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吃过早饭，去菜场买菜，却发现人异常地多了起来。我一看，都在抢购蔬菜。白萝卜、胡萝卜、韭菜、包菜、西红柿，各种蔬菜都成了抢的对象。菜价忽然涨了许多。那些平日里眼含笑意、总带些讨好神情的摊主，也忽然语气硬朗起来。我愣了一下。很快明白是咋回事了。一大早，传出消息，前几天在附近医院做核酸检测的人中，有一人是阳性。是混管检测，十人共用一管。这十个人找出来了。但究竟是十个人中的谁，还没有确定。总之是，前几天，有一个阳性者在这一带出没过。小区因此加强了管控。而人们担心此地也像某些城市一样，要封城。一封城，难免出现菜荒。于是，今天便都早早地抢菜来了。近几月，那些不同程度地被封的城市，都出现哄抢蔬菜的现象。微信的朋友圈中，时常有此种视频流传。这些视频，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我对这种哄抢的场面有着天生的恐惧，赶紧退到菜场的边缘处。再说，虽然人人都戴着口罩，但相互摩肩接踵。新一代的病毒，传染性极强。这样地亲密接触，口罩也未必管用。那个阳性的人，说不定此刻就在这人群中抢着呢！小区周边都是山。我反正天天上山转悠。正是阳春三月，山上野菜正嫩着。我认识几种可吃的野菜。还有几种树叶，我知道也能吃。实在没菜了，我大不了到山上挖野菜、采树叶。就算小区封了，我也可以偷偷翻墙出去。把小区围墙的几处似乎可翻的角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就空着手回家了。回到家，在躺椅上歪斜着，刷朋友圈，便看见某著名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致一位晚辈同事的绝交信。这位老教授历数了从这位年轻同事博士毕业到混成博导过程中，自己对他的怜爱、帮扶、提携。如今，自己快退休了，想当一届某学会的副会长，而那年轻同事也是候选人，有猛烈的竞争力；自己本希望这位晚辈会“让贤”，不，“让前”。本以为他一定要“让前”，可他居然拒绝“让前”。这样，自己就愤怒难耐、悲哀万分，所以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宣布与他绝交。这位老教授没有说出而人人知晓的意思，是：我这么大年纪了，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你还年轻嘛，还有很多机会当这种会长副会长嘛，怎么就不能让一下我这个前辈呢？读了这信，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文学创作，是以小说的方式把学术界一些人的心态、操行、品格典型化；我多么希望这是有人为愚人节量身制作的一个段子。但还真不是文学创作，真不是愚人节的笑话；还真是一个著名大学的老教授在诉说自己没当上一个副会长的委屈、痛苦。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这个学校有一个那个什么副会长的名额，老教授与那年轻人在抢，而年轻人后来居上，抢赢了；老教授老马失蹄，抢输了。

疫情期间，成天闷在家里，有太多的时间可供胡思乱想。我于是想，我们其实从小便生活在一个“抢”的环境里。“抢”是支撑着我们、推搡着我们、拖拽着我们的一种日常的行为。有时候，我们是在抢的人，或者是与众人一起哄抢，或者是一个人在独自与人抢着；有时候，我们是被抢者，或者是被许多人哄抢，或者是被某一个人独抢；有时候，我们则扮演抢的观众，在看着别人的抢，或者是许多人在哄抢，或者是某几个人在争抢。

我们实在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抢文化”。“抢”，实在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文化制约人类，文化支配人类。如果人类的行为，受着自己生长于其中的文化传统的支配，那么，“抢文化”绝对是强劲地支配着我们行为的文化传统之一种。

