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巴尔干是世界变局的前沿承受地带，该地区极右翼借机融入全球极右翼发展的浪潮。巴尔干极右翼不断调试意识形态，深度融合民粹主义与反建制叙事，强调“文明排他”话语，推行选择性经济民族主义，同时不断强化历史修正主义，思想层面的亲俄倾向也在一些国家日趋明显。在政治实践中，主流化、国际化、数字化特征凸显，越来越多极右翼政党进入议会或参与组阁，极力构建跨国网络并展开协作，广泛运用数字平台进行激进动员。极右翼的一系列动向已对巴尔干民主制度造成冲击，不仅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激化了民族和种族矛盾，令地区安全局势更趋紧张，进一步增加动荡世界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巴尔干 巴尔干极右翼 欧洲极右翼 世界变局
巴尔干作为地缘战略要冲，是欧盟东扩的关键门户，其稳定与否关乎欧洲安全与一体化进程。近年来，这一文明与地缘裂痕交织的地区因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战争创伤、身份认同等问题交织，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成为极右翼势力膨胀的高危区域。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等国家极右翼再次崛起，正成为巴尔干面临的新挑战。巴尔干极右翼在国际局势的演变中调适意识形态，特别是结合民族主义议程，借助国际合作网络和数字传播手段进行激进动员，对区域安全与稳定造成不容小觑的冲击。
巴尔干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变迁
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持续、全球权力格局重组的动荡变革时期，巴尔干极右翼持续调整核心诉求和话语体系，其意识形态作为复杂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转型和社会深刻变革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因应世界变局和调试自身的切换中持续演变，呈现出带有鲜明地区特征的意识形态变迁轨迹。
第一，从“民族排他”上升到“文明排他”。为了迎合部分民众对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和文化变迁的焦虑，欧洲极右翼积极构建“伊斯兰恐惧症”叙事，混淆极端恐怖分子和普通穆斯林，将自己描绘成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将族群矛盾上升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抗”，从而为排外政策、限制移民甚至暴力行为提供“合法性”。有学者通过研究欧盟国家1000多份政党宣言及政治人物的65万条推文发现，极右翼试图通过将欧洲文明抽象为一种共同的遗产，并将其嵌入民族主义传统的熟悉元素中来调和其民族身份和超民族身份。巴尔干极右翼迅速适应和利用这种意识形态调整，将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当今的穆斯林问题以及国内政治议程联系起来。例如，其将科索沃阿族的存在描述为“对基督教欧洲的威胁”，呼应欧洲极右翼的“大替换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巴尔干一些极右翼势力自诩为基督教价值观的守护者和推广者，宣称要捍卫欧洲文明，如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AUR）等。
第二，从强调民族主义到融合民粹主义与反建制叙事。巴尔干极右翼传统上追求激进民族主义，自2016年起开始受到特朗普民粹主义影响，将反建制的思想和表达纳入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这种做法迎合了巴尔干国家民众对冷战结束后社会转型的不满和对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失望。面对经济下滑、政治腐败、青年失业、主权丧失等多领域困境，极右翼将其简单归结为全球化、欧洲化导致的负面结果或者本土精英“卖国”的直接后果，为底层民众提供单一、片面的解释框架，煽动民众强烈质疑现有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对武契奇政权一直持批判立场的塞尔维亚极右翼大门运动（Dveri）以变革系统性腐败为核心诉求，将2020年9月公布的新政治纲领直接命名为“体制变革—人人安全”。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在新冠疫情期间将自己定位为政治革新的推动力量，“向那些对健康问题缺乏足够了解的民众发起反医疗、反疫苗接种以及反限制措施的宣传攻势”，在2020年选举中声名鹊起。通过构建简单化叙事，巴尔干极右翼试图制造对立、获取权力。
