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在谈到《铁木前传》的成因时说：（解放初期）“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这是由生活引起的，促使他创作《铁木前传》的一个“朦胧的念头”，一种“创作的萌芽状态”。孙犁又说，为了提炼和升华主题，作家必须使自己的“朦胧的念头”、“创作的萌芽状态”，“一步步成长、成熟”，“像黎明”一样，“逐步走到天亮”。经过这一过程，他对即将创作的小说“进一步明确了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以上引文均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既从自己的深切感受中发现创作的主题，在提炼过程中，又把自己的创作主题紧扣于时代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社会前进的方向，这就使孙犁的《铁木前传》，以其独特的角度和方式，反映了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村的社会生活及其正在掀起的合作化运动。其独特性的具体内容是：《铁木前传》“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它的主要故事情节，却是铁木两代友情的演变；合作化运动本身，只是在小说中间部分和结尾处，隐隐约约地提及了一两次罢了。
父辈友情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主线；儿女们的感情纠葛，为其副线。在过去的苦难岁月中，傅老刚与黎老东，“共同给人家做工，那是兄弟般的，手足般的关系”。他们的交情，不是一年二年建立起来的，而且经过了多次患难的考验。有一年，俩人给一家做活，黎老东心情不好，一时失手，砍伤了一只脚。离家在外，举目无亲，手里又没有多少钱。在他养伤的几个月时间里，是傅老刚请医生，花药钱，背出背进，给水给饭。也是在这一年，傅老刚被烫伤，黎老东同样精心地服侍了他。铁木二人，曾经是这样一种生死之交的关系。不管“干”的，还是“湿”的，他们以“亲家”相称了几十年。旁人，或是他们自己，谁也没有想象到，在解放后不久，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致分道扬镳，不再交往。
小说紧扣黎老东打制大车这一事件，既从铁木各自的感觉上，又通过周围人的反应，写出了二人友情破裂的深刻性。在傅老刚，“越来越觉得黎老东不是在同自己合作，而是在监督着，赶工赶得过紧，简直连抽袋烟，黎老东都在一旁表示着不满”；“过去多年来，他和黎老东共同厌恶、共同嘲笑过的那种‘主人’态度，现在是由他的老朋友不加掩饰地施展起来了，而对象就是自己”。最使傅老刚“气闷的”，是“自己远道赶来，黎老东却再也不说九儿和六儿的婚事，好像他从前没提过似的”。实际是，前次分别的那天晚上，黎老东曾经请求过。看惯了以往铁木合作情景的村人们，现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过去，他们来是同时观赏黎老东和傅老刚的手艺的；今天，在这些人的眼里，傅老刚的手艺，和黎老东的家业，被分别了出来。”最后，黎老东在饭桌上的一句话：“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十分地激怒了傅老刚。他立即推开饭碗，在气愤地说了“我不是到你这里来逃荒呀”之后，叫出女儿，提起水桶，泼灭了炉火，打整好小车，推到了街上，离开了黎家大院。很多人来劝说，傅老刚说什么也不再借住在黎老东的家中，更不愿与其合作了。——铁木之间，几十年可歌可泣的情谊，就这样惊心动魄地破灭了！面对这种“决绝”，黎老东的内心矛盾重重，既觉得这样也好，又不无痛惜羞愧。然而，无论是对傅老刚的如此“决绝”，还是对自己的内心矛盾，他始终未能理解到，这“究竟为了什么？”
黎老东打制大车的过程，以及由此触发的铁木友情的“决绝”，这一事件，是整部《铁木前传》故事情节的中心一环。在这一环节中，包含着整部小说所要揭示的，一幕人生悲剧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也预示了它的未来发展。围绕着这一环节，小说前半部，层次清晰地揭示出造成铁木友情“决绝”的原因，即导致这一人生悲剧的深刻根源：几千年传下来的私有制的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的潜在影响。
