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百年师范”的湖南第一师范，是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它起源于“千年学府”城南书院，该书院与岳麓书院均属湖湘学派之重镇。湖南第一师范之所以成为湖南兴学育才的重要基地，并在实践中形成一师学人的优秀品质和爱国精神，究其原因是师生们牢记“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初心使命，弘扬学校之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办学传统及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才造就了这个“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红色品牌。
关键词：湖南第一师范; 城南书院; 实事求是; 爱国主义; 红色品牌
以“千年学府、百年师范”著称的湖南第一师范，其办学历史之悠久能与湖南大学齐名。这两所三湘名校都是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蔡和森等求学研读的地方，都力倡“实事求是”(见1913年一师校长孔昭绶手订学校章程和1917年湖大前身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所题牌匾)。二者校址皆可溯源至南宋，前者为城南书院，后者为岳麓书院，都称得上“千年学府”。不过，因涌现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达、杨昌济、徐特立等著名师生的缘故，一师多了一顶“百年师范”的桂冠。岳麓书院至今修缮保护完整，而城南书院不复存在便成憾事。为何今日城南书院声名不彰呢?究其原因，一是中断办学、建筑不存，二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办学层次和规模均不及湖南大学。近来长沙市政府拟修复城南书院，为此笔者在以往多方研究“百年师范”的基础上，着重发掘了该处千年书院的史料，为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一、“百年师范”之湖南第一师范——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分析“千年学府”及其办学传统之前，得先从“百年师范”说起。湖南第一师范创办于1903年，即晚清鼓吹“兴学图强”之“新政”年代——缘起“废科举，兴学校”,因推行《癸卯学制》,改各省书院为大学堂、府及直隶州书院为中学堂、县书院为小学堂。自隋朝以来延亘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一大变革。既然要办新学就得有新教员，清廷学务大臣张百熙、张之洞等呈奏兴办师范教育。在此情势下，湖南巡抚俞廉三于1903年2月倡设湖南师范馆，聘岳麓书院兼城南书院山长(即校长)王先谦为第一任馆长。师范馆初设黄泥街余宅(今长沙五一广场附近),新任巡抚赵尔巽于同年11月批准迁城南书院，更名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标志着第一师范的诞生”[1]4。正因为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之间的渊源关系，既校址同一，又均为王先谦主持，“故湖南及一师的有关史料，不仅把城南书院作为一师的前身，而且把师范馆看作是一师的一部分”[1]5。
1904年，赵尔巽为了补充全省各小学的师资力量，拟将长沙的“全省师范学堂”改称中路师范学堂，并在常德设西路师范学堂、衡阳设南路师范学堂。此举不仅得到朝廷许可，1905年还聘新科进士谭延闿到中路师范督校。教务长瞿宗铎1908年确立师范本科的培养模式，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学制五年(含预科一年)。辛亥革命之后谭延闿(先后任湘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督湘，注重教育，改长沙、常德、衡阳的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为第一、二、三师范学校，于是中路师范学堂更名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在妙高峰城南书院遗址大兴土木，新建了师范部和附属小学部两大建筑群。
1913年春，谭延闿请陈润霖在长沙兴汉门荷花池开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陈润霖不仅要筹备湖南育群学会(相当于教育会),同时还兼任拟兴办的湘雅医科专门学校董事长，更有自己的楚怡“三校一园”(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工业专门学校齐全),无暇顾及，加上经费捉襟见肘，第四师范学校只招收一届便于1914年春并入第一师范学校，省署还将“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青年毛泽东正是此时从第四师范转来。此后，第一师范经短期改名中路公学、妙高峰中学、湖南省立高级中学(含师范科)。1929年恢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名称，1939年又与省立第一中学、省立二女中等七校合组为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此校区为师范部)。1941年师范部从“临中”分出再次复校，并在湘乡、安化等县的农村度过了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1946年，第一师范由安化县桥头河搬回长沙，因妙高峰校址毁于“文夕大火”和三次长沙会战，借用岳麓山下左家垅停办的农业学校旧址办学，直至新中国初期。
