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孙犁晚年的文学探索包含着对古典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的双重吸纳与转化。小说《葛覃》通过对“战士”形象的描画来呈现修身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体现了作家在漫长革命文艺生涯中对情理关系的思考与总结，而且在主题内涵、文化意象等方面与《诗经·葛覃》形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孙犁在接续古典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而打开“修身”的实践性面向。个体情操与时代精神的相契相生，在孙犁晚年多元流动的文体探索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 孙犁；修身思想；情理辩证；古典文学传统；革命文学传统

“芸斋小说”系列是孙犁晚年所珍视的代表作，其中《葛覃》格外值得注意。小说的主人公葛覃，是“芸斋小说”系列中唯一“善始善终”者，体现了孙犁心中的理想人性与生命状态。小说以“战士”概括葛覃的毕生行止，寄寓着作家深刻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此外，《葛覃》又效法古代论赞文体，文末以“芸斋主人曰”表达对个体命运、天人之理的思考，与正文部分相互呼应生发。有论者评价道：“耕堂的论赞，以此段为压卷。”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流动杂糅的文体及浑然圆融的审美意境，使得《葛覃》独树一帜，堪称孙犁晚年的经典之作。不过，更重要的是，《葛覃》的写作并非偶然。除了受到现实人物原型的触动之外，葛覃这一形象的建构还联结着孙犁在漫长革命文艺生涯中对文学与革命、个体与时代等关系的诸多思考，体现了作家晚年在古典传统与革命传统融合的视野中藉由“修身”而保持革命初心、实现情理和谐的文艺实践探索。对《葛覃》中的人物形象、形成路径及其与古典文学的互文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孙犁晚年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

一 情理相谐：《葛覃》中的“战士”形象描画

《葛覃》写于1984年2月23日，收入《老荒集》，是“芸斋小说”系列的第11篇。关于“芸斋小说”，孙犁自言均录自真人真事，“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葛覃》也不例外。主人公葛覃的现实人物原型为葛尧（笔名），是安徽萧县人，曾在延安学习、工作。葛尧在边区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1945年在白洋淀的郭里口创办小学并任教近50年，育人无数，直到1992年去世。1972年，孙犁因参与剧本创作，与剧团一起来到白洋淀，经过郭里口时再次见到葛尧，这是小说创作的背景。作品情节与现实并无太大出入，以“我”与葛覃相识、分离与再次相遇为线索，刻画了一个淡泊守志的老革命者形象。在小说中，葛覃原是一个中学生，参加抗日并前往延安，后在晋察冀边区与“我”相识。解放后，葛覃选择留在白洋淀，在乡村小学教书，深受当地人敬重。1972年，两人于白洋淀重逢，此次见面虽然交谈不多，但葛覃的言行举止及来自他人的评价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葛覃具士人气质而隐于民间，此角色可与汪曾祺、阿城笔下的一些人物作对读。小说以写意笔法描绘其出场：“一个农民穿戴的中年人，从学校出来，手里提了一个木水桶，上到淀边的船上，用一根竹竿，慢慢把船划到水深处，悠然自得，旁若无人。”（《葛覃》，第168页）寥寥几笔即勾勒出一个充满乡野隐逸气息的人物——与惶惶不可终日、自顾不暇的“我”相比，葛覃仿佛超然世外。他生活清苦，日常仅以教学、读书自娱，对“我”的到来颇为淡漠。小说除了以简洁笔触描写两人相遇的情景之外，亦借他人之口谈论葛覃其人。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小说中一位老同学谈起葛覃的下乡，认为他出自全心全意，与其他下乡者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村干部评价他：“葛老师初来时，敌人正在疯狂烧杀，水淀的水都叫血染红了，他坚持下来了。人很老实，人缘也好……在村里教书整整三十年，教出的学生，也没有数了。”第三次则是在80年代，一位白洋淀的业余作者对“我”谈起葛覃，对其选择感到不解：“究竟为什么，一个人甘心老死异乡？”（《葛覃》，第170页）三段议论连接起葛覃自抗战时期到80年代的生活经历，对文中简洁的正面描写场景起到补充、衬托作用。整篇小说以淡色勾勒、多重渲染的笔法描画出葛覃拒斥世俗、宁静淡泊的独特个性风貌。

