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所有权以人对物的独占为内核、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本质，呈现个人性独有、排他性独占、垄断性独享的结构特征。数智革命打破物与使用价值的同一，社会生产和交换出现免费化、共享化、个性化迹象，现代所有权面临显著冲击。现代所有权不会因数智革命而终结，但可能转而以共享为内核，彰显社会性许可、包容性共享、协同性使用的演进趋向。从独占到共享意味着所有权的结构性重塑，一定程度上表征着近代以来私有财产观念的式微。
【关键词】所有权 独占 共享 现代社会
作者魏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现代所有权以人对于物的独占为内核，长期来一直是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石，随着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数智革命将人类带入“‘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现代所有权正在遭受显著冲击。一段时期来，学界围绕知识产权、“新财产”、数字财产、数据所有权、财产权危机等争议热烈，然而“所有权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除了一些哲学家以外，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它”，如今面对“财产不再是法律和政治理论的重要范畴”、“所有权不再被重视的时代不但无可避免而且已经到来”的惊呼，有关现代所有权何去何从的讨论更显紧迫。特别是，所有权在近代政治哲学中无法摆脱马克思所批判的“天然”或“人为”的“奇怪”“论证方式”，要么视为人的自然权利，要么当作“传统习惯的产物”，伴随数智革命引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变革，这些理论路径自身也面临困境。马克思的批判为深入研究所有权问题提供了独到路径。下文将透过物与使用价值、社会生产与交换来探讨现代社会的所有权，以期把握现代所有权的时代际遇及其变革趋向。
一、现代社会基于独占的所有权
所谓所有权（ownership），在其最基本意义上，无非就是人对于物的某种占有关系。物如何为人所占有？在近代政治哲学视域中，占有（possess）和所有的区分十分关键。康德的看法颇具代表性：感性的占有，是对于对象的“有形的占有”、“经验性的占有”，理知的占有，即“纯然法权的占有”、“无须持有的占有”，是将外在对象置于意志和权利中。马克思的区分同样明确，一种“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另一种则“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可见，所有权的感性基础在于对物的实际占有，但真正所指则是主张客体归属于特定主体。
所有权的基础何以在于实际占有？这无疑具有天然的一面。在人的生存境况中，需要和劳动是贯穿始终的矛盾，无论需要的满足还是劳动的创造，总是天然指向对于物的实际占有，在此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天然以实际占有为基础，故而可以说“要成为所有人，你就必须通过占用和劳动而取得占有”。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无论需要的满足还是劳动的创造，真正目的都不是物而已，准确地说应当是使用价值，只不过，人们对于使用价值的需要和劳动长期来总是表现为对于占有某物的需要和劳动。这不难理解。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可是，使用价值毕竟天然地总要为物的属性所限定，对于吃穿住用等物质层面的需要，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就表现为感性的物质产品，即便对于科学、艺术、知识、服务等需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通常由物质实体来承载。于是，一种常识的混淆出现了：尽管物并不等同于使用价值，但物与使用价值仿佛是同一的。马克思当然非常清楚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故而《资本论》既在概念上明确区分了物和使用价值，又在现实中将物和使用价值视为同一的——“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与物和使用价值的天然同一相对应，所有权在人与物的关系中起源，又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本质。有学者注意到，马克思论述的所有权“远离意志的法律关系而接近生产的经济关系”。的确，所有权是被置于经济活动中考察的。比如，“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的，看作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再比如，“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通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到，所有权最初不过是对生产条件的占有，但要从占有到所有权还得“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是“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里的“看作”突出了意志的独特地位，“一种关系”又指明了所有权的社会本质，因为只有得到他人承认才算得上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写道：“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并宣布为法律和加以保证的”。
