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性兵种的土兵，始设于宋代，是为应对辽、西夏侵边而由沿边土民组成的地方性武装。宋初“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蕃兵”，并无土兵。随着西夏与宋朝战争频发，北宋开始在陕西、河北等地招募当地百姓作为常驻禁军，开“地方禁军”先河，因来源地有别而冠以不同番号，如“蕃落、广锐、振武、保捷”等。禁军由中央正规军到地方兵的延展，主要出于北宋与周边关系的现实军事考量，标志着土兵由临时性地方兵力到常役性地方武装的转变。土兵由此被正式纳入地方军制，主要分布于西北沿边和广南两路。
宋神宗时，土兵成为地方巡检司管辖的维持地方治安及沿边防卫的兵丁，兼具军事与治安职能，多招募本地人充任，亦称“土军”、“乡土之兵”、“本土之兵”或“地方兵”等。南宋时，土兵仍受巡检司管控。相较而言，土兵不仅熟悉当地地形，还具备较强实战经验，在沿边防卫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作用明显，“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而且开支相对较低，“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
此外，宋代土兵也指由羁縻府州县官吏控制的少数民族武装，如“西南土兵”亦称“土丁”、“乡兵”、“保丁”、“峒丁”、“撞丁”等，本质仍是地方军队；另有专指土家族强宗大族私人武装的情形。元明清时期，土兵主要指土司的武装力量——“土司兵”，同时部分保留宋代地方兵的含义与形式。
目前学界有关土兵的研究以明代居多，或以区域研究为主，或以族源为考察对象，基本认同土兵是明代卫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土兵从宋至元明清时期经历由地方兵到土司兵的演变，语焉不详；对其在国家兵制发展中的地位及在边防建设中的保内安外作用，揭示得不够深入。有鉴于此，本文重点关注元明清时期土兵流变，揭示随着土兵制度演变，边疆与中原地区的互动不断增多，不仅稳固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而且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
一、元明时期土司制度推行与土兵发展
元以后，朝廷“每于徼外不毛之地，使土司居之……洵善政也”。作为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实施的特殊政策，也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模式，土司制度旨在将地方军事、政治、经济纳入王朝国家系统，通过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土官），形成军政合一的自治体系。从唐宋羁縻政策到元明土司制度的转变，标志着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已从较为松散、象征性的羁縻状态，逐步走向更加制度化的国家实质管理转变。土司可世袭兵权，拥有一定数量的军事武装力量，“以其出自土司，故曰土兵。以其有头目管之，曰目兵。又以其多狼人，亦曰狼兵”，土兵由此逐步转变成土司兵。随着土司制度形成，土兵大量增加，中央通过授予土司官职间接控制土兵，土司则通过掌控土兵强化自身权威，土兵既是军事力量，又是政治资本。
元代土兵由土司征召，受地方宣慰司、安抚司等控制。土兵名称与形式因土司所辖地域、族源不同而较为庞杂，如罗罗军、爨僰军、摩些军、和泥军等以族源为主。罗罗军由罗罗斯宣慰司所辖，爨僰军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所辖。有学者以“爨僰”泛指元代云南土司，故称爨僰军为土司兵。又如贵州八番军和思播土兵、广西左右土军、云南金齿土军等，则以地域划分。土兵主要从当地民众中招募，部分为土司家丁或部落属民，其战斗力主要依赖少数民族的尚武传统及对地形的熟悉。