小时候在农村，每当有人家迎娶新娘，便是孩子们比试抢夺本领的时机。我们那里的习惯，新娘子进门时，要放鞭炮迎接。负责放鞭炮的男子，总是先点上一支烟，把烟在嘴上叼着，用两手将那挂卷折着的鞭炮拆展开来。胆小些的，在点火前把鞭炮平铺在地上，然后从嘴角取下香烟，吹一吹那烟头，那烟头便一明一暗，然后把烟头凑上那鞭炮头部纠结着的引信，便立即躲开。胆大些的，用一手的拇指和食指把鞭炮的头部和尾部捏在一起，一手从嘴角取下香烟，吹一吹烟头，把烟头吹得一明一暗，然后用烟头点着鞭炮头部那纠结着的引信，迅捷地把烟送回嘴里，用腾出的手捏住那挂鞭炮的尾部，另一手松开，倒提着放，这一系列动作都必须瞬间完成。铺在地上放的那挂鞭，那火星是往后退着。倒提着放的鞭，那火星是向上蹿着，等到还剩下一搾长，便向无人处一丢。那时候的鞭炮，做工很粗。一挂鞭炮响过了，总有些未被点燃的鞭炮散落在那里。无论是铺在地上放还是倒提着放，孩子们都围成一圈，等着抢那引信未点着的鞭炮。不能靠得太近，靠得太近多少有点危险。但谁也不肯离得很远，离得远就抢不到什么了。胆小些的孩子，双手捂着耳朵，两脚却尽量往前移。最后一声响后，孩子们一齐蹲下，两手在地上摸着、抓着、挠着。抢鞭炮，不在正式的婚庆仪式之内。但在婚庆仪式中，有一道抢糖烟的正式程序。鞭炮放过之后，便有人从屋里拿出糖果和拆除了烟盒的香烟。那时的糖果，是水果糖。供孩子们哄抢的香烟，自然也是廉价品。那糖果和香烟，通常混放在一个葫芦瓢里。负责撒糖烟的人，从瓢里抓起一把，向空中一撒，那一把里有糖有烟。刚才还在抢鞭炮的孩子，便改为抢糖和烟了。那葫芦瓢里，也就几斤糖块，几包香烟。如果连续撒，一会就撒完了。但那负责撒糖和烟的人，撒出一把后，便观赏着孩子们的争抢，面露着似有若无的笑意。等到那地上的东西抢完了，孩子们一齐仰头看着他手中的葫芦瓢，他才撒出第二把。孩子们便又在地上摸着抓着挠着。如果前几天刚下过雨，那地上便还潮湿着。孩子们抢得两手是泥，那攥在手里的鞭炮、糖块，自然也沾着泥土。至于香烟，即使抢到了几支，也都破损了。有时候，一支烟，一半在自己手里，一半在别人手里。抢完了，会比较战果。抢得多的人，最受人羡慕。至于那一块糖半支烟都没有抢到的人，就难免十分落寞。我就属于总是抢得很少，甚至什么也抢不到的那类人。上树摸鸟、下水捉鱼、泥巴田里捕黄鳝抓泥鳅，我是高手，远胜侪辈，抢东西实在不行。

我们那里，只是在婚庆时有让孩子抢糖烟的程序。我后来知道，在北国有些地区，不只是在婚庆时特设此种项目，在新房落成一类喜庆活动中，也有让孩子哄抢糖果这种仪式，而且，还形成这样的观念：抢得的东西越多，便越吉利，便意味着自己人生的好运。我想，哄抢的发生，首先源于资源的紧缺。某种东西，只有稀少到不够让每个人都尽情尽兴地占有，才会发生对这种东西的哄抢。而生存资源的紧缺，数千年来是一种常态。活着，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生存资源的争夺。因此，抢，是生存的基本姿态。让孩子们哄抢一番从而增加喜庆气氛，是在这类活动中安排哄抢程序的动机，然而，哄抢却能增加喜气，却能表达庆意，本身却又是耐人寻味的。哄抢，对于主家是在表达庆贺；而抢得越多，则自身越吉利。这分明是在鼓励孩子们在哄抢时最大限度地勇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体智能力。在喜庆活动中设置哄抢环节，让孩子们放开手脚抢夺一场，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习俗，或许正是对孩子的一种训练，一如动物幼小时候的捕猎游戏。先祖开创这种习俗，或许还意在让孩子们从小意识到抢是生存的基本技能。一个不会抢的人，是很难活下去的；而越敢抢越能抢越善抢，便活得越好。在这个意义上，说孩子们在这种哄抢活动中抢得的越多，便越吉利，便意味着今后的人生越富有，在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

