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已是“世界的中国”，但尚未完成从古代到现代国家、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一家天下向人民当家作主天下的转型。古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不同于西方语境里源于西方历史的“帝国”。推翻帝制后的中国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古代汉语中作为名词的“帝国”一般指称京城、“帝都”。今天人们常用的“帝国”和“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一样，实际上是舶来的观念。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还经历了绅权的扩张与劣变以及军—绅政权的形成与败亡。
对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研究汗牛充栋。然而，究竟何为“近代”？近代中国是要创建（或重建）欧式“民族国家”，还是继承“天下”大一统的既有疆域，建构统一的人民主权国家？中华民国的前世今生各是什么性质？两千年的“帝制之国”是不是西人所称的“英拜尔（Empire)”即“帝国”？北洋政府及其覆灭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都被称为“军—绅政权”？这一类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究。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对中国和欧洲不同的历史进程做横向的比较，更应该追根溯源，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深处寻找答案。本文试图从上述纵横两个方向，选择跟主题相关的若干关键词（包括词组），做一点粗浅的探索。
一 、“近代”“世界之中国”从古代向当代的“过渡”
在现代中国史学语境里，“近代”上承“古代”下接“当代”。由于跟外文“Modern”互训互译，在众多著作、论文、译作里，“近代”也称“近现代”或者“现代”。
从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向工业化、工商立国的转变始于近代。数千年专制皇朝的终结、从“天子”统治的天下向人民民主国家的转型发生于近代。一句话，中国的“现代化”始于近代。为了区别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近代中国一些寻求新技术、变革旧政体的尝试也被称为“早期现代化”“零敲碎打的现代化（Split-up Modernization)”。国内外很多以近代或现代中国为主题词的著作，均涉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与世界全面接触始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舶来了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不少“好东西”，其中有些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如中国古人早已有兼爱、均平、“民胞物与”等观念，只不过长期被尘封；17世纪30年代非洲启蒙哲人泽拉·雅各布（Zera Yocob）也已明确提出“人人平等”。有些造成与东方传统思想观念的尖锐冲突，有些——如科学技术及其催生的机器大工业——在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隐忧，甚至带来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的灾难”。
史学界对中国近代起始一直有不同看法，见仁见智而已。刘广京强调，从英国遣使来华要求扩大贸易到用炮舰迫使清廷割让香港，“这五十年却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乾嘉之际的大清王朝已经危机四伏：各省督抚向上交关通贿，同时向下属索贿。地方官能为民计者十不一二。税赋入于官者十之三，入于吏胥者十之五。世业的吏胥把持地方，鱼肉里闾。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农民饥寒交迫，颠踣而死者比比皆是。1796年川、鄂爆发的白莲教起义一直坚持到1804年。1801年包世臣撰《说储》，提出废督抚、废捐纳、废吏胥等系列改革措施，招招触及专制病体内在肌理。百余年后，刘师培称包氏改制之说“行之于今，颇与泰西宪政之制相合……先见及此，仁和龚氏之外，一人而已”。1813年即癸酉年，天理教起义者仅200人便攻入皇城。事前多名官员知情不报，事后嘉庆皇帝发布《罪己诏》仍说“突遭此变，实不可解”，“癸酉之变”被视为清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所以，清廷1840年的失败，除了对世界巨变和打上门的强敌茫然无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近代亦称“近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倡中国“近世”始于宋代之说。中国新史学开创人梁启超的有关论述，人们耳熟能详：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
梁启超定义近世的两个“……之时代”，可谓抓住了近代的最重要特征。他提出的“世界之中国”，就其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关联互动而言，很容易让人想到今天人们经常讨论的“全球南方”。在一百多年前就能有这样开阔的眼界，提出这样一个面目全新的概念，难能可贵。
“世界之中国”突出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梁启超的“世界”已经不是古代人了解尚少、交往有限的那个世界，亚洲也不是旧时的亚洲。这个世界连同它的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发展的结果。作为这个世界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亦即“世界之中国”，连同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中国近现代史，当然也不是过去就存在的。
清王朝在康乾“盛世”之后迅速步入衰败，如果没有新生力量介入，19世纪中国将依从历史的惯性，进入新一轮的王朝兴衰更替周期，而不至于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君主专制渐就湮灭……之时代”。或许中国早晚可以自行从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结束农耕时代的君主专制，但时不我待。加速扩张、吞噬一切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不允许中国社会缓慢演变了。
跟以往不同，近代中国政坛和社会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需与其国际背景相联系才能看得清楚。19世纪的世界已经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控制了机器大工业新生产技术的西欧新贵不惜用血与火攻占世界上每一块陆地、每一片海洋，依仗坚船利炮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大规模入侵南亚以后，对一直在西方享有盛誉、农业经济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马戛尔尼使华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尽管清朝皇帝仍然以天朝天子自居，但面临史无前例的强大对手而自身肌体老朽，专制王朝再也不能按照传统的生存方式继续下去了。
梁启超认为，随着君主专制“渐就湮灭”，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这里的“渐”“将”二字表达得很清楚：君主专制的灭亡和国民立宪政体的兴起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乾嘉之际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国内新旧势力以及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反复较量。其间，绅权的兴盛与劣化几乎贯穿全部近代史。从维新派推动“兴绅权”到辛亥革命前后士绅的积极活动，我们看到了绅权的不断扩张。从“清末新政”期间墨吏劣绅巧立名目鱼肉百姓到北洋“军—绅政权”在辛亥革命后的种种劣行，再到北伐胜利后的新“军—绅政权”，我们看到了膨胀的绅权如何成为压迫民众的新型特权，当然也看到了士绅的分化。一部近代史，也是士民的分化史和绅权的兴衰史。
