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美式民主向转型国家的输出一直没有中断, 然而, 这一过程往往未能给这些国家带来预期中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反而可能加剧原有矛盾, 甚至引发新的、 更为激烈的冲突。 本文试图通过总结美式民主给输出对象国带来的制度衰朽、社会分裂和国家失败等诸多乱象, 重点呈现美式民主与输出对象国在族际关系、阶层关系、家族关系、军政关系、公民社会等方面的冲突, 深入剖析冲突的具体成因,揭露美式民主输出的冲突悖论,并以此为基础对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
现代民主的本意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但是,在美式民主输出的过程中,选举动员、多党竞争特殊集团把持政治、决策低效、难以达成共识等美式民主固有的特征,不仅没有给输出对象国带来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反而激化了输出对象国原有的矛盾,更有甚者,引发了新的、更激烈的冲突。
在民主转型之前,输出对象国受困于不同的情境问题,美式民主未能缓解这些问题给输出对象国带来的不稳定,大多数情况下,输出的过程和结果都伴随着更复杂的冲突。美式民主的输出以在输出对象国实施竞争性选举为核心,选举动员的需要使输出对象国的各种力量沿着原有的社会裂隙聚集起来,这就加剧了社会中不同族群、宗教和各种集团的排外;选举产生民选政府之后,通过选举掌权的集团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并巩固票仓,又会给予其支持者以倾向性政策,从制度上和利益分配上形成了对其他族群、宗教或集团的排斥,这不仅没有消解原有的社会冲突,反而加剧了社会冲突,使这些国家的情境问题愈加严重。尤其在那些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美式民主常常成为族际冲突的催化剂;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新兴民主政权饱受民主低效和政治极化之困,政绩表现不佳,经济不平等加剧,对经济增长乏力和政策不公正的不满,使社会各阶层分化严重,甚至陷入冲突;在那些原本存在剧烈动荡和社会失序的国家,军人集团成为把控政权的核心力量,社会陷入镇压与反抗此消彼长的状态,社会不稳定成为常态。本文总结了美式民主给输出对象国带来的制度衰朽、社会分裂和国家失败等乱象,重点分析美式民主与输出对象国在族际关系、阶层关系、家族关系、军政关系、公民社会等方面的冲突及其原因,并对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
一 美式民主输出的重重乱象
从“康乃馨革命”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21世纪之初的“玫瑰花革命”“郁金香革命”“橙色革命”,再到始于“茉莉花革命”的“阿拉伯之春”,西方民主向非西方社会的输出一直没有中断,但是,正如亨廷顿提出的问题,“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非西方社会中扎根”,时至今日,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清晰,经历了所谓的“民主转型”,这些国家乱象丛生:制度变得更加脆弱,政治机构瘫痪、政党极化、政权垮台触目皆是;社会变得动荡不安,贫富差距扩大、发展停滞、街头政治愈演愈烈;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种族清洗、族群战争、国家破产并不鲜见。
总的来讲,美式民主给输出对象国带来的是停滞、制度衰朽、社会动荡和国家失败。
（一）美式民主输出带来的制度衰朽
一方面,美式民主摧毁了旧的政治体制,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政治体系中各种力量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约束,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军方、家族等势力冲击着脆弱的民主制度。在菲律宾,“军方在该国政治派系之间的竞争中是重要的否决者”,总统经常依靠武装部队镇压反对派,2001—2010年,有1000多名“左倾”活动人士、反对派政客和其他反对政府的人士被杀害。在巴基斯坦,“军方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中都占据着一席之地,在工业、商业、农业、教育、科学发展、卫生保健、通信和运输部门,军方都发挥了作用”。在“阿拉伯之春”中,军队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支持力量之一,军队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其他抗议力量之间的对抗,引发了抗议活动、骚乱甚至流血冲突,尤其是转型初期,冲突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家族政治是东南亚国家庇护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原有的地主家族在美式民主输入之后,结合政治机会和资本成为新的政治家族,政治家族控制着新闻媒体、经济命脉以及政府重要部门。以菲律宾为例,总统选举中的候选人背后几乎都有政治家族支持,通过家族纽带和恩庇关系获得政治权力的候选人,当选之后又实施保护家族利益的政策,家族与政治权力相互巩固,使菲律宾呈现出政治权力在家族之间轮替以及家族内部代际延续的特点。菲律宾所谓的民主选举和政党竞争,不过是选民在拉莫斯家族、阿罗约家族、埃斯特拉达家族、阿基诺家族等政治世家中择其一而已,地方政治也以选区为单位被政治家族所控制,家族之间为了夺取政治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比比皆是,政变、暗杀以及操控社会运动等并不鲜见。