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圣西门被马克思誉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他对阶级、国家、民主与自由等基本的政治问题作出了深入探索，形成丰富的政治思想，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在关于阶级的政治思想中，虽然圣西门提出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双重的、混乱的，但他把有无财产作为一个重要依据，包含了生产资料占有制关系，具有合理的因素；他对阶级问题的突出贡献是，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阶级。圣西门关于国家的政治思想，由三个理论构成：一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论；二是愤怒声讨、抨击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罪恶的现实批判理论；三是探讨新的政治制度建构和预测政治职能变化的未来发展理论。他不仅揭示了未来国家被“废除”的趋势，而且指出了在国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仍然具有重大的作用。圣西门关于民主与自由的政治思想，是对古希腊时期的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深刻认识，是对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发生的实行民主、自由的革命发出的热情赞颂。立足于古代和近代基础上，圣西门阐发了在未来理想社会——实业制度中的民主与自由思想，以及建立的制度和措施。
今年是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逝世200周年。在圣西门一生宏富的著作中，十分注重对政治问题的探索。当法国和西欧诸国进入封建社会土崩瓦解、资本主义昂然崛起的时代时，圣西门以毫不留情的笔锋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罪恶以及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专横无能，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准备了很多直接的、有价值的思想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圣西门的政治思想给予高度的评价，马克思称他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恩格斯赞赏他“显示出天才的耀眼火花”。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而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地吸收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鉴于学界对圣西门的政治思想鲜有专题性研究，为了缅怀这位早期社会主义者先贤，本文围绕阶级、国家、民主与自由等主要的政治问题，探讨圣西门丰富的政治思想，并揭橥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价值与现实意蕴。
一、关于阶级的政治思想
什么是阶级，怎样划分阶级，这是进入近代以来政治研究领域面临的突出的、亟待作出认知和阐释的一个难题。1802年，圣西门在撰作的第一篇文章《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就谈及了阶级的重大问题。他指出：“人类分成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的阶级……。第二个阶级……有财产的人,都属于这个阶级。第三个阶级……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圣西门所说的“第三个阶级”，由于是由“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构成，因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实际上这是指区别于有财产阶级的大量的无财产阶级，因为圣西门在其后的论述中明确地说：“我要对第二个阶级的有财产的人讲述下面这样几句话。先生们：你们的人数比没有财产的人少得多”。由此可知，圣西门是以有无知识、思想才华如何和有无财产、富有还是贫穷作为划分阶级的两个基本标准，并据此把社会中的人们分为知识分子阶级、有财产者阶级和无财产者阶级三个阶级。圣西门提出的阶级划分标准，是双重的、混乱的，当然不可能是科学的标准，它离正确认识阶级的内在实质还相距甚远。
但是，在圣西门的阶级划分标准中，也有值得肯定的价值成分。由于他主要从经济方面认识阶级，把有无财产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因而包含了合理的因素。例如，他曾在分析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时指出，奴隶社会“分成三大阶级：拥有奴隶的主人,没有奴隶的主人，奴隶”。这就正确地猜测到奴隶社会存在奴隶主、平民、奴隶这样的阶级与阶层的社会结构。奴隶主是有财产的，而且占有奴隶是其最大的财产，其他人则没有这样的财产。财产，通常是指有价值的事物，对其作广义理解，任何可以用金钱明码标价的事物都算是财产。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生产资料本身是有价值的，也是财产，对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财产，当然可以明码标价地进行出售或交换。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是奴隶社会生产力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奴隶是可以被奴隶主作为占有的财产进行交易的，体现了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制，因而，在圣西门说的财产概念中，很显然地包含了生产资料以及生产资料占有制关系。圣西门能从这样的视野观察阶级，当然有着可取之处。
圣西门对于阶级问题的探讨，没有停留在知识分子阶级、有财产者阶级和无财产者阶级这样三个阶级的认识上。他在形成了三个阶级的思路观点后，继续对阶级问题作出了新的分析。他从分工、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的角度出发，又有了很多关于阶级的提法。例如，他说：“人民分成两个阶级：一个阶级由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构成,另一个阶级由受雇于工厂主和商人的人构成”，这即是“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并进一步撰文论述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又如，他指出，下议院“由两个阶级构成：一方面是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贵族和官员；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以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实业发展的人”，这即是“官员阶级”和“生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生产阶级”）。除了以上四个阶级的提法外，圣西门还提出“学者阶级”“艺术家阶级”“手工业者阶级”“工厂主阶级”“商人阶级”“有用者阶级”“军人阶级”“封建阶级”“神学阶级”“僧侣阶级”“寄生阶级”，此外还有“主人阶级”“奴隶阶级”等概念，不一而足。圣西门关于阶级的认识虽然杂乱无章，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两大阶级构成：一是生产者阶级（或劳动者阶级，如他说的“学者阶级”“艺术家阶级”“手工业者阶级”“工厂主阶级”“商人阶级”“有用者阶级”），二是非生产者阶级（或非劳动者阶级，如他说的“军人阶级”“封建阶级”“神学阶级”“僧侣阶级”“寄生阶级”），成为了解社会结构的基本门径。