我好几次遇到过那种吃饭特别快的人。一大碗米饭，三两口便下肚了。用筷子往嘴里扒饭时，动作幅度很大，也显得很使劲，像是在挖，像是在撬，每一下都把口腔塞得满满的，然后几乎没有咀嚼的动作。那一团饭，非常迅速地滑落下去。隔着皮肉，能看见那饭团从喉咙顺着食道往下的滑溜。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何吃饭这么快，抢什么呢？他们都说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从小练就的本领。小时候，家里人多，尤其兄弟姐妹多，而饭总是不够，如果吃得慢些，便永远只能吃一碗。只有吃得快，才可能在吃完第一碗后，再添一点。这种必须以抢的姿态吃饭才可能吃得多一点的情形，不仅只是在家庭中才有。那些年，常有集体性地外出义务劳动的事情。这样的时候，抢，也必须是吃饭的基本姿态。我记得，年年冬天，生产队会接到上面的指令，全队男劳力到别处去兴修水利。兴修水利，通常便是清河泥，把那种灌溉渠河道里的淤泥清除掉。上头指定了每个生产队负责清理的河道。这离家总是很远，少说也用几十里地，必须住在那边。是在离河道不远处搭建个草棚，总要住个十天半月，才能完成任务。冬天，河道里的淤泥半干半湿。劳力们的具体工作，便是把那河道里的泥挑到河岸上，所以，这工作又叫挑河。挑河是很累人的活，身体不好根本吃不消。在草棚里住下后，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烧饭。每天三顿饭，大家围在一起吃。这个时候，那饭菜，虽然大家不好意思明着抢，但暗暗地在抢着。吃得慢了，便可能吃不饱。比饭更稀缺的，是菜。出门在外，吃菜本来就难。如果有人吃到最后，可能饭有半碗而菜盆里面连汤汁都被倒干了。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一年冬天男劳力们出去挑河，回来说起过一件事。挑河，消耗太大，中间要吃一次肉，由队里出钱。买肉，只能到当地公社的食品站。负责烧饭的人一大早去食品站排队，苦苦恳求那家尽量多给肥肉。红烧才解馋，当然是红烧。那次，肉烧好，用一个脸盆装着，端出去了。这负责烧饭的人，把灶火熄了，把灶台上的事情料理了一下，赶过去吃饭时，那红烧肉已经一块都不剩，全抢光了。脸盆里只有小半盆已经凉了的油汁，上面是一层白白的凝成了固体有猪油。这负责烧饭的人，啥都没说，端起那脸盆，把那油汁全喝下了肚。