在斯里兰卡,殖民时期的政治家族和商业家族借助民主制度的选举与多党竞争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力网络,班达拉奈克家族、拉贾帕克萨家族、维克拉马辛哈家族等长期垄断着斯里兰卡的政治权力体系,政党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家族实力的较量,选举中的很多冲突实际上是家族之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输出对象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经济疲软、宗教分歧、阶层分化、政府低效等使整个民主制度处于不堪一击的脆弱状态。印度自独立起就实行了西方式的选举制度和竞争性政党制度,然而,从第一次大选开始,种姓就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要政党利用种姓制度建立自己的票仓,地方性政党将目光放在那些利益诉求不能得到有效表达的低种姓群体上,不同种姓的群体也通过建立种姓组织和支持政党活动的方式谋求本阶层的利益,在这种选举政治的催化下,跨越阶层的联合和共识变得更加困难了。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长期反复冲突,体现了其美式民主虽引入了自由竞争制度,却无法建立起不同阶层之间相互谅解和妥协的共识机制,反复的政变、社会混乱、经济瘫痪显示出制度效能严重不足,缺乏弥合阶级裂痕、缓解阶级矛盾以及达成政治共识的制度能力。“阿拉伯之春”中,独裁政权的倒台释放了长期被压制的不满,比如在突尼斯,本·阿里倒台后,“在一个更自由的政治气候下,对经济不平等的不满日益在突尼斯较贫穷的地区浮出水面”,人们对复兴运动党提出的社会愿景充满期待,这使之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然而经济疲软让这些承诺成为镜花水月,许多自由派的突尼斯中产阶级开始对复兴运动党表示怀疑,同时,教派冲突愈演愈烈。类似的情况在“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其他国家比比皆是,使政治陷入不稳定状态、暴力控制能力下降和政府效率下滑。美式民主制度的输入,并不会自然地带来民主制度的巩固,原有的政治结构被打破了,新的体系尚未建立,旧制度废墟上嫁接的美式民主无法解决制度痼疾,其自身的缺陷反而使民主的巩固在输出对象国变得更为困难。
(二)美式民主输出引发的社会分裂
在中东欧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经济改革并没有带来跨越式发展,也没有解决僵化体制的沉疴,反而使这些国家负债累累。市场和私有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使市场经济具有正当性,且不论美式民主体制与理想民主的差距,即使存在这种支持关系,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自身的正当性仍需要接受质疑,快速的经济自由化造就了新的寡头,民众并没有成为自由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人们既不相信市场经济(将被看作黑帮经济),也不相信民主制度,因为正是后者一手制造了这些黑帮经济。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近些年被“颜色革命”席卷的国家,还出现在被前几波民主化浪潮波及的国家,甚至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所谓的民选领导人及其政府更多地服务于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政策用于巩固选票而非真正改善民众处境,经济长期得不到振兴,贫富差距扩大,大量底层民众陷入困境,社会阶层的极化激活了民粹政治。民选政府及其领导人“除了实行严厉的紧缩措施外,似乎无法制定出应对全球和本地经济危机的有效解决方案”,“从印度人在德里示威,支持绝食者攻击印度政界的腐败,到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街头露营,举行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抗议其领导人对基本经济问题缺乏兴趣,再到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占领运动,在更成熟的民主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街头抗议,以表达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因为经济增长乏力而对民主不再抱有幻想,但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而废除民主的意愿只会进一步疏远工人阶级。拉丁美洲的民主转型国家中,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泰国,以农村和城市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红衫军针对中产阶级和精英机构进行示威和暴力抗议,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加入了黄衫军反对政府,中产阶级和穷人无休止的街头抗议使政策制定陷入瘫痪,阻碍了经济增长。在号称“美式民主橱窗”的菲律宾,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分化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在占选民多数的穷人支持的民选总统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执政期间,财政赤字和政府腐败使城市中产阶级发起了大规模街头抗议,中产阶级的愤怒并没有因为埃斯特拉达的下台得到平息,而是通过持续的抗议表达对民选政府的不满。即使在印度这样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几十年的国家,所谓的民主不仅没有消除阶层之间的鸿沟,政治种姓化与种姓政治化的特征反而愈加明显,尤其是政党政治,带有鲜明的种姓特征,政治竞争延伸到社会中导致种姓冲突。
（三）美式民主输出导致的国家失败
