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法学是科学吗?——德国法学界的史诗性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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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坤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法学是不是科学”是个法学自我认知的知识学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科学与法学这两个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它的答案与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密不可分。这一论辩的问题意识最早发生在大陆法系的德国,论辩从现代开始一直沿续至今,成为推动法学进步的内生力量。对这一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有5位德国法学家,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各以独特的方式推进了法学的进步。基尔希曼的贡献是摧毁了法学是纯科学的旧认知,耶林、施塔姆勒、拉伦茨、考夫曼则分别定义了不同的“科学的法学”:精神科学、正义论、法教义学和诠释学法学。历代法学家在坚持科学普适性与独立性的前提下达成了几项程度不同的共识:在自然科学意义上,法学非科学;在人文学意义上,法学是科学;法学是立足于实证法、超越实证法的法教义学,其目的是寻找正当的规范而非规律。这个史诗性的思想论辩取得了两项时代性学术成果,即法学“自我认知”的革新和法学知识的专业化,使法学步入现代。

   关键词:法教义学;精神科学;人文学;自然科学;诠释学;法学史

  

   在科学的故乡古希腊,法学尚未成为独立的知识门类,古罗马虽然法学形成体系,但是,科学相对滞后,中世纪法学成了神学的仆人。15世纪以后,科学与人文主义兴起,特别是牛顿以降,科学成为权威话语体系,法学告别神学成为科学的一员。不过早在1670年,德国就有人指出法学不是科学,其立论的依据是,科学是普适性的而法学是“地方性的”。不过,根据耶林的说法,到19世纪初,德国人称法学为科学,对此似乎没有什么异义。终于有一天,一位法律实务者力排众议,给予这一法学常识以致命一击,揭开了这场史诗性学术论辩的序幕。

   一、基尔希曼的惊世危言

   1847年,这位法学家在法学论坛(柏林法学会)上作了一次使他青史留名的演讲,其题目——《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直指当时的法学“常识”:法学是一门科学。在讲演中他明确提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不符合‘科学’一词的真正定义”。基尔希曼的惊世危言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以后,法学大家拉伦茨还惊叹,“难以摆脱基尔希曼的演讲所带来的强烈震撼”。

   基尔希曼从法学研究对象的三大特性来证成“法学非科学”这一命题。(1)法学对象的多变性。基尔希曼认为,法学落后,自培根以来没有什么建树,其根本原因是研究对象的“多变”。这带来一系列不利后果:一是法学的变化赶不上法律的变化,“当法学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终于为它的某个分支找到了正确的概念和法则时,那个研究对象自身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学这个学科在不断的发展中总是落伍,永远追不上现实”。二是法学以过去剪裁现实,“试图按照已经过时的条条框框来构建现今的制度”,以致法学“一味关注过去的法律,对于现实的法律却完全视而不见,很自负地把现实的法律推给那些受到轻视的实务工作者”。结果是,法学以“过去”为对象,而“过去已经死亡”。(2)法学对象的主观性。法学研究对象同时是一种“感受”,存在于人的心目中,这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混淆,从而引发派系之争。例如,新闻自由与报刊审查哪个好?没有定论。(3)法学对象的“实在法”性质。法学以实在法为对象,但是,实在法的制定“是一种存在和认识的混合体,它强行挤到了法律和法学之间,并且对两者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实在法是僵化、抽象、专断的“没有意志的”可任意作用的武器。实在法“使法学不得不服务于偶然、谬误、狂热和愚昧。法学的研究对象本应具有永恒性、绝对性,现在却充满了偶然和缺陷;可以说法学是从苍穹掉进了泥沼”。基于上述三点,基尔希曼的结论是:“既然法学只关注偶然,它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种‘偶然’,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这样的知识,自然入不了科学的大门。

