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陈老师在我的生日会上总结了我的特长有“五能”（即“能幼能长”“能吃能睡”“能游能玩”“能大能小”“能上能下”）——其实应该说是“十项全能”，因为每一“能”都由两“能”组成——还特别说明不是“无能”。现在轮到我来为他祝词，想来想去，感觉只有“快”字可以算是他最突出的特点。

从个人感受说，当然首先是恋爱结婚快。不过，这个情况不能细说，只讲时间表吧。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也就差不多一年。用陈老师自己的话说，他这只飞奔的兔子，一到北京，就立刻撞死在我这棵大树下了。我当然是守株待兔了。

组成家庭以后，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做饭。陈老师照样是快速解决。结婚后最初一段时间，陈老师也会下厨房（现在这种事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动作麻利。据说，他在家乡时从来没做过饭，但到了我父母家，需要表现他的“全能”，也得在做饭上露两手，以至于我妈妈还以为他经验丰富，会向他请教哪个菜应该如何做。当时，我们也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请人到家里吃饭。而到了日本我们才知道，在家里招待客人其实是很高的礼节，主人可能为此要忙碌好几天，包括打扫卫生和准备食物。不过，这些对我们都不成问题，我们那时的房间很小，陈老师又是快手，经常是下楼买菜时遇到朋友，就顺便邀请他一个钟头后来家里吃饭。所以，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包括东京大学的藤井省三教授和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叶凯蒂夫妇，都在怀念陈老师做的鱼粥。只是这一美味已成绝品，我在家中也吃不到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走路快。陈老师个子虽然不高，走起路来却是健步如飞。最初住在校内或学校附近时，我们常到校园里散步。不过，陈老师所谓“散步”，经常会变成了竞走，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害得我疲于奔命，赶得很累，只好要求他放慢脚步，而且还得不断提醒他：“我们是出来散步，不是赛跑。”之所以需要“不断提醒”，是因为他慢下来后，很快就会再恢复快步走的常态，这倒也很符合现在提倡的运动锻炼的标准。当然，经过这么多年，我也真的被锻炼出来了。以后到国外旅游时，我们都很喜欢沿着“历史文化散步道”游走。而且，这种走路的耐力甚至超过了同行的学生。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者，陈老师写文章之快也让我望尘莫及。最近几年，我有时和他一起去参加同一个学术会议。离开会还有很多天，我已经在努力写作。这时，陈老师往往会说：“你都写了这么久，我还没想好怎么写呢！”可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知道，只要他一开笔，最后完稿的还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到台湾参加“饮食文学与文化研讨会”，我已经写完了关于晚清的西餐食谱论文的第一节，他才开始写“糖炒栗子”。结果，他的论文洋洋洒洒写了四节，而我只有三节的论文，还是比他晚了两三天才结束。他这么快的写作速度给我造成了很大压力。系里的陈贻焮先生在世时，经常会表扬他的学生葛晓音和先生在家里展开劳动竞赛，并以此勉励我和陈老师多生产论文。而我是甘拜下风，不敢竞赛的，因为肯定输。另外，我也要充当陈老师长、短文章的第一读者，为此不免经常喊累，抱怨他的写作速度怎么比我的阅读还要快，简直看不过来。

最后要说的是陈老师的脑筋快。其他不必提，单讲他的出主意和做计划。这些主意和计划自然都与学术文化有关。比如，前几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了树立出版形象，需要两句精要的表述。我当场见到对方征询求助的话音刚落，陈老师马上脱口而出，送上了“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十个字，好像先已做好准备。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广告中还在使用这两句话。另外，做规划也是陈老师的拿手好戏。常有出版社来谈选题，他总能有层出不穷的想法和建议。以我们合作的图书为例，《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都是这样谈出来和敲定的。不过，对于陈老师来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也是会发生的，因为这一切都决定得太快了。也因此，我们的学生中，有“学者追忆”的一代（要声明，这个选题是我的主意），也有“触摸历史”的一代，以及高中课本“中国小说欣赏”的一代，但“学生的新文化”一代却不幸夭折，因为陈老师又去忙别的计划了。有鉴于此，我的建议是，对于陈老师提出的各项计划，需要稍缓执行。自然，这样做的风险是，这件事可能真的就此放下——陈老师也是需要激励的。

我为陈老师的总结也凑成了“五快”，这样总算可以和他送给我的“五能”相匹配了。

写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