随后转赴冲绳岛，“获得”约80具“古人骨”。在2018年12月提起的“寻求返还琉球民族遗骨诉讼案”中，京都大学承认三宅不仅自百按司墓收集遗骨，亦自本部町渡久地收集39具琉球人遗骨，迄今仍保存于校内。

1938年，三宅辞任京都帝国大学职务，将研究据点迁至满洲国立中央博物馆；其在满洲亦从事遗骨之“收集”，并称：“京城帝国大学解剖学教室的今村丰教授自昭和九年起开展满洲境内及蒙古居民的人类学研究，尤成功收集蒙古人骨骼逾二百例。”[29]

以金关丈夫为中心，台北帝国大学亦进行以台北为据点之遗骨“收集”。在伪满洲国，京城帝国大学研究者亦积极“收集”遗骨。京城帝国大学战后改制为首尔大学，然其所藏遗骨据称已不知所踪。[30]

三宅指出“人骨”研究之意义在于：“要阐明满洲古代居民之人种归属，首须获取当时居民之骨骼并作人类学研究。为切中要害，较之五例十例，更当尽量多收集五十例。研究结果始能明确满洲古代居民之体质特征，并由与周边古人骨及现代人骨骼之比较判定其人种归属。为此，自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期、汉、高句丽、渤海、辽、金、元、明、清等各时期之人骨，皆须自满洲各地收集一定数量。（中略）与其任其（骨骼）为无知村民毁坏、打折、弃置，不若主动发掘并施学术调查。阐明古代文化与古代居民，终究是近代国家应为之一大职责。”[31]

其认识在于：自伪满洲国之广阔地域、跨越各个年代尽可能大量收集骨骼，遂可进行“人种”分类。他并力称，与其任骨骼遭“无知村人”毁弃，不若掘墓取骨以阐明“古代文化与居民”；此类调查属近代国家之义务。此种思路，与当下日本体质人类学者在强调人骨研究的社会意义并将其特权化时常见之论述，并无二致。

关于体质人类学调查与优生思想之关系，三宅又谓：“在如伪满洲国这般五族须和衷共处之地，作为国家事业，有必要对今日居民之根本体质及文化施以调查，以备将来。日本近年重视国民体位下降之问题，若早先即行全国性人类学调查并关注体位变迁，或可更早获得良好指针，避免今日体位下降。（中略）自日本、朝鲜以及自河北、山东等地迁入满洲者，将因定居而在将来呈现何种体质变化，亦应加以考究；同时，各民族间之混血研究亦不可等闲。为此，须先在全地域推进基础性体质调查，并于今后若干年为周期，延续至百年乃至数百年。（中略）人种研究需更为纯粹之对象。就满洲而言，宜有充足准备，以明示：此地居住此种人，其骨骼呈现何种特征。（中略）仍以专业家之彻底调查为佳。调查之完成与成果之运用，方能使善政遍及诸民族，成就真正之王道乐土。（中略）满洲在人类学领域待为之事殊多，而从事其研究者几希。因之，一策在于由国家设立关于满洲民族体质与文化之调查机构。彼处宜就自古及今之居民体质变迁施以调查，以备民族发展之需；又由探求古代文化以知其与今日文化之关联，从而谋求未来文化之跃升；并由土俗之调查与采集，使其不致湮灭久远；又由社会制度之调查，以知切合现状之政治渊源，诸般工作皆当为之。”[32]

换言之，三宅认为，为落实伪满洲国这一日本帝国傀儡国家所鼓吹之“五族协和”意识形态，必须以优生思想为基础，将体质人类学调查上升为国家事业。通过体位调查、体质变迁与混血研究、“人种”分类等优生学式人种学，方可将伪满洲国塑造成近代国家、“王道乐土”。在此基础上，三宅与金关丈夫一样，主张设立“满洲民族之体质与文化调查机构”这一“知识帝国主义”的据点，其中之一即在前节所论“西北研究所”得以实现。

由满日文化协会主办、华尔曼主持之辽三陵（圣宗、兴宗、道宗）调查，系由京都帝国大学研究者执行。设于日本帝国租借地关东州之旅顺博物馆，则由岛田贞彦（曾任京都帝大考古学教室助手、讲师）担任主事，扮演促进日本与伪满洲国考古交流之关键角色。[33]“关东都督府满蒙博物馆”（1917年创立）为其前身，“关东厅博物馆”（1919年创立）于1934年改称“旅顺博物馆”。作为滨田青陵（滨田耕作）的“忠实助手”，岛田以“旅顺博物馆”为活动据点，直至日本投降始终在当地从事研究。[34]

作为设置于伪满洲国的日帝殖民地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中，京大研究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蒙疆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尤以云冈石窟之调查最为引人注目。1938—1944年间，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核心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者实施该项调查。二人亦于1936年调查了响堂山与龙门石窟。响堂山之调查“有巡警持续护卫”；在洛阳之调查则是在“治安并不完善，且官宪倾向反日”的情势下进行。龙门调查时，“有数名骑自行车之警官陪同，兼为护卫与监视”。[35]

由京大研究者在殖民地中国实施的考古调查在警方护卫下进行，而中国人的遗骨与文化财即在其中遭劫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与日本军队作战，亦将作为“学术侵略—掠夺”的日本研究者纳入斗争对象。

下面考察曾以京都帝国大学助教授身份参与中国考古调查的梅原末治。海原（译注：应作“梅原”之自称或同时代记述者之记述，依原文保留）记曰：“支那事変之冬，于南京整理著名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调查之河南安阳殷墟殷墓等夥多出土品，并将之移管国民政府方面（中略）。在南京处理弃置遗物期间，吾等亦于郊外雨花台发掘调查六朝时期之墓群。此等墓葬与当时印度支那东京—安南北部地域所见者同类，呈长条形平面、半圆筒形拱顶结构。其中一座尚存原状葬式与随葬品；由其施釉陶器，可获关于中国青瓷发展之新见。”[36]在“南京大屠杀”（约30万中国人被日本军屠杀）发生的南京，梅原在日本军保护下进行“出土品整理”，并发掘六朝墓葬、掠取随葬品。