圣西门对阶级的认识，有着前人的理论来源，可以看作是对法国17—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阶级思想的承续与拓展。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德尼·维拉斯（约1630—约1700）是较早论述阶级问题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在1677—1679年间出版的法文本《塞瓦兰人的历史》中，把当时社会上的“人民划为依次隶属的七个阶级。第一阶级是农民以及所有耕种土地的人。一切从事手艺职业的人,如泥瓦匠、木匠、织布匠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则列为第二阶级。第三阶级包括从事更精巧、细腻的手艺的人,如画匠、绣花工、细木工及其他类似的手艺人。第四阶级则包括商人和一切食品或商品的转售者。富裕的资产者,文人,以及一切从事自由艺术的人则组成第五阶级。普通的贵族列为第六阶级；最后,第七阶级，也是荣誉最高的阶级,是有着各种爵号的大贵族”。在维拉斯的七大社会阶级划分中，前四个阶级是从事劳动生产或经商做买卖的阶级，后三个阶级则是属于非生产劳动的阶级。对于社会为什么划分为七个阶级，维拉斯并没有作出说明，但他事实上是按照职业分工不同以及收入的差别来排列阶级顺序的，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社会的底层阶级，这些认识显然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意识。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在1794年后有了较明确的阶级观念。他既提出“富人阶级”“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等剥削者阶级概念,也提出“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下层阶级”“生产阶级”“工人阶级”等劳动者阶级概念，指出：“工人阶级即人民基本群众”“靠工资收入的阶级将真正成为组成民族的社会组成部分”。很显然，圣西门对阶级的认识，受到维拉斯和巴贝夫的深刻影响，但同时又超越了他们，他直接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对此，恩格斯称赞道，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
圣西门对阶级问题有一个独创性的见解，即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业阶级”的新概念。他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实业阶级将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的第一阶级”。实业阶级，是由雇佣工人、农民、工厂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等实业家构成的。为什么说这些人是实业家呢？圣西门指出：“实业家是从事生产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生活爱好的人。”这就是说，他们都是劳动者，都在劳动，有的是进行直接的生产劳动，有的是进行间接的提供管理性的、服务性的劳动，因此，实业家也被称为“劳动者”“生产者”，等同于“生产阶级”。由此可知，圣西门自创的“实业阶级”，概念的内涵十分含混，内在矛盾重重，他把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和拥有生产资料与资本的资产者都凑在一起了，抹杀了他们之间根本的矛盾冲突，热衷于搞阶级调和、阶级拼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圣西门“还把工业资本家列入和oisifs〔游手好闲者〕即食利者相对立的travailleurs〔工作者〕”。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工厂主、农场主、商人、银行家等资产者，虽然有进行管理性、服务性劳动的一面，但这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或商业资本、货币资本而剥削他人，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者。
在阶级问题上，圣西门作出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在他的晚年认可了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阶级。这与早年的他，仅仅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压在社会底层、受苦受难，需要他人加以同情、给予解救的认识截然相反。圣西门指出：“绝大多数工人有足够的能力在社会中自己处理本身的事情。现在，西欧的工人，特别是法国的工人，已显然具备这种能力。至于从事农业的工人……也有若干事例证明他们有这种能力,而且这种事例后来日益增多。”圣西门还明确地说：“无产者已用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明了他们具有足以能够管理动产和不动产的知识和高明远见。”尽管如此，圣西门还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不但可以解放自己，而且能够解放全人类的认识高度，他始终没有放弃要对无产阶级施以帮助的观点。圣西门宣称：“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最大多数人，以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活动的目的。”这里所说的“人数最多阶级”，指的就是无产者、工人阶级，即他所说的“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圣西门要求，要“使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它的主要机构提高无产者的福利”，“应当为改进最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而工作；应当把社会组织得最容易走向这一伟大目标”。这些论述表明，圣西门认为，只有重视无产阶级的问题，并真正地关心和帮助他们，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对于圣西门向无产阶级倾注的满腔热忱的关心，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圣西门“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二、关于国家的政治思想
国家问题，向来是政治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的问题。圣西门的一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法国由封建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变的时期。圣西门分析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产生，分析了法国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把它称之为“新的奴役形式”和“新的封建制度”。他愤怒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罪恶，构想了自己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实业制度，形成了他所主张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思想观点。
首先，圣西门关于国家的政治思想，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宏大叙事的历史理论。
圣西门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大致分为五个时期，随之形成了各个时期相应的国家制度。他认为，第一个时期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或“开化时期”。圣西门所说的人类的“童年时期”或“开化时期”，实际上指的就是原始社会。这个时期还不是政治社会，此时还没有国家存在。