第三，从反新自由主义转向选择性经济民族主义。冷战结束后巴尔干国家经历了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剧烈转型，曾将推行新自由主义视为融入欧洲的快速路径，但很快产生了社会不平等、移民涌入、失业率高等多种问题与挑战。在此背景下，巴尔干极右翼开始大力批判自由资本主义对传统经济的破坏，以此吸引社会转型中的“失意者”。如今极右翼在无法逆转全球化的情况下，致力于追求情感动员和实用主义的平衡，选择性反对全球化，积极支持本国精英资本。例如，保加利亚“阿塔卡”党（Ataka）的纲领明确规定，在保加利亚生活水平达到欧盟平均生活水平之前，不得向外国人出售本国农田，且保加利亚投资者应该享有优先购买权。极右翼的希腊解决方案党（GS）同样推崇选择性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在社会福利和商业机会方面优先考虑希腊公民。不难看出，上述已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国家的极右翼一边主张抵制欧盟推行的自由主义规范、经济政策，一边支持利用欧盟资金优先为本国服务。
第四，不断强化历史修正主义。由于历史上不同帝国及文化的占有和统治、南斯拉夫解体造成的战争和创伤，以及外部势力的争夺和渗透，巴尔干存在大量无法消解的历史包袱，积累了复杂的民族、文化、宗教和领土纷争。极右翼受历史积怨影响颇深，将自己定位为民族身份的守护者，既要对抗西方自由主义的外部威胁，又要抵御国内统治精英的影响。他们并非关注历史真相，而是将历史作为权力争夺的工具。2022年7月，塞尔维亚行动党（SA）曾在街头活动中表露对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者的推崇。2025年7月，克罗地亚极右翼政党国土运动党（DP）主席、人口和移民部长伊万·希皮奇在谈到众支持者高喊二战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口号的汤普森演唱会时，虽辩解没有在现场看到法西斯主义踪迹，但他对此情此景表示欣赏：“这种致敬对于那些在年轻时离开故土并在国土战争中保家卫国的退伍军人来说意义重大。”正是在不断地历史修正中，巴尔干极右翼强化排外主义并引导民族认同。
第五，亲俄罗斯的思想持续增强。冷战后的欧洲秩序由西方主导，而巴尔干国家的利益受到压制。巴尔干许多极右翼持反西方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欧盟、美国等西方势力属于破坏民族认同的自由主义势力，而俄罗斯则成为制约自由主义势力的平衡力量。俄罗斯作为多极世界秩序的倡导者，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对抗西方霸权的战略选项。同时，俄罗斯宣扬的传统价值观，如强调宗教、家庭、反移民、反同性恋等，与巴尔干极右翼的诉求极为契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巴尔干极右翼将其视为发展契机，强化反西方立场，使亲俄罗斯的思想持续增强。例如，塞尔维亚“人民巡逻队”领导人达姆扬·克涅热维奇2022年5月访问莫斯科，表达了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2022年11月，他又访问圣彼得堡的瓦格纳准军事组织中心，现场展出一面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两国国旗合成的旗帜，上面写着共情标语“顿巴斯属于俄罗斯，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
巴尔干极右翼的政治实践
巴尔干极右翼的政治实践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当代全球极右翼政治的一个区域性缩影，其发展态势与全球极右翼浪潮同频共振、互相支撑，展现出世界动荡变革期政治极端主义的动态适应机制。巴尔干极右翼发展迅猛，反复推动自身从边缘向主流政治渗透，融入极右翼跨国互动网络展开协作，并不断适应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传播策略，持续强化在本国、本地区政治中的“合法性”与韧性。总体来看，巴尔干极右翼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如下特征和趋势。
第一，出现主流化倾向，越来越多极右翼政党进入议会或参与组阁。在全球化进程中，部分民众对经济危机、移民、身份认同等问题产生严重焦虑，这给极右翼政党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崛起创造了社会条件。而巴尔干作为内部民族斗争和跨境纠纷比较突出的地区，其有利于激进政治发展的氛围与西欧相近，极右翼政党借机蓄力对传统政党不断发起挑战，并接连取得成功。2023年，斯巴达人党（Spartans）、希腊解决方案党和希腊胜利党（Niki）3个极右翼政党在希腊议会选举中斩获34席，合计获得超过12%的选票，在300个议席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自1974年军事独裁政权倒台以来，希腊首次出现多个极右翼政党同时进入议会的现象。保加利亚极右翼政党复兴党（Revival），通过反对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和疫苗接种政策，成功利用民众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情绪，影响力不断提升，在2021年大选后首次进入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并赢得13席，目前总席位已增至33个。在2024年4月的克罗地亚议会选举中，极右翼的国土运动党一举获得14席，成为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联合组阁的伙伴。进入议会或政府的巴尔干极右翼参与决策变得合法化。
