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党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亦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手，其产生、发展与现代化存在多重逻辑耦合关系。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应发挥凝聚人民意愿的作用，承担起代表人民的责任；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方的政治力量来推动，政党作为政治参与行为体，也应担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现代化问题既是一个国别问题，又是一个全球性的治理与发展问题，政党不仅是国内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经验的学习者和传播者，世界政党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保障自身的先进性与合法性，承载国际治理的责任。在实践中，部分政党由于受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现代化道路的盲目跟随和以政权为中心的竞争思维等因素的束缚，陷入履责困境，引起一系列现代化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执政党，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底色，秉承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担当，持有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愿景，以自身实践给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答案。
关键词：现代化 政党责任 履责困境 中国共产党
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的各个层面发挥着稳定器作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政党的力量。作为政治组织，政党应发挥凝聚人民意愿、回应党员诉求的作用，承担起代表人民的责任；作为以政权为导向的政治参与力量，政党既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发声器，又是国家整体利益的螺丝钉，应担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作为依托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体，政党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需在不同程度上跨越国家边界参与全球治理，谋求世界范围内的执政资源和意识形态支持，担负起参与国际治理的责任。但在现实政治实践中，部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政党陷入履责困境的现象。首先，政党代表人民的功能属性被逐利动机所替代，进而产生权责不匹配的结果。其次，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盲目效仿先发国家发展模式的情况，忽略本身独特的国情，产生结构性矛盾。最后，部分政党依托国内以政权为中心的竞争思维参与国际事务，呈现出无序竞争的乱象。政党陷入履责困境，使现代化目标在部分国家实践中失真，阻碍了世界现代化整体的发展。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以自身实践给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答案。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政党底色，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其代表人民的责任；坚决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了对国家发展责任的担当。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抓手，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全球挑战，并在国际上积极倡导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彰显自身国际治理责任。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责任：概念阐释及分析框架
现代化是涉及多个维度、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统筹各方力量的政治工具来推动。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体系中整合和协调各方力量的重要行为体，克服了传统社会中的封建君主、宗教权威、贵族阶层等旧工具在整合资源、动员社会方面的局限性。作为代表民意的组织和连接社会与国家的政治工具，政党在政策制定和权力行使中应关注人民福祉，确保国家发展契合人民利益，承担起代表人民的责任；政权导向决定了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工具定位，政党要展现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决心与能力，承担起国家发展的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党的活动空间已经从国内多方利益格局逐渐延伸到各个跨国行为体的利益之网中，故而也应承担起国际治理责任。
（一）政党责任的概念阐释及现有文献回顾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责任”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分内应做的事；其二，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既包含履责要求，也暗含问责意蕴。在实践中，“责任”一词的内涵随着时空环境、履责主体、指向领域等变化而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出现诸如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公民责任、政府责任等专有词汇。政党责任是“责任”一词在政党这一政治主体上的投射。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体，政党责任最早呈现为政治责任。回顾学术界相关研究，有的研究将政党责任划分为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并就政党履责进行了有益探索；有的研究探析政党领袖的责任观念，有学者从党建角度分析领袖关于政党责任的论述，有学者从政党责任的词面概念入手，分析领袖的政党责任观；有的研究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政党责任的学理分析，有学者从政党这一主体的特征入手，将政党责任划分为意识形态责任、政治责任与治理责任，有学者认为政党责任表现为政党统领下的多元政治主体间的责任关系；有的研究剖析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责任，将其中体现出的“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责任观念作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规范；有的研究侧重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政党责任，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这一负责任大党的责任主体出发，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有学者着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对责任的担负与履行，分析其深层逻辑及体系建构。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政党责任的探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责任主体，二是在特定语境下对政党责任进行类型划分，三是探究政党领袖的责任观念。本文从政党在现代化中的功能入手，探究政党责任在现代化语境下的特定表征与类型划分，分析政党履责困境，并阐释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实践中的责任担当。
（二）现代化及世界现代化的概念探析
学界目前对“现代化”这一概念尚无统一定义，更多只是从其特征去描述它。本文语境下的“现代化”，从其生成动力入手，将现代化视作一个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指以科学技术革命为支撑，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而引起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各领域深刻变革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国家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两个逻辑层次。现代化是各国自身发展的现实目标，每个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经历的阶段、模式和路径都有所不同，但这个过程中有共同的核心目标，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与进步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不仅是各国独立追求的任务，也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相互学习与合作。除此之外，现代化表现为一个世界现象，自从现代化形成以来，就不是某些国家或地区、更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目标，而是体现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和普遍性追求。各国现代化的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就引申出世界现代化的概念。在世界现代化的语境下，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世界现代化不是各国现代化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和治理的系统工程。
