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国家开展了许多以平等为导向的进步改革，但当下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针对这些改革的反弹，使“反弹政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反弹政治可以被视为激进改革的一种非意图后果，激进改革剧烈地改变了既有权力结构，因而引发了权力下降者的反弹。但这并不意味着进步改革不应采取激进路径，因为渐进改革也有其非意图后果。即使可能引发反弹，激进改革也存在渐进改革无法产生的特殊收益，它可以对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产生持久性影响，也可以迅速改变社会的规范性观念，因而仍然是进步改革的一种有价值的路径。同时，要尽可能降低反弹对进步目标的影响，改革者也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建立支持联盟的问题。
关键词：反弹政治;激进改革;渐进改革;非意图后果
自默顿（Robert Merton）以来，非意图后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主题。由于公共行动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影响力，它比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更容易产生非意图后果，并因此吸引了日益广泛的学术关注。相对于公共行动的目的，公共行动的非意图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其对行动目的的影响程度也可轻可重，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变体。近年来，一种特殊的非意图后果在许多国家集中出现，并获得了专属命名——反弹（backlash）。在这一概念中，“反”表明它的反目的性，即反弹不仅会阻碍，更可能颠覆公共行动的目的；“弹”则表现了后果的蓄力性，即公共行动的某些作用对象已经蓄力很久，这种力量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得以回弹。比如，在现代治理史上，促进男女平等是进步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为达此目标，不同国家采取了大量行动，但同时，每一项这样的行动都会积蓄反对力量，并在近年引发了针对女性权利的剧烈反弹。事实上，类似的反弹存在于当代许多重要的政策领域，学术界对此提出了“反弹政治”的概念，意在表明反弹这种政治现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展到了新的层次。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反弹政治的兴起向我们提供了分析公共行动之非意图后果的新场景，透过这一场景，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公共行动非意图后果的更全面的认识。
一、反弹政治的议题建构
所有作用力都会产生相等的反作用力，这是牛顿第三定律对自然世界运行规律的描述，它也被引入政治分析。如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所指出的，早在19世纪，学者们便经常援引这一理论来解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复。就此而言，反弹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任何行动都会引发对它的反动，这也是一件符合普通人预期的事。那么，反弹为什么会在今天吸引如此多的学术关注呢？原因可能在于：第一，总体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不少波折，但当时间尺度被拉长，人们则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进步目标不断被实现，因而形成了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当发现现实中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就会倍感错愕——赫希曼所著《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就是美国的进步主义者对里根时期各种保守改革的知识回应。第二，近年来，在国际层面，针对各种进步改革的反弹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力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成为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进步改革总是带有平等取向的，最典型的如普选权，它确认了每一个公民在选举中的法理平等。反弹话语的兴起则源于另一种重要的平等——性别平等——受到的挑战。20世纪60、70年代，在民权运动大潮的推动下，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兴起，男女平权取得许多重要进展。随后，西方保守力量对女性主义运动发起反扑，宣称女性已经赢得了她们所寻求的权利，结果却让她们自己痛苦不堪，因为“平等”从女性身上夺走了“女性气质”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反而导致女性失去了更多的机会。1991年，法鲁迪（Susan Faludi）出版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一书，将20世纪80年代视为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弹的十年”，“反弹”一词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保守力量对进步改革的反作用也成为“反弹”的通用含义。不过，在这一时期，反弹尚未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主题，因为保守力量并未对治理变革的方向产生实质性影响。
