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论研究中，把“从后思索法”简化为“逆向思维”隐含着极大的危险。科拉科夫斯基据此引申出资本主义只有在崩溃之后才能被理解，这明显是一种误读。“从后思索法”将历史视为有规律的、连续的发展过程，通过“人体解剖”把握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实现了思维、现实、历史之间的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与其说是逆着历史阶段从后看，不如说是沿着历史进程从内看；与其说“人体”处于后发的现在时，不如说它特指“猴体”的完成时。马克思运用“人体解剖”批判资本主义，其充分条件在于历史阶段的“完全成熟”，必要条件在于对“解剖”本身的自我批判，从而透过劳动这把“钥匙”把握了历史进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支柱，但并非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全部。“从后思索法”因其自身特点而具有明确的适用性，“猴体解剖”同样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人体解剖”/ “从后思索法”/ 历史进程/ 资本主义批判/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京)2025年第7期 第5-20页
作者简介：魏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英雄观的理论建构与传播体系研究”(编号21&ZD017)的阶段性成果。
“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独特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张一兵，第82页)的著作中，马克思还作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7页)的“象征或隐喻”(何中华，第8页)。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从后思索法”解读为“逆向思维”。东欧学者科拉科夫斯基(L.Kolakowski)总结道：“全部历史还得必须与其最高级形式相联系才能被说明；特别是，以前的制度只能按照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结果才能被理解。”(科拉科夫斯基，第326页)上述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隐含着极大的危险：马克思虽然生活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毕生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难道历史的“现在”只能等到“未来”才能被理解?科拉科夫斯基正是这样“引申”的：“现今社会也只能根据未来的，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崩溃之后而代替它的社会形式才能被理解。”(同上，第327页)若果真如此，不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诸多诊断会被动摇，甚至唯物史观可能会被导向历史不可知论的深渊。
科拉科夫斯基的“引申”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从后思索法”真的可以被简化为立足现在以理解过去的所谓“逆向思维”吗?不难发现，“逆向思维”只关注“猴体”与“人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先后关系。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猴体发展是存在其他可能的，不一定非得进化为人体”(李凯林，第91页)。也就是说，处于后发阶段的可能只是“量”上更高级的“大猴体”而未必是“质”上进化完成的“人体”。问题在于，仅凭“大猴体解剖”就可以“从后思索”吗?马克思运用“从后思索法”批判旧世界，他又是如何发现新世界的呢?这就有必要探究“从后思索法”的奥妙：为什么“猴体解剖”需要一把“钥匙”?“人体解剖”就是“大猴体解剖”吗?何以能够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比作进行“人体解剖”?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从后思索法”，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领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一 “猴体解剖”需要一把什么样的“钥匙”
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解剖”就是用刀、剪剖开有机体进行具体探察。马克思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并非否定两种解剖本身的重要性，而是用两种有机体(“人体”和“猴体”)分别喻指“现在”和“过去”，强调认识现实有助于理解历史。这无疑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对待历史的方法。首先，不同于古代常见的断裂史观、永恒史观，这种方法将“人体”和“猴体”置于同一历史进程中，恪守的是历史过程论，即认为眼下的现实绝非孤立自存或者静止常驻，而是处于事物的相互联系之中。这就是奥尔曼(B.Ollman)所指认的，马克思用辩证法的“过程”观和“关系”观取代了常识性看法，并“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参见奥尔曼，第6—7页)其次，不同于宗教信仰中常见的倒退史观、循环史观，这种方法中的“人体”是作为“猴体”的高级阶段出场的，恪守的是历史进步论，即认为“现实”经由“过去”逻辑地上升而来，“后发”即意味着更加高级。最后，不同于某些形而上学的偶然论、突变论、不可知论，这种方法将“人体解剖”视为一把“钥匙”，恪守的是历史规律论，即认为历史中存在“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总之，“从后思索法”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同上，第21页)。这种历史观相当独特，正如卢卡奇所言，“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描述之间的对立，不是像断代史同通史之间的区别那样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卢卡奇，第62页)。