第二个时期是奴隶制度时期。圣西门认为，人类的“第一个政治社会”是古希腊奴隶社会，它形成了第一个统治形式。随后，罗马人占领了希腊，希腊人沦为罗马人的奴隶，这就是历史上形成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国家。怎样看待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国家呢？圣西门认为，它对人类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是“它拯救了数十亿人的生命”，即对战俘不杀而让其成为奴隶并进行劳动，由此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它促进了教化的进展，使军人阶级有了从事发展自己智力的工作的可能”。即促进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也有利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圣西门在肯定奴隶制度的同时，又对奴隶制度作出根本的否定，他说：“十分满意地看到奴隶制度的衰落”及其“已被完全消灭”。
第三个时期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时期，或“神学封建体系”时期。圣西门指出，随着“比希腊和罗马的组织优越得多的封建制度的形成，社会组织也发生了显著的进步”。他认为，社会总是在进步和发展的，后面的时代一定会超过前面的时代，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人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社会组织体系高于神学封建体系的时候，也就不难断定神学封建体系比古代各族人民实行的体系优越。”圣西门所说的“目前的社会组织体系”，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既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高于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那么，实行封建制度的国家也一定高过实行奴隶制度的国家。
第四个时期是“过渡时代”，即资本主义时期。在圣西门的著作中，还看不到他提出和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他明确地指出，推翻和取代封建制度的是英国政治革命后形成英国宪制的政治制度，并且认为法国等欧洲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同样的政治革命，将仿效英国的政治制度。圣西门说：“封建制度首先在英国失去它的本来性质，后来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及德意志的几个邦里相继失去它的本来性质。”英国“所发现的社会组织形式，将逐渐代替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因此，可以说在圣西门的著作中，英国宪制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英国的宪制不过是封建制度和实业制度的中间产物”，“英国实行的制度是一种过渡性制度”。
第五个时期是“实业制度”时期。圣西门认为，在作为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应进入他所构想的理想社会制度即实业制度。实业制度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使社会的一切成员都能够得到最大幸福的政治社会”。二是它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一切人都应当劳动”。这表明，实业制度致力于消灭一切寄生分子和游手好闲者、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三是它的最大任务是“为改进最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而工作”。圣西门所说的“最穷苦阶级”，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这些显著特征表明，实业制度属于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以上论述表明，圣西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分期和国家演进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十分接近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划分以及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国家形态的科学阐释。但是，圣西门把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更迭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人类理性的进步和宗教力量的作用，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谬观点。因而，对于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和国家学说，只有在剥去其唯心史观的外壳后，才能看清它所显露出的合理因素。
其次，圣西门关于国家的政治思想，是愤怒声讨、抨击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罪恶的现实批判理论。
圣西门对法国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充满了愤慨，因为比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约言，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不过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他认为，法国大革命背弃了革命的初衷，没有改变国家政权的本质，而仅仅把政权从旧的统治者手中转移到新的统治者手中。本来，“在革命之初曾明确宣布，要建立经济的和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目的,是为勤劳的生产阶级谋求最大福利”。但是，在推翻封建制度后，极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窃取了全部国家权力，过着比封建贵族更加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并没有得到自由和解放，反而遭受到更为沉重的奴役和残酷的剥削。“革命……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
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充斥着恶劣的后果，这可以归结为以下主要的三个方面：一是无能者治国。圣西门说，法国若“失去全部高官显贵,全部在任或不在任的国家大臣，全部国家参事,全部稽查官，全部元帅，……全部的省长和副省长,各部的全体官员,各级法官”“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政治损失”。这是因为，这一帮达官贵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治理法国，而有才能的人则属于被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目前的政治状况,是一幅颠倒了的世界的图景：领导国家工作的人，本身就需要被领导；被统治者阶级具有高度的才能”。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利令智昏，没有、也不可能不断地和多方面地改进人民的生活命运，而是把手中拥有的权力用于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和有损于被统治者的秩序方面。据此，圣西门痛心疾首地得出结论，这是“法国统治者的领导无方和国家权力的使用不当给法国人带来的政治灾难”。