从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和法律来看，现代所有权是一种权利关系。其实，用权利（rights）来规定所有权，本就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所谓权利，就是用同一尺度来限定行为活动的正当性，米尔恩写道：“说你对某事享有权利，就是说你被赋予某种资格”。以此来理解现代所有权，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所指的不是占有本身，而是合法占有。那么，现代所有权如何限定人对于物的占有？显然，现代社会最特别之处当属给物打上“你的”“我的”“他的”标签，进而在个人之间相互交换这些物，核心原则就是——“它将各项财物的控制权让与个人。它在所有权人与财物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映射关系。”这里的一，就是一个人、一个主体、一个意志，对应的就是一个物、一个客体、一个权利，一句经典名言概括得再准确不过：“一个人对世界上的外部事物主张并行使的唯一的、专制的统治，并且完全排除宇宙中任何其他个人的权利。”可见，现代社会的所有权以独占为内核，在此语境中所有权和财产权（property）含义是类似的。
那么，现代社会何以形成这种一人一物一权的所有权结构？据麦克弗森考察，把个人视为“自己能力和通过实践所获之物的所有权人”、把社会视为“由不同所有权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所组成”，这种观念“充分契合了市场社会中的现实关系”，并且“只要市场关系还盛行，就不能被丢掉”。的确，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人的需要和劳动以十分发达的交换市场为中介，这时“合法地拥有一份财产并自由地对之加以处置”自然可谓“头等重要的事情”。据马克思考察，等价交换蕴含所有者、交换物、交换行为三种要素，正是呈现为“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的外观，一言以蔽之，以独占为内核的现代所有权与现代社会的等价交换深度契合。
第一，个人性独有。现代所有权以个人为主体，物被置于主人的绝对支配中，这适应了等价交换作为个人之间相交换的外观。如斯密揭示的，人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这里的需要和劳动来自不同个人，个人之间要顺利进行交换，就必须成为独立的所有者。于是，“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等价交换似乎是“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近代政治哲学一度把孤立的个人夸大为财产的源头，洛克认为：“人既是自己的主人，自身和自身行动或劳动的所有者，本身就还具有财产的基本基础”。但事实上，个人的主体地位只能来自社会，因为“假定财产与物主之间有一种社会联系”，“有赖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去界定与私有产权和法人权利相关的契约义务”。
第二，排他性独占。排他性（exclusive）通常被视为所有权的“根本要义”，强调的是一个物对应一个所有者、只能为一个人所支配，适应了等价交换作为双方互换物的实际占有的外观。马克思注意到，等价交换要求双方平等且自由，但谈得上平等的只有作为交换物的主人、谈得上自由的只有对交换物进行支配，这样的占有必然是“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排他性独占正是具有两层含义。消极意义上，未经同意排除他人染指。物归属于唯一的主人，而将其他人拒之门外、防止接触，只有物的所有者才能进行交换，他人只有经过同意才能对物实际占有。积极意义上，物由主体全权支配。主体对于物的支配具有绝对性，可以理解为独断的、抽象的、无限的，“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排他性独占赋予主体支配物的完整权益和责任，一定程度上可以稳定预期并强化激励，有助于交易成本节约和资源高效利用。
第三，垄断性独享。现代所有权既把物的使用价值由唯一个人垄断，又使个人独享物的全部使用价值，适应了等价交换作为双方之间以物易物的外观。这是因为，尽管等价交换中双方意图在于使用价值，“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然而出于物和使用价值的同一，“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于是，为了使用价值的交换就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一当个人通过交换独占某物时，也就独享了物的使用价值。值得一提的是，物不仅在使用时不与他人分享，即便闲置时也不给他人使用。西季威克曾比较不同物的使用，对于食物之类个人物品，只要占有就能无干扰地使用，但对于另一些需要长时间占有的物，必须要求使用的排他性，比如作为最主要不动产的土地，处于排他性控制之下才能耕作。故而他特别告诫，“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只有无妨碍的使用权利才构成了财产权利的基本成分，而是排他性的使用权利才构成了这种基本成分。”
二、数智革命冲击现代所有权
现代所有权以特定的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然而如今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数智革命方兴未艾，正在触发现代社会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变革。首先，数智革命最引人注目之处当属人工智能的成型推广。人工智能是一种具备深度学习、跨界融合、自主操控等智能特性的超级机器，某种程度上既分有人类智能，又具备物的形态，却又显著不同于人和物，已然成为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存在者。其次，数智革命打开了万物存在的崭新维度。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创新，人类凭借二进制代码构筑起自成一体的数字时空，打开了一个仿佛平行的虚拟世界，构成与现实相融合的元宇宙。最后，数智革命促成了万物之间的互联共通。不仅万物能够通过传感器和通信工具实时联动，甚至随着可穿戴、可植入设备应用普及，人与物、物与物、机与人之间也能实现智能互联。数智革命作为一种颠覆式技术创新，不仅为现代社会带来新事物，更是具有强大赋能效应，能够嵌入社会关系推动逻辑重组，现代社会有望迎来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交互、物理时空与数字时空汇通、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奇妙境地。
