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世界”是指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脑机接口等新一代技术的融合发展，共同创建的一个全新外部环境。“智能世界”的形成，标志着继自然、社会与精神世界之后“第四世界”的诞生，其具有自主运行逻辑，并与人类形成深度互构关系。面对具备“准主体性”的智能体，人类的认知模式正从主客二分，转向新型主体间性的认知形态。这一转变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从驾驭外部世界的“外在解放”，拓展到实现精神自觉的“内在解放”。“智能世界”的深层意义在于，促进文明的议题从如何高效地“做事”，升华为如何智慧地“为人”，由此推动人类重返尊严、道德与爱等不可量化的核心价值，最终完成从“自然之人”到“自觉之人”的哲学飞跃。只有立足“智能世界”这一新视域，审视其创造的机遇与带来的风险，才能超越工具论技术观，站在互动论技术观的地基上，重构面向人类未来的概念框架和治理体系，从而真正认识大力发展人文科学的时代价值。
截至2025年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5.15亿人，较2024年12月新增2.66亿人，用户规模半年翻番，普及率高达36.5%。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2025年1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旨在推动新技术产品的规模化落地和商业化进程。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人工智能已成为行业转型的驱动力、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乃至文明转型的新引擎。然而，站在文明转型岔路口的人类必须郑重发问：我们手执历史之笔，借人工智能之力，应勾勒怎样的未来蓝图？又将在新的文明画卷上，为哪些价值落墨定调？对这些问题作出理性、审慎的回答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人类文明的赓续作出前瞻性的思考与行动。为此，本文将论证，人类正见证“智能世界”的形成，它为未来发展创造无限可能，但也蕴藏诸多风险。其中，最大风险并非当前热议的机器是否会有意识或超级智能何时出现，而是我们在智能世界里是否会无意识地消解作为“人”的基本特质？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把我们带回到哲学原点，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新历程。
新兴技术的融合发展推动“智能世界”的形成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讨论如火如荼。现有论述看待人工智能的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型技术；二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三是文明转型的“导火索”。然而，这些视域难以从本质上将人工智能与传统技术区分开来，导致相关讨论难以摆脱工具论的桎梏。事实上，智能化发展的深远意义，不仅限于如同蒸汽机那样引发外部世界的变革，还涉及对人性深处的拷问。仅从工具论维度，难以把握其完整意涵，更无法直面其可能隐藏的风险。为此，本文尝试提出“智能世界”这一新概念，以期构建更具解释力的概念框架，展开进一步探讨。
智能世界的形成。所谓“智能世界”是指，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脑机接口等新一代技术的融合发展，所共同创建的一个全新外部环境。智能世界一旦形成，便如同自然世界一样，成为独立于个体意识的客观存在，具备显著的“外部性”特征。也就是说，它拥有自身的内在架构和运行逻辑，用户无法凭借个人意志随意更改，只能通过提问、使用等交互方式与之互动，并在交互中，实现人与智能世界的相互建构。智能世界不仅会生成超出用户预期的内容，也具备特有的“地形”和“规律”。以大语言模型为例，其输出的知识分布在复杂的参数空间，形成广阔而复杂的“知识地形”。一些路径导向准确答案，另一些则通向“幻觉”（即模型自行编造内容）。理解智能世界的性能（即它所擅长之事），就如同我们初到一个陌生地，需要熟悉其气候和地貌一样，是一个不断适应、探索与认知的过程。
智能世界正日益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环境”。从智能搜索引擎提供的知识解答、导航系统实时规划的路线建议，到金融交易、医疗诊断与自动驾驶等应用场景中的决策支持；从在蛋白质结构解析、数学竞赛等复杂任务中展现出的卓越能力，到人工智能生成画作《太空歌剧院》在艺术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等，这些都在表明，智能世界已逐渐悄然沉淀为人类工作与生活的基础背景。它并不局限于纯粹数字化的虚拟空间，而是与物理意义上的自然界并行，逐渐形成人类生存的又一个外部环境。笔者把这个新世界称为继“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后的“第四世界”。