二是体制性弊端。圣西门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存在根本的弊端。例如实行两党制，实际上是“执政党和在野党互相勾结处理国家事务时玩弄的手法”，这是双重勒索被统治者的手法；又如建立“三权分立”，不要以为“只要实行三权分立，就会万事大吉”，它根本解决不了社会自由的问题，“这项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组织,建立或结合三权的方法来实现”；再如议会制度也是这样，议员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实际上“在下议院里完全没有反对党”，他们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共同的利益而工作。
三是官僚机构病。法国在封建主义国家时期，官僚体系人员臃肿、机构庞杂、效率低下，就已经是出了名的。进入资本主义国家时期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圣西门说：“公共事务的现行管理机构,首先有如下的严重缺陷：行政管理官员及其下属的人数过多，他们使行政管理机构的费用达到巨大的数额,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但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益处。”而且，行政官员没有能力管理好社会却又领取着高薪。可是，面对资产阶级掌握控制的国家机构，圣西门坚决反对进行暴力革命，主张采取和平的手段，实行改革的方法，“使统治机构尽量精减，而工作费用尽量节省”。
最后，圣西门关于国家的政治思想，是求索新的政治制度建构和预测政治职能变化的未来发展理论。
在批判和否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后，圣西门致力于未来理想社会及其组织形式即新的政治制度的设想。圣西门为未来国家的新的政治制度确定了一个根本原则：“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么，什么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呢？圣西门说，就是要“创造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他还强调：“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社会造福”。造什么福呢？就是要使人们的社会生活获得“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这说明，与剥削阶级对国家只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和幸福生活完全不同，实行新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与政府，要使全体人民获得幸福。
实行新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与政府之所以能够使全体人民获得幸福，是因为它和旧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旧国家把政治当作是人对人的统治。圣西门指出：“人数少的一方,往往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有时甚至把人数多的一方的部分力量,用来统治人数多的一方；而后者则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抵制这种统治。”这说明，旧国家的性质和主要职能在于少数人阶级对大多数人阶级的统治。而在新国家中，政治则集中地体现了人对物的管理，“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这说明，新国家的性质和主要职能在于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政治完全成为对物的管理。圣西门明确地阐述道：“除了人作用于物这种活动之外，再也不存在什么人类的有益活动了。人作用于人那种活动，其本身总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且由此会损失双倍的人力。”圣西门的这一关于国家的思想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他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了“‘废除国家’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圣西门已经猜测到国家演变的进程，揭示了“旧国家—新国家—国家消亡”的发展趋势。
三、关于民主与自由的政治思想
民主与自由，是政治研究领域基本的、重大的理论主题。民主与自由的思想理念，发端于古希腊城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到了近代，经过欧洲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洗礼，民主与自由的思想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弘扬，日渐深入人心。圣西门对古希腊时期的民主与自由思想以及建立的制度十分赞赏，又强烈地受到近代以来倡导民主与自由的政治学说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建立的感染，从中汲取了有价值的养料，形成了他的以实业制度构想为基础的民主与自由思想。
圣西门对古希腊时期的民主与自由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古希腊“为世界贡献了象莱喀古士、德拉古和梭伦这样伟大的立法家”。在古希腊历史上，这三位立法家都有力地推动了城邦民主的发展。尤其是梭伦改革，建立了以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为内容的一整套民主政治制度，包括：公民大会，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参加；四百人议事会，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一百人组成；所有公职实行民主选举，凡公民都有选举权。圣西门对古希腊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和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当时雅典的自由公民，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大约有15万人，而在公民中真正享有公民权利的实际上只是约为三四万人的成年男子，但是公民民主权利的确立，给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圣西门说道：“在古代希腊,只有为数不多的自由人；而在现代的欧洲,则有一亿五千万人享有公民权利。正是希腊人所不知道的这种公民权利制度,引起了这种美好的改革。”
相比于古希腊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已成久远的历史而言，近代欧洲的冲破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禁锢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发生的实行民主、自由的革命，距离圣西门生活的年代则非常近，为圣西门所熟识，有的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更是圣西门亲历过的事件。对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圣西门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发出了热情的赞颂。