元代土兵采用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牌子四级军事编制，与蒙古军队组织形式类似，但保留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特色。土兵除维持地方治安外，还参与对外作战，守卫边疆要隘。元朝土兵是“因俗而治”政策的产物，也是军事体系多元化的体现，兼具地方自治与中央征调的双重属性。中央政府通过土司加强边疆控制，土兵由此成为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缓冲力量，减少了驻军成本。
明时“踵元故事”，在边疆地区大量设置土官和羁縻卫所土司，在西南地区、中南山地和西北沿边要冲设置千余个土司，土司制度更趋完备。为加强对土司的管控，明廷在承袭审核、印信颁予、朝贡赋税等方面明确土司权责，西南地区“虽有府州县卫之名，地方皆土司管辖”，“云贵两省，处处皆设土司”。明朝实行卫府参设、土流兼治，“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土司分文职（土知府、土知州）与武职（宣慰使、宣抚使），土兵由武职土司统领，此即“兵从司出”。
相比元代，明代土兵在制度规范、军事协作、驻防边疆等方面更为完备，但始终面临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张力。其中，宣抚、宣慰、长官司等所属土兵和卫所兼领武装归兵部，纳入国家军制；而由府、州、县土司、土官控制的土兵属吏部，均听总兵官调遣。部分土兵参与屯田，卫所与土司共屯，实现以兵养兵。
明代土兵既作为地方维护治安力量负责保境安民、镇压叛乱等，又是中央军事行动的辅助力量。土兵要参与国家战事征调，甚至是大规模的跨省、跨区域征调，因此“设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后展转假借，凡议大征者，无不藉狼兵土兵，远为驱遣”。明廷可随时调集土兵参与国防作战，土司“听征不听调”，服从中央征召，但军队指挥权仍归土司。大范围征调土兵能节省中央军费开支，弥补兵力缺口，缓解财政与军事压力。正德十二年（1517），为平江西盗贼，“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四路并进，一鼓成擒”，还“省供馈之费，无征调之扰；日剪月削，使之澌尽灰灭”。土兵擅长山地战、丛林战，适应复杂地形尤其是南方山地，在抗倭、平乱、驻防、戍守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其职能亦不断向国防主力转化。
明代土兵被大规模征调，如“发广西都司及护卫官兵二万人，调田州、泗城等土兵三万八千九百人从征”，乃至“凡有征调，全倚土兵”。究其原因，明初推行卫所制，后因军屯破坏、士兵逃亡及管理混乱等逐渐失效。明中后期，朝廷只能大量征调土兵以弥补兵源不足，土兵成为抗敌和平乱的核心力量。明末辽东战事中，朝廷征大量土兵“调往朝鲜、辽东，万里攻战。当时征调既惯，土兵皆习见以为当然”。征调土兵远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土司兵力，达到对其军事制衡的目的。
明代土兵主要分布在四川、云贵、广西及湖广等地，建立以“旗”为基本军事单位的层级结构，土兵由土司家族世袭统领，定期轮换并戍守军事要地，替代正规军，成为地方常备防御力量。土兵还参与屯田驻守，兼具军事与经济功能。土兵赏罚并施，立功土兵可获赏金银或土地，但较少晋升官职，目的在于限制土司实力，以防其势大。随着明代国家疆域明晰，土兵在边疆防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云南“土兵先年用迤西、今用迤东者，先年防缅，近年防交……时下沙、普二兵最劲，沙可六千，普可五千”。
此外，明代土兵因区域不同而名称各异，如广西“狼兵”、云南“沙练”与“沙兵”等。不过，明代土兵到土司兵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其原有“地方兵”的消失，实际上土兵仍保留部分“乡土兵”的建制。明代文献确实存在称地方兵丁为土兵的记载，如成化二年（1466）在延安、庆阳“选精壮编伍，得五千余人，号曰土兵”。隆庆六年（1572），巡按浙江御史谢廷杰因“昔浙民尝苦倭患矣，谈战则股栗拘之，即戎妻子相涕泣而别，无可遂以应，兵为奇货”，故请“练土兵以济实用”。万历四十八年（1620），甘肃巡抚祁光宗疏报：“该镇选发援辽兵马……其祁家土兵原系西番纳马种田……未经战阵，骤闻调遣辄相率入山，声言投虏难于驱迫。鲁氏土兵……即有土民皆田野村夫，素不经战，尽力挑选止得五百，不能取盈千数。”上述情况表明，土兵作为最初乡土之兵、地方之兵的沿袭与留存。