若避而不谈历史进程，“猴体解剖”似乎并不必然需要一把“钥匙”。一方面，解剖之为解剖总有不可避免的基础性工作，有没有“钥匙”都不妨碍其进行；如果“猴体”与“人体”没有质的差异，那么“人体解剖”不过是某种“大猴体解剖”。有学者注意到，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认识事物：“一是通过对特定事物出现之前的历史思考来关联该事物，二是从特定事物本身出发进行内在自我反思，三是通过对特定事物出现之后的历史分析回溯该历史事实以寻求‘原相’。”(刘同舫，第89页)第二种方法主张直面事物本身加以具体剖析，即科学研究中常见的“以材料说话”“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客观来说就是所有解剖的原型和基础工作。本文中所说的“猴体解剖”正是指这种“就事论事的具体剖析”的方法，“大猴体解剖”正是指用这种方法解剖“猴体”的后发阶段。问题是，事物总要在历史进程中逐步螺旋发展，并非任何时候都能窥得全貌，特别是其苗头初现时更是格外难以察觉。马克思就曾感慨：“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84页)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总有共通之处，“解剖”任何阶段总能为其他阶段提供经验启示；如果“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没有质的差异，那么所谓“钥匙”不过是分析特定阶段所得出的结论。上述第一种方法主张根据“过去”以认识“现在”，即典型的“从前思索”取得经验启示，也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观古知今”“读史明智”。问题是，事物的发展毕竟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人类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不可能在前一阶段就发现适用于后一阶段的结论。因此，透过历史进程来看，缺乏“钥匙”是无法完成“猴体解剖”的，缺乏“人体解剖”也是无法得到“钥匙”的。
“人体解剖”之所以成为“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正在于两者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首先，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现在”从时间顺序上比“过去”后发，“人体”在历史进程中有“猴体”的诸多痕迹，这构成了研究并理解“过去”的重要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6—47页)其次，从历史的进步性来看，“现在”从发展程度上比“过去”先进，当“过去”的东西(如“猴体”)已进化出人形，那“解剖”起来将不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后，从历史的规律性来看，“现在”从逻辑环节上比“过去”高级。由于历史是单向度行进的，甚至“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的方面是非重复的”(波普尔，第487页)，规律只有历经一定时期才能充分呈现，从而更可能在对“人体”的“解剖”中得以揭示。据此，要完成“猴体解剖”就必须进行逆向思维式的“从后思索”。科拉科夫斯基注意到，“按照历史发展去考察现象”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特征”(参见科拉科夫斯基，第325页)；也有学者用“时间逆向”“逻辑逆向”“发展逆向”来概括“从后思索法”的特质(参见王维平、韩璐，第81页)。
可是，“从后思索法”真的只是“逆向思维”这么简单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后思索法”强调的是“一把钥匙”，它不是把“解剖”现实得到的特定结论简单地当作经验启示套用于历史，而是试图借助历史进程把现实与历史贯通起来。这正是“从后思索”的精髓所在。通过细致梳理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到，这种贯通是经由思维、现实、历史之间的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而达成的，“钥匙”体现的就是抽象范畴及其所呈现的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简而言之，无论过去的历史还是现在的现实都是实然存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运用抽象力就是在思维中将“实然”抽象成一系列富有规定性的范畴，事物一旦为思维所把握，就与现实和历史区别开了。正如卢卡奇所说：“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卢卡奇，第53页)这就意味着，若要透过历史进程把握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需要贯穿三重视角：一是把握其在历史中的发展进程；二是把握其在现实中的相互联系；三是把握其在思维中的抽象行程，即思维经由抽象范畴的呈现，完成现实与历史、实然与应然的内在贯通。一句话，将现在和过去置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当思维通过逻辑转换来把握历史进程时，“猴体解剖”也就通过“人体解剖”得到了一把“钥匙”。