在计划经济时代，拦路抢劫一类事情，确实比较少。但并不意味着那时候的社会，抢的现象就很罕见。那时候，最常见的抢，是抢购。日常生活用品极度紧缺，而这些用品只能在一处买到，那就是国营的供销社。在农村，每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供销社通常有三个柜台。一个卖糖烟酒、油盐醋一类东西，一个卖布和布制品，一个则是农具一类杂物。每个柜台，都有紧缺的物品，也每个柜台的所有物品都可能紧缺。此话怎讲呢？我记忆里，在那个时代，物品的紧缺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常态性紧缺，一种是偶发性紧缺。有些物品，永远是紧缺的，从来不曾好买过。例如，糖烟酒柜台上，红糖永远紧俏。布料柜台也好，农具等物品柜台也好，都有常态性紧缺品。所谓偶发性紧俏，是有些物品，平时可以买到，突然就买不到了。所有物品，都可能出现这种偶然性断供。偶然性断供的物品，往往是必需品，是一日不可或缺的东西，例如煤油、火柴、香烟、盐。各个柜台的营业员，对紧缺物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处理权。但供销社主任可以把紧缺物品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那个公社的供销社主任，就长期掌控着红糖的售卖权。我们那里的习俗，女人生了孩子，月子里必须每天至少喝一碗红糖水，才能保证不落下月子病。那时候，孩子生得多。这个孩子刚下地走路，那个孩子又在母腹中躁动不安了。这样，红糖便成为家家户户的刚需，而下拨到供销社的红糖又很有限，供销社主任便绝不能把如此宝贵的资源交由柜台支配了。常态性紧缺的物品，一般不在柜台出售，都是只有开后门才能买到一点。开后门，也是抢，但算是暗抢。那种平时不缺而偶然断供了一阵的东西，突然又有了，则必然造成抢购。那时候，照明用煤油。如果煤油突然买不到了，夜晚的那点光明就难以出现。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上山采松明，也可以对付一下。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所有的山都是短松冈。松树上，有的树枝本来就断了，但还留下数寸，长在树干上。把这数寸长的残枝掰下来，就可以点着火。但松明这东西，可能比较适合于山洞里使用。那时候，农家的房子，虽然不是什么广厦豪舍，但点几根松明，并不能驱除黑暗，充其量把满屋的黑暗烧几个窟窿。煤油断供一阵后，突然消息传来，供销社可以买到煤油了，人们便会涌向供销社。唯恐马上又买不到，所以谁都想尽量多买一点。公社供销社的货，是县供销社拨下来的，不可能一次拨很多。一时间许多人来买，而且每人都尽可能多买，那肯定一时间又不够卖。不够卖，就让众人更加疑心马上又断货，便越加坚定了今天必须买到并且尽量多买的决心，于是，便抢成一团。在那时候的紧缺物品中，还有些东西，家家都用得着，却又不是谁家都非用不可。有了它，会在某些方面很方便；没有它，日子也照样过。这样的东西，供销社会拿到柜台上卖，也必定引发抢购。有一次，公社供销社进了一些白色的塑料壶。这东西，今天到处都是，路边上、垃圾桶里，都不难见到。但在那时候，却是稀见的东西。用这东西装煤油，特别合适。如果要多买点煤油，用这玩意盛放，那最好不过。买几斤油，一壶就能装下。而且那盖子，顺时针一拧，就旋得很紧，不用担心油会溢出；逆时针一拧，就打开了，爽爽利利的。没有这东西，就只好用那种玻璃瓶。玻璃瓶，通常每只只有一斤的容量，要买几斤油，得带上几只瓶子。更不方便的，是那盖子的开启。玻璃瓶，本来是装别的东西的，本来是酒瓶或农药瓶，瓶子原配的盖子，是铁皮的，打开后便没用了。那空瓶要继续使用，得重新配盖子。但哪里能配到合适的盖子，便只能把纸头团卷成瓶塞。这当然不很方便。纸头做瓶塞，必须做得明显比瓶口大，必须做得塞进去很困难，才能保证瓶里的液体不至于渗漏出来。如果做得不用费劲就能塞入，那就是纸头与瓶口之间还有隙可乘。所以，纸头做瓶塞，每次塞进去时，要一手抓紧那瓶身，一手把纸团往瓶口顶，硬顶是塞不进去的，要一边顺时针旋转着一边往瓶里塞。一不小心，那瓶子便可能倒了，油便流出来了。拔塞子时，也要一手抓着瓶身，一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塞子，一边逆时针旋转着一边往外拔。要既用劲又用心，否则也会有油溅出来。所以，能有只塑料壶，那是极好的事情。但是，这东西，却又不值得开后门去买。开后门要求人，求人要付代价；即使不立即支付代价，也欠了人家人情。这东西毕竟不是红糖。红糖没有替代品。家里有女人坐月子，如果能够通过开后门买到红糖，那后门再难进，也要想法进。要是实在半斤红糖也没有弄到，那只能是实在开不了那后门。但塑料壶，实在没有也落不下病，更死不了人。既然塑料壶不能通过后门卖出，供销社便只好柜台上卖，让大家从前门进来买。既然有可能通过前门买到，那就人人都想从前门进去买到一只。那一次，我父亲闻讯也去了。父亲那时三十来岁，正年轻着。但父亲毕竟是教书匠，抢不过公社社员。那一天，父亲差点被挤死在供销社。他后来说，来抢购塑料壶的，都是年轻力壮的社员，每个人都举着一只手，手里捏着钱。他被挤得完全拉不上气，以为自己肯定要死了。幸亏有一个亲戚，才二十来岁，占据着比较好的位置。看见了父亲，伸手把父亲硬拉了过去，父亲才算脱离险境。塑料壶没买到，父亲回来后，前胸后背痛了好多天。此后，父亲看见这种拥挤的场面，便脸色煞白，便胸闷气短。