相较于几千年的古代和有无限未来、无限可能的当代，“近代”别说只有百余年，既使再延长200年，比如将其开端划到明末清初，也只是历史长河里一个短时段。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从古代走向当代的“过渡”时期。国家转型的一次次尝试和挫折，国内外反动派造成的混乱和痛苦，觉醒的民众前赴后继的奋斗、牺牲，都发生在这一“过渡”时期。一如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所预言： 旧势力不过是旧时代的游魂，“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
二、 从“天子之天下”到“天下人之天下”
梁启超所说的旧时代即“天子之天下”，新时代则是“天下人之天下”亦即人民的天下。从天子的天下转变为人民的天下，显示了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独特道路。
法学家梁治平曾概说“天下”之为观念所包含的诸多概念，如以四方、四海见天下之方位，以华夏与夷狄定天下之内外远近，等等。他还指出了古人论说天下之频繁：“老子《道德经》81章，言天下者33章； 《论语》20篇，言天下者10篇； 《管子》86篇，61篇言天下；《墨子》15篇，篇篇皆言天下；《孟子》14卷，无卷不言天下；《荀子》32篇，29篇讲天下；《吕氏春秋》26篇，只一篇未及天下；《淮南子》22篇，仅二篇不言天下。”
“天下”见之于先秦文献还有“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诗·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意思与此相近。孟子讲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在儒学先师笔下， “天下国家”的构成从下而上、由本至末是“家—国—天下”。
古人常以“四海”“宇内”“四海之内”代指天下。如《尔雅·释地》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贾谊《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五帝本纪》“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等等。至于天下之延伸范围，不会超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所在之地，如贾谊所说“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华夏先人以为天圆而地方，无论称“天下”“宇内”，还是叫“六合”“八荒”，都不会是后人才看到的地球“世界”。古人所谓“王者无外” “王者以天下为家”，无非是说统御四海之内，不可能如某些现代人士所误会的，是什么敕封世界上的所有政府。两千年“天下国家”疆域最广的时期是清朝，然而直到英国即将遣使登门，君臣搬着《大清一统志》仍找不到英国位于何方。对外部世界之迷惘一至于此，又何谈“敕封”？
苏轼注意到《春秋》书齐、晋，君为诸侯，臣为大夫；书秦、楚则不然。实际上，春秋时期秦、楚已经开始接受华夏文化，“未至于纯为夷狄也。”吴、越、秦、楚起初都不属于“诸夏”，但仍可跻身于“天下”。孔子身为殷人后裔，却以周文化的嫡传者自居，以人文教化和重建其所理想的天下秩序为己任。《周易》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已经很有人文教化不分华夷的意味。概言之，从周天子分封诸侯、 “始皇帝”统一中国到有清一代聚合中原与“四夷”，囊括“四海之内”的“天下”之形成，经历了将近三千年的漫长时间。
由天下派生出“天下一家”观念。李斯《峄山碑》：“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汉书·高帝纪第一》载刘邦诏书，“今吾……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这些都是说：先秦时代天子只是作为天下共主、诸侯邦国林立的状况不复存在，天下已属于皇帝一家。后世帝王也多有“朕以天下为家”之语。
晚清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到四海之外列国林立。梁启超检讨过去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所以要从传统的以天朝、以天子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到现代国家观，但并没有否定历史上和现实中“天下”的存在。中国的国家转型正是要“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从天子的天下逐步转型为“天下人之天下”即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从“天命皇权”转变为“人民主权”，其间有不止一次失败的立宪、维新改良，有多次的起义、反复的革命，还经历了两次短命的帝制复辟，列强的入侵和新旧军阀的混战，但国家统一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中华文明的赓续没有中断。这些都有别于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帝国里裂变出诸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演变道路。
三、 “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汉语故有的“民族”一词或是夷夏意义上的“民之族类”，或者跟“皇族”对立，指称民众。 我们现在通常使用的“民族”来自日本的和制汉语，对应英文“Nation”，所指原本是欧洲历史上发生的现象。“Nation”既表示民族也表示国民、国家，亦即民族等同于民族国家或简单地等同于近现代国家。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都强调民族、民族国家产生于民族主义。盖尔纳定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族、民族国家，都是在欧洲中世纪末这一特定时空出现的历史范畴。“民族和国家一样，同是偶然的产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国家并不存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条件下”，这就是所谓“国家和民族合一的原则”。
民族国家的最初形态是“新君主国”，如从亨利七世在结束贵族战争后取缔领主私人武装到亨利八世断绝与罗马教皇关系的英格兰，建立王家军队并迫使教皇同意自行任命大主教的路易十一及其继承者统治下的法兰西。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指出：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国际秩序（确切说是前国际秩序）被破坏的产物。民族国家代表着文艺复兴冒险和自信的个人主义精神在民族集体层面上的投射。
因为“Nation”常被用来单指民族，所以又有了一个专用于指称单一民族所建国家的组合词“Nation-State”，有译之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要打破“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国际秩序”，它们的形成常常伴随着战争，最典型的就是17世纪前半叶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正是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设立了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奠定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法理基础。
民族国家相互之间常常为疆土而爆发冲突。以至于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成为“一个被撕裂的世界……它一边是离奇的机遇，另一边却是大规模的灾难”。“军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兴起相伴的关键过程，也正是它型构了民族—国家体系（nation-state system）的轮廓。”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后，冲突反而愈演愈烈，终使“20世纪的世界”成为“一个充满血腥且令人恐怖的世界”。从20世纪初迄于今日，中国知识界谈论世界“战国时代”的声音不绝如缕。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是东方宗法封建制度衰败的产物。欧洲随着中世纪封建制度解体，在战火中产生了众多民族国家，很快便爆发了频繁的边界战争、领土吞并战争以及一次次列强争霸战争。
西方语境里的民族国家“代表着文艺复兴冒险和自信的个人主义精神在民族集体层面上的投射”——这一点很重要，无此则“民族国家”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讨论民族问题，不仅需要知晓“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概念的欧洲起源及其含义，还需知晓近代日本对“Nation”的翻译是如何从“国民”变为“民族”的。旅日中国学者王珂指出：这与明治维新后日本从自由民权运动转向国粹主义运动有关。自由民权运动受法国大革命影响，从自由、平等的意义上强调“国民”，希望通过“制造国民”，改变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的局面；国粹主义运动从传统文化和血缘的角度翻译“Nation”。国粹主义运动最终完成了日本自以为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建国思想。而“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在接受日制汉词‘民族’时，也将这种单一民族的建国思路继承了过来，由此造成了它与传统中国‘天下型’国家的冲突”。