梅原又谓：“与南京之调查相比，事变以后实施之更为积极且规模宏大的考古学的‘工作’，当属对山西省云冈石窟寺之彻底调查与保存事业。”[37]可见其自我定位即为“考古学的工作”。此处之“工作”，即作为对日本帝国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学术性贡献之活动。自1920年代后期起，“工作”一词频见于日本报刊，且逐渐带有军事色彩，并衍生出“幕后工作”“秘密工作”“间谍工作”等含义，意指在“背地里、暗中”实施之举。[38]也就是说，梅原等人将考古调查作为军事活动之一环，在中国人大规模遭屠杀之际，以“幕后”“秘密工作”的方式推进。

1937年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帝国政府所鼓吹之“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观念渗入日本考古学界。以帝国大学考古学者为中枢的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协会纷纷组织化；“满洲”与东亚考古学会／日满文化协会，“朝鲜”与朝鲜古迹研究会，“满洲—朝鲜”与日本学术振兴会，作为组织体，与“殖民地考古学”直接相连，进而与“大东亚共荣圈的考古学”相互勾连。在“蒙疆”亦复如是。此类“考古学的工作”所需经费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宫内省、日本学术振兴会等支出，构成国策之一翼。[39]

山西省云冈石窟寺以北魏时代佛教艺术精粹闻名。自“支那事变”后，日本军队出动兵力，为“古美术之盗掘”布置“万全之策”，并协助日本研究者进行调查。1938年起扩大调查规模，至1944年已完成近半数区域之调查。该项调查作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之事业，在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与“蒙疆自治政府”支持下，由水野清一指挥监理。[40]

1941年，于蒙疆地区万安的汉代古墓群实施发掘；1942年与1944年对阳高古坟群之发掘调查由水野清一等人参与。万安之墓室内并置一男一女两具棺木，其中存放汉代青铜器、铜镜、漆器与玉器；阳高古坟群同样葬有双棺。借由木乃伊化遗骸，可分析其时代之葬制。副葬品亦极为丰富，发掘动员之“雇工”累计约三千人次。[41]

京都大学所藏“清野收藏”亦包括大量中国人遗骨。其中数量最多者，来自“赤峰红山后古坟”之盗掘遗骨。“清野收藏”清单载明：“原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郊外红山后古坟，48例，第1332号—第1379号”。[42]

1935年，东亚考古学会对热河省赤峰县红山后史前遗址实施调查，发掘出金石并用时代之居址与墓地、以及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之居址。此项调查被称为“为启迪东亚史前文化奠立坚实基石”。该调查由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滨田耕作统筹，旅顺博物馆主事岛田贞彦、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讲师三宅宗悦、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室赤堀英三、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水野清一、满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三上次男等参与。发掘结束后，将遗物运往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教室；滨田与水野整理研究后出版《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调查期间，获当地机构“诸多便利与警护”。另由日本政府“赤峰代理领事”牟田哲二在当地收集之大量陶器、石器、青铜器与骨器等，于1933年转赠予当年前来考察之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助教授上治寅次郎，上治随即将其运抵该校文学部考古学教室。[43]

在总长滨田的主导下，众多京大研究者参与之“赤峰县红山后史前遗址”发掘，已成为镌刻在“京大帝国主义”史册中的“考古学的工作”。由于发掘系在日本侵略进程中进行，因此离不开当地机构之“各种便利与警护”。发掘所得，以及由日本政府外交官转赠之遗物与遗骨，皆被运往京都帝国大学。直至今日，日本军占领时期劫夺之中国人遗骨与遗物仍由京都大学予以保管。

发掘实施概况如下：于第一峰南侧鞍部发现史前墓地。京大研究者自鞍部至第一、第二峰东侧台地采集大量陶器与石器，并拾获铜斧范铸件残片。[44]在红山最高峰北坡（N地点），发现石槨墓遭乱掘，并采集陶器、石器；其中两件赤色磨光陶罐得以复原为完形。发掘首日采集到若干骨骼碎片，其中两例保存完好；另发掘出两具不完整遗骨，并于其中一具旁取得两枚子安贝垂饰。[45]

自第1号墓至第26号墓的发掘，所见遗骨与随葬品如下：

“第1号墓：人骨保存良好，为壮年女性。出土骨器、小玉17枚、小玉1枚（疑为误植，依原载保留）、犬与猪之骨；第2号墓：熟年男性；第3号墓：完整人骨，壮年男性，陶罐、石斧、骨镞4枚；第4号墓：完整熟年女性遗骸，小玉（项饰）227枚，犬骨；第5号墓：儿童颅骨与下颌骨，陶罐1；第6号墓：儿童颅骨、四肢骨，陶罐1，小玉12枚，鹿骨；第7号墓：壮年女性，圆钮1枚，小玉（缺数）；第8号墓：青年男性；第9号墓：青年女性；第10号墓：儿童颅骨；第11号墓：儿童，圆钮；第12号墓：儿童颅骨、骨镞二片、犬骨；第13号墓：完整儿童遗骸，赤色磨研陶器，羊骨；第14号墓：儿童；第15号墓：壮年男性，陶罐1，小玉2枚，犬骨；第16号墓：壮年男性，骨镞2枚，钵1；第17号墓：儿童，陶罐，羊骨；第18号墓：熟年男性，陶罐1，青铜铠一双，骨镞4枚，犊牛与犬骨；第19号墓：老年女性；第20号墓：青年女性；第21号墓：熟年男性；第22号墓：陶罐口沿部、玉器、骨镞5枚、青铜镞；第23号墓：熟年女性；第24号墓：儿童；第25号墓：熟年女性，陶罐1，器底，土制纺轮1，青铜铠1，小玉6枚，鹿骨；第26号墓：无出土”。[46]