现代化的生成动力或许来自经济发展中技术的革新，生成动力的更新推动着现代化进程向前发展，但具体的发展进程往往是由政治上层主导的。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反而可能由于无序发展所带来的不稳定加剧社会动荡。现代化涉及多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在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只有政治领导者才能统筹社会整体资源，主导现代化进程，实现多领域综合发展。传统力量在面对现代化的快速变革与新兴诉求时，暴露出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统筹各方力量来推动。旧有政治工具在资源整合上缺乏科学性与公平性，在社会动员上难以突破阶层、地域、文化的壁垒，无法满足现代化进程中多领域协同、全社会参与的需求。现代化进程需要新的政治工具来推动。“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政党在现代化所牵涉的多元主体之间起到关键的串联作用，促成各主体的协同发展。桥梁不仅是连接器，更提供了支撑力，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时代背景下，政党是大多数国家政治运转的主要行为体。
（三）现代化进程中政党责任的三重维度
早在1879年，伍德罗·威尔逊就提出了需要建立负责任、有效政党的观点。政党应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担负责任，是从其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具性来界定的。“工具性”指的是将政党视为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适应性和特定功能的“工具”，其责任重心随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展演变。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主要作用体现为稳定国内政治秩序与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理应承担起代表人民的责任与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随着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产生与反作用，政党作为政策的策源地与思想的发动机，不仅是国内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经验的学习者和传播者。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手，政党的责任范畴逐步扩展至国际治理领域。
1.代表人民的责任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党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其对人民负有责任。纽曼认为，“政党把混乱的公共意志组织起来了”，政党的形成源于社会多样化的需求，是社会不同个体和群体利益的组织化表达。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或工业发展，而是社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的需求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涉及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内容。政党需积极回应这些多元需求，通过其代表性和组织性，将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
政党不仅要在选举过程中聚集人民意愿，更要在执政过程中承载人民诉求。现代化的结构性调整带来利益再分配，部分社会群体可能受益，但也可能出现受损或边缘化的情况。政党应在此过程中扮演调节器的角色，通过推动教育公平、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政策，确保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利益不被忽视。政党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缩小贫富差距，为社会各阶层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政党不仅具备表达功能，还具有引导作用。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政党引导人们的想法和意愿，引领人们走上特定价值目标的传送带。现代化不能仅停留在对经济发展的追求，还应包括民主建设和社会公正等价值理念的实现。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中具备先进性的政治组织，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具备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起到平衡木的作用，防止资源和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群体，确保国家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
2.国家发展责任
政权导向催动政党产生国家发展责任。政党不同于传统宗派，伯克认为，“宗派相争所代表的只是为权位和薪酬而进行卑劣而偏私的争夺”。政党以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权为目标，具有获取并巩固权力的内在动力，但在现有政党制度的约束机制下，仍需服务于集体福祉，具备相应的公共服务功能。政党不应仅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还要维护集体利益。这种“公共性”责任要求政党在谋求执政的过程中必须提出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政策。从权力来源的角度看，人民对政党的支持主要源于希望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回应经济增长、教育改革、科技进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政党在争取和维持政权的过程中，必须做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承诺，以回应人民的多样化需求。若仅关注权力斗争而忽视国家发展责任，政党将会失去人民信任，丧失合法性。“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党因其政权导向而肩负国家发展责任。
3.国际治理责任
时代特征要求政党肩负国际治理责任。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其责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政党承担着国家使命，对国家的存在、发展、稳定、安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等方面肩负着责任，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并维护相应的权益，以证明自身的国内合法性；从广义上看，政党除履行国内责任外，亦秉持对全球负责的精神，即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体，理应对全人类的安全、卫生、福利和教育等方面肩负责任，以寻求自身的国际合法性。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推动世界现代化潮流产生，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政党更应承担起相应的国际治理责任。
一方面，随着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不断加强，一国政党再也不能偏安一隅，参与国际发展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谋取政党执政的国际资源，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治理责任。某些政党天生关注国际议题，最典型的就是绿党。只有在国际层面，绿党关注的如荒漠化、气候变化及臭氧层损耗之类的全球环境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在国际层面设置环保议题的行为使得绿党在国际舞台上积累了政治资源，塑造了重视全球公共福祉的国际形象。这种国际参与为绿党赢得了国际支持，继而炒热国内选举热度，使绿党迅速发展成为各国内部重要的反对党，并凭借其高度的政治影响力推动国家政府采取合理的生态政策。有政党通过组建政党国际组织影响他国政党政治，政党国际组织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出版书籍和小册子、提供国际支持与援助等方式，对其他国家政党施加影响。有政党在国内选举胜利后向国际机构派驻党员代表，借助国际机构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政党通过发挥其交流属性，促进跨国合作和经验共享，为各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支撑。反过来，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亦为政党跨国谋求利益提供了便利。借助全球议题，政党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跨国攫取。在全球化将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得更加紧密的背景下，政党的活动空间已经从国内多方利益牵涉逐渐延伸到各个跨国行为体的利益交织网中。
