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林: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2 次 更新时间:2015-12-16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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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秀林  

【内容提要】 在社会学的城市研究中,空间分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基本思路是从城市空间分布形态的描述来理解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随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区因子分析模型,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因子分析技术,通过探索几个核心变量,来理解城市的空间形态,并试图提出一种关于城市生活的理论体系。同时,随着西方社会城市危机的出现,新城市社会学兴起,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中,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角度来理解城市空间的建构过程。在当今城市研究的许多重要议题中,如居住隔离、犯罪与自杀问题、城市亚文化研究等,空间分析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发展出了很多新的分析手段和技术。对这一研究脉络的梳理,将对国内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 键 词】空间分析/城市社会学/城市空间


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空间分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城市空间居住形态及其机制的阐释。在当今城市研究中,城市居住模式、居住隔离、犯罪与自杀问题、城市亚文化研究等议题,空间分析也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维度。空间概念和技术在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与健康、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一直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界,国内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对空间概念的关注多侧重人文主义方面,比较缺乏实证分析的案例。本文旨在对国外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一个梳理,以期对国内学界有所裨益。

一 空间分析:城市社会学的起源

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快速的工业化,大量移民迅速聚集到城市地区,美国出现了纽约、芝加哥和费城等一系列大城市。以芝加哥为例,这个1833年还仅有数千居民的小镇,到19世纪末一跃而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30年达到350万人。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芝加哥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困、人口拥挤、犯罪、移民融合,等等。在这种背景下,1920年代,以研究芝加哥城市问题为核心的芝加哥学派异军突起。帕克与伯吉斯、麦肯齐合作的《城市》①为其代表作。

在这本著作中,伯吉斯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同心圆模式”(concentric zone model),试图解释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内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机制。伯吉斯假设城市空间分布形态由生态过程引致,包括竞争、优势、侵入和演替。通过出价地租机制,地价由市中心向外下降:由于市中心的可达性高,能产生最高的回报,因此土地的竞争最剧烈,是最高地价所在;越远离市中心,地租越便宜,因此出价地租曲线从商业中心区开始,随距离递减。

伯吉斯以芝加哥为例,创立了一个城市发展和空间形态的模型,并提供了一个图示性的描述。根据他的理论,城市可以划分成5个同心圆区域:(1)第一个环是中心商业区,在芝加哥被称为loop,是整个城市的中心地带,是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公共交通的中心;(2)第二环是过渡区,是中心商业区的外围地区,主要是贫民窟或一些较低档的商业服务设施,是城市中贫困、堕落、犯罪等状况最严重的地区;(3)第三环是工人居住区,主要是由产业工人(蓝领工人)和低收入的白领工人居住的集合式楼房、单户住宅或较便宜的公寓组成;(4)第四环是中产阶级住宅区,多为独门独院的住宅和高级公寓;(5)第五环是通勤区,上层社会和中上层社会的郊外住宅坐落在这里。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影响了后来对城市空间分布的研究。霍伊特研究了美国142个城市住房租金的分布情况,提出了城市空间分布的“扇形模式”。他认为同心圆的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准确,尤其是很多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并不存在均质的平面分布,而是沿着主要交通线从市中心向外延呈现扇形分布:CBD居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轻工业区沿着主要交通线扩展,其两侧是低级住宅区,然后是中等住宅区,最远处是高级住宅区。扇形模式对于同心圆模式最大的修正是提出了城市主要交通线对于城市空间分布形态的重要影响作用。②

哈里斯和乌尔曼通过对美国不同类型城市的空间形态进行研究发现,在美国很多城市,除了存在CBD核心之外,往往还存在着多个地域性的中心。在这一假设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多核心模式”:城市是由多个不同的具有专业化的功能区和中心构成。具体而言,城市并非由一个中心构成,而是围绕着多个中心展开。CBD不一定是城市的几何中心;轻工业区位于交通方便的地区,低级住宅区多围绕工业中心分布;高级住宅区远离工业区,往往形成城市的次中心,分布着文化中心、公园、运动场等设施;重工业区多分布在郊区。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多核心的空间分布,是由四个不同的过程交织作用导致:不同行业的区位过程、行业之间的集聚效应、行业之间的离异过程、房租对于行业的影响。③