但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风俗小说、寻根文学中的隐逸者叙事不同，孙犁意在以这一人物形象连接古典传统与现代革命传统。葛覃的革命“前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写作，其作品富于热情和抗争精神，被广为传颂；二是在冀中区斗争最激烈残酷之际奔赴白洋淀，“敌人的公路如网，碉堡如林……原来在那里的文艺工作者，也转移到山里来了，而葛覃却奔赴那里去了”（《葛覃》，第166页）。抗战期间，葛覃积极投身于战争，此为革命。解放后他并未进城，而是扎根于白洋淀从事乡村教育达30年之久，此亦为“革命”。故此当旁人困惑于葛覃的人生道路选择时，孙犁为葛覃正名：“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士，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他的行为，是符合他参加革命时的初衷的。”（《葛覃》，第171页）是“战士”而非“隐士”，这是孙犁对葛覃的评价。借助于时代更替中“战士”形象的延续，孙犁所要探索的是革命者如何因应环境变化而保持革命初心。作为“芸斋小说”系列中最具光彩的人物形象，葛覃身上寄寓着孙犁的情感共鸣与理性认同。

“芸斋小说”刻画了形形色色、身份命运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假借革命名义而满足个人欲望的伪革命者，这其中又有主动、被动之分，前者如《言戒》《小D》中的“小人得志”，后者如《王婉》中女主人公对命运的顺服；另一类则是随世浮沉、明哲保身者，如《一个朋友》中的老张、《杨墨》《杨墨续篇》中的杨墨、《冯前》中的冯前、《罗汉松》中的老张，等等。相比之下，葛覃的“善始善终”可谓凤毛麟角。而从小说的文本叙事来看，作为“战士”的葛覃，其生命圆满的核心在于“修身”：抗战之际忠于人民、奉献青春，胜利之后则功成身退，淡泊名利、恪尽职责。通过修身，葛覃得以在时代变迁中保持革命初心并且赢得民众的信任与爱护，不仅实现了自身价值，命运亦安然无虞。在这一文本结构中，革命是修身的目标，修身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古典修身思想与现代革命意识相融合的思考路径清晰可见。小说开头即采用比兴手法，提及古人对《诗经·葛覃》的一番议论，由此引出主人公，这是将葛覃的言行置于古典传统之延长线上来看待并肯定。结尾处，则呼应开头并进一步点明题旨：“个人之命运，必与国家、民族相关联，以国家之荣为荣，以社会之安为安。创造不息，克尽职责，求得命运之善始善终。葛覃所行，近斯旨矣。”（《葛覃》，第171页）这一段明确表达了小说中“修身”思想的双重资源：既涵纳古代儒家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又指向革命者开拓创造、服务民众的实践品格。

探索“修身”与“革命”的内在关联，从而在古典传统与革命传统的融合中寻求精神自洽、自我实现之路，《葛覃》的这一主旨体现了孙犁晚年作品的重要关切所在，也包含着他长期以来对文学情理关系问题的思考。在古代儒家传统中，“修身”意味着以社会伦理规范来约束、引导内心情感欲望，使主体情感与道德伦理相融、与历史规律相契，从而在自我克服中实现情与理的和谐，亦即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孙犁早期写作以清新优美的“荷花淀”风格独树一帜，其抗战小说既是战火纷飞中鼓舞人心的进行曲，又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这一风格的核心即在于情与理的和谐相生。淳朴美好的乡土情感与捍卫家园的革命伦理相交织，共同汇入并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独立解放的历史进程，个体情感与革命伦理、历史规律交融共振，这在孙犁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化呈现，使其抗战小说以“革命内在于乡土”的叙事语法而获得广泛深刻的情感动员力量。在后革命时期，孙犁又打开革命内在于生活的叙事面向，藉由古典传统与革命传统的融合，设想以修身为基础的情理和谐的生活形态：通过日常修身实践，使革命伦理内化于个体的情感结构，从而在不同时代中保有革命初心，实现自然性情、革命伦理与历史规律的统一，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中获得一种生命的圆满。孙犁在晚年书写中对情理关系进行反复衡量，试图赋予其当代内涵，这在《葛覃》之外的文学书写中也多有体现。在作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情理关系如何成为一个问题？又是如何被重估？《葛覃》中的修身思想，包含了怎样的经验与教训？从纵向角度作一梳理，或可有助于探寻孙犁晚年情理相谐审美机制的形成路径。