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局面下，政党只有履行国际责任才能够更好地履行其国内责任。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发展问题，世界的和平发展既是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的保障，也是政党政权稳定的保障。萨托利认为，“集体福祉并不会无代价地自动出现，但是集体的祸患，或集体的损失，却总是随时可能出现。”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诸如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网络安全和资源枯竭等，这些均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范畴，对各国政党提出参与全球治理的要求。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需要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协商探讨。在全球化尚未形成时，各国依托国内生产与区域贸易来发展自身经济，国际责任是政党的可选责任。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世界联系不断加强，出现了各国相互依存的局面，这使得国家不能脱离全球化的发展而孤立发展。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进一步加强。国家认可的主权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治理国际化，政党则可以超越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性。在国际上，政党通过党际沟通渠道反映国家诉求，推动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政党应当认识到，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同时也是保障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只有在全球治理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政党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的稳定与发展，为国家争取到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和合作资源，进而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和提高治理效率。因此，国际治理责任成为政党的必选责任。
基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具作用，政党应担负起相应的代表人民的责任、国家发展责任和国际治理责任。作为政治组织，政党发挥着凝聚人民意愿、回应党员诉求的作用；作为以政权为导向的政治参与力量，政党必须注重国内合法性问题，它既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发声器，又是国家整体利益的螺丝钉；作为依托于国家行动的行为体，政党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不同程度上都要跨越国界，寻求世界范围内的团结合作，使自身所依附的国家平台不至于落后世界现代化潮流，或针对全球问题对国家现代化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降幅。
二、政党与现代化的逻辑耦合关系及其履责困境
政党的产生、发展与现代化息息相关。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或由现代化造就的不同利益群体演化而来，或产生于后发国家对世界现代化冲击的回应。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体，政党发挥着推动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但现代化存在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政党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矛盾；二是现代化道路的跟随性与各国国情多样性相矛盾；三是以政权为中心的竞争思维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时代特征相矛盾。
（一）政党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手
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有学者将政党的起源与发展归因于现代化进程中选举制度的形成和投票权的扩大。法国学者迪韦尔热观察到存在不以议会斗争为活动方式的政党，依据政党产生于议会内外的标准将其划分为内生型政党与外生型政党，并认为内生型政党产生于议会，“外生型政党是预先存在且本身不以选举和议会为主要活动的组织上建立的政党”。国内有学者延展了外生型政党的概念，认为外生型政党是在现行体制外形成，试图推翻现行体制，建立新体制；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属于外生型政党—国家关系模式。另有学者以内生性和外生性来表述政党产生的特征，认为内生型是针对西方政党生成方式而言，中国政党产生的方式是外生型的，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如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综合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政党的产生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在英美等先发现代化国家，政党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化的产物，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并催生世界现代化潮流。二是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政党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产生，从这个角度讲，政党是世界现代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本身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有的甚至还未开始。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不是现代化促进了政党的产生，而是先产生了政党，再由政党担负起发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任务。
具体而言，一方面，现代化造就了多个利益相悖的群体，他们将自身诉求反映在政治中，由此形成政党。早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国议会中就产生了圆颅党（国王反对派）和骑士党（拥护国王的政府派）以及与两者有承继关系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一般认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产生，标志着世界政党的最早出现。辉格党作为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表，主张议会主权，推动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相对保守的托利党则捍卫封建地主利益，在与辉格党的竞争过程中不断优化权力的分配调整。彼时两党的竞争尚属少部分人的政治斗争，高度精英化的特征使两党带着“权贵党”的标签，不能完全脱离宗派特征。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要进一步攫取利润，必然要进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逐利的本性使得人们交往愈发密切，为人们参与政治提供了便利，政治参与的扩大使得政党这一政治组织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环境发展，保证自身生命力。“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是政党日益进入主流意识。”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扩大公民选举权。托利党和辉格党相继建立地方组织，政治发展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两党的博弈推动英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在早期现代化国家，政党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化而兴起，成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整合并表达多样化的社会利益，确保政策的合法性与执行度。