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

——在吉林大学文学院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4 次 更新时间:2009-02-15 19: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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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  

  

  从2002年7月11日著名作家孙犁逝世到目前,“孙犁现象”对当代今文坛产生的“冲击波”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很多作家、学者都抱怨文学史没给他应有的评价,这对文学史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于是,一个孙犁能否像汪曾祺那样以更显赫的地位“重回文学史”的问题便提了出来。但是,我不想讨论孙犁小说的特殊价值,因为它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更关心的是因这个话题牵涉出来的一些文学史问题,它们构成了我讲演的重要立足点。

  

  一、活着作家对死去作家的“评价”

  

  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孙犁辞世的几年间,许多活着的作家都在以不同方式重新评价他,尤其是高调评价他的“晚年写作”。这很重要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代作家要求给死去作家追授更高文学荣誉的呼声,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广大读者,进而影响文学史的写作。当代作家之所以要“重评”孙犁,这是因为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与他们对他的评价有距离。一般而言,文学史对作家“评价”与作家们的“自评”总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叙述他们字数的多少、强调程度如何,还会反映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例如,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编“第十八章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中,谈到赵树理和丁玲,但只字未提孙犁的小说。(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在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孙犁的名字也未在“专章”、“专节”等头条位置露面。在第二十三章“小说(三)”第四节“现实与民间”中,对他创作有近2000字的叙述,认为他不光在“解放区短篇小说家中”,而且是“赵树理之外最重要的作家。”我们知道,按照文学史编写通例,名字列为“专章”题目的是第一流作家,列为“专节”题目的是第二流作家,比如赵树理和他的创作就是二十二章的题目内容。这就给我一个印象,这两部文学史并不特别看重孙犁;在这些文学史家的认识中,孙犁在上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地位”实际与人们的期待存在着令人吃惊的差距。

  这种状况,在孙犁死后引起了严重不满和质疑。它成为当代作家高调评价孙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表述中,孙犁不单应进入“文学大师”行列,而且他的精神操守和文化修养也足以成为许多作家的榜样。贾平凹充满感情地写道:“我不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以一个作家的眼光,长期以来,我是把孙犁敬为大师的。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当代的作家里,对我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起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我不善走动和交际,专程登门拜见过的作家,只有孙犁”。(1)冯骥才态度坚决地认为:“孙犁是当代文坛特立独行的‘惟一’。他是不可模仿也无法模仿的,这便是他至高的价值。”他忧心的是,“也许我们的理论界过于钟情于种种舶来的新潮,对孙犁的空间远远没有开掘。”(2)当然,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们应该警惕活着作家在对死去作家荣誉的“追授活动”中的“过度阐释”现象。更应该注意,90年代后,“追悼会”或“高寿现象”往往会突然拔高某些作家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急速扩充和膨胀他们在自己时代中的“精神示范性”。但铁凝诚恳的讲述却希望把我们的不安重新纳入“文学范畴”:“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她所发掘的孙犁价值的理由是,“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而且都已经“尽在其中”。(3)也就是在这意义上,“中国再不可能产生第二个孙犁。”(4)(从维熙)显然,与文学史家的吝啬不同,作家们急欲攻破框定孙犁的文学史框架,把他放在“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宏大场域中来重新定位。他们相信孙犁在文学史中经历了两次“失落”:一个是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身份失之交臂;二是他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最近才被人提起:“如果还有人再写现当代文学史,我相信,孙犁这个名字是灿烂的,神当归其位。”(5)这种“高调评论”是否会对目前的文学史认识形成威胁,并导致它的剧烈波动,我不想讨论这个困难的问题。