1954年，学校从湘江西岸搬回河东妙高峰下原址。对于这所“毛主席的母校”,1967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拨款，湖南省成立复建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建筑设计院设计、省建六公司等单位承建。新校园耗资280万元，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包括与毛泽东相关的附小和工人夜校，城南书院没有复建),按民国初期的原貌复建。1968年5月动工，次年4月竣工。建筑面积21241平方米，其中郭沫若题写的“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现更名“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建筑面积6803平方米，1969年10月1日对外开放。主体建筑中央顶端是毛泽东手迹“第一师范”,36栋楼宇之间用13条长廊和亭阁纵横连接，若干个四合院均呈“回”字形状，空间留天井、花圃、丹墀；室内铺木地板，地板下置地垅墙及通气格。廊柱之间以砖砌半拱代替过梁，所有外墙一律粉刷成黑灰色，饰以白灰扇形撇水窗额，黑白分明，极为醒目。校内有大礼堂、八班教室、自习室、阅报室、寝室、君子亭等14个与青年毛泽东相关的红色景点(仅毛泽东坚持“冷水浴”的水井为原物),将人们带回100多年前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重建的河东校舍延续了当年风貌，今称第一师范城南校区，近年再建的河西校区为东方红校区。改革开放以来学校逐步升格：1978年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被教育部列入全国20所重点中小学，2000年教育部批准湖南第一师范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008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前不久又列为一本招生学校并招收硕士研究生。
湖南第一师范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因为名师荟萃，人才辈出，所培养的政治人才，即使清华北大亦无出其右。“千年学府”时期师生入选《辞海》者有14人，如城南书院创办者张栻即为湖湘文化主要代表；清代后期13人包括贺长龄、何绍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张百熙、王闿运、邓辅纶、樊锥、陈天华、黄兴。其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是湘军统帅、中兴名臣，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还有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辛亥革命宣传家和《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以及湘中大儒何绍基、张百熙、王闿运。“百年师范”时期师生入选《辞海》者更高达34人，其中教师16人(王先谦、皮锡瑞、谭延闿、易白沙、李达、杨昌济、谢觉哉、徐特立、田汉、周谷城、黎锦熙、杨树达、陈子展、舒新城、夏丏尊、辛树帜),学生18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郭亮、夏曦、罗学瓒、段德昌、袁国平、刘畴西、毛泽民、毛泽覃、张国基、萧三、胡然、周鲠生、陶峙岳)。他们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6位(毛泽东、任弼时、李维汉、谢觉哉、周谷城、陶峙岳),国民政府主席1人(谭延闿),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4人(李达、杨树达、黎锦熙、辛树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著名剧作家田汉。
这里既是育才基地，又是红色摇篮。尤其在五四时期，“新民学会”和“湖南建党”均以一师学人为主体，还推动了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如李维汉指出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是一部教育史，也是一部革命史”[1]序言1。也如胡耀邦、胡乔木、方毅、周扬等人所说：“湖南第一师范……是历史悠久、有光荣革命传统、有影响的师范学校”,它与南京晓庄师范一样，“在教育事业上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国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1]序言1由于湖南第一师范的特殊地位，江泽民为校园矗立的“青年毛泽东”塑像题字；邓颖超、宋任穷、宋平、栗战书、李岚清、李长春、李铁映、彭珮云、刘延东、陈至立、周铁农、路甬祥、徐匡迪等相继来校视察，并有多位外国元首参观访问。202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城南校区考察时指出：“一师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好地方，要把这一红色资源保护运用好。”[2]
