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得以诞生的重要学理基础，也是马克思所研讨的重要话题之一。在对实验和工业的探察中，马克思确认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在对机器大工业的批判中，马克思既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科学之间同向共进的关系，又分析了自然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中，自然科学既为我们分析和把握历史作了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又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正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辩证认知中，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才得以建构起来。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科学、人的科学和历史科学是辩证统一的。
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革命不仅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还使人们逐渐肯定和接受了自然科学以定量和推理为主要手段的考察问题的方式。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同时，马克思充分汲取它的滋养而自立于理论之林。在论及马克思与自然科学的话题时，承认马克思和自然科学的交互性影响已成为普遍共识。然而关于二者之间是如何“交互”、如何“影响”的问题却呈静默状态。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完全隐藏在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的认知与阐释过程中。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围绕“实践”“资本”和“历史”三个关键词而绘制了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认知图景。
一、感性对象性活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
在反思英国状况的时候，恩格斯指认了人类直至18世纪才“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人们在这时候开始将过去遗留下来的零散的、偶然的材料归类整理，并力图揭示其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继而使“知识变成科学”。自然科学也就此完成了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到“整理材料的科学”、从经验自然科学到理论自然科学的转变。原本与哲学分裂开来的自然科学又开始重新结合，原本远离实践的科学活动也再次复归于实践。在此时期，唯物主义占据了“科学的最高峰”，它作为各种自然科学“完成过程的结果”而成为“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即便如此，马克思依然坚称：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依然处于相互“疏远”的境地中，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无疑，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二者的联系是它们得以结合的可能性所在，二者的差异则导致了它们的决裂。以数学为基础、以实验为方法、以求真为目的的自然科学与以批判为方法、以思辨为形式、以求真善美为目的的哲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始终无法弥合的鸿沟与嫌隙。
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疏远”状况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实验科学的进步而得以更改。随着工业和实验的发展，哲学日渐抛离其抽象思辨形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不再以纯粹直观的形式去把握客体，也不再以纯粹主观的形式去诠释对象，而是聚焦于感性的人及对象性活动并展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历史早已证明，自然科学只有渗透到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才能发挥其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潜力，而工业则为自然科学发挥其潜力提供了路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并着力“改造人的生活”，人也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现实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业一方面充分展示了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切实确证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就此而论，自然科学在工业中逐渐抛弃了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唯心主义方向”，并逐渐实现了对社会现实和自然存在的客观反映。“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和实验加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结合，并成为人们改造思想、扬弃关于世界的幻想的重要武器。
正是因为自然科学与实验的联姻，使得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将殊途同归。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到：“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对于马克思来说，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同一”，主要是二者问题域的同一。
首先是二者的“座架”的同一，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必须要以自然界为其提供的材料和场域而展开。其实，不仅是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是对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在其他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眼里”，显然是不存在科学、技术和社会之类的范畴的。“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同样地，与人无涉的科学也注定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持存和发展都需要奠基于“自然”界和“感性的外部世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能够称之为“科学”。自然界为人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资料，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场域和空间。正因此，人才能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来发现“科学”——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
其次是二者的“基础”是同一的，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必须以“感性”及其活动为基础。在费尔巴哈看来，“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的积极扬弃中确立了科学的基础———感性，准确地说是“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存在于人类社会史上的系列“悬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抽象和普遍等的两歧，都“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能得以化解。在工业实践活动中，人不断地敞显了自己的本质并将包括文学、化学、物理和天文等在内的“科学”都展示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
再次是二者的“对象”的同一，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以自然界和人为研究对象。对马克思来说，自然科学决不单是关于自然的科学，人的科学亦非纯粹关于人的科学。二者的研究对象具有交互性，即“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同时“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简而言之，自然科学以人的感性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人的科学则以人和自然的关联性角度来考察自然界。人之所以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乃是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自然界作为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则是因为“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
