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中美关系变化逻辑与塑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1-09-19 22: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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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峥嵘  

   现在回溯,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调整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经过特朗普的激进演义,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呈现明显的从“良性”向“恶性”的演化走势。特别是最近几年,特朗普政府频繁对华极限施压,不断挑战中美关系“底线”,“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拜登上台虽然是民主党政府的回归,但是鉴于战略背景和基础等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再也难以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更难以回到中美破冰之后40年来,关系在反复和动荡中持续改善的演进趋势。中美关系变化的复杂逻辑如何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存在哪些不可能与可能,本文不揣冒昧,试作浅析。

一、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几种解释

   形成好的中美关系,需要共同努力,但要破坏中美关系,只需要一方(甚至是第三方)就够了。中美关系在近几年急转直下,美国对华政策变化起了很大作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复杂逻辑,存在着不同解释。一种说法是制度差异说,美国政府的文件一再声称,中国是专制国家,拜登总统在其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讲,中美之争是民主和专制之争。“与中国竞争事关21世纪民主与专制哪一个制度更有效率的问题。”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影响很大的斯蒂芬·班农曾在讲话中称,中美之争是由不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政治制度(集权与民主)引发,而在国际上推动形成的不同体系之争,美国支持的是三百多年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而中国想要的另一种国际体系。二是两国意识形态差异说。美国认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是在国际上与美国展开意识形态竞争。美国“钯金杂志”(Palladium Magazine)网站2020年12月14日发表了美国党派主义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主席、美国智库“防务重点”(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理查德·哈纳尼亚(Richard Hanania)的评论文章:《中国的真正威胁在于其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内称,“中国对美国真正的威胁并不是在军事层面,也不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正不断取得成功,即便中国所取得的成功不会损害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安全,一个成功的中国还是会对美国的政治集团(political establishment)、美国国家力量存在的合理性(how it justifies its own power)以及美国对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构成重大威胁”。三是文明之争说,2019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并称美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四是力量格局变化说。即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接近美国,GDP规模达到美国的70%,陷入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难以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现实主义代表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已没有二战结束后那样广泛和压倒性的优势。在美国相对衰落态势下,美国势必要收缩,在东亚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战略。这导致美国政策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变化与百年大变局密不可分,中美力量格局变化是经济全球化、工业革命以及世界多极化等发展到一个质变或者结构性调整阶段的产物。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多元,美国霸权处于衰落过程,影响力下降。美国在既有国际秩序中无法管理中国崛起,不得不调整内部政策以适应变化,对华政策向对抗方向调整正是其反映。中国崛起是客观规律,美国只有调整自身政策以适应变化。

   有学者认为,美国国内社会政治一系列变化比国际力量格局变化更能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内治理遇到重重危机,经济上,重振制造业存在结构性困难,劳动力转岗就业压力巨大,政府债务负担沉重,预算危机频发;政治上,党派极化形成恶斗、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政府功能缺失、瘫痪,治理能力下滑严重;社会上,贫富不均、阶层分化、社会撕裂、族群矛盾激化,等等。这些乱象造成美国力衰退,国际影响力下降。有学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变化是导致其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背景。“197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与总体稳定,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的。这一背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逐渐消退瓦解,构成了中美关系逐渐恶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美国放弃新自由主义正是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一种反应。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外交政策在全球各地遇到挫折和失败,迫使美国不得不重返现实主义的政策。

   美国自信心下滑,对中国崛起出现过度恐慌,转而支持采取更加强硬对华政策。美国皮尤民调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每年都在恶化,当时有约半数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如今这一比例高达89%。67%的受访者在“感觉温度计”上对中国抱有“冷感”,在0到100的刻度上给中国的评分低于50。这一比例高于2018年的46%。负面情绪的强度也在增加:表示自己对中国“非常冷”的人(0-24分)的比例大约翻了一番,从23%增至47%。美国国会近年来热衷于推动遏制中国的法案,对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约束,行政部门灵活调整政策空间变窄,一些破坏性法案所造成的伤害具有不可逆性,中美关系难以利用政党轮替得到修复或改善。