上述这些模式虽然展现形态不同,但都脱胎于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都是试图通过城市空间形态,来理解城市这一人类历史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不同形态的逻辑与机制。尽管伯吉斯等人的模型仅仅从某个侧面描述了城市空间的分布形态,但这一里程碑式的模型引发了大量的城市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城市空间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方法和技术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二 社会区因子分析:城市空间研究的实证主义流派

进入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区”(social area)的概念对城市空间分布形态进行分析。他们认为,作为现代城市社会的空间表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可以用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家庭类型(family status)和种族背景(ethnic status)三种主要特征要素的空间分布加以概括。每个特征要素可以用一组相关的人口普查变量加以表征,根据这些变量的组合情况,将人口普查单元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空间类型,然后据此分析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模式。④

196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复杂的统计计算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技术条件。多元统计方法(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ethods),特别是因子分析方法(factor analysis)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空间结构分析。因子分析作为一种归纳技术,可以把多个人口普查指标简化为几个主要的维度,形成在统计上相互独立的若干主因素,作为城市空间的要素特征,来分析这些要素对于城市空间分布模式的影响作用。

这其中,尤以默迪对多伦多城市社会区的研究为著名。他考察了多伦多1951年的86个人口指标和1961年的78个人口指标,利用因子分析的技术,从中抽离出种族、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三个因子,以此来划分城市居住的空间分布形态,被称为社会空间因子分析,或者社会区分析。他发现社会经济状况因子、家庭状况因子在空间分布上呈同心圆状,种族因子呈扇形分布,这三个因子的叠加,就可以解释多伦多居住空间的形态以及历史变迁。⑤随后的一系列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北美城市具有比较相似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经济地位的空间分异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最重要的表征因素,其空间分布呈现为扇形模式;其次是家庭类型,其空间分布呈现为同心圆模式;然后是种族背景,其空间分布呈现为多核心模式。⑥

这一分析技术在随后的城市空间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西方学者利用这一分析手段,对北美、欧洲、印度、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空间形态及其历史变迁做了详细分析。如戴维斯和默迪利用1981年24个加拿大都市区的3000个街区数据对加拿大不同人口等级规模城市的因子分析,⑦戴维斯对英国莱斯特1971年541个街区与20个城市次级行政区划的因子分析,⑧亨特对芝加哥75个街区1930、1940、1950、1960年代的因子分析,⑨等等。

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研究范式一方面继续深入,并扩展到欧美之外的大城市研究,如开罗、墨西哥城、香港、北京、上海等;另一方面,社会区因子分析的方法开始应用到城市研究的其他经典题目中,如对于城市种族隔离的研究、城市犯罪、城市贫困、旧城改造等。⑩

综合来看,城市空间研究的社会区因子分析范式具有下面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研究单位上,因为社会区因子研究使用的数据多为普查数据,所以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是街区(census tract);在具体研究技术上,多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在研究逻辑上,通过不同社会因子的空间分布形态,关注城市空间形成的动力机制。

默迪等人的社会区因子分析模型,试图引入几个最主要的特征变量,来理解城市的空间形态,背后隐含着高度理论概括的努力。从一个更广泛的领域来看,对于不同因子的理解,可以与对社会的更广泛的认识结合在一起,通过概括不同城市的共性特征,从而试图提出一种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论体系。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流派在过去的实际研究中,鲜有学者试图在理论层面进行努力。进行城市空间因子分析的学者,多数纠缠于不同指标体系的建构、不同因子分析技术的优劣比较、不同城市之间维度的差异分析,却较少关注一种普遍理论的建立。

另外一个对于社会区因子分析范式的批评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区因子分析都高度依赖于普查数据,这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社会区因子分析的进一步的解释力度。首先,普查数据的变量往往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可能忽略一些更有解释力的因素,有些敏感因素可能不会在普查中涉及。其次,因为普查数据往往是根据行政区划为单位来进行,而这种行政单位与城市居民的实际居住空间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的?这是一个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再次,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是,这种以普查数据为单位的城市空间分析,如何解决其自身的“空间自相关性”(spatial autocorrelation),即分析单位之间在地理空间上本身存在的相关性对于分析模型的干扰,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