二、清代土司制度的完备与土兵制度化建设
清承明制，各处土司准与照旧袭封。鉴于明代麓川、辽东等土司引发叛乱，清廷在制定土司承袭奖惩规则时，“不惜予之职，使各假朝廷之名器，以摄部落而长子孙”。随着清代中央集权加强与边疆整合需要，土司制度在达到鼎盛的同时，又因土司权力过大、地方割据严重而弊端日显。自雍正时起，清廷在西南地区废除世袭土司制度，改由中央委派流官进行直接管理，即“改土归流”。这一时期土兵仍主要特指“土司兵”，“惟川、甘、湖广、云、贵有之，调征西南，常得其用”。在清朝边疆治理不断深化的同时，土兵国家化转型势在必然。
“土司所属之民，皆籍为兵，与古代征兵制无异。”土兵和八旗、绿营、防军、乡兵等共同组成清代国家兵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记载了土兵的待遇、俸饷，表明其进入国家边防体系的制度建设范畴。“土兵之制，甘肃、四川、两广、湖南、云、贵或隶土司，或属土弁，或归营汛。甘肃土兵附番部，四川土兵附屯弁、屯藩。湖南土兵附练兵、屯兵。”土兵主要来源于土司辖区的土民，平时负责耕种和维持地方治安，战时跟随出征。
土兵只在服从朝廷调遣、参与战事时，按例支给出征行装银和口粮。雍正八年（1730）规定，“土兵有派拨征剿者，则于起程时赏给银两……嗣后土兵之出征者，除恩加赏赉外，其父母妻子在家，照守兵坐粮之例，每月给银九钱，米三斗。米折银赏给”。乾隆朝开始增加土兵出征盐菜银，乾隆元年定，“所调各处土兵与官兵同劳。请将土官照千总酌减之例，日给盐菜银三分；土目照把总之例，日给银二分；土兵日给银一分。汇入军需报销”。乾隆四十九年朝廷议定土兵出征行粮例，实施过程中根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出征地点、时间、土兵职级等调整。朝廷发放土兵粮饷，改变土兵“兵为司有”模式，通过经济关联强化其国家认同。
土兵粮饷定例并非一成不变，如道光年间，云南思茅厅外派调拨土兵时奏销每日每员口粮折银二分，但以不符合旧例被驳回。后经调查发现，土兵每员每日口粮折银一分系乾隆八年例，至此时已不能糊口。若行旧例，遇边境有事，则雇募无人，因而请照每日每员口粮折银二分奏销。
土兵武器装备以弓弩、鸟枪为主，严禁民间私铸私藏。土兵武器不仅须编号备查，所需火药也由国家统一配给，还定期核查土兵器械。如乾隆五十二年，云贵总督富纲奏称，“防边土练执操者，俱系查明编有字号，此外亦无违禁私造之事”。但到了晚清，由于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土兵待遇每况愈下，终致“沿边土司多属穷苦，不能认派承充”。
土兵参与国家军事行动的议恤、奖赏等，基本与经制官兵相同。康熙年间规定，若土兵在出征时表现出众或受伤，其所属土司土职可得到赏银；土兵若阵亡，则予以抚恤。乾隆十四年四川金川战事结束后，阵亡土兵千余人均“制造牌位，送入昭忠祠”，另送“翰林院立传”。既表现国家对土兵一视同仁，又体现朝廷加强边疆内化和土兵国家认同的努力，还反映土司—土兵—国家兵、中央—地方—中央边疆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
三、清代土兵形式多样化及其边防意义
清代土兵既主要指土司兵，又是各土司下辖私人武装的统称，因地域、民族不同而形式、名称各异，如“土练”、“沙练”、“沙兵”、“狼兵”等。相关文献中，“土练”、“土兵”常常互用，如“向来于官兵之外，多用土练……派自各土司”；“云南沿边……为南维锁钥。腾越界连野番，旧设八关九隘，以土练驻防……省官兵征调之劳”。既反映土司自行招募的私人武装特征，又表明土练被整合进国家边防体系，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以土兵戍边可以缓解清廷财政压力，达到事半功倍之效。乾隆二十九年，云贵总督刘藻奏称：“沿江一带口隘，实为中外扼要之区。”在滚弄江外木邦地界派拨土练，沿江设卡防守，“所需土练，即在分隶各土司地方，就近派拨”，于每年九月十五日秋末拨防起，到次年三月十五日“瘴盛止”。