这里有蜚声海内外的红色资源——毛泽东在此求学、工作了八个春秋(读书五年半，任一师附小主事一年，还有一年半参加“驱张”“湖南自治”及建国建党等社会活动),他与校友们不仅成立新民学会发出“建党先声”,而且在一师附小宿舍结婚组建家庭。他充满感情地盛赞“一师是个好学校”,并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成为“校训”)。徐特立6次到校视察，并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定作“校风”)。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主要取材于五四时期的湖南一师，再现了毛泽东、杨开慧、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蔡畅、萧子升、萧三、陶斯咏等风华正茂的青年。一师还有任弼时、李维汉等党政领导人和郭亮、段德昌等著名英烈。其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如《校歌》唱道：“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1]14
在“群雄立党救中华”的年代，以湖南一师校友为主体成立的“新民学会”犹如“一枝新文化小花”,破土成长。近代以来湖南群星灿烂，新民学会作为其中一个闪亮群体，会员们认定了前行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努力实践，从而发出了“湖南建党的先声”(蔡畅语)。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建党初心萌发地，离不开南北两所学校：北方是北京大学，陈独秀、李大钊在北大红楼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北大师生最先沐浴马列主义的阳光雨露；南方则有湖南一师，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分别在长沙文化书社和巴黎蒙达尔纪公学讨论建党，开展了一系列建党实践活动。新民学会存续了两年时间，共发展78名会员。其中男会员58人，有47人来自湖南第一师范(含学生41人、青年教师6人),女会员20人则主要来自周南女校。新民学会成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者37人(来自湖南一师的有31人);一师学人有毛泽东、何叔衡、李达3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早期党员李中是党领导第一个产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的创始人。新民学会的著名烈士有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罗学瓒、郭亮、陈昌、夏曦、方维夏、李启汉、张昆弟、彭璜、陈子博、彭平之、彭道良、谢南岭、傅昌钰、罗宗翰17人，其中一师校友12人；后来陆续还有段德昌、刘畴西、袁国平等280多位一师校友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年师生留青史，如今摇篮育英豪。2006年湖南第一师范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湖南第一师范作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基地、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等备受社会瞩目。湖南第一师范今在长沙市岳麓区建设的新校区——东方红校区，占地面积1300亩，校舍面积40余万平方米。传承历史，面向未来。学校以“学生培养提升质量、科学研究提升水平、师资队伍提升能力”为目标，将再铸辉煌。
二、“千年学府”之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齐名的湖湘学派重镇
千年书院出圣贤，百载师范开新篇。湘江之滨的这所“百年师范”,溯源于两岸对峙而立的两座“千年学府”之一，即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长沙市南郊(今在长沙市天心区)妙高峰下书院坪的城南书院。此处原是南宋丞相、抗金儒将张浚的寓所，也是延亘至今的办学之地。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张浚被贬永州，因奉旨自便，遂至潭州(古长沙地名)停留下来，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开始兴建寓所，隆兴元年(1163)10月落成，携家人入住。其子张栻在长沙拜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宏为师，学问精进，造诣颇深。他融合理学和湖湘学，遂自成一派。经张浚父子精心营造的私家园林，集楼台堂榭之胜，计楼宇31栋、花圃26处，内辟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6斋，另有人工建造的纳湖、月榭、听雨舫、采菱舟、卷云亭、书楼、养蒙轩、丽泽堂、苍然观、禁蛙池等“城南十景”。其中“禁蛙池”(湖南第一师范艺术楼旧址旁)的来历：相传张栻夜读，蛙鸣使其心烦，便投砚入池，遂止蛙声。《妙高峰楹联》赞美此处景色：“长与流芳，一片当年干净土；宛然浮玉，千秋此处妙高峰。”[3]张栻对此环境非常满意，作《城南晚步》诗云：“春日烟沙岸，禅房风竹窗。有时倾绿酒，随处见清江。世路纷多辙，吾生老此邦。千林看不尽，白鸟去双双。”[4]183寓所竣工刚两年，张栻从乾道元年(1165)起就挂出父亲手书的“城南书院”匾额，居家论道、著书立说、会友讲学，前后约九个春秋。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都是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1167年来潭州，应张栻之邀多次在城南书院讲学论道，因而书院声名鹊起。朱熹、张栻于“城南十景”之中举杯痛饮，遂有相关诗作问世，今留下二人的唱和之诗达10首之多。例如：“句里乾坤随指顾，斗南钟鼓闹清秋。”[5]112又因月榭建在纳湖旁边、妙高峰下，张栻的《月榭》诗吟唱“危栏明倒影，面面涌金波。何处无佳月，惟应此地多”;朱熹和诗：“月色三秋白，湖光四面平。与君凌倒影，上下极空明。”[5]115听雨舫、采菱舟建在纳湖之中，“丽泽堂”建在湖畔，朱熹作《丽泽堂》诗，其中有“堂前湖水深”之句。城南书院背倚绿竹成荫的琮琤谷、高丘层观的南阜，使妙高峰成为城南著名景观。南阜是妙高峰的绝顶，卷云亭建在妙高峰上，琮琤谷在南阜右侧。朱熹来此流连忘返，称赞“倚仗忽琮琤，竹深无觅处”[4]186。
