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文明交往范式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造成了文明交往“中心”对“边缘”的同质塑造危机、“优越”对“野蛮”的霸权吞噬危机、“市场”对“空间”的藩篱布展危机，降低了文明进步发展的可能性。与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有着本质区别，习近平深刻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引领世界积极探索建构实现文明共生共荣的原则路向，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文明交往新旗帜；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确立文明交往新信条；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人类文明交往新境界，在文明交往生动实践中，为超越文明交往危机、推动文明进步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关键词】文明交往危机 唯物史观 中国方案
随着生产力发展“拾级而上”，人类文明交往形式不断变化，文明交往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助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历史已然表明，全球化浪潮将人类文明带入交往深度发展的时代，人类文明横纵交汇，给世界各国塑造了广阔发展空间，各文明体逐渐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资本权力逻辑的统摄下，文明交往危机日渐产生，俨然成为摆在人类面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交往危机产生的根源，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并以此为指导，在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上探索超越资本权力逻辑统摄下导致的文明交往危机，真正找到解答时代问题的“钥匙”。
一、危机的内核：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文明交往范式
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文明交往范式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旨在为自身“操控”下的文明交往进行“合法性”辩护，更好维护自身利益。因此，要揭示西方中心主义下文明交往危机的内核与实质，就必须明晰其背后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基础。
（一）“文明等级论”与文明交往的权力结构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启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优势，通过构建殖民体系、铺设国际贸易网络、文化价值输出等方式，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球的文明交往体系。这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文明交往模式，在加速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同时，形成了一种隐性的文明等级秩序，具有明显的“中心—边缘”特征。在扩张中，资本主义国家始终伴随着“自我增殖”“自我扩张”“自我优越”的诉求和理念，形成了“文明等级论”的文明交往范式，主要呈现为三方面结构性特征：
第一，在文明交往机制层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多维度的文明规训体系。通过建立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将边缘国家纳入依附性经济结构；借助制度性安排输出政治模式，以“文明开化”之名实施政治干预；利用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消解地方性知识体系。这种复合型权力运作机制，使文明传播异化为单向度的文明“改造工程”，导致全球文明交往模式的单一化。
第二，在文明交往价值层面，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文明评价框架。西方启蒙理性被塑造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而非西方文明则被纳入“传统—现代”的线性进化谱系，其文化基因中的生态智慧、集体主义传统等要素遭到系统贬抑，甚至被视为“野蛮”的。这种认知范式不仅造成了文明对话的语义不对称，更使资本主义文明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认知困境，错失了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实现自我革新的历史机遇，导致历史上文明交往隔阂不断产生。
第三，在文明交往实践层面，表现出鲜明的制度性霸权特征。文明交往规则体系的设计始终嵌合着“中心—边缘”的权力格局，全球治理机构的话语权分配折射出深刻的文明位阶差异。当多元文明主体试图参与规则重构时，既有的制度弹性往往难以容纳异质性的文明诉求，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等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文明等级论”的持续，不仅造成了全球文明交往版图裂隙式发展的残酷景象，更使资本主义文明本身面临价值透支。
（二）“文明优越论”与文明交往的剥削形态
在资本主义塑造人类文明交往范式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与“资本逻辑”发生了深刻的身份重合。当工业文明带来的生产力革命横扫全球时，资本主义制度仿佛成为衡量文明程度的天然标尺，这种将人类文明演进简化为社会生产力线性发展的认知范式，实际上构成了资本文明叙事的认识论基础。资本主义通过将“文明”概念锚定于物质生产领域，完成了对文明本质的内涵偷换。如果从实践维度定义文明的社会机体特质，那么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显然处于文明金字塔顶端，这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化时代得以“傲视群雄”的主因。