美式民主给输出对象国带来的不仅是脆弱的制度和动荡的社会,制度痼疾和社会沉疴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就会导致国家失败,主要表现形式为族群战争、种族清洗、国家分裂。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走上美式民主道路的一些国家,不仅未能通过选举民主减少社会冲突,还进一步扩大了冲突的范围,在很多举行过公开竞争选举的国家,都曾随之出现了族群暴力冲突。20世纪50年代的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主导的政府在政策上对泰米尔人及其生存空间的挤压,催动了族群关系的破裂,引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内战结束后,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两大族群的对立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缓解,僧伽罗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又逐渐凸显。当民主化威胁少数族群的优势地位时,可能会带来种族清洗和镇压等预防性暴力，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结论甚至是:现代的种族清洗是“民主的阴暗面”,最突出的例子是1993年布隆迪的图西族对胡图族进行的血腥报复,以及1994年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在印尼,20世纪90年代末的民主变革导致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爪哇人和非爪哇人以及印尼国内许多其他群体之间的新一轮暴力冲突。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开始向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转型,选举民主和多党竞争非但没有化解这些国家原有的族际矛盾,反而使族际冲突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叠加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上的又一重大问题。在南斯拉夫,民主化进程的开始同民族关系出现危机以及由危机激发的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的离心力重合,最终导致了联邦的分裂。
非洲的反对派运动、武装叛乱和政变经常针对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权,其中许多政权是通过选举上台的。在肯尼亚,因不满2007年12月的选举结果,反对党及其支持者诉诸街头抗争,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和种族冲突,这次选举暴力表面上是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和肯尼亚橙色联盟(ODM)两大主要政党之争,实际上是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所代表的肯尼亚第一部族基库尤(Kikuyu)和肯尼亚橙色联盟所代表的第三部族卢奥(Luo)之争。
“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也都深陷美式民主的泥潭。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没有带来突尼斯人民期盼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反而令国家陷入了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的政治博弈之中。美式民主带来政治对抗、政变、暗杀、立法机构瘫痪,内战一度一触即发,经济停滞至今恢复乏力。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建立有效政权,国内各派斗争激烈,政局至今仍动荡不安,这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利比亚内政、扶植策动反对派对抗政府、推广美式民主制度的恶果。
二 美式民主输出的冲突悖论
美式民主输出带来的制度衰朽、社会分裂和国家失败等重重乱象,证明美式民主不能弥合社会裂隙,反而加深了族群与族群、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怨恨,催生了各种团体追逐经济利益的贪婪,加剧了社会各种力量的极化和撕裂。究其原因,在于美式民主自身的实践逻期与输出对象国国情之间的悖论,即美式民主与输出对象国在族际关系、阶层关系、家族关系、军政关系、公民社会等问题上存在很难调和的冲突。
（一）美式民主输出的族际冲突悖论
现代国家大多是多民族国家,复杂的族群关系是多民族国家的结构性特征。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民主制度能否很好地吸纳国家的多民族特征,既存在理论上的争论,也存在实践上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以竞争性选举和多党制为核心特征的民主制度,但族群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而消失,反而在民主的选举动员、多党竞争和公民运动中逐渐凸显。即使是在现代美国,“民族整体的要求和那些建立在地区、族群、宗教等基础上的亚民族身份群体的离心力之间的张力不断增加”。一些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构尚未完成,民主政治的资本积累不足,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族群为基础的选举动员和政党竞争,原有的族群裂痕不仅被制度化了,而且还有可能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美式民主的输入成为族际冲突的催化剂,与选举有关的暴力冲突不在少数,这就造成了美式民主输出的族际冲突悖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选举动员悖论”。在选举动员过程中,族群和宗教在汇聚选票上具有天然的优势,族群和宗教团体的利益诉求以投票的方式得到表达,选举产生的民选政府为了兑现选举承诺而做出的政策回应就会带有明显的偏好,当族群性动员和宗教性动员成为常态时,社会原有的分化就会在“选举动员—政策回应—选票再聚集”的过程中得到强化,分化将逐渐走向对立、排斥甚至分裂。因此,在美式民主的输出对象国,选举民主和多党竞争非但没有化解这些国家原有的族际矛盾,反而使族际冲突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选民根据自己的族群身份来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偏好,并支持代表自己族群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党,结果是,美式民主不仅没有带来族际关系的平等与和谐,还进一步扩大了冲突的范围,在很多举行过公开竞争选举的国家,都曾随之出现了族群暴力冲突,选民沿着族群身份产生政治分裂,选民的分裂带来了社会的分裂。
