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是社会学学科史的关键问题，已引发国际学术界持久讨论。既有研究多依赖英译本与中译本，部分肯定其内在张力，而鲜有分析其本质及历史语境。基于孔德的法语文本，可从三方面参与该问题的讨论。一是孔德社会学确实存在内在张力，但不能化约为理性与道德间的冲突，况且这在孔德后期思想中得以调和；二是对“社会物理学”的界定需要考虑后革命时代“物理”概念语义的名/实分离及其与“物理主义”的根本差异；三是与近代经典物理学相比，新兴的生物学在孔德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之所以有人将物理学误认为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原因不仅在于未清晰展现孔德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全貌及其时空情境条件，更在于20世纪上半叶马赫主义物理学长期误读孔德思想。反思既有理论研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界对知识史关键问题的深入讨论，是中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环节。
关键词：孔德社会学 科学基础 物理学 生物学
引 言
孔德开创的实证社会学理论体系在社会学学科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它是唯一能够沟通18、19两个世纪的理论学说。缺少这个中介桥梁，从孟德斯鸠到涂尔干的古典社会学传统脉络便会显得突兀或脱节。如果把法国大革命视为西方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那么，孔德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从近代迈向现代不可绕过的核心人物。孔德的哲学体系、科学体系乃至社会学理论体系都具有开创意义，同时，他作为近代启蒙运动时代最后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和后革命时代第一批现代思想家，同时具有近代与现代的双重形象。正因如此，孔德思想的阶段划分问题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对其社会学的科学基础问题，自后革命时代起就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持续争论。
其中，最为经典的争论来自哈耶克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他将20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碎片化与物理化的倾向归结于圣西门与孔德的影响，认为圣西门与孔德主导的科学主义应为后来的极权主义兴起与发展承担责任。这一论断既暗示着孔德与圣西门的紧密关联，又揭示了孔德思想内部的张力问题。2016年，法国学者米歇尔·布尔多对哈耶克的论断进行反驳，清晰指出张力问题的存在完全是因为维也纳学派忽视了孔德的第二职业，并且长期混淆马赫与孔德对实证科学传统的不同影响。实际上，马赫作为物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在19世纪后期的“重要创举”是，将孔德开创的实证科学传统改造为一门纯粹描述性科学。他试图从“康德回到贝克莱和休谟”，重新审视经验感知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意义，从而重新回到纯粹经验讨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赫本人公开承认和孔德“有些距离”。也正是由于马赫的建构性工作与世界性影响，掩盖了孔德作为实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原貌，以至于后来人误将经过马赫改造后的实证科学观念前置，导致了对孔德思想的“时代错置”的误读。
其实，实证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知识界传播百余年的也更多是马赫版本，使得至今依然倾向于将“实证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20世纪上半叶，受罗素和杜威在中国讲学以及胡适引入实用主义等的影响，中国知识界越发把在马赫实证哲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视为实证主义的正统，而忽视了孔德的开创性贡献。胡适强调“注重事实，服从证据”，遵从罗素所谓“吾为极信科学之一人，以为世界各事，皆科学是赖”，深刻反映了民国时期普遍理解并接受马赫基于经验主义传统再造的实证科学观念。
可以看到，孔德社会学是否存在内在张力，在国际上有着充分讨论，但马赫主义的解释在国内占据压倒性优势，导致孔德的思想被长期误读。尽管近几年的讨论已呈现某些新气象，但仍不充分。其中，洪涛对实证主义的讨论大抵延续了哈耶克的思路，以工具主义与科学主义来理解孔德思想；周亚平依靠少量二手文献对此稍有讨论，认为18世纪的“社会学”，包括孔德社会学都存在从“物理”走向“政理”的转向过程；李天保以“人类精神”为切入点，区分出早期孔德与“第二体系”。倪玉珍基于法语文本，从孔德青年时代切题，认为孔德在对政治经济学的吸收与批判过程中，知识体系总问题经历了从“物质生产”到“道德重建”的转化。张庆熊基于英文删节本与中文文本，肯定了张力的存在，认为其理论存在从“社会物理学”向“人性宗教的社会学”的过渡。
