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学会荣誉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古文字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等，独著与合撰有《汉语文字学史》《汉字理论丛稿》《古文字谱系疏证》《古汉字发展论》等多种。

袁周敏，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语用学专业博士；两站博士后经历（浙江大学 话语与传播；南京大学 社会学），博士生导师。主要兴趣为语用学与外语教育、话语与国际传播、语言与社会治理。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与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各1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中国大学慕课在线开放课程“语言与生活：语用学导论”“语言科学与艺术”负责人；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编委，《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副主编。

袁周敏：您曾长期在安徽大学工作、开展学术研究，能否请您谈谈您在安徽大学推动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当时是如何实现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突破的？

黄德宽：安徽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能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确实在很多高校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我们当时的学科条件比较差，但还是通过几个关键步骤实现了突破：首先，是要把学科方向设计好。汉语言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学科，要进行学科建设，首先就要了解全国范围内相近学科的建设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安徽大学自身学科发展的特色。我们分析了国内学科布局，发现安徽大学在古典文献、古代汉语、古文字等领域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于是我们就以这些方向为研究重点，凝练出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特色。

在明确特色方向后，就是要整合学科力量。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内部能够形成共识，不同的学者得以围绕一个学科方向来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发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学科带头人，必须要有学科发展的全局观，综合学科内部老师的研究专长和兴趣，整合梳理出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由此对各个分支方向进行布局。那时，我们根据安徽大学的整体情况，制定出学科发展的基本方案，设计了四个方向：白兆麟教授是训诂学领域的专家，由他牵头负责汉语史方向；杨应芹教授是安徽大学古籍办主任，在安徽古籍整理这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就由他主持古典文献与古籍整理这一方向；袁晖教授的修辞学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由他负责现代汉语这一方向；我主要侧重文字学这一方向。通过分工合作，安徽大学最终在90年代成功拿下博士点。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术积淀逐渐深厚，在2002年获批国家重点学科就水到渠成了。

因此在我看来，一所地方大学要开展学科建设，突出特色是关键。要善于组织已有的学科力量，确定好自己的发展方向，把学科带头人找好，人才队伍建设好，这样才有可能发展出自身学科的比较优势。

袁周敏：您在清华大学主持建立了全国首家古文字学硕士、博士交叉学科授权点，设计强基计划古文字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您能简要介绍交叉学科授权点和强基计划古文字学本科专业建立背景及意义吗？

黄德宽：我到清华大学后，主要负责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2018年，学校决定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为校级文科重点研究机构进行实体化建设。实体化建设以来所开展的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设以及强基计划人才培养等工作，都源于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积极响应。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其中就包括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这一重要指示为古文字学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教育部在"强基计划"中首次将古文字学纳入本科专业招生。需要指出的是，在强基计划实施之前，我国的古文字学人才培养主要依托研究生教育阶段。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分散在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培养古文字学人才，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为配合强基计划的实施，我们系统梳理了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现状，并在《光明日报》发表《“强基计划”助力古文字学专业人才培养》一文，从学科建设、培养模式等维度，阐述了强基计划对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和实施路径。

在此背景下，清华大学作为“强基计划”试点高校之一，率先开设了古文字学本科专业。我带领团队制定了完整的本科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古文字学长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它既不是一级学科，也不是二级学科，甚至不能算作三级学科。这就导致本科毕业生面临"出口不畅"的问题。并且，以往各高校都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或汉语言文字学等学科下培养古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这种分散的培养模式使学生的知识结构、素质和能力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考虑到古文字学本身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属性，我们决定在清华率先尝试突破。经过充分论证，提出了设置古文字学一级交叉学科博硕士点的构想。这个想法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我们组织专家团队反复研讨，制定了详细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人才计划。经过多轮专家论证和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严格审议，古文字学一级交叉学科博硕士点最终在2023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批准，于2024年正式开始招生，为古文字学的长远发展构建了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认识，我在《新时代古文字学学科建构》（该文刊于《历史研究》2024年第12期）一文中有所阐述。我们认为，古文字学新兴交叉学科的建构，要着重围绕加强理论综合研究、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以及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应用等关键环节，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力的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新兴交叉学科作为一个长远目标。

袁周敏：您认为新兴交叉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主要挑战？特别是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应该如何突破传统学科壁垒，实现真正的跨学科融合？

黄德宽：交叉学科发展有其自身的困难。要真正实现由学科交叉向交叉学科的转变，首先需要找到具备跨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比如中心计算古文字学实验室最近引进的一位年轻学者，她既系统学习过古文字学，又持续进修计算机课程，并且在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做过博士后，这样的知识结构让她拥有交叉研究的视角和研究能力。然而，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本身并没有复合的知识背景，如果要想推进交叉研究，就必须通过团队协作来实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彼此从各自的学科寻找结合点，主动"破界"——突破自己原有的学科边界，开展深度的交流合作，也许就会找到交叉学科的发展方向。学科交叉是一个发展趋势，从学科交叉研究到交叉学科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物理化学、社会语言学这些交叉学科的形成过程一样，往往要经历从具体课题合作，到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最后发展成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过程。当学术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慢慢地就会从学科交叉研究发展为交叉学科领域或新兴交叉学科。

这里提到课题，就是坚持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我们团队就围绕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关键问题，以此为核心纽带，搭建了融合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计算语言学的多学科交叉平台，为科学研究、教学设计、人才培养提供了平台支撑。这学期本人开设的“古文字学理论与方法导论”课程就是一个尝试。除了讲授基础理论外，考古学、历史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的专家，以及研究世界文明比较的外国学者也参与授课。学生们不仅要夯实古文字学基础，还能接触到考古学视角、计算语言学方法等多维度的研究思路。