二 标记初心的“修身”：“情理”分殊与和合

在孙犁自抗战以来的文学创作及文艺思考中，情感问题始终居于核心位置，其所受毁誉也多与此有关。《荷花淀》因呈现了战争中的别样抒情而成为经典名篇，《琴和箫》《钟》等则被认为情调“伤感”而受到质疑。1946年，孙犁在致康濯的信中写道：“对于创作上的苦恼，大家相同。所不同者，你所苦恼的是形式，而我所苦恼的是感情。”1951年，孙犁重申真实情感的重要性：“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在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作家的丰盛的情感含蕴在描写和人物的对话里。”1962年重读《琴和箫》时，孙犁以其中情感之“单纯”为其辩解。进入新时期后，在评价、扶持年轻作家时，他也以情感真挚与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如他高度评价铁凝的小说：“它很完整，感情一直激荡，能与读者交融，结尾也很好。”对于“情感”的思考，几乎贯穿孙犁文艺生涯的始终。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情感问题，并不仅仅因其决定着艺术的成败，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情感真挚与否还关联着革命初心的存废，关乎文学实践与个体生存。

不妨以小说《琴和箫》为例试作分析。《琴和箫》刊登在1943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原名为《爹娘留下琴和箫》，是孙犁由撰写通讯报道转向创作小说的转型之作。小说文本包括两个故事，前半部分讲述抗战期间“我”的朋友钱智修一家的命运，小说先是以诗意笔触描写小夫妻的日常生活，其中有若干动人的场景，“我的朋友望着他那双膝间的胡琴筒，女人却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睁得很大，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他们内心丰富却沉默腼腆，喜欢通过音乐交流情感，“女人与其和丈夫诉说什么，是宁可拉过箫来对丈夫吹一支曲子的。丈夫也能在这中国古老的乐器的音节里了解到爱人的要求和心情。”小说以恬淡文字呈现素朴庄严的乡间自然生命形态，宛如流水般具有无限的延展性，笔法颇有五四以来废名、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余韵，但故事走向却全然不同。平静舒缓的日常生活被战争中断，丈夫参加抗日游击队后牺牲在战场上，妻子随后也奔赴前线，并将女儿大菱、二菱先后托付于“我”。小说以简洁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妻子内心从悲痛到振作的过程，呈现情感的自然变化。而承担了托孤重任的“我”，也以讲故事的方式唤醒了孩子对革命的模糊认知。在这一过程中，乡土自然生活形态的破碎、家庭流离失散所产生的悲凉情调萦绕不绝。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是另一个故事。“我”因工作离开，将两个孩子又转托他人。但回到白洋淀后，却从一位老船夫那里听说，两个与大菱、二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坐渡船转移时遭遇敌人袭击而死去。孩子纯真活泼的举止与随后的死亡形成强烈反差，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意识。尽管结尾老船夫和“我”最终在悲痛中振奋而起，但小说发表后还是被批评写得过于伤感，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孙犁对其都不再提起。到延安后，他以后半段故事为蓝本，另外改写成了两篇小说《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芦花荡》，在这两篇新作中，昂扬向上的战斗意志取代了原作中的低回哀婉。

但孙犁内心却对“伤感”问题难以释怀。1962年，冉淮舟在肃宁县档案馆发现《琴和箫》旧作并抄送给孙犁，两人商定将其辑入《旧篇新缀》（后来未出版）。孙犁特意为之作一后记，谈及小说的情感：“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不仅如此，“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段话所指向的问题是，革命过程中“情”之唤醒、转化并融入“理”的重要性。从小说叙事来看，正是萦绕在文本中的“哀音”，才使革命情感的萌生、迅猛发展显得如此真实可信。女人毅然从军、捍卫家园的强烈意愿，不正是出于为夫复仇、保护女儿的亲情伦理？老船夫与两个女孩子素不相识，却对她们无比疼惜：“我看见了这样可爱的孩子，我就忘去了我那死去的孩子了。”岂非“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朴素的道德伦理？对“我”来说，两个孩子是否为故人之女并不重要，战争早已紧密联结起千万个体，家庭亲情、同胞乡情朝向革命伦理的转换如此自然，“伤感”中包含着情感振拔升华的契机，这正是小说打动人心的力量，也是孙犁为之辩护的原因之所在。若只强调正面积极的情感，革命者蜕变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情动因素可能无法充分体现，而后者，显然是孙犁更为关切的问题——因其关联着“初心”纯正与否。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徐怀中格外欣赏《琴和箫》，认为它倾注了作家强烈的激情，却落墨冲淡，不事渲染，与其它经典短篇小说相比，“特别有韵致和耐人寻味”，这一评价也正是基于真挚情感与革命伦理相互生发的内在关系。相比之下，孙犁根据后半段故事所改写的另外两篇小说虽然集中表现战斗热情，但由于缺少对情感变化内在理路的深描，革命感召之力反而略有欠缺。也因此，他在重读时所提及、珍视的“单纯的情调”，就不仅仅是文艺创作中的普通的情感要素，而更是发乎本心、纯正自然的革命情感。