三 新城市社会学:城市空间研究的人文主义转向

上文所说的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人文生态学派,之所以被冠以这一称号,与伯吉斯等人使用了生态学的理论来解释城市空间分布有关。这一理论流派在引发城市社会学大量实证研究的同时,也招致剧烈的批评。批评中最激烈的一点是,这一流派过多地使用了生态学的理论,尤其是“侵入”(invasion)、“演替”(succession)等概念,具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过于强调竞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人类行为的情感和符号化的作用。(11)

在社会学的城市研究范式中,人文生态学派虽然一直饱受批评,但一直是主流学派,直到1970年代,“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兴起,才打破其一枝独秀的地位。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1960-1970年代西方社会的城市危机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产业外迁,城市郊区化进程加快,城市中心财政收入降低,市政公共设施无力维修,城市就业机会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等等。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旧有的研究范式力有不逮,于是一些学者试图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引入对于城市的研究中,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城市。

相对于人文生态学派关注城市空间形态分布的做法,新学派主要关注城市中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阶级关系等。他们反对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社会空间分析,认为这一学派过于关注城市空间分布,是一种“空间拜物教”(fetishism of space)。新老学派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城市空间的理解上,芝加哥学派认为空间是城市研究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城市中一切问题都是由城市空间分布形态所导致的;而新城市社会学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城市空间不是自变量,而应该是一个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恰恰是财富、资本、国际经济秩序等资本主义制度的要素,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分布形态。(12)

新城市社会学在英国以雷克斯和帕尔为代表,在美国以哈维为代表,在法国以卡斯特尔为代表。(13)雷克斯和帕尔将住宅作为阶级形成的基础,认为住宅对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哈维认为,城市化的过程,一方面资本积累导致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分布,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导致受剥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在同一个地方的大量集中,形成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14)卡斯特尔试图建立一个“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体系,解释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结构与进程。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国家提供的城市物品和服务,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能够带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15)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一部分社会学家进一步将马克思的城市化理论扩展到全球化的社会空间中来理解。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扩展到整个世界,由消费主义所开启的全球化空间的生产,会造成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普遍压制,导致人被城市空间所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空间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城市的空间分布形态恰恰表现了资本主义关系,城市居民被分散到郊区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16)随着整个世界进入国际资本快速流动的全球化阶段,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代表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开始兴起,(17)对城市空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大都市”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全球化话语。同时,由这种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极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在全球的各个大城市中得到复制、强化。(18)

四 空间分析的最新进展

自创立之初,社会学就格外关注城市空间中来自底层、边缘的声音,如城市中少数群体的居住隔离与聚居,城市贫困与贫民区,邻里、社区及地方社会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城市中越轨行为的空间分布模式,城市内的居住迁移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等,都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经久不衰的题目,而这些研究领域,都与空间分析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19)

居住隔离。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城市空间分布模式的划分,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空间居住隔离色彩,本质上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族群在城市中的居住隔离情况。在美国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的居住隔离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经久而不衰(举例而言,在当今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中,几乎每个系都有一位研究黑人问题或者种族问题的学者)。美国对于居住隔离的研究,最初从住宅区位的分布情况开始进行,1940年代之后,开始试图引入量化指标的研究,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1955年提出了测量居住隔离的相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用来测量少数群体居住隔离的程度。(20)这一指标与测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类似,也是从0(表示完全没有隔离)到100(表示完全隔离)。使用这一指标,西方学者对城市内部的种族人口的居住隔离规模、空间分布以及阶层再生产等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21)