数智革命改变现代社会人与物的关系，打破了长期来物与使用价值的天然同一。其一，使用价值的范围已然跨越物的实体存在。数智革命显著拓展物的内涵和外延，比如虚拟世界对于人的需要和劳动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却既无法等同于力、光、电等自然物，又明显不同于思维、想象等主观产物，难以在现实中寻得广延和实体性质。其二，使用价值的发现已然超出物的属性限定。数智革命使物质属性不再是使用价值的束缚，某种程度上信息的使用价值独立于介质，有学者甚至认为“物质表征了存在的客观性，信息表征了存在的确定性”，两者具有“等量的哲学意义和作用”。其三，使用价值的实现已然脱离了物的独占。如今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更加多样，不仅能够分时分段精准占有，把使用价值实现在跨界融合场景中，而且能够多人之间通力协作同时占有。人工智能所依托的数据资源，使用价值只能实现在线上协作和互动分享中，取决于资源的丰富性、存储的广泛性和算法的准确性，对于物的实际占有只是实现使用价值的必要条件之一。
与此相应，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深刻变革，这在社会生产和交换中可以找到诸多趋势性迹象。
第一，免费化迹象。数智革命是生产力持续进步的产物，也是迈步极致生产力的里程碑。如今社会生产力向高端化、绿色化、网络化发展，不仅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使物质财富更加涌流，而且推动劳动者高技能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对象多样化，通过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降本节流。等价交换既决定于生产又受供需影响，在休谟看来：“当任何东西多到足以满足人类的一切欲望时，财产的区别便完全消失，而一切东西都成为共有的了。”可以想见，生产力进步最终将有助于产品和服务的免费化。有观察家用“零边际成本社会”标识这一趋势，“边际成本趋向于零，产品和服务近乎免费，这是生产力进步所产生的功效之一”，原因就在于通信、能源、运输等基础设施变革显著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商品和服务正在由于摆脱市场定价的影响而变成免费的，“大部分东西都免费的时候，以生产和销售商品与服务为组织机制的整个资本主义经营理念将变得毫无意义。”当物品受到越来越多社会限制、越来越多物品低价乃至免费供应，更加彰显的是人作为需要者和劳动者的角色，等价交换也将相应削弱其私人性外观。
第二，共享化迹象。共享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长期被认为行不通，美国学者哈丁曾论证“公地的悲剧”，理由是资源稀缺性和个人利益无止境。然而顺应数智革命大势，称得上稀缺的无非独占的物，共享所出演的恰恰是一场喜剧。比如，越来越多的物成为公共物品。零售贸易、交通出行、金融服务、家政服务、房屋居住等不同领域的供给都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比如，越来越多的物进行公共占有。数字平台依托计算机、移动互联网等设备，为供应商、销售商、消费者等各方提供交易市场，作为基础设施在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越来越多的物通过共享而使用。近年来共享经济备受瞩目，人们凭借分布式、点对点的交易模式，在平台上分享权属分明的闲置资源，使得物能够为不同人所共用、租用和重复利用，有学者称其为“超越占有主义的经济模式，让人们可以真正意义上从过去的生活习惯中摆脱出来。”共享化迹象展示出，物的数量有限不会导致使用价值的稀缺、个人利益可以经由共享而得到满足，当交换发生在对于物的有限占有、共同占有等关系中，也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独占的外观。
第三，个性化迹象。数智革命大大拓展了人的需要和劳动，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愈益强烈，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也愈益个性化。对于大工业生产，呈现差异、定制、智能的趋势。比如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和精密算法，能够缩短产品服务和消费需求之间的信息差，实现生产的实时感知、动态调整与柔性制造，供应小批量、多品种、精细化的产品服务。对于每个人的劳动，也呈现自由全面的趋势。数智革命不仅使“人们的社会化生产在‘小世界’网络上进行，形成多中心节点并呈现集群性”，而且带来每个人发挥自由个性的广阔前景。比如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人们能够轻松地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图文、代码、视频等，成为产品的协同研发和生产者。个性化迹象展示出，生产和消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正在淡化，当交换更加直接地面向使用价值，当然也就削弱了物的外观。
