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初识先生，是在沙滩马圈胡同孟心史先生家(孟先生是我的导师)向他介绍我的学习情况，他说很知道，接着对我说：“你是弃文就史呀!”之后，每相晤总是那么亲切热情地同我攀谈，话及明清史事时更加意兴浓浓，使我这个二十几岁的学生(天挺师长我九岁)深刻感到，他是一位学问渊博而又循循善诱的难得的老师。

又记得，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开始南迁。孟心史先生遭逢国难，悲愤莫已，胃疾增剧，入协和医院治疗。病中作诗多首，以稿付我。先生见到，切嘱好好保存，此稿后由我写印。于此可见其关怀耆旧情意之殷。

一九四六年北大由昆明北还复原，我同先生时相接触。北平解放的第二年，我由中法大学转入北大历史系，先生是系主任，亲炙机会更多，受益良深。我在政治上曾一度受到挫折，意志消沉，在随先生由校同归途中，辄以宽语相慰，希望专力所业勿荒。每忆及此，泪夺眶出。先生是我的业师，也是我的知己师。

一九五二年先生转职南开大学，但以多次留京主编各书，把晤聆教的机会仍然不少。等十年内乱猛临，音讯遂绝，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再现生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恢复正常，才得开始通问。一九八〇年我参加由先生主持在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见到先生体气步履之健，不让中年，诚可为学术庆。更可喜的是，在南开，应当说在天津，建立起一支力量精强雄厚的历史工作队伍，这和先生的殷勤指导鼓励是分不开的。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我参与南开研究生毕业答辩考试，见先生精神体力矍铄如常，衷心大慰。乃不料未及两月竟成永诀，痛哉!

先生治史，先由广博而后进入专深。初于古代史籍、传记以及古地理学等，无不深究贯通。其治断代，先喜三国，继而专攻明清，精力所粹多在于此。今略举要端，简述于下：

一、清前期史的研究。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著最多，贡献最大，如对清皇室氏族和血系的关系、礼俗的变迁以及包衣制度等，都作出精辟确凿的考析。这些论著都关涉到满洲开国、继明统治及建立一代制度规模的大问题。其所指出满洲早期“行猎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从上三旗包衣的形成、内务府及太监的选验，列举清历朝事例，得出“所以清朝三百年无宦官之祸，这就是包衣制的赐予”的结论。对“觉罗”一词也作了极其细致的探索，谓其本为女真旧姓，即清之国姓所出，“故于族人则称觉罗，赐姓则称赐觉罗，同姓疏族加之民字以示别。”还有在解放后所写关于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的两篇文章，结论为“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政权，此时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这个讲法虽然在清史学界尚存争议，但所持论点则是颇具理据而有着一定的说服力的。

先生治史谨严缜密，可举二例：一，《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先从“缗”、“贯”两词汇的时代惯用和实际所指考察起，再列述洪永间钞米交换比例，以与元末对看，得出的结论，《织工对》是“徐一夔在元末所写，记的是元末情况”。然对“月佣为钱二百缗”一句，以无可信记录证实，仍持存疑，并说“也有可能是二十缗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扎扎实实的科学的治史态度和方法。二，《清代的幕府》,这个问题一向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这篇论文集中了丰富的官私资料，更以表格表明从康熙到光绪二百余年间幕宾在幕经管事务活动情况，使读者一目了然。其所指三阶段的变化，观表益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同处一阶段的曾国藩和张之洞两人的幕宾都是很多，曾有九十五人，张三十六人，而情况显然不同。曾的初为文士，后多成封疆大吏；张则仍是文士学者。于此可以明白，幕宾和幕主的依附倚靠关系，也就是说，幕主的事业发展方向和幕宾的官途归结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史学传统本重表格，《史记》、《汉书》早有创例。然于单篇论著使用殊少。先生治史及指导学生写论文，颇注重表格，是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进步。

二、整理编辑明清档案资料。原贮清故宫的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等文献资料，解放前有为数不小的部分保存在北京大学，其中所具重要参考价值者颇多，曾印行过《崇祯存实疏钞》、《明南京车驾司职掌》、《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等多种。解放后由先生发起，从中选出明末农民起义档案资料，举行展览，即将其编成《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出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作，因为以前虽有档案专题之辑，如《清三藩史料》等，而对农民起义则不够重视。这部农民起义史料参考价值很大，它系根据明末兵部题行稿等档案辑成。明朝档案保存下来的本很少，而作为明末农民战争的第一手资料更是难得的。先生对整理档案工作更着重明快地说道：“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档案资料就不能发挥应起的作用。必须用马列主义去分析，才不为资料所骗，否则就会引上邪道。”(《清史研究和档案》)这是把档案工作提到了理论的高度。

三、接受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理论。解放后先生勇于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努力学习，卓有心得，当一九五四年《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出版时，在《编者的话》中首先讲出“一部可以令人满意的历史著作，应该是正确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组织了丰富的信实史料，而用生动、整洁、有力的文字写成的。”后于一九六一年发表《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文章，更进而作出具体扼要的阐述，说：“真理标准决定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主张展开争鸣，“为了真理愈辩愈明，旧的问题还必须争论下去，新的问题也一定会不断地提出来，而且还会一再反复。只有大家积极投入自由而充分争鸣，才会推动历史科学的前进。”在今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术界所展现出来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并且学术的各个领域中都在突飞猛进，就充分证明所见之正确。

以上仅就我的所忆所知，浅述大略，以申我怀念之情，以明先生治学之要。

(原载《中国古代史论丛》一九八二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