书院内的纳湖今名天鹅塘(1920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在塘边的青山祠教工宿舍完婚),塘水与老龙潭相通，经大椿桥直通“朱张渡”——因朱熹、张栻(兼岳麓书院主教)常往返于两个书院讲学，之间横隔湘江和橘子洲，需从城内的灵官渡摆渡过江，至岳麓山下的牌楼口登岸往岳麓书院。为怀念两位学者传道授业，开启书院自由讲学新风，有诗赞曰：“道脉开南楚，朱张仰昔贤；往来同讲席，沿革又荒烟。”[4]112“朱张会讲”留佳话，使湖湘学派大放异彩，学风盛极一时，后人便将这条摆渡航线称之为“朱张渡”。朱熹在其著述中大量使用了“湖湘之学”等词语，海内外学者将这里特有的地域文化称之为“湖湘文化”。城南书院之所以成为湖湘学派重要的发源地和湖湘文化传播地之一，是因为朱熹、张栻等人在这里提出了“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坚持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为学之道，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或解读典籍，或议论时政，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内化为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学术品格。
张栻于南宋淳熙初年(1174)应朝廷之召任吏部员外郎，长沙“城南十景”逐渐荒废。元代战乱又倒塌一些房屋，南阜“苍然观”改僧院，更名“高峰寺”。旁添报国寺，诗云：“南郭高峰寺，松阴入杖藜。到门江树合，落日海云低。春殿藏花雾，禅房护燕泥。上方钟磬夕，夜火出招提。”[4]113明朝正德二年(1507),湖湘士人提议恢复城南书院，却被“吉藩府”所占而未果。嘉靖四十二年(1563),长沙府拨款建筑学堂5间，复圮授课，规模较南宋时小多了。清康熙年间的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以《怀张德远故宅》一诗记述其变迁：“元臣矢庙算，力战绝和书。蜀道安磐石，平江返日车。亭台芳草合，池沼白疏。弦诵留遗泽，承家仰硕儒。”[4]184清乾隆十年(1745),湖南巡抚杨锡绂赴岳麓书院主考，见应试生童寥寥无几，问缘故乃回答“中隔湘江”不便，请求迁城内就读。他即拨款修葺都正街一处空置衙门，因地处城之南隅、天心阁下，仍称“城南书院”。虽与妙高峰下的书院名字相同，而此书院已非彼书院。此处房屋80间，讲堂之上悬“城南书院”横匾，御书楼祀朱熹、张栻及有功于书院诸先贤，自此天心阁下再续读书之声。
清代历经乾隆四十七年(1782)、嘉庆五年(1800)、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三次修缮，书院再次步入辉煌期。道光二年(1822),新任巡抚左辅认为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衙(今长沙县),街区喧闹，不利研学，于是将书院从天心阁下迁回600余年前的原址，而此处则更名“刘猛将军庙”——祭祀元指挥使刘承忠。左辅不仅部分恢复了妙高峰下城南书院，而且为纪念张栻建“南轩夫子祠”(湖南第一师范老图书馆之上),祠前建“文星阁”,并奏请道光皇帝御书“丽泽风长”匾额悬挂于讲堂之上。此后，著名学者贺长龄、贺熙龄、孙鼎臣、何绍基、余廷灿、郭嵩焘、王先谦等相继设坛讲学，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李元度、王闿运、张百熙、黄兴、程潜、唐鉴、皮锡瑞、谭云山、杨毓麟、杨端六、皮宗石、文斐等先后潜修学业(有的后来在此任教)。清代学者吕南屯记录了书院盛况并撰联：“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学须就学，时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6]149上联讲做人，下联讲治学，悬于讲堂两旁，劝学子们奋发上进。更有清道光进士、云贵总督劳崇光(长沙人)撰写的《城南书院赋》[7]283-284,记述了书院的来龙去脉。赋曰：
碧湘门之南有书院焉，与惜阴而相连，与岳麓而相亚。绕郭春浓，连斋日暇。人传百世儒宗，地辟三湘学舍。今日星垣故迹，共励观摩；当年宋代遗风，曾传亲炙。物态凝眸而盎盎，千古灵区；弦歌入听以雍雍，一方雅化。
原夫张南轩之建书院也，教隆学粹，泽溥化纯。任守先待后之责，励牖民觉世之身。道统亲承，遥传洙泗；萍踪偶托，小住湘滨。遂教讲席宏开，楼榭耸南城之域；从此教思深被，讴歌留南国之民。广聚群贤，于焉安宅；几列丹铅，楼排典籍。垂帷共衍薪传，负郭无嫌地僻。担笈敢辞千里，士尽峨冠执经。互矢千秋，人传道脉。盖书院之废兴也无常，而城南之名今古不易。
其景也，则有草树回环，山川萦束，纳湖供其溯洄，高阜任其瞻瞩。访旧基于月榭，危栏之影依然；叩曩躅于云亭，隐几之吟可续。舫名听雨，闲垂软涨三篙；舟泛采菱，缓度新歌一曲。逸兴遄飞，遥情遍触。然此第供夫游观，而不系采风而问俗。俯仰前型，遐思往训，不知者徒对景而神怡，其知者将怀古而志奋。轩开半亩，养蒙迪我聪明；堂矗三椽，丽泽成吾学问。看江波岳色，潇湘之灵秀如新；仰圣域贤关，闽洛之渊源伊近。胜地常留，微言不灭。济济英才，跄跄俊杰。偶到禁蛙池畔，书声不杂喧嘈；如游白虎观中，经义成勤论说。所以地偏心远，扶筇任与徜徉；而境旷神清，展卷自深怡悦。
况今者故址重修，荒原广垦，士乐输将，工勤挶畚。鼓舞遍乎儒林，诵读萃乎艺苑。飞甍连栋，迈昔年创建之模；敬业乐群，课切己藏修之本。稽六斋之鳞次，诚敬功严；钦列圣之鸿题，性天旨远。此皆圣天子心惮乙夜，学惕寅阶，经术昌而涵濡大被，文教懋而作育无乖。溥风声而编讫，合遐迩而孔皆。生其间者亲瞻宸翰，涵泳圣涯，敢不矢乾乾于斗室，懔兀兀于高斋也哉。”(以上四段原文据清光绪年间《善化县志》卷三十二)