无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前国际秩序”还是“文艺复兴冒险和自信的个人主义精神”，以及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神圣的利己主义”，又或是“单一民族国家”，都是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没有过的。也就是说，中国没有产生欧式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
胡适曾提出，“照广义的说法，中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钱穆的表述更直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已是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了。”这些“广义的说法”“现世所谓”其实都来自近代西方。20世纪40年代初吕思勉也曾说到，管仲尊王攘夷之论已揭橥中国民族主义极鲜明的旗帜。彼时面对日寇全面入侵，为唤起民众共同御敌而挖掘“中华民族主义”传统的学者不在少数，如同当初同盟会为推翻清朝统治而揭起汉民族主义的旗帜。至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的跟两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大理建国形同安南独立，都是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勃发，云云，则完全是以欧洲中世纪封建帝国解体和众多民族国家形成为模板剪裁中国历史。
罗马帝国后期，境内的日耳曼人纷纷独立建国，其结果是希腊—罗马文明变成一片废墟，欧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日耳曼人只是接受了原本不属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督教，并以此为标志创制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前国际秩序。中国历史上有华夷之辨，更有华夷的融合和文化的涵化。古人已经认识到，华与夷乃文明程度和时序的差异。孟子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两人“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杜佑列举各种事例说明“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这是古今之辨，也有地域之别：“孔子之作 《春秋》 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入中国则中国之。”“四夷”先后从游牧转向农耕或者农牧结合，最后与华夏融为一体。“五胡”将各自的文化带到华夏地区，如范成大所记1170年已经重归繁华的开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朱熹所观察“今上领衫与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五胡”“四夷”也接受了华夏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石勒称帝后立明堂、辟雍、灵台，人事制度则因袭魏晋。陈亮报告南宋孝宗皇帝，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入元的郝经称金“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元朝诸帝先后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诏春秋释奠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以董仲舒、许衡、周惇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从祀，等等。又如明朝灭亡以前，建州女真曾世代为明戍边，生产方式也开始向农耕定居转化；努尔哈赤袭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统一女真并将蒙古五部收入旗下，形成“满蒙一家”。清兵入关前，满、蒙已经通过“辽人”即辽东汉人等途径接受了大量中原文化。也有大批“辽人”成为“旗人”。这些都使得华夏文明历五千年没有中断且不断地吸收和“外放”，成就了古代世界史上的奇迹。如史家张傧生所言，“五胡内徙虽纵暴于一时，终熔解于洪炉。北人南迁虽屈局于偏方，终扩播其文化。”
胡三省感叹，“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北魏统一北方后，以进兵江南的名义从平城迁都洛阳并“断诸北语一从正音”，虽然百余年便衰败、分裂了，却孕育了皇室兼有鲜、汉血统的隋和大唐。隋唐以后的统一王朝里，只有朱明是从中原起义成其大业的。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反元的朱元璋，在战场上也遇到许多效忠元朝的中夏之人。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宣示，“如蒙古、色目，……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即皇帝位诏书更以元为受命于天的正统王朝，“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为天下主。”
总之，无论南为北所并，还是北为南所并，氏族之辨，又何宜哉！
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王朝向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先进思想家，纷纷为教权与帝国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呐喊助力。马丁·路德用德文写作批评教皇的论文，成为推动民族想象形成的第一人。路德领路，一大批运用民族语言、鼓吹民族国家的思想家紧紧跟上。安德森说：“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研究民族主义起源的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指出：正是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而神化国家权威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将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和理性一起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的觉醒和早期“启蒙”的发动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比欧洲的启蒙运动还要早一些。但他们关心和提倡的不是什么方言写作，没有什么人主张国家分疆裂土或分而治之，而是关心大中华的命运、推动国家整体的改革。从明末到清末，一代又一代觉醒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走上批判君主专制、推动建构新型国家之路。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呼唤民族国家恰成鲜明对照。今天回看，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过是借用朱元璋北伐的口号进行反清革命动员，1912年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时便放弃，代之以“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然，从他1920年以后对“五族共和”的多次尖锐批评，也可以看出“民族”“民族主义”这些外来观念造成的困扰。