即使未能进入议会或政府，极右翼政党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有的极右翼政党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激进言论早已渗透到权力机构内部，甚至影响了执政联盟的政策制定，如保加利亚“阿塔卡”党的极右翼思想，为推行相似议程的政治力量崛起铺平道路。有的能够发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逼迫政府让步，如塞尔维亚极右翼2022年9月迫使政府取消原本计划当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骄傲游行”。有的刚刚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便有近乎翻云覆雨的影响力，如2024年11月罗马尼亚总统选举第一轮，独立候选人卡林·乔治斯库得到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托举后，从“无名之士”上升为领跑者；如不是宪法法院在第二轮总统选举开始前以“俄罗斯干涉”为由突然取消选举结果，他几近赢得总统大选。
第二，凸显国际联动性，极力构建极右翼跨国网络并展开协作。巴尔干极右翼在意识形态上存在跨国共性，其跨境协调行动也正在逐步加强，特别是在共同反对欧盟、亲俄罗斯、抵制全球化或排斥移民的平台或网络方面。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的极右翼均已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展开象征性结盟，相互公开背书，并共同出席国际极右论坛。如2024年4月12日，保加利亚复兴党与斯洛伐克共和运动（HR）、瑞士“杯子已满”（Mass-Voll）、塞尔维亚“誓言者党”（SSZ）、匈牙利“我们的家园运动”（MH）、德国选择党（AfD）、摩尔多瓦复兴党（PR）以及希腊农业畜牧业党（AKKEL）共同签署“索非亚宣言”，目标是保护国家边界、维护国家主权，并推动对欧盟政治权力的重新谈判。极右翼之间协同联动，在强化叙事、激进动员和扩大影响力方面往往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巴尔干极右翼不仅深度融入全球极右翼网络，而且创造条件吸引地区外极右翼深入巴尔干培植分支势力、扩大影响力。如土耳其俗称“灰狼”（ülkü Ocaklar?）的极右翼在波黑建立分会，俄罗斯摩托车俱乐部“夜狼”（Night Wolves）在黑山成立分部。西方极右翼势力向来视巴尔干为对抗伊斯兰世界的前沿阵地，而塞尔维亚极右翼势力蓬勃发展，尤其引发欧美极端分子关注，部分势力选择在塞尔维亚扩大活动版图。2018年5月，由英国优先党（BF）创始人吉姆·道森创建的国际圣殿骑士团，曾向在科索沃活动的塞尔维亚团体提供防弹背心和无线电设备。与此同时，俄罗斯极右翼思想鼓吹者亚历山大·杜金的得力助手经常与吉姆·道森和英国国家党（BNP）前领袖尼克·格里芬一同出现在塞尔维亚。这种国际联动为巴尔干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勃兴提供了协作基础和互动网络。
第三，追求数字化，利用数字空间进行激进快速动员。新一波席卷全球的极右翼发展浪潮与社交媒体的兴起几乎同时出现。巴尔干极右翼敏锐捕捉到社交媒体带来的巨大机遇，善于利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宣传和动员，这些平台包括脸书（Facebook）、映客（Instagram）、X（原名Twitter）以及油管（YouTube）等。极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主动借鉴网红文化中的营销策略和互动模式来传播激进言论，或将其政治主张进行商业化包装和推广，打造亲民的魅力型政治领袖，设法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对主流政治失望的支持者。最典型的例子当属2023年异军突起的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该党通过社交媒体运作有效弥补了电视宣传不足和传统媒体曝光有限的短板，成功触达了传统政党长期忽视的选民群体，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选民。其领袖人物乔治·西米翁在脸书上的活跃度甚至超越了该国主要政党国家自由党（PNL）的官方账号。在此过程中，该党还推出了一款创新型应用程序，旨在提高政治参与度。