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随着数智革命全方位变革现代社会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一人一物一权的现代所有权结构必然面临显著冲击。
所有权还能否任由个人意志行使？现代所有权以个体为主体，个体处于“与物之间垂直的支配关系”以及“与其他个体之间水平的相互独立关系”之中，然而数智革命消弭个人与人类、智能与自然、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个人难以成为绝对权利的主体。一方面，人的需要、劳动和交换更直接地面向使用价值，人与人之间结成更为丰富和广泛的依赖关系，所有权的地位明显弱化。另一方面，技术所重塑的社会关系具有更大独立性，比如近年来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数字加密等技术涌现的数字货币，相比于传统货币具有去中心化、信息化、自治化、高安全性等特征，所有权的取得和行使显然不能任凭个人意志，而是受到社会所代表的技术力量和共识协议的明确限制。
物还能否被排他性地独占？现代所有权以对于物的独占为核心，这样的物往往只能是物理性的、实体性的、有形性的，数智革命把人物二元并立推向人机物三元融合，物的独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一方面是物的形态属性、生成过程、存在方式更加复杂，比如虚拟财产的存在和利用都依赖于互联网和数字平台，不仅难以简单划分为单一实体，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非竞争性、可复制性，几乎不可能被独占。另一方面物的相互关联更加密切，比如数据只有与技术、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结合，通过持续流动和大规模使用才具有财产意义，独占反倒成为自身和社会利益的障碍，可以说，“表现为数据形式的财产实际上模糊了传统财产权的排他性特征”。
使用价值还能否为主体所独享？现代所有权建构的是一种封闭的权利体系，诸如“占有、使用、管理、让渡、消费、销毁、转让财产和从财产获取收入”等权利均围绕物存在，然而数智革命分离了物与使用价值，如何使用比能否独占更重要。一方面，数智革命正在发现物的不同有用性。物的占有更加灵活多样，既能够同时并存多个使用价值，也可以同时为多人占有而使用，甚至是“不被占有时所具有的功利更大”，使用价值的实现一定程度上不再以拥有为前提。另一方面，使用价值不能仅凭独占而实现。消费者能够基于自身需要创造出生产者意料之外的使用价值，生产者也能运用技术手段维护产品和服务，持续研发和供应新的使用价值，要求消费者额外付费订阅才能得到特定功能和使用周期的授权。
三、转向以共享为内核的所有权
所有权能够被历史所终结吗？长远来看这并非不可能。因为占有关心的是人与物的关系，所有权则关心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占有的正当性。如马克思所言，占有“是一个事实，是无可解释的事实”，但“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对于以独占为内核的现代所有权，占有与所有之间更是蕴含巨大张力。早在启蒙时期，由于所有权难以匹配独占的大小、规模、强度、时长等，私有财产起源一度引发争议，洛克运用劳动和自我所有权来辩护，卢梭则反问：“谁给你们画的这些分界线？你们凭什么要我们为那些不是我们要求你们做的工作给以报酬？”随着资本主义商贸往来兴盛，债券、股息、商业票据、许可证等可转让财产性权利增多，促成了物权和债权的区分。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引发如何限制财产的争论，密尔主张取得所有权的前提是“出于好意馈赠或是通过等价交换”。进入20世纪，随着市场上知识、文化、信息商品大量涌现，知识产权之类无形物的所有权又激起广泛热议。
不过应该承认，数智革命远不会终结所有权，反而有助于推动其结构性重塑。其实早在一个世纪前，霍菲尔德有感于“财产”在表征物和法律关系上的“模糊与随意”，明确主张“一切对物权皆系对人”，由此推动了财产概念的更新。“权利束”（bundle of rights）理论将财产表示为权利关系的一定组合，“除所有权和其他有限数量的物权类型之外，一宗财产上的权属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分割”，对于新兴财产形式颇具解释优势。然而，这一理论“既倾向于消解所有权概念，又倾向于去除财产权与物之间的任何必要联系”，实际上就是把所有权碎片化甚至降格为财产各种权能中的一项。就此而言，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现代所有权无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均早已发生动摇，数智革命所带来的无非是又一次时代挑战罢了。只不过，要适应物与使用价值的分离以及社会生产交换的时代巨变，所有权必须历经颠覆式、结构性变革。结合理论逻辑与现实趋向来展望，现代所有权的内核或将由独占转向共享，在此意义上的所有权，与其说意味着独占某物的绝对权利，不如说意味着通过物的实际占有以实现使用价值的社会许可。
第一，彰显社会性许可的特征。所有权本就是经由公共权力确立的，数智革命进一步将人对于物的占有置于有限的授权之中，正当性源自于社会而非个人。一是从个人到社会的趋向。所有权不再被视为“人的官能的延伸”、“法律存在的根源所在”，而是更加彰显社会关系本质，个人只是在授权范围内成为物的主人。二是从任性到许可的趋向。所有权无法任由自由意志行事，而是以外部许可为前提。除了国家对于财产施加限制外，数智革命还带来个人和组织的崛起，比如提供计算、存储、工具和规则的数字平台，也能够凭借其数据优势、技术力量和资金积累等，成为提供授权许可的重要一方。三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趋向。如今物的占有和使用充满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所有权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复杂和具体，社会依据需要、劳动和交换的具体场景对于物的归属予以事无巨细的授权。可以看到，所有权从个人性独有到社会性许可彰显更强的社会性，将个人推向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