文明优越论与文明等级论的建构，本质上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工业革命的物质成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基石，构筑起包裹着进步主义外衣的“意识形态幻象”。马克思的批判并未停留在文化表象层面，他穿透资本文明的光晕，直指其制度内核的悖论：当资本主义将“劳动—资本”关系确立为现代社会的“元代码”时，既创造了超越宗教蒙昧与人身依附的文明飞跃，又孕育了新的剥削形态。“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正是这种将人类从传统桎梏中解放，将其抛入资本规训体系的双重特性，使资本主义得以自诩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化身。这种叙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其普遍化诉求与特殊性本质的矛盾。当资本主义将自身塑造为文明的终极形态时，实际上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永恒化——构建并不断强固“文明优越论”的话语叙事，遮蔽了其制度内核中劳资对立的根本矛盾。这种以物质进步置换文明内涵的理论操作，使现代话语中的“文明社会”始终无法摆脱“寄生母体”，即建立在剩余价值剥夺基础上的“非正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必然导致文明交往逐渐走向异化。
（三）“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交往的原则方式
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构建了新型的奴役体系，将人对人的直接依附转化为通过商品交换形成的“物”的统治关系。马克思深刻揭示，资产阶级将自由、民主包装成普世准则的根本目的在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级秩序嵌入文明交往体系，为跨国资本剥削构建制度框架，从而确立起自身作为“物”的现实代言人的至高而上的统治。资本增殖的无限欲望必然要求突破地域界限，通过金融资本、文化霸权、军事干涉等手段，将全球纳入资本主导的“抽象同一性”网络。资本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文明冲突论”驱动下的文明交往范式始终伴随着殖民掠夺、资源侵占、长臂管辖等强盗行径，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掩盖资本野蛮扩张的意识形态面纱。这种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导致人类社会反复陷入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暴露出资本主义反文明的本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犀利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本质“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而人与人相分隔，最终导向文明与文明的分隔，产生文明隔阂现象。资本主义通过将“人与人相分隔”的原子化个体作为政治建构基点，实际上完成了对民主概念的偷换，将公民权利简化为财产权，使自由异化为资本流动的自由、民主沦为资本意志的话语表达。在这一背景下，资产阶级将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契约精神、法权观念进行形而上学包装，制造出具有排他性、对抗性的“文明标准”，金融资本穿透民族国家边界的观念先导，通过将西方法理个人主义绝对化，消解多元文明，为跨国公司的资源掠夺和文化收编铺设道德红毯，这就必然导致文明间的不断冲突。
马克思更深层的批判指向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粉碎了资本主义文明独霸世界的魔咒”。当启蒙运动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被置换为自由贸易、平等竞争、博爱股东，人类关系的丰富性就被压缩为冷冰冰的交换价值。这种价值体系的致命缺陷在于，将文明进步的尺度简化为GDP增长率，将民主质量量化为选票统计数，使“普世价值”沦为商品拜物教的政治变种。马克思提醒我们，正是这种将历史性偷换为永恒性的观念操作，使现代性困境中的文明冲突不断加深，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星丛正被压缩为单向度的光谱，而“普世价值”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资本主义商品增加销路罢了。
二、危机的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摄的文明交往场域
“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实践的呈现，必然使文明交往容易陷入危机状态，尤其体现为“中心”取代“多元”，引发“中心”对“边缘”的同质塑造危机；“霸权”取代“平等”，造成“优越”对“野蛮”的霸权吞噬危机；“市场”占领“空间”，导致“市场”对“空间”的藩篱布展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伴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文明交往的危机状态不断呈现、危机周期不断复现、危机特征始终难以消除。文明交往的危机场域持续延伸，生产关系决定交往关系，映射到文明交往中，就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交往方式的同质塑造、对交往霸权的形态建构、对交往藩篱的加速布展。
（一）文明交往始终面临“中心”对“边缘”的同质塑造危机
社会交往形态始终受物质生产方式制约。马克思深刻揭示，文明交往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具有内在同构性，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历史产物，更是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实施阶级统治的特殊形式。这种文明形态在人类解放历程中具有双重历史坐标：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确立契约关系与市场法则，客观上构建起突破地域界限的普遍文明交往体系，特别是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革新与交通变革，使人类首次形成世界性的物质交换网络；另一方面，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动力的交往模式，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对非资本主义文明劳动价值的制度性剥夺。从社会存在论维度考察，资本主义文明交往具有明显的系统化特征：第一，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经济基础，决定着交往关系的商品化，各文明体被强制纳入市场进行交换；第二，现代技术体系与金融网络构成物质支撑，蒸汽机、铁路、电报等技术革命不断重塑交往的时空维度；第三，殖民扩张与市场垄断构成运作逻辑，通过炮舰外交、关税同盟、金融操控等打造文明交往权力格局。当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型时，文明交往方式也随之从区域性集市贸易演变为跨国商品倾销，这种转变绝非单纯技术进步，而是文明交往在资本积累需求下，所采取的必然的空间扩张策略。