总而言之，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中国都是不存在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和后续问题自然也就不应在中国发生。不加分析地照搬欧洲从封建帝国走向众多民族国家（Nation，Nation-State）的模式解释中国的历史和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只会是圆凿方枘，鉏铻难入。比之欧洲中世纪从查理曼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一次次的矛盾冲突、四分五裂终于形成民族主义和近代民族国家林立、迄今仍面对尖锐的民族分离问题，中国历史上多的是“聚合”。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和“五十六个民族”，前者为梁启超最早提出，跟其与汉人中心主义相对立“国族”理念相吻合，今天已是后者约定俗成的合称；后者多半也是依照某种外来的概念认定或者“识别”出来的，其中人口最少的几个族都不足万人。无论“中华民族”还是“五十六个民族”，都跟产生于近代欧洲的“Nation, Nationality”有起源和性质的区别。
民族主义也和其他近代西方思潮一样，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并且如同当年在欧洲中世纪帝国衰败时那样，成为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帝国统治的利器。但是，带有个人主义乃至“神圣的利己主义”底色的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许多亚非拉国家独立以后都因为移植西式民族主义而遭遇内部民族冲突以及与比邻国家的民族矛盾问题，并常常为此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以及由其构成的民族国家体系，如同它们的母体——普世主义的教权和各个中世纪封建帝国或近代殖民帝国，都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某个阶段的产物。
四、 “大一统”与“正统”
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统一王朝维护“天下一家”不仅靠“车同轨、书同文”，还需要“行同伦”，需要一套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和行为准则。“大一统”的观念给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统治者提供了这种政治意识和准则，也为两千年来中国长期维持比较稳定的版图、为华夏文明长盛不衰提供了保障，使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不至于走欧洲四分五裂形成诸多“民族国家”随后又走向强国称霸、两次世界大战几至西方文明崩溃、时至今日谋求统一仍然障碍重重的道路。武昌首义后，领导各省宣布“独立”即脱离大清王朝的不只是革命党人，也有不少立宪派，但他们一致同意创建统一的中华民国。近代百余年间，无论外部帝国主义还是内部地方军阀势力，都没有力量真正分裂中国。
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策：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发扬《春秋》大一统思想，首重思想一统即将被改造后的儒学定于一尊。从孔子的“原儒”到汉代杂糅了法、道、谶纬之学的新儒学再到后世的新新儒学，儒家世代有争论有更新，但尊奉和光大儒学、强调天下“一统”的思想基本没有变。后来的官僚士大夫“世笃儒教”、帝王“服膺儒教”，说的都是对这种维护统一的世俗儒学的信仰。
欧洲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号称普世主义的基督教，则不仅发动十字军反复征讨“异教徒”，而且自身一次次分裂，造成教派林立，各宗各派唯我独“正”。中世纪教宗动辄审判、制裁、“绝罚”直至处死“异端”分子。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终酿成席卷欧洲的战争。一如安德森所说：宗教改革是直接导致民族意识兴起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说民族主义促成早期民族国家在欧洲的诞生，那么完全可以说，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形成的新教，就是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代名词。这种因宗教信仰不同引发民族意识兴起和战争的情况，在大一统的古代中国没有发生过。相反，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开封市区长久和睦相处，唐宋士大夫置身儒学、参引释道者比比皆是。明清之际一批穆斯林思想家力倡“回儒两教，道本同原，初无二理”。千百年来，城郊山野寺、庵、庙、观比邻而立，儒、道、释、回以及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并存，相互包容，蔚为大观。
《墨子·尚同》有云：“天子……以天下为博大。”今天，人们习惯于用“大”且“一统”来描述废除封建制度后的中华。秦以来虽有一次次王朝兴衰更替，其间也不乏短时期的“封疆裂土”（如项羽的分封和汉初的分封）和割据分立（如东汉衰败后的军阀割据、三国鼎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的割据、宋辽和宋金的分立对峙），但每一次割据、分立最终都走向重新统一。从19世纪后期的地方军政势力坐大，到连年混战的北洋系军阀，再到北伐结束后相互开战的各路新军阀，也都没有像近现代欧洲那样，形成一大堆“民族国家”。
中国疆域历经数千年而没有分裂，反而在曲折发展中有所扩大，从大江南北扩及“长城内外”、天山南北。大一统的局面得以长期维持，在文化和制度的因素背后还有初始的地理和气候原因。
古代世界各大洲的居民都受地理环境的较多限制。希腊半岛多山地少平原，所以城邦林立。希腊人的殖民扩张，最初到达的也只能是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直到亚历山大东征才知道“小亚细亚”和波斯后面还有无边无际的大亚洲。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东亚大陆，四周由许多自然障区包围，将它与世界其他区域隔断：北有无边的戈壁沙漠，干燥而且寒冷，不适于定居与农耕；西部西南部是崇山峻岭、“世界屋脊”；东部、东南部濒临无边无际的太平洋。这一地理环境特点，促成了古代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念，对“天下”以外的世界则知之不多，较大规模的对外交流来往也局限于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西域”和南亚。东亚大陆又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普遍湿热然而降雨又严重不均。而流贯东亚大陆的两条最大河流——黄河、长江因受季风和地理控制，冬季缺水，上游常干旱，夏季则洪水暴涨，危及中下游两岸，从而造成或“旱魃为虐”，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旱涝在不同地方同时发生，全“天下”则两种灾荒连年不断。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内陆纵横万里，大江、大河、大平原使组成庞大的社会共同体成为可能，大农业则为它提供了经济基础。钱穆提出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古代埃及、巴比伦等皆小型农国，内部发展易达饱和，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而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唯一大型农国，其文化发展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直到有新科学新工业装备的新的商业文化出现，才使之相形见绌。总之，“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这是双方（中国较之埃及、巴比伦、印度诸国——引者注）最相异的一点。”
然后是“一统”。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抗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凌即“防边”的需要，上述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造成的经年不断的水、旱强灾害，更早也更强烈地提出了江淮河汉大农耕区政治经济统一以大规模治水和有效赈灾的要求，因为真正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诸侯国能力终为有限。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较早产生“平洪水定九州”、四海一家、结束诸侯割据“相伐”、相互间“以邻国为壑”状态的愿望，表现在史实是“早封建、早集权”。周初大规模“封邦建国”，比之西欧中世纪封建早了大约两千年。以后历经诸侯相互“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到春秋时代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籴”，再到战国时期齐、魏“徐州相王”和齐、秦互相称帝双强对峙，秦王接受法家强调君主集权和纳贤、农战的思想，终在竞相改革变法以争夺天下的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以“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扫灭六国，随后又“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从此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定势，分裂割据虽屡有发生但终不能长久。统一由“江山一统”及于社会、经济、文化。这些都是维护和扩散华夏文明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的君主专制距离欧洲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早了千余年；中国废封建行郡县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较之今日欧盟聚合欧洲的尝试更是早了两千多年，而且一统的格局一旦形成便长期延续下来。