二是“多数决定悖论”。美式民主的多数决定原则导致少数族群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表达,选举产生的政府被人数占优势的主导族群把控,为了巩固权力和控制资源,主导族群的优势地位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得到强化,而少数族群在政治中日益被边缘化,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将积累不满与怨恨,使原本脆弱的族际关系走向崩解。在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美式民主模式下,选举的结果至关重要,对选举失利者而言,选举失败可能意味着要面对失去优势地位的风险,所以,当一些群体控制了优势资源时,那些控制者从根本上不愿意让民主选举改变局势。在多民族国家,一旦一个族群掌权,往往会排斥其他族群,而在民主选举中失利的群体在逐渐累积的不平等和被剥夺感中最终会以对抗甚至暴力的方式反抗政府。美式民主的多数决定原则使民选政府的政策深深打上了多数族群的烙印,政治的“民主”并没有带来不同群体之间真正的平等,民主的程序反而成为各族群争夺权力的竞技场,赢得选举就意味着赢得政策制定权,赢得了政策制定权就意味着为本族群夺得了经济机会和实际利益。所以,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美式民主越推进,族群问题就越激烈。族际冲突紧随民主化而至:族际冲突可能会中断、截断或是扭曲民主化,甚至使其不能发生;反过来,民主化也可能直接对族际冲突，构成压力,使其在各个阶段恶化。
三是“自由市场悖论”。美式民主输出往往伴随着自由市场方式的输出,在法治精神缺乏和国家凝聚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至上的少数派往往“把自由市场民主变成了族群冲突灾难的引擎”,族群与阶级的重叠会使经济不平等引发的不满演变为族群之间的仇恨与对抗。一方面,掌握政权的族群同时也掌握着政策优先权和经济机会,加剧了资源和财富在族群之间的不平等,族际关系随着不满的累积而渐趋恶化,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自由市场与民主的输入激化了群体间仇恨,催生了破坏性结果;另一方面,当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是少数族群时,民主转型会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多数族群跃居权力高位,这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直接导致族群冲突或种族清洗,
在印尼、西非、尼日利亚、克罗地亚,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与掌握选票的多数族群之间的冲突,正显示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叠加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危险。
（二）美式民主输出的阶层冲突悖论
转型国家的人们常常期待美式民主能带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持续的繁荣,但事与愿违的是,与美式民主伴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在大多数情况下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经济增长乏力甚至恶化将直接影响阶级和阶层关系。西方国家发展历程中的经济危机早已证明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复杂的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既需要健全的市场机制,更需要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制度安排,而美式民主并不能天然地确保自由、公正、平等的经济环境,更不能自然地解决经济发展滞后和贫富差距问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在内的发达国家自身还存在政治极化和社会冲突等问题,更毋论美式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发展中国家了。对于原本就阶级分化明显、缺乏妥协精神、法治环境不健全、经济机会不均等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阶级和阶层冲突可能会被自由选举、经济自由化、选票政治等激活,造成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裂痕扩大等结果。美式民主输出为何会产生阶层冲突悖论?具体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自由选举激活原有的阶级对抗。美式民主主张的自由选举激活了输出对象国原有的阶级对立和阶层冲突,对选举结果或政府政策的不满使国家陷入持续的冲突之中,政治沿着阶级分裂,妥协和共识变得非常难以达成,民选政府不能得到稳定的支持,抗议者常常借助暴力来要求重新选举,这些国家的民主既不能得到巩固,又不能带来社会稳定。在民主输出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将注意力放在输出对象国是否定期举行全国选举,“千篇一律的民主化战略很少考虑到当地的文化和经济条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往往既不看选举的质量,也不看选举之外其他机构的力量,不看他们所青睐的‘大人物’的复杂特征,最重要的是不看该国民众对民主化的支持程度”。在美式民主的逻期中,选票意味着权力,很多转型国家的穷人、宗教人士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拥有人数上的优势,选票是他们表达诉求和不满的方式,也是不稳定的肇源,选票的优势使他们善用抗议、反政府、支持军方、鼓动政变等方式寻求改变现状。