资本宰制性逻辑的形塑过程，重构了全球市场秩序。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资本优先”的扭曲世界市场。“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当资本积累的逻辑上升为支配性法则时，不仅形成了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系统支配，更在认识论层面构建起“物象化”的认知图式，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幻象，最终演化为资本主体性的神秘化过程。这种关系倒置，本质上是资本逻辑获得自主性主体地位的结果，通过将生产资料转化为对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资本完成了对劳动过程的全面规训。
在当代全球生产网络的建构中，资本宰制性呈现双重统治形态。第一，通过将生产要素纳入价值增殖轨道，使物质生产系统异化为自我增殖的价值主体；第二，借助世界市场形成的强制压力，将非资本主义文明体改造为依附性存在。这种统治形态的吊诡之处在于，其权力实施既通过“资本—劳动”的剥削关系展开，也经由“中心—边缘”的空间配置深化。当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用竞次策略参与文明交往分工时，实质上正经历着社会关系的资本化重构，这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型，更标志着整个文明形态被纳入资本的价值计量体系。马克思揭示的颠倒世界的辩证法，在全球化中具有了新的实践形态，资本逻辑通过金融化、数字化等，将社会关系转化为可计算、可流通的抽象价值单位。这种抽象化进程不仅重构了文明交往的物质基础，更塑造了以效率优先、增长至上为核心的新型文明评价标准，使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传统生存智慧，被迫接受资本理性的价值重估。在此过程中，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被置换为资本积累不同阶段的层级化叙事，人类文明多样性面临着被资本同一性逻辑消解的风险。
（二）文明交往反复遭遇“优越”对“野蛮”的霸权吞噬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性关系，既体现在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上，还深深植根于其文明交往霸权的构建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美西方现代国家文明交往与扩张的主要动力。为了最大限度攫取利润，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开拓新市场，持续调整世界市场的生产关系，以此来塑造和巩固其霸权地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彻底重构了资本范畴，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视作永恒的自然范畴，将资本从生产要素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锚定为运动着的价值，一种在流通中自我增殖的社会关系。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透视，使资本显露出其双重面相：既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形态，更是价值形式辩证法的具象化。正如《资本论》揭示的，资本的全球布展实质是价值规律转化为世界市场规律的历史过程，其“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始积累，被转化为看似中立的“自由贸易”法则。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的调整成为资本主义在向外扩张过程中，实现文明霸权不可或缺的环节。
凭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美西方主要国家在所谓文明交往进程中，构建起了自身文明霸权地位，这导致了交往过程的普遍异化，呈现出一部非文明乃至反文明的交往历史。当资本完成对生产关系的绝对建构，文明交往便异化为价值规律的映射。依据马克思解剖社会肌体的论述可见，从采猎文明到数字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迭代实质是劳动异化。第三次大分工孕育的抽象劳动“帝国”，将人类交往的维度置换为价值增殖范式，使文明交往沦为资产负债表上的借贷关系。这种异化的终极形态表现为资本拜物教的全球统治。当商品逻辑穿透城邦的围墙、封建的采邑与部落的图腾，人类文明积累千年的交往网络便被解构为可通约的交换价值序列。马克思深刻描绘道：“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在这里，威尼斯的玻璃匠艺必须向伦敦的蒸汽机臣服，恒河畔的棉纺工场注定成为曼彻斯特纺织机的附庸。文明交往的丰富光谱，被压缩为资本周转率与利润率的单调函数。这种霸权机制的恐怖之处，在于其将暴力剥削转化为自由契约的文明假象。当东印度公司的炮舰与西非奴隶船被美化为商业开拓，当种植园的皮鞭声被谱写成自由贸易协奏曲，资本权力成功将血腥积累伪装成文明进步。资本主义交往体系通过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制造出“全球性规模”的认知扭曲，爪哇岛的水稻梯田必须让位给橡胶种植园，安第斯山脉的银矿开采优先于印加文明传承，这些看似“优越”对“野蛮”的改造，实际上呈现为文明对文明的“劫掠”，但都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合法性叙事。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交往异化已升级为“算法暴政”。区块链技术将文明多样性转换为可交易的NFT，人工智能系统将文化记忆训练为推荐算法的参数矩阵。硅谷的代码帝国将敦煌壁画数字化为元宇宙的地产广告，华尔街的金融炼金术把亚马逊雨林定价为碳信用衍生品，资本正以数字文明之名实施着更精密的符号殖民。马克思预言的普遍交往中的普遍异化，在算法平台的算力垄断中获得了当代印证，这无疑抹杀了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尤其是各文明之间原本就有的平等关系，被“可通约的交换价值”转换为等级式的不平等关系，文明霸权始终被美西方塑造的“现代文明”掌握，导致处于金字塔尖的文明体，不断以各种形式吞噬着其他文明体，伴随着吞噬的加速与加剧，文明交往始终无法摆脱霸权吞噬的魔咒。