云南也有“沙练”、“沙兵”，“广南府属沙练……昔年乌蒙用兵，前督臣鄂尔泰曾经调遣，较各土兵尤能奋勇效命，旋奏肤功，今用以协击逆苗，甚与官兵有益”，将“沙练”、“土练”同等互用。又如清缅战争时，在云南巡抚鄂宁的奏报中，也出现就近“再将杉木笼驻防土练内派拨二百名”，以及于提标、大理城“业已拨往虎踞关五百名，同先驻兵三百名、沙练二百名……足资防遣之用”等记录。
清代关于狼兵的记载虽较明代为少，但在广西地区仍然存在。如雍正十年广西桂林府隶永宁州，有富禄、常安二镇，由狼兵防守关隘，每名狼兵给兵田20亩，“各自耕种，不输差饷”。又如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奏称，“粤西猺獞错居，土司环绕。向来汉土各属，于额设营汛外，又设土兵暨狼兵、堡卒、隘卒等”。嘉庆年间，随着边疆日益被纳入内地化管理体系，狼兵数量锐减，规模大不如前，因所辖田土属军田，税额较轻，清廷为防止疏漏，下令严查广西、贵州等边疆省份州县所设狼兵“始自何时，现在是否尚循其制……毋令虚费田粮，有名无实”。
清代土兵仍部分保留最初“地方兵”、“乡土兵”地方武装特性。如四川有地方官员组织、由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组成的屯练土兵，又称“屯土兵”、“屯兵”，始自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平定乾隆十七年杂谷土司苍旺叛乱时，挑选当地精壮士兵为屯土兵，“进剿金川，于额设三千外，已多派二百余名，此内阵亡病故者，共有一千余名。伊等改土归流，自知本系番人，不敢与官兵相埒。冲锋打仗、爬越山岭，不让土兵，而又不屑与土兵为伍。历来攻得碉卡，屯兵之力颇多”。
土兵维护地方治安，被纳入地方管制。道光二十二年（1842），贵州巡抚贺长龄上奏并遵旨招募土兵勤加训练，“现计通省共募得土兵一千七十六名，又觅雇素娴技艺之人，专司教演等语，览奏均悉……所需火枪刀矛及衣履等件，即由该地方官捐备……并饬各道于每年巡查营伍之期，按名调阅，分别赏罚，不得虚应故事，日久滋弊”。
光绪九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陈，广东海防“宜多用土兵，不宜多用客兵。现在淮湘各军到粤，务宜区分地段，勿与土兵杂处”。至于如何处理土兵与客兵的关系，兵部尚书彭玉麟则认为，“防兵以精练为主，土客之分，不宜胶执……客兵与百姓相安，与土兵亦不相参错”。
边疆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官兵很难驻扎，凸显土兵在维护国家边防稳定中难以替代的作用。乾隆二十九年，云南沿江设边卡，分别于镇康土司所属喳里上渡、耿马土司所属滚弄中渡、葫芦酋长所辖南外下渡，及孟定土司所属南捧河一处，设若干炮台和卡房，每年秋间瘴弱时派土兵驻防，仅为其提供口粮，并无安家坐粮银。嘉庆十七年（1812），云贵总督伯麟等奏，云南边外一带有“野夷猓匪，乘闲抢掠”，但当地“系瘴疠之地”，官兵无法驻扎稽查，于是奏请在“缅宁腾越等处要隘”复设土兵1600名。
随着土兵在边疆管控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沿边地区由此形成官兵与土兵共同守卫的立体防卫体系。如清初滇南普洱地区曾设置三关：一是位于厅城东南20里处倚象关，是出入猛腊、猛旺、易武、倚邦要道；二是厅城东南25里处水碓河关，为出入普藤要路；三为距厅城25里永靖关，西南通车里、缅甸，东南通交趾、南掌、暹罗，西北通野倮，为十三版纳诸路扼要。三关均设官军和土兵驻防，关内以官兵为主，关外由土兵负责。土兵驻防边地形成“秋末赴防，夏初撤回”的冬防体制，服从区域性临时调遣，负责边疆地区日常巡防。土兵作为边疆防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央治理边疆的低成本地方武装，又是国家管理与地方自治的“结合体”，体现清代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边疆策略及军事制度的弹性调整。
同时，清朝进一步明确土兵协助官兵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自行操演，以防窃盗而卫地方”。边地土兵虽有“协同官兵巡查戍守，以重边防”之职，但“各汛弁兵慎防于内，令各土司派练慎防于外”，可谓“内外”有别。由于土兵“节饷费而重边防”，在无法派遣官军深入的边区，土兵“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倚之为重”，成为边疆防务与治理的重要军事保障。
