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凤:1931—1945年来华英美左翼作家的抗战中国书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 次 更新时间:2025-07-01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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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凤  

[摘要]1931—1945年间,一批英美左翼作家亲赴中华大地,对抗战时期的中国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实地探寻。他们打破了以往西方人对异域中国想象的主客二分思维,秉持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中“人与人”“主—客”“主—主”相统一的思想,拓展了异域书写的文化功能:在文化认知功能层面,他们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对话的建构,破除了拟态环境下抗战中国的距离对位和刻板印象;在文化理解功能层面,他们从“投射式移情”“传染式移情”两个维度,进一步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发生;在文化间性功能层面,他们在尊重“人与人”之间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的基础上,增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商谈性会通,实现了文化间的多元并存、优势互补和沟通共识。

[关键词]抗战时期;英美左翼作家;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间性

1931—1945年间,贝特兰、韦尔斯、斯坦因、福尔曼等来华英美左翼作家依托其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探寻真理的知识理性、多学科的思维、非凡的才力,所创作的在场性书写抗战中国的纪实文学作品,不仅全面地回答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三“W”要素,而且展示了第四个W要素——“Why”,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异域文学的功能。事实上,源于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抗战中国书写的在场性特征,其在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间性等方面打破了以往西方人对“他者”想象的主客二分思维,显示出马克思交往理论“人与人”“主—客”“主—主”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与人”交往理论,对于促进不同关系体之间的对话、理解,推动不同文化的主体间性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文化认知功能:对话的建构

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赴中国考察前所面对的是国民党的长期新闻封锁、日本的异质宣传以及西方刻板印象下的拟态环境。所谓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即基于现代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人实际活动范围的有限性,人们依托传播媒介获取对世界的认知,但这种认知不是对现实环境的认知,而是对拟态环境的一种认知。在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亲赴抗战中国之后,作为认知主体,他们将知识理性和交往理性置于自我反思之中,同时以主体间性为核心,以主客平等为基础,以对话式的交往理性为基本遵循,建构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直接的对话关系(dialogue relationship)。而在这个对话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主体性得到发挥,形成了“主体”与“主体”间不同自我的广泛对话,破除了拟态环境下的距离对位和认知对位。

首先,破除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距离对位。基于拟态环境所特有的“媒介”,明显带有作为“中间人”的加工偏离属性。例如,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新闻“加工”及日本的异质宣传话语,均给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带来了距离对位,并衍生了对话的失效和一定的认知偏差。这种距离对位,如图1所示:

对于拟态环境下的距离对位,应如何破除呢?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复结绳”方案,以破除拟态环境带来的距离对位隐患;并提出以“乐其俗”的对话方式来实现对现实环境的充分洞察。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通过亲赴抗战中国进行长期实地考察,打破了这种认知上的距离对位,并通过“乐其俗”的平等对话方式实现文化的认知功能。面对泛滥的拟态环境,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不愿意受国民党方面的约束,或自行秘密冲破国民党的监视防线,或依托1944年中外记者团的力量到达想要考察的区域后,不再接受国民党领队的监视,以自觉自主的体察方式,用第一手资料完成对现实环境的充分占有,尽可能地缩小与现实环境的距离差,力求达到认知环境与现实环境的重合而非对位,并以思辨性思维明辨事非。关于国民党宣扬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边区设立“集中营”的说法,福尔曼、白修德等作家以自身的反复探察,向世界人民证明所言非实,粉碎了这一谣言。在《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中,福尔曼以专章的形式,集中揭露了国民党所制造的中共“集中营”的拟态骗局。1944年5月17日,国民党当局在考察团参观所谓的“集中营”时,特意安插了几个“觉悟”过的“托儿”,向福尔曼和其他中外记者团“倾吐”中共边区的“黑暗”。思维敏捷而又富有识别特务经验的福尔曼,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把戏,简单几句切中要害的发问,就使国民党特务所扮演的托儿们狼狈不堪。自行到一线开展调查,并对现实环境亲身感知,让福尔曼认知到中共领导的抗日边区非但不是国民党口中的“集中营”,反而是朴实、自由、乐观、民主的。于是,国民党当局所制造的关于“集中营”的谣言不攻自破。在《中国的惊雷》中,白修德也反驳了国民党所谓延安的团结是靠“集中营”逼迫手段来实现的谬论。