最后是二者的“内容”的同一，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以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与本质为核心内容。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中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包括天文、物理、化学、资源环境、地理和生物等有机或无机的事物和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与人密切相联的自然现象、自然事物，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其间的客观自然规律的揭示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活动。人的科学则是研讨关于人这一自然物种的类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它通过对人的历史、生命、活动、思维和制度等等的分析而充分展现人的“全貌”。人的科学是包含了最丰富自然科学内容的社会科学，通过对人的“关系”的理性分析而妥善处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是在现实意义上来讨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在实验和工业中，马克思确认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是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科学。只有立足现实，深入考究自然和人之间的辩证关联，才能科学地呈现自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才能将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总之，马克思的“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是在现实——实验和工业——中达到辩证统一的，归根究底，它们都是“现实的科学”。
二、机器大工业：自然科学对资本的“从属”关系
恩格斯在给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自然科学的诞生以及发展始终是由生产决定的，作物种植、丈量土地、水利工程、远洋航行以及战争等等催生了天文学、数学和力学等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自然科学与实践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变革必然会催动技术的革新，技术革新必然会引发科学革命。
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透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科学是一种同向共进的关系。“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演化出一种特定的科学，一种与它的特定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早在1846年，马克思就已经明确了工商业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已然确证了它的存在与发展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不仅如此，大工业时代也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应用”，即自然科学自觉地加入到了工业生产过程之中，并引领了时代变革。
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自觉应用取代了经验成规，促进了生产的科学化。庞大的“机器怪物”的出现使得劳动资料的构成形式发生了改变，机器这种物质资料的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原本手工作坊里的劳动只是“局部工人”的主观结合，是人的体力与脑力的耗费。机器大工业的体系化生产则是“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人力只是一种生产的辅助，劳动过程更加注重协作。原本代代相传的经验成规和经过不断重复锻炼的技术经验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了，机器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学原则，即“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如此，机器便进入了各式工厂之中并施展着自身的魔力。机器的普及和自然科学的应用，也逐渐塑造了大工业的原则——“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按照机器生产和大工业的原则，生产过程与自然科学结合地更为紧密了，二者同向进步。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是与众不同的，它“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风力、水力和蒸汽力等自然力量并不能直接为人们所占有和利用，必须借助机器才能将其纳入到生产之中。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由是观之，机器大工业将“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整个生产过程成了自然科学的应用，而自然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如此，既能大大提升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又可以扩大生产范围。轮船、铁路和电报等频繁出现，印度披肩、美国手枪、中国瓷器、巴黎胸衣、俄国毛皮、热带香料满布街头巷尾，这些都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当然，这些“代表”向世人展示了大工业时代之于生产力的重大推进，这种推进和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自然科学与生产的直接联合使得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人类社会创造了过去一切世代都无法比拟的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理路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生产并不是互相掣肘的关系，而存在一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内在关联，即社会生产发展和自然科学的繁荣是同步的。
当然，大工业也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自然科学深受资本的宰制而沦为资本的附庸。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普照之光”，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设定了世间的一切。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是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它从根本上是要服从于资本膨胀自我的逻辑的。更为直接地说，“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使命。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准确地说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是热衷于科学研发、设备换新的。也正是在资本逻辑之下，“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可见，自然科学的进展与资本是密切相联的，资本虽不创造科学，但却要利用科学和占有科学来满足增殖的需要。在资本利用、占有科学的过程中，“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并发展成为与劳动相分离的一股独立力量。正是这一“分离”，那些被应用于大工业生产和机器体系中的科学也就自然地被视作了关于资本的科学，它们按照资本的要求而发挥着自身的职能。由此，自然科学对于劳动来说就立即“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得它从属于资本并导致了异化。
这种异化首先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应用在促进生产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同时，直接造就了更加严苛的剥削与压榨。自然科学与生产的连接本是要提高生产、推进文明的，当然它也相应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但随着资本的宰制加深，自然科学“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随着自然科学的广泛应用，工人能够创造的商品越来越多，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获得更多。工人依旧只能获得维持其基本生存所需的劳动报酬，自然科学的应用并不能改变资本关系，反而只能强化“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自然科学应用得越广泛，资本关系越稳固，工人遭受到的剥削和压榨也就越深重。