（三）文明交往持续承受“市场”对“空间”的藩篱布展危机
通过资本扩张，所谓代表现代文明的美西方国家不断拓宽世界市场的生产规模，不断打破文明交往界限。马克思立足资本创造世界市场的空间扩展角度，深入分析了这一生产规模扩张对文明交往的影响。他认为，文明交往空间的扩大，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张的直接体现，“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文明交往空间的扩大与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张相辅相成，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规模无法脱离交往空间机制孤立存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看，资产阶级对全球交往空间进行了疯狂的掠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文明交往，是通过“圈地运动”“黑奴贸易”等残酷手段实现的。马克思概括道：“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资本主义对文明交往空间的宰制描述为“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为满足生产增长需求，资本主义不断构筑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藩篱，这构成了美西方国家文明交往的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考察表明，商品作为资本增殖的起点具有双重社会属性，其价值形式承载着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更在交换过程中重构了文明交往的空间形态。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生产要素全面商品化颠覆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使用价值生产的封闭性，这种交换原则的普遍化使交往关系彻底货币化；第二，剩余价值规律成为支配性法则，资本通过生产剩余价值实现自我再生产，这种增殖逻辑驱动着生产空间从地域性作坊向全球工厂的裂变。资本的空间生产机制呈现出辩证的历史运动：一方面，大工业革命通过时间消灭空间重塑了文明交往的地理图景，蒸汽机与铁路系统不仅压缩了时空距离，更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效率推向新高；另一方面，资本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在19世纪中叶已显端倪，世界市场既是资本突破地域限制的解决方案，也成为其无法克服的系统性桎梏。当殖民贸易网络覆盖全球时，地理空间的拓展潜力趋于枯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创造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埋下了自我否定的种子。这种矛盾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交往的演进轨迹。前资本主义文明囿于自然地理的交往藩篱，资本主义文明则通过世界市场构建起普遍利用自然与人类属性的体系，但这种“进步”，始终受制于资本增殖的异化逻辑。机器大工业催生的全球分工体系，表面上创造了文明交往的新可能，实则将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交换的附属品。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世界市场既成为文明交往跃升的物质基础，又异化为压缩文明交往空间的重要载体。由此，人们就能够看到，经过现代化数百年发展，真正成为“现代文明”、能够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国家和文明体，大约30多个，总人数不超过10亿人，“现代文明”的发展，往往以其他文明的不发展为代价，甚至在发展起来后主动“撤梯子”，以构筑利益藩篱的方式，实质上取消了其他文明进步发展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不断分化，文明交往空间处于利益藩篱的阴影笼罩之下。
（四）文明交往不断延伸的危机场域呼唤新的交往模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资本地位绝对化，伴随着殖民扩张、战争冲突，通过构建制度化、体系化秩序，不断巩固、维持先发国家的霸权地位，加剧了文明交往中的不平等和非正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少数中心国家，始终将推行大国霸权作为全球扩张的核心目标，这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资本权力主导下文明交往制度的霸权外溢。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资本权力始终维系统治地位，文明交往危机就不可能根除，文明交往危机场域就会持续延伸，由此也呼唤着新的文明交往模式和格局的出现。
一方面，资本主义将其生产方式拓展到全世界。生产方式的变革与交往形式的演进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双重驱动力，随着机器大工业催生的世界市场体系成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区域性封闭系统向全球性开放网络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消解了前工业时代自然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孤立性，更重构了国际生产关系的结构。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历程，本质上就是不断占有和重组文明交往空间的过程。当资本主导的文明交往将世界版图锻造成同质化市场时，也同步播撒了空间对抗的文明因子，编织着后发民族被系统边缘化的权力图谱。全球空间场域中不断强化的“中心—外围”架构，恰是资本全球布展最醒目的印记，前现代文明在资本重力场中逐渐沦为文明交往价值链的末端。资本的空间生产从来不是线性扩张，而是通过创造性破坏不断霸占文明交往版图。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铁路与蒸汽轮船构成的交往工具，将潜在的世界市场转化为现实的全球商品交换网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此过程中展现出鲜明的“中心—边缘”结构特征。