对于日本编造的其在中国维护东亚人民“和平”与“协调”的拟态环境,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从权力政治、权力话语等维度,一一解构了日本的“和平”谰言。贝特兰直指:“这是一种欺骗,然而了解实情的日本人,究竟有几个呢?日本的报纸一律不允许发关于华北战事的新闻,日本设法宣传的是如何和中国人民亲善,这种宣传就是日本所能接受到的全部宣传,很多日本人因聊以自慰的原因,宁愿信以为真。”贝特兰洞观了日本媒体的所作所为:它们试图把一场赤裸裸的现代侵略战争美化为一场所谓“维护东亚秩序”的外交和平行为。然而,日本媒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可信文本“和平共荣图”之所以能被很多日本人所接受,一是因为日本民众处在拟态环境中,无法看到事情的真相;二是很多日本人分明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所干的勾当,却依然或出于大和民族情感,或出于自我安慰、自我开解、自我欺骗的诉求,无视并扭曲事实,欣然接受“不可信文本”的欺骗话语。以长时间实地探访的经验,贝特兰理性解构了日本在沦陷区的拟态权力话语:“日本赤裸裸的炫耀和关于和平的无耻谰言,在日本人以外的任何国家人的眼睛里,只会是一种侮辱而已。”可见,破除拟态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亲赴现实环境,自觉以事实作考证,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姿态建立直接的对话关系,而不是道听途说,更不是沉浸在他人制造的拟态环境中。贝特兰等英美左翼作家以理性精神对待国民党和日本所编织的拟态环境,亲赴抗战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占有一手真实资料,打破拟态环境迷雾,缩短与现实环境的距离,实现对抗战中国较为客观、准确的认知。

其次,用“玄鉴以观”的内视角消除刻板印象等认知对位。李普曼强调,刻板印象是影响人类认知的另一重关键障碍,即“人们直接套用已有的某种文化刻板来定义他们,而不是去考察某一类人”。比如,西方人在看待马克思主义者时往往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00多年间,其一直被认为是欧美资本主义上空徘徊的“幽灵”,资本主义世界的掌权者谈马色变,并不遗余力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运动进行围剿。由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史沫特莱在抵达中国前曾被捕入狱,并被迫远走美国。斯特朗也曾因组织和参与工人罢工运动而被捕。可以说,在文化认知层面,巨大的社会意识形态鸿沟横亘在东西方之间。这种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对位,无疑是认知领域刻板印象和非理性歧视产生的温床。

抗战时期,未实地考察过中国的外国记者的刻板印象具体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狂热病患刻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刻板偏见,等等。在《华北前线》中,贝特兰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与对话,发现毛泽东并非西方人所认为的“极端派”“精神错乱”。相反,他感到与之亲切交谈的毛泽东,是一位格外亲民、接地气,对中外事物有着真正实际的了解、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的认知,足以代表中国最好的精神特征和韧性的领导人。史沫特莱同样指出,毛泽东是一位有着女性般直觉力、敏锐观察力,并有着男子汉的一切果敢和自信心的智者;他是集农民的朴实和知识分子的睿智于一身的人民的领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刻板成见,史沫特莱直言不讳地说:“只需一个月的直接观察生活,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会让那些持刻板成见的人,明白什么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什么是中国问题,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对这类问题的成见是无知的。”即便是对中国共产党持客观冷漠态度的林迈可夫妇,在看到了中共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努力之后,也以诚实的态度,对中共表示肯定和感动。总之,贝特兰、斯坦因等英美左翼作家借助中国道家“玄鉴以观”的观照方式,以真切的体验和平等的对话,摒除了文化刻板印象和拟态环境衍生的非理性偏见,对中共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实践和努力予以正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全球出版发行后,世界上很少有人再把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称为“赤匪”。这无疑是斯诺等人在消除中西认知对位上的一大卓越贡献。贝特兰、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充分占有现实环境中的第一手资料,以“玄鉴以观”的认知思维和“人与人”直接对话的交往理性,促进了其作品文化认知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为文化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文化理解功能:理解的发生

交流的真正实现,须从对话走向理解。理解一词,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的episteme,后在欧陆的解释学和英美文化的分析哲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比如,施莱尔马赫的精确理解、避免误解的艺术,狄尔泰的推理理解,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存在论,加达默尔的理解的视域融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应用理解论,戴维森的理解合理化解释论,均为人们解释和分析理解提供了可贵的理论资源。借助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理解论,我们可知理解的过程贯串于对话交流的语言、意向、行为、意义等各个方位。而理解的实现在于以交流为载体,以“人与人”通心的意识和视域的交融为关键。那么,英美左翼作家与书写客体抗战中国之间是怎样达成理解的?