其次是自然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也直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锻造了大量的“单面人”。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视为“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以致富为目的的生产和科学研究，势必会出现唯利是图的状况。本应该团结协作、共克科学难关的科研人员之间必然会出现嫌隙，即“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这种竞争并不是良性的，而是有碍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由于“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模式必然训练一批批具有片面技能的熟练工。“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并使其成为“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长此以往，生产工人的“片面的器官”“片面的职能”“片面的专长”和“片面的技巧”得以充分发展，他们逐渐沦为“片面的劳动力”。自然科学的应用使“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的认识深入人心。
最后是这种生产方式容易造成自然科学的物化和技术崇拜。整个资本主义始终都怀揣着对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迷恋”，这种痴迷直接蒙蔽了人们的双眼，造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假象。这种迷信“也不断被资本的不同部门培养：有人将科技创新变成大的咨询公司来为改善管理出谋划策；制药公司发明出针对不存在的疾病的药物；计算机专家坚持发明只有少数人才懂得操控的自动化系统”。自然科学的物化和技术拜物绝非纯粹想象，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51。自然科学和技术都有一种能够与生产实践结合的意志和能力，它们可以物化为诸如计算机、挖掘机之类的“生产工具”，可以物化成诸如乙醇、塑料泡沫之类的“劳动对象”，可以物化为诸如洗衣机、榨汁机之类的“生活用具”，还可以物化为诸如显微镜、光谱仪等之类的“科学设备”。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物化并非它们单独地转化为物质形态，“而是科学知识与某种物质相结合而被固化的过程”。有感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强大能力，人们逐渐进入了“见物不见人”的状态中，错将隐藏在自然科学和技术背后的“社会关系”视为“物与物的关系”，继而引发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疯狂追逐。
立足于资本及其逻辑，马克思展开了对自然科学的辩证审思。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独特地位使得它与生产密切相联，并与生产和社会同向进步。但随着自然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资本逐渐占有、钳制了自然科学，并迫使自然科学为资本增殖服务，这也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历史：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
诚如前文所言，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然科学”实则是关于人的现实的科学，是服务于生产的科学。其实，这种自然科学就是马克思所唯一知道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作了解释，自然史就是自然科学，人类史也就对应人的科学。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都只是历史科学的两个层面而已。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交互作用中，历史科学得以不断建构出来。
自然科学为人们直面历史和把握历史作了方法论上的铺垫。在对人类历史的“把握”上，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方式都不能切准要害，唯有实践的方式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精髓。在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这些思辨高手的症结所在，即他们不仅将“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还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来加以考察，继而判定历史的诞生之地在于“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马克思一改这种思辨地考察历史的模式，聚焦于物质生产来诠释历史。这也是马克思为何要以实验和工业作为考察焦点的重要原因所在。“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通过对自然科学、工业和历史状况的全面考察可以发现，“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或言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都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由此，分析社会历史就要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以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为对象，继而厘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当然，要想充分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细节，就“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即要透彻把握事物的联系、联结、运动、产生和消逝等方面。自然界就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在自然科学面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缺陷已暴露无疑。自然界的一切都不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在这种“经历着”的“实在历史”不是永恒的而是有其自身在时间上的历史，属于有生有灭的存在。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实验和工业，秉持辩证分析法，借鉴自然科学的思路，马克思找到了科学研讨历史的一般方法。
自然科学还要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中洞察人类历史前景。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思想的主旨所在。在对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考察中，马克思也借自然科学展开了关于人类解放的叙事。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就早已明确了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切近了社会现实并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同时也“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自然科学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为人的解放作了准备。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物化过程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作为知识形态或智力成果的自然科学在现实中逐渐物化，通过“对象化的知识力量”为人的解放添砖加瓦。自然界是造不出诸如机车、铁路、电报和纺纱机等存在物的，“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自然科学通过物化而进入到人类实践进程之中，人类实践也对自然科学的物化持开放态度，“物化的科学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实践能力，为人类摆脱自然的控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自然科学的物化达到了极致，人类由此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材料。在人的解放过程中，自然科学作为精神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也为人的解放作了精神层面的准备。自然科学除了作为物质力量而服务于人的解放事业外，还作为精神力量指导着人的解放。自然科学以其“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引领革命的方向，以其科学方法来指导革命行动，藉此完成对必然的认识。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为人们认识和掌握客观的自然、社会规律，并利用它们为人类服务提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自然科学在与资本“合谋”的时候，使广大工人成为一个饱受异己力量控制的群体。随着压迫力量的增强，广大工人的阶级意识会逐渐觉醒并迅速汇集成一股反对压迫的革命力量。自然科学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所提供的力量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就变成了改变世界、谋求解放的现实力量。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