第二，彰显包容性共享的特征。数智革命使物的占有更加多元、灵活和动态，所有权应当容纳物的不同占有并进行相应限定。一是从排他到包容（inclusive）的趋向。物的占有受到诸多外部限制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具备公共物品属性，所有权至多只能限定占有的“无妨碍”而非“排他性”。二是从一元到分割的趋向。物的实际占有和使用向他人开放，所有权依据情况差异而进行各式各样的分割，时间上可以溯及既往、约束当下、限制未来，空间上亦能跨越现实与虚拟、一地与各处。三是从绝对到相对的趋向。个人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地与万物联结，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理性人”“经济人”倾向，又被推到强有力的社会监管体系中，个人对于物的支配能力大大弱化，所有权进一步“从绝对的支配权转变为类似于附带条件的占有权之类的东西”。可以看到，所有权从排他性独占到包容性共享意味着成为经过清晰划分的明确权利，由此才能更好应对物的不同占有方式。
第三，彰显协同性使用的特征。数智革命使劳动、需要和交换更直接地面向使用价值，所有权当然也将更直接地构筑在使用价值而非物、构筑在物的使用而非物的独占上。一是从物到使用价值的趋向。当物与使用价值同一时，“它可能有多少用途全在于它作为具有一定属性的物的存在”，然而如今使用无须以拥有为唯一前提，所有权偏重对于使用价值的限定。二是从封闭到开放的趋向。数智革命淡化了消费和生产的差异，物的使用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消耗又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这使得物的形态及其占有随时发生变化。所有权必须容纳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共享，允许物的协同利用和新的使用价值的不断开发，从而不是一种静态结果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变化之中。可以看到，所有权从垄断性独享到协同性使用，突显了使用价值相较于物的独立地位，某种程度上使用价值也要求进行正当性限定，正如有学者注意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并列分离，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特征，而是一旦发展成熟就将变得越来越核心的特征。”
现代所有权弱化一人一物一权结构，纵然无需联想到所有权的消亡，却足以表征近代以来私有财产观念的式微。近代政治哲学通常以自由为私有财产辩护，正是着眼于人对于物的独占。洛克的私有财产起源论证，以三项包容性自然权利为前提，即得到保存、保存自己和他人以及获得保存手段的权利。黑格尔甚至认为自由的定在即是财产，“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光有某物应该是我的这个我的内在观念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功利主义的辩护路径同样高捧自由，密尔认为财产私有“更符合多数人的自由和自主发展”。就此而言，一旦基于共享的所有权打破私有财产的独占内核，也就打破了自启蒙以来的自由主义幻相，有西方学者坦承：“要拒绝‘财产第一’，也要反对‘财产最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所有权演进是由数智革命的全方位变革所带来的，这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私有财产式微的不可避免。
结语
所有权是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石、是对于占有的正当性限定，随着数智革命带来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深刻变革，现代所有权遭受显著冲击并出现转向。第一，现代所有权以人对于物的独占为内核，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个人性独有、排他性独占、垄断性独享的一人一物一权结构。第二，现代所有权的起源有天然的一面，在于人的需要和劳动必须对物进行实际占有，物与使用价值长期来又是同一的，然而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现代所有权适应了等价交换呈现的个人的、独占的、物的外观。第三，数智革命深刻变革现代社会，使物与使用价值出现分离，社会生产和交换出现免费化、共享化、个性化迹象，一人一物一权结构面临时代挑战。第四，现代所有权不会因数智革命而终结，但或将转而以共享为内核，彰显出社会性许可、包容性共享、协同性使用的趋向。在此意义上谈“我的”“你的”“他的”，所指的与其说是正当独占某物，不如说是通过物的占有以实现使用价值的社会许可。
对于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有权在数智革命下的演进无疑有其历史意义。一方面，近代以来的私有制观念受到动摇。数智革命彰显物的占有和使用的社会性、包容性和协同性，削弱了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有西方学者忧虑：“新经济有权重新定义甚至消除个人财产的概念。如果我们不小心应对的话，所有权将成为历史。”其实对于人来说，物的意义与其说在于无止境占有，而毋宁说在于使用价值的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也不在于把物据为己有，而在于使物为人所用。另一方面，财产的公共属性和社会限制得到强化。数智革命不仅改变财产背后的社会关系，也改变了财产的自身样态与运行规则，使用价值的实现无须以人与人的区隔为前提，人的需要、劳动和交换也不再为物的天然稀缺所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