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四（11月6日）中午，我的一位学生给我打电话，说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在波士顿去世了。我很惊愕，我知道她和傅先生一直保持有联系，不会误传，但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紧接着，我又收到了另外几位和我共同认识傅教授的年轻人的来信。证实了消息的真实性，心里不由得一阵悲伤。
傅士卓教授是我从美国毕业回国从教后接触的最多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第一次见傅教授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刚回国不久，与伯克利的罗德明教授在北大约见时他也在场。他温和、友善、开朗，也更愿意用中文交谈，让人感觉很亲切。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聊了很多，聊了什么已经记不起了，算算到现在也有近三十年了。后来我们有了更多的见面，在北京或外地，还有在波士顿和英国布莱顿的萨克萨斯大学。
作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教授常被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邀请来中国参加学术活动。但他和我说，相比坐在会场开会，他更愿意到实地去考察，开现场会，走访当地人。记得本世纪初我们同时参加了浙江天台县政府关于基层自治和民主决策的现场研讨会，并安排有一天实地走访考察。他中文好又了解中国文化，走访村民时，能很流畅地和村民交谈，通过朴实地道的提问了解村民的想法。傅教授很注重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兴起的政治科学量化研究方法用于中国研究抱有警觉。2017年1月，我邀请他来北大做了题为“政治科学与中国研究”的讲演，他明确指出政治科学和中国研究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更加强调从对各国政治的研究中剥离出具有规律性且可以广泛适用的理论，而中国研究则针对一个相对具体的案例。他强调田园调查和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研究的重要性。
傅士卓教授乐于助人，对中国学者尤其是年青一代学者给予过很多无私的帮助。2015年秋季，傅教授邀请我在波士顿大学访学一个月，期间总是能遇到受他帮助来波士顿短期访问和学习的中国学者和博士生。他大约每周都会在波士顿大学附近的一家叫“上海石门”的中国餐馆请中国来的学者和学生吃饭和讨论问题。一个月内我就参加过两次。
我对傅士卓教授记忆最深的一次相会是在2001年9月11至13日期间，我们共同参加了英国萨克萨斯大学举办的“中国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开始的第一天下午，主持人突然告知纽约发生了飞机撞击世贸大楼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大多数人都感觉非常的震惊。除举办方为美国与会者提供查询家人是否安全的免费长途电话之外，研讨会继续举行。到了晚上大家都守在电视机旁边观看新闻关注事态的发展。那是几个不眠之夜。当时我对发生这样的事件无法理解，问了傅士卓教授几个问题，傅教授给了我多方面的分析和回答。他那种遇事冷静沉着的个性，理性客观面对事实的品德，深厚的专业水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疫情期间阻断了我和傅士卓教授见面的机会。本想着疫情结束后傅教授又会如往常一样来中国，来北京相见。我曾经答应他陪他去我的家乡湖南转转，他尤其想要去韶山看看。然而，他的突然离世，让这一切都变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2025年11月11日于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