其中，张庆熊对张力问题的讨论较为深入，对突破国内知识界长期以来的马赫主义解释颇有建设性意义。张庆熊指出，汉语界对孔德社会学长期存在误读，只讲预测而毫不在乎道德问题，而其内部存在张力，既关注社会建构的科学性，也重视道德问题。因此，张庆熊直接讨论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采信的文献是哈丽特·马蒂诺的《实证哲学教程》英译删减版、《实证政治体系》英译本与《论实证精神》中译本。张庆熊指出，哈丽特·马蒂诺的《实证哲学教程》英译删减版对在英语世界传播实证主义有着巨大贡献，且《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也确实带有冗杂的百科全书意味。这为我们理解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提供了视角。
然而，采信孔德自身撰写的法语文本，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事实上，哈丽特·马蒂诺所呈现的《实证哲学教程》在学界评价颇高，已尽可能呈现孔德思想的整体结构，但这一版本是为了在英语世界传播实证主义而作的必要的删减处理，其容量较为单薄。同时，为了理解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尤其是“物理”问题，需要讨论孔德与其导师圣西门的思想关联及断裂。因此有必要从原文本出发。
本文立足于孔德的法语文本，从三个方面把握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首先，根据孔德研究的学术史更为具体地展现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其次，重返具体的历史语境，讨论“物理”概念在孔德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名实分离问题，通过对照孔德与圣西门的作品，可以发现孔德使用的“物理”概念并不是近代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经典物理学范畴，而是等同于笛卡尔意义上的“物理主义”，并且《实证哲学教程》已经调和了理性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最后，基于孔德的核心文本，进一步论证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不是物理学，而是新兴的生物学。
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
孔德思想分期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即便同时代学者也未能对孔德思想及其社会学的内部张力问题达成共识。争论虽大致能够以对理性与道德的调和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孔德社会学始终，却依旧难以完整概括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大体来说，争论可以分为正反两种观点。
其一，恩格斯、密尔与利特雷皆认为孔德学说内部存在张力，尽管张力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恩格斯在1895年1月24日写给斐·滕尼斯的信中曾仔细评估孔德与圣西门的关系。恩格斯认为，圣西门是一个天才与神秘主义者，他并不擅长建立“清晰、秩序且系统”的知识体系，而孔德以卓越的数学思想吸收并完善了圣西门的思想并将之体系化。在恩格斯那里，孔德剔除圣西门所有带神秘主义色彩的概念，并主张“没有基督教的天主教”。但就孔德的整体系统来说，由于以“狭隘庸俗的方式”展现智慧的思想，孔德实质上并未能秉承圣西门的思想价值。不管怎样，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孔德与圣西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宗教只是对圣西门思想的不完全呈现。
密尔认为早期孔德带有圣西门学派的核心特点而视其为核心成员。他最为赞赏的是早期孔德将“物理科学同政治学结合的尝试”，这符合密尔自己对政治学的设想，即“物理学应被视为政治学的恰当模型”。密尔赞赏早期孔德的科学方法，但并不赞成后期孔德的社会学假设。密尔强调，孔德的社会学假设包含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两者的分歧更多在于《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对社会具体问题的分析。后世学者认为，密尔并不认可孔德后期将生物学而非心理学视为社会学的科学基础，这是二人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
至于利特雷，他将孔德区分为“好的孔德”与“坏的孔德”，根本原因在于，“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建立了准则，但在《实证政治系统》中却并未能够恰当地应用他所建立的准则”。实际上，利特雷拒绝使用“社会学”表述，认为更应该用历史学而非社会学来指代最后的“实证科学”。在他看来，孔德《实证政治系统》实质上又回到了笛卡尔传统，以理性而非经验来建构知识，而以笛卡尔语境下的理性为基础进行概念建构，必将不可避免地包含先验性成分，重新回到神学状态，导致实证精神指导的科学知识因无法进行任何经验检验而失效。在利特雷看来，这恰恰是《实证哲学教程》所批判的。