第一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演化的自然世界。它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具有毋庸置疑的客观性、规律性和时间上的先在性。在人类意识诞生之前，宇宙星辰、山川河流、海洋大陆等已自在运行。人类通过观察、实验和技术等手段与之互动，并由此发展出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旨在系统地揭示其内在法则。然而，尽管人类凭借理性不断构建关于自然界的认知图景，却始终无法完全掌控其运行规律，病毒瘟疫、地质灾害、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不确定性因素，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时刻提醒我们，自然世界既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又是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和谐共存的原始根基。
第二世界是人类通过制度、文化和规范等共同构建的社会世界。家庭、货币、语言、企业、政府乃至社交平台等，皆为其具体形态。社会世界具有规范性、建构性与历史性等特征。其存在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认同与持续实践。一方面，人类在社会世界中，通过建立制度来框定秩序，通过确立道德规范来引导行为，通过创造文化来沉淀意义，并不断追求公平、正义与繁荣等价值理想。另一方面，人类不仅通过法律、教育、科技等手段优化社会结构，也通过学习、参与融入其中，并由此发展出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来揭示其运行逻辑与内在本质。然而，社会世界在承载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衍生出复杂的不确定性。经济周期波动、社会阶层固化、国际关系紧张、大国战略博弈、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等，都使人类深受困扰。
第三世界是由独立个体构筑的精神世界。它是人类情感、思想和意义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感知、诠释并回应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透镜”。这个“透镜”由源于个体的遗传特质、人生经历、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情绪状态与核心信念等“精磨”而成。它决定了个体如何聚焦、过滤乃至重塑外在现实。生活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人类，会面临疾病等生存威胁引发的恐惧情绪，也具有同理心和对归属感与安全感的渴望。这些内在体验构成形成社会契约的基础。我们藉由哲学、文学、艺术与历史等人文学科，探索其本质与边界。然而，精神世界在赋予人类感知力、创造力与意义感的同时，也潜藏着深层的不确定性。情感危机、生存焦虑与意义虚无成为当代人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考验着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5年世界心理健康现状报告》显示，全球有10亿多人深受精神障碍的困扰。这一严峻的事实，不仅是个体的痛苦，更警示我们：精神健康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忽视的文明议题。
在智能世界形成之前，人类文明的进程始终由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三元对话”所推动。第一世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物理基石”，人类凭借理性，运用工具和科技，对抗自然灾害，以达到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目标；第二世界（社会世界）是人类构建的“秩序王国”，人类依靠法律与伦理，平衡内在欲望与外在冲突，追求公平、正义等共同理想；第三世界（精神世界）则是人类安顿生命的“意义之乡”，人类凭借智慧与勇气，直面内心的困扰与脆弱，磨炼出爱与创造的能力。个体在精神世界里养成的“对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的方式。这三个世界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正是人类不断擦亮“透镜”，以更清晰地认知自然、理解社会与安顿自我的文明征程。
这三个世界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共同构成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三螺旋结构。比如，一场病毒危机（第一世界）可能会引发广泛社会恐慌（第二世界），进而导致个体的普遍焦虑（第三世界）。而科学家凭借顽强的意志与智慧（第三世界）研发出有效疫苗，成功抑制病毒传播（第一世界），进而也会重塑公共卫生政策与社会协作机制（第二世界）。同样，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第二世界）不断塑造着个体的价值观和认知模式（第三世界），而人类的社会性生产活动，也在持续地改变着自然界的面貌（第一世界）。三个世界之间的这种彼此牵制、相互嵌入、动态共生的演进关系，共同绘制出人类存在的动态图景，并推动文明形态在历史的序列中不断更迭与超越。
以扩展人类智能活动为目标的智能世界的诞生，可能打破人类文明演进的既有历史进程。智能世界的起源可追溯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前的技术对社会世界的工具性延伸。比如，计算机、互联网的诞生，极大提高计算效率和通信速度，社交网络将人际关系延伸至线上，电子商务重构市场形态，电子政务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在这个时期，技术手段主要扮演着服务社会世界的辅助角色。