在谈到理解的实现路径时,加达默尔指出:“理解双方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创造过程,必须从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相互历史视域来实现。”斯洛特则在视界融合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详细论证了移情在相互理解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史沫特莱、福尔曼等英美左翼作家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中,相互理解方法是“人与人”之间的移情(empathy),即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理解双方共有之心理状况,并作出准确的道德反应和道德行为。这种移情方式,具体涉及以“人”为主体的投射式移情与以“人”为客体的传染式移情。

在史沫特莱、福尔曼、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中,文化理解方法首先表现为以“人”为主体的投射式移情。关于投射式移情概念的界定,斯洛特以斯密的投射性心理体验为基础指出,所谓投射式移情(projective empathy),是经过想象,人把自己作为主体的感受转移到作为客体的人的躯体里,来理解作为客体的人的感受。如果行为主体“人”仅希望了解行为客体“人”,那么进行一次投射式移情即可,如果行为主体“人”希望对行为客体“人”有所评判,则需进行两次移情。史沫特莱等英美左翼作家对抗战中国的投射式移情理解,主要表现为对“确定性”和“归属感”的类推。所以他们在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中屡屡凸显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确定性投射。有学者认为,对确定性的深求是人们对安全感的天然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元需求,无疑也是社会信任的基石。参见因之,史沫特莱将自己置身于解放区,借助“人与人”之间感受的投射移情,调动“人”的主体性层面,来真实地感受中国人民内心由确定性所生成的信任感。他在《中国在反击》中以“自己可以安心、安全地与中国的工人、农民、马夫、士兵并排睡在一起”为例,将该场景中信赖的力量,类推到解放区人们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稳定性情谊。这种坚如磐石的信任,正是马克思交往理论中“人与人”心灵相通之处。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斯坦因写到他在解放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访谈谁就访谈谁,想做什么主题的调查就做什么主题的调查,没有采访不到的人,没有被拒绝的问题。他以此实践情境中的种种确定性,以及确定性所折射的完全自由,来体认中国人民在解放区所拥有的自由。在此移情过程中,斯坦因预先设置了一个“公允的第三方”,首先将场景中的观念、感受投射到这个公正的第三方身上,然后再由第三方的体会投射到客体身上,在双重投射移情中不断地加深对客体的认知与理解。

福尔曼、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还以自身“归属感”的情感投射,来强化文化理解的范式。在《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中,福尔曼亲见八路军英勇作战、军民合心之后,兴奋地用中文高呼:“八路军万岁,游击队、民兵万岁。”维特根斯坦认为,理解实为一种不被意识和注意力变化而中断的倾向(disposition),理解某事,实质上就是理解一个句子,因为句子本身就是心理过程。因此他并没有因为拟态环境中关于八路军不作战的谣言而中断对八路军的考察。福尔曼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不仅是他在实地见证八路军作战全过程后的心理感受,而且体现出他理解了八路军的道德情操和军事作战的机动高效。这句话透露出的是理解者福尔曼与被理解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即理解的发生。斯诺也说过一句意向性十分明确的话:“我爱中国,请将我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其意向的核心是对书写对象中国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当主体“人”对客体“人”有足够的理解和认同之时才会自主选择长眠于他国怀中,这不仅是斯诺对中国归属感的体现,而且投射了广大人民对解放区的深深眷恋。史沫特莱也不止一次表达过他对中国倾心相向的归属感。在《中国在反击》中,她直言宁愿每天只吃一碗米饭,也甘愿跟着八路军生活,因为她觉得这些日子是她一生中最有意义、最愉快的日子。与此同时,她还表示,自己坚决不想再回到那个可以给她富足生活的“文明社会”。史沫特莱之所以会对中国有如此强烈的归属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中国长期的生活和考察使她对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摆脱剥削压迫的方向有了充分把握,对中国人的朴素、勤劳、善良和真诚有了清楚的认识。福尔曼、史沫特莱等英美左翼作家对抗战中国的认识是动态的、逐步深入的,这得益于他们把自己的体察看成是抗战中国的一部分,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所以,书写主体“人”和书写客体“人”不再是“我”和“他”的关系,甚至不是“我”和“你”的关系,而是走向了“人与人”“主体—主体”相统一的“全我”的元关系。这种“全我”的关系,带来的是更高层次的视域融合,亦即理解的实现。