就性别平等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基于北欧国家实现了女性在议会中占比超过30％的经验，发展出“临界质量理论”（Theory of Critical Mass），即女性数量必须达到某个临界点才能真正提高女性的代表质量。虽然这一理论在科学上很快被否定——因为性别并非女性议员政治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却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力。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提出女性应在立法机构占比30％的改革建议。也大致是在这一时期，立法机构中的女性配额制在许多国家得到迅速推广。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88年采纳了候选人性别配额制，结果，社会民主党的女性候选人比例从1987年的18％上升到1990年（实行配额制后的第一个选举年）的27％；阿根廷在1993年通过适用于所有政党的国家立法选举性别配额法，改革前，女性在两院的比例为5％，到2005年，女性在众议院占比达到34％，在参议院占比达到44％。总的来看，2005年已有超过90个国家在议会选举中运用了某种形式的配额制。2007年，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明确提出，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不低于22％。这些无疑是朝向性别平等的重要进步，同时，这些举措也引发了严重的反弹，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许多目标事实上陷入停滞，直到3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也未能召开第五次世界妇女大会。
作为唯一一个未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发达国家，美国没有正式的立法机构配额制度，但在进步浪潮的推动下，1992年的选举也成了“女性之年”，创纪录数量的女性候选人——主要是民主党人——赢得了国会席位。不过，随后1994年的中期选举就成了“愤怒的白人男性之年”，白人男性增加了对共和党的支持。1999—2006年间，女性在州立法机构中的占比也未能有所提高。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美国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其内部存在强大的反弹力量，更因为它扮演了全球治理体系内反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角色。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前一年（1994年），保守力量发起了第一届世界家庭大会（World Meeting of Families），试图引导女性回归传统家庭角色。在保守力量的影响下，强调家庭权利而不是家庭个体成员的人权，成为2014年以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项宣言的一部分。2019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2467号决议，这是其“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中的第九项决议。该决议内容本来包含联合国文件中早已惯用的“性与生殖健康”等词语，然而，由于美国威胁使用否决权，要求将其从联合国文件中删除，联合国安理会最终被迫接受了该决议的淡化版本。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弹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后果。
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弹是相关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但当代的反弹政治并不限于性别领域。比如，“二战”之后，欧洲经历了多次移民浪潮，每一波都以反弹限制结束。在2010年前后，随着来自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不稳定和贫困地区难民的涌入，反移民力量在整个欧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选举成功，迫使某些欧洲领导人发表声明，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并制定新的移民融合政策。此外，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气候治理，基于国际协议，许多国家都出台了相应的气候政策，这些政策也经常引发反弹，如2014年澳大利亚全国碳定价计划的废除，2018—2019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次国家级（subnational）气候政策的废除，2018—2019年法国加征燃油税引发“黄背心”抗议活动等。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在上述这些领域可以观察到进一步反弹的迹象。例如，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甫一就任，美国政府就宣称退出《巴黎协定》、退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达成的任何其他协议、撤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任何财政承诺、撤回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2025年3月14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也在就任当天宣布于4月1日起取消消费者碳税。