其二，英国哲学家爱德华·凯尔德认为孔德的工作一以贯之，后期著作是对前期著作的补充与发展。在爱德华看来，孔德的科学工作毫无争议，因此只需要考察后期思想就能清晰检验孔德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否存在断裂。其实，孔德后期思想的宗教工作是为了回应不可知论对社会确定性的冲击。孔德通过构建“主观性综合”（subjective synthèse）以建立以一种以人类整体为中心的“客观”认识，认为这种客观体系并不是将所有存在同个人的情感相联系，而是将人类这一整体同所有存在相联系，以此完成对社会合法性的论证。对于莱昂而言，宗教是孔德社会学的核心，孔德的社会理论对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都体现出他推崇宗教的社会功能，并且以“死者对生者的统治”为核心,建立社会基础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以看到，即使是同时代人，对孔德社会学的理解也是多样的。是否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很复杂，并不能化约为理性与道德两个领域之间的对立，还需要考虑后革命时代的特定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
物理学为何不是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
学界有观点认为物理学是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但只要回到恩格斯与密尔的观点来理解孔德与圣西门的微妙关系就能够发现这一概括并不准确。事实上，思想界一直难以区分孔德早期思想与圣西门的联系。正如基思·贝克所指出的那样，早在革命时代，知识分子们就已经开始准备建构一门社会科学。从西耶斯、孔多塞、观念科学学派一直到圣西门，都在试图通过建构专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范畴即“社会科学”，为革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也是为什么孔德提出类似主张时，同时代没人感到新奇。很难讲孔德从何时起试图以“社会学”来取代大革命时期发明的“社会科学”表述，但无疑他与圣西门的合作对此表述的转换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把“物理主义”理念作为其建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原则，进而落实到“社会物理学”概念。
圣西门试图通过建立人类科学来回应革命时期提出的社会问题。朱丽叶·格兰奇（Juliette Grange）指出，圣西门将社会秩序视为不同于自然秩序，但同时又是自然秩序的部分实在。换言之，社会秩序具有物理与道德的双重属性。这个假定是依据人类自身面对自然世界的复杂场景与自我创造能力之间的张力，由此，社会作为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相互冲突的结合点，成为圣西门建构人类科学时的关注重点。
如何化解这一冲突？圣西门找到“物理主义”的社会建构方案。物理主义并非完全遵循近代实验科学与机械论传统所确定的现代物理学原理，而是遵循笛卡尔的先验理性方法。圣西门谈论近代物理科学时，明确了笛卡尔较之牛顿的优越性。在他看来，笛卡尔的物理学系统使用“先验”方法首先发现了普遍原则，然后以此解释特定的现象。牛顿物理学系统完全相反，使用“后验”方法首先从特定现象出发，以汇总出普遍现象，最终发现普遍法则。因此，先验方法能够很好协调普遍原则，却未能对生活的特定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后者能够生产出很好的理论，却少有普遍性解释。两者互有优劣，因此，只有综合使用两种方法才能更好建构人类科学的知识体系。
尽管圣西门理解的科学系统中丝毫未低估牛顿物理科学的价值，但笛卡尔处于普遍永恒的位置。圣西门认为，笛卡尔区分开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使其自身成为物理学家们攻击神学家的一面旗帜，最终给出“科学应当是理性的而非想象的”论断。但近代科学发展的现实状况是“笛卡尔已经衰落，而牛顿却一直上升”。因此，圣西门强调，目光不应当停留在具体社会和个体的独特现象，更应当尝试找到主导社会的普遍规律。据此，他批判17世纪启蒙哲学存在个人主义倾向。
圣西门的“人类科学”常常被视为“物理主义”主导的科学，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试图以“客观主义与决定论”来理解社会事实。可见，他强调人类的问题不是任意的、纯粹的主观意志问题，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因此，人类科学的目标在于通过研究世界以确定一种客观知识的普遍系统，并最终指导人类生活。在此语境下，“物理”成为观察和科学的代名词，它是具有想象与信仰特点的神学的对立面。不仅如此，圣西门强调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认为“科学革命之后紧跟着就是政治革命”。这意味着其政治方案回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受“物理主义”的统治。可以看到，圣西门对“物理”概念的理解不同于当代对“物理”概念的普遍认知，他并未从实验科学和机械论的近代经验主义语境和马赫之后的现代语境来理解“物理”概念，而是秉承了法国理性主义传统。
孔德首先吸收圣西门的“物理主义”理念来发展实证科学系统与实证社会学。如果仔细研究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第一卷对学科的命名方式，就很容易发现特定具体科学皆被孔德统合进“物理”体系中。毫无疑问，从物理学对其他科学的大统合中可以清晰看到圣西门“物理主义”理念的影响力。