但随着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传感器、脑机接口等物质设备深度耦合，并与网络空间甚至人体自身紧密交织，我们正迈入由人类-智能体-环境三元融合的新阶段。智能世界不再仅是被动执行或响应人类发出的指令，而是开始主动重塑社会世界的运行逻辑和精神世界的认知框架。这意味着，智能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已经从早期的工具性“延伸”演变为当下和未来的深度“互构”。社交平台从早期延伸友谊的工具，发展为塑造公共舆论的场所；平台经济从最初扩展市场的重要渠道，演变为创生新型劳动形态和生产关系的互动空间。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其他前沿技术的融合，正在催生低空经济、深海采矿、脑机接口等一系列全新业态。因此，智能世界既在本质上区别于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又从内部深刻地重塑它们。智能世界依托机器学习的自主演进能力，多模态智能体之间的实时交互能力，以及在特定领域内所具备的感知、理解、决策以及内容生成能力，越来越多地展现出自主运行和持续优化的系统“意志”，逐渐成为人类可以交互、协作乃至共同演化的“准主体”。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其成为一个具备内在“生命”的技术社会体系。它像大自然一样，拥有自身的“气候”（技术趋势）、“生态位”（应用场景）、“进化规则”（算法迭代），成为具备动态优化能力的存在体。
概而言之，深入理解并系统探讨这四个世界之间层层嵌套、相互建构的内在关系，已成为我们在文明转折的关键时期，做出清晰判断和明智选择的关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然之根，重塑社会结构，安顿个体心灵。这也正是本文提出“智能世界”概念的意义所在。
“智能世界”带来的机遇与风险
智能世界的形成，既是技术革命的产物，也是深刻的哲学命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能世界主要的“行动主体”是兼具工具属性与类人功能的智能体。智能体是介于工具与人之间的一类新型存在。这一特性能给生活在智能世界里的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为推动劳动从“谋生手段”向“实现自我”跃升提供现实基础。在传统社会，从农耕时代“锄禾日当午”的体力付出，到工业时代“螺丝钉”般的机械重复，大多数劳动在本质上都并非完全源于劳动者的自主意愿与内在动机。如今，物质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趋势，有望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机遇。未来，当机器系统能够承担从农作物播种收割到精密制造，从物流配送到基础服务的各类任务时，生产满足社会整体物质需求所需的劳动时间将会大幅压缩。“劳动”与“生存”这两个被强制绑定数千年的概念，或将发生历史性分离，劳动不再仅是谋生手段，而是有望成为自由创造和充分体现人的意志与价值的实践活动。由此可见，智能世界带来的不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还是人类存在方式的超越。
为推动科技进步和实现认知普惠提供技术支撑。人工智能在处理复杂数据集、构建预测模型、实现自动化实验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等方面的强大能力，可为科学研究注入新动力。比如，人工智能在基因组学、气候科学和材料研究等前沿领域，极大地扩展了科学家的探索空间，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是人的“认知伙伴”，能协助用户进行复杂推理；又是“创意引擎”，能快速遍历海量信息，为用户提供无法预期的假设；还是“跨领域连接器”，能打破学科壁垒，生成新的知识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人类积累的编码化知识，以对话等自然的方式，进行转化与传播，大幅降低人类创造性表达与获得知识的门槛，带来知识生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开启从“知识垄断”到“认知普惠”的文明进程。
为推动社会治理从“粗放管理”迈向“精准善治”提供历史机遇。工业时代的社会治理大多依赖于有限的抽样统计、层级决策与传统的信息传递。这种方式在相对稳定、均质的社会结构中尚能发挥作用，但在复杂、动态和多元的当代社会，其回应能力逐渐滞后，易陷入“一刀切”的政策困境。在智能世界里，遍布城市的传感器、智能终端的匿名化数据、实时传输的交通及关联场景等动态信息，共同构建起能持续感知社会脉动的“神经系统”。这一系统使我们有机会实时捕捉环境的细微变化，并通过超复杂模拟推演政策可能带来的连锁影响，从而推动治理模式从依靠经验的“机械操控”转向基于数据的“生态调节”。智能世界还为搭建“政策实验室”创造条件，使政策制定从传统的经验判断，升级为可模拟、可验证、可迭代的科学过程。这不仅标志着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而且使其真正成为一门以数据为支撑、以响应为特征、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科学。
