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 俞灏敏:游仙活动的宗教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 次 更新时间:2021-05-31 16: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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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   俞灏敏  

   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对于道教文化,不管褒之为博大精深,还是贬之为拼凑的杂烩,其将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哲学、史学、文学、科技、医学及民俗融于一炉,对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人所公认的,所以上述论断也常常为论者所引用。

  

   早先,游仙泯然于原始巫术,观念形态颇为零乱,实践形态更五花八门,故称为方仙。以后接受了先秦以来的鬼神观念与神仙说,又本道家的宇宙观,把追求长生不死作为自己的核心宗旨,综合各门知识,用易学、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思想加以整合、消化和改造,从而在思想层面构建了颇为丰富整赡的神仙理论,在信仰层面更营造了光怪陆离的神仙世界,在行为层面又竭力张扬各种道术,终得以使自己摆脱了巫化的原始状态,获得了能吸引最广大人群慕然向从的宗教魅力,游仙观念也因被添注了更深厚的内容,扩大了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

  

   神仙理论的构建

   考察汉晋间道教的兴起,一个最显著的原因就是社会动乱与生命的浩劫。由于战争频繁,战火不息,导致当时人口锐减,曹魏的人口总数约四百五十万,只相当于汉代的一个大郡;蜀汉亡时九十四万,东吴亡时为二百三十万,三国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万,只大体与盛汉南阳、汝南两郡人口相当。待西晋统一,也不过一千六百余万,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有人口五千万相比差得太远,有史以来的统计数没有比它更少的了。[2]

  

   生命的朝不保夕与蝼蚁般脆弱,刺激出时人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人由个体意识的高扬,具体落实为对肉体生命的摄护和对养生之道的讲究。嵇康《养生论》在这个时期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其以任自然、通物情为养生之要,与道家回归自然、与道同体的生命哲学深相契合。当然,它同时也可看作是当时高标老庄旗帜的玄学在人生探索领域中的一个回响。

  

   道教源于道家的生命哲学,以重生贵生为教旨,其第一部经书《太平经》就直言人是“天地之神统”,人死就等于神统断绝,其害甚大,故主张“夫寿命,天之重宝也”。这种执着于生命本身的强烈意识,成为乱世之人重要的精神依援,并直接造致道教在日后的兴盛。当利用太平道组织起来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道教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抛弃了直白的政治寓言,只以宗教性的神学劝谕迎合人的长生渴望,成功地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以后,又以养生为导向,逐渐由早期的符水治病向药石修炼转化,在上层社会造就了许多虔诚的门阀世家,在下层社会更拥有无数的信徒,如东晋末孙恩、卢循五斗米道起义,就“号其党曰‘长生人’”。事败后孙恩投海,手下人即谓之“水仙”,跟着“投水从死者百数”[3]。

  

   要说神仙道教以长生成仙为教旨,确实是一重大的发展,它突破了早期道教治病祛灾的巫化状态,显示了以追求超越为特色的宗教的成熟素质。早期道教重术,网罗各种方术如占卜预测、祭祀禳灾,也有炼丹求仙的,各执一端,零碎不成体系。在教义的信奉上只是托始于黄老,习诵《老子》。但由于在神仙道教流行的同时,道家学说被玄学化了,它的哲学思辨受到人更多的重视,其中齐同生死的观点又太过达观,多少削弱了它原有的神秘性。在这种情况下,单是道家学说已难以继续支撑整个道教教义的基础。此时有葛洪出,作为晋代最著名的道教学者,他集先秦以来神仙思想与方术之大成,撰《抱朴子》“内篇”20篇,将上述诸学系统化地纳入一个整赡的体系中,从而为道学理论的整体化做了重要的奠基。

  

   大凡一种信仰系统,总是要通过对信仰对象的描述来获得其理论上的自体性,葛洪的游仙理论也同样,在对对象的描述中,他向人展示了个人对长生成仙的理解。首先,他肯定神仙是实有的存在,故《论仙》说:

  

   若夫仙人,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天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神仙究竟有没有,葛洪当然不能切指,也没见过,他是依天地之道推断,认为世间诸多特异现象,如夏天植物生长而荞麦却枯萎,冬天草木凋零而竹柏却常青,万物有始终而天地无穷,生命有死生而龟鹤长存,故“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因凡人皆死而疑仙人长生不可行。他进而指出,仙人并不是三头六臂的异类,而是修炼得道的高人,他们不改旧身,外同凡庸,所以世人即使见了也察觉不到,况其“居高处远,清浊异流,登遐遂往,不返于世,非得道者,安能见闻。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训,故终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当然,他无法证实仙人不死,但信仰本身就无须证实,倘若需要并且能够证实,宗教也就失落了神秘性而不成其为宗教了。

  