具体来说，第一步，通过抽象范畴把握现实的社会关系。人们但凡要对现实加以研究，总要在思维中运用一系列范畴——那些康德笔下“先天”(a priori)的东西在马克思这里之所以毫无神秘感，正是缘于马克思对这些具体现实进行了科学抽象。首先，“范畴”提供了思维所处理的简明扼要的符号。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2页)，就是指把现实中丰富多彩的事物抽象为思维中的一系列范畴。其次，“范畴”必然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因为事物在现实中本就是相互联系着的。最后，“范畴”存在着层级结构，因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在现实中本就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总结道：“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同上，第41页)譬如，经济学产生初期正是这样，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人口、民族、国家之类生动的现实出发展开分析，最后找出了诸如分工、货币、价值之类“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同上，第41—42页)。总之，沿着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现实的“实然”被抽象成思维中相互关联的范畴，越是“有决定意义”的抽象范畴越是只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第二步，展开抽象范畴以得到思维的应然行程。当思维提炼出具有丰富规定的抽象范畴后，随之就展开为有逻辑的范畴体系，以表达现实中的层层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上，第42页)。于是，思维就通过抽象范畴把现实中的实然转换为应然。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注意到，马克思十分重视运用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来考察资本主义，其中，他之所以格外偏重对于“从抽象到具体”这一叙述方法的运用，正是意在使社会现象通过逻辑上升得以“再现”应然行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抽象范畴的逻辑行程是在思维中构建的，马克思曾反复提及这一点，譬如“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等等。(参见同上，第42页)另一方面，被展开的范畴体系以现实中的社会关系为前提。马克思反复强调，“从抽象到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同上，第42页)。因为只有经过对于事物在现实中的持续考察，“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页)。
第三步，运用抽象范畴考察历史的实际进程。思维中抽象范畴的应然行程使得“再现”事物的运动变化成为可能，这像极了基于某种“先验的结构”而进行的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这就为考察事物在历史中的运动发展提供了规律性线索。问题在于，事物在历史中的实际发展进程与其作为范畴在思维中的逻辑行程能否达成一致?恩格斯明确指出，“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后者只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马克思同样认为，抽象范畴的展开与历史的实际进程总体上是一致的。有学者总结道：“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与现实的历史过程在总的方向上是相符合的，但也可能存在历史演进的种种跳跃性。”(顾海良，第16页)可见，之所以能从对现实的“解剖”中获取“解剖”历史的“钥匙”，是因为思维透过抽象范畴把握了人类历史进程，而这又是经由现实与历史、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实现的。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逻辑表述的方法。同时，还更深地兆示着社会历史到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张一兵，第88页)
如上所述，“猴体解剖”必然需要一把“钥匙”，但这把“钥匙”不在于“人体解剖”本身，而在于通过“人体解剖”进行现实与历史、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以达到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把握——这把“钥匙”正是抽象范畴及其所揭示的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就此而言，科拉科夫斯基所作的“引申”错就错在将“从后思索法”简化为“逆向思维”，以至于未能理解“钥匙”的真正内涵及意义。试问，若我们仅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就足以把握人类历史进程，那么理解资本主义又何必等到后资本主义呢?进而言之，上述逻辑转换方式力图将现实与历史贯通在同一进程中，利用从复杂表象中发现的内在规律来理解过去，恰恰呈现了十分现代的科学思维：“从后思索法”与其说是逆着历史阶段从后看，不如说是沿着历史进程从内看。只不过，“猴体解剖”需要何种“钥匙”是一回事，“人体解剖”能否提供“钥匙”则是另一回事。需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体解剖”一开始只不过是“大猴体解剖”，那么它最终能成为“钥匙”的独到之处是什么呢?为了澄清和解答这一问题，必须进一步追问“猴体”与“人体”、“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之间的根本差异。
二 “人体解剖”而不是“大猴体解剖”
仅仅将“人体”视为“大猴体”，是无法提供“猴体解剖”之“钥匙”的。透过人类历史进程来审视不同的有机体，可以看到“大猴体”与“猴体”的差异仅体现在“量”上，任意两个历史阶段都由于先后之别而构成这种关系。相比之下，“人体”与“猴体”之间还存在“质”的差异，“人体”不仅处于进化的后发阶段，而且处于整个进化的完成阶段，这就决定了“大猴体解剖”不能与“人体解剖”同日而语。不妨设想一下，“猴体解剖”的“钥匙”一开始就“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如果仅凭“大猴体解剖”就能提供这把“钥匙”，岂不意味着立足任何历史阶段都能管窥全局，即便事物萌芽之初也能透视一般规律?这明显不合逻辑。马克思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恩格斯同样强调，“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这表明，“从后思索法”的“后”不是泛称而是特指，“人体解剖”的“人体”不是相对的而是特定的；“人体”之所以值得“解剖”，“后发”之所以值得“追索”，其实缘于它们处在人类历史进程的特殊节点，即“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或者说“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以“完成的结果”“完全成熟”来定位“人体”，这意味着“人体解剖”不仅是某种“大猴体解剖”，更是超越“大猴体”的、触及本质的“解剖”。卢卡奇也注意到此点，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卢卡奇，第317页)。