  但我想提醒同学们注意密集的“作家评论”所带来的两个文学史问题。一个是将文学史中的作家“当下化”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文学史中,孙犁已经是“历史人物”,对他小说已有高度经典化的认识。但是,为什么又会经典化结论中跑出“当下化”的现象呢?这就是当代和当代作家“需要”他。90年代的文化状况,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强劲“复苏”。在对“左翼传统”和“消费文化”的双向警惕中,孙犁作品“平淡”、“文章骨气”、“古人古文”的高古品质,显示出警世恒言的认识价值。于是,作家们需要把他从“文学史”中“拎”出来,参与他们组织的精神自救活动,让他来支持他们对“当下”文学的重新建构,并使这种建构因为孙犁这样精神含量较高作家的加盟而获得更大的现实可信性。80年代鲁迅、徐志摩和沈从文的当下化、90年代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当下化,都是这种历史重评运动中出现的先例,也都在这种文学史“重写”中大功告成。这种“重评”,在中外文学史上多次发生,也不独是今天文学的特例。但我们仍需要认真分辩,在孙犁和他作品“当下化”的过程中,哪些是他固有的东西?哪些是当代作家根据自己的历史需要添加上去的?另外,这种经过酿造、膨胀而放大的孙犁作品有什么理由重新放回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课堂?我们该以多大篇幅或更准确和合理地评价他?这已经成为作家被“当下化”后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第二,怎样看待“左翼作家”群体在文学史重写中被分化和分离的问题。在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中,“左翼作家”是程光炜·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而存在的。90年代末,随着“左翼”被重新研究,这个群体就开始经历了不断被撕裂和分化的历史过程。例如,对“左翼阵营”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析,对丁玲身上“性”、“小资”、“都市”因素的格外关注,左翼与上海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左翼如何从全球性转向了本土性,等等。这些研究,使左翼作家接二连三“叛离”原来阵营,开始与非左翼群体、流派和现象亲密接轨。孙犁“重评”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懂得,作家们既然是当代社会的明星人物,他们的看法就会对公众舆论产生强劲影响,当然也将使这个文学史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的表述会进一步扩大孙犁作品“传统文化底蕴”与“革命文学”之间的裂痕,强化他当年投身革命的“偶然性”、“临时性”的色彩,从而得出所谓“不值得”的奇怪的结论。更值得注意,在八九十年代文学史中重新“复活”的作家,都是与“革命文学”阵营无缘的。而且它逐步强化的认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凡是“文学大师”,就都不是“革命作家”;而曾被列入“革命文学”发现又是“文学大师”的那些作家,并不是他们自己有“问题”,而是他们与“革命”的关系出了问题。..在此前提下,影响到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正常认识的,已经不是它的边缘化问题,而是与它密切联系着的历史生活将会在这种叙述中严重走样并将模糊化的问题。这是我在当代作家“重评”孙犁中想到的一些问题。

  

  二、从“革命文学”中剥离出的“多余人”

  

  近年来,在“孙犁研究热”中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郜元宝和杨联芬两位老师的研究。

  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这篇文章比较有影响,并获“唐弢学术奖”,证明她的观点已得到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充分认可。(6)她认为,如果说接受主流政治领导和规范的革命文学被称为“当代主流文学”的话,出身于工农兵、成长于解放区的孙犁“向来是被作为主流文学中‘正宗’的一派作家看待的。”但她指出,无论孙犁本人的“精神方式”,还是主流文化对他的评价和态度,都让人感到他与主流文化“貌似一体”的关系中的“不协调与不愉快”。为重点论证“孙犁的精神世界远比他的小说文本丰富和复杂得多”这个中心问题,作者从四个方面下手:一,“‘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说”。根据是,革命文学中很少有人像孙犁那样“去表现女性的形式美”,“文革”中连造反派都评价他是:“生活上,花鸟虫渔;作品里,风花雪月。”即使在战争年代和革命年代,他身上这种知识分子“非功利的、人情味十足的情调”——也即“小资情调”,“自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二,孙犁的观念“深受‘五四’启蒙主义影响”,一生坚持人道主义的文学主张,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虽然“使他轻易实现了人道主义与革命的统一”,然而在漫长岁月里这两种信仰的“不能得兼”,又使他经常感到“痛苦和忧闷”。三,孙犁想调和这种写作上的“中间地带”,但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尖锐冲突的艰难处境”,1947年《冀中日报》以整版篇幅对他纪实小说《新安游记》的批判,都说明这是“无奈的选择”。四,“道德二元:‘多余’的根源”。这是这篇文章的重要支撑点,也是作者借孙犁“重新讨论”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的关键之处。她得出的结论是,“孙犁人格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那就是道德中心意识,这是他身上儒家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他的“价值观念”和“个性气质”,都不属于“现实中的这个革命文化”,但理性上又将“主流革命文化视为‘道统”,正是“现实”和“理想”中这两种革命文化的激烈碰撞,使他晚年的“随笔杂著”,“看似道的虚静”,但“实际还是儒的退守”……