孙犁在1962年重提情感问题，关联着时代语境下对情理关系的复杂感受与思考。他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回忆道：“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有同样感受的不仅仅是孙犁。茹志鹃发表于1958年的小说《百合花》对解放战争时期军民鱼水情深的细腻描写，也包含着对战争年代人际情感与革命伦理相融合的怀念：“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人际关系的变化有多重原因，日常生活形态与战时环境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写于1962年的《某村旧事》中，孙犁谈到一个贪恋舒适而不肯“归队”的朋友，感慨革命战士不可久处于温柔之乡，以免斗志被消磨，这一担忧与他对《琴和箫》中情之“单纯”的强调可相互参证，同样是对战争时期情理相谐交融的怀念，而将关于时代的复杂感受最终落实为对纯正情感的召唤，体现了作家立足于自心的思考路径，已包含着“修身”意识的萌芽。此后，随着个体命运的浮沉，孙犁进一步体味世相百态中情与理的分离乃至悖谬，修身思想也日渐成型。他秉性孤僻，敏感多思，一度以读书、题字排遣积郁，尽管时有心躁如焚的痛苦：“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然而，借由读书怀古、题写书册，孙犁以文字写作重整自我情感，自惜自重之心日盛，在孤独境况中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生命的通路。如果说，孙犁此前的情理思考主要集中于革命者应如何保持初心从而实现情理合一，那么后来则是以“心灵革命”克服自身的绝望感而获得对历史与人生的洞察力，通过对革命伦理与传统修身思想的整合，进而调适、平衡现代社会中的“情”与“理”，从而重塑自我。只有理解革命初心之于孙犁的重要意义，才能理解他始终在革命内部思考问题、提炼人生哲学的思考路径。

此外，或可再补充一则关于《琴和箫》的小插曲。1979年，冉淮舟在多方奔走后，终于在《人民日报》资料室又寻回一度遗失的《琴和箫》抄件，孙犁将之交与《新港》发表，并于题记中欣喜提到此次重印：“使青春之旅，次于晚途；朝露之花，见于秋圃”。1981年，孙犁又将《琴和箫》与其它几篇旧文一并收入《秀露集》，满怀信心地写道：“用旧日文字，寻绎征途，不只可以印证既往，并且希望有助于将来。”这些文字中包含着对情感初心与革命伦理之和谐相生关系的再度确认，呼应了其1962年的思考。同时，孙犁也在读史阅世中体味到世间情感欲望的复杂性，以自身经验充分体认“理”在纾解、引导情感方面的重要性。1980年的《文学和生活的路》是孙犁在当时首次全面总结自己文艺创作心得的文章。文中指出：“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心地光明”是修身的成果，“入情入理”则是修身的艺术化呈现。这一表述明确体现了孙犁以修身为核心而建构文学情理观的思路，在孙犁80年代以后的文学写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修身不再仅仅是传统士大夫的道德实践行为，而是更与现代革命意识紧密相关。革命者通过修身而实现情感的升华，以自我发明、自我塑造的方式获得顺应时代变化、保持革命初心的能力——这也正是《葛覃》产生的思想背景。

三 联结古典的“修身”：互文视野中的情理探索

有论者以“美善相生”来概括孙犁文学的审美品格，并认为其主体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这一观点富于洞见。孙犁酷爱藏书、读书，其所藏所读之书又以古书居多，晚年思想与文辞都可见其对古典文化传统的吸纳，《葛覃》也不例外。若考察其与古典文学的互文关系，或可更为深入地理解、把握孙犁晚年文艺思想中的情理观念及审美特质。

小说《葛覃》开头即提及“葛覃”这两个字出自《诗经》，并引出古人一段议论：

此诗后妃所自作，故无赞美之词。然于此可以见其已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难也。（《葛覃》，第165页）

孙犁紧接着写道：“这一段议论，虽然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心里，和葛覃这个人，连结起来了。”（《葛覃》，第165页）孙犁当然不会真的感到“莫名其妙”，而是在有意识地征引共鸣之语。这段议论出自朱熹对《葛覃》一诗的解读。《葛覃》是《诗经·周南》的第二篇，全诗如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指出：“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朱熹的《诗集传》虽然破旧立新，开始以纯文学眼光审视《诗经》，但依然保有一定的经学立场。譬如，他以“后妃之本”解读该诗，认为诗中之人为后妃，其行为体现了“德之厚”。关于这一点，现代学界看法不一。顾随就认为采葛纺织家家皆有，何以见得是后妃？故评价朱熹之注“鬼气未除”“阳违阴奉”，这一观点体现了五四时期平民意识与个性意识的觉醒。而孙犁借朱熹之言谈论自己对故人葛覃的理解，则指向对传统儒家文化中“修身”思想、情理和谐之生命境界的推崇，包含着对自身生命体验、文艺经验的思考与总结。