自东亚考古学会创立以来，多次发掘在“关东州”与伪满洲国境内进行。在“关东州”，“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等地之发掘，收集到石器时代与墓葬时代之“古人骨”，然“所见古人骨”数量有限，不足以把握其体质特征。红山后古坟发掘中，三宅宗悦参与并超额收集到大量骨骼；其结果“就重要之人种表征，亦可与周边诸人种及其古人骨进行比较，因而得以明确该地古人骨群之体质特征”。红山后古坟所采集“古人骨”合计52例，其中成人遗骨为男性24例、女性14例、性别不详1例，未成年13例。[47]

京都大学所藏“清野收藏”清单记为“原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郊外红山后古坟，48例”，则在发掘总数52例中，是否有4例已告散佚？

就上述“殖民地考古学的一次史料”的处置，研究此领域的宫本一夫指出：“现仍由日本各大学博物馆等收存的殖民地考古学一次史料，可谓日本大陆侵略的负面遗产；但另一方面，从当代学术水准出发对其再调查与再分析，仍具有充分价值。随着日中考古学交流之活跃，由此类资料产出新的学术成果，将有助于中国考古学之发展。更进一步，在复杂的国际情势下，此类资料亦能为东北亚历史复原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此等一次资料的再调查与再研究，可以视为日本研究者的职责之一。”[48]

在日本，虽有将“殖民地考古学的一次史料”视为“日本大陆侵略的负面遗产”的认识，然而就掠夺品的信息公开、返还与致歉，几乎未见实质性进展。此种现状与当今国际社会推动“大学去殖民化”、对“大学的帝国主义”进行总结与反省的潮流相距甚远。放眼全球，于殖民统治期、军事占领期被掠夺的遗骨与文化财之返还，已蔚然成风。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备强大政治力量，完全有能力推动将其在“半殖民地”时代被日帝研究者非法夺取的祖先遗骨与文化财返还。促成此类返还是以京都大学为首的日本大学与研究者之责任。与其由日本研究者处理，不如由中国研究者将“殖民地考古学的一次史料”归还原地并开展调查研究。

 

第三节　清野谦次研究室对中国人遗骨的研究

京都大学所藏的“清野收藏”清单中，对中国人的遗骨亦有如下记载：

原伪满洲国金州城外・小北山（辽代古坟人骨）3例　第192号～第193号

原伪满洲国海城附近（现代中国人骨）1例　第785号

原关东州貔子窝管内・碧流河会（周末时代人骨）4例　第786号―第788号、第795号

原关东州旅顺管内・方家屯、牧羊城（汉代古坟人骨）10例　第813号―第822号

原关东州旅顺管内・尹家屯（汉代古坟人骨）18例　第885号―第902号

原关东州营城子（积石冢）1例　第910号

原伪满洲国热河省砖墓　1例　第910号

原伪满洲国热河省赤峰郊外・红山后古坟　48例　第1332号―第1379号

原伪满洲国抚顺地方现代中国人骨　37例（第917号―第953号）

内蒙古多伦淖尔（喇嘛庙）数例　第848号

中国张家口・元宝山洞窟　数例　第848号

中国宣化县下花园驿北方台地（瓮棺）1例　第875号

中国新疆省吐鲁番・喀喇和卓（高昌人骨及维吾尔人骨）2例　第840号、第841号[49]

伪满洲国与日俄战争后成为日本租借地的关东州，皆为日本帝国主义自中国所夺之地。京大研究者利用殖民地不平等的人际权力关系攫取中国人遗骨，至今仍由京都大学保管。

清野研究室的研究者围绕中国人遗骨撰写了如下论文：

① 清野谦次〈满洲国貔子窝遗址出土之石器时代人骨〉（《民族》第3卷第4号），1928年

② 清野谦次・金关丈夫・平井隆〈关东州貔子窝遗址所发掘之人骨〉（《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1928年

③ 清野谦次・宫本博人〈满洲金州城外小北山发现之辽时代头盖骨〉（《东洋医学杂志》第1卷第2号），1923年

④ 平井隆〈于满洲海域域外发掘之一满洲人头盖骨〉（《金泽医大・十全会杂志》第33卷第6号），〔年未标；依原载保留〕

⑤ 关政则〈自旅顺牧羊城址以东丘陵出土、伴随铁包丁之股骨〉（《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3号），1931年

⑥ 三宅宗悦〈辽东砖墓人骨的拔牙例〉（《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6号），1931年

⑦ 清野谦次・金关丈夫・关政则〈牧羊城附近古墓发现之人骨〉（《牧羊城》，《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1931年

⑧ 喜々津恭胤〈一具称为“维吾尔人”之头盖骨〉（《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4附录），1931年

⑨ 清野谦次・喜々津恭胤〈称为“维吾尔人”之头盖骨的人种学观察〉（《人类学杂志》第46卷第8附录），1931年

⑩ 清野谦次〈满洲古代居民之体质、疾病及风习〉（《满洲医学杂志》第19卷第2号），1933年

⑪ 难波光重・吉见恒雄〈奉天中国人头盖骨之研究〉（《人类学杂志》第52卷第3附录），1937年

⑫ 三宅宗悦・吉见恒雄・难波光重〈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石槨人骨的人类学研究〉（《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6册《赤峰红山后》），1938年