“从后思索”为何必须要求历史阶段“完全成熟”呢?因为只有“完全成熟”的历史阶段才足以通过“解剖”把握历史进程，即得到贯穿历史进程的抽象范畴。一方面，“完全成熟”为抽象范畴充分展开其丰富规定性提供了可能。抽象范畴源自思维对于现实的抽象，“完全成熟”的历史阶段容纳了复杂且丰富的社会现象，足以充分展示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体系。只有借助这一条件，才有可能形成具有丰富规定性的抽象范畴。另一方面，“完全成熟”为充分认识抽象范畴的丰富规定性提供了可能。抽象范畴作为“钥匙”的意义十分广泛，譬如“货币”尽管很早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但由于其在古代并不具有主导性作用，人们当时只能认识到货币流通的一般特征；直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货币开始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货币范畴的丰富规定性才得以充分展示，货币也才被视为重要的抽象范畴。总之，抽象范畴的丰富规定性只有在“完全成熟”阶段才能充分展开，人们也只有在“完全成熟”阶段才能充分认识到抽象范畴的丰富规定性。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清晰说明：“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因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5页)
既然“人体”特指“猴体”的进化的完成时，那么“人体解剖”相较于“大猴体解剖”又有何独到之处呢?这一问题真正触及了“从后思索法”和“人体解剖”的关键点——自我批判。应该承认，“人体解剖”一开始的确就是“大猴体解剖”，因为所有“解剖”都以就事论事的具体剖析为基础工作。不过，此时借助“解剖”得到的结论仅限于对特定阶段的剖析，还远不能作为理解其他阶段的“钥匙”。为了使基于分析特定历史阶段而得出的结论能够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就必须基于抽象范畴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进行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既然透过“完全成熟”的历史阶段可以得到贯穿历史进程的抽象范畴，那么人们只需要把抽象范畴上升为把握整个历史进程的“钥匙”。所谓自我批判，正是要在“大猴体解剖”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和反思“解剖”本身，从而使解剖“完全成熟”阶段所呈现的思维行程既适用于特定历史阶段又适用于整个历史进程。
自我批判是“人体解剖”区别于“猴体解剖”的关键所在，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首先，唯有经过自我批判，才能避免将“解剖”现实得到的结论直接逆向套用到历史中。普殊同(M.Postone)警告道：“真正的‘错误’在于，这些具有暂时效力的思想形式缺乏自我反思，无法认识它们自身的历史特定基础，因此将自身视为‘真理’，也即认为自身具有超历史的效力。”(普殊同，第160—161页)这种生搬硬套并不鲜见。如果不是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定结论当作经验启示，而是无条件地将其拔高至天然适用的永恒真理，那么势必会陷入历史目的论、历史宿命论的泥潭。其次，唯有经过自我批判，对于“完全成熟”阶段的考察才能超出某一特定阶段的认识局限，从而得出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科学结论。有学者认为，思维从直接的现实中抽象而来的知识的确具有“抽象普遍性”，只不过“它无关乎任何内容因而看起来似乎适合于一切内容”，这样的“抽象普遍性”必定是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参见吴晓明，第48页)譬如，马克思曾批判过资产阶级眼界的狭隘性，指出“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这就注定只能“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而对于历史的正确理解，“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有可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7页)最后，唯有经过自我批判，才能客观看待“从后思索法”的适用性。“人体解剖”能够提供“钥匙”，但“钥匙”再有用也只是“钥匙”，思维的“应然”不应当也不可能取代对于历史“实然”的具体剖析。就此而言，自我批判对于“从后思索法”的适用性既是规定也是限定，即人们常说的“规定即否定”。①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思维、现实、历史之间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中。