在史沫特莱、高林、福尔曼等作家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中,文化理解方法还表现为以“人”为客体的传染式移情。不同于投射性移情由主体到客体的感受转移,传染式移情(contagious empathy)是相对被动的接纳性感受过程,是将客体“人”的感受传染(contagion)到主体“人”情感中的复杂过程。有别于厄里所强调的单方面凝视,在高林等英美左翼作家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中,书写主体与书写客体抗战中国之间的凝视和对话是双向的、平等的。在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中,抗战时期亲赴中国的英美左翼作家的客观报道及其国际主义精神,也同样极大地感染了中国人民。

首先,是“人与人”直接对话关系中的直接传染式移情。在《中国的战歌》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史沫特莱谦卑地将她为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奔走呼号称为“我做过一点儿好事”。而将这“一点儿好事”看到眼里、铭记在心里的周恩来称誉史沫特莱为“伟大的美国人”。深受史沫特莱感染的茅盾,则赞誉她是一位“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在《延安精神》中,自愿前往延安,为解放区医务等公共事业作出贡献的马海德医生,以及为抗战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献身的白求恩大夫,都深受中国人民的崇敬。正是史沫特莱、马海德、白求恩等国际友人对中国劳苦大众的纯粹情感,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产生了心灵上的交流汇通,最终感染了与其有直接对话关系的中国人。这种情感的传染式移情,历经了“行为—观念—印象—感染”的心理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将同等的赤热之心传递给英美左翼作家,而且像英美左翼作家关心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命运那样,时刻关心着他们以及他们国家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被动地感知英美左翼作家对抗战中国的情感,而是在自己的情感系统中作出主动回应。

其次,是“人与人”间接对话关系中的间接传染式移情。在《华北前线》中,贝特兰呈现了斯诺在中国解放区因间接对话关系而获得的广泛理解。当贝特兰从华北前线赶到陕北洛川时,他发现斯诺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斯诺是真实、客观地报道抗战中国的外国友人。贝特兰也因展示抗战时期真实的中国,而被称为英国记者朋友。如果说,此时贝特兰的接纳性情感仍属于前文所说的直接对话关系中的直接感染式移情,那么,斯诺在整个解放区的广为人知和备受赞誉,则是在直接对话关系向间接对话关系的延展过程中,由点向面的间接传染式移情。在《中国的战歌》的序言中,贝特兰指出,史沫特莱是斯诺之外最著名的外国记者之一。这样一位传奇式的女作家,不仅让贝特兰钦佩不已,而且收获了无数中国学生读者,成为青年读者数量仅次于高尔基的外国作家。较之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史沫特莱与中国读者之间的交流多为一种间接对话。史沫特莱以作品为磁石,以自身为火种,为中国赢得了很多理解者和朋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美国将军史迪威、美国特使卡尔逊、英国大使寇尔、美国作家斯诺、英国作家贝特兰,等等。可以说,史沫特莱以其延伸性的人性魅力,唤醒了世人发自内心深处的革命意识,为双方在文化对话中增进彼此了解,立下了汗马功劳。质言之,正是贝特兰、史沫特莱、福尔曼等英美左翼作家在直接对话情境中的视域融合和推己及人的“人与人”之间的通心,促进了投射式移情的发生,进而促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正是双向对话的传染式移情,唤醒了人们情感的主动性,大大增进了文化理解的深度与广度——投射式移情和传染式移情的双重路径,一方面促进了史沫特莱、高林等英美左翼作家抗战中国作品的文化理解功能的发生,另一方面使得文化理解与文化认知一道为文化间性功能的实现保驾护航。

三、文化间性功能:创造性会通

斯诺、史沫特莱、斯坦因等英美左翼作家基于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自觉使其对抗战中国的书写行为与外界权力的干预保持了一定的相对距离。该特质不仅推动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而且大大激活了这些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影响力功能,并最终促进了多元文化认知和文化理解,实现了具有创造性会通意义的文化间性。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源自哈贝马斯的间性理论,佩茨沃德将此间性理论引入美学领域。佩茨沃德主张文化间性的正向指向,即认同文化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会通,并反对文化霸权的萨义德东方主义。巴柔则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古代思想“和”之观念为基本遵循,提出了不同文化相互联系、和谐相处、差异繁荣的文化间性功能。“平等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商谈原则”是文化间性的基本特质。史沫特莱、斯诺、福尔曼等英美左翼作家对抗战中国书写的文化间性功能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人与人”相遇点处促进文化间的差异性繁荣;二是在“人与人”之间话语流(discursus)所创造的跨边界文化世界里实践各种文化之间的创造性会通。