基于长期的性别研究经验和美国女性主义运动持续受挫的现实，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等人尝试对“反弹”进行理论化，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反弹”。在曼斯布里奇等人看来，权力可以被视为个人偏好和利益产生结果的可能性，而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现有权力安排，总是会赋予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大的能力——这是一种能力权力（power as capacity）——来实现他们的偏好或利益。当一个在现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试图推动变革时，这个群体必然会挑战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而掌权者对改变现状之尝试的抵抗就是反弹，即一个感受到权力下降的群体所做出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反弹政治是绝望的政治”，当在变革中失去能力权力的群体愤怒地诉诸强制手段来恢复其权力地位时，变革政治就转化成了反弹政治。在这一定义中，反弹是地位受到威胁的掌权者对挑战者的反击，而不必然是保守派对进步派的反动。同时，“掌权者”并不必然高高在上，当一个人能够掌控其偏好和利益实现的可能性时，他就掌握了能力权力，而由于任何变革都必然造成某些人的能力权力受损，任何变革就都可能引发反弹，尤其是，很多时候，本就处于弱势的群体因为失去了本就薄弱的掌控力，更容易受到同样受损的强势群体的蛊惑而发起强烈的反弹。
2020年，《英国政治与国际关系杂志》（BJPIR）刊出“比较中的反弹政治”专题，讨论了反弹政治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并尝试性地归纳出反弹政治的判定标准，包括：（1）回归先前社会状态的倒退目标；（2）挑战主导政策方案的目标和策略；（3）进入主流公共话语的门槛条件。换句话说，反弹政治是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让主流公共话语退回到过去的某种状态。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反弹，后者虽然也是对公共行动的反对，却没有挑战主导政策方案的明确意图或达到进入主流公共话语的门槛条件。同时，在这里，倒退的是主流公共话语，而不必然是主流公共实践，因为当实践发生倒退时，就不再仅仅是反弹了。反弹的概念表明，进步的成果或多或少得到了保留——因为反作用力证明了作用力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反弹是进步的标志”，只是相对于某个时间点，现实从进步的方向上发生了倒退。这种“倒退”本身也可能采取“前进”的修辞。如保守的世界家庭大会就试图将女性主义所推崇的女性形象视为异化，并宣称要通过重新发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来重塑“真正的女性”，引导女性“走向光明的未来”。无论如何，随着反弹实践的不断增多，反弹政治作为一项研究议题得以建构起来。
二、激进改革的非意图后果
如曼斯布里奇所说，反弹是一种权力现象，公共行动中的反弹则是一种与公共目标相关的权力现象。现代政治一直存在进步与保守的对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无论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都旨在掌握公共权力，由此将自己的目标转化为公共目标。在理论上，公共行动是运用公共权力来促进公共目标的过程，而在实践中，所谓公共目标经常带有特定的政治偏好，所以公共行动也常表现为特定政治偏好下的改革行为。作为改革，它总是在试图建立某些事物的同时破坏甚至摧毁另一些事物。在理想情况下，公共行动将带来利益共享、成本共担的结果，而在现实中，由于公共目标带有政治偏好，公共行动往往导致利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分布，使某些群体更多享有利益，另一些群体更多承担成本。显然，更多承担成本的群体将经历能力权力的下降，当这种下降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引发针对公共行动的反弹，即受损群体将调动其他权力来对抗公共权力，以阻碍公共目标的实现，甚至逆转公共目标。就此而言，在纯逻辑层面，反弹是一个政治中性的概念，所有公共行动都可能引发反弹。但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反弹”一词又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人们更倾向于用“反弹政治”来指称进步改革所受到的政治反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对并不必然来自保守派，当进步改革本身存在设计缺陷时，它也可能引发来自其潜在受益者的反弹。
顾名思义，非意图后果是不在行动者意图之内的后果。而对所有行动者来说，其意图一定都是实现预期的目标，根据这一理解，反弹就成了一种特殊的非意图后果，一种不只是偏离了行动目标，更旨在逆转行动目标的非意图后果。非意图后果本身可能是预期外的，也可能是预期中的，但如果承认“所有作用力都会产生相等的反作用力”在人类社会的适用性，那么，任何公共行动都会引发反弹，就成了一件高度可预期的事。但在历史上，反弹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也并未像今天一般引发广泛关注。原因可能在于，改革存在渐进与激进的不同路径，其中，渐进路径因其渐进性不易引发反弹，激进路径则因其激进性而容易引发反弹，而当代进步改革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激进路径。就此而言，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反弹可能普遍存在于公共行动之中，但当代学术界集中关注的反弹政治则被视为激进改革的一种非意图后果，即改革者在试图通过激进措施来达成某些目标时所产生的意图外的后果。当然，这不意味着渐进改革就没有非意图后果，而是说两种改革路径在非意图后果上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关于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改革路径，演化经济学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都进行了广泛讨论，对两种改革路径做出了许多层面的区分。本文主要关注改革的幅度和速度，即只有同时满足试图对现状做出较大幅度改变且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种改变的改革才属于激进改革，其他改革则属于渐进改革。换句话说，本文对“激进”与“渐进”的判断不是意识形态性的，不是指某种改革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是否极端，而是技术性的，指的是改革过程的技术性特征。渐进主义支持者对激进主义路径存在一种常见的批评，认为包括改革者在内的所有人的信息都是有限的，没人能掌握关于改革方案及其执行过程的全部正确信息，所以只能一步步来，不断试错。“各个社会可以被类比为攀登者，试图找到被云层笼罩的山顶。由于对当地地形的信息有限，它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朝着最陡峭的上升方向，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并在每一步重新评估所掌握的信息。”