然而，孔德在建构社会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又不断摆脱圣西门学说的影响，以至于“社会学”的表述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指代，一直到第60课以后，孔德才彻底抛弃“社会物理学”，固定使用“社会学”。这标志着，孔德所建立的“社会学”学科实在完全匹配其命名。由此，“社会物理学”只是孔德对“社会学”的临时性表述。在《实证教义问答》中，他进一步主张长期使用“社会学”作为学科名称，因为可以表达“新知识体系的优势”及其“同旧有知识综合体系的格格不入”。显然，“社会物理学”只不过是圣西门乃至观念科学论者对孔德观念印迹的阶段性影响，且即便是“物理”概念也与现代物理科学范式毫无关系，更多是指亚里士多德笔下关于“有形之学”的知识。
不难看出，即使是同时代人，也总是下意识地将孔德社会学与圣西门“物理主义”、观念科学论与重农学派等理论关联，从而误解孔德建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相反，尽管早期孔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圣西门的“物理主义”理念，但其所开创的“实证精神”又与此存在很大不同。这源于两者不同的认识论基础。
圣西门“物理主义”的目标是找回笛卡尔。圣西门将物理学划分为牛顿“后验”方法与笛卡尔“先验”方法两种类型，并试图在后革命社会重新找回笛卡尔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系统。孔德也认为笛卡尔理性主义是建构实证哲学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但同样重视经验主义传统。而且，对于两种方法论传统并非如同圣西门那样“综合使用”，而是通过历史哲学的介入进行调和。显然，历史哲学在孔德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实现了孔德社会学动静态的统一，并进一步统合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冲突，使得二者在孔德的实证哲学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在孔德看来，只有依靠经验观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知识和实证理论，反过来，“人类一定需要用某种理论来联系事实，但在最初的时候却不可能从观察中形成理论”。为化解这种两难困境，孔德基于历史哲学建构出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三个阶段，展示一种时间结构图景的认识论原则，以调和并统合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持久争论。他将人类认识的三个阶段类比为童年状态、青年状态与成年状态，以此对应神学状态、形而上学状态与实证状态。简单来说，神学阶段人类总是探索绝对的、普遍的客观知识，以此解释世界，认为一切现象都受超自然因素诱发与主导，世界上所有的异常情况都藏有神迹。在形而上学阶段，人类理性将现象的起因归结为“抽象力量”（les forces abstraites）的形而上学影响，而非超自然因素。通过对世界的不断观测来统合抽象力量，使“自然法”成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法则。在实证阶段，人类理性以相对主义认识论成功抵制了以绝对概念统合不同现象起因的“致命诱惑”。
由此，理性与经验的位置得到妥善安排，二者成为人类认识不同阶段的恰当方法。以历史哲学建构的相对主义原则事实上形成对圣西门物理主义的批判，抵制了寻找人类知识体系“共同母亲”的徒劳工作，这与密尔对实证哲学的赞同是一致的：“我们对现象的认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知任何事实的本质及其真正产生方式，只知道事实之间的“连续性或相似性”。
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圣西门的“人类科学”与孔德的“社会学”有着不同的建构方案。前者意在发掘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后者只是将相似的社会现象纳入实证科学体系进行考察。这意味着，实证科学体系是在统一的认识论基础上包容社会异质性及其不同的解释范式，不在于提供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哲学体系，而是增加对现象解释的精准度。同时，解释范式之间的和谐意味着事物具有相似性与关联性，进而使科学分类具有合法性。显然，孔德社会学理论体系已完全不同于圣西门“物理主义”的知识框架，而是展现出并不具有物理学的特点，更准确地说，乃是塑造出了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相对主义知识框架。
生物学何以作为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
孔德的早期思想在“社会物理学”与“社会学”之间摇摆，从而在认识论层面引起了对其社会学科学基础的误读。除此之外，道德问题也是引起误读的原因。通过考证《青年文集》和《实证哲学教程》第三卷，可以发现，孔德社会学是以生物学为科学基础的，且已对道德问题有所回应。