   上述解释和不同角度的分析,能够概括中美矛盾的一些显著特征、重要侧面,但都存在不足。美国与沙特之间制度差异很大,但美国与沙特关系一直比较稳定,形成地区同盟。从中美关系的整个发展史看,十九世纪,美国与清朝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当时,美国是新兴资本主义大国,清朝是封建专制政权。美国政府清楚蒋介石政权实行的并非美式民主,更接近专制政权,但是美国从维护其在华利益,塑造有利的国际秩序和格局出发,与蒋介石政权长期保持友好,并在二战中结成同盟。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展开破冰之旅,这时候的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美国存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深刻差异。制度不同没有妨碍两国在过去4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不断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历史传统,文化差异较大,但是,中美两国也是文化包容度很高的大国。美国号称“种族大熔炉”、“移民建立的国家”。但是,移民问题,或者种族问题一直是关系美国立国之基的根本性问题。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因为种族成分日益复杂而受到挑战,界定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正面临多元文化主义盛行、拉美移涌入、超国家认同等问题的挑战。近年来,依靠主体民族再造国家特性,强化身份认同、排斥移民的思潮和行为在美国回潮,族群和种族矛盾时有爆发,且偶有激化,但总的来说,美国是一个有着强大文化包容度的国家,各族群能够和谐共处、互融。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不排斥外来移民,也不怕外来文化输入。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完成本土化。明朝对天主教持开放态度,天主教士不但在明朝廷担任要职,参与修订历法等重要工作,而且还在中国上层社会传播西方数学、天文学,以及天主教。中国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实行开放政策,清朝曾一度实施“海禁”,但期间仍允许广州一地对各国通商,同时保持朝贡体制下的经贸往来,对走私贸易也堵不胜堵,并非真正“闭关锁国”。中国自16世纪起便默许葡萄牙移民借居澳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团结奋斗,建设多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管理一直持有异议,但这并没有妨碍两国关系在近40年内得到长足发展。

   力量格局变化说比较有说服力。美国政策调整,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在近年来急剧振荡和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或者说是美国对这种变化的感知与认识。美国认为,中国力量发展迅速,已成长为唯一有实力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对手。美国的这些认识和判断,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意识到自身相对实力下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此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崛起的管控。2015年前后,美国改变其南海问题上的“保持中立”的政策立场,支持菲律宾提起仲裁案针对中国,并归罪于中国改变争议现状。差不多同时,美国国内展开“中国政策大辩论”,基本结论是,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逐步形成的对华“接触-融入”,诱其改变的政策失败了。美国需要改变长期的对华接触政策。

   美国官方倾向于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归因于中国,美国指责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政策改变,如出台更多有利本土企业的政策,增加外商营商成本;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中国出台“更严厉”国家安全法;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外国记者等的管制;“迫害”维族人权;限制香港“自由”,等等。美国指责中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放弃“韬光养晦”,在国际上更加“自信”、“咄咄逼人”,用经济杠杆“迫使”别国改变立场,用“胁迫手段”改变地区秩序,在地缘争议问题上用“切香肠战术”逐步确立优势,成为挑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然而,仔细考察这些指责,南海、钓鱼岛等地缘政治争议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中国支持自己立场和主张的能力,以及中国支持一贯主张的姿态更加鲜明。从本质看,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动,在台海维护统一与和平的行动之所以被美国指责为改变现状,主要是因为中国具备了支持自己主张的实力和更鲜明的态度。

但是力量格局变化、利益冲突等等现实主义解释也有其不足。美英力量格局的转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之间长期的战略合作。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从来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之争。中美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矛盾更多地是与地区主导权和国际秩序相关。作为两个大国,中美向对方开放市场并发展经贸联系,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只是多少有差别),这一点无可置疑。历史上,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以实现经济利益固然是美国追求发展与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与中美在国际秩序、主导权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相比,经济利益始终排在第二位,甚至更往后。中美之间爆发热战的可能性始终极低,但是爆发冷战的可能却很高。中美国力强大,与前美苏一样,能够承受冷战。朝鲜、古巴等国长期奉行反美政策,美国也不能消灭它们或者迫其屈服,中国完全有条件与美国冷战。中国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苏联覆辙,不会从内部瓦解。尽管知道冷战代价巨大,会破坏合作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是只要是维护政治秩序需要,中美仍然不会拒绝进入冷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感知到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对华政策从“接触加遏制”范式转型到“竞争加合作”范式,中国希望通过双方不断深化的经贸联系(中方称之为关系压船石、助推器),推动双边关系更加稳定。近年来的事实是,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日益扩大,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调整,经贸往来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双边贸易额仍然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在美留学生多达38万,居各国之首。但这些交流并没有稳定住不断下滑的双边关系,相反,中美在地区秩序、意识形态的上冲突日益激烈并公开化。因为经贸上的相互依赖已经如此深刻而且重要,一度双方都试图用其掩盖意识形态和国际秩序、发展愿景上存在的根本分歧,并在名义上视对方为伙伴,即有的学者所称的中美在这一时期是“假朋友”。真实关系处于高度紧张与对抗状态,但由于存在巨大经济利益,“从战略高度”出发,两国领导层不得不发挥政治领导力,频频开展“元首外交”,挽救频频波动甚至屡陷危机的双边关系,通过维持表面的“良好”,维护双边关系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一旦意识形态、秩序观冲突因为力量格局变化而加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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