《葛覃》一诗描绘女子在山谷中采葛，又纺织、制衣，穿之不厌，并且敬告师傅，即将归宁父母之前，先认真洗去衣服上的污迹。若按《诗序》及朱熹的解读，该诗以后妃之德而教化民众，则诗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指向贵人勤敬、节俭的品质，“已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体现了儒家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期许。孙犁则吸纳其中的修身意识并加以转化，记述葛覃在革命事业成功之后依然不忘初心、甘于清苦。孙犁在小说中含蓄地写出当时的社会风向变化：“大家关心、注意的是那些显赫的人物和事件……谁当了主任，谁写了名著，谁得到了外国人的赞扬……”以及部分作家“已贵而不勤”之态：“作家们还是下乡，有时上边轰着下去一阵，乡下炕席未暖，又浮上来了。”（《葛覃》，第167页）在周遭环境的映衬下，葛覃扎根乡村的行为便显得格外突出。在孙犁看来，作家“下乡”意味着不忘本，意味着革命文艺依然与群众血肉相连。他不仅自己多次回到乡村，而且主张青年作家要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尽管两篇《葛覃》中“已贵”者所处的历史环境迥然相异，但孙犁所关注的却是古今相通的理想化道德人格形式，即如何以民众所需作为个人行动的出发点，从而实现自我道德的完善。事实上，这一理想人格形式在今天同样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在新时代乡村叙事的人物形象谱系中也经常可见。

前文提到，茹志鹃同孙犁一样敏感于当时人际关系的变化，并在《百合花》中有所体现。两位作家相似之处颇多，譬如性情均沉静内敛，偏于以清新优美的叙事表现战时生活，注重对人情美的书写，且同样对农村民众抱有深厚感情，都是书写革命事业中的军民鱼水情与不忘初心，等等。新时期后，茹志鹃探索以现代主义技巧表现社会内容，创作了《剪辑错了的故事》。孙犁则试图在古典文化资源中寻求社会和谐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中，包含着对人之本性本心、道德理性及社会规律之关系的深刻洞察，儒者所倡导的“修身”思想能够为今所用，有助于革命者提升自我修养、服务民众。这一思想在两篇《葛覃》的互文中即可见出。无论是《诗经·葛覃》中的采葛纺织的“后妃”，还是小说《葛覃》中的扎根乡村的“战士”，均是以勤敬态度融入民众，以劳作规范自心，体现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这才是小说能够将朱熹的议论和葛覃这个人连结起来的真正原因。

此外，古代儒家的“修身”不仅指向自我道德完善，而且联结着以民为本、安定天下的政治思想。儒家以“仁”及其外在表现之“礼”节制私欲，是以道德理性涵摄情感，并用以教化民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儒者对诗歌《葛覃》中“后妃之德”的解读，意在以其表率作用展示情理和谐之境，通过“再使风俗淳”而达至政治上的清明安定。因此，诗中“贵人”的劳作场景不仅有着与民同苦、同乐的含义，而且具有强烈的行为示范效应，体现的是古代儒家对理想政治生态的期待。这一融情入理、以理节情的理想化图景在封建专制时代难以实现，但孙犁曾亲身经历过万众同仇敌忾的抗战生活，对他而言，上下一心、情理和谐并非仅仅是幻想，因此试图通过召唤初心而恢复情与理的合一。在他看来，个体私欲的泛滥以及由此衍生的道德失序不仅是造成历史上社会乱象的重要原因，而且在80年代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又已出现，并严重扭曲了文坛风气，因此他主张“以道德法制教化天下”。不过，孙犁对儒家传统的借鉴主要是基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而非以“礼”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因此，其更偏向于个体精神层面，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这是小说《葛覃》与《诗经·葛覃》朱熹注的不同之处。