从17世纪后期起直到1800年前后，启蒙运动主导了欧洲的思想界。启蒙运动是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宗教、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学者认为，正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人们也能够凭着理性的力量，发现通行于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世俗的幸福；他们以理性、进步的观念批判保守现状的旧观念，反对和冲击一切禁锢思想、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圣西门和启蒙学者一样，十分崇敬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他认为：“万有引力的观念应当成为新哲学理论的基础，而欧洲的新政治体系则应是新哲学的成果。……人类理性的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政治问题的最重要论据已经可以并且应当直接从高级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获得的知识产生出来”。很显然，圣西门极力主张，要像发现万有引力那样发现新的哲学和政治学原理，即是以民主与自由的理论和实证，否定既有的一切封建的思想观念和制度秩序。
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但中心是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的不断深化，法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掀起了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斗争。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启蒙运动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圣西门对引发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作出了极为深刻的分析，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他说：“哲学家们首先攻击这个体系的神学方面，然后打倒它的封建方面,最后同时批判它的精神方面和世俗方面。为了彻底打垮这个体系,为了完全把它消灭,为了把它从思想体系中永远驱逐出去,哲学家们结成了一个团体,它的全体成员共同写了一部著作，名叫《百科全书》。他们在《百科全书》里分析了一切思想，并证明了神学和封建原则对于每一种思想的影响都是有害于社会的。应当把《百科全书》的出版看成是引起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圣西门认为，百科全书派为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彻底扫荡了封建思想和神学愚昧，作出了卓越的建树。
圣西门不仅赞扬自己国家的启蒙运动，而且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倍加赞赏。他称赞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的议会制度，说英国人民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人民。英国人之所以能够享有这些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它的政体,也就是应当归功于它的社会组织比其他民族至今实行的一切其他政治制度都优越”。圣西门还借孟德斯鸠所说的，表达了对英国社会制度的全盘肯定。圣西门说：“孟德斯鸠特别推崇英国的社会制度，而他这样作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制度毫无疑问都比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制度优越得多。”圣西门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好，是因为它建立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他说：“一百多年以来,英国人为自己的自由奠定了基础”，并且指出，法国“要学习英国,是因为它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圣西门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他于1779年以志愿军身份奔赴美洲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直接在华盛顿的指挥下作战。圣西门参加围攻约克城的战役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曾立过大功。所以他说：“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合众国自由的奠基人之一,因为正是这场决定媾和的战役,永久地确立了美国的独立。”由于圣西门亲身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实践，他对美国建立的民主与自由的制度高度赞成，认为它远远超过了英法等欧洲国家，他说：“美国人为自己建立的制度比欧洲人民实行的制度要自由和民主得多”。为此，他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制度当作新政治纪元开始的标志，必然引起整个文明的重大进步，并使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
正是立足于古代和近代形成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及制度的基础上，圣西门阐发了在未来理想社会——实业制度中的民主与自由思想，以及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措施。
圣西门设计的实业制度，是尊奉民主与自由原则的制度，它在“本质上是主张自由的伟大实业事业”。为什么是伟大的实业事业呢？这是因为，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的民主与自由，不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不需要任何根基的，而生活在实业制度中的人民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主、自由，是因为有着实业的基础。圣西门说：“自由的基础就是实业。对自由的需要和热爱,是随着实业并通过实业而产生起来的。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只能通过实业而加强。”所谓实业，在圣西门的心目中，就是进行社会物质生产的手工业、工业和农业这样的产业部门及组织，促进物资流转、商品交换的商业和银行金融业。这就是说，民主与自由需要现代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作为有力的支撑。圣西门宣称，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实业就已经存在了，但在那些时代，实业的规模很小、力量不大，所以实业家成不了国家的统治者。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实业的力量越来越大了，实业家才能成为，也应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他说：“对于法国现实社会从它开始产生直到今日的文明进展所作的一系列观察，证明了实业阶级不断壮大，而其他阶级则逐渐没落。从这十四个世纪的实验中我们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实业阶级最后必然占居第一位,实业家由于文明进步的最终结果,一定会升到最受尊敬和最被重视的地位,而委托最卓越的实业家掌管公有财产的时代最后必然到来。”圣西门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之上的认识和观点，透露出自然的、朴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在未来的实业制度里，无论是新社会组织体系的最高机构，还是行政管理领域的政府各部门，生产领域的各工厂、农场以及文化领域的科学院、艺术组织等，都要实行民主选举。圣西门说，规定选举的“选举法是知识进步的结果”。对于实行选举制度，圣西门讲得非常清楚，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一些人对权力的垄断，否定专制统治，使专制统治者“个人欲望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共同利益”。