随着清末边疆危机加深，“保藩固边”成为当务之急，各地边防亦由内防转向外防，实行严格的巡边制度，土兵在边防中的作用空前加强。如云南知府陈灿所奏：“宁洱、思茅、顺宁、镇边各土司边境，西接英而东连法，所有边关要隘……其山川地利之情形……独为该处土练所深知者；其水土瘴疠之恶毒……独为该处土练所久耐者……亦必挑练土练以为固圉绥边之计，应请于冬春瘴息之际……守沿边之门户，杜外人之觊觎，此尤筹边者当务之急也”。光绪元年四月，云贵总督岑毓英连续上奏，强调土兵在守土固边、抵御外侵、维护统一中的重要作用。
土兵是土司制度的产物，而土司制度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央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权宜之计”和有效手段，使得中央王朝和地方各民族上层“在政治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与经济同盟。中央政府通过土司制度笼络各地民族上层为其‘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使其统治‘大为恢拓’，而各民族上层势力则通过中央政府的封赐取得对当地统治的合法地位，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实施过程始终贯穿着中央与地方、流官与土司的博弈，土兵在其中至关重要。土兵依附于土司，具有高度自治性，土司则借助土兵扩大地方势力，甚至与中央讨价还价，形成“独立半独立王国”。是故明中后期与清初推行“改土归流”，中央政府为实现边疆内化及王朝国家利益最大化，重新调整利益格局，中央与各土司之间的封赐与承袭、镇压与反叛等，便是此种博弈的直接反映。
清代土兵仍由土司自行招募，平时耕田，战时应召出征，兼具国家与地方属性。如四川地区土司实行征兵制，凡管辖区域内男子16岁以上，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服兵役至50岁。其编制是：十人为什，十什为牌，十牌为寨，五寨至十二寨为沟，也有三五寨为一沟者，沟直属土司管辖指挥。什有什长，牌有头，寨、沟有主，土司、寨主可直接征调青壮民众为兵，土兵主要任务是守卫该土司管辖地区要隘门户及土司官寨。清廷虽通过直接发放粮饷等试图将土兵纳入国家军制，但部分土兵仍沦为土司和地方豪强私兵，甚至通过剥削属民维持运转，导致边疆经济凋敝。而土司为维持特权，常常克扣土兵粮饷，导致兵员逃亡，甚至哗变。
土兵出自土司，位居边徼，其军事属性容易导致两面性。对此，四川提督武绳谟于乾隆十二年称，“土兵遇贼漫散，致被杀伤。又称绰斯甲、瓦寺等土司，俱有姻亲，其派调土兵，诚恐临敌观望，向背叵测……以蛮攻蛮，虽属制御土司之道，而情形各有不同……至土兵原不可倚信”。边疆防务亦会出现“土属相安，在我俨若藩篱之卫，万一出此入彼，则祸变即在肘腋之间”。各地土司通过掌控土职土弁，实现对辖地的严格管控，建立层级分明的组织体系，但易导致土兵只知有土司而不知有国家。
随着雍正朝展开大规模“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仅在偏远地区保留部分土司，如川西藏区、云南边区等，导致土兵失去制度依托，首当其冲被严格限制，土司既革，兵随司去。清中央政府更通过设流官、编户籍、收兵权，将土兵改编为屯兵与团练，如湘西土兵在改流后转为“苗疆屯兵”，归绿营管辖。此外，存续土兵多负责地方巡逻、缉盗等任务，不再参加大规模征调与作战，土兵人数也从明代的数千降至数百，并按绿营编制设“汛”、“塘”。土司不得私自调派土兵，土兵出汛需经知府（流官）批准，“非奉官调，不应擅动……嗣后调练，务以地方文武会衔印牌为凭。不许土目擅自私调……如有土目不奉印牌，以木刻小票擅调乡练，即赴文武衙门具报，以凭严拿，照擅调官军律治罪……则土弁目无权可操，实属防范之要道也”。土兵制度强调以国家为主导，土兵调练由地方政府直接控制，进一步削弱土司军事权力，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管控，标志着边疆军事体系从土司自治半自治间接管理向直接国家化的最终转型。