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还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力量，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在先发现代化国家，政党的产生与发展引领着国家现代化的方向，通过全球性活动催生出世界现代化潮流，后发国家在被动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作用力中造就出政党这一组织性力量。比如在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过程中，印度国民大会党建立，并很快成为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力量。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既要借鉴其他国家政党政治的经验，又要解决本土的民族独立、社会整合等特殊问题。中国学者在观察中国以及其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时，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强调政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具有建构性力量。被世界现代化潮流所冲击的国家往往面临着传统权威瓦解、社会结构碎片化与制度真空等多重挑战，政党成为弥合断裂的工具。随着国家与社会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政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取向就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政党的功能不仅限于政治参与，更在于整合社会资源与建构国家形态。
（二）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履责困境
现代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依次递进的。在实际情况中，阶段之间可能会出现重叠的现象，即不同阶段的特征在同一时期并存；甚至还可能出现倒退的情况，原本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出现逆转，发展进程受阻。这种现实状况为诸多领域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引出了政党在履行责任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问题。责任具有涉他性，政党具有牵涉现代化多元主体的功能属性。政党陷入履责困境，导致一连串现代化问题的产生。政党的履责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党难以担负代表人民的责任，资本导向的决策措施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加剧了人的异化，在重视效用价值的同时忽视了人道价值，导致物质主义盛行、精神空虚及贫富差距扩大，未能实现现代化成果的共享。二是政党未能充分履行国家发展责任，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党在治理中盲目模仿西方模式，追随“西化”，忽视本国国情，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结构性矛盾。三是政党缺乏履行国际治理责任的意识，全球化时代下以政权为中心的竞争思想被移植到国际事务中，产生“搭便车”等行为，不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体制下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党，陷入履责困境是其自身体制所决定的，如选举导向导致整个国家发展缺乏长远的规划。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具有复杂性，需要有长远规划持续不断地推进。以选举上台为导向的政党既容易被资本所绑架，丧失初心使命，也容易陷入功利主义，为追求自身合法性，在决策上盲目跟随大国大党，使国家成为他国现代化的附庸。与之相对的是，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 “现代化之问”，并深刻回答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如何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关乎现代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导向，旨在确保发展成果不被少数人垄断，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红利。其二，如何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具体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特色之路。其三，如何实现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各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他国利益，而应秉持合作的理念，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共同发展，避免冷战思维。这点明了政党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使命，为政党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1.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矛盾
在谈及人的价值时，康德指出：“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当人的价值这个问题走进现实的时候，往往出现主客体易位的情况，“人道价值”败阵于“效用价值”。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强调人的生命意义以及人的尊严、自由与权利，后者则关注人所能创造的价值，侧重个体对于社会、他人或自身的有用价值。
在西方政党政治中，选举作为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已逐渐异化为一种“效用优先”的形式。选举无疑是私有财产占主导的社会中的一种民主形式，而这种民主形式亦异化为金钱政治。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被工具化为政党政治选举的运作对象和投票工具，政党与民众之间沟通和互动原本包含的相对丰富而深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政策认同、相互信任等内容日益稀薄，政党与民众间的情感、价值、信仰等互动和交汇蜕变为简单化、功利化的交易式活动，以及政党作出竞选承诺、选民支付选票等，这种蜕变无不进一步恶化、削弱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紧密关系，如降低了政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公信力，动摇了政党与民众认同的政治和价值基础。政党关注的是个人在选举和政治活动中所能提供的支持性价值，而非这些人本身的尊严、自由和权利。选民更多地被视作“工具性”的个体，在选举周期中成为政党权力博弈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社会尤其重视个人在物质生产、社会进步中的“效用价值”，即个人能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或政治权力带来的直接贡献，但这种关注往往以牺牲其作为人的本质价值为代价。人被视为资源和票仓，通过投票来完成其“效用价值”角色，而非作为具有独立意志、人格尊严和价值诉求的主体。
在西方的政党政治中，这种“效用优先”的逻辑不仅限于选民与政党的关系，也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道德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之中。在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政党逐步从代表人民福祉转向追逐资本增殖，导致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现代化进程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同时也伴随着人的异化和片面发展，未能有效解决精神贫乏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政党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组织，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使现代化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模式，在此逻辑作用下，政党在配置资源时往往优先考虑如何促进资本市场的活力，而不是思考如何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权力”，政党被资本俘获，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身处纯粹的奴役形式。执政重心的转移使政党责任逐步偏离，代表人民的功能属性被逐利动机替代，进而产生权责不匹配的结果。
2.现代化道路的跟随性与各国国情多样性相矛盾