小说描写了黎老东的一系列言行：在贫穷的处境中，为儿子求婚时所说的那类话（“养女儿总是要攀个高枝儿的”），发家后，在同一件事情上的心理活动（“凭眼下这日子光景，再求婚也就理直气壮了”，不只是“理直气壮”，他的不再主动提起，实际是在等着傅老刚来求他了）；和四儿拉锯解树，一个劲地显摆着富贵人家的气派，不自觉地流露着羡慕心理；买房、搬家过程中，逼走老寡妇的行为；阻止四儿参加互助组和青年团的集体活动；傅老刚父女风尘仆仆从老家赶来，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让父女俩进屋休息，而是“十分得意”地，在傅家父女面前，炫耀着儿子为他新制的，“高高翻起的新黑细布的大毛羔皮袍”，致使傅老刚“忽然觉得身上有些寒冷似的”；他忙着带领傅老刚父女参观他的新居，迫不及待地宣布着个人发家致富的计划；傅老刚提醒他，要支持孩子们进步，对他们要管得严一些，他却说：“我们过日子，还得按老理儿”等等。所有这些描写，都或隐或显地在透视着，积淀于黎老东头脑中的，传统习惯和思想意识。也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连接着，铁木“友情决绝”这一中心环节；或者说，这些细节描写，都在向这一中心环节靠近和聚拢，都在揭示着这一中心环节出现之必然性。有前因必有后果。在这一中心环节之后，小说着重描写铁木二人，对待互助合作事业的不同态度：傅家父女离开了黎家的破碾棚，心情有些沉重，但他们很快投入了互助合作化事业，从中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新的寄托；黎老东却固执地在实现着个人发家的计划，对正在掀起的社会改革，不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里，从情节结构上说，围绕铁木分裂这一中心环节，前前后后出现的众多细节，有如上游下来的条条支流，终于汇成了大江大河，又在下游分派为两条方向不同河流一般。
铁木分裂这一中心环节，连接着小说总体构思及其所要完成的总主题：揭示出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从铁木友情的破裂中，读者们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进行所有制的改造，农村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而在这种改造中，传统的习惯势力和意识形态，成了主要的阻力。由于它的存在和深刻影响，便是曾经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知交老友，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互相对立的地位，以至于一方去欺压、剥削另一方。从表面情节看，小说主要描写的，是铁木友情的演变，但通过这一演变，所要完成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人伦道德的主题。小说对五伦之一的友情演变本身的描写，无疑是撼动人心的。然而，如果将笔触拘囿于人伦道德范围，不单会削弱了对友情演变本身描写的深刻性和时代色彩，使其仅仅成为一部悲叹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感伤小说了。孙犁从来不是一位脱离历史环境，孤立地描写人生世态的作家。他既从历史的长河中，体察着人生的机微，又从时代和社会总主题上，进行着这种体察。这样，他对人生机微的体悟，构成了一种揭示时代和社会总主题的独特的视角。整部《铁木前传》的独特性，就在这中间形成。
作为小说情节的副线，几个年轻人——主要是六儿、九儿、小满儿之间的友谊和爱情的纠葛，以及围绕这一纠葛引出的，其他一系列人物的思想行为、相互关系，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连接着小说的总主题；或者说，通过这条副线，从更多的侧面，深化了小说总的主题。六儿和九儿，这对童年伴侣，不但未能发展出爱情的关系，原有的情谊，也销损无几了。这种情景，与其说是由于六儿受了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如更确切地说，是黎老东教育的结果。小说写六儿的不走正道，是对黎老东思想演变情景的一种补充。而对小满儿的一系列描写，好像与小说所要完成的总主题无关。其实不然。小满儿之日渐沉沦，主要是由于传统习惯势力和思想意识形态，阻遏了她对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向往（这点，下面将详细谈论）。单是从为了让小满儿们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个角度说，也得要通过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以改变传统的习惯势力和思想意识形态。反过来说，小满儿的日渐沉沦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又说明了一切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唯有与思想领域中的变革结合起来，社会变革才能成功。