数百年间，书院随“明贤讲学，风教蔚然，得人颇盛”,堪称“昔贤过化之地”,[8]却几度荒废。张浚当年手书“城南书院”四字匾额，至元朝仍保留在高峰寺内。可是，1933年这块匾额却毁于一个无知者笔下——他署名“西耕”,撰《长沙新市政计划中保存之名迹》一文，误以为此匾额为杀岳飞之嫌犯张俊所书，不应列为保存之文物。清末民初新学兴起，城南书院于1903年纳入湖南师范馆办学，此后更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它一路走来，历经战乱，时废时修。至民国时“卷云亭”尚在。据1936年《长沙市指南》载：“卷云亭在妙高峰中学之门楼上，城南十景，惟此独存，亭仅方丈，可容三四人坐憩。”[5]115抚今追昔，令人不胜唏嘘。
湖南第一师范与城南书院的传承关系密切，连接二者的人物是王先谦。他担任过国子监祭酒和江苏学政，既是城南书院最后一位山长，又是湖南第一师范第一任校长(师范馆馆长)。官至广西道台、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刘人熙亦担任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担任校长的还有谭延闿、孔昭绶、易培基等人。几经兴废，不断换装，书院的建筑形式也多次变更，昔日“十景”已不存世，后定格为清末民初的中西合璧式样。当年一师的灰黑色建筑与“湘雅”的红楼一道，曾经是长沙最漂亮的建筑群，可惜被“文夕大火”和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火摧毁。20世纪60年代湖南第一师范校址复建是一件大喜事，毛泽东、江泽民、徐特立、严济慈、张保庆、冰心等相继题词，亦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友人来校考察，游人亦可参观。它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故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美誉。现在办学主体虽已迁至河西梅溪湖畔的“东方红校区”,而妙高峰下书院坪老校区主要用作革命文物保护和进行青年毛泽东事迹及湖南第一师范校史陈列。如果有朝一日城南书院亦得到部分恢复，将是弘扬湖湘文化的一大幸事。
三、育才基地——“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办学传统和革命精神
湖南这方热土在历史上被开发较晚，自明末以降，以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风，引导湖湘人士走实政、实用、实行之路，才风气大开，其影响跃居各省前列。湖南在近代突然“发力”,迅速走向政治舞台中心，乃教育使然。而湖南第一师范又为何成为湖南兴学育才的重要基地呢?单纯从地理位置上解读尚缺乏说服力。回顾近代历史，湖南人突然出现多个星光闪耀的庞大群体，离不开教育发力。当年国家贫困、民智蒙昧的状况，迫切需要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近代社会变革须师范教育走在前列，一师学人传承千年学府“传道济民”的文化传统、秉承百年师范教育的家国情怀、继承三湘英杰奋斗不息的精神，启民智，探求“大本大源”。以曾国藩、黄兴、毛泽东为代表的三代湖湘人才群体，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为己任，他们前赴后继，分别领导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一)牢记“实事求是”之要旨——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基
湖南第一师范当年只招男生，他们多来自湖南农村，对其落后状况、社会矛盾有切身体验。怀着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他们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是：学校铺路、导师引路和学友同路。学校铺路——学校践行民本教育，为师生培育家国情怀，力倡“实事求是”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导师引路——杰出教师有杨昌济、方维夏、徐特立、黎锦熙、杨树达、周世钊、匡互生、王季范、李达、田汉、周谷城、夏丏尊、舒新城等名家，其中杨昌济学贯中西，是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父；同学同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陈昌、夏曦、郭亮、罗学瓒等莘莘学子携手共进。当年学校具有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办学理念，培育人才快速成长。人们常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生于斯——湘潭韶山冲，长于斯——湖南第一师范。韶山是他的出生地，他从家乡走出，在湖南第一师范成长成熟、历练成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打下四个基础，即学问基础、体魄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1950年与周世钊谈话，毛泽东盛赞一师对自己的培养：“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1]95湖南第一师范培育了众多栋梁之材，考察其兴学育才的原因，一是彰显了“两个主题”——“实事求是”和“改造中国与世界”;二是秉承了“两个传统”——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办学传统和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革命传统。正因为湖南第一师范培育了众多早期著名革命家以及蜚声中外的学者，才有资格成为享誉全国的红色旅游打卡地、湖南兴学育才的重要基地。