第一，现实的实然不等同于思维的应然。现实是当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思维的应然从现实的实然抽象而来，抽象范畴的展开“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同上，第42—43页)。黑格尔把现实理解为思维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结果，但在马克思看来这实属幻觉，因为“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同上，第43页)。然而，思维把握的现实又绝不同于现实本身。马克思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同上，第43页)。由于应然源自思维所把握的实然，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材料。列宁也指出：“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列宁全集》第55卷，第153页)就此而言，自我批判正意味着，“‘实在主体’与‘思想具体’之间的同一性”是“以异质性为基础”的(参见王时中，第118页)，“从后思索法”把现实的“实然”上升为“应然”，一开始就有赖于思维对于现实的就事论事的具体剖析。
第二，思维的应然不等同于历史的实然。“从后思索法”透过思维的应然行程考察历史的实际进程，立足现实社会的成熟形态逆向对过往社会进行回溯式分析，从而运用发展规律来理解历史运动。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赋予特定历史阶段以规律性线索的做法，既不能呈现历史进程本身，也无法准确阐明事物的具体状况。一方面，逻辑应当力求与历史相统一。历史的实际进程同思维的逻辑运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不一致的情况更多。譬如，较为具体的范畴可能出现在一些较不发达的阶段，较为抽象的范畴可能存在于较发达的阶段。这些“不一致”恰恰说明，思维的应然只给出了历史进程的总趋势，应当让思维的逻辑行程与历史相一致，而不应该期待历史的实然进程完全与逻辑相一致。另一方面，历史或将与逻辑趋向一致。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美国学者卡弗(T.Carver)宣称：“在1859年8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明了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未予解答的模棱两可之处的最初文本。”(卡弗，第109页)其实，恩格斯早已注意到思维的“应然”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只是为了保持应然与实然之间总体上的一致性，才将“不一致”视为“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同上，第603页)。同样，在马克思这里，他在说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不一致”或“部分一致”时所列举的案例几乎全是古代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3—44页)这似乎是在暗示，尽管应然与实然之间过去常常呈现为“不一致”，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将愈益趋于“一致”。自我批判正意味着，“从后思索法”只是将“应然”视为考察“实然”的“钥匙”，历史进程的“一般”并不遮蔽历史阶段的“特殊”。
第三，历史的实然不等同于现实的实然。“从后思索法”根据思维的应然行程理解历史的实然进程，但前者毕竟来自对现实的抽象，同一个范畴在现实中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不能简单地比附于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人体’只有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猴体’，才能避免对于‘猴体’的片面理解。”(刘召峰，第67页)一方面，适用于现实的抽象范畴未必适用于其他历史阶段。譬如，即便是“劳动”这种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为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6页)。另一方面，即便同一个抽象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也会发展成为不同的主导性范畴。马克思有一个经典譬喻：“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同上，第48页)由此马克思才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同上，第49页)。自我批判正意味着，“从后思索法”根据应然来考察实然，历史所适用的“应然”根本上源自思维所厘清的“应然”的逻辑转换。
如上所述，“人体解剖”之所以能够提供“钥匙”，其充分条件在于“人体”(或历史阶段)的“完全成熟”，必要条件在于“人体解剖”的“自我批判”。由此回应科拉科夫斯基的“引申”便可以发现，“从后思索法”之所以格外注重研究现实，不在于现实的后发与高级，而在于现实作为历史阶段的“完全成熟”；不在于通过“解剖”现实进行逆向思维，而是在“解剖”现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自我批判来把握整个历史进程。这在《资本论》中具体表现为，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第8页)，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同上，第11页)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这使得研究者既能够立足资本主义理解过去的历史，又不必等到未来才理解资本主义。诚然，为了彻底驳倒科拉科夫斯基的“引申”，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应。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总是“先找到一般本性，尔后再研究作为其历史性变化之表现的具体特性”，他还“把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普遍化为世界历史的普遍逻辑”，并“明显地把现代性普遍化、一般化了”。(参见刘森林，第3页)这种疑虑并非毫无道理。毕竟，纵使“从后思索法”允许立足特定阶段透视人类历史进程，但前提在于这个历史阶段必须“完全成熟”。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可否算得上“完全成熟”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提供了何种抽象范畴?资本主义又是如何据此被理解的?