互助合作化运动，作为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五十年代初早就提出，并有初步实践。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孙犁在五十年代中期予以反映的时候，没有直接地去加以描绘。他从自己进城以后，切身感受到的，人际关系的新变化出发，抓住友情演变这一具体社会现象，并把他对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所作的剖析和否定，与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起来。这样，不只使友情演变情节本身，赋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更使小说所要着重接触的合作化运动的主题，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此，《铁木前传》也就具备了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合作化运动，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铁木前传》却仍在吸引着广大读者。今天的读者品赏这部小说，固然有其了解历史的需求，但更使他们有所回味的，是小说对友情演变的描绘与剖析。可以预料，以后的读者，在这方面，还会产生浓厚的兴趣。《铁木前传》的创作路子，提供了一个美学上的经验。就是：既不能抽象地提倡文学要去描写所谓永恒的主题，唯有把所谓永恒的主题，与现实生活中正在提倡的方向，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使作品具备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但也不能一般地反对文学描写各种永恒的主题。唯有在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大主题、总主题中，交织以人们能够长久地感到兴趣和关注的，例如友谊、爱情等一类永恒性的人生题旨，或者将前者具体化为后者，由后者折射、映衬前者，这样的作品才能保持较为长久的思想艺术力量。
《铁木前传》在人物塑造上，写得最为成功的，是九儿和小满儿两个女性形象。尤其对小满儿这一典型人物的刻画，在创作上，具有普遍的美学意义。
在九儿的形象中，体现着作者的美学理想。《铁木前传》不仅热情地赞扬了九儿的美好行为，更着重于揭示着她那心灵上的美质及其由来。小说在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和细节中，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界线上，描写着这个少女的思想境界和内心活动。俩人一起拾柴禾，六儿游游逛逛，贪玩找乐，以为“就是一天拾三筐，也过不成财主”；九儿则想一人多拾一筐，不是更好吗？在家玩田鼠，田鼠钻进了洞里。六儿忙从咸菜缸里掏来盐水，灌进洞口，九儿说：“大叔回来要骂了，盐是很贵的。”六儿躺在大空扇车里，悠然睡去；九儿却面对着现实，她想的是，自己的父亲，现时正在外面的大风里工作着。六儿和小满儿在远处行围射猎，恣意狂欢；身材单薄的九儿，为了扩大水浇地，缩小旱地，却在高高的滑车上，努力攀登着，并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在小说中，这是些很小的情节和细节，但由此鲜明地写出了九儿勤劳朴实的品德和深沉的气质。通过这类对比性的描绘，九儿的形象，有如乃父傅老刚炉中的火花，闪烁生辉，给人以温暖和希望之感；九儿心灵中闪出的光亮，也照出了另一类人的卑琐与可怜。
小说在描写九儿的思想情操和内心活动时，还采用了富于诗意的比喻象征方法。比如，写到她在滑车上努力攀登的姿态，将她比喻成“像一个勤奋的小昆虫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工作”，这一比喻和象征，贴切而独特地写出了九儿的品质和奇异动人的形象。再如，在小说结尾处，以圆月里活泼可爱的小兔儿，喻写九儿在彼时彼地的心境。九儿为黎老东一家，未能和她父女一起加入合作社，特别为六儿与自己日渐隔膜，以致分道扬镳，不能说没有惆怅和惋惜，但她并没有被个人的情感所纠缠，更没有驻足不前。她曾经为引导六儿做过不少工作，没能收到期望的效果，那是六儿的过。因此，对眼下这种结局，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她的心境是无私的，她的姿态，也是活泼轻快的。此时此刻，小说用净朗的夜空、圆月中的小兔儿作比，进一步提升了九儿的优美性格和心灵的品位。
在九儿身上，小说既写出了她承继于父辈的美德和深沉蕴藉的气质，也表现了她能够超越父辈，热烈地追求着未来；在刻画其品德与气质时，既揭示了以往贫困生活对她的锻冶，也描述了时代风云对她的推动。小说在一个地方写道：
（抗日战争中）傅老刚和女儿，给来往不断和越聚越多的骑兵打钉马掌。九儿兴奋地工作着，有一次她只顾观望那过往的部队，被一匹性劣的马踢了一脚，从此在额角上留下一块小小的伤痕。当时，部队上的卫生员替她包扎好，她连一声也没哭。以后，大家公认，这块小伤痕，不但没有损害九儿的颜面，反而给她增加了几分美丽。