16—18世纪，西方列强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南亚、东南亚，却不能跨进中国南大门。与此同时，中国虽属被动地进入新兴的世界市场，但由于地域广阔、农业及手工业产品丰盈，所以能在相当长时期里保持对西方贸易出超，这些都与“大一统”有关。迫于革命的声势而颁布的清帝辞位诏书，宣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从最后一个王朝消失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其间没有出现全面战争和清廷“宗社党”顽固势力所幻想的南北分裂，说明维护统一的力量强大，要求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
由“王正月”“大一统”演化出“正统”论， 唐朝人皇甫湜说是“ （王者）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皇甫湜认为，夷狄即使入主中原也非正统，所以“不帝元魏”。朱熹虽然更重视“统”，但也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他的弟子甚至提出“汉唐亦未纯乎正统”，只能算“变中之正”。《资治通鉴》尊曹魏为正统，南宋偏安一隅，便改奉蜀汉为正统。后世有人提出南宋跟东周、东晋一样都是“正而不统”。更有“统而不正”的，“若秦、晋、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今人饶宗颐强调“正之义尤重于统”，还注意到明初士大夫胡翰“责唐太宗以夷狄自处”。如此一来，“正统”的帽子只好悬于半空，有资格戴上的朝代没几个了。
宋朝人最爱谈论“正统”但并非只是辨华夷。苏轼认为，“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司马光说，“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朱熹也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所以南宋虽“正”，也还只是“正统之余”。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宋辽、宋金分立对峙的担忧和对天下一统的期望。
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古代中国每个王朝都难逃从兴起到衰亡的宿命，造成一次次王朝更替，其间难免豪强并起、割据混乱。从魏晋开始，新兴王朝多由北南下，但无论源自何方，只要占据中原，均要证明自己赓续华夏制度和文化的正当性，为“汉化”而改宗、改姓者比比皆是。接受了中原文化的辽与宋互争正统。金进入中原便以祭祀伏羲、神农、轩辕以及五岳宣示其正统。金亡后，入元的北方儒生对金怀有故国之情，反对以宋为正统修史，最后由两位元丞相相继主持为宋、辽、金各修出一部“正史”。明朝尊宋、元为正统可以理解，清帝从顺治到乾隆也一再强调本朝“为自古得天下最正”，以“中华”君主自居并坚持以宋、元、明为正统，将自己的法统追溯到宋而非同出于女真的金，称南宋“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
现当代一些知识分子重提“正统论”，如饶宗颐认为：“正统之‘正’，其时义诚大矣哉！”梁任公则从推动国家转型的高度提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论正统者也。”“ 《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藉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统之义已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 ——自古至今无非是帝王一姓之天下。争论谁正统谁不正统，无非是坚守华夷之别。要在“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结束皇权专制，使民众成为新天下、新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历史给“世界之中国”提出的重要课题。
五、 “专制”与“民主”
中国古代早有专制主义思想，如《商君书》讲到“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韩非子》反复论及 “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人主应当“独擅”、“独制四海之内”，李斯也向秦二世提出君主当“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同时厉行专制，秦以后历代王朝无论正统与否均推行君主专制。
中国古代也讲“民主”，如《尚书·周书·多方》一篇里就有“天惟时求民主”“简代夏作民主”“诞作民主”。这里的民主（后来为避唐太宗名讳而改称“人主”）都是“民之主”，亦即君主。儒家讲民本、“民贵”以及爱民、恤民、忧民、畏民，跟“仁政”意思相近，都是为了更好地治民、牧民。
现代意义的“民主”作为一种与独裁专制相对立的政治体制，是由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康有为发起变法运动尝试走出了近代国家转型的第一步，然而，“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则期期以为不可。”孙中山主张社会革命。“三民主义”虽然没有民主主义，但建立民主制度是“建立民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权、民生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民主。然而，跟孙中山一起的许多人却只要政治革命不要社会革命，更不要农民和工人起来革命。他们连自上而下推行“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都坚决反对，遑论民主。后来的军政、训政自然皆非民主，徒有其名的“宪政”也是假民主。所以，当人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东方巴黎”十里洋场欧风美雨灯红酒绿、沿海沿江中心城市种种“现代景象”的时候，不要忘记军—绅政权统治下，民众缺少起码的生活保障和公民权利的基本事实。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没有一场彻底的政治大变革，什么样的“摩登”到头来都是泡影。
明末清初已经产生了一批抨击君主独裁专制、呼唤民权民主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如顾炎武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王夫之 “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黄宗羲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等等。乾嘉之际，清王朝盛极而衰，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探索政治革新之路。活跃于嘉道之际的“仁和龚氏”龚自珍生前已看到鸦片战争，“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从龚自珍的言论已经可见后世康、梁、谭变法主张的影子。迨到近代，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举凡主张政治革新、拥抱新文化新思想者，无不对历史上的专制皇权和现实中大大小小土皇帝的专制深恶痛绝。梁启超给专制下了一个定义：“专制者，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王亚南在近代末年（1948年）初版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中，较早对钱穆“不承认中国秦汉以后的政治是专制政治”反而视之为“平等的社会”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这说明中国士大夫对于专制的官僚的统治中毒之深，所以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近代也有人褒扬“专制”。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对中国的君主专制多有推崇，视之为新君主国应当效法的榜样。康熙皇帝甚至被伏尔泰评价为他心目中的“哲学王”典范。 20世纪30年代，如蒋廷黻为工农革命、西南反蒋运动和福建事变而痛心疾首，提出“我们的国家仍旧是个朝代国家，不是民族国家”，“我认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