结 语
综合前述，土兵源于宋，兴于元明而盛于清，是边疆地区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随着土兵从宋代乡土之兵、地方性兵丁，至元明清时期由于土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成为土司下辖武装力量——土司兵，尽管在各历史时期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部分“地方乡兵”的形式与建制，以及“土练”、“沙练”、“沙兵”、“狼兵”、“番兵”等多样化类型与名称，但从总体看，从“地方兵”到“土司兵”的演变，体现了明清两朝超越宋代的边防管理模式，呈现王朝国家在边疆与内地深化管理及复式化治理的演进态势。换言之，土兵流变历程体现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管理的日益深化，土兵作为土司制度得以运转和实施的军事保障，也是理解土司制度的关键，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边疆治理在中央—地方—中央双向互动中制度国家化的发展，彰显边疆地区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就土兵演变而言，不论是地方兵还是土司兵，作为地方区域内重要的武装力量，土兵与中央王朝的官兵形成互补，在维护地方治安与边疆防务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土兵历经近千年演化，由地方性军队发展为特指边疆地区土司所辖武装力量，土兵的设置与征调成为中央王朝政治与军事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除可以节约军事成本，更多则出于“以土官治土民”笼络地方势力、减少边疆冲突等现实考量，是对历史上中央王朝面临复杂多样的周边族群关系，以及构建大一统“华夷秩序”传统的继承和延续。不同时期的具体做法体现了历时的普遍性与当时的特殊性。土兵常参与政府组织的军事行动，跨区域征调，在镇压叛乱、治安维护、后勤保障、边境防御的同时，通过与汉族官兵混编作战、学习语言等，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对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就土兵的制度化发展而论，土兵多“寓兵于农”，日常受土司节制，战时接受朝廷督抚调遣，依靠“兵田制”耕种免赋土地，收获充作军资，构建起官兵控要塞、土兵守僻壤的立体军事防控体制。土兵更在入军籍、受表彰的制度化过程中，重塑国家身份认同和文化思想观念，实现了由“地方人”到“国家人”的转化。正是通过对土兵军事控制、经济关联、身份转换三位一体的策略，实现了土兵与土司制度从“地方自治”向“国家统合”的转型。土兵千年演变史，体现的是中国大一统格局发展、巩固的历史。
明清时期土兵制度也存在负面影响。首先，国家大量征调土兵参加军事行动，容易导致地方劳动力不足，社会生产力破坏。其次，土兵分布于边疆地区，远离中原，土司借此扩张势力，缺乏相应制约，存在脱离中央王朝控制隐患。土司权力过大，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必危及国家安全。再次，土兵早期以山地作战、熟悉地形为特长，后期却因缺乏系统训练和火器装备而逐渐落后于绿营和新军。最后，土兵作为地方性武装，缺乏有效监督与控制，军纪松弛涣散，甚至滋扰地方、劫掠百姓，影响民众对土司、对地方官府乃至对国家的信任。因此，在明后期及清代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兵数量日益减少，边疆地区土兵与经制兵混合驻守，土兵在国家军队的作用日渐消减。随着近代国家军队建设和边疆行政一体化进程，通过绿营、八旗驻防和新军编练等替代土兵，土兵逐渐衰亡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罗群，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