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治理困局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治理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政党整合型治理模式、回应型法治范式、“七要素”治理框架、四大治理辩证统一，以及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自治模式创新五大基本经验，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五大基本经验在理论上突破传统西方范式，在实践上为中国持续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支撑，开创了人类制度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与有益借鉴。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局，包括经济复苏压力、地缘政治紧张、气候治理存在赤字、技术应用潜藏风险，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分化等。一方面，许多国家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另一方面，传统的治理模式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相比之下，新时代的中国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成功破解“亨廷顿悖论”，展现出独有价值魅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短短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华民族整体摆脱了贫困，这无疑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同时，中国在社会稳定方面的成就也备受关注。从恐怖主义发生情况、刑事案件发案率和命案发生率等指标来看，我国已连续8年未发生暴恐事件，刑事案件发案率连年下降，中国已进入轻刑时代，命案发生率约为十万分之零点四，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

两大奇迹和相关数据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成效，中国社会治理的经验范式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五大基本经验

1.党的领导：政党整合型治理的根本保障

（1）制度演进的历史传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的。

在革命时期，党通过“笔杆子动员”构建起强大的意识形态，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随后依靠“枪杆子夺权”，建立了人民军队，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执政后，党通过“官帽子治吏”，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确保了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刀把子护政”，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通过“钱袋子调控”，主导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推动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5个领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领域，党通过对这5个关键领域的直接领导，也被称为“五子登科”，形成了严密的治理闭环，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制度功能的多维整合。

在政治维度，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军队绝对领导权，确保国家的发展方向不偏离社会主义轨道。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全社会的思想共识。通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国家主权和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组织维度，党通过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选拔出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党通过政法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实现了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保障了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

在经济维度，党主导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通过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加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确保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3）治理效能的比较优势。

相较于西方多党制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合型治理彰显出显著的比较优势。西方多党制下，各政党为了争夺选票，往往只关注短期利益，导致政策短视和利益碎片化，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并实施具有连续性的战略规划，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

在应对各类危机时，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凝聚各方力量，形成高效的应对机制，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而在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时，则会上下同心，以最高效率实现既定目标，如用最短的时间实现总体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法治基石：回应型法治的范式跃迁

（1）法治文明的循序演进。

人类法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最初是同态复仇的原始形态，如《汉谟拉比法典》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的规定，体现了野蛮蒙昧的报复性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中央集权的压制型法治阶段，中国的唐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国家通过法律压制人民服从专制。

资本主义时期，法治发展为控制型法治，宣称人是自由的，但一切自由都要接受法律的控制。比如，美国法学家庞德将法治定义为“通过法律而实现的对社会的控制”。而新时代的中国，法治文明升华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回应型法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

（2）历史证成的治理智慧。

中国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确立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法治浙江”的建设目标，后来将其升级为“法治中国”建设，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对法治建设的不断探索和深化。加强法治建设，既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又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双轮驱动”的制度创新。

中国实行“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的双轮驱动模式，实现了二者之间互促共进的正反馈机制。法治建设为平安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社会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平安建设筑牢法治根基。平安建设则为法治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为法治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之治水平的提升。

3.体制创新：“七要素”治理框架的系统集成

（1）体制演进的历史性完善。

中国的社会治理体制经历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提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开启了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先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明确了各治理主体的职责和作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增补“法治保障”，将法治纳入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了治理结构。党的十九大后，又融入“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最终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七要素成熟框架。这一框架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的结果。

（2）结构功能的耦合设计。

在“七要素”治理框架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结构功能的耦合设计。

党委领导发挥着顶层统筹的作用，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政府负责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民主协商构筑了风险过滤机制，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各方利益关系，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社会协同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公众参与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激发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法治保障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法律准则和保障，确保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科技支撑赋能精准治理，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3）破解治理悖论的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面临着科层制僵化与多元治理失序并存的难题。科层制的僵化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回应性不足，而多元治理的失序则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七要素”治理框架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的“中国方案”。通过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既避免了科层制的僵化，又防止了多元治理的失序，实现了治理效率和治理公平的有机统一，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展现了中国智慧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独特价值。

4.机制创新：四大治理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1）系统治理的全局统摄力。

系统治理在四大治理体系中居于首位，其核心是通过抓党委、抓政府，实现超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党委和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能够将各个不同的领域统筹起来，形成全局统摄力。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之中，每个系统都在党委领导之下，这使得中国社会治理在应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能够迅速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2）预见性的源头治理防控。

源头治理基于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关系的科学理解和精准把握，旨在实现对矛盾和纠纷的源头预防。

党委和政府在进行决策时，首先进行科学论证，听取专家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次进行民主论证，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更多的民意，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最后进行合法性论证，确保政府的决策具有合法性。这一系列论证，从源头上预防了矛盾的发生。