最近几十年，我在大学里混饭，见识到的，多是本文开头说到的那位某著名大学资深教授与年轻人之间的那种抢。大学里的抢，是抢职称、抢官位、抢项目、抢帽子、抢兼职的头衔。职称、项目、官位，大家都懂。帽子和兼职的头衔，大学以外的人可能不太明白。最近几十年，从北京到地方，都设立了一些供学术界人争抢的名目，大多以名山大川命名。这些名头，俗称“帽子”。这些帽子，当然与待遇挂钩。而那些被称作群众团体的协会、学会、研究会，有理事，有常务理事，有副会长，有会长。大学里的人，有了这样一些名分，算是社会兼职。这些协会、学会、研究会，有些像蜘蛛网，组织得很严密，却又虚幻得若隐若现。开会的时候，这个机构就存在一天两天。开完会，众人作鸟兽散，这个机构就暂时解散了。这又像河道里的石头，每年枯水时露出几天，枯水期一过，就啥也没有。这些协会、学会、研究会，也像人们头上的伤疤，只有每次理完发，才露出来几天，头发一长出，就又把它覆盖了。不过，这些协会、学会、研究会显露的次数，却又远比人们头上的伤疤露面的次数少。除了刻意蓄长发者，人们一年里总要理多次发，头上的伤疤一年里就有多次露面的机会。而这些协会、学会、研究会，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也就一年开一次会。而运行不正常，却又是常见现象。一个蛛网般的组织，为啥还运行不正常呢？就是因为对那理事、会长的争抢，弄得连每年一次的会都开不了。

我说这些协会、学会、研究会，像蛛网、像枯水时才露出的河石、像理发后才显露的伤疤，还算是客气。我的一位也在大学混饭的朋友，有一次酒桌上，用了一个更刻毒的比喻，说这些个“会”，像男人的那玩意，只是在撒尿时抛头露面一下，平时都隐藏在裤裆深处。又说，这些个各种名目的“会”，还不如男人的那玩意。男人的那玩意，一天里总要显示若干次，显示度比那些各种名目的“会”要高得多。其实，这些各种名目的协会、学会、研究会的理事、会长，是虚得不能再虚的头衔，是虚得比阴阳两虚者的肾还虚的名分，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些头衔、名分之所以成为抢夺的东西，是因为它们也还有点“实”的意义。有了这些头衔、名分，在校内校外，都还有些好处。例如，有别的学校请去搞讲座，必定要事先提供个人简介，这个人简介上有没有这些协会、学会、研究会的头衔、名分，是并不一样的。完全没有这类头衔、名分，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请你；有了很显赫的这类头衔，讲座费都可能会高一些。在学校内部，这些头衔、名分，也是算绩效的。每年，学校要统计每个教师一年里的成果，出了什么书，发了什么论文，获了什么奖等等，而其中必然有一项，是在学校之外有什么社会兼职。而绩效当然意味着利益。所以，大学里的人，抢这些虽虚犹实的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的理事、会长，自有其道理。