三 资本主义批判与“劳动”作为一把“钥匙”
关于资本主义的“完全成熟”，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多次提及。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6页)。货币“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同上，第44页)。“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同上，第47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在西欧尤其是英国：“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恩格斯也提到，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同上，第35页)。这些论述表明，资本主义不仅是后发和高级的历史阶段，而且是最发达、最多样、最现代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6页)作为人类历史的“现代社会”，其抽象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同上，第47页)。
马克思何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全成熟”呢?显然，只有当资本主义已然是“人体”而不仅是“大猴体”的时候，才能经由“解剖”得到贯穿历史进程的抽象范畴，达到思维、现实、历史之间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那么，资本主义提供了何种抽象范畴呢?马克思明确提出，“劳动”是“最简单的”且“最抽象的范畴”。(参见同上，第46页)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页)。的确，这个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但只有到了“作为最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得以充分把握的“最抽象的范畴”正是“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6页)
第一，从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劳动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范畴。劳动是人的本质性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根基。贯穿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始终保有共同的要素：“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000页)英国学者莱尔因(J.Larrain)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大厦中，劳动几乎关联一切：“实践既作为劳动而出现，又作为自我表现而出现；既作为物质再生产而出现，又作为社会再生产而出现；既作为物质活动而出现，又作为社会活动而出现；既作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出现，又作为社会关系的政治变革而出现。”(莱尔因，第111页)
然而，劳动作为最本质、最简单、最一般的抽象范畴只是到资本主义阶段才被发现的。阿伦特(H.Arendt)提出，古希腊社会的劳动一般是指由奴隶承担的、像驯畜一样用他们的身体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活动，人类活动除了劳动之外还有工作、行动。(参见阿伦特，第61页)到了近代，各类活动逐步被同等看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一开始货币主义将财富看作完全外在于人的客观的东西，后来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来源指向人的劳动活动，重农主义进一步把劳动的某种形式(即农业)看成财富的创造活动。在马克思看来，斯密(A.Smith)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认为“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由之形成了比较抽象的劳动范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45页)可是，斯密的界说仍然算不上足够彻底，真正将各种人类活动等同看待并形成科学的“抽象劳动”范畴的是马克思。可以说，“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同上，第46页)。
第二，从现实的社会关系来看，劳动的丰富规定性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充分展开。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似乎都受到劳动支配。资本逻辑驱使人们为了经济利益持续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无止境地创造新的劳动产品，发明新的生产技术，从而使劳动的活动种类包罗万象，劳动的时空范围无限拓展，局部市场被卷入国际市场，地方历史被推向世界历史，人类社会成为“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同上，第389页)，劳动作为“一般”的共性变成了事实。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被归为劳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劳作模式，劳动者被编附在资本主义偌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工厂内的精细化分工协作、产业间的上下游配合、原料与市场的全球性分布，这些都使得每个劳动者既把劳动作为谋生的必然手段，又面临“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0页)，各种类型的劳动被等量齐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资本论》所建构的从劳动到价值、从商品到货币和资本、从剩余价值到劳资博弈再到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直至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全过程的完整逻辑，呈现的正是“劳动”这个抽象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展开的一系列社会关系。