智能世界带来的机遇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当前，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隐私侵犯、责任模糊、伦理失序、治理失灵乃至技术失控等表层议题。事实上，当我们从智能世界的视域来思考时，更深层次的风险与挑战或许是，智能化发展正从一定程度上动摇人类文明赖以稳定的三大根基：在本体论层面，它可能消解“人”作为唯一认知主体的地位；在认识论层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人类认知与理解的权威地位；在存在论层面，它可能会导致意义丧失和价值悬置。这种情形已经超越一般技术伦理的范围，直指人类对自我、对世界、对存在本身的根本性理解。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出哲学理念的物化，那么智能时代创造出来的机器，却是在不断地消解曾经认定的认知边界，反过来重新塑造人类的灵魂。
2025年4月，美国伊隆大学“设想数字未来中心”（Imagining the Digital Future Center）发布了一份针对人工智能在未来十年（至2035年）对人类特质、能力和行为所产生影响的调查报告。报告将人工智能对人类特质、能力和行为的影响细分为12项具体指标，并于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2月1日期间通过问卷形式展开调查。受访群体涵盖企业、非营利组织、基金会、智库、政府等机构的创新者、专业人士、顾问和决策者，也包括学者、独立研究人员以及专业评论员。报告特别申明，所有受访者的回答均未借助大语言模型，而是基于其自身认知与独立思考。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预测，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到2035年，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存形态和行为模式都将发生广泛而深远的变化。其中，人工智能在9个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正面影响。按其影响程度排序从强到弱依次为：对复杂概念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与意愿；社会情感能力；对自己天赋的笃信；对广泛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信任；心理健康；共情能力和道德判断力；主动控制感和独立行动能力；身份认同感和目标感；元认知能力，即对思维过程进行分析的能力。仅在3项指标中，人工智能带来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依强度排序为：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尽管这项研究采取传统问卷调查的形式，结果难免带有主观色彩，但受访者基本形成一个核心共识：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对人类深度思考能力构成较大冲击。这一判断背后潜藏一组值得高度警惕的深层风险传导效应：人类深度思考能力的衰退绝非孤立现象，而是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可能引发记忆力、创造力、认知韧性、共情能力、组织协调力乃至道德判断力的系统性弱化。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种“认知蜕化”可能侵蚀“人之为人”的核心特质，导向一种广泛的“去人性化”危机。
然而，比认知能力衰退更具隐蔽性与颠覆性的是随之而来的“掌控错觉”：人类可能会日益沉浸于技术营造的舒适区，自以为能够随心所欲地驾驭这些高效的智能体，殊不知，宝贵的选择权和决策权，正在被悄然让渡给那些隐藏于智能体背后的技术逻辑与商业实体。人类对技术的沉迷，或许会使其在无形中丢失定义自我的权利，面临主体性消解的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抓住智能世界所带来机遇的根本前提，与应对其潜在风险的内在需求，在哲学层面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们必须确保人类始终居于价值判断的核心，并以此为契机，重新追问，在技术近乎万能的时代，“人”的终极目标与尊严立足于何处？这种追问的意义已超越问题本身，将我们从对技术风险与挑战的被动回应，推向主动而自觉的文明实践。只有在这种持续反思中，我们才能不断超越技术的工具性逻辑，转而捍卫和深化那些无法被算法量化的人性价值，诸如爱的深度、美的体验、道德的抉择以及接受生命有限性的勇气等，这一过程也是驱动人类文明走向更成熟、更智慧形态的过程。这意味着，智能世界的形成，为我们在哲学深处竖起了一面镜子，照亮重新反思人性并捍卫人文价值的空间。
“智能世界”开启“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
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觉醒，始于人类从孕育自身的自然母体中“抽离”。这种精神上的独立从根本上重塑人类的存在方式，标志着人类不再满足于被动顺应天命的“自在”状态，以及单纯依靠身体来应对环境变化的被动情形，而是作为拥有独立意志的主体，开始审视自然和改造万物，踏上受意志驱动的征服之旅。主客二元结构的初步确立，是人类自我觉醒的萌芽，也是精神世界诞生的哲学起点。没有这种意识上的觉醒，人类活动将停留在动物性的本能层面，与自然浑融未分；没有主客二分的认知突破，人类也不可能开始有目标的实践活动。因此，人与自然的分离，不仅宣告人类主体性的诞生，而且拉开了人类通过劳动、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工程等活动主动创造历史的序幕。这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