在孔德看来，确立科学基础是建构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因为这触及社会本质的前提假设。以生物学为基础建立社会模型本质上需要确立哲学前提，一方面，每一门学科都相对独立，但统一遵循实证哲学原则，以“后验”的方式建立起知识哲学；另一方面，建立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关系，每门学科皆衍生于其母体学科。换言之，每一门实证科学都共享一套共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解释不同的现象并找寻各自规律，拒绝第一因对所有现象的普遍解释力。具体到社会学而言，这是在实证哲学框架下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新科学，接受历史哲学认识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同时接受生物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又具有社会的专门特性，以研究较之普通生物体更为复杂的人类社会领域。
生物学之所以是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原因在于生物学在18世纪后期以来的勃兴。其中，在孔德看来，高尔的感知理论与布兰维尔的动物学分层系统和神经纤维（le tissu nervuex）理论为社会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高尔的理论被视为孔德社会学的核心基础。孔德认为人类知识的变革不具有同步性，而作为社会学母体学科的生物学直到高尔关注人类的理性与情感现象以后，才逐渐走向实证。高尔的理论为实证化研究道德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第一，生物学意味着功能运转需要器官组织的支撑，而大脑神经系统是理性与情感的支撑器官；第二，人类大脑不是一个而是一组相对独立且独特的器官，意味着特定理性与情感都由专门器官的功能发挥来支撑。基于此，孔德相信生物学可以对人类理性与情感进行实证化分析，从而打破了外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壁垒。理性不再是神学家与法学家确立的先验性原则，而是被证明有切实的物质基础，从此开启了科学的新纪元。可以看出，孔德以高尔的感知理论回应了密尔的质疑，社会学为何不应以心理学为科学基础，这是因为情感与理性都可以切实的物质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不必单独设立心理学进行研究。
布兰维尔的动物学分层系统和神经纤维理论同样是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为之提供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其中，动物学分层系统理论将生命划分为有机生命、植物、动物与人类，而即使最为简单的生命体都是以组织的形式生活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孔德认为，“这是生物哲学的第一基础”。在整个生命次序中，动物远高于有机生命与植物，各种运动与神经对生物的支配使得动物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以免受环境的不良影响。与动物生命存在本质差异，人类能够以整体作为单位，对外在自然进行持续不断的改造工作，以使环境适应于人类的生存。人类唯有在理性与社会性的基础上改造自然，才能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人类”。
布兰维尔的神经纤维理论指出，任何生命现象的基本行为“必然是化学的”。在适宜的环境中，生命靠分解运动与合成反应的支撑，以定期且永久的斗争来不断更新机体，从简单的有机体到复杂人类都符合这一规律。然而，动物乃至人类对外在环境的感知需要经过印象、迁移，然后形成知觉三个完整过程。因此，布兰维尔的神经纤维理论为动物和人的活动建立起了物质性基础与科学的分析框架，将动物的行为分解为知觉与行动两种现象，并以生物纤维作为现象的物质基础。
孔德用此来解释人类的知觉，认为在外在感觉到内在感觉的迁移过程中，神经纤维执行了理性与情感功能，形成渴望与欲望，将外在印象内化为内在感觉，并最终形成知觉。由于人类理性与情感功能发挥中介作用，自然形成的社会性与理性使人类不仅逃离不利环境，还能改造环境以适应自身生存。
总之，孔德社会学重视生物学探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把生命体冲突的分解运动与合成运动视为生物学的核心问题。在孔德看来，这两种运动“与其构成的行为之间建立一种精确科学的和谐……将器官和环境联系起来”。那么，如何在环境与生命体间建立确切的科学联系？孔德认为应当以解剖学与生理学为基础来分析生命体各个组织的相应功能，从而研究生命体如何对抗死亡威胁：“实证生物学必须被视为解剖学和生理学整体性观点，或者说，以静态和动态状态来理解生物。”显然，孔德社会学是以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作为科学基础的，本文从中找到了充分的科学依据，以此论证人类社会的功能运转与动态变迁。以生物学为科学基础，孔德社会学对人类行为进行模型化处理，在道德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建立明确的互动机制，进而为道德现象提供现代科学解释。
基于生物学的孔德社会学理论体系
孔德重视道德现象对于社会的作用，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早于学界的普遍认知。实际上，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而非“人性宗教”或《实证政治体系》就已开始处理这一问题。因此，孔德将社会现象纳入其实证体系，并分析社会现象既关联又区分于生理现象时，就以生物学为科学基础，为妥善处理道德问题确立了社会学的科学方法论。