这种中心国家吞噬外围经济的积累模式，使伦敦交易所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中枢系统。但资本积累的空间辩证法始终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基因，恩格斯预见到，世界市场既创造着普遍的物质文明交往体系，又再生产着等级化的交往支配关系。当技术扩散引发竞争性工业化浪潮时，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机制必然催生多中心的文明交往格局。这种动态调整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否定性使其不断突破既有空间交往形态，不断制造文明交往的新矛盾，新矛盾又不断推动新的文明交往模式与格局的形成。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霸权外溢宰制文明交往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美西方国家始终将推行大国霸权作为全球扩张核心目标。鉴于扩张的外在需要，资本主义将自身装扮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炮制出所谓文明优越的“意识形态幻象”。这种文明中心主义叙事宣称现代化具有单一图式，将西方经验抽象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实则暗含着文明等级制的权力密码，通过将差异转化为优劣，为全球霸权体系提供合法性包装。当资本主义国家以“文明开化者”自居时，实质上是在建构新型殖民逻辑，将军事征服升级为制度规训，将暴力掠夺转化为市场垄断，最终形成覆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复合型支配网络。发达国家通过专利壁垒与技术标准垄断，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全球价值链的支配工具。这种知识权力不仅确保其在全球产业链顶端的超额利润，更形成对后发国家的创新压制。
资本主义将地方性知识边缘化，用消费主义重塑他者的文化基因，制造出文明交往中的依附关系。美元霸权与北约体系构成全球治理的双重枷锁，前者通过货币政策操控全球经济命脉，后者则以安全威胁为名实施地缘干预，共同维系“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这种结构性暴力在文明交往中呈现出悖论性特征，既以“自由贸易”“民主输出”等现代性话语自我粉饰，又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前现代的主从关系。当发展中国家试图突破技术封锁或重构贸易规则时，便会遭遇从经济制裁到“颜色革命”的全频谱压制。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史由此显现出其本质，这不是文明的自然传播，而是支配关系的强制复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具有明确的外在暴力性，其宣称的普遍性恰恰建立在特殊性霸权之上；所谓文明对话实质是单向度的制度移植。这种矛盾最终导致文明交往的深层撕裂，当资本主义将现代化简约为西化，将发展等同于依附，人类文明的多元潜能便被囚禁在资本逻辑的牢笼之中，文明交往危机就会不断复现且难以根除。由此，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路向也就进一步得到确证：必须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树立起文明平等、文明包容、文明交流、文明共同发展的新观念，释放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多元潜能，走向文明交往的时代纵深。
三、危机的超越：文明交流互鉴指明的文明交往路向
人类文明交往的演进规律深刻印证了物质文明交往决定精神文明交往的基本原理。面对“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范式主导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文明交往危机，习近平深刻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在21世纪继承发展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以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根基，为超越文明交往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文明交往新旗帜、建立文明交往新原则、提升文明交往新境界。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文明交往新旗帜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文明交往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未来文明共处之道的系统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文明开放包容、文明和谐共生、文明责任共担为核心内涵，为超越文明交往危机提供了理念指引。
第一，在文明交往的主体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否定文明等级制，提出超越文明交往同质塑造危机的文明平等共存理念。文明平等共存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话语体系下文明中心论的霸权逻辑，强调不同文明形态在价值论层面的主体平等性，承认每种文明都是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知识体系与价值表达。习近平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文明平等共存理念直面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发展单一性危机，主张通过推动文明多元性发展维系人类文明生态平衡。在文明交往的认识论上，文明平等共存理念突破“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框架，倡导建立多向度、网格化的文明对话机制，使不同文明能在保持主体性的前提下交流实现互鉴。通过构建平等共存的文明共同体，这一理念既实现了对西方文明“殖民式”叙事的彻底清算，也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文明交往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第二，在文明交往的方式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文明冲突，提出超越文明交往霸权吞噬危机的文明开放包容理念。