其二,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催生新的阶级对抗。经济自由化是美式民主输出的伴生物,转型中的自由化改革产生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权力与经济机会的结合带来资源与利益的阶级分化,社会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各阶层的冲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一些转型国家的所谓民选领导人及其政府,与背后的利益集团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普通民众。一方面,权力和资本的运行逻期使新的特权阶级愈加贪婪,不断用其手中的权力聚集财富,施政措施也用于巩固选票而并非着力于改善社会民生;另一方面,经济环境恶化和发展停滞不前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主政治不能给民众带来新的希望,反而积累了更多的不满,原有的社会矛盾尚未解决,又产生了新的阶级对抗。
其三,选举动员与阶层分化相互强化导致政治极化。选举民主将阶级和阶层围绕着选票汇聚起来,选举动员产生的阶层分化又沿着选举结果得到强化,阶级和阶层差异的扩大化不仅仅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对立与争夺,还体现为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抗议。在西方民主转型理论中,中产阶级被认为是民主转型的助推器,充满张力的是,推翻了威权政府之后,中产阶级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和其他阶级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经济失败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最大,他们既没有像精英阶层一样因拥有特权和资源而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像中产阶级一样因获得了自由权利和机会而得到发展,由于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层次所限,工人阶级从民主转型的经济结果中受益甚小,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工人阶级受创最重,阶级之间的对立就会以社会抗议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美式民主输出的家族冲突悖论
在一些转型国家,转型之前的家族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体。美式民主输入之后,家族政治没有消亡,反而在竞争性选举和市场机会角逐中获得了“新生”。在这些国家,民主政治的背后是家族政治,政党竞争的背后是家族竞争,政治家族占据着民选政府的大部分重要职位,家族既是政治寡头又是经济寡头,民主制度已经演变为政治家族攫取利益的工具。除了传统的家族势力之外,平民支持的领导人上台后又会形成新的政治家族,美式民主的输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只是给传统的政治关系披上了一层现代的面纱,即使是因社会结构改变而生成的新政治力量,也被卷入家族政治的旋涡,家族政治往往带来更为有害的公共政策。
首先,美式民主制度提供了家族控制政权的政治机会结构。在具有深厚家族传统的国家,缺乏社会根基的民主制度并没有瓦解家族政治,民主的程序性安排反而为家族控制政权提供了政治机会,家族政治化和政治家族化成为这些国家共同的特征。传统的家族力量借助美式民主提供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建立起以政治分肥和权力寻租为特征的政治庇护体系,家族之间为了夺取政治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比比皆是,政变、暗杀以及操控社会运动等并不鲜见。政治家族和商业家族借助民主选举与多党竞争建立新的政治权力网络,长期垄断着政治权力体系,选举中的很多冲突实际上是家族之间的冲突,政党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家族实力的较量。
其次,家族政治与美式民主相结合使社会不平等制度化。传统家族在美式民主输入之后与政治机会和资本结合,形成新制度下的政治家族,政治家族控制着新闻媒体、经济命脉以及政府重要部门,总统选举中的候选人背后几乎都有政治家族支持,通过家族纽带和恩庇关系获得政治权力的候选人,当选之后又会实施保护家族利益的政策,家族与政治权力相互巩固,使一些国家呈现出政治权力在家族之间轮替以及家族内部代际延续的特点。政治领导集团为自己所在的家族聚集起大量的财富,投机和腐败充斥于政治生活之中,国家经济不能良性运转,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程序民主虽然带来名义上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实质上却引起了更进一步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权力的运行逻期又使这种情况很难逆转,导致社会不平等制度化,普通民众与政治家族的矛盾不断累积,最终引发社会冲突。