⑬ 真冈龟四郎・难波光重・伊藤那华男〈满洲国人鸦片中毒患者之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学杂志》第52卷第11・12号），1937年

⑭ 难波光重〈满洲国人之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学杂志》第52卷第10号、第53卷第9号），1938年、1939年[50]

由“清野收藏”清单所记之中国人遗骨可见，其确已被作为实际调查对象，并据此形成以统治殖民地民族为目标的研究论文。京都大学既未就自身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反省，亦未将遗骨归还旧殖民地，而是延续至今仍行保管。京都大学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迄今未断。

以上述①文之作者清野谦次为例，其称：所调查之第1号、第2号人骨，出自“满洲国”碧流河会三岛子，并附有随葬品；第3号人骨则发掘自“满洲国”东老滩台地。[51]

清野并指称：“貔子窝石器时代人所遗之遗物，虽属幼稚，然于后世之高级中华文化实有其先驱之处；同理，貔子窝人骨虽属未开，然其一部分所具之体质，亦可见诸高级文化人，殊堪兴趣。”[52]

清野对貔子窝遗骨与奉天沙锅屯、河南仰韶村等处所见遗骨进行了比较研究，亦将貔子窝遗骨与“现代北部中国人”及“现代朝鲜人”遗骨进行比较。[53]由此可见，日本军东进所及、被纳为日本殖民地之地域，其遗骨遭掠夺并被用作研究材料；而“日本人研究者”遂据以裁定东亚之历史与文化，并力图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学术正当化。

关于③项所涉遗骨，清野论述称：此骨为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小川琢治教授于1916年5月所发掘，其中一例为完整之头盖骨，随葬品由京大考古学教室收藏，年代约在辽代前后。要阐明“日本石器时代人种论”，必须调查日本石器时代与古坟时代、居于近日本之东亚大陆“人民之骨骼”。[54]

亦即，通过比较日本石器时代与古坟时代之大陆居民骨骼与“日本人”骨骼，以明“日本人”骨骼之“独特性”及自大陆诸民所受之身体性影响。其研究宗旨在于“日本人起源论”，且此一主题之研究迄今仍以不同方法持续推进。

1937年1月，清野奉日本政府外务省之命，以“北支文化工作”为由，在中国北部对自周口店洞窟发掘之“北京中国类人猿”实施调查。清野确认该遗骨有数具。迄此前述“北京猿人”为美中联合于周口店发掘所得。[55]　北京之洛克菲勒医学校解剖学教室保存有猿人遗骨；仅完整头盖骨即发现7具，牙齿近200枚。优良状态标本配有石膏模型；清野于1936年获当年研究该遗骨之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提供模型。[56]

清野所受之“北京猿人”石膏模型，极可能至今仍存京都大学。清野提出“日本猿人论”，认为与“北京猿人”同类之“猿人”亦存在于日本；其调查“北京猿人”，显系为与其所设之“日本猿人”相互比较。迄今，“北京猿人”原件骨骼已在太平洋战争之中佚失。

关于研究中国人遗骨之意义，清野称：吾人着手中国人遗骨研究之时，尚在“满洲国”建国之前。日本于大陆之势力尚属微弱；除“关东州”之外，诸地“匪贼”横行，发掘殊为艰难。然吾人与滨田青陵（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原田淑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等协同，在东亚考古学会之援助下，于大陆各遗址施行发掘。自石器时代至汉代，所发掘之“古人骨”数量可观，且已展开调查。首先发掘“关东州貔子窝石器时代遗址”，并于1928年报告其测量结果。1931年又报告“牧羊城遗址之汉代古人骨”，1933年报告“南山里古坟之汉代人骨”，1938年报告“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人骨”。然而，为与“日本石器时代人骨”进行比较，“材料”仍显著不足。“然而今幸国运昌隆，不但得以在满蒙之地轻易行发掘，且至于能遍及大东亚共荣圈之全地域以施探究。此诚日本学术之可贺也。”[57]

综上，清野与京、东两大学者在中国境内实施对中国人遗骨之发掘、调查与报告。此意味着日本军对华殖民统治地域之扩张，使得在其军事庇护下的调查活动得以进行。日本学术界遂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之扩张并行不悖，扩张其研究对象地域；其研究成果以服务日本军之殖民统治政策之形成与执行为前提。于清野而言，中国人、琉球人、阿伊努之遗骨，皆为证明其“日本原人论”所必需。为确立“作为指导民族之日本人”，遂盗掘中国人遗骨而加以研究。通过研究殖民地居民，阐明其特性与来历、民族间之社会政治关系，以及各民族劳动力利用之可能等，意在促进日帝殖民统治之顺畅实施。

第四节　731部队的战争犯罪与京都大学之关系

所谓“731部队”，系指自1936年至1945年设于中国哈尔滨近郊平房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通称“满洲第731部队”）。其创设者并长期担任部队长者为军医中将石井四郎，故亦称“石井部队”“石井机关”。在十年间，该部以中国人为主，对2,000至3,000名受试者实施人体实验并致其死亡。人体实验之目的在于阐明疾病成因、研制生物武器等，为解明25种疾病及开发各类疫苗而进行。事实上，前苏联与中国境内曾遭使用生物武器，且1944年曾计划对塞班岛之美军实施鼠疫菌攻击。[58]

1938年至1942年间，于北京、南京、广东（今广州）、新加坡先后设置防疫给水部。1940至1942年针对中国中部实施之生物武器攻击，为731部队与南京部队联合行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给水部与五个防疫给水部及其支部整体，皆属石井机关。该机关队员总数逾万人。南京部队亦日常实施人体实验。[59]