因此，实业制度要求实行彻底的普选，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把选举能够担任人类的伟大领袖职责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圣西门认为，选举不是为了什么，选举的功能只在于人民通过比较鉴别，会把有能力的人选出来。他在谈到塞纳省的选举时曾说道，塞纳省的选民是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有水准的选民团，他们在选举时已经表明，他们认可“最卓越的生产者应当主管国库的观点”，只有选举最有能力的代表，才能够管理好国家，充分体现了民主就是选贤任能。还要注意的是，圣西门主张在选举中，包括妇女在内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特别作了强调：“妇女可以参加选举，也能当选”。这个规定，对比当时的资产阶级无视妇女、把妇女排斥在选举之外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民主与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未来的实业社会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成为社会主人的同时，新社会的“人们将享有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圣西门说，在欧洲的现实社会中，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只有数十万人，而且其中只有区区数千人是真正的自由人。而将来“建立起来的社会,将有数亿人之多”。圣西门在这里所说的数亿人，其实就是当时整个欧洲社会的人口数字，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是人人获得自由的社会。在实业制度里，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呢？圣西门说：“实业制度是一种可以使一切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保证社会得到它所能享受到的最大安宁的制度。”由此可知，圣西门认为，自由是由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两个部分组成，全体自由指的是一切人的集体自由，个体自由指的是每一个单个人的自由。圣西门指出，实业制度下的自由，“无论在世俗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这个体系自会导致最高级的社会自由而不必人们去直接干预。在这种体系下，再用一个庞大复杂的政治机构专去保障不再严重受到威胁的自由,那就太象唐·吉诃德先生同风车作战了”。这就是说，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无论是全体的自由还是个体的自由，人们的自由都是完全的、自觉的，不再受到威胁和破坏，因而自由已无须设立什么专门的机构加以保卫，因为任何一个人既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他自己的自由也不会受到别人或任何机构的干涉。至于怎么看待全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关系，圣西门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尽量广泛地和毫无障碍地发展人们在世俗方面或精神方面有利于集体的才能”。这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是最广泛地、毫无障碍地促使每个个人以及其他人的才能都得到发展，这样的才能发展也有利于整个集体的发展。
四、结 语
19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全盛时期，给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准备了很多直接的、有价值的思想材料，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这其中就包含了圣西门所作出的功绩和贡献。总的来说，圣西门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倾向，是美好的社会主义政治方案，这不仅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且时至今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仍然充满现实的意蕴。
在认识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中，圣西门重视工人阶级力量和作用的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在21世纪信息化高科技发展的今天，绝不能以为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减少，地位已不再重要了。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定的立场和清晰的认识。2024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落实产业工人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落实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制度安排”。毫无疑义，现代化的制造业仍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发展重点。只要现代化的制造业在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特别是产业工人的队伍就在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就是不可撼动的。
在论述国家问题的政治思想中，圣西门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未来国家将被“废除”的趋势，而且也指出了在国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仍然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说：“政府是必要的东西，即必要的服务。”这一珍贵的思想昭示着我们，加强国家建设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加强国家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要使政府和国家机关树立服务的理念，向人民和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
在阐析民主与自由问题的政治思想中，圣西门把民主与自由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并确立为社会的基本制度，是极为可贵的论断。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自由，这已经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尤其是圣西门对于未来社会将“使一切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自由所作的科学的、经典的阐述。《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其他个人和全体人的自由发展有了共同一致性，每个人实现的自由发展，不但不会妨碍和阻止其他人的自由发展，反而是有利于使一切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因而，一切人实现了自由发展，自然是每一个人得到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也承传了圣西门关于自由论述的合理性以及对于未来全体自由和个体自由发展的美好憧憬。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阶级为根本前提和坚实基础的，这是圣西门的政治思想所无法企及的。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