在这里，与其说作者是想写出时代风云为九儿留下了纪念，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在揭示着时代风云，使九儿的心灵变得更加美好和坚贞了。小说在另一个地方，描写九儿和伙伴们打制掘井工具的情景，有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热汗在严寒的早晨，透过了她单薄的衣服。这种同自己的伙伴们在一起，按照集体讨论的计划来工作，对她来说，还是第一次。这些青年伙伴们，在工作面前是争着做的，抢着做的，是互相关怀和协同动作的。因此，九儿感到特别振奋和新鲜。据她看来，父亲也是振奋的，在他那漫长的劳苦和跋涉的一生里，现在的工作场景，是做梦也不会梦见过的啊！
正是在这种集体劳动中生长起来的，“振奋和新鲜”的感觉，开启了九儿的心境与视野，使她懂得了究竟什么是幸福，应该怎样去找到这种幸福，从而淡化了由于六儿的日渐远去，在她心境中触发的惆怅情绪。
在九儿这一人物形象中，孙犁正面地和溢于言表地表达了创作上的美好理想；而在小满儿形象的刻画中，又显示了他美学理想的深邃。一些读者，包括某些评论家，往往把小满儿这一艺术形象，简单地看成为作者批判和否定的人物。殊不知，正是在这一人物身上，作者更执着地表现了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维护。
孙犁笔下的小满儿，是一个思想感情、精神风貌相当复杂的人物。如果单从表面上观察，小满儿是个放荡不羁、不走正道的人。她公然宣称，她那“明丽媚人的脸”，是她作为女人的真正的“法宝”；她也确实时常在凭借着自己的丰姿艳态，抛头露面，招蜂引蝶。她那难以抑制的、时时腾起的幻想和冲动，促使其有如“喜欢在夜晚出来活动的飞禽走兽”，整夜整夜地在野外踯躅徘徊，把那“无限的”青春和“宝贵的年华”，任意抛却，任意浪掷，“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她不知羞耻地当着六儿的面，“把两只外国种鸽子的翅膀别起来，……一会儿叫它们亲嘴儿，一会，又叫它们配对儿”。她可以“俯着身子在干部头起翻腾着”，“胸部时时摩贴在干部的脸上”。其不规行为被人察觉之后，又可以毫不脸红地责问人家有什么证据：“抓住了男的，还是抓住了女的？”……
是的，作者在小说中，时常批评着和否定着小满儿放荡不羁，不走正道的行为。如果我们单从一面上观察，她也真可说是一种邪恶人性的象征了。但更应该注意到，小说描写的小满儿的另一面，并注意到，为什么要作那样的描写。
有着桃花般华耀的颜面，又有着如同“春天的薄冰，薄薄的窗纸，一指点就透”，那般聪明心智的小满儿，并非从来就是个自甘沉沦、不知羞耻的人。她有过美好的追求，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伴侣，欢度青春；稍有一点儿可望如愿以偿的条件与机会，她就会情不自禁地在企盼着、争取着。你看，就是这个很少参加会议的小满儿，听说村里要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时候，她主动到会，请人给她读报，“正正经经地沉默着、思想着”；“那些文件上说明：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她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将来还会对国家有更大更多的贡献”，听到这些，她是多么地神往啊！小满儿是很放荡不羁的，但即在扭曲的方式下面，她仍在执着地追求着，与一般世俗婚姻不同的爱情生活。六儿逮了杨卯儿的一对外国种鸽子，对小满儿说：“卖了它，给你买一件棉袄。见面分一半，何况你帮了我不少的忙。”小满儿却认真地回答：“你和我的交情并不在吃穿上面。”她要求的是感情上的满足，不是物质上的享受。确实，在不少人眼里，小满儿是一种邪恶的象征。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夜深人静、男女相处，普通人引为嫌疑的时候，小满儿“脸上的表情是纯洁的，眼睛是天真的，在她的身上看不出一点儿邪恶”。小满儿对母亲和姐姐包办的婚姻，始终不想就范，并进行着公开的反抗。反抗无效、意愿难抒而走着邪路的时候，她也并非真正愿意就那样地浑沌下去；“她了解自己，可怜自己，也痛恨自己”；有时，她在“回味着人们对她的批评和劝告”，并反省着自己“过去的路是走错了吧？”……在五十年代初期，封建婚姻方式及其观念形态，还很流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上述小满儿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思想风貌，应该说是新颖的，值得赞扬的和支持的。对其不甘沉沦、愿意弃邪归正的一面，也是需要加以鼓励和引导的。但在《铁木前传》结尾的时候，小满儿终究没能回到正道上来，坐上六儿家新打制的大车，到城里继续游逛荒废去了。这是多么令人不安的前景啊！
孙犁笔下的小满儿，并不是一个能用某种绝对化的词儿，一言以蔽之的人物。在小说“前传”中，她是个思想精神面貌较为复杂的人，问题是，作者写出这一人物的双重性，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整部《铁木前传》中，对这一人物运笔的重心，究竟何在呢？难道是为了写其复杂性而写其复杂性吗？写其双重性而写其双重性吗？或者，仅仅是为了写真实而写真实吗？都不是这样的。小说运笔的重心，是在小满儿两种思想精神面貌的交汇点上，意在挖掘出造成这一交汇点的，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底蕴。是在形象地揭示出，阻遏、压制、腐蚀小满儿，使其不走正道的周围环境上面。进行这种揭示，在作者，则是为了继续表达其一贯的美学理想。
