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的可能性——正如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机激励了法西斯国家转向扩军备战、对外侵略以求解决市场问题一样，在“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长期疲软，刺激了日本极右翼彻底挣脱二战战败国地位束缚、朝自己期望的方向开辟发展空间的欲望，高市早苗上述暴论就反映出了他们的这种一贯政治经济图谋。相应地，其经济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图谋堪称一体两面，其经济政策实践的成败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上述图谋的命运。
纵览1930年代日本“高桥财政”、本世纪“安倍经济学”实践结果，以及高市早苗那堪称增强版“安倍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可以肯定，“安倍经济学”未能扭转日本国际经济地位下滑的大势且效果不如“高桥财政”，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主张倘若全面、持续投入实施，结局将比1930年代高桥是清被杀之后实施的增强版“高桥财政”更加悲惨。
从1930年代“高桥财政”到高市早苗增强版“安倍经济学”
1931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国际金本位制崩溃与“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步发生，年底就任大藏大臣执掌日本财政、金融、经济决策大权的高桥是清实施了财政、货币全面宽松的经济政策，史称“高桥财政”。2012年底再次拜相后，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的背景下，作为高桥是清的“粉丝”，连续执政近8年的安倍晋三主导制定实施了系统化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其中相当多内容便是师法“高桥财政”。
在1929—1933年大危机的狂潮中，“高桥财政”使日本在列强中较快稳定了宏观经济，重化工业化显著提速，中国国内产业遭受的日本竞争排挤大大加剧，这也大大增强了军国主义日本相对于中国等国的实力。但他坚决主张抑制昭和十一年（1936年）财政年度军费，导致自己在1936年“二二六事变”中被发动军事政变的陆军青年军官刺杀。继任的广田弘毅内阁藏相马场锳一积极迎合军部，发布新预算一举将军费提升至前年3倍左右，1其经济财政政策堪称以进一步强力扩军为特征的增强版“高桥财政”，日本整个国家由此迅速转入全面备战和统制经济轨道，并向卢沟桥和珍珠港狂奔。
“安倍经济学”实现了泡沫经济破灭后以本币计价的日本经济较长时间增长、就业上升与股市上涨，解决了日本当时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振作了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成为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20余年里日本少有的成就。基于这一政绩，安倍晋三2022年7月8日遇刺身亡在日本国内激发了广泛的同情浪潮，修宪派乘势在当年的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修改和平宪法、废除放弃战争和不保留军队的和平条款已无制度障碍，最终发展到今年高市早苗上台，其经济政策主张堪称增强版“安倍经济学”，与当年马场锳一的增强版“高桥财政”一样以扩军备战为特征。
当年，在日本国力远超中国的条件下，“高桥财政”因其内在矛盾而在收获一时之效后难乎为继，继而转向全面彻底军国主义化的增强版“高桥财政”，这让日本踏上了自取灭亡之路。今天，“安倍经济学”实施效果成绩不如“高桥财政”，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继续大幅度下滑，世界主要大国的竞争格局也非当年所能比拟。在这样的条件下，高市早苗的增强版“安倍经济学”倘若全面、持续投入实践，结局可想而知。
日本经济国际地位下滑三十年
毫无疑问，作为战后日本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在其接近8年之久的第二次执政（2012年12月26日至2020年9月16日）期间，安倍晋三改变了1980年代晚期以来日本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的局面，进而以其“安倍经济学”取得了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20余年里日本少有的经济成就，安倍晋三由此不失为1990年代以来日本最有作为政治家。
然而，“安倍经济学”的上述政绩是局限于日本国内与自己纵向比较而取得的，其经济和人均收入增长也是以日元计价而实现的；若在全球背景和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以美元计价，纵览1980—2022年日本经济国际地位和日本国民相对收入水平变动，可以看到，安倍未能扭转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不断萎缩、人均GDP从巅峰时期比发达国家群体平均水平高六成以上滑落到相当于发达国家群体平均水平七成的大趋势2。
衡量一个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变迁，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名义GDP占世界份额、实际GDP占世界份额、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群体人均GDP比例是比较好的指标，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上述4项指标总体均大幅度恶化：
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衡量，日本名义GDP在1995年达到55456亿美元的高峰，随后一路萎缩，仅2010—2012年重新超过这一水平（依次为57591亿美元、62331亿美元和62724亿美元），其后便再度萎缩，安倍遇刺身亡前的2021年为50391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91%，与1994年（49988亿美元）和1996年规模（49234亿美元）相当。2024年，日本名义GDP为40194亿美元，与1992年规模（39807亿美元）相当。
以名义GDP占世界份额衡量，1980年日本已占世界名义GDP的10.03%，1994年达到17.79%的顶峰，其后一路下滑，在安倍晋三首次出任首相的2006年跌破10%关口至8.83%，到2021年已经下滑至5.13%，仅相当于1980年代初日本所占份额的一半。2024年，日本名义GDP占世界份额为3.62%，相当于1980年的1/3强。
以实际GDP占世界份额衡量，1980年日本实际GDP已占世界7.78%，在泡沫经济破裂的1991年达到9.15%的顶峰，其后逐年下滑至2021年的3.84%，尚不足1980年日本实际GDP所占世界份额的一半。2024年进一步下滑至3.30%。