从秦汉到明清，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正统论重视“君而有统”，许多论者也强调大一统。这是它们的历史作用和价值。迨到近代，随着民权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主义的传播，专制主义也走到了尽头。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与皇权专制主义剥离，从人民为俯首屈从的臣民走向消除“人主”实现民主，是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首要任务。
六、“帝国”与“帝制之国”
近代中国的历史常常被说成是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讨论中国的国家转型，帝国问题无法回避。
“帝”由“天之一名”引申为天神名（《孔子家语》：“天有五行……其神谓之五帝”）、理想中的上古圣君（《白虎通义》：“德合天地者称帝”；《史记·高祖本纪》注，“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 ）、先王祭号 （如殷商之帝乙、帝辛）。秦始皇以后“皇帝”成为历代君王的固定称号，尽管他们已“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岂若唐、虞、三代之纯懿乎？”
由“帝”而“帝国”，如“是以圣人……抚安天地，饰道养神，提挈万物，帝国治民”。这里的“帝”显然是动词。 “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圣人能够将天道细微明了于心，所以能“帝国治民”。
跟荀、杨、老、庄并列合称“五子”的隋代儒学名家王通写道：“强国战兵（惟恃力尔——阮逸注，下同），霸国战智（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国战义（禁民为非不独任智），帝国战德（仁者无敌于天下，德可知矣），皇国战无为（神武而不杀，安见其有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王通这段话后人多有引用。其实，相似的表述贾谊早已听闻：“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舜舞干羽而南蛮服。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帝者（帝国）战德，故“舜舞干羽而南蛮服”。“帝国”“皇国”以及《易经》里讲的伏羲“王（wàng）天下”，都是对上古圣君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推崇，不好用来指称后世“皇帝的国家”或“帝制之国”，更不是今人理解的“帝国”。至于“今汉帝中国”的“帝”，应当跟“帝国治民”的“帝”一样作动词用。“中国”则与“四夷”相对，指的是“诸夏之地”——今大汉已经以仁德统治诸夏之地即“帝中国”了，自当“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后人将“中”字丢掉，变成“今汉帝国也”，其实不通。
“国”的最初字义是“城邑”。“匠人营国”“师未及国”，说的都是城邑。王城、“帝都”也可简称为“国”，如范仲淹的名句“去国怀乡”，通常则以“中国”“帝国”指称之，如《诗经·民劳》里的“惠此中国”、李贺《李凭箜篌引》里的“中国”、宋代词人周邦彦的“云飞帝国”。
初唐诗人王勃的名句“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感叹的是“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的昔时“建业之雄都”今日“江宁之小邑”，即六朝故都建康城。《吴中水利全书》里“九州贡赋，若远若近，皆自河而至于帝国焉”的“帝国”，很明显是指“帝都”。《全唐文》收大历进士张何《早秋望海上五色云赋》，里面有一句“悠悠帝国三千里”。由《旧唐书·地理志序》所记大唐疆域“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可知这里的“帝国”绝非指称“大唐帝国”，而是距作者望海之地三千里的帝都长安。明嘉靖年间，陈棐登上“汾流右绕、晋山西依”的拱辰楼，写下“南可望乎家山、北邀瞻乎帝国”。“邀”通“侥”，“北邀”对“南可”，意思是“ （向北望去）若运气好也可以（远远地看到帝国） ”。这里的“帝国”，除了位于太原东北方向的大明京城，很难想象是别的什么含义。
汪晖遍查《四库全书》，一共找到18条使用“帝国”的例证，其中用作名词的更少，所列举主要就是上述“三百年之帝国”“瞻乎帝国”“自河而至于帝国”三条。但它们都难以被理解为“指称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范围和帝王治下的国家的结合”。
开创中国一统局面的秦朝和承秦制建立的汉朝，均不同于欧洲古典时期的罗马帝国。钱穆错把秦统一后的中国当作“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但他正确地指出，秦汉创建大一统与罗马帝国有本质的区别，“二者的立国基本精神已不同”：罗马帝国是在短时期间由一个城市中心向四周扩张、武力征服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广阔疆土而形成的，一旦统治者腐化、中心衰败，帝国随即为相继进入的“蛮族”所分割。秦承袭西周封建诸侯之疆土但改变周制、结束分裂割据而一统天下，是在上古以来几千年逐渐形成的华夏版图上，吸收各地人才参与而成的。
秦始皇甫统一中国便派大军修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入侵。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卫青出云中至陇西，“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即使汉军远途出击深入漠北，也是“临瀚海而还”。唐太宗六路大军反击屡屡进犯的东突厥，唐高宗两路讨伐西突厥，都是为了彻底消除其对边疆各州的威胁。《皇明祖训》宣示永远废除丞相一职，提醒子孙承命为帝者“虽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犹当警备于心”。对内专制，对外告诫后人不得随意发动战争，明定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周边15国或“待之”或“绝之”，但皆不征之，因为它们“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郑和七下西洋，显示出中国早在西、葡、荷、英之前已经具备海上扩张海外殖民的实力，但是并没有去做。对此，五百年后提出东亚“华夏文化圈”概念的费正清仍大惑不解，称之为“东亚早期历史的神秘性之一”。其实并不神秘——江淮河汉滋养的大平原无边无际、土地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古老的华夏文明以农为本，传统的经济形式是男耕女织、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思维定式是安土重迁，不需要到不适于耕作定居的泽卤之地、居无定所的塞外牧场和苦寒冰冷的戈壁荒漠去夺取土地，更不屑于像西欧资源匮乏的沿海小国那样远渡重洋去殖民。历代皇帝为政之要是如何安定其“天下”，如何收取税赋，如何镇压内部反抗，防止其统治被臣下或绝望的百姓颠覆；对外则满足于维护其天朝上国八方向慕之地位。至于为何不越出“四海”“宇内”向外扩张，实乃形格势禁：有来扰边者是“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发，亦不祥也。”
欧洲的帝国传统源远流长。先有亚历山大对埃及、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和印度大片土地的征服，后有罗马人南击迦太基，北征高卢、不列颠。依靠迅速地侵略扩张而形成的两大帝国，开创了以统治所占领陆地与海洋为特征的西方帝国史。由其统治者的称号“Emperor（Imperatorem，Imperator）”而演化出“Empire（Imperium）”和“Imperialism ”。严复将前者音译为“英拜尔”，避免跟汉语“帝国”二字混淆。历史上的中国没有西方帝国肆意对他国侵略扩张的传统。相反，有的是“经天纬地、照临四方”之华夏“睿哲文明”，是汤祝网、舜舞干羽、伯益赞禹、文王事昆夷、魏相讽汉宣等表彰宽厚仁慈以德服人的美谈，是东汉经学家何休所说“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之类力主偃武息兵悦近徕远的古训。近代中国反复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的侵略，所以不仅要不断革新自强，还要在列强环伺之下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最终才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现代世界。两点结合起来，就是要“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若要影响世界需先改变自己，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影响世界。这里的“影响世界”，跟新老帝国征服和统治其他国家毫无共同之处。