文明开放包容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文明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的保守逻辑，强调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文明开放包容理念直面当前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文明存续剥夺性危机，指出任何文明若固守封闭状态，不仅会导致自身发展停滞，更将造成人类整体文明生态的失衡。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在文明交往的方法论上，文明开放包容理念主张建立动态平衡的文明交流机制，反对文化霸权式的单向输出，倡导各文明在保持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双向乃至多向的对话融合。通过构建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为消除文明误解、促进文明延续提供了实践智慧，体现了对人类文明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
第三，在文明交往的指向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文明优越，提出超越文明交往藩篱布展危机的文明责任共担理念。文明责任共担理念从根本上解构了西方文明“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逻辑，将文明交往的终极目标定位于人类整体福祉的提升。它敏锐把握到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文明分化与极化现象——既有强势文明的扩张性焦虑，也有弱势文明的防御性恐慌，指出这种对立状态将导致文明发展的系统性风险。在文明交往的价值取向上，文明责任共担理念创造性地将“共同责任”纳入文明交往伦理范畴，强调所有文明都是地球文明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通过构建责任互联的文明共同体，既破除了文明优越的桎梏，也为化解文明对立、促进协同发展提供了价值框架，彰显了对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深切关照。
（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建立文明交往新原则
全球文明倡议以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核心内容，全面廓清了“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范式的迷惑性，深刻回应了“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文明之问，为超越文明交往危机提供了原则遵循。
全球文明倡议将尊重文明多样性置于文明交往的根本前提，有效打破了文明中心主义的迷思。全球文明倡议将尊重文明多样性视为文明基石，正如习近平所言：“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建立文明平等对话的履约监测机制、跨文明艺术共创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申遗机制、传统知识体系互鉴机制等，在实践中实现了三重突破：一是颠覆了文明线性进化史观，确认玛雅历法、印度吠陀数学等非西方文明成果的现代价值；二是重构了文明评价标准，不再以物质发展水平作为文明优劣的尺度；三是培育了“文明生态”理念，将人类文明视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中国二十四节气与非洲班图历法共同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实例已证明：只有承认所有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组成部分，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相向而行。
第一，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交往原则，成功跳出了“文明冲突论”的陷阱，能够有效超越文明交往的霸权吞噬危机。不同于西方文明用文明冲突裁剪和分裂各文明体的二元对立交往逻辑，作为契合人类文明整体利益的思想成果，全球文明倡议通过挖掘各文明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共识，构建了超越文明冲突、获得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在实践层面，它聚焦于克服文明发展单一性危机的三个方向：一是建立文明对话常态化论坛，使不同文明的价值理念获得制度化表达空间；二是创设文明互鉴指标体系，量化评估文明交流成效；三是开发数字文明共享平台，促进文明符号的跨地域传播。这种以共同价值为纽带的交往模式，既摆脱了文明冲突论的偏狭，又克服了文明相对主义的局限，在实践中成功消解了“文明必然冲突”的错误命题。通过“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有效避免了文明发展的同质化趋向，为超越文明交往的霸权吞噬危机、促进多元文明共创人类文明美好未来贡献了科学思路。
第二，全球文明倡议主张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的交往原则，科学纠正了“文明等级论”的谬误，能够有效超越文明交往的同质塑造危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批判了文明优越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在此基础上指明克服文明发展可持续危机的三大进路：一是建立“文明基因库”保护濒危文化遗产，数字化复原伊拉克摩苏尔古城等文明遗址；二是设立全球文明创新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三是构建文明适应性评估体系，帮助各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主体性。当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口头传统保护、拉美原住民知识体系振兴等实践中，生动证明了习近平点明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的精确论断。通过充分挖掘各文明体的内在价值，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分，不断推动以文明创新消除资本与劳动、西方与东方的鸿沟，为超越文明交往的同质塑造危机、推动人类文明同放异彩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三，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交往原则，全面突破了“文明优越论”的辖制，能够有效超越文明交往的藩篱布展危机。