作为731部队中枢人物之石井四郎，于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1年入伍为军医。1922年起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微生物学教室受清野谦次指导约两年。石井建议调查主要流行于香川县的流行性嗜眠性脑炎（所谓“嗜睡病”），遂由该医学部整体组队实施调查，并由石井统筹指挥。1924年获校长荒木寅三郎拨付调查经费后开展研究，通过对发掘遗体组织的滤过研究，推翻螺旋体学说，改以滤过性病原体为致病因。此番调查中所获得之领导经验与自信，被认为成为其创设并运作731部队的原动力。遵石井主张，1932年设立陆军防疫班。石井向军方高层强调，即使国际条约予以禁止，仍有必要保有毒气与生物武器。应石井之请，清野于1938年派遣石川太刀雄丸（时任京大讲师，后任金泽大学教授）、冈本耕造（时任京大讲师）、林一郎（时任京大助手，后任长崎医大教授）至其处供职。[60]

731部队研究者常石敬一指出：“只要对象有趣，医学家这一‘人种’，即使不加鞭策，也会主动掘墓以收集材料；一旦让其竞争，往往不加审度竞争之意义与实质便贸然猛进。石井在此时已充分学得医学者之行事样态。就此意义言，后来成为七三一部队长的石井四郎，其原点可谓即在香川的研究调查活动。”[61]清野曾掘坟盗取阿伊努遗骸，石井亦同样掘取日本人遗体作为研究材料；其后身为部队长，更对活人实施人体实验以服务军事作战。虽一为盗掘遗骨、一为活体实验，惟二者在否认人权、将人的身体物化为研究材料之点上，实属同构。

常石并指称：“研究本为满足自身兴趣，乃至藉发表而谋取个人荣誉；然而以‘为大学之荣誉’自我劝诫之名，亦足以使其行常情本不自许之举。”[62]研究者以“为大学”作为借口，行人体实验、以学术之名正当化杀戮；其动机与在遗骨盗掘中置遗属与相关者之人权、信仰与习俗于不顾、仅以研究为先者并无二致。

731部队之问题，不仅在于其于中国实施人体实验、使用生物武器，且在战后其战时犯罪获予赦免，至今京都大学及相关研究者仍无反省。1946年末，苏联为对石井等731部队成员进行军事审判而要求引渡；美军拒绝其要求，并给予免诉，且自本国派出生物武器专家，自石井等人处搜集人体实验相关情报，遂成1947年的《费尔报告》（Fell Report）与《希尔—维克托报告》（Hill & Victor Report）。[63]石井等将人体实验研究资料交付美军。731部队之战争犯罪遂为日美双方所隐匿。盗取琉球人与阿伊努遗骨之研究者与大学同样欠缺反省。京都大学之战争犯罪迄今仍未解决。

731部队技术人员多由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及其系属大学所派，战后复归原校任职者甚众。其中数人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间出任医学部部长、医科大学校长、药科大学校长等。又1951年设立日本血液银行（后之“绿十字”）者，为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出身、原军医中佐内藤良一；其于战时实质运转防疫研究室，即石井机关。该公司中，731部队之众多上官与部属皆在籍任职。鉴于对朝鲜战争期间各类传染病流行之忧虑，美政府自该公司调剂各类疫苗。战后约十年间，疫苗与输血制品之制造业务，几为出身石井机关者所一手包揽。[64]

战后身居要职之元石井机关研究员，即便因其残酷之人体实验备受批评，然多未见其谢罪或辞职，对于出任校长等要职亦无所迟疑。石井机关之医学家未见反省，且任命其居要职之日本医学界亦欠缺对战争责任之自觉。[65]

1997年，180名原告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731部队诉讼”，以日本政府为被告，每人求偿一千万日元。2002年，东京地裁虽驳回赔偿请求，仍确认日本军实施了细菌武器攻击并造成受害。判决书指出，细菌武器之实战使用违反《日内瓦毒气议定书》，被告政府已依据《海牙陆战法规》第3条负有国家责任。然日本政府虽承认731部队及其支部以“防疫给水部”之名存在，至今仍不承认细菌武器之开发与实战使用。[66]不唯日本医学界与京都大学，日本政府亦未承认石井机关之战争犯罪，且未予以道歉、赔偿。

另一方面，纽伦堡审判对纳粹人体实验进行了裁判。纳粹针对犹太人实施大规模绝育、毒气、疟疾、斑疹伤寒等实验。1947年宣判，其中16人定罪、7人判处死刑，并于1948年执行。[67]

清野去世之通夜席间，石井如次陈述其与731部队、清野之关系：“在哈尔滨设有一所巨大的——大约相当于丸之内大楼十四层半之规模——研究所，内有电车、有飞机，可谓囊括一切之综合性大学研究所，吾等于其中从事实至名归之研究。其时先生（按：指清野）最为用力者在人力之要素。请自各大学延揽最为优秀、可为教授候补者，诸如在座之石川教授，及东北大学之冈本教授，此外尚有十数名教授。且先生（似与鹤见先生同往）巡视研究室后谓：此事必当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事业而培育之。先生殷殷督促，吾等每有所告，先生即复以‘更进一步’相促。于是渐进递升，终于在大东亚全域之上，初步完成了民族线防御。（中略）余绪所存之经验与研究，今由病理学会之冈本教授、石川教授，星星点点有所发表；又就细菌方面，已任教授者亦在细菌学会发表其片鳞，令人倍感振奋。”[68]由此可见，石井不仅隐匿人体实验事实，亦全无对其所犯战争罪行之反省；同时可知清野在石井机关之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石井还提及战后相关研究者据731部队之研究而发表成果。