如同“民族主义”与民族难分难舍，“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与帝国亦如影随形。《剑桥英语词典》定义帝国主义为一种制度：“一个国家时不时地使用武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统治所依据的制度。”19世纪欧洲形成“帝国主义”和“罗马帝国主义”概念。随着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女皇，“罗马式‘帝国主义’开始为更多英国人所接受，逐渐成为‘骄傲的荣誉勋章而非耻辱（的象征）’”。从古罗马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沙俄的“第三罗马”，直至东洋“脱亚入欧”的“大日本帝国”，所有帝国胸前都带有罗马式帝国主义这一“骄傲的荣誉勋章”，都有古罗马统治那样的“一系列残忍的侵略、欺诈和毁灭行为”。帝国之间的争夺常常导致灾难性的流血冲突。直接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火药桶”之形成，既有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两大中世纪帝国反复缠斗的前因，也有奥匈帝国企图扩大版图和英、法两大现代殖民帝国趁火打劫的身影。
能不能把“帝国”作为“帝制之国”的代称或者简称呢？中国历史上不仅有一统天下的帝制，在列国分立时期，也曾出现过众多大大小小“帝制之国”，南北朝十六国、五代十国时期更是遍地“皇帝的国家”。将帝制与帝国划等号，恐怕有违“中华帝国”主张者的原意。若因疆域辽阔便称之为帝国，于古于今也都说不通。将历史上的中国跟西方帝国比较，答案更应是否定的。西方帝国并非必然实行帝制。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罗马帝国主义》，便将“罗马帝国主义的崛起”追溯到共和时期。法兰西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多数时间实行的是共和制，却不妨碍它成为庞大的殖民帝国。英帝国便常常将共和制下的罗马拿来与其做类比。以议会为权力中心、被视为“基于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原则发展而来的”大不列颠， 直到1939年仍被美国称为“我们最可能的敌人，因为它会诉诸战争以保护其帝国贸易网”。而始终信奉“天定使命（Manifest Destiny）”的“新罗马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便处处以古罗马为榜样：国会大厦（Capitol）附和罗马政治中心的名称“Capitolinus”；参议院之名则来自罗马元老院（Senate）。 美国经过一连串扩张势力到达太平洋以后便极力取代欧洲老牌殖民帝国，以求由美国主宰整个世界。
所以，应以是否推行帝国主义即是否“用武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统治”来判断是否是“帝国”。帝国的标配不是帝制，而是“帝国主义”。当年大英帝国和继起的美国接受“罗马式帝国主义”，不管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今天讨论帝制时代的中国，比附源于西方古典时代的“帝国”，相较于称之为“现世所谓的‘民族国家’”“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看似两个极端、南辕北辙，其实思考路径相同，都是在附会一种以西方历史为标准的单线历史观。
近代以来流行的“中华帝国”概念是西方人加诸中国头上的。最初是一些传教士写的书里，把中国说成是“Gran Reino de la China（中华大帝国）”或“Empire de la Chine（中华帝国）”。英国人在迫使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英文本里，把中国称为“the Chinese Empire”。晚近西方学界研究“帝国”并逐渐使之成为热点。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系》总结了历史上中国“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的一系列因素，如封建化或家产制分权化倾向从来没有超出萌芽阶段、普遍主义的宗教和文化取向的潜在倾向也从来没有实现过，等等，大体符合秦汉以来两千年间皇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宗教制约，以赈灾、治河、防边的名义强化专制主义统治等史实。但他将历史上的中国称为“中华帝国”，将其与罗马帝国、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征服帝国”列入同一政治类型，无论命名还是类比都像是“时空穿越”。
刘文明《“大清帝国”概念流变的考察》一文和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都指出了“帝国”一词的日本语来源。明治维新后不断加快对外扩张的日本自称为“帝国”，还制定了《日本帝国宪法》，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给中国议和大臣张荫桓的书信里也称中国为“大清帝国”，但张并没有认可，回信仍自称“大清钦命出使大臣”。后来在跟日本谈判时开始自称“大清帝国……大臣”的是李鸿章，以后又把“大清帝国”字样写入中日《停战协定》和《马关条约》里。或许是将“帝国”视为力量强大的代名词，在一时的自我慰藉之后知道不妥，此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的几百个条约中，只有六个署名“大清帝国”，其余还是“大清”或“大清国”。
质言之，汉语固有的“帝国”一词，跟国外舶来的“帝国”词义截然不同。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囊括“四海”“宇内”，疆域辽阔、农牧经济区域兼备。有华夷之辨，更有华夷融合。若重拾上古“恒言”，不妨称之为“天下国家”。只不过“天下”已从众建诸侯之天下演变为中央集权之一统天下，国家的语义也从原初意义上“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之“国”“家”，演变为集疆土、社会和政治实体于一身的“帝制之国”，始终关注于“防边”而非对外扩张的东亚大国。因为四邻“向化”而长期主导东亚“华夏文化圈”，可以称古代中国为东方文明古国甚至“天朝”“上国”，但不可将其等同于欧洲历史上的“英拜尔”——“帝国”。西方帝国，无论古典时期靠军事征服形成的两大帝国，中世纪层层分封各自为政的封建帝国，还是近现代殖民帝国，都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经济，所以其结局或者是解体，或者是完全消失。亚历山大帝国只存在十几年便分崩离析了。惟两千年前已经开始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全国统一度量衡”的东亚“天下国家”——中国依旧傲然挺立，其疆域连同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没有分解、没有中断。因为不属于上述帝国体系，近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没有分解旧帝国的课题。
七、 “绅权的扩张”与“军—绅政权”
李国祁、张朋园主导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出版了7部专著，多有论及各省士绅要求扩大自身权益的问题。其中尤以李著明确提出并反复用到对观察和解释近代国家转型有重要价值的“绅权的扩张”这一概念。
自古士为四民之首，被称为“士民”或“绅民”，也叫“士绅”或“绅士”。他们“耕读传家”，隽才辈出，是华夏文化的传承者。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对“绅”的定义是：“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士绅上层或可跻身于统治集团，普通乡绅、下层“寒士”在跟官吏打交道时，其“谈判地位”也优于农民。所以士绅即使没有“学以居位”，也能充当地方社会与官府之间的“话事人”。由于士绅地位显著，有西方学者对应普世教权下的“僧侣社会”，称前现代中国社会为“士绅社会”。士绅也有良莠之分。守正的士绅在村镇主持公共工程，负责筹款、赈济甚至仲裁纠纷，以至于有“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之说。士承载文化，有可能科举入仕。然而多数也只是仰人鼻息的“冷官”。士大夫的艰难拮据处境到了晚清更甚。朝廷“执乾纲独断之说，俾一切士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士人“正途”出路愈窄，跟专制皇权离心离德的倾向自然愈强。