可见，数字空间作为巴尔干极右翼的活动场域，在叙事宣传、组织动员、身份建构、国际协调上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同时大大降低了极端思想的传播成本，加速其政治主流化和国际化的进程。社交媒体不仅能有效绕过传统媒体的筛选机制，直接将主张及时推入公众视野并试图控制公共话语，而且能为极右翼运动的支持者营造归属感和社群认同，使其可以快速集结支持者并开展协同行动。例如，塞尔维亚全国阵线（NSF）领导人（被称为“元首”<Führer>）经常发布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帖子，这些帖子常常被其他右翼极端主义政治人物和组织转发。通过高效率、低门槛的数字传播渠道，巴尔干极右翼彼此呼应关照、共享宣传材料、共谋煽动性内容，助推其政治实践效果倍增。
巴尔干极右翼的区域影响
从巴尔干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来看，其已超越一般的党派力量，成为联动内部纷争、地区问题乃至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增加了巴尔干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极右翼通过干扰政治决策、阻碍经济施策、分裂社会共识、制造安全风险等，对巴尔干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造成多个维度冲击。
第一，地区民主制度遭受冲击。极右翼为获取权力，常常通过反建制叙事煽动民粹情绪，广泛散布对本国司法、媒体和官员的不信任，削弱民主制度赖以运行的共识基础，且崇尚使用极端或暴力手段攻击政治对手，不仅破坏国家政治运行，而且侵蚀民主内核，削弱民主治理体系，催生各种民主乱象。巴尔干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开启社会转型，虽已过去30多年，但民主制度尚不稳固。在此背景下，极右翼发展壮大将不可避免对巴尔干国家民主转型构成威胁。常被西方指控存在所谓“民主倒退”的塞尔维亚，不仅被指责政府存在威权倾向、强势把控媒体，还面临极右翼对民主制度的冲击。例如，2025年7月，塞尔维亚老牌极右翼政党激进党要求主管当局清除抗议者在泽蒙地区设置的路障，扬言若政府不行动则自己动手。对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迅速作出回应，表示为了“不打扰”激进党领袖舍舍利，“我们会早点清理它”。激进党逼迫政府按照自己意愿展开行动，是巴尔干极右翼冲击民主体系的典型例证。
第二，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冷战结束后回归欧洲的巴尔干是欧盟实施地区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目标区域。在欧洲左派政党积极推崇这一战略的同时，持反西方、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主义立场的极右翼却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破坏者。巴尔干极右翼加入反对者行列，呼吁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与该地区政府致力于吸引欧盟投资、与欧盟进行经济整合的做法相悖，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未入盟的西巴尔干国家如塞尔维亚，众多极右翼虽未形成强大的议会力量，但是其反入盟的立场与政治精英追求的入盟目标相矛盾，势必削弱西方投资者的信心。已入盟的国家如罗马尼亚，经济已被外资劫持，在欧盟内部处于从属地位，以致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领袖乔治·西米翁发出的“我会让罗马尼亚再次在欧盟和世界舞台上屹立不倒”的壮语引发共鸣，这种煽动性民粹言论阻碍亲欧派政策的实施。此外，极右翼党派及其他民粹主义团体崛起让一些巴尔干国家政治格局日益碎片化且不稳定，同样阻碍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多次举行议会选举且政府频繁更迭的保加利亚，重大经济改革推进受到极右翼蓄意阻挠，其中保加利亚复兴党尤其反对使用欧元，2025年该党在索非亚以及全国多个城镇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可见，在极右翼干扰下，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在巴尔干西部无法顺利推进，在东部同样面临挑战。