孔德将社会视为不断发展的存在，并从解剖学角度将社会分为正常状态与病态状态。基于此，孔德确立起基于生物学知识的社会学基本原则，建构出聚焦社会身体与社会病症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而这实质上就是孔德以生物学为基础所建构的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显然，孔德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对“进步”与“秩序”问题的回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如同硬币的两面”。
孔德的“三阶段”学说旨在阐发一种进步观，但更为准确来说，三阶段论已建立起社会的动力学框架。依据这一理论体系，人类文明演进过程则有了现代科学的解释路径，较之传统的历史哲学，人类文明的演进被视为人类与环境的抗争史，或者说改造史。通过对环境的改造，人类的生存呈现进步倾向。由此，以生物学作为科学基础，孔德运用杜尔哥与孔多塞的历史哲学来完善人类社会理性的进步历程，展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尝试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从而将社会现象置于连续的历史叙事之中。
孔德通过动态功能方法分析社会，发现“秩序”的建立或者社会对整体性问题的回应是实现“进步”的基础。正如在生物学研究之中要想了解生物的生活与进化规律必须先了解生物的静态结构与生存条件一样，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要研究它的基本进化规律同样需要先研究它的“静态结构与生存条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三卷清楚指出，“社会性”使人类区分于动物并具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孔德看来，人天然具有社会性特点，只不过历史让社会性呈现出动态矛盾，而社会静力学正是通过对社会性的分析以明确秩序建构的条件。由此，社会静力学呈现出两种分析框架，即整体性与机制性。前者探讨社会作为一种整体的属性，而后者则探讨社会各个组织的各自功能。
作为整体的社会不仅仅需要强调人的自利性，也不能否认利他性也是人的本能。因此，需要关注情感在塑造社会时的关键作用。在孔德看来，唯有情感才能使个体的人有意愿成为整体的部分，但这一切必须基于“良好风俗”。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孔德重新定义了良好风俗，认为其是自利性与利他性的完美综合。
在孔德看来，政治经济学错误地将人视为单纯的自利生物，丝毫未考虑人类也具有利他本能。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结社近乎不可能，因为“结社的个人收益非常值得怀疑，许多情况下个体增加的资源远远大于其负担，即使在最先进社会的最底层，这仍然是普遍情况”。可见，自利性与利他性的和谐才能构建出秩序。正如孔德所言：“完美的社会秩序一定是个体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有着最好的和谐……现代工业体制下的社会大分工，让每一个人都更为关注各自的利益，应当有一种权力将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可见，人类个体对社会的需求出于本能，而非理性选择。孔德认为，利他性与自利性同样具有正当性。人无法阻止与同类的共情，甚至会为了他人利益而遗忘自我保护。进一步说，即使是为了自我保存，社会性也是必需的，因为漫长的幼年期与先天的无防护状态都要求社会的保护。显然，利他性与自利性都是人类的天性。
从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可以看出，“爱心比理智更重要”。但只有回到社会静力学框架中才能够真正展现“情感”的重要意义，理解情感在孔德社会学中的结构性作用。孔德强调由生物学所确认的“情感对理性的强烈优势”决定了人类的本质，并最终定义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在孔德的设想中，爱、理性与行动是秩序的功能基础。应当以爱为激情，以科学为理性，以哲学家、女性、资本持有者与无产者作为启迪与教育社会的主导力量。其中，女性是社会的情感源泉，哲学家代表社会理性，资本持有者与无产者负责行动。由此，孔德完成了社会静力学的完整构建，将社会抽象称为情感、理性与行动的综合体，三者共同作用且缺一不可。
可以看到“进步”与“秩序”问题是孔德社会学的核心关注。其中，社会动力学将人类社会视为整体考察其于历史之中如何不断对抗环境的威胁进而实现持续的“自我更新”，也就是进步问题；社会静力学则通过考察任意时间段内任意社会形态的内在机制回应社会何以组织，也就是社会的秩序问题。两者互为表里，共同建构起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德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仅仅将其宗教部分视为对道德问题的回应有失公允。事实上，即便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也对道德问题有一定的关注。当然，在后期著作中，尤其是《实证政治体系》中，道德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间的充分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说，《实证哲学教程》后三卷更多地是处理历史变迁的社会动力学问题，那么《实证政治体系》则更聚焦社会静力学问题，孔德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应当放置在静力学的视角中。