历史上，西方国家借助其先发优势，将自身的现代化模式推广至全球，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作其现代化体系的附庸，进而导致世界现代化发展严重失衡，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政党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行使着治理权力，权力是履责的工具，权责一致是有效治理的前提。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政党未能有效履行国家治理的主体责任，往往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将西方发展模式作为普适标准。“现代化即西化”的思维源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党将西方的制度设计奉为圭臬，未能关注本国特殊的国情需求，陷入形式化的治理误区，致使发展方向脱离实际需求。一是西方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冲突。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具有普遍性。例如，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是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长期的社会发展积累而成，而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因为历史中长期受强权主导的治理结构统治，民众对权威型政府更加信任和依赖。在此背景下，简单地引入西方分权制度，可能造成形式化的治理误区，使国家在表面上实现了制度“现代化”，却无法充分发挥制度的实际作用。二是经济体制与本国经济结构的矛盾。西方经济体制基于成熟的市场机制与完善的产业链，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主导。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链不完善，市场调节功能不足，简单移植西方经济体制，容易带来结构失衡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3.以政权为中心的竞争思维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时代特征相矛盾
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息息相关，两者互相影响。政党是一种“活的机体”，它时常受到环境的作用，而“环境是变迁不定的，政党既在环境中活动，就不得不顺应环境的伸缩力”。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产生于国内利益分化背景下的政党理应顺从世界利益依存的现状，积极履行国际治理责任。然而部分政党却将国内以政权为中心的竞争思维延伸到国际事务中，导致责任推诿和相互制衡成为普遍现象，难以形成国际治理合力。不同国家的政党因国内政权竞争压力，倾向于把解决全球性问题视为权力博弈的工具，将国际合作视为竞争场域，将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空间缩小为利益争夺的战场，呈现出无序竞争与任意合作并存的乱象。
西方政党往往更加注重短期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忽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发展趋势，这是由选举制度下的竞争逻辑决定的。西方政党将国内以竞争为基础的思维带入国际协作，与缺乏国际政党法的国际环境相互作用从而产生无序竞争的乱象，进一步恶化国际合作环境继而影响本国发展。在竞争思维作用下，如果西方政党发现阻止国际法规在本国的应用比确保其执行更符合自身利益，那么它就会试图弱化国家与国际机构的联系而非强化。这导致全球治理面临更大的阻力。在以竞争为基础的旧式政党关系中，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政党呈现着孤立、分散的状态，缺乏沟通与合作，各自消极应对全球性问题，造成全球治理危机。如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极力支持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极右翼政党，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不惜破坏欧洲内部团结。在当今相互依存的时代，全球治理的良好运转需要各国政党共同遵循国际准则与责任分担原则，而非将国内的政权竞争思维带入国际协作。政党需要超越以政权为中心的竞争观念，承担国际责任，着眼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长远利益。
三、“负责任大国执政党”的现代化实践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执政党，将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作为初心使命，打破“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迷思，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并坚守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愿景，为世界范围内政党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实践，集中体现在履行代表人民的责任、国家发展责任和国际治理责任三个方面。首先，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其代表人民的责任。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坚决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展现了对国家发展责任的担当。最后，中国共产党履行国际治理责任，在国际上倡导立己达人、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抓手，传播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全球挑战，积极构建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治理共识。
（一）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底色
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同，中国现代化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和方向。中国共产党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开辟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的发展体现着特定的价值理念，各国的多样化理念造就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下，尽管物质财富显著增长，但却导致了人类异化、物质主义膨胀、精神匮乏和贫富差距加剧等问题，这与现代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目标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由资本逻辑驱动、被资本力量主导的现代化，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这一思想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确立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强调发展要改善人民生活，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更强调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列宁强调:“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尊重和激发群众的创造力，广泛倾听并回应人民的需求，力求在现代化建设的每一环节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使近亿人脱离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任中联部部长宋涛在“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致辞中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消除贫困的根本保证，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这一成就不仅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效果，也成为全球减贫事业中的一项卓越贡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民福祉的高度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领导确保了现代化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聚焦人民的实际需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至上的理念贯穿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框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通过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现代化发展与人民福祉的良性互动，不断丰富现代化的具体内涵，探索出了一条兼顾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现代化道路，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独特视角。