作者在小说中突出地写到，小满儿从小就生活在那个包娼窝赌不务正业的人家，母亲和姐姐的男女关系本来就乱。这对她是有严重不良影响的。小满儿在反驳母亲时说过：“名声不好听，也不是从我开始，是你们留给我的好榜样呀！”她那“既丑且怪”的姐姐，以她作幌子，招徕顾客；还说她够不上当她的徒弟，嘲讽她和六儿恋了一冬天，“连条新裤也没穿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难免会染上邪气恶习。包办的婚事，加上当时仍很浓重的封建传统意识、原始落后习俗，以及人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和看待像她这样一个思想感情和处境非常特殊的人，等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势必使小满儿原有的一点美好理想，也难以正常地实现，从而一步步地走上了邪路。
小说中有两处描写值得注意。一处是，第十七章中写到：那位下乡干部带领小满儿去参加青年团学习会，路过一座大庙，小满儿对干部说：“同志，你没有赶过四月初八的庙会吧，这个庙会太热闹了。那时候，小麦长得有半人高，各地来的老太太们坐在庙里念佛，她们带来的那些姑娘们，却叫村里的小伙子们勾引到外边的麦地里去了。半夜的时候，你到地里去走一趟吧，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就像鸟儿一样，一对儿一对儿的从麦垅里飞出来，好玩极了。”她还说：“那么热闹的时候，我并没有赶上。”在一位生人面前，如此赤裸裸地、心羡地叙说这类事，仅仅是天真幼稚而不知羞耻吗？虽不能排除这种因素，但更应该说，这是在企望冲破禁锢于封建关系中的人性形式，并追求另一种性爱的表现。此时此刻小满儿是在以扭曲了的形式，直白着自己的迫切意愿。在其变形的外表下面，深藏的迫切意愿，像她那般年华，是很自然而正当的。也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另一处描写是在第十四章中。母亲和姐姐，催促她赶快回婆家去，见她的男人。小满儿坚不从命，和她们发生了争吵。她一摔门帘，走了出来，来到姐姐家那个被沙岗侵蚀了的菜园里。
这时，小说写道：“园子里有一棵小桃树，也叫流沙压得弯弯地倒在地上。”小满儿触景生情，“用手刨了刨沙土，叫小桃树直起腰来，然后找了些干草，把树身包裹起来”。这是对美的一种维护，是小满儿内心要求的一种流露方式。此后，小说进一步写到，小满儿“忽然觉得很难过，一个人掩着脸，啼哭起来”。这又所为何来呢？小满儿对美的事物，是那样一种向往和珍惜的态度，可是，她自己的处境和遭际呢？“她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是没有亲人的，她是要自己走路的。”想到这点，怎能不悲从中来呢？
把上述《铁木前传》中的两处描写联系起来，就能看出，作者塑造小满儿这一人物形象的用心之所在，对小满儿基本态度之所在，描写时运笔重点之所在。面对这个特殊人物及其所处的周围环境，作者是在感叹着美的被扭曲、被毁灭，是在抨击着扭曲了和毁灭了美的种种社会不良现象。如果将小满儿与《村歌》中的双眉加以比较，就更可看出作者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深意。双眉的个人条件和家庭环境，与小满儿有些相似。而且，她也曾经被人误解过（当然情形与小满儿有些不同）。她能继续上进，日渐成熟起来，固然与她个人能对封建习俗敢于斗争，与她自觉地维护人格尊严分不开，但更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双眉当时的农村环境，正在变革之中。围绕她的，是一股奋发向上的社会风气。在她周围，还有像老邴、李三等创造着新生活的带头人，他们在关心着和引导着她。而在小满儿周围，尽管不无积极向上的力量，然而在其所处的环境中，一股邪恶的力量，正不断地腐蚀着她。正面力量与反面力量，在争夺小满儿这一人物时，呈现的是正不压邪的局势。当然，这也是由于两部小说立意和描写角度有所不同。同样有关青年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之途，《村歌》写双眉的健康发展，从正面赞美着美的生长与发扬；而《铁木前传》，更多的是从痛惜美的被歪曲、被毁灭组织故事情节的，意在表现出小满儿的不走正路，周围的人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小满儿是一个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复杂的人物，但并不是一个“性格的大杂烩”，不是两种相反性格机械地相加和混合。作为典型人物，在她复杂的外在表现中，自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自有其基本的倾向。这是一个正在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生活理想，而未能找到正道的人物；即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在扭曲的形式底下，依然折射着她思想性格的这一基本方面。作者没有为了写其复杂性而在写其复杂性，以致模糊了、消失了这一典型形象的基本特征。寄以同情与惋惜，为她呼吁，为她呐喊，这是孙犁在描写这一人物时，一以贯之的态度与倾向。