结论与讨论
就孔德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而言，常常由于其学科命名的前后矛盾引发人们对其科学基础的误解。但对其核心文本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孔德首先通过历史哲学调和近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哲学传统，批判圣西门物理主义，进而在现代意义上建构出系统化、结构化的实证哲学体系与政治体系。孔德社会学正是以此认识论为基础，形成前后思想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
既有研究发现，当下中文世界对孔德体系的考察存在误读，将孔德社会学置于科学主义理论的不当批评环境中。由于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以及马赫的世界性影响力，马赫主义掩盖了孔德作为实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原貌，以至于后来人把经过马赫改造后的实证科学观念前置于孔德，导致“时代错置”地误读了孔德思想。尽管当代学者已逐步意识到孔德思想自身包含复杂性张力，但由于文献选用等原因，仍然未能触及问题实质，影响了对孔德社会学科学基础的深入讨论。
本文回到孔德的法语文本，吸收当代孔德研究优秀成果，通过对三个问题的充分讨论，尽可能完整展现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这既能清晰展现孔德实证哲学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总体脉络，也能准确呈现孔德社会学的科学基础。显然，孔德思想发展具有一种螺旋上升的复杂性，但这不仅表现在孔德文本的内在张力上，更多体现在历史语境的变换中。
19世纪后期，当物理学与心理学得到充分发展时，实证科学所依据的科学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一种有别于孔德开创实证哲学之初的知识论更新了人类对经验的理解。相应地，这种哲学认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变革及其传播也影响了中国对实证哲学观念传统的认知，诸如受赫胥黎与达尔文影响的严复等人试图以生物学理解社会原则，受杜威与罗素等人影响的胡适等人以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回应中国问题，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融合派试图通过引入西学重塑“乾嘉学派”为核心的新实证传统，诸多倾向让实证主义问题比其诞生之初呈现出更复杂的纠葛场景。
当前致力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既要反思已有但被误解的理论研究，又要参与国际学术界对人类经典思想与关键问题的讨论。其中之一的必要在于，反思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接受与传播路径，重返其原点并澄清经典理论的本真形态。过去百余年里，中国知识界更多的是顺应时代性的知识需求，紧随国际学术潮流，由此形成“西学东渐”的生态与格局，这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态势。以实证主义为例，物理学的发展、马赫主义的兴起、罗素与杜威的影响、乾嘉学派的再造等因素，共同将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塑造为多元杂糅的知识产品，其中形成的有意无意的误读却鲜有人反思。这种误读的知识生产路径可能回应了20世纪的中国之问，但在如今时代，中国学术界亟须剥除层层叠加的误读，回到经典理论的原初语境。
不仅如此，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适应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需求，要求随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学者更为自信、更有能力、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界重大问题的竞争性研究。本文恰恰作为一种尝试，重新立足孔德本人的法文文本，明确参与讨论国际学术界关于孔德实证社会学的内在张力问题。这不仅表现为还原孔德思想原貌，还通过比对孔德社会学揭示中国知识界对实证哲学的认知错位，切实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知识建构倾向与诉求，进一步澄清变动时代的历史语境及其误读的原因。唯此科学认识过程，才能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号：22&ZD193）的阶段性成果。
方捷，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巴黎一大现当代史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5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欢迎转发与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