毛泽东等人何时知道“实事求是”?这个词虽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而毛泽东高小毕业前不一定读过“二十四史”,但进入湖南一师肯定熟知“实事求是”(不排除此前见过湘乡东山学校大厅的“实事求是”碑)。1913年夏，孔昭绶校长主持制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章程》,在其第一章《教养学生之要旨》中明确要求学生：“明今之大势”(关心时事)、“察社会之情状”(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为人做事的基本要求)[1]12。毛泽东、罗学瓒、周世钊、贺培真等于1914年春由第四师范集体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均编在第8班(为此他们在一师延长了半年学制)。而蔡和森、张昆弟等是1913年秋直接考入的(编在第6班),李中也是直接考入的(编在第7班);另外萧子升、陈昌、陈绍休等人已毕业，而年纪较大的何叔衡属于进修生。他们同校同路，牢记学校刚颁布的“要旨”——实事求是，而且关心时事，开展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从而打下了萌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
(二)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萌发建党救民的初心
1918年4月，在岳麓山下蔡和森租住的“沩痴寄庐”,湖南第一师范学友成立了新民学会。会员们受精神导师杨昌济倡导，在湖南发起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国赴欧洲1900多人，其中留学法国者超过1600人，湖南则去了356人(人数在各省仅次于当时含重庆在内的四川，其中含新民学会会员19人),蔡和森更是全家赴法。为了引导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思想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向转变，蔡和森在自己学习和居住的蒙达尔纪男子公学召开五天会议(1920年7月6日至10日),公开了自己思考已久的建党主张——将新民学会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明确提出要“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之目的。[9]147此后半年时间，蔡和森给毛泽东、陈独秀写了被党史界称为“最早建党文献”的三封长信，内容包括若要改造中国：“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9]130
蔡和森进行建党试点，多次在赴法会员聚会时提议建立“与俄国一致”的政党。据贺培真日记或尹宽回忆：1921年7月23日，新民学会在法国的外围团体“工学世界社”召开年会，蔡和森在会议期间提议将其更名为“少年共产党”(1)。毛泽东对湖南人在海外建党的实践评价很高，1936年对到访延安的斯诺说：“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与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10]133应当说不仅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而且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李维汉等在巴黎，都确定以俄为师，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萌发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分别在国内和海外从事建党实践。向警予还填补了缺少“女创始人”的空白，当然在法国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刘清扬已是党史界公认的早期党员。
(三)“千年学府”根基——承继传道济民的办学传统
“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1]12一张百年前湖南一师的招生广告，揭示出师范、教育、人才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湖南第一师范自1903年建校以来，汇聚了许多传道、授业、解惑的名师大家。这些湖南教育界精英谦逊笃实，悉心栽培后学，形成了优良的教育传统。“百年师范”源于“千年学府”,南宋理学家张栻创办城南书院，以“传道济民”为宗旨，认为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会埋头读书之人，不是真正意义的人才——自己所要的人才应具备“学成则兼济天下”之风范，落脚点应在济世兴邦、为民解悬。20世纪初孔昭绶两度出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与谭延闿、刘人熙、易培基等多任校长一道传承了张栻的家国情怀。孔昭绶主张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并写道：“然往事已矣，来日大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在青年可不焦思尝胆，求为最后正当之防御与根本上之解决乎!特将当日中日交涉略举其颠末以相告，幸永永勿忘国耻焉。”[1]73他推行教育改革，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此方能抵御列强侵略。其他一师教师如杨昌济推崇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身的第一步就是立志，即心中有远大志向，学好文化知识，强健精神体魄，把自己的才学用到挽救国家、振兴民族上；徐特立则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通过学思结合写笔记才能达到阅读效果。他们“欲栽大木柱长天”,全身心培育了众多救国救民的人才。