最后,地方政治也以选区为单位被政治家族所控制。政治家族不仅在横向权力结构中占据了关键职位,而且通过选举制度的选区、政党制度的政党组织等在纵向权力结构中获得控制权,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政治权力网络,渗入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政治家族本身就是在地方选举中“发家”并逐渐进入中央政治权力体系中的。这样的政治生态不仅不能使民主运转起来,反而使民主变质,政治家族利用其资源优势可以有效地将家族利益转化为政策,民众所剩不多的投票权利被“猪肉桶”政治所侵蚀,不能推动公共政策向有利于社会平等的方向转变,民众变成了政治家族的选举工具。新建立的民主制度徒有程序民主的虚表,平等的投票权不意味着真正的政治平等,更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等,既不能积累民主的实践经验,又不能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
（四）美式民主输出的军政冲突悖论
军政冲突是转型国家常见的一种冲突形式,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伴随着军人政权的倒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人集团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军人集团不甘于销声匿迹,往往通过重新夺取政权或者恢复政治影响力的方式重回政治生活的中心,很多国家的军人集团依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形成了与文官政府相互支持的局面,但这显然会影响民主的巩固。军政关系导致社会冲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军队是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力量,美式民主制度输入之后,原有的政治结构被打破了,新制度的制度化水平低,对强力机构的控制力不足,从而释放了军队的特殊利益,威权和专制政权的路径依赖效应也使军人集团继续寻求与政权的捆绑。这说明,美式民主的输入不能自然地消解传统政治力量的影响力,所谓的自由、公开、公正的选举也并没有解决这些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旧有冲突,反而会出现由军方支持的民选文官政府,这就意味着军方能够干预政治并且左右政治竞争,军人集团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冲突就会表现为武力镇压政治反对派。在“阿拉伯之春”中,军队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支持力量之一,军队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其他抗议力量之间的对抗,引发了抗议活动、骚乱甚至流血冲突,尤其是转型初期，冲突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军方有时会与不同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各取所需,但这种联合会破坏民主的基础。在巴西制宪会议关于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博弈中,军方和总统联手,“猪肉桶”政治和威胁并用,总统制取得了胜利,但是军方对制宪会议的影响直接导致总统在推行经济政策时缺乏议会支持,遭遇了激烈的“立法—行政冲突”,导致了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军人集团背后有国际势力干预,西方国家通过对美式民主输出对象国军队的扶植,影响这些国家民主转型的进程,策动军事政变,操纵选举过程,扶持亲西方政府上台,甚至借助军队的力量成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者,军人集团的态度往往能够左右政局,使民主制度成为“被操控的民主”。国际势力对转型国家军队的支持方式主要有提供军事技术、培养军事人才、出口高端军备、建立军事基地以及进行军事同盟合作等,值得注意的是,当军人政权或者军队扶植的政府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时,“推广民主”就不再是西方国家的首要目的。比如,冷战时期,美国对韩国军事独裁政权的支持就是因为其满足了美国的军事利益。当民选政府的立场与西方相左时,外部势力也会支持军队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确保亲美亲西方政府上台。比如,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多次军事政变背后都有美国对右翼政治力量的支持。由此可见,美式民主的输出是为了实现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战略目的,并非真正关切输出对象国的国内政治生态。外部势力的干预,不仅左右着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还制造了军队和政府以及军人集团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美式民主输出的“公民社会”冲突悖论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是非正式制度,但构成了民主政治的社会根基和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变量,从托克维尔到帕特南,西方政治学者大都肯定了“公民社会”对于维护民主政治稳定和促进公共精神的作用,卡列尔·穆勒(Karel B.Müller)总结了“公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四种支持性功能:防御性功能,合法性功能,参与性功能以及整合性功能。然而,21世纪以来的研究显示,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社会资本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开始衰落,更毋论原本就缺乏“公民社会”根基的发展中国家。许多研究认为,在民主转型国家,正是“公民社会”的活跃使人们发起社会运动推翻威权政府,推动了本国的民主化进程。