以日本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群体人均GDP比例衡量，从195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这一指标持续上升，充分显示了当时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公认“经济优等生”的本色。1980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94%，1981年突破100%大关至102%，1995年达到164%的顶峰，2006—2008年跌破100%大关（依次为95%、87%和92%），从2013年起再度跌破100%，迄今未能扭转，到2021年已经下滑至75%，2024年为55%。换言之，以美元现价计算的人均GDP标准衡量，日本这个19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中公认的“经济优等生”已经全面滑落至“差生”行列；这两年“日本人吃不起米饭”之类的新闻，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安倍经济学”未能扭转乾坤
再度拜相之初，安倍晋三就雄心勃勃宣称“要用三支箭把日本经济从滞胀拉出来”，但在日本经济经历了国际地位大幅度下滑的“失去的三十年”里，“安倍经济学”是否扭转了日本经济的颓势？答案是否定的。
在他首次担任首相的2006—2007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1.4%和1.5%，低于上年（2005年）的1.8%；日本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从2005年的48315亿美元逐年减少为46017亿美元、45798亿美元，其名义GDP占世界份额从2005年的10.05%逐年下降为8.83%和7.78%，下了一个台阶，实际GDP占世界份额从2005年的5.90%逐年下降为5.68%和5.48%，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比例从2005年的104%下滑至95%、87%，是日本人均GDP自1982年以来首次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在他再度拜相的2012—2020年8年时间里（剔除仅任职半个月的2012年不算），“安倍经济学”正式提出并全面实施，除2019、2020两年外，日本实际GDP有6年增长，具体结果如下：
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从2012年的62724亿美元下滑至2020年的50541亿美元。日本名义GDP占世界份额从2012年的8.26%萎缩至2020年的5.87%，亦即萎缩至2012年份额的七成。日本实际GDP占世界份额从2012年的4.69%逐年萎缩至2020年的3.82%，亦即萎缩至2012年份额的81%。日本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比例从2012年的110%下滑至2020年的84%；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拜相以来，日本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比例再度跌破100%，且总体每况愈下。
换言之，在他执政期间，日本国际经济地位和影响力、日本国民在国际上的相对收入水平全面下降。“安倍经济学”没有扭转日本经济国际地位下行的趋势，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比别人减缓了这种下滑速度，但多年实施“安倍经济学”也带来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退出、财政健全化遥遥无期等负面后果，更将日元汇率日益推向累卵危境。从产业、科技视角考察，在这些年里，日本同样未能扭转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
有鉴于此，如果根据安倍执政的多数年份以本币计价的实际GDP正增长而认定其不失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盛世”，它也更近似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从领先转为落伍的“康乾盛世”，而非引领当时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安倍经济学”效果不如“高桥财政”
放眼更长历史背景，比较安倍晋三与他所推崇的高桥是清（1854—1936年）政绩，两人多有相似之处：
同样是在内阁频繁更迭之后连续数年执掌权力；“高桥财政”与“安倍经济学”基本政策主张接近；“高桥财政”与“安倍经济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严重经济后果，都存在内在的不可持续矛盾；……而从影响日本国际经济地位及促进实体经济部门真实产出扩张、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来看，“安倍经济学”尚不如“高桥财政”：
首先，高桥是清当政时期，列强普遍实施汇率倾销，高桥是清推行的日元贬值政策并没有降低日本经济相对于除美国外其它列强的地位，“安倍经济学”时则不然，高市早苗的增强版“安倍经济学”还会进一步放大“安倍经济学”的这一负面作用。
其次，积极财政货币政策要想有效促进实体经济部门真实产出，前提是经济生活中存在足够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闲置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1930年代的日本仍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国家，除显性失业外还存在大量名义上就业于传统农业部门、但边际产出为零的隐形失业，真实闲置劳动力资源巨大，21世纪的日本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同样是实施激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安倍经济学”促进日本实体经济部门真实产出的效果远远不如“高桥政策”。如果高市早苗真的能够以扩充军备为重心给“安倍经济学”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进一步持续加码，只会进一步削弱政策效果。
不仅如此，高桥是清时代日本经济能够拥有充裕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基础是当时日本人口持续高速增长，1920—1930年，日本人口从5596.3万上升至6445.0万，10年增幅超过15%；3安倍晋三时代日本人口在2008年首次出现减少，经过反复，在2011年达到1.27831亿的顶峰后连续13年递减，2021年人口已经减少至1.25492亿，4比2011年的顶峰减少233.9万；2024年进一步减少到1.2389亿，预计未来数年仍将保持逐年递减势头，未来其人口下降速度还将急剧提速。
“安倍经济学”实施效果尚且如此，即使不考虑特朗普全覆盖关税战、高市早苗政策恶化对中韩等一系列国家关系等影响，在日本内部经济基本面、外部国际经济地位等比安倍执政时期已经进一步显著恶化的今天，高市早苗的增强版“安倍经济学”实施效果能好吗？
注释：
1、浜野洁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第1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整理计算。
3、【英】米切尔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四版），表A1“亚洲：各国或地区人口普查数”日本部分，第1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整理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