人与自然分离之后，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使命主要指向“生存与解放”的双重目标。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人类借助从石器、蒸汽机到人工智能等工具与技术的发展，深化对自然的理解、利用和改造，逐步建立起物质丰裕的文明形态，也塑造了人与自然之间“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结构。其根本目标在于，突破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限制，通过构建城市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形式，摆脱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直接依赖。人类在这个追求“外在解放”的漫长历程中，最显著的成就是创造了物质文明。然而，这一进程也埋下了现代性困境的伏笔：曾经带来解放的“工具理性”，可能在某种条件下逐渐异化为新的束缚，即将人类禁锢于效率至上的逻辑“牢笼”，将生命价值窄化为产出与功用，导致精神世界的物化。
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分离标志着人类主体性的诞生，那么，智能世界的出现则意味着人类主体性的嬗变。在“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中，人类作为唯一具备自觉意识与理性的主体，立于认知世界的中心，而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成为被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的对象。这种主客二分的格局，构成人类安身立命的基本框架。智能世界，作为工具理性发展的产物，正在不断重塑这一延续千年的稳定结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等不再仅仅具备工具属性，而是逐渐能够与人对话、协作乃至在某些领域与人竞争，越来越成为具有感知、判断和行动能力的“准主体”。从这一层面来说，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重构，从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结构，转向主体-准主体-客体三元互动格局，人类不再独享“主体”地位，而是开始与非人类的智能体，形成一种跨物种的新的“主体间性”。这既是认知关系的扩展，也是哲学意义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又一次超越。
在“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中，理性、智能、创造力长期被视为人类独有的本质属性，是“人，成之为人”的根本依据。然而，智能世界的出现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这些曾被视为人类专属的核心能力，正逐渐在非生命的异质载体上实现功能化呈现。人类不再是智能的唯一形态，正在从“智能的垄断者”转变为“智能的共生者”。这一转变可能动摇人类基于智能优越性所建立的自我认同。当智能体日益展现出“思考”“理解”乃至“创作”的能力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根本性的质问：在智能不再为人类所独有的时代，人的独特价值何在？我们又如何在人与机器共生的情况下，重新界定智能、思考、理解、情感乃至生命的意义？
在“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中，人类曾是唯一的意义赋予者和世界建构者，通过语言、文化、制度，习俗等，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构筑出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并为其赋予秩序与价值。然而，智能世界的形成，正在改变这一单向建构的逻辑。智能搜索引擎参与甚至引导我们观点的形成，数字平台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预判并塑造我们的选择，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由数据和算法过滤、排序乃至重构的智能世界里。人工智能从被动的物质工具转变为积极参与人类一切活动的“共创伙伴”。这意味着，个人生活和集体文化不再纯粹是人类独立意志的产物，而是人与智能体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的结果。这可能打破人类作为唯一意义源头的垄断地位，将人类社会的未来导向一个不断与非人类智能体协商意义、共建现实的新时代。
因此，智能世界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人类进化范式的转向：我们正在从依赖随机变异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依赖文化积淀与历史传承的“文化进化”，迈入一个有可能主动设计自身轨迹的“技术进化”新阶段。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等技术的聚合，不仅能提升我们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而且提供了“重新设计人类自身”的可能，人的身体技术化与精神技术化现象逐步显现。这一转向可能消解传统的人文共识，引发关于人类本质的根本性争论。生物保护主义者呼吁守护人的生物边界，警惕技术对生命边界的消解；后人类主义者则拥抱超越生物局限的可能，并将其视为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这些争论勾勒出智能世界中的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性困境。