从程序上来讲,各种草根组织、公民论坛和社团的确冲破了威权政治的控制,成为民主转型舞台上最显眼的角色,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为其民主制度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一,转型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不充分,妥协精神和协商能力不足,不仅无助于达成共识,反而成为“冲突的竞技场”。在西方发达国家,“公民社会”是在商业繁荣和城市自治传统复兴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而输出对象国的民主化改革大多是快速的、受外力推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公民组织还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公民团体,传统的家族、宗教、亲缘、地域等因素依然发挥着影响力,议题类公民组织对外依赖性强,混杂着传统因素的“公民社会”不仅不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扩张、赋予政府以合法性、提供有序政治参与以及培养整个社会对国家的归属和认同,反而时常沦为政治竞争的工具,动摇政府的合法性根基,引发混乱的政治参与,并且破坏社会的团结。美式民主带来输出对象国“公民社会”的畸形膨胀,公民组织数量激增,由于缺乏妥协、包容和合作的精神,非但不能有效地将社会组织起来,反而会使社会内部的争斗以一种看似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二,转型国家的制度吸纳能力不足,很难将“公民社会”的诉求与冲突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在市场经济发展缓慢的非洲国家,“公民社会”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大多属于“黏合性社会组织”而非“连接性社会组织”,民主化释放的政治参与空间使各种公民组织之间以及公民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在短期内剧增,强大而又离散的社会冲击着虚弱的国家。在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城市中产阶级壮大,公民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特点,但短期内的迅速发展使这些国家的特权阶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产生的公民组织往往与特定的家族、权贵和政治精英相勾连,利用公民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发起社会运动,它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公共利益,而是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排他性的利益诉求使共识很难达成,反政府、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等成为“公民社会”的政治常态,与此同时,国家对“公民社会”诉求的吸纳能力不足,民主化带来的政治竞争表现为各种公民组织之间无休止的对抗与冲突。
其三,支持和培养当地公民组织及代理人是美式民主输出的重要策略之一,输出对象国的“公民社会”是被“催熟的”有效、强大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就成为各种国际力量角逐的“马前卒”。西方国家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资金、培训人员等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培育和扶持公民组织,“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化浪潮中都有国际势力支持的公民运动。外国资金是转型国家议题类公民组织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方式,经济援助使这些公民组织成为国际力量在民主输出对象国的代理人和政治竞争的工具,其政治诉求与本国实际情况往往背道而驰,不利于民意的真正表达,不仅不能整合社会,反而干预政策过程、操纵舆论、制造对抗、挑起冲突,成为转型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合作,建立了一个名为“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全球性国家会议,旨在推广和输出美式民主,同时还在联合国设立了一个基金,帮助支持监督选举并采取其他措施扶持民间社会团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社会团体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亲民主组织。近年来,该基金会重点援助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朝鲜、斯里兰卡等国家。以菲律宾为例,该基金会在2020年至2021年共对菲律宾援助18个项目,包括动员公民捍卫民主、保护人权、加强地方新闻媒体的独立性,以及加强青少年民主教育等内容，以援助之名进行美式民主的输出,致使任何菲律宾本土的原生意识形态或者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与美式民主的人权、自由、平等等概念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可能被冠以“不自由”之名,事实上削弱了政治文化的本土性和包容性。