同时，渐进主义路径相信观念的影响力，主张通过改造整体社会观念来缓慢地推动变革。在逻辑上，只要进步观念能够持续影响新的世代，随着顽固保守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步目标就将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尺度内得到平稳实现。例如，北欧三国在没有采取配额制等激进措施的情况下，花了大约70年的时间使女性议员占比达到了30％，而并没有引发明显的反弹。这表明，在进步观念能够有效发挥影响的条件下，公共行动本身可能并不表现为作用力，也就不会引发反作用力。20世纪后期以来，主流政治哲学研究日益集中到正义这一主题上，背后的理论意图就是用正义这一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去包裹更多带有冲突性的进步目标，借助正义观念的合法性来引导社会接受更多的进步观念与进步改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越来越多的公共行动虽然必须借助公共权力，却可能不再表现为权力行动，而只是正义观念的集体实践。
渐进主义改革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当代越来越多的进步改革转向了激进主义路径，原因在于，渐进路径是有代价的。以性别平权改革来说，提高女性在立法机构中的占比之所以是一种进步，一是因为它使更多女性获得了本就应有的代表权；二是因为它使选民整体上拥有了更高质量的选择，从而提高了立法机构的代表质量——只要相信人的禀赋是随机分布的，男女两性的代表能力在整体上就大致相当，所以，只有在男女两性人数大致相当的代表库中进行选择，选民的选择权才是有质量的，反之，如果代表库中90％都是男性，意味着其中必然混进了许多不胜任的代表。当然，在实践中，要让男女两性达到大致相等的占比存在巨大的困难，从经验来看，女性占比30％可能是使这两方面目标能够得到合理兼顾的现实选择——30％的女性配额之所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改革共识，原因之一就是保守派担心进步派转向“占比50％”这一更激进的目标。那么，为什么不早一点达到这一比例呢？如果本来花5年时间就可以达到这一比例却花了70年，这就意味着在65年里社会中有无数的女性成员没有获得她们本来应有的代表权，而社会整体上也错过了许多优秀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最终因为优秀候选人的不足而选出了一些不胜任的立法者，而这些立法者又制定出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就意味着可能有许多人承受了本不应该发生的损害。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可以被视为渐进主义改革的非意图后果，即它虽然没有引发反弹，却可能导致进步目标受到超预期的拖延，进而催生大量的退步事实。当意识到这一点，在进步派内部，渐进主义的吸引力就下降了。到20世纪90年代，性别平权改革的支持者已不愿继续等待——尤其考虑到接受30％而非50％的占比已经是一种妥协，所以掀起了配额制改革浪潮。
不仅性别平权改革，当代激进主义改革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某种配额制的形式。以气候政策来说，《巴黎协定》约定“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这里的气温升幅就是一种配额。为达此目标，需要进一步制定减排目标，如欧盟在2020年提出，到2030年实现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少至少55％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样的减排目标也是一种配额。作为一种改革工具，配额制的优点在于，它可以迅速带来意图中的变化，而要实际做到这一点，它就必须动用强硬手段。比如，为达成前述减排目标，欧盟规定，从2035年起，欧盟境内将禁止销售非零碳排放的新燃油车。所以，当改革者转向激进主义路径，公共行动就变成了一种强大的作用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有经验的政治行动者，改革者显然可以预期反弹之发生。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反弹是改革者意图中的结果，相反，在预期激进措施将会引发反弹的情况下仍然采取该措施，表明改革者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接受反弹及其连带后果。在这里，反弹成了公共行动的一种选择性代价，是为实现意图中的目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哪一个改革者不希望改革成功，反弹是对改革目标的实质性威胁，那么，改革者为什么会在明知将会引发反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激进改革？原因可能有二。
第一，改革者可能抱有关于反弹的可治理性预期。在采取激进措施的同时，改革者可以努力引导反对者接受激进措施及其背后的理由，由此逐步减少反作用力的集聚；而且，改革必然带来新的受益者和支持者，其数量增长也可抵消反作用力的集聚。当这两方面都能取得积极进展，即使仍然会发生反弹，其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改革者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其后果。第二，改革者可能抱有关于改革受益者应得性的信念。以性别平权改革来说，根据传统两性观念，如果某种性别在议会这一代表性机构中占比达到30％是使其得到合理代表的门槛条件，而女性的实际占比不足10％，那就意味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被剥夺了至少20％（她们本来应得）的代表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能力却不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无异于继续对女性权利的剥夺。这也是激进主义反对渐进主义的重要原因。渐进主义改革虽然不易引发反弹，但也经常遭遇争议和反对，结果就是改革目标的不断被削弱和延后，改革者试图通过让步来每次争取一小部分受益者的利益，结果则可能被解读为其对多数潜在受益者的抛弃。反之，激进主义改革者则可能认为，如果某个群体的确应得某种利益，那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促成他们的利益。如果因为畏惧反弹而停步不前，就不可能有任何收益。如果说反弹与其他非意图后果有什么差异的话，就是它意味着改革收益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归零的可能性，而改革者之所以仍然坚持改革是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改革能够在这一时间周期内取得正收益，只要取得了正收益，改革就促成了其受益者的应得利益。