研究者与日本军之密切勾连，概可如下描述：首先任命医学部教授等为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之嘱托研究者；彼辈一方面在各自专业领域向军方提供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承担“招募”之责，将门生后进输送至军队。嘱托研究者所得之研究结果，须报送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且提交成果之实物。其所涉信息、疫苗及其他试制品，则分送至石井部队及驻在日本殖民地之诸部队。于前线，嘱托研究者之弟子为核验情报真伪与试制品之效用，实施包括人体实验在内之各类实验；而在国内之嘱托研究者，则经由防疫研究室接收弟子之实验结果，如结果不足，则续行研究。[69]

自清野处派遣之研究者虽为陆军技师，然在军中从事研究时，待遇等同军官而身份仍为平民。[70]医学研究与军事遂在体制上有机结合为“军事研究”。

清野以日本军嘱托研究员身份，得以取得研究经费，并于战末物资奇缺之际，仍可获得难以入手之研究材料；亦可得亚洲各地流行病学信息与人体实验结果等。[71]

出自清野研究室、与三宅宗悦共赴奄美诸岛收集遗骨之中山英司，亦被指参与731部队，并自京都大学获授学位。[72]

清野门生石川太刀雄丸，于731部队任病理研究班班长。石川曾对因1940年731部队散布鼠疫菌而在吉林省农安地区流行之鼠疫患者57具遗体实施解剖，并在病理学会志上报告称“鼠疫解剖例数为世界纪录”。1947年对美方调查，石川称被人为感染鼠疫之人体标本计180例，感染流行性出血热之尸体解剖数亦达80例。石川于战末自石井部队携回约500人、合计850例之病理标本；战后在人体验证问题浮出水面之前，先向美方提供资料，遂获免诉。[73]

731部队研究者对活体实施实验与解剖；人类学者则收集琉球人遗骨，将死者遗骨作为研究对象。二者共同之处在于：未征得受试者本人、遗属及地域社会同意，悖其意愿而将人作为研究资料。遗骨亦为人体之一部。二者皆为蔑视人类尊严之非人道行为，且违反国际法与国内法。并且，二者所涉之日本政府与大学迄今仍未就此等违法行径作出反省、致歉与赔偿。

目前，关于731部队相关人员获京都大学授予学位之问题业已被提起。自石井四郎以后，自京都大学获授学位者共33人，其中731部队军医军官14名、技师9名；战后仍有731部队关系人自京大获授学位。[74]

另有论文被强烈怀疑将731部队人体实验之结果写入博士论文。731部队的平泽正欣军医（战死）提交京都大学之博士论文，记载了将鼠疫菌感染于“猿”的特殊实验。然而“猿”诉称头痛并不合常情，且论文图表所记体温于猿类并非必为高热，故强烈怀疑其受试者并非“猿”而是人。[75]

2018年4月，“要求京都大学检证向满洲第731部队军医军官授予学位之会”成立，发起向京大请求撤销学位之运动。[76]然而，尽管有此市民运动，京都大学迄未就本案开展调查，而意图将大学所涉战争犯罪自历史中抹除。

以石井四郎为首、众多京大出身研究者所属之日本陆军“731部队”，以开发细菌武器、毒气武器为目的，杀害人为实验材料。对于该等战争犯罪中京都大学之介入、以及基于人体实验之论文而授予学位等，京大未行调查，亦未见反省与致歉。

2014年，京都大学医学部资料馆撤除了关于“731部队”的展板。此事发于现任京大总长湊长博任京大医学研究科长之时。《京都新闻》报道如下：“731部队的展出系引用自2008年刊行之《京都大医学部病理学教室百年史》的两块面板。以文献为据，解说了以部队长石井四郎为首之医学部出身者的关联，并指出‘作为曾成为731部队发祥主要舞台之京都大学医学部，亦有必要进行检证’。据该资料馆管理负责人称，于落成纪念式典后不久即予以撤除。（中略）京都府保険医协会理事长垣田さち子（66岁）主张医师之战争责任，谓‘撤除过于仓促，不免令人怀疑隐匿之意。对于战争时期之行径，不可置若罔闻；学习之契机遭到剥夺，殊为遗憾’。■731部队：旧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之通称。部队长为石井四郎，亦称‘石井部队’。1936年成立，于中国东北哈尔滨郊外设本部，秘密研究细菌战。以被称为‘马路大’之中国籍等俘虏为对象实施人体实验，并推进包括利用跳蚤散布鼠疫等细菌武器之开发。”[77]

撤除展板之缘由迄无说明，且截至2026年1月仍未恢复展出。

结语——将中华文明的遗骨与文化财归还祖国

2021年10月，联合国秘书处就法比安·萨尔维奥利（Fabián Salvioli）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期间所撰写之报告，提交联合国大会。该报告题为《殖民统治下对人权与国际人道法的广泛破坏，以及为实现正义之过渡性路径的报告》。其C章“Reparation（补偿）”之“restitution（返还）”部分载有如下内容：

“67　对被掠夺之原住民族文化遗产——例如工艺品、纪念物、考古遗址等——的返还，是后殖民情境与移民建国（settler States）之中另一项不可或缺而仍未解决之问题。例如，冲绳人民正在请求归还自墓葬中被取出并带至日本的26具遗骨。《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规定，各国应努力与相关原住民族协作，通过公正、透明且有效之措施，保障其对仪式用具与遗骨之取得与返还。”[78]

“68　新西兰基于1975年《受保护物品法》（Protected Objects Act），积极推进返还殖民时期被携出境之外之遗骨；而Te Papa之Karanga Aotearoa Repatriation Programme已促成自全球40余家博物馆归还毛利人遗骨。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博物馆则通过与诸外国之协定与计划，推进考古遗物之返还。美国于1990年制定NAGPRA（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美国原住民族墓地保护与返还法）。”[79]