名师出高徒，毛泽东等深受感染，砥砺品格，讨论学术，又目睹当时国人体质虚弱，深知身体是成就事业的基石。他在文章中写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2),表达自己的观点，且在行动中落实。他酷爱体育运动，每日坚持锻炼，还提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通俗口号。他读书做到泛观博览，不仅各种经史子集与报刊都拿来阅读，而且阅读时注重思考，在大量阅读训练下，学识功底日渐深厚。一批有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1917年在一师附小创办了湖南近代第一所工人夜校，自己与学友们轮流授课，教工人(也有部分市民和菜农)识字，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蔡和森以“猛看猛译”的霸蛮精神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向华工和海内外的新民学会会友传播。
(四)“百年师范”底蕴——铸造奋斗不息的革命传统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书育人，三育(德智体)并重，德育首位。于是，孕育了湖南第一师范的另一个传统——“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革命传统，启迪了一群一师学子为了改造社会、拯救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树立理想信念。一师的革命传统有其深刻内涵，蕴含着爱国忧民、勇于拼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中华民族优秀品质。首先，一师学子忧国忧民。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起源于一师的革命传统，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终于结出硕果。其次，一师学子人才辈出。正因为人才辈出，才能做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赴后继，奋斗不息。一师学子在五四时期接受马列主义，主办《湘江评论》《新湖南》《通俗报》,开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建团、建党，坚定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铸就了一代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许多一师学人身上具备“四种精神”:一是“理想高尚、砥砺成才”的精神。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蔡和森等奋力前行的精神支柱。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面临选择救国途径的问题。毛泽东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0]131二是“聚力成团、敢为人先”的精神。毛泽东意识到，要改变旧中国的残破局面，仅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把大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他发出征友启事，邀约有志青年一同组成进步团体。1918年4月，在湖南长沙河西溁湾镇周家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成员13位只有罗章龙1人来自长郡中学，余皆一师学子。随着五四时代世界大潮涌起，这些一师学人的思想与时俱进，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文化和马列主义，相继尝试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建团、建党。三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精神。这一精神在一师众多革命家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体现了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反映出在艰苦转战的环境里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精神面貌。“任凭风吹浪打”,都能做到自强不息。李维汉、张昆弟等赴法勤工俭学，住帐篷，吃土豆，生活异常艰苦。李维汉与郭春涛睡一张行军床，一人白天打工、晚上睡觉，另一人则相反，能节省住宿费。生活环境这样艰苦，他们仍然抓紧时间读书看报，“猛看猛译”马列经典著作，探索救国真理。四是“救国救民、奋不顾身”的精神。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投身革命不顾家，奋不顾身洒血花”,事迹令人为之动容。如蔡和森被捕钉在城门上，血流干而死；郭亮被捕割下头颅，挂在城楼示众；何叔衡在中央苏区跳崖牺牲，践行了自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以上说到一师学人身上具备四种革命精神，同时他们身上也有许多优秀品质。