三 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美式民主输出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冲突,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很多西方学者认识到了新兴民主国家的冲突,然而却将之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还有一些西方学者辩称,目前新兴民主国家的情况显示的是民主的“危机与转型,而非衰落”,意在说明所谓的民主衰退不过是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之间差距的扩大,然而,更准确地说,这些国家民主转型后乱象丛生的根源是无视各国情境条件的美式民主输出与理想的民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民主的现实基础之上的,不尊重各国的国情,强行输出或者移植美式民主的制度形式,无助于这些国家积累民主的经验,族群、阶层、家族、军政关系以及“公民社会”冲突的累积效应使这些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动荡之中,原本就“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更加脆弱,民主的社会基础反而遭到了削弱。
第一,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地解决美式民主输出带来的问题,按照历史经验推测,输出对象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乱局之中,民主的巩固不仅需要提升制度化水平,还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来恢复社会秩序和重建政治合法性。亨廷顿指出,转型国家的暴乱和动荡是由于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而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政治制度化水平和国家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破除美式民主的制度神话,将现代化转型和民主化视为一个不断更新和纠偏的长期过程,而非按照某种特定模式刻意打造或移植的虚假形态,着眼于解决转型国家社会、政治生活面临的实践难题,将民主的理念、人民的需求以及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以政治平等推动社会平等,真正建立并巩固保障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
第二,美式民主带来的创伤,需要转型国家自我修复,国际干预只能控制暴力,不能消除暴力;只能提供援助,不能在实质上解决问题。制度的重建需要依靠本国的内生力量。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看似给转型国家带来了变革机遇,实质上使它们陷入了地缘战略空间争夺的困局和国内政治生态恶化的泥淖,国外势力的干预事实上阻碍了转型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从形式上的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从移植的“畸形民主”转向适合本国发展的民主,需要摆脱美式民主的叙事逻期,将民主制度视为具体的、历史的,而非普世的。保障族群平等权利,建立包容差异的机制,超越族际冲突悖论;缩小社会经济不平等,寻找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最大共识,超越阶层冲突悖论;约束政治特权集团,有效监督权力的运行,超越家族冲突悖论;强化国家对军队的控制,超越军政冲突悖论;提升制度吸纳水平和公共政策能力,超越“公民社会”冲突悖论。
第三,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民主制度是各国根据国情的现实选择。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民主经验的积累,依靠的是各个国家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社会现实条件。转型国家避免政治衰朽、重建政治秩序并实现政治发展,需要处理好政治稳定与政治转型、自主选择和接受援助、民主选举和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首先,要建立有效统治,恢复政治秩序,在维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解决其他的转型问题。其次,接受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的前提是确保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受外国干涉,在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借鉴别国现代化的有益经验。
最后,民主选举只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方面,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不仅仅是实现程序上的民主选举,更重要的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各个环节都要朝着实质民主的方向转变,使人民的需求得到表达、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的利益得到满足,只有如此,才能走出美式民主的窠臼,实现更民主、更公正、更可持续的政治发展。
常晶,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制度、多民族国家治理。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山西省第六批青年拔尖人才,山西省高等学校131领军人才,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2部、译著2部,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世界民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宗教文化》《国外理论动态》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