后世学者对《诗经·葛覃》的阐发，也有助于进一步地在互文性视野中理解小说《葛覃》的深层内涵。王夫之在儒道融合的视野中对《葛覃》诗中“黄鸟”与“劳事”关系作过分析：“黄鸟之飞鸣集止，初终寓目而不遗，俯仰以乐天物，无沾滞焉，则刈濩絺綌之劳，亦天物也，无殊乎黄鸟之寓目也。”在王夫之看来，《葛覃》一诗借黄鸟之存在、人对黄鸟之感知写出了劳动时的闲情。黄鸟看似与劳事无关，却是优美安宁的外部环境的象征，鸟鸣山中，葛覃蔓延，而人之劳动就在这样安定和美的环境之中进行，有余力，亦有余心，体现了人与自然、与“道”的相契合：“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由此，王夫之借由对诗中细微之事的分析，思考“诗”在呈现个体生命情理相谐方面的可能性。孙犁极为推崇王夫之，收藏有不同版本的《读通鉴论》《楚辞通释》《宋论》等书，更购买、阅读了《船山全书》，他认为王夫之兼具思想阅历、文字功力，又能淡泊自守甘于寂寞：“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对照孙犁晚年偏居于陋室、远离文坛而孜孜于艺术探索的选择，这一评价暗含着心灵的共鸣、心性的契合。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孙犁读过王夫之对《葛覃》一诗的分析，但生命观、文艺观的契合却有可能使他在创作《葛覃》时，同样融入对“劳作”“闲情”的欣赏，对“余心”之于生命境界、艺术境界之重要性的认同。而在王夫之那里，闲情、余心显然并非天生，而是经由后天修身而得，此亦为小说《葛覃》的文中之义。

要言之，跨越时空的两篇《葛覃》均兼具儒家之以理节情的文化内涵，以意蕴丰富的互文性彰显着文化密码的息息相通，体现了古典文化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与再生。

四 通向实践性的“情理”建构：孙犁晚年的文体探索

经典文学作品往往包含着丰富驳杂的时代信息，以其多义性展示丰富的审美意蕴层次。后世儒者固然认为《诗经·葛覃》体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但今人亦可读出古代“女奴”之劳作艰辛。同样地，小说《葛覃》或也包含着微妙的裂隙。在孙犁笔下，“修身”开辟了革命内在于生活的通路，为个体在不同时代之间的转换、过渡提供有效支撑。不过，这一逻辑也有其内在困境。不妨再次细读小说中所写村干部对主人公的评价：“人很老实，人缘也好……我们都没有难为过他。”（《葛覃》，第170页）最后一句表明，葛覃之“善始善终”，虽然的确是与个人之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但也与现实环境中村民之淳朴善良有关。文末的“芸斋主人曰”则略过后一因素，而效法“太史公曰”展开作家对人物命运、天人之理的探究：“人生于必然王国之中，身不由己，乃托之于命运，成为千古难解之题目……个人之命运，必与国家、民族相关联，以国家之荣为荣，以社会之安为安。创造不息，克尽职责，求得命运之善始善终。”（《葛覃》，第171页）这段话是以古代文化中的“德福”之说来为小说正文作一注脚，通过纵横开阖的古今之思而彰显一种理想化的生命形态，呈现儒家伦理、革命伦理之合一在道德主体建构方面的示范效应，从而强化“修身”的意义。但若从历史及现实维度而言，道德人格之完善与命运顺遂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个体生命与外部环境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复杂矛盾，亦非人力可解决，更非“德”能完全规避。因此，与其说《葛覃》昭示了生命圆满的途径，不如说它体现了一种心灵境界。

“芸斋主人曰”的语体与小说正文相异，文白夹杂以及文体形式的变换使得文本内部产生了丰富的对话空间，在富于张力的结构中体现流动之思，从而深化了小说的审美意蕴。这一文体形式也表明，孙犁并非没有看到道德理想主义的困境，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一种返本归源式的解决方案。他并不主张以先锋反叛式艺术对个体生存困境进行极致性表达，也不愿走向佛禅隐逸一途，相反，他选择继续在革命内部思考解决方案，师法鲁迅，以多元杂糅的文体叙事彰显文学与时代、社会互动的实践性品格，探索“情理和谐”在当时的有效展开路径。