第三，从思维的应然行程来看，资本主义是劳动展开其丰富规定的特殊阶段。人们通过思维活动将劳动展开为具有层级结构的范畴体系，这其中蕴含着一系列逻辑环节，而资本主义恰恰处于这个逻辑行程的高峰阶段。首先，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无论我们从通行的“五形态论”还是从依赖关系的“三形态论”来定位资本主义②，它都可谓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座高峰。其次，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的一个特殊阶段。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中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性质“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同上，第872页)。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劳动这种极端形式取代“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同上，第872页)，构成人类私有制的一座高峰。最后，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发生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两极，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穷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03年，第368页)。与之相应，各种社会矛盾前所未有地呈现为两极对立，人类社会步入阶级斗争的一座高峰。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作为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也为透过劳动把握人类历史进程提供了契机，唯物史观正是通过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互动关系来表达历史规律的。在卢卡奇看来，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形成于19世纪，不仅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要简单得多”，而且“由于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只是在资本主义时期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参见卢卡奇，第119页)
不难发现，劳动这个抽象范畴处于思维、现实、历史三重逻辑的交汇点，它既是历史“完全成熟”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完全成熟”的标志所在。事实上，马克思运用“从后思索法”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正奠基于他对劳动范畴的处理。一开始，“解剖”资本主义可谓“大猴体解剖”，重在对资本主义就事论事的具体剖析。换言之，就是把现实中的实然转换为应然，在思维中形成以劳动为核心的范畴体系。只不过，此时的“应然”充其量是对现实的抽象，只在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适用性。当资本主义已然“完全成熟”，就可以进一步接续“人体解剖”的关键工作，即围绕劳动这一范畴体系开展自我批判，使之能够经由逻辑转换贯通历史与现实。于是，劳动连同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就成了“解剖”不同历史阶段的一把“钥匙”。正是由于有了劳动这把“钥匙”，马克思虽身处资本主义阶段，但仍能把握整个历史进程：既可以回看过去，也可以理解当下，乃至预知未来。就此而言，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成熟”，以至于可以借此把握人类历史进程，那么当然就不必如科拉科夫斯基“引申”的那样，只能等到“不可避免地崩溃之后而代替它的社会形式”的时候才能理解资本主义了。
马克思毕生从事资本主义批判，其中，“人体解剖”的“从后思索法”无疑占据了方法论支柱地位。经由劳动这把“钥匙”可以看到，资本主义身处连续的、进步的、有规律的历史过程之中，注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13页)。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有何总趋势呢?其一，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存在巨大张力，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同上，第874页)，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将把资本主义推向崩溃，可以预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3页)。其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臻顶峰，否定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对私有制本身的否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929页)可以预知，共产主义公有制将彻底消灭私有制。其三，由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因此资本主义在一段时期内仍有韧性。总之，经由对于资本主义的“从后思索”，马克思不仅得到了劳动这把“钥匙”，把握了人类历史进程，而且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预知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总趋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后思索法”毕竟有其明确的适用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离不开“猴体解剖”。这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人体解剖”一开始就是“大猴体解剖”，资本主义批判总要以就事论事的具体剖析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人体解剖”提供的终究只是一把“钥匙”，即便预知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总趋势”，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临界点”仍是无法确定的，这有赖于实事求是的“猴体解剖”。纵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总趋势”和“临界点”似乎一直是一对相互纠缠的命题。譬如，《共产党宣言》中的“总趋势”似乎同时是“临界点”，前者(“总趋势”)被归为“两个必然”，后者(“临界点”)亦迫在眉睫：“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上，第44页)但1848年欧洲革命很快证明，“总趋势”虽然未变，“临界点”却为时尚早。