   由神仙是人的一种特异存在引出对长生不死的认识,在《对俗》篇中,葛洪进一步引述先师的话,称“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于俱长生,去留各从其所好耳”。只要长生不死,不管在天上人间都是神仙,以前的神仙说往往据成仙的方式定仙人之品级:“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4]尸解,就是得道后遗世升天,仅留尸体,以待复活化仙。[5]对这种掩饰求仙失败的荒唐之辞,道外如王充己指其为“虚妄”[6],隋唐以降道士也视之为下品,至金元全真道更基本予以否弃,但它确实反映了其人追求肉体长存的真实渴望。在葛洪看来,只有长生成功才是仙。他进而还把神仙划分为三个品级:“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7]要之,不外乎天仙和地仙。天仙之说不过是对早前飞升观念的承袭。《对俗》篇说“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品级虽然最高,但“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有似雀之为蛤,雉之为蜃,非人道也”。他真正重视的是地仙:

  

   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怿,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这是神仙观念的一大新变,它一方面突出长生追求的现世性,不离肉体,不离世间,企求长生本身就意味着对世俗生活的肯认。这种现世性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士族阶层的人生追求和趣味。他们藉清贵的门第和身份,养尊处优,活得就像神仙一样逍遥,如王羲之品评名士杜弘治,就目其为“神仙中人”[8]。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造成其人最看重生死,求仙长生正是为了永远保有这种优裕的生活。由此,他们幻想将现世生命和永生理想合而为一,恣情长乐于世间。作为士族理想在神仙理论中的折射,葛洪把关注的重点从天上移向人间,搁止无可上征的窈眇天道,转由“人道”求仙道,突出“人道”可通仙道,实际赋予了道教神仙信仰以更确定显豁的此岸属性。

  

   从另一方面说,也进一步落实了长生追求的可行性。天仙飞升谁也没见过,离人的直觉经验太远。而地仙住世,与凡人无异。如成公兴就是人间一普通雇工,力作不倦,后来为北魏名道士寇谦之识赏,居然受道成仙。[9]这类通过修炼长生的事例,为凡人提供了切实可效法的成仙榜样。因此,有时葛洪还径直认为,所谓神仙就是得道之人,老子被道教描绘成先天地生的创世教主,《对俗》却称其“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道可修而得,故长生也可求而致,神仙也可学而成。也因此,他十分赞赏道经中的一个观点,“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10],他将这一观点融入到神仙理论的核心并详加发挥,从而赋予神仙思想以不信天命、凭一己之力力抗死亡的勇猛精神。

  

   如何修道学仙求长生,对这个人最迫切想知道的问题的解答,构成了葛洪神仙理论的主要内容。他向人们揭示的通向神仙世界的途径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六个方面:一是志诚信仙,禀值仙气;二是博闻体要,择师勤求;三是广知众术,养生却害;四是恬静无欲,守一知足;五是金丹大药,宝精行气;六是积善立功,忠孝为本。[11]要而言之,不外乎信仰和方术两途,他强调要在精神与肉体两方面加强修炼,略同于后世所讲的性命双修。

  

   作为道教徒,葛洪非常重视信仰的作用,《论仙》说:“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求道之志来自对仙的信仰,对道的皈依,这是先决条件。成仙之法则在“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欲止绝臭腥,休粮清肠”,“欲溥爱八荒,视人如己”。有了此志此法,方能甘守淡泊,好为慈善。而秦皇、汉武,虽贵为人主,富有天下,但穷嗜极欲,贪虐杀戮,使十室之中思乱者九,天下嗷然而户口减半,只是“徒有好仙之名,而无修道之实”,必然求而无成,劳而无功。此即所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而“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12]。这种把神仙信仰置于首要地位,以为“志诚坚果,无所不济,疑则无功,非一事也”[13],尽现宗教所特有的不容人置疑的绝对与独断。

  

   修仙需要有各种方法。葛洪在书中作了详尽的介绍,如隐形变化,腾云游空,奇门遁甲,占卜预测,符印祝咒,禁忌禳灾等等,这些是保生之术,能使“外患不入”,从而防身避祸;再进一步,导引行气,辟谷服食,还精补脑,存想守一等等,这些是养生之术,又能使“内疾不生”,从而延年益寿。最后,通过炼丹服药,人就能修成长生不死之身,一跃而为神仙了。

  

   葛洪本是江东方士左慈金丹一派的传人,此派经由其从祖葛玄及弟子郑隐,传到他已是第四代。左曾传葛玄《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各一卷。作为后学,他对丹术学有师承,犹为倾心,在《金丹》篇中将还丹金液视为“仙道之极”,坚称“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原因很简单:

  

   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这种“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思想,承自上古巫术,本是人永生信仰的一种反映,但在神仙理论中却被夸饰为得自自然之至道,什么鼎炉就是合天地人为一体的宇宙,丹砂、雄黄就是天地五行之精,将它们投入炉中烧炼,就如至道演化万物,炼出的就是永不朽败的金丹,人服之便是与天合道,当然也就能寿同天地,万古长存。葛洪深信这种神秘理论,对金丹的配伍制作、服食方法及具体效验一一作了同样神秘的说明,最后与方士的黄白之术一起,整合为一套完整的理论。尤须指出的是,由于葛洪在《抱朴子》中一方面将自然之道宗教化,并由此论证修道成仙的可能性,一方面又认为道家之言“去神仙已千亿里,岂足耽玩哉”[14],实际上割断道与哲学的联系,使神仙思想摆脱了对道家的依附,从此神仙理论开始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宗教形态,成为俗世众生遵从不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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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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