此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远端控制”概念和“护城河机制”，以及“天网工程”等科技手段的应用，都属于源头治理的范畴，为社会的安全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3）综合治理的工具箱适配。

综合治理强调综合采用政治、经济、市场、财政、道德、纪律、法律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不同的治理手段，单一手段往往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通过多种手段并用，能够充分发挥各手段的优势，形成治理合力。

例如，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既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罚，又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对环保企业进行奖励，还可以通过道德宣传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从而实现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治理。

（4）依法治理的底线守护。

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波堤，当其他机制失效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依法治理能够发挥兜底作用。法治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能够确保社会治理的秩序和稳定。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依法治理也为其他治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确保各项治理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5.基层自治：“枫桥经验”等治理模式创新

（1）基层先行先试的治理范式。

“地方试点→经验提炼→制度推广”的基层先行先试模式，构成了中国之治的底层创新逻辑，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与治理实践中积累的重要经验。

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具有贴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的优势。通过在基层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和经验，然后对这些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和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

这种社会治理范式充分发挥了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国之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如浙江省的海宁市博儒桥村在治理过程中形成了“共商筹智、共建筹资、共管筹治、共富筹心”制度，制定全民参与的筹资政策，建立全员参与的长效管理机制和发展红利共享的财富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群众积极性。

（2）“枫桥经验”的成熟示范。

“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成功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新“枫桥经验”的实质是“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治融合。

自治激活了村民的主体性，通过建立村民自治组织，让村民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中，充分发挥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作用；德治传承了乡约文化，通过弘扬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法治划定了行为边界，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引导村民依法行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智治赋能精准服务，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信息化管理、网格化服务等，提高了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枫桥经验”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基层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3）地方之治的守正创新。

中国的地方之治既秉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进行了创新性发展，是中国之治东方智慧的集大成者。

在治理理念上，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在治理方法上，将传统调解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构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时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在治理手段上，利用现代科技赋能传统治理模式，提升了治理效率和精准度。地方之治的守正创新，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之治的理论升华与经验启示

1.对传统西方范式的突破

（1）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突破。

与美国和西方选举政治造成的政策反复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够更好地统筹长期发展与短期维稳。西方多党制下，政党为了争夺选票，往往只关注眼前利益，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家长远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作为奋斗目标，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战略，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等，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突破了西方政党政治的范式局限。

（2）法治文明的东方进阶。

中国的回应型法治实现了从形式理性到实质正义的转型，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法治评价基准。中国的法治文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例如，在司法改革中，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推进司法公开透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展现了法治文明的东方进阶。

（3）治理范式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社会治理经验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贡献了独特的治理方案。中国之治范式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注重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和依法治理的协同推进，实现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种治理范式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又具有可借鉴性，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治理思路和选择，进一步丰富、充实和发展现代全球治理理论。

2.大国治理的通用范式

（1）秩序与发展协同律。

平衡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是大国治理的重要课题。中国坚持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动态调整两者关系，实现了良性协同互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社会稳定又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这种秩序与发展的协同共进，是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2）统一与多样共生律。

中央顶层设计对地方创新进行精准指导，避免了地方治理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地方创新则根据区域特色进行适配，并为全国经验提供借鉴。中国实行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模式，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制定统一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方针，地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治理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和经验。

例如，安徽的芜湖经验，山东的莱西经验等，都是地方创新的成果，这些经验经过总结和推广，为全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实现了全国一盘棋与地方活力的有机统一。

（3）传统与现代融合律。

在治理理念上，中国既传承传统的民本思想，又融入现代的人权观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体现了对人民地位的重视。现代人权观念则强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两者的有机融合，使中国之治的理念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治理方法上，中国将传统调解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构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传统调解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灵活性强等优点，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间纠纷；现代法治则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能够确保纠纷解决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两者的有机结合，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多种途径，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在治理手段上，通过现代科技赋能传统治理模式，提升了治理效率和精准度。例如，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了对社会治理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和应用，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科技手段的应用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3.治理现代化的张力平衡

（1）地缘政治博弈压力。

当前，美西方国家的霸权欺凌、制度竞争与话语权挑战等，对中国之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凸显，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试图干扰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加强国内社会治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技术治理的双刃剑效应。

AI等新技术的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红利，也带来了风险挑战。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如智能监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预防和打击犯罪、优化公共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可能引发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网络安全等问题。中国需要把握好、平衡好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加强对社会治理过程中新技术应用的监管和引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确保新技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健康发展和安全应用。

（3）深水区改革的制度攻坚。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面临着诸多堵点、淤点、难点。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治理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中国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深水区改革，加强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之治经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五大基本经验，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力、人民主体性、法治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根本保障，确保了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人民主体性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本质特征，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法治现代性为中国之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保障了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和有序运行。

中国之治的经验不仅为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和借鉴。中国之治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必将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注释略，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