袁周敏：您提到了交叉学科发展中，人工智能应用是关键一环。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家长和学生在报考人文学科时会有顾虑，认为人文学科虽然人文性强，但就业前景相对受限。特别是在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文学科的工具性价值似乎在被削弱。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对人工智能与语言研究的关系持什么样的看法？

黄德宽：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科确实面临着新的挑战。有人认为AI会对人文领域产生冲击，但我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数字赋能。AI技术为学术研究和知识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人文学科的核心属性与基础训练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无论是中文、外文还是新闻专业，我们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这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价值判断体系的构建、创造性思考能力的提升。机器或许能生成文章甚至诗歌，但它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社会的复杂性或自然的奥秘。它缺乏对人类处境的深刻思考，无法进行批判性分析，更不能表达个性化的情感体验。这些恰恰是经过系统人文训练的人才具备的特质。我坚信AI技术不可能取代人文教育，包括中文外文、新闻等所有人文学科领域。二者的定位完全不同：AI是辅助工具，而人文教育是培养完整人格的根本途径。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人文学科工作者应当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新技术，同时必须坚守学科本质。在我看来，AI技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它能帮我们提升研究效率、减轻基础性工作负担，但绝不能替代人文研究的核心价值。作为古文字研究者，我一直在思考人工智能在甲骨文考释中的应用问题。目前学界已识别约1500个甲骨文字，但仍有2000多个待考文字，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我认为AI技术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助力，特别是在甲骨碎片拼合和文献数据处理方面，通过图像识别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大幅提升研究效率。比如我们实验室利用AI技术已经成功拼合了50多组甲骨碎片，这在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但必须清醒认识到，AI终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真正的文字考释工作涉及到字形分析、历史演变、语境验证等多个维度的综合判断，需要研究者调动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知识，这种复杂的认知过程和学术判断力是AI无法替代的。

因此，在高校语言学等学科建设方面，我主张既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推进发展，又要始终明确和坚守语言学专业的学科方向；在人才培养上，我认为既要注重传统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也要让学生掌握必要的数字化技能。

袁周敏：近年来，涌现出较多的“语言学”调整为一级学科的文献研究，以及人大、政协代表提出的“语言学”调整为一级学科的建议，您怎么看？

黄德宽：我认为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一门基础学科，语言学不仅关系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更对国家信息技术、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但国际上语言学一直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从学科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来看，这是大势所趋。我注意到，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交叉学科研究都迫切需要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支撑。实际上，语言学对现代社会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有很多都是从语言学率先突破的。

当前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面临的阻力，主要源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和学界认识的不统一。但基于我的观察，随着学科发展和实践需要，学界终将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我看来，语言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设立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设立的问题。我们应该以更开放、前瞻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为语言学学科的独立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袁周敏：语言文字学科如何服务国家“数字中国”“文化强国”等战略？能否谈谈具体可行的路径？

黄德宽：“数字中国”“文化强国”战略对语言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数字化浪潮中，语言学工作者应当主动作为，既要服务国家战略，更要推动学科创新发展。

语言资源数字化是基础性工作。我们必须加快推动文本典籍、语言资源的数字化进程，这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深入研究数字化时代的语言交际新特点，探索语言教育的新模式。在文化强国建设方面，我们语言学研究者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通过出土文献、古文字研究等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外语人才，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增强文明交流互鉴。当前我国外语语种覆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还存在明显短板，这直接影响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效。

因此，高校语言文字教育者要突破传统的局限，教学内容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培养方案要注重创新突破，抓住时代机遇，把握"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主动适应、主动求变，在守正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袁周敏：当前语言学专业的培养方案在数字化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不足，您认为应该如何优化课程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对语言人才的新要求，解决学科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的问题？

黄德宽：首先，关于数字化能力培养，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清华，学校通过"人工智能+"等课程积极尝试，但完全依靠教学计划实现数字化素养提升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数字化思维，这需要师资、教材等多方面配套。

其次，学科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明确自身定位。每个学校的语言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千篇一律。我认为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是：有明确的学科定位，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有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语言学专业应该主动适应时代变革，但绝不能丢掉人文学科的本质。我们要在守正创新中找到平衡点，既要拥抱新技术，又要坚守育人初心。这才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

关于社会需求导向问题，不能简单理解为大学教育就是要迎合就业市场。一流大学要培养的是能够引领社会发展的人才，而不是职业培训所。我不赞成"就业不好就不招生"的做法，对所谓就业不好的专业如何发展要做具体分析。事实证明，那些盲目扩招的热门专业最终都面临过剩问题。大学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人才。我们要相信，只要学生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过硬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就业自然不成为问题。真正优秀的人才都是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大学要做的是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

袁周敏：在当前学术环境下，您对语言学青年学者的成长发展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在面临"内卷"压力的情况下，青年学者应该如何把握机遇？

黄德宽：总体来说高校青年学者成长的条件是很好的，超越以往。当然现在青年压力也比较大，所谓的“内卷”现象比较重。我认为当代青年学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资料获取的便利性远超以往，为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其次，开放的国际化学术环境和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更多机遇。虽然竞争压力确实存在，但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外部环境，而在于自身能否坚守学术初心、保持学术定力、善用时代赋予的有利条件。我现在接触了很多青年学者，看到过很多青年学者申报的课题，发现他们普遍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创新的研究思路，有非常大的学术潜力。所以我相信未来在青年，他们未来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做得更好！未来的中国语言学，也一定充满希望！

消息来源 | “语言战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