“69　若干欧洲国家在体制与法律层面仍显迟疑，且存在阻碍遣返之令人担忧迹象。然而近来，伯明翰大学及伯明翰博物馆与美术馆所发现之澳洲土著遗骨收藏，已返还予澳大利亚之传统所有者。2021年4月，德国与尼日利亚的教育与外交部门宣布，德国自2022年起将‘贝宁青铜器’返还尼日利亚。瑞士多家博物馆正面临殖民时期文化财返还之请求；其中八家博物馆加入‘贝宁—瑞士倡议’，以强化对青铜器来源之调查并与尼日利亚开展对话。瑞典亦与墨西哥之雅基（Yaqui）社群签订协议，启动包括马索·科瓦在内之雅基收藏之本国遣返。”[80]

京都大学理应归还其自伪满洲国与中国其他地区掠夺之先祖遗骨与文化财。只要遗骨与文化财之返还尚未实现，京都大学面对中国之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便不可能宣告终结。

自2018年12月至2023年9月，笔者以原告团长身份，先后在京都地方法院与大阪高等法院，与京都大学为被告进行“琉球民族遗骨返还请求诉讼”。该诉讼过程中所获之关键认识在于：琉球民族之历史与文化源流，植根于中华文明。为论证龟谷正子氏、玉城毅氏为第一尚氏子孙，吾等实施墓启调查（核验厨子甕盖题墨），并查核“トートーメー”（琉球位牌）、家谱、以及有关琉球国之历史、祖先崇拜、葬制、门中制与“今归仁上礼”等，进而撰拟准备书面并提交鉴定意见书。

其结果表明：琉球国之成立与存续，离不开与明、清两朝之朝贡册封关系；而在葬制与祭祀方面——如龟甲墓、破风墓、清明祭、风水思想与祭祀器具等——皆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在祭祀承继者之组织形态上，门中制度与群体性祭祀发挥巨大作用，祖先与子孙得以经由“遗骨”维系紧密关联。

该返还请求被法院驳回之要因，在于日本民法第897条所预设、基于“日本人”习俗之祭祀承继者制度，与琉球社会之相应制度存在重大差异。

第一尚氏之遗骨被日本帝国的大学研究者掠夺，其后之夺回历程，亦成为激发“琉球民族主义”的过程。夺取琉球之建国与治理主体——琉球民族——之遗骨，并以此推动“日琉同祖论”的研究以正当化之，构成对琉球的二重侵略与剥削。支撑“琉球民族主义”之琉球国历史与文化，乃在与中华文明的紧密互动中形成，且以之为源流。

将“日王（天皇）”之墓中遗骨取出并据以研究，至今在日本仍属禁止；而自成为日本殖民地之琉球与伪满洲国之墓葬中盗掘遗骨，即使至今不予返还，于日本法院亦不构成犯罪——此情形表明，琉球迄今仍处于日帝之殖民支配之下。

京都大学以所夺遗骨“论证”日琉同祖论，意在将琉球民族同化为“日本人”，从而剥夺其作为先住民族之权利（先住权），并图以将琉球历史文化之源流“归置于日本”，以进一步巩固殖民统治。日本曾于1609年与1879年两度侵略并殖民统治琉球，且在冲绳战役中对琉球民族实施屠戮并迫使其发生强制性集体死亡；迄今仍将广大美军基地强加于琉球。日本国土面积仅0.6%之冲绳县，却承受在日美军专用基地之70%，且日本政府对基地所衍生之诸般问题听任不管，此乃日本政府与“日本人”对琉球民族之歧视所致。日本更在琉球民族反对之下，将“台湾有事”牵连为“日本有事”，在名护市边野古兴建新美军基地，并在宫古、八重山诸岛部署自卫队基地。原本中国与琉球关系友好、交流绵长，然“中威论”使双方对立化，欲在琉球重演“冲绳战”。

相对之下，中国并未对琉球国进行侵略或内政干预，而是给予文化之影响与经济之裨益，长期维系友好关系；并在福州市与北京市设立琉球国墓地，至今仍郑重祭祀琉球先人。琉球国与明、清两朝缔结朝贡册封关系，受其文化与经济深刻影响，为“藩属国”。众多中国人亦移居琉球国，在外交与贸易中扮演重任；迄今中国系琉球人（久米村人）仍活跃于经济与政界，并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华人社会编织起亲族网络。

此与日本自琉球攫夺国家、土地、语言、认同、遗骨、厨子甕、以及与欧美诸国之修好条约原本，令其成为战场并强制设立军事基地之作为，实成强烈对照。日本并非琉球之“祖国、同祖”。

2023年7月，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于北京市郊“琉球国墓地”举行先祖供养祭祀。同年10月，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与玉城知事在冲绳县厅会谈，商谈促进经济与人员交流。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对福州市之琉球馆表示关注，称“中国与琉球王国渊源深厚、交往悠久”。

“琉球国墓地”所在区域曾被划为城市再开发区，墓地遗址一度纳入开发对象；然在北京大学徐勇教授等中国友人之努力下，张家湾琉球国墓地得以复原，并可定期举行祭祀。2023年10月，参加“第四届琉球·冲绳前沿学术国际研讨会”之琉球人前往该墓地行祭。

总而言之，属于中华文明之遗骨与文化财，曾被自中国与琉球掠夺而去。伴随东亚国际关系之巨变，中国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所具之影响力与日俱增。愿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之国家与地区之民众，能与京都大学所涉之诸端对峙，协力推动将被掠夺之遗骨与文化财归还其原属之地；而琉球人之遗骨返还运动，亦与琉球之复国（独立）运动密切相连，由此或可促成琉球脱离日本帝国主义之途径。

 