八十年代后中国文论界，有论者为了破一破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公式化、雷同化、概念化倾向，提出了描写人物性格复杂性、多样性的主张。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在强调复杂性、多样性的同时，忘掉了人物性格的规定性和统一性，将典型性格看成了“性格的大杂烩”。个别论者，又把人物性格的所谓复杂性，抽象化为处于两个极端状态中的两种矛盾性格，在同一个体中的“组合”。似乎只有这样描写，才能避免人物性格的简单化、公式化，才能创造出典型形象。殊不知，如此一来，不但将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变成以上所说的“性格的大杂烩”，也导致了人物塑造上的另一种公式化、雷同化和概念化。同是“大杂烩”，各自又有什么独特性呢？而每个人物性格如果都按照那种将处于两个极端的矛盾性格加以组接的方式去写，岂不又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吗？
针对将典型性格曲解为“复杂的性格”及其产生的不良后果，孙犁在《文林谈屑》之一《“复杂的性格”论》中，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范畴的型，既是有一定范畴的型，就是比较单纯的、固定的、不同于别人的型。
比如说贾宝玉，这是大家公认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就是贾宝玉的型，它有什么复杂性呢？林黛玉的性格，也是如此。如果在林黛玉的性格以外，再加薛宝钗的性格，王熙凤的性格，这样复杂化是复杂化了，那这三个人物又如何区别呢？又何以能称得起典型性格呢？你的性格也复杂，他的性格也复杂，那不成了性格的大锅饭吗？
这种理论……出现的时候，正是一些人忽视现实生活对创作的规定性作用的时候。有些青年，认为只凭主观想象，也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也可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有这种想法，又碰上了这种理论，于是凭空设想，把人物写得很复杂。这种复杂，当然不是根源于现实，而是随心所欲，剪贴拼凑而成。都是沿着亦好亦坏，亦英雄亦不英雄的路子去写。一时文坛上出现了那么多反现实主义的作品，甚至是有害的作品。
……人为的简单化固然可以产生概念化的作品，人为的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概念化的作品。
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满、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小说创作上，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引以为戒的。
所谓复杂，应该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
究竟怎样去看待人物的遭逢、思想的复杂性、多样性，又怎样才能写出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呢？孙犁的上述议论及其在《铁木前传》中，对小满儿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方法，是值得注意的。
孙犁还在《答吴泰昌问》中说：“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则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的体现。”
作者“有关童年的回忆”及其“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这一点，也是在考察《铁木前传》一作时，不应忽略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更可见出此作的成因和创作意向之所在。
《铁木前传》的成因，是作者的现实感触。它的构思过程，却是逆向式的回溯，即由现实的感触，勾起对童年生活的追忆；表达时，又从源头顺流而下，即由童年开端，步步往下推移。这样，在同一描写中，往往并存着作者的两种视角、两种情感：过去的即童年时代的视角与感情，和现实的即进行创作时的视角与感情。
小说第一章中对铁木劳动场面的描写：
……那一家正在请一位木匠打造新车，或是安装门户，在院子里放着一条长长的板凳，板凳一头，突出一截木楔，木匠把要刨平的木材，放在上面，然后弯着腰，那像绸条一样的木花，就在他那不断推进的刨子上面飞卷出来，落到板凳下面。孩子们跑了过去，刚捡到手，就被监工的主人吆喝跑了：