全球文明倡议创造性提出“三维交流”方式：一是立足文明交往的主体维度，推动学者、艺术家、青年等多层次对话，“新汉学计划”培养的600余名国际汉学家已成为文明交流的使者；二是丰富文明交往的内容维度，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构建文化遗产、现代艺术、科技伦理等多元对话领域，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合作开创文物保护新范式；三是拓展文明交往的渠道维度，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平台，全球200余个“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年均开展文化活动数万场。这些实践使不同文明在人工智能伦理、生态哲学等前沿领域形成价值共识，深刻印证了“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经”的文明真理。通过不断加强各文明体的人文交流各作，持续谋求各文明体在网络与现实的虚实交往空间的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此打破西方国家刻意设置的文明交往壁垒与藩篱，为超越文明交往的藩篱布展危机、营造文明互促发展新态势注入了强大动力。
（三）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交往新境界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理念的具象映射，也是全球文明倡议交往原则的全面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开启文明交往新范式、构建文明交往新秩序、塑造文明交往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共生、共享、共荣的理想境界，为超越文明交往危机提供了实践向导。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开启文明共生的交往范式，为超越文明交往的同质塑造危机锚定了实践前提。这一范式突破传统文明关系中“主客二分”的认知窠臼，将文明互动视为多元主体共建的意义网络，在文明交往的哲学层面确立了“差异共存”的交往伦理。其实践创新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文明交往的认知层面，以动态平衡思维取代文明优劣的静态评判，承认每种文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智慧体系；二是文明交往的机制层面，构建多中心的文明对话机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等平台使不同文明获得平等表述权；三是文明交往的生活层面，促进日常层面的文明交融，使各文明体的民众在文化消费、艺术鉴赏等具体实践中形成跨文明认同。这种共生范式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既保持了各文明的主体性，又创造了超越文明隔阂的“第三空间”，为人类应对全球性问题培育了深层次的文明共识，展现出文明演进的新可能，开启了21世纪文明共生交往的经典范式。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构建文明共享的交往秩序，为超越文明交往的霸权吞噬危机筑牢了实践基础。习近平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实践从根本上突破了文明资源垄断的传统格局，在文明交往秩序层面实现了三重向度转变：一是从资源独占转向成果共享，推动科技、文化等文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二是从单向输出转向多维互动，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文明交流云平台，使文明对话突破时空限制；三是从零和博弈转向协同创新，通过开展“文明互鉴伙伴行动”“人文金砖”等活动创造文明合作新动能。这种共享秩序通过制度化安排保障各文明的发展权，特别注重弥补历史上由西方文明造成的文明发展鸿沟，使弱势文明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和表达渠道。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文明公约的寰球实践表明，当文明成果成为人类共同财富时，既能遏制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又能激活边缘文明的创造力，最终实现文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种共享型交往秩序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文明对抗走向文明共赢的全新历史阶段。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塑造文明共荣的交往格局，为超越文明交往的藩篱布展危机提供了实践依托。这一格局的塑造体现着深刻的辩证思维：既尊重文明发展的差异性，又追求人类整体的进步性。在文明交往的实践路径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旨归，通过建立“三域联动”机制实现文明协同发展。一是物质文明交往领域，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使“一带一路”成为文明交融的血脉；二是制度文明交往领域，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通过G20、金砖峰会、良渚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平台赋予多元文明平等话语权；三是精神文明交往领域，培育“天下大同”的价值共识，促使不同文明在人工智能伦理、生态保护等新领域形成道德默契。这种共荣格局注重解决文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帮助后发文明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历史表明，当伊斯兰文明保存并传播古希腊典籍、中国四大发明推动欧洲文艺复兴时，文明互鉴就已展现出巨大能量。当代中国以文明共荣为指向的文明交往实践，正在更广阔范围内将这种能量转化为破解文明发展失衡的现实动力，呈现出各文明体共同闪耀的人类文明星空图景。
曹以达，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庆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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