第三，民族矛盾和种族仇恨加剧。巴尔干常被称为欧洲“火药桶”，除了大国地缘博弈的影响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各个民族都积极追求国家建构的大梦想，大民族主义盛行，加上南斯拉夫解体战争的影响犹在，民族仇恨已经渗入社会肌理。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政治实践的不断深入加剧了该地区固有的民族矛盾。最明显的表现是，极右翼党派众多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越来越深，互相指责已成为常态。在克罗地亚，境内塞族少数民族和外部的“他人”（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官方势力）越来越成为民粹主义者们发泄不满的靶子。2023年反对塞族的极右翼国土运动党进入克罗地亚政府后，马上试图切断一家代表塞族少数民族报纸的资金来源。2025年7月11日，武契奇指出，歌星汤普森在萨格勒布举行的音乐会是克罗地亚沙文主义的高潮，他揭露道：“他们来听汤普森的音乐会不是因为他的歌声及魅力嗓音，而是因为乌斯塔沙、法西斯主义和反塞尔维亚政治的推广。”这一地区塞族与阿族的矛盾同样尖锐，波黑和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极端政治组织倾向于支持对塞尔维亚进行“种族清洗”。这种民族矛盾的地区普遍性还反映在足球赛事上，极右翼思想常常得到足球俱乐部极端分子的支持，导致球场内外频繁出现极端标语或事件。
第四，地缘安全风险上升。极右翼亲俄罗斯的意识形态选择使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巴尔干亲俄阵营和亲西方阵营更加分化，显著增加该地区政治局势的复杂性。2022年3月，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Chetnik）首领布拉蒂斯拉夫·齐维科维奇亲自证实，塞尔维亚的外国武装分子已抵达并加入俄罗斯一方作战。这较塞尔维亚政府对俄采取的“谴责但不制裁”态度更加激进。而对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仍记忆犹新的克罗地亚人、波什尼亚克和科索沃阿族人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尤其反感，支持西方力挺乌克兰。极右翼活跃的社会氛围使民族、宗教和文化对立加剧，让本就脆弱的地区安全形势雪上加霜，直接加剧地区热点冲突。2023年9月，科索沃北部巴尼斯卡（Banjska）爆发阿族警察与塞族武装之间的冲突。巴尼斯卡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去，军事对立接踵而来。2025年3月，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临）在地拉那签署防务合作宣言，三方8月敲定从美国联合采购武器计划。这些联合本质是借外部结盟强化自身“军事存在”，以对抗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没有坐以待毙，随即作出应对，于2025年4月和匈牙利签署文件，将2023年两国达成的防务合作战略协议具体化。与此同时，在波黑，与塞尔维亚保持协调的塞族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加剧，2025年8月1日波黑法院最终判处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一年监禁和六年禁止履行塞族共和国总统职务，但并未压制住多迪克领导的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SNSD）对波黑中央政府决定的抵制，波黑一度陷入近30年以来的最大政治危机。以上因素让巴尔干安全形势再度紧张，风险上升，给不断动荡的世界增加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结 语
极右翼在当今世界广泛崛起是资本主义矛盾周期性深化和结构性危机持续爆发的结果。巴尔干极右翼的活跃属于战后欧洲极右翼第四次复苏浪潮的组成部分，是作为世界局势前沿承受地带的巴尔干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复合型危机同频共振的激烈反应。无论是极右翼在意识形态上的调适，还是在政治实践中的多重特征，均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演变。巴尔干极右翼不仅回应世界性议题，而且利用地区矛盾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在与世界保守主义势力联动的同时，积极塑造自身的独特性。这不仅揭示出世界变局对地区政治的普遍冲击，也印证了本土因素在塑造政治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巴尔干极右翼加剧了该地区本就复杂的各种矛盾，对区域稳定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形成严峻挑战，令巴尔干地缘安全局势更趋紧张，为动荡世界增添了新变数。
【本文是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巴尔干战争参战各方相关历史记忆研究（1912-2012）”（项目批准号：24BSS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12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