“小孩子们，滚出去玩。”
然而那咝咝的声音，多么引诱人！木匠的手艺，多么可爱啊！还有生在墙角的那一堆木柴火，是用来熬鳔胶和烤直木材的，那噼剥噼剥的声音，也实在使人难以割舍。而木匠的工作又是在冬天开始，这堆好火，就更可爱了。
在这个场合里，是终于不得不难过地走开的。让那可爱的斧凿声音，响到墙外来吧；让那熊熊的火光，永远在眼前闪烁吧。……
……
……希望是永远存在的，欢乐的机会，也总是很多的。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村里的街上，就又会有丁丁当当的声音，和一炉熊熊的火了。这丁丁当当的声音，听来更是雄壮，那一炉火看来更是旺盛，真是多远也听得见，多远也看得见啊！这是傅老刚的铁匠炉，又来到村里了。
……
傅老刚是有徒弟的。他有两个徒弟，大徒弟抡大锤，沾水磨刃，小徒弟拉大风箱和做饭。小徒弟的脸上，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然而他高仰着头，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站，一下一下地拉送那忽忽响动的大风箱。孩子们围在旁边，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态，由衷地表示了深深的仰慕之情。
“喂！”当师父从炉灶里撤出烧炼得通红的铁器，他就轻轻地关照孩子们。孩子们一哄就散开了，随着丁当的锤打声，那四溅的铁花，在他们的身后飞舞着。
还有，第二章中，九儿与六儿，两个新结识的小伙伴，一起拾柴禾，玩田鼠，一个坐在碾台上，一个睡在扇车里；第三章中，抗日战争时期，九儿和六儿，在逃难的日子里，结伴壮胆，相依相靠，完成着他们“可珍贵的童年的历程”，等等景象。那个时候，农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极端贫乏的，时势又是艰难的，但在这些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作者对童年时代所能获得的，仅有的那点欢乐，以及从中生长起来的友情的深挚恋念。以上举述的那些场景，作者是从童年的视角和情感形态上加以描叙的。而像第一章开头的设问，第三章末尾富于人生哲理的体悟，第十六章以九儿的回忆所作的象征性暗示，等等，则是以作者创作时的视角和情感形态出之的，是对童年时期的欢乐与情谊价值，所作的一种强化。
不只有关九儿与六儿童年时期的生活与友情，在描写他们青年时期以至他们的父辈铁木二人的生活史和友情史，这一全过程中，《铁木前传》都采取了双重视角与感情形态并存交迭、互出互入的表述方式。这样，作者既能逼真地再现人物每一时期的生活情景，再现他们在彼时彼地对人对事的思想情感，又能从人物彼时彼地的情景与感情中超越出来，以过来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与评估小说人物以往所经历的，或自行珍惜，或自行悲愤，却又未必真正了解了的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种视角与两种感情形态中，贯串小说情节层面的，是与人物身份相称的视角与感情形态；作者创作时的视角与感情形态，则就隐藏于情节内层之中。这就保证《铁木前传》，既能写得真实生动、血肉丰满，在步步归趋和呈现预先设定的创作主旨时，又不显出主题先行的痕迹。
同是中篇小说，《村歌》只是写了一个村庄在夏季一两个月中间发生的故事，《铁木前传》的情节时间延续了十四五年（加上以回叙方式道出的铁木友情的建立过程，包含的时间更长）。从组织结构上说，故事时限较短的《村歌》，好像容易写得集中紧凑些，但实际上，这部中篇有些散漫平淡了，不及《铁木前传》丝丝入扣。原因可能是，缺乏一个突出的，贯串始终的题旨。双眉的成长过程，以及围绕这一过程出现的，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虽在小说情节中占有较多的分量，但作者多方面表现土改后农村变化的意图，又淡化了这些矛盾冲突。有些冲突性场面，虽有一定的内含，也很紧张激烈，但由于全篇题旨的分散，显得有些孤立和失调。《铁木前传》时间跨度较大，但写得紧凑集中，且有起有伏，富于节奏。主要是：由于作者自始至终抓住了铁木两代人友情变迁史，这一完整的环链，爱情上的一些纠葛，也都有机地紧连着这一环链。故事在实际生活中延续的时间很长，但作者将其建构成小说情节时，不单只取关键性的，即能够借以表现人物在历史转折期思想感情的那些细部，而且，还采用了跳跃式的结构，以适应时间跨越较大的维度。再有，在情节的前后安排上，一张一弛，张弛相继，跌宕多姿，读来引人入胜。《铁木前传》的思想艺术，远胜于《村歌》。它是孙犁在小说创作上的一大突进。便是放眼于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史，《铁木前传》亦堪称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孙犁在文学上赢得的崇高声誉，与他创作了这部优秀之作有关。
（节选自《孙犁的创作景观与风格因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