这场争论的深层意义在于，它迫使人类进行一场空前的自我反思。人类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困惑，不再是如何区别于猿猴，而是如何区别于自己创造的“准主体”。这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在历史舞台上的“独自起舞”，转向与自己创造的智能体“携手共舞”的未知旅程。两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支配关系，而是两类能动者之间持续协商与适应的共同创造。最终，智能世界的核心命题，将会从探索“我们能够成为怎样之人”的技术可能性，转向“我们应该成为怎样之人”的价值选择，以及如何在人机共生的新秩序中，重新确立属于人类的节奏、方向和尊严。
智能世界的形成，将“人，成之为人”的成长过程推向一个关键转折点：人类的未来将有可能从以克服物资匮乏为核心的第一个过程，迈向实现精神自觉为核心的第二个过程。这一历史性转变，要求人类逐步超越依据“劳动成就”与“物质占有”来评价个体的旧范式，转向依据人的社会担当、精神追求以及无法被量化的价值（比如良知、审美与共情等）来评价个体的新范式。物质丰裕若不能带来精神充实，往往会导致价值虚空。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大多只出现在少数“有闲阶层”中，而在智能世界里，人类可能会面临“集体退休”与生存压力的消解，这可能使得上述困境演变为一场席卷整个社会的意义危机——在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效率表象之下，潜伏着普遍的存在焦虑、意义迷失与精神贫困。因此，这场从“物质之人”到“精神之人”的转型，不再是哲学的玄思，而是置身于智能世界中的人类，为抵御虚无、实现自我救赎所必须完成的文明转型。
回望思想史，人类精神的每一次提升，无不源于认知框架的根本性重构。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人类居于宇宙中心”的传统地心说范式，达尔文的进化论消解了人类在生物序列中的特权。这段“自我祛魅”的旅程，虽然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却为理性的崛起与人文精神的光大开辟了道路。而今，我们正置身于智能世界掀起的第三次认知框架变革的浪潮之中。这一次人类让渡的不再仅是空间和生物意义上的特殊地位，而是认知主体本身的核心位置，即“认知中心的偏移”。当我们直面具有自主认知能力的非人类智能“他者”时，真正的哲学剧变在于本体论的转向：人类需要通过理解自身所创造的智能“他者”，才能更深刻地反思和界定自我。这一过程，将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变革实践。人类不能因为认知特权的让渡而沉沦，而应从中激发出对价值理性、意义世界与情感共鸣等人类独特心智的更高渴求和坚定捍卫。这标志着“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真正开启：致力于从追求“外在解放”拓展到追求“内在解放”，实现从“自然之人”到“自觉之人”的哲学跨越。在这一跨越的进程中，马克思用自由时间来衡量社会财富的观点，具备前瞻性和价值引领性。
智能世界的形成，正在重塑人类未来的发展轨迹，其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强大的发展引擎，驱动人类生产力、创造力和认知能力的飞跃，迫使我们反思关乎人类自身的核心议题：如何在智能世界里更好地成就自我、强化主体能动性、提升社会协作能力和培育新的社会凝聚力等；另一方面，它也是严峻的文明挑战，其风险在于可能消解人的传统技能，弱化个体与社会的控制力，导致认知边界的固化和精神匮乏。这些风险与挑战已超越工业时代建立的制度与伦理框架，迫切要求我们构建一套全新的认知体系、价值坐标和治理范式，以经受住这场重塑人类未来的巨大考验。
结语
智能世界的形成，以空前的力量，迫使我们重返苏格拉底式的根本追问“人应该怎样生活”。对此问题的集体回应与自觉实践，将决定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是沉沦于技术繁华包裹下的意义荒芜，还是跃升至精神自觉与价值充盈的新境界。智能世界对人类的馈赠，或许正是将核心议题从如何更高效地“做事”，拓展到如何更纯粹地“为人”。我们只有立足“智能世界”这一全新视域，审视这场智能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才能超越工具论技术观，站在互动论技术观的地基上，重构面向人类未来的概念框架和治理体系等，唯有如此，方能系统认知大力发展人文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多元价值。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分析》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科技伦理、休闲哲学，主要著作有《理论与实在：一种语境论的视角》《量子论与科学哲学的发展》《改变观念：量子纠缠引发的哲学革命》《科技时代的哲学探索》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