[1] 川村湊：《“大东亚民俗学”的虚实》，讲谈社，1996年，第217页。

[2] 本田靖春：《评传：今西锦司》，岩波书店，2012年，第138页。

[3] 藤枝晃：《关于西北研究所的回忆——藤枝晃博士谈话记录》，《奈良史学》第4号，1986年，第60页。

[4] 同上文，第64–65页；本田（2012），前引书，第149页。

[5] 同上文，第64页。

[6] 同上論文、63頁。

[7] 本田（2012），前引书，第139页。

[8] 〔藤枝（1986），前引论文，第61页。〕

[9] 意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

[10] 藤枝（1986），前引论文，第74页。

[11] 同上文，第57页；本田（2012），前引书，第150–151页。

[12] 同上书，第151页。

[13] 藤枝（1986），前引论文，第81页。

[14] 川村（1996），前引书，第218页。

[15] 同上书，第220–221页。

[16] 同上书，第221–222页。

[17] 同上书，第148页。

[18] 同上书，第216–217页。

[19] 本田（2012），前引书，第145–146页。

[20] 藤枝（1986），前引论文，第76–77页。

[21] 宫本一夫〈日本人研究者による遼東半島先史調査と現在―東亜考古学会調査と日本学術振興会調査〉，《中国考古学》第17号，2017年，第7页。

[22] 同上论文，第8页。

[23] 同上论文，第10页。

[24] 同上论文，第15页。

[25] 坂詰秀一：《太平洋戦争と考古学》，吉川弘文馆，1997年，第113页。

[26] 同上书，第92、101页。

[27] 同上书，第96–97页。

[28] 同上书，第116–117页。

[29] 三宅宗悦〈満州人の祖先〉，《科学知識》第21卷第7号，1941年，第225页。

[30] 全京秀（首尔大学名誉教授）〈京城帝国大学収集の人骨はどこに？〉，“人骨问题を考える連続学習会＠京都大学”第10回学习会，2020年10月29日线上召开——系其对我之提问之回答要旨。

[31] 三宅（1941），前引论文，第227页。

[32] 同上论文，第228页。

[33] 同上书，第118–119页。

[34] 同上书，第126页。

[35] 同上书，第134–135页。

[36] 梅原末治：《東亜考古学概論》，星野书店，1947年，第110页。

[37] 同上书，第111页。

[38] 《精选版日本国语大辞典·“工作”的意义/读法/例句/类语》，kotobank，2023年12月19日检索。

[39] 坂詰秀一〈続日本考古学史拾遺―「大東亜共栄圏」の考古学〉，《立正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11号，1995年，第13页。

[40] 梅原（1947），前引书，第111–112页。

[41] 同上书，第114–115页。

[42] 清野谦次：《古代人骨の研究に基づく日本人種論》，岩波书店，1949年，第122页。

[43] 东亚考古学会编：《赤峰紅山後―熱河省赤峰紅山後先史遺蹟》，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第1–2页。

[44] 同上书，第4页。

[45] 同上书，第7–8页。

[46] 同上书，第9–17页。

[47] 三宅宗悦·吉见恒雄·难波光重〈満洲国熱河省赤峰紅山後石槨人骨の人類学的研究〉，见东亚考古学会编（1938）前引书，第89页。

[48] 宫本（2017），前引书，第16页。

[49] 清野（1949）前引书，第122页

 

[50] 清野（1946）前引书，第461～470页

[51] 清野谦次〈自南满洲关东州貔子窝遗址出土之石器时代人骨〉，载《清野谦次先生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1956）前引书，第190页

[52] 同上论文，第192页

[53] 同上论文，第192～194页

[54] 清野（1985a）前引书，第212～213页

[55] 清野谦次〈中国之原人——北京原人的发掘〉，载《清野谦次先生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1956）前引书，第196～197页；初发表于《每日新闻》1938年1月4日

[56] 清野谦次〈中国之原人（续篇）〉，载《清野谦次先生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1956）前引书，第202页；并参见前引〈中国之原人——北京原人的发掘〉第198页

[57] 清野（1946）前引书，第95～96页

[58] 常石敬一《七三一部队——生物兵器犯罪的真相》讲谈社，1995年，第9–10页。

[59] 同上书，第11页。

[60] 京都大学编（2008）前引书，第40、51页。

[61] 常石（1995）前引书，第80页。

[62] 同上书，第81页。

[63] 同上书，第88页。

[64] 同上书，第188–189页。

[65] 常石敬一《医学家们的组织犯罪——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朝日新闻社，1999年，第205页。

[66] 青木冨贵子《731——揭开石井四郎与细菌战部队之暗影》新潮社，2008年，第149页。

[67] 同上书，第336页。

[68] 《清野谦次先生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1956）前引书，第658页。

[69] 常石（1999）前引书，第24页。

[70] 同上书，第118页。

[71] 同上书，第241页。

[72] 西山胜夫〈731部队相关者等在京都大学之医学博士学位授予过程〉Journal of 15-years War and Japanese Medical Science and Service, 13(2), 2013, 第46页。

[73] 京都大学编（2008）前引书，第58页。

[74] 西山胜夫〈731部队相关者等在京都大学医学部之博士论文之检证〉《社会医学研究》第30卷第1号，第80–82页。

[75] 《京都新闻》2018年4月24日。

[76] 《京都新闻》2018年4月2日。

[77]《京都新闻》2014年5月20日。

[78] 〔Fabián Salvioli, Promotion of truth, justice, reparation and guarantees of non-recurrence – Not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76/180, 19 July 2021（https://www.ohchr.org/en/documents/thematic-reports/a76180-promotion-truth-justice-reparation-and-guarantees-non-recurrence，2022年5月26日访问），p.15.（松岛译）〕

[79] 同上，pp.15–16.（松岛译）

[80] 同上，p.16.（松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