   不仅如此,基尔希曼还进一步提出法学在实践中也是无用的,他的理由是:(1)形式化的法学导致削足适履式的司法。“实在法中的公式化倾向和僵硬的形式侵入了法学,使得法学即使已经认识到现实生活中个性的丰富多彩,也必须对之采取蔑视的态度。实在法就像个执拗的裁缝,只用三种尺码来应付所有的顾客;而法学就像个好脾气的帮手,明明看出衣服上哪里太紧、哪里变了形,但是为了尊重老板,只能悄悄把线头拆开一点儿,塞进一块衬布了事。”(2)法学摧毁了法律。法学的形式化过程“将其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形式,从而对后者施加了摧毁性力量”。他认为,缺少了认识和感受的因素,法律也就不复存在,但是法学“以法律为其研究对象时,这些因素就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民众丧失了对法律的认知和忠诚,法律被某一个特定阶层所霸占……于是这门学科就陷入了自相矛盾;它本来只是想领悟所研究的对象,但是却把研究对象摧毁了”。(3)法学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正是由于法学的目的和结果之间这种内在矛盾,人们才对调解特别情有独钟;民众和政府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头脑简单的法律界人士也是如此。”“近来又出现了建立没有专业法官的商事法庭、设立工厂法庭、乡村法庭的呼声,这是在追寻相同的目标。这也是领主法庭惟一站得住脚的依据”,“人们要求建立陪审法庭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作者在任职时看到“人们通过调解而自助,不是去找法官,而是去找教书先生、找乡长”。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民众对法律的权威失去信心后的无奈选择。

   最后,基尔希曼对古今法学家们推进法学科学化的努力也持否定态度。“法学找到了什么方法和手段,以便于人们更容易地理解它的研究对象——法律?”没有,罗马的法学家们是“专制的忠实仆从”,当德国需要改革时,德国的法学家们却“让君主和改革家们去‘摸着石头过河’”。在基尔希曼看来,法学家对于权力,除了帮腔以外,就是不作为。这是一幅多么可悲而催人警醒的画面!

   二、耶林:法学——精神科学

   历史法学巨擘萨维尼(FriedrichCarlvonSavigny,1779—1861年)以历史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以法律概念及其演绎推理为依托,满足了科学性所必具的确定性、普适性与逻辑合理性要求,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法学。但是,这个法学却同时因其封闭性及由此而生的“机械的”法律适用而受到驳难。基尔希曼的大作正式发表后10年的1858年,萨维尼学说曾经的传人、再传弟子耶林翻然改图,开始反思历史法学并转觅目的法学新途。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师门的法学科学性主张,而是给予了新的解释与证成。又过了10年,基尔希曼的历史性演讲正式发表于20年以后的1868年,耶林在维也纳法律协会作了题为“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这一著名的就职演讲,其主题就是证成“法学的科学性格”。耶林的法学“科学性”学说是对师门传统理论的超越,它将“法律的科学性安置在一种(法律基于其性质所固有的)发展思想中”。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耶林法学中的“科学”概念,已与概念法学“自然意义”的科学概念不同,它是作为实践理性的“精神科学”,这是与“医学与自然科学”相“分庭抗礼的科学分支”,是追求规范正当性意义上的科学。耶林这一全新的法律科学有三大支柱。

   1.综合性方法

   与萨维尼依重历史的法学不同,在《罗马法的精神》等传世著作中所展示的耶林法学,是一条“借助罗马法但又超越罗马法”的道路,这一新法学所依仗的是一种融法哲学、法史学与教义学于一炉的综合性的新方法,他笃信此方法能使法学达致科学境界。这是一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新法学,它告别机械、单一的演绎推理的法律适用,强调法官在针对严酷不合理的法律时,应当“对命题重新审视”,那种“对法典的条文进行机械适用的法官,其实不能被称为法官;他只是司法机器中的一个无感情、死板的齿轮”。“正义的理想……不是要他在那种错误的忠诚观念下,放弃所有对制定法做出评断的机会”,法官从个案中对制定法的批判是“法律自身完满化的泉源”,理论家的任务则在于把法官裁判所呈现出来的事物,“提升到概念的一般性层次”。