孙犁晚年的写作是对自身文学情感光谱的极大拓展。“芸斋小说”系列中不同人物经历的复杂，“乡里旧闻”系列中普通乡村人物的旧情、别情等，都在其笔下一一得以呈现。如果说，孙犁早年的写作以抒写人性美好见长，那么，在经历了人生风雨浮沉、阅尽世相百态之后，他对情感复杂面向的涵摄与书写使其文学世界更为开阔，体现着作家自我精神结构的不断丰富与完善，真情实感也由此成为其晚年文学风格的中心范畴。不过，孙犁所谓的真情实感又并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情感，而是包含着创作主体与社会现实、时代的互动。尽管文学可以书写林林总总的情感，但作家本人的情感质量却决定着文学的高下优劣。因此，孙犁以“情操”作为今人写作之标准：“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指出其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而与人生实践、道德修养相关，这一看法充分显示了孙犁晚年对情理关系的思考。“情操”一词，既包含着作家个体的真情实感，也体现着主体的道德伦理意识，是情理和谐的自然体现。对此，古典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先秦儒家缘情言诗、立礼、成德、论政，包含着情与理的内在融通，这在当代儒学研究中已有充分探讨。如蒙培元援引古代陆象山、王阳明等人关于“本心”“良知”的思想资源，指出情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既是感性的、经验的，同时亦通向理性，是理性的实现，无情则性无以见，其本身具有形而上内涵。当然，这里的理性，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具体理性”，而非西方哲学中的形式理性、抽象理性，所体现的是情理而非纯粹智性。这就充分说明，“情”与“理”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存在深层的内在转换机制。孙犁不是思想家，难以运用富于学理性的语言对“情”与“理”的转换机制进行深入辨析，但却以直觉领悟到“情”与“理”之间既有分殊又有融通的辩证关系，其所主张的“情操”便是这一关系的体现。

孙犁文学中的“理”，除传统道德伦理、现代革命伦理之外，还指向历史规律，他以“时代精神”来涵括历史规律在当下的具体展开，因而往往以时代精神之有无、深浅作为品评文学的重要标准。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孙犁取法鲁迅，注重其中的历史情境、时代信息，往往以现实主义精神烛照历史幽微，分析当时社会风尚与文化心理，如他指出唐人传奇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虬髯客传》目的即在于影射现实，《周秦行纪》署名牛僧儒，大约是李德裕党人所为等。此外，他又在《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中读出节义叙事下的精神镇压与心理迫害，读《东坡先生谱》时他将王宗稷所编年谱、苏辙所作墓志铭与宋史本传相互佐证，联系宋代现实社会情况来谈论苏东坡的人生追求、文章与时代之关系，等等。他尤为推重司马迁《史记》对时代、历史规律的洞察，指出司马迁写游侠，并非多用感情之故，而是存实发微，于世人不见之处而有洞见，将游侠与货殖都看作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这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个例证。同时，孙犁在谈论今人文章时，也往往以“时代精神”衡量之，重视作家风格演变与时代的关系。譬如他指出一些现代小说家的失败即是被时代抛弃所致，而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的“后撤”也隐含着个体与时代关系的变化。在孙犁看来，用心体察时代精神，融入时代进行写作，方能情理和谐。当时代发生变化，作家也应进行自我调整，此亦为情理相应。他在《小说与时代》一文中，指出鲁迅始终因应时代而写作，晚年不再写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因而在时代变化之际，改用杂文继续战斗，同时扶持能够表现新的时代风貌的作家。但需要说明的是，孙犁主张顺应时代而达至生命的自然状态，并非世俗所言的“识时务”，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在洞察世情的同时又能不随俗，而以岗位劳作彰显个体存在意义，如葛覃在乱世中的默默奉献；后者则指向随俗自保抑或追逐名利，“芸斋小说”中记述了许多逢迎世俗而最终以悲剧收场的人物，如《言戒》中的“他”、《小D》中的小D、《王婉》中的王婉等，对这一类人物的生存状态，作者的态度是否定、惋惜的。原因在于，孙犁所谓的“时代”并非一时一地的社会风向，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时代”，如在《致铁凝信》里他指出：“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但不能投时代之机。”其重点在于，如何在历史运行的复杂规律中把握时代精神？在孙犁看来，唯“修身”而已。作家只有具备道德伦理，克制个人私欲，坚守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方能洞察、顺应时代的需求，在情理合一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基于此，孙犁反复强调作家修身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作者之修养抱负，于山河于文字，皆为第一义，既重且要。”这里的修身，不是遵循某一静止标准，而是在个体与时代的充分互动、实践探索中展开。