虽然生长于抢文化传统中的人，心理、行为多多少少受些抢文化的支配，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在大学里，可供抢的东西，并不只有职称、官位、项目、帽子、社会兼职这些，还有很多。有些东西，是规律性地出现；有些东西的出现，是临时性、偶然性甚至一次性的。这些东西，都给人们提供了抢的机会。但是，在大学里，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人，面对各种诱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有所抢有所不抢，有所被引诱有所终于不被引诱的。但也有人，是任何一种利益出现，都要抢。面对各种各样的可抢之物，他们是能抢则抢，应抢尽抢。我认识的一位在大学当了院系领导的人，用一句话形容过那种能抢则抢、应抢尽抢的人：“一只蚂蚁也要装进口袋。”这话说得有些精炼。完整些的表达，应该是：路上遇上一只蚂蚁，也要抓起来塞进口袋。有选择性地抢，是要先考虑一下成本和获胜之可能性。抢，无论抢什么，都要支付成本的。大学里的抢，通常并非体力活。为抢某个东西而大打出手，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或者，你揪下我一缕头发，我在你脸上留下几道血痕，这种事儿也有，但比较少见。大学老师嘛，知识分子嘛，为人师表嘛，哪能动不动就发生肢体冲突。大学里的抢，基本上是文斗。但文斗，往往比武斗更累人，更伤人。文斗一旦开始，就意味着反反复复的思量，就意味着一遍又一遍的盘算，就意味着低声下气地求人。而如果即使机关算尽，即使心力使尽，即使许多个夜晚失眠、许多个白天头晕目眩，胜算仍然不大，有些人便让心中的欲火熄灭，决定不抢。而如果是那种“一只蚂蚁也要装进口袋”的人，在开抢之前，就不会有这种代价与胜算的考量。上面扔下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是半个馒头还是一个面包，是一块肥肉还是半根骨头，他们都要抢。无选择性地抢，能抢则抢、应抢尽抢，当然不能保证每抢必胜。但他们从不畏惧失败。即使机关算尽，即使心力使尽，即使许多个夜晚失眠、许多个白天头晕目眩仍然没有抢到那馒头或面包、肥肉或骨头，他们也并不在意。这样的人，或许可以说是有着“抢夺型人格”的人。有着“抢夺型人格”的人，在抢夺时是没有成本观念的，是并不计算代价的。这一次失败了，下次再来。是的：“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是的：“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有着抢夺型人格的人，又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勇敢者。真要让他们拿把刀拦路抢劫，他们是决不敢的。他们是比一般人更顾惜自己的身体、生命的。只有在身体绝对不会受伤害、生命决然不会有危险时，他们才是乐于抢、善于抢、敢于抢的人。而大学里的抢，既然是文斗，当然便身体和生命是安全的。大学的抢，一开始往往是哄抢，是许多人一起抢。抢着抢着，有的人畏难情绪压过了抢的斗志，自愿放弃、当了逃兵。抢着抢着，有的人被淘汰出局了。到决战阶段，就只是剩下几个人了。甚至只剩两个人对决。只剩下两个人在抢那半个馒头或一个面包，半根骨头或一块肥肉。抢，越到后来，拼的就越不是智力、体力，就越来越拼的是无耻。谁最无耻，谁脸皮最厚、谁最不要脸，谁就最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而有着抢夺型人格的人，在分外顾惜自己身体、生命的同时，又是分外不顾惜自己的廉耻、操守的。说得直白些，是分外不要脸的。当两个这样具有抢夺型人格的人对决时，他们会一次次突破做人的底线。如果抢夺到最后，鹿死谁手由某个领导说了算，那所谓的抢，就是抢着巴结、讨好这个领导。于是，你能抢着为领导开车门，我就能抢着替领导系鞋带；你能蹲着为领导系鞋带，我就能跪着为领导系鞋带；你能跪着为领导系鞋带，我就能在替领导系好鞋带后再舔尽鞋上的灰……