（二）为民族谋复兴的政党担当
尽管西方国家较早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西化”的单一模式。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方案，试图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将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强制推广至其他国家，却导致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出现社会发展不平衡、政治动荡等问题，暴露出将西方发展模式直接引入不同国情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只有各国基于独立自主原则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重大使命，完全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也与追求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却以党的目标取代国家目标、以党的利益取代国家利益的苏联共产党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早在1930年，毛泽东便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立足本国具体情况开展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初步探索出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时期的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提出了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发展方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不放弃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经验，推进了全面的改革。通过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著提升了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实际，选择符合本国条件的现代化路径，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协调发展。
（三）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愿景
从世界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仍处于进行时的状态，面临如社会结构脆弱、治理经验不足、制度体系不健全等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抓手，传播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全球挑战，并积极探索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
1.以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抓手，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国家现代化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进的过程，其中亦蕴含着上层建筑现代化的部分。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属于思想观念的交互碰撞，其中涵盖着顶层设计理念如何适配现代化进程。政党间通过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可以实现经验互通，解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顶层设计难题，自上而下确保国内现代化的方向，破解治理与发展难题，推动世界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两者同时蕴含着思想交互的部分，亦同类归属于政党的领导。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是进一步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国家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实践意向。
长久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停留在“现代化就是西化”的信息茧房中，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开了新的大门，使全球南方国家从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叙事中解放出来，寻求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祛魅。经过交流学习，马拉维大会党主席、总统查克维拉指出：“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对本国民众进行思想引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本国经济的建设者而非他国经济的消费者。”祛魅并非二元对立的否定，而是通过实践成果的比较与实践经验的交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主体性自觉，最终实现从“机械模仿”到“创新发展”的认知跃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实践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范例，也揭示了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并通过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这一路径将现代化发展经验分享给他国政党。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汲取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但不能照搬他国模式。无视自身国情的简单模仿，往往带来严重的适应性问题，引发社会矛盾。唯有在创造性转化他国经验的前提下进行自主探索，全球南方国家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掌握自身命运，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2.以新型政党关系为举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政党关系规范着政党互动的价值理念。过往以竞争为基础的互动机制容易滋生投机的心理和趋利实用的态度。实现政党间合作共赢的关键在于涤清政党交往间的零和博弈风气，树立合作与共赢的价值导向。这就要求构建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规范政党互动的价值理念。求同存异就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别的差异，努力寻求各党间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秉持相互尊重与互学互鉴的原则进行国际合作；相互尊重就是在合作中坚持各个政党一律平等，不干涉其履行国内责任，避免大党主义，不替他党作主张；互学互鉴就是通过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将各国政党汇聚成一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盘活全球治理这一棋局。
新型政党关系引领着政党合作的价值认同。在以竞争为基础的政党关系下，政党之间的利益争夺是其机制运行的主导逻辑，竞争思维会使得政党更关注本国利益而非全球的共同利益，导致一些政党拒绝承担国际责任或只关注本国利益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这种旧式的政党关系常常导致政党消极履行自身的国际责任，甚至会采取恶意竞争的手段破坏国际合作。毫无疑问，以竞争为基础的旧式政党关系阻碍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新型政党关系通过创新政党交流机制，改革旧的互动机制下不适合小党参与的部分，在政党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各方主体共赢的局面，搭建起政党合作的平台。在新型政党关系机制下，政党之间更多的是基于合作、协商、共赢的方式来推进国家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合作为基础的政党关系会促进政党之间的交流互动，激发政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从而反过来增强政党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和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愿。政党之间的竞争虽然存在，但会更加理性和有序，继而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江童，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往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23BDJ101）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