城市贫困问题。芝加哥学派最早用社会生态学方法,划分出城市贫困阶层聚居区位置。西方社会学对于城市问题的关注,一直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特征,尤其是对于城市“贫民区”的关注。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地区,贫民区作为空间生产的结果,能够形成不同于其他社会空间形态的文化,影响个体自我认知和行为模式,社会空间内部的社会行为会进一步固着和强化贫困,使得贫困在这种空间作用下得以再生产,从而产生贫困聚集的社会空间效应。以美国1970年代的内城区为例,随着美国经济结构和人口的变化,中产阶级撤出内城区,而黑人人口大量聚居,并不断自我强化,导致了一种在空间上的“集中效应”,内城区逐渐与城市发展产生了“社会断裂”或者“社会隔离”。(22)

城市越轨行为研究。在城市越轨行为的研究中,尤以犯罪学的研究最为发达。犯罪的空间分析已经成为现代犯罪学分析的重要部分。这一研究流派试图从“人”与“空间”互动方面建构犯罪空间理论。通过空间的视角,可以整合犯罪分析的变化,从不同的空间尺度,如国际的、区域的、城市间的以及城市内部的,考察犯罪的不同形式特点。(23)

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为空间留有一席之地:社会科学中的空间思维》中,罗根呼吁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关注空间概念。在文中,他回顾了社会科学中许多领域的空间研究,如空间、距离、空间聚集、临近性、集群效应,等等。他指出,空间分析在强劲地发展,加上有大规模包含地理信息的调查数据日益增多,空间可用性也在不断增长,空间分析在社会科学中有更大的研究需求。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统计程序在集群抽样、空间相关性、多层建模和空间回归方面的进展,这一研究领域应该获得越来越多的注意。(24)

空间数据的可视化,可以使学者们很容易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如在大都市地区不同的种族、民族居住和工作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同形态,城市居民在就业与空间方面存在的不匹配,就业存在的空间不平等现象。(25)

空间聚类是社会科学家一直很关注的一个现象。空间聚集是一种空间相关性,相似的事情在地理空间上也是彼此接近的。在空间分布上,很多模式相关的事物往往是彼此靠近的,如犯罪率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即使控制了很多可能的变量,周边地区实际上还是会影响观测值,这种现象称为“空间滞后”(spatial lag),通过引入临近地区的犯罪率作为模型的预测变量,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而如果忽略这一空间效应,那么模型的估计结果将会存在很大偏误。(26)

类似地,社区效应,或者称为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近年来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社区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并不仅仅是通过使用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就可以解决,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个体所在的社区会影响到个体的某些行为特征,他也会受到周围社区的影响,这也是“空间滞后”的影响效果。(27)

近年来,学者们探索了很多技术指标,试图对很多社会现象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或者“空间滞后”效应进行分析。在对于人口聚集与居住隔离的研究中,空间联系局部化指标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是一个比较有用的指标,可以计算出哪些地点是“热点”地区,及某一特定地区拥有较高的观测值,同时临近地区的观测值也比较高(high-high cluster);或者哪些地区拥有较低的观测值,同时临近地区的观测值也比较低(low-low cluster)。通过找出高值—高值的聚集地区,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不同族群的地区聚集。(28)近年来的研究又进一步提出,隔离的概念随着测量尺度的不同,会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空间尺度来标示不同的隔离指数。(29)

五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空间分析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侧重定量模型的社会区因子分析,还是侧重人文主义理论的新城市社会学,都非常关注空间这一核心概念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同时,随着社会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空间概念在当今城市研究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内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关注,具有非常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对于比较量化的实证分析则比较缺乏,尤其是对于西方城市研究中已经非常成熟的社会区因子分析的研究范式,在社会学的城市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阻碍我们对于当今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研究。

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西方的城市空间研究,已经形成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即使是使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的社会因子分析,重点也放在归纳比较、解释论证、理论概括方面,这点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国内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即使引入量化研究的范式,也应该从理论层面讨论中国城市发展的形成机制与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形成真正有学术生命力的城市研究,而非看图说话。最后,在当前的社会学城市研究中,空间概念与空间分析技术如何纳入现有的研究议题中,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讨论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Robert T.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The City, London W. C. 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②H. Hoyt,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9.

③Chauncy D. Harris and Edward L. Ullman,"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vember 242, 1945, pp. 7-17.