   2.源于实在法、高于实在法的法权感

   法权感(Rechtsgefühle)是耶林法学的“最高原则和真理”,其地位犹如自然法范畴之于自然法学,权利之于德沃金的新自然法学,它是法效力的终极来源,它不仅规范司法者,也规范立法者,它还是法学所追求的目标、法学科学性的依托之一。法感从哪里来?与自然法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天赋”的预设不同,耶林认为,“道德的(Sittlich)和法权上(Rechtlich)的真理(Wahrheit)不是先天固有的”,“代替所谓的将道德的真理置于人们心中的自然(dieNatur),出现的就是历史”。这里可见耶林与其祖师爷萨维尼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但是,耶林的法感又不完全出于历史,它同时也是现实的产物。在《为权利而斗争》一书中,耶林将法权概念比作罗马人的门神兼保护神雅努斯(]anus),雅努斯脑前脑后各长着一副面孔,一个看着过去,一个向着未来。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法律都“具有相对的真理”,“对各自当下情况中的法律,进行科学性的掌握”是“所有法学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在空间维度上,耶林的法权感是超越“民族精神”的、普适的。耶林的科学法学还有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作为人的主观产物的法感,何以具有科学性?耶林最终把这个球踢给了上帝:“在二者之中(历史与现实——引者注)我都看见了上帝的启示,我将上帝视为所有道德的最终的本源原因,但我不认为,上帝只在自然中给予启示,而是认为,该启示更存在于历史之中。”看来,在德国精神科学的两种终极依托——绝对精神和上帝中,耶林信奉后者。

   3.源于实证、超越实证的法教义学

   耶林认为,种种实证主义是法学中隐藏的“根本之恶”,他指出三种“实证主义是法学的死敌”:一是国家法的“释义学”,据此,奥地利、普鲁士有不同的“法学”,它从外部破坏法学;二是内部的思想上依赖贫乏、死板制定法的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法学家只是“法律机器中毫无思想可言的齿轮”;三是“法学历史中的实证主义”,它将“法学贬低为手工艺”。需要指出的是,耶林反对的实证主义只是“坏”的实证主义——拘泥于特定制定法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其实是耶林法学的基础之一。他指出,“科学完完全全必须在实证法本身的土壤上,也就是在教义学的领域中”。由此可知,实证法是耶林法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在于对实证法的超越,而不是简单的释义。耶林这里的“教义学”已经不是单纯的实在法“解释”学,而是法权感主导下的“法教义学”。这种将制定法与法感相融合的法教义学就是科学。

   三、施塔姆勒:法学——不是科学

   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Stammler,1856—1938年)这位新康德主义大家指出,科学的知识有两个前提,一是方法,二是统一的概念,认为“不借助于具备绝对效力的绝对可靠的方法,就不可能有科学”。同样,“正是统一性的概念使得科学成为可能,以切实肯定的方式蕴含着对相对事物的决定性整合,若没有这一整合,我们只好停留于纯粹偶然事情的混乱不堪”。基于这种“纯科学”的科学观,施塔姆勒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法学流派几乎挨个数落了一番,称它们没有一个算得上科学。

他指出,自然法学的种种“乌托邦对于砥砺思想来说常有非凡的意义,但终究没有科学上的价值,因为作为其构思来源的素材并无真凭实据”,自然法“欠缺合乎科学的基础”。施塔姆勒对历史法学的批判尤重,称历史法学的种种“说法不仅神秘莫测,晦涩难辨,而且带有不可化解的矛盾,它违反了因果律”,并说历史法学的尝试“同任何可能存在的科学的必要条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甚至不无情绪性地指责“‘民族精神’在法律科学和法律实践方面为祸已久”。施塔姆勒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学法学都持批判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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