三、激进改革的代价与收益
所有公共行动都会产生非意图后果，只是其对行动目标的影响程度有高有低。其中，反弹是一种特殊的非意图后果，也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当代政治现象。通过对它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公共行动的更完整的认识。
首先，反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公共行动的代价。所有行动都是有代价的，但传统上，人们可能更习惯于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代价。例如，只要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就可以精确地算出某项公共行动的成本（虽然经常不准确），并将其视为行动的代价。这种处理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将代价从一个分配性的概念转化成比较性的概念，通过计算成本和收益，引导人们不要去关注谁承担成本、谁享受收益，而只需要关注成本和收益两个数字的大小。在这里，分配容易引发分歧——谁都希望享受收益而不愿承担成本，比较则易于产生共识——尤其是在数字大小的比较上很少出现分歧。因此，当人们都只关注成本和收益两个数字时，就比较容易做出决策。例如，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就认为，里根时期，一贯反对气候政策改革的共和党政府之所以会签订《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因为政策专家们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成功地说服了决策者。
但今天，随着气候政策领域集中出现反弹，人们发现，前述图景是不完整的。虽然气候政策可以产生净收益，但其成本和收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某些群体更多地承担了成本，另一些群体则更多地享受了收益，在前者看来，气候政策就成了一种净损失，他们当然就会倾向于反对气候政策。所以，公共行动的代价在根本上不是数字，而是人，改革者在制定决策时，除了要关注成本与收益的数字，更要关注究竟是哪些人承担了成本、哪些人享受了收益。由于公共世界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成本与收益的不均衡分布可能难以避免，而改革者就需要思考如何制定行动方案才最有利于打造改革的支持联盟，以减少改革阻力。以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来说，马克龙政府提高燃油税的决策之所以会激发大规模抗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低收入群体看来，明明有别的群体制造了更多排放也有更大能力承担政策成本，政府却选择让中低收入群体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是不公平的——大公司在制造污染，却得到了税收豁免。当然，在做出这一选择时，政府无疑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支持联盟，但这一支持联盟显然并不利于推进公共行动，结果就在客观上把政策目标的潜在受益者变成了政策行动的实际反对者。
鉴于反弹主要表现为对激进措施的反应，在决定是否采取激进措施时，改革者还需要思考，如果不采取激进措施，代价会是什么？可以看到，在当代引发反弹的各种改革都不是第一天进入政策议程，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进展缓慢。例如，“在配额制讨论中，经常被表达的愿望是配额制在某一天将不再是必需的，平等参政将是自然而然。但是，似乎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无论性别平权改革、族裔平权改革还是气候政策改革，只要改革者不采取强硬手段设定并推行配额目标，就不会有自发力量推动现实朝着改革方向大步前行。在这个意义上，不采取激进措施的代价就是改革的许多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潜在受益者的利益长期陷入被牺牲的状态，结果，虽然改革者的本意是促进这些群体的利益，实际上却造成了他们利益的悬置。
渐进主义路径可能用长期主义来为自己辩护，即它虽然短期内牺牲了许多人的利益，却可以在长期内让更多人受益，让短期内的少数人成为长期内多数人的代价是划算的。激进主义路径则意识到，让当下的人为未来的人——无论哪个群体数量更大——牺牲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控制未来，如果进步意味着要保护某个群体的利益，那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下这个群体的利益。因为只有当改革者认真对待当代人的利益时，人们才会相信他们也会认真对待未来者的利益。只有当他们愿意为了促进当代人的利益而想办法去克服实际存在的各种困难时，人们才会相信，在更加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也会想办法去克服更大的困难。这里可能的反驳出自气候政策领域，因为气候政策很容易被理解为对未来者的保护，是当代人留给未来者的遗产。这种理解并不准确。无论在什么时候，气候政策保护的都是气候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气候政策改革之所以迫切，是因为气候变化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造成越来越多的气候弱势群体，如果不采取激进措施，他们还将在更多方面变得弱势。所以，对改革者来说，代价永远首先是一个当下的范畴，只有当改革者明确认识到并说服其他人也相信，不采取激进措施的代价是当代人严重受损，激进改革才能获得足够的内生动力。无论如何，如果把反弹视为激进改革的一种选择性代价，改革者就必须同时思考采取激进措施与否的代价，通过对两者的权衡来做出决策。