④E. Shevky, and M. William, The Social Area of Los Angeles, L.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E. Shevky and W. Bell, Social Area Analysi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⑤R. A. Murdie, Factorial Ecology of Metropolitan Toronto 1951-1961, Research Paper 116,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9.

⑥D. T. Herbert and R. J. Johnston, Social Areas in Cities: Spatial Processes and Form,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1976; D. T. Herbert and R. J. Johnston, Social Areas in Cities: Spatial Perspectives on Problems and Policies,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1976.

⑦Wayne K. D. Davies and Robert A. Mudie,"Consistency and Differential Impact in Urban Social Dimensionarlity: Intra-urban Variations in the 24 Metropolitan Areas of Canada", Urban Geography, vol. 12, no. 1, 1991, pp. 55-79.

⑧Wayne K. D. Davies and G. J. Lewis,"The Urban Dimensions of Leicester, England", In B. Clark and B. Gleav, eds., Social Pattern in Cities,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Special Publication, No. 5, 1983, pp. 71-86.

⑨A. Hunter, Symbolic Communities: Th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of Chicago's Local Communiti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⑩具体分析,详见徐旳、朱喜钢、李唯:《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回顾及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1期。

(11)W. Firey,"Setiment and Symoblism as Ecological Variab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10, 1945, pp. 140-148.

(12)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3)S. Zukin,"A Decade of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 9, no. 4, 1980, pp. 575-601.

(14)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Arnold, 1973.

(15)M.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16)H.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1.

(17)S. Sassen, The Global Cities: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8)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社会》2008年第2期。

(19)F. W. Boal,"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D. T. Herbert and R. J. Johnston, eds., Spatial Processes and Form, John Wiley & Sons, 1976, pp. 41-80; R. A. Murdie,"Spatial Form in the Residential Mosaic", In D. T. Herbert and R. J. Johnston, eds., Spatial Processes and Form, John Wiley & Sons, 1976, pp. 237-272; J. Logan, R. D. Alba and W. Zhang,"Immigrant Enclaves and Ethnic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1. 67, 2002, pp. 299-322; John R. Logan and Limei Li,"The Impact of Housing Tenure o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Beijing, China", in Thomas Maloutas and Kuniko Fujita, ed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round the World: Why Context Matters,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2012, pp. 69-88.

(20)O. D. Duncan and B. Duncan,"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0, 1955, pp. 493-503.

(21)D. S. Massey and N. A. Denton,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真正的穷人》,成伯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3)冯健、黄琳珊、董颖、宋蕾蕾:《城市犯罪时空特征与机制——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例》,《地理学报》2012年第12期。

(24)John R. Logan,"Making a Place for Space: Spatial Thinking in Soci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8, no. 1, 2012, pp. 507-524.

(25)S. Cohn and M. Fossett,"What Spatial Mismatch? The Proximity of Blacks to Employment in Boston and Houston", Social Forces, vol. 75, 1996, pp. 557-572; M. Ellis, R. Wright, and V. Parks,"Work Together, Live Apart? Geographies of Racial and Ethnic Segregation at Home and at Work",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 vol. 94, 2004, pp. 620-637.

(26)R. D. Baller, L. Anselin, S. F. Messner, G. Deane and D. F. Hawkins,"Structural Covariates of US County Homicide Rates: Incorporating Spatial Effects", Criminology, vol. 39, 2001, pp. 561-590.

(27)Chaix, Basile, Juan Merlo, S. V. Subramanian, John Lynch and Pierre Chauvin,"Comparison of a Spatial Perspective with the Multilevel Analytical Approach in Neighborhood Studies: The Case of Ment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Due to 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 in Malmo, Sweden, 2001",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 vo1. 162, no. 2, 2005, pp. 171-182.

(28)Lucas Anselin,"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 Geographical Analysis, vol. 27, 1995, pp. 93-115.

(29)Sean F. Reardon, Stephen A. Matthews, Davis O' Sullivan, Barrett A. Lee, Glenn Firebaugh, Chad R,. Farrell and Kendra Bischoff,"The Geographic Scale of Metropolitan Racial Segregation", Demography, vol. 45, no. 3, 2008, pp. 48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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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视野》(京)2015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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