历史上皇权衰落、士绅乘势武装崛起的结果，往往是旧王朝的灭亡和新王朝的形成。资本主义列强的东侵打断了历来的王朝循环周期，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出现了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以“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主张经世致用、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士人。后来的维新派和同盟会革命志士都是他们的继承者。内忧外患之下，原本思想守旧、对自强新政多有批评的官僚士绅“清流”，也纷纷被卷入要求维新变革的大潮。
戊戌变法虽然很快失败，但变法的理念通过维新派创办的各种学会和出版物，已经将士绅要求参政议政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的意识唤醒。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士绅有了变革求存的意识，于是我们在清末新政时期看到了蜂起的各种民间立宪组织，看到了士绅在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的活动。据统计，全国21省谘议局的1643名议员基本上都是士绅，约90%拥有秀才、贡生、举人、进士功名；他们的家庭多数富有，部分曾入学堂或负笈海外，一人兼具传统与新式教育；在类似临时议会的资政院里，上层绅士比例也高达57%。新政时期发生了一次又一次要求尽快立宪的国会请愿运动。立宪派士绅主导的四川保路运动则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清末新政的“顶层设计”意在继续维护专制皇权和清朝亲贵的特权，在顶层以下则造成绅权的扩张。国会请愿和保路运动都以其加速清王朝覆灭、推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作用而载入中国现代化的史册。清末新政中绅权的扩张经过辛亥革命也没有消减。武昌起义得到湖北立宪派的支持，各省立宪派士绅也纷纷响应。从武昌起义后陆续宣布独立的各省谘议局推选该省都督的作用和政府组成及其作为，可以看到士绅的影响。
但“绅权的扩张”还有其另一面。以清末新政为例：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选择“正绅”或叫“合格绅民”筹办地方自治。新政时期众多士绅跻身各地谘议局，参与地方自治。但新政的成效诚如时人所批评“至其实际，则绅民之权日伸，平民之权日削，……此则少数人民之利，岂多数人民之利哉！”也如其失败后清帝《罪己诏》所总结：“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许多地方官僚士绅提出的改革措施，包括各种加税项目和禁令，首先损及下层劳动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新政时期，苛捐杂税较此前增加几十倍，如时人评论“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墨吏劣绅从而把持之”。由此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引起下层民众的激烈反抗。据统计，在清朝最后十年全国各地为数上千次的“民变”中，直接标示出和内容能够体现出的绅民冲突事件至少有300多件次；1904年的广东阳山民变甚至提出了“抗官杀绅”的口号。
如同张朋园所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与政治不能得到改革，中国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立宪派士绅应负一部分责任。受其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众多法令、条例，没有一项提到土地改革，而地权不均恰是当时最需解决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北伐胜利后宣称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国民党政府本该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用说进入南京的新贵们纷纷在京畿大量置地，以及支持“还乡团”对原苏区农民反攻倒算，连对国民党忠心不二且正在主持浙江省党务的“地政专家”萧铮，也因主张实施二五减租而被代表“清党以后乘机抬头”的“地方上旧势力”的政治代表张静江扣上“共产党”的帽子，下令扣留等候处决。对于中国不能及时走向现代化，新军—绅政权的罪责不比立宪派士绅和北洋旧军—绅政权的罪责小多少。难怪后来陈诚要“以台湾土地改革之成就，稍补吾人过去之罪愆”。
回头来看，在孙中山组织动员革命时期，不仅立宪派地主士绅出于自身利益抵制革命，革命党中也有很多人只主张政治革命而不赞成社会革命。这是因为革命派也主要由“士”所组成：同盟会成立时，89.6%成员是留学生。当时有条件有能力负笈留洋的，基本出自官僚士绅之家，他们中多数人对于民众基本生存状况、生存权利的观念，仍然没有跳出旧式士大夫的思想藩篱。当初孙中山在同盟会提出“平均地权”这一社会革命的纲领，就有人“反驳甚力”。孙中山提出十六字誓约时，又有人要求去掉“平均地权”，经孙中山“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参与组织武昌起义的共进会成立时就在其纲领中去掉了“平均地权”。辛亥革命不仅缺少革命的底层动员，而且不准农民自行起来革命。
绅权的扩张还有另一条路线。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政治权力和军事、财政的地方化程度日深。史载曾国藩编练湘军选将必用士人，事实上已形成扩张的地方士绅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有人提醒咸丰皇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由曾国藩、李鸿章带出的一大批湘系、淮系士大夫缙绅，由幕僚、将领上升到坐镇一方的大员，几乎占据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陈志让称之为“绅—军政权”。此后，军、绅易位，形成从1895年到1949年统治中国半个世纪的“军—绅政权”。其中，1912—1928年间，淮系后人袁世凯依仗其效法前辈之伎编练出北洋新军，借助辛亥革命的气势，迫使清廷颁布辞位诏书。袁世凯在立宪派士绅的支持下上位，一方面，挫败了宗社党分裂国家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为他的百日复辟和身后北洋军阀各系竞相控制国家权力铺平了道路。
梁启超在主张立宪时曾经大声疾呼“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他是把绅权当作民权的一部分提出的。然而还没等到专制皇权完全消失，各地已经出现大量与“墨吏”勾结鱼肉百姓的“劣绅”。一旦帝制被推翻，一批上位的士绅马上变成高踞于农、工和民间商人之上的新统治者。于是，绅权取代从皇室亲贵到县官衙吏所享有的重重特权，成为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特权。这又凸显了中国历史上无论封建还是专制，其所造成的社会等级、不平等、不公正根深蒂固、影响久远。
近代中国从变法改良走向革命，从政治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其不断演进的历史逻辑，就是要解决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各种特权和社会不平等、不公正问题，建构没有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新型国家政权。然而，即使在北洋军阀倒台以后，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呈金字塔型：高踞塔顶的是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的“总裁”，周围是唯“校长”马首是瞻的“学生”军头、姻亲子弟和俯首听命的上层文官幕僚“学以居位者”。无怪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来华的美国军人和记者纷纷批评这一新“军—绅政权”任人唯亲（Nepotism），是一个专制政府（Anti-Democratic, Cold-hearted Autocratic Regime）、独裁政权（A Nasty and Corrupt Dictatorship），其最高统治者是自负的“暴君”（Conceited Despot）。中国社会从帝制时代皇权专制下的统治者特权和社会不公，演变为军—绅政权新型专制之下的特权和社会不公。变身为官僚的一部分上层士绅和散布于地方的土豪劣绅，成为和新老军阀一起压榨底层社会劳苦大众的新权贵。这可能是当初梁启超倡导“兴绅权”时未曾想到的。从而，扫除“军—绅政权”这一“中国近代化的路程中的荆棘”，终结各种封建世袭特权和新的垄断性特权，实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真正还劳动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地位，使天下成为所有人的天下，就成了近代中国完成从古代向当代过渡需要首先解决的任务。
董正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