  由于带着“后革命”的眼光,郜元宝在《孙犁“抗战小说”的“三不主义”》一文中写道:“可以窥见孙犁‘抗战小说’的特点,也可以清理出上个世纪40年代兴盛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精髓,并据此进一步描写出40年代以迄今天大陆文学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正是在这“世纪性”的历史认知框架中,他认为作家“晚年虽有劫后彻悟之《芸斋小说》,但心理皈依仍在‘抗日小说’所记录的‘真善美的极致’”,“无法忘却的早年革命战争的美好经历”,不仅是他“晚年的心理依赖”,也是晚年小说抨击人性丑恶的“唯一价值根基”。(7)这种试图以“后革命”眼光去推敲并追问革命文学“复杂性”的研究,在作者另一篇文章《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中又有进一步展开,但视角与杨联芬已有差异。(8)他认为,“不正面描写北国人民的‘阴暗面’,不正面描写‘敌人’,不触及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场面,这种‘三不主义’显明了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一种至今没还有获得充分阐释的品质:它的美学上的基调,不是日益紧张化的悲苦愁绝、低回凄凉,而它的主要使命,也不是抗击外侮,或清算(启蒙)国民内部的劣根性”。因此,“抗战时期”的孙犁,“既不简单地从属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文学的传统,也不简单地延续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前一位作者企图以“儒家思想”来“化解”革命文学“焦虑”的设计不同,本文作者认为孙犁所代表的主要是革命文学中“对新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痴迷追求”。所以,“他的孤决与超脱,对人性彻骨的透视,绝对不是针对自己所参与的‘革命’和‘革命文学’,而是针对‘文革’以及‘文革后遗症’。”

  强调孙犁小说在“革命文学”中的“人性美”并不是新鲜观点,80年代的孙犁研究就是经此维度而展开的。(9)但有目的地使孙犁与他原有的“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相剥离,给作家戴上一顶“多余人”的新帽子,却明显是当前文化思潮规训现代文学研究的结果。“娱乐消费文化”的兴起导致了“革命意识”的衰落,由消费文化所派生的文学意识形态,要求“重评”革命文学的价值及其问题,这就使许多左翼作家与“革命文学”基本教义相剥离成为了必然。这是学界近年“左翼研究热”之兴起并很快热闹起来的最大秘密。在座的大多数硕士生、博士生,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新趋势”和“新成果”已经不算陌生罢。

  但不能不注意,这种将孙犁从“革命文学”基本教义中剥离的做法,与目前研究界用“都市”、“阶级与性别”、“身体想象”、“报刊”、“出版”、“叙事”、“殖民者牢狱”、“文本”、“民族国家文学”、“病”、“文学生产”、“日常生活”、“现代性”等新知识来挤压和重释“革命文学”原有内涵的研究视角是互相帮忙的。研究者想通过对作家“原有身份”的还原,来增加革命文学本身所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他们引来的却是“革命文学”的另一个“陌生人”;他们用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外科分离术将作家与他们时代的强行撕裂,来达到重构历史的做法,倒更容易令人“在现代文学的会议中看到这种危机意识的表达”。(10)这类添加式的研究,理所当然会推出以下“新颖”的结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有女人被强奸的情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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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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