随后的世界历史甚至表明，资本主义即便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也能经受战争与和平的考验。这表明，预知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是一回事，明确革命到来的“临界点”则是另一回事，甚至是更加困难的事，毕竟特定时刻做什么“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或许正是在此背景下，晚年马克思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进行“猴体解剖”。其一，他更加重视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动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看到当时的形势变化，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命运作重新思考和研究，并修正个别的历史论断，于是他毅然作出决定：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韩庆祥，第44页)。其二，他主动收缩“人体解剖”的结论适用性，多次强调《资本论》第1卷的研究仅仅是观察西欧得出的结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3页)其三，他更加注重“从前思索”(也就是从古代理解现代)，留下了以《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和历史学笔记。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正是运用“从前思索的‘猴体解剖方法’”(曹典顺，第12页)，对于社会发展“才没有陷入僵化和教条化的理解”(同上，第23页)。
结语
马克思提出的“从后思索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它将人类历史视为有规律的、连续的发展进程，是对特定历史阶段进行“人体解剖”的独特方法。第一，“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的共性在于均以对事物进行就事论事的具体剖析为基础工作，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能否通过对“解剖”本身进行自我批判以把握人类历史进程。第二，“猴体解剖”需要一把“钥匙”，即透过抽象范畴及其所揭示的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来考察事物，其中蕴含思维、现实、历史之间实然与应然的逻辑转换。具言之，先从现实中抽象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范畴，进而在思维中充分展开抽象范畴的丰富规定，最后根据抽象范畴展开的“应然”探究历史的“实然”。第三，“人体解剖”可以提供上述“钥匙”，缘于“人体”不是泛指相对后发的“大猴体”，而是特指“猴体”的进化的完成。这是因为，只有现实的历史阶段已然“完全成熟”，才能得到贯穿历史进程的抽象范畴，也才能经由自我批判实现逻辑转换。第四，之所以能够对资本主义进行“人体解剖”，正在于其处于历史进程的“完全成熟”阶段，“劳动”这一抽象范畴正是其必然产物和成熟标志。就此而言，“从后思索法”与其说是逆着历史阶段从后看，不如说是沿着历史进程从内看，因此将其简化为“逆向思维”是不完全准确的。至于科拉科夫斯基的“引申”(即“现今社会也只能根据未来的，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崩溃之后而代替它的社会形式才能被理解”)，其实将其“倒过来”才是合理的：非但不是只能通过“代替它的社会形式”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反倒是立足“资本主义社会”足以展望“代替它的社会形式”。
“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支柱，但并非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全部。“从后思索法”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抽取出重要变量，运用理想实验厘清其来龙去脉，进而提炼出普遍适用的规律性结论，这显然是相当科学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正是从对资本主义的“人体解剖”中得到劳动这把“钥匙”的，不但把握了人类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而且预知了资本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命运。但是，钥匙之为钥匙，终究有其适用限度。正如马克思晚年强调的：“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尽管“从后思索法”可以给出资本主义盛衰兴亡的“总趋势”，却不可能确定资本主义运动变化的“临界点”。为了完整解答“方程式”，还必须持续直面事物本身进行具体剖析，这就仍有赖于就事论事的“猴体解剖”。有证据表明，当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新动态时，马克思的工作重心似乎也在偏重纯粹的“猴体解剖”：一边深度剖析包括人类早期文明、西欧古代社会、同时代其他国家等非资本主义的历史，一边主动限制旧结论的具体适用性。如此看来，即便维萨里(A.Vesalius)的“人体解剖”至关重要，却也替代不了盖伦(C.Galenus)的“动物解剖”。③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而言，两种解剖本就是缺一不可的。
注释：
①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因此斯宾诺莎从确定的东西着眼，提出了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一切规定都是否定]这个命题；因此只有未特殊化的、普遍的东西是真正实在的，只有它是实体性的。”(黑格尔，第112页)
②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社会发展的概括主要有两种：一是“五形态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初级阶段)；二是“三形态论”，即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的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再到“个人全面发展”的三大社会形式，其中第二种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五形态论”侧重于所有制以及社会结构的演进，“三形态论”则侧重于人自身的发展。(参见邹诗鹏，第36页)
③盖伦是古罗马时期的医学家、动物解剖学家和哲学家，其理论直到16世纪仍被奉为欧洲医学界的“圣经”。维萨里通过人体解剖研究，纠正了盖伦学说中的两百多处错误，从而建立了真实的人体解剖学。但维萨里并没有完全突破盖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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