抢，不仅有完全失败、空手而归的时候，还有即使得到了那开抢时想得到的东西，也得不偿失的时候。只有收益大于成本，人才会乐此不疲地做某件事。所以，抢，应该是一种很理性的行为。但在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具体的抢，又让我曾经怀疑抢到底是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有时候，一个人实施了某种抢的行为，而从头到尾看下来，觉得他实在不值得如此这般地抢。公交车上的抢座，是常见的现象，我无数次目睹过。有一次所见，印象特别深。那一天，我站在南京华侨路的一处公共汽车站上。那是一个起点站，车停在那里，司机坐在驾驶位上，等着乘客上车。我站在离车前门不远处抽烟。忽见左前方一百多米处，一年轻男子以冲刺的姿态和速度，向我这边跑来。那是九月初，我还穿着短袖衫。这年轻男子却上身穿白色的长袖衫，下身是蓝色的长裤，脚上是黑色的皮鞋。看样子，像是一个外地来南京的人。我以为他是在冲向某个人，某个他深爱着或深恨着的人，或是离家出走的孩子、老婆。他径直冲上了车。我知道，车子里只上了不多的几个人。莫非这个男子要找的深爱着的人或深恨着人，莫非这个男子要找的离家出走的孩子或妻子，就坐在车了？我扔掉烟头，也上了车。却见这男子坐在车后门边的一个单人座位上，正两手交替着把衣袖往上卷，气喘吁吁的样子。原来，他穿着皮鞋的百米冲刺，既不是为找到深爱着或深恨着的某个人，也不是为了抓住离家出走的孩子或妻子，却只是为抢到一个座位。大热的天，穿着长袖衬衫、长裤，以套着皮鞋的双脚百米冲刺，得到的只是一个座位，似乎很有些得不偿失，似乎很有些非理性，似乎是一种很傻的行为。但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个年轻男子以百米冲刺的姿态和速度冲向车内的一个座位，自有他的道理。他在百米外看见车子停在那里，便以最快的速度向车子冲刺。如果是担心车子开走，他会在跑到车边时开始减速。但他直到抵达车门才以急煞车的方式停下来，然后急速地上车。可见他的具体目标不是车子而是车内的东西。他当然不知道车内很空，但是也并非确信车内已经只剩一个座位。车内可能很空，可能已经没有空位，也可能确实只剩最后一个空位。在几种可能性中，他立即假定只剩最后一个座位，并且要尽量把这座位抢到。如果车内很空，他的百米冲刺就是一种体力的浪费，最后的结果便是这样。如果车内已经没有空位，他的百米冲刺也同样没有意义，结果与车内很空时一样。但如果车内只剩最后一个座位，他的百米冲刺就是必要的，就是有意义的。当时，车下只站着我一个人，我也的确是打算一支烟抽完便上车。如果车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座位，而我又在他到达车门前先一步上车，那么他就抢不到座位了。哪怕仅仅是为了与我竞争，他的百米冲刺也是必须的。当然，不能认为他就是以我为假想敌而百米冲刺。即使我并没有站在车门边，即使车旁边当时并无一人，他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冲上车，因为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随时可能从比他离车更近处出现。至于认为以百米冲刺换来一个座位得不偿失，那也是因为没有领会善抢者的逻辑。当这个年轻男子开始百米冲刺时，完全是一种本能性的行为，并没有经过理性的思考、权衡。一匹狼，每一次的出击，都不会是在思考、权衡后的选择。一匹狼，获取一只兔子所消耗的能量，完全可能大于一只兔子所能补充的能量。但是，如果一匹狼每次出击前都计算一下要支付的成本与可能的收获之间的关系，那它就只能饿死。同样，一个乐于抢、善于抢、敢于抢的人，如果每一次开始抢之前，都计算一番得失，那就可能什么都抢不到。

一个乐于抢、善于抢、敢于抢的人，在他一生中，会无数次地以抢的方式支付成本，也必定有在某些时候收益小于成本，但在他的一生中，从抢中得到的东西，一定会大于从抢中失去的东西。所以，抢，必须以一生为单位算总账，而不应该在每一次具体的抢中患得患失。

所以，一个乐于抢、善于抢、敢于抢的人，他的抢，在总体上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行为，但每一次具体的抢，却又必须是非理性的近乎本能的表现。无数次的非理性，合成一种巨大的理性。

2022年4月初未完稿，2023年七月底续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