不遑多言，孙犁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转向也包含了个体情操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探索，在文章题材内容、精神主题、叙事手法等方面有着诸多表现，这里仅就其文体探索略作分析。孙犁的晚年散文包含了异常丰富的文体实践，除收录常见的记事、记人散文之外，还有大量杂文、论文、序、跋、书信、书衣笔记等，风格殊异又能融会贯通，这既得益于作家对中国古典散文的广泛阅读，也得益于对鲁迅文学与时代精神关系的深刻理解与借鉴。在古代散文中，孙犁推重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史传散文，欣赏柳宗元、欧阳修的古文，对先秦诸子散文更是精读深研，认为这些文字皆包含丰富的时代信息，同时又见出作者的品性修养。文体与思想内容存在有机联系，往往能够反映出作家富于个性的精神结构与思维方式，同时也能够深刻体现社会文化精神。孙犁显然对此有着深刻的领会。他晚年尤为钟情杂文，指出杂文在唐以后的兴盛，与其包罗万象、灵活多变的形式有关，他认为鲁迅将杂感随笔、通讯、序跋、理论文章都编入杂文集是有依据的。1977年，孙犁连续写了十余篇杂文，1978年请韩映山之子韩大星为自己治“耕堂杂文”“耕堂文字”两印，显现出他对自己晚年写作活动的两类安排与规划。正如1933年前后，鲁迅开始转换杂感文体，张扬杂文旗帜，孙犁的杂文写作也是有意识、有计划的。其晚年出版的系列散文集中，“文林谈屑”“芸斋琐谈”“庚午文学杂记”“风烛庵杂记”“庸庐闲话”“耕堂题跋”等栏目中的文章都属于杂文写作，以其灵活多变的文体实践参与、见证了时代发展。譬如，他在文中谈论当下文坛风气，提炼人物的形象类型，如“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举足有度，踢踏中节”的文坛抬轿子者、像过去名角跑码头一样的“头条作家”等，均活灵活现，刻画得入木三分，深得鲁迅杂文精髓。他又将文坛现象放在社会生活、时代环境中考察，1990年10月连续写了《作家与新潮》《作家与文化》《作家与道德》《作家与经济》等多篇杂文，分析商品经济大潮下的急功好利风气对作家行为、文坛结构变化的影响、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等等。这些简洁凝练、犀利诙谐的文字充分彰显了孙犁丰沛饱满的情感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是“情理合一”在当时历史脉络中的自然展开。

同时，孙犁的书写也并不为某一文体类别所束缚，而是力求打破限制，进行文体糅合的实验，从而在开放流动的文体实践中探索情理合一的自然圆融的审美境界，前述《葛覃》所具备的丰富审美意蕴即体现了这一点。又如《〈善闇室纪年〉序》一篇中，他以杂文形式夹叙夹议，记述生平及撰写年谱的由来，对时代中的个人生活进行总结：“虽然缺少扬厉的姿态，所迈的步子，现在听起来，还是坚定有力的。”正文之后则是一小段日记：“昨晚暴风雨，花未受损。今晨五时起床，为玉树换盆，并剪海棠一枝，插于小盎，验其活否。”对花的珍重爱惜与主人的明志自守相呼应，海棠柔弱却“未受损”，又与主人虽“缺少扬厉的姿态”却“坚定有力”的个性相得益彰，文体的差异、文白语体的互渗以及比兴手法的引入，使文章兼具理趣、情趣与意趣，在富于流动之美的意境中表现个体情操与时代精神的深层契合，给人以不尽的回味余地。

新时期以来，孙犁立足于“修身”而回望历史、体察现实，提供了《葛覃》等一系列情理和谐、富于精神探索意味的文学文本。他早年以“孙犁”为笔名，晚年则于“耕堂”“芸斋”中自处，耕耘不辍，淡泊名利之志持续终生，以自身创作践行了“风格是一种道德品质”的艺术主张。在“芸斋小说”最后一篇颇具自画像色彩的《无题》中，孙犁以现实与虚构相交织的文字，描绘主人公“他”的一生，以“他是一名老战士”盖棺定论——与小说《葛覃》中的“战士”遥相呼应，体现出孙犁晚年的自我身份认同。尽管学界对孙犁晚年的心态有着不同的解释，但《葛覃》《无题》以文本修辞与内在精神的双重互文而彼此印证，作家实已藉由文学方式实现了自我完成。关于《诗经·葛覃》，楚竹书《孔子诗论》第十六简以《葛覃》为“氏初之诗”。“见丌（其）（美）必谷（欲）反一本。”对孙犁来说，“见美”而“反本”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通向未来。唯有以修身为进路，在情之调适、理之探索中持续地进行自我精神革命，方能达到生命的理想境界。这一思想，凝结着孙犁数十年读史阅世、进行文艺实践的丰富经验。对今人而言，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革命精神的融通与创造性转化，从而在流动敞开的实践行动中达至个人情感、道德伦理与历史理性意识的合一，孙犁晚年的文学思想及书写实践或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