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四种：一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务实学风。徐特立为湖南第一师范题词“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短短九个字是对一师校风的高度概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代代一师学子。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气质，校风正是全体师生治学精神的综合体现，而形成良好校风对学生成长起着重大作用。二是“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谦逊态度。开国领袖毛泽东为母校题词，希望一师学子不忘初心，以人民为本，虚心向人民学习。这句话成为一师的校训，被刻在学校标志性建筑的拱门上，也刻进了一师学子心里。三是“忧国忧民，投身革命”的爱国情怀。如校长孔昭绶手订《教养学生之要旨》,明确要求学生“爱国家”,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1]12。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他们的事迹成为今天对一师学子进行教育的生动素材。四是“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创业品格。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农村，肯吃苦耐劳，表现出超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在一师求学期间，他们经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锤炼，成长为有志青年。
总之，湖南第一师范是一所具有悠久文化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其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铭刻着红色印记、散发着人文气息。一师学子走在自己的校园里，随时都能受到革命传统和爱国情怀的熏陶。少年意气豪，大木柱长天。五四运动以来，这所学校培养了诸多优秀革命家、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些杰出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高尚情操、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不仅当年鼓舞着有志之士投身于追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实践，并且至今仍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传承其优秀品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校史编写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2]林焕新.培育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材.中国教育报，202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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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建辉.中国长沙.历史街巷寻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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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长沙名胜文选.陈先枢，辑注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8]王帆.城南书院：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学习时报，2021-12-24.
[9]中国革命博物馆等.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注释
(1)据贺培真日记,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大会“修改名称一项,引起大争论”(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另据《蔡和森传》:“‘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开会,蔡和森提出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问题。”(中共双峰县委员会:《蔡和森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4页)
(2)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此观点。
曾长秋，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原文刊发于《船山学刊》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