其次，反弹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公共行动的收益。公共行动是一种理性行动，从成本—收益分析出发，公共行动应当产生正收益。一般来讲，决策者之所以需要关注非意图后果，是因为它构成了一种额外的成本，可能是决策者在常规成本—收益分析中没有考虑到的，所以，在常规分析中收益为正的决策一旦加上非意图后果就可能变成负收益，决策者就需要重新制定方案，以保证产生正收益。作为一种特殊的非意图后果，反弹意味着净收益为零的威胁，无论一种改革方案设计得多么精巧，一旦发生反弹，所有收益可能迅速清零。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行动还是一种理性行动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公共行动尤其是激进行动的收益。
激进行动可以产生两种特殊收益。第一，它可以对政治结构甚至社会结构产生持久性影响。如果某个国家在议会中实行女性配额制，规定议席的30％保留给女性，并迅速将女性议员的比例从10％提高到30％，那么，即使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生反弹，取消配额制，由于已有的女性议员都是选举产生的，就没人能动用选举之外的手段将女性议员的比例强行降回10％。所以，反弹本身并不能取消激进改革对政治结构的持久影响。在非选举产生的雇佣性岗位中，如果女性配额制成功将女性雇员的比例从10％提高到30％，由于不存在选举保护，反弹的确可能导致女性雇员比例被强制降回10％，但在比例迅速提高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优秀的女性进入更加关键的岗位并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也因此难以被驱逐。就此而言，激进改革可以在既有结构中打入一些难以被拔出的“钉子”，产生渐进改革难以产生的持久影响。
第二，它可以迅速改变社会的规范性观念。如临界质量理论所主张的，当少数群体的数量过少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接受多数群体所设定的规范，而当少数群体的数量达到必要门槛，他们就可以将自己的独有规范引入政治或社会空间。在这里，数量的迅速增加将让少数群体的在场从异例变成常态，进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当政治空间中只存在某个少数群体的个别成员时，其他人会倾向于认为，这个群体整体上是有缺陷的，而在场者的实际在场也不是出自其胜任性，更可能是为了体现某种代表性。如此，这些在场者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处境，不得不依靠自身的超常努力和表现去证明自己的胜任性。这也是渐进主义路径在改变社会观念上的缺陷，它往往依赖于一个又一个超常个体的出现来缓慢地改变社会的一般观念，因为普通的胜任者是无法被看见的，这就造成了对大量胜任者的不公平。比如，人们往往习惯于通过列举各个领域中的女性“明星”来证明女性的胜任性，但却不需要列举男性“明星”来证明男性的胜任性。
而政治空间中短时间内出现了某个少数群体的大量成员，则意味着许多潜在的胜任者获得了证明其胜任性的机会，只要其中一部分人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人们就会发现，这个群体整体上并不劣于其他群体，毕竟，原来多数群体中的在场者也有名不副实的。在这个过程中，胜任的定义得到了重塑，它也将体现少数群体而不只是多数群体的特征。以性别平权改革来说，“提高议会中女性的存在比例——即使她们被一些人标记为‘配额女性’——塑造了我们对政治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女性的定位在哪里的集体认知，也通过改变预期来鼓励更多的年轻女性参与政党政治并竞选公职”。这种影响也是反弹难以消除的。就此而言，反弹的确构成了收益清零的威胁，但它事实上无法清零激进措施的收益，无法清除激进改革的影响，所以，反弹本身不应成为激进改革的障碍。虽然可能遭遇反弹，但改革措施已经埋下了继续进步的“种子”，改革者可以合理预期它将在恰当的时候开花结果。
结 语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见证了反弹政治在国际范围内的兴起，许多领域的进步改革都出现了事实上的倒退。由于许多反弹都表现为对激进改革的反应，我们可以将反弹视为激进改革的一种非意图后果。由于大规模反弹导致了进步改革的广泛受挫，人们不免产生对激进改革的质疑，并预期渐进主义改革也许更有利于达成进步目标。而从将非意图后果视作一种选择性代价的视角出发，本文重新分析了激进改革的代价与收益，并表明，即使可能引发反弹，激进改革也存在渐进改革无法产生的特殊收益，因而仍然是进步改革的一种有价值的路径。渐进改革的支持者经常以社会不掌握关于改革之充分信息的理由来反对激进改革，本文则试图表明，这并不是一个信息是否充分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抉择的问题。因为，进步不是自然发生的，要追求平等就要挑战不平等，自然就会遭到不平等受益者的阻碍，而且，追求进步的力度越大，潜在的阻力也会越大。要想推动进步，改革者就需要做好与反弹共舞的准备。同时，要尽可能降低反弹对进步目标的影响，改革者也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建立支持联盟的问题。从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反弹政治的兴起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具有某种同步性，显示出某些进步改革遭遇了来自社会中低层群体的强烈反对。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进步改革旨在促进平等，理应使社会的中低层群体受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悖论，原因在于，某些改革在促进某部分中低层群体利益的同时，却让其他中低层群体承担了成本。所以，在中低层群体看来，当代进步改革似乎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背离他们的利益。而如何让进步改革与广大中低层群体的利益融为一体，就成为反弹政治给予进步改革支持者的现实启示。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