文化间性功能的产生离不开差异性逻辑,世界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构成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孤立论”“中心—边缘包容论”无疑已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所否定。文化多元论和文化融合论强调文化的趋同性和包容性,强调多元文化间的互渗与共存。此观点看似理想,实则难以实现。一是因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二是从融合的起源、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来看,抹去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融合是不现实的。因此,更具现实性的路径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开放,打通各自文化边界的藩篱,以平等性、差异性为基础,在“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对话秩序中,使彼此不再感到是异类异己,不同文化的不同声音能够被听到,并能在接纳中推介。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的作品中与西方迥异的文化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并引起正向反馈,得益于其“在场”性书写所带来的文化间的差异性繁荣。海德格尔强调,存在与存在者是差异性原则的根基,只在“存在”中引出“存在者”,或仅就“存在者”思考“存在”,都是不足的,应当在思考“存在”与“存在的人”的同时,重新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再追思,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住差异性的原则。史沫特莱、福尔曼等英美左翼作家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中差异性原则的“存在”,正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差异事实。以海氏的语言来说,即世界各国文化“是”存在差异的。其中的“存在者”,即世界各国及世界各国文化的创造者。此间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追思,即是对世界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事实与世界各国文化创造者、接受者之间关系的探寻。

基于海氏对差异性原则综合性分析的强调与坚持,笔者在分析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对文化间性“差异性”繁荣的促进时,也秉持“存在”与“存在者”非割裂的原则,对世界文化的差异“存在”,“存在者”的差异接受,以及“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一体化阐释。且看,白修德《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自1946年在美国出版,其作品中抗战中国与西方差异文化的存在广受读者和众多报刊的好评。每月新书俱乐部还向该俱乐部的百万会员介绍了这本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的书,此书数十年间不断再版。海沃德认为,《中国的惊雷》是关于中国最好的书之一,准确、可读,并精心阐述了“存在者”解放区所发生的一切。白修德书写抗战中国作品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接受者”西方读者对“存在者”抗战中国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的再追思,这不仅从宏观上促进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接受、差异性繁荣,而且从整体思想上提升了“差异存在者”——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自1937年在英国戈兰茨公司初版后,同年5次再版发行。上海“复社”首发的中文译本面世后,几个月间,便轰动了海内外华侨集中地,有不计其数的复印本、翻译本再版发行。该作品收获了世界不同文化对“差异者”中国“红星”的接受和认可。颇值得一提的是,斯诺还因此作的文化间性价值而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三次约见。罗斯福在与斯诺的交谈中充分肯定了“存在者”——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可合作性、权利保障要求的合理性等。可以说,白修德、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以其对差异性文化的尊重,唤醒了世界多种文化中人民对原本被禁言、被抹黑的“差异性存在者”中国共产党的接纳和重视,促使不同文化世界的人民自主地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及中共作出新的认知与判断;从而尊重差异文化“存在”,正视文化“存在”差异,认可“差异存在者”,最终接纳差异文化,并实现对文化间性的承认。换言之,这些著作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形象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正向功能,而且带来了文化间的差异性繁荣。

文化间性的基本准则还包括商谈性原则。商谈性原则,是与康德“绝对命令”相对应的原则。哈贝马斯强调,商谈性原则须对不同文化的利益作同等考虑。也就是在没有强制的境况下,不同文化之间自愿、自由地交流,进行有形、无形的往来。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文化之间的商谈性会通,实质上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和”而“不同”,“不同”是前提,“和”是状态。“和而不同”指文化虽有不同,但同等重要,不同文化之间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吸收、和谐共处。贝特兰、福尔曼等英美左翼作家书写抗战中国的作品所显现的文化间的商谈性会通,主要表现为中外文化的双向吸收。在这种“人与人”之间话语流所创造的跨边界文化世界里,文化会通不是单向的哪一方对哪一方的吸收,而是双向的自在、自为、自觉的相互吸收。在《华北前线》中,贝特兰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各国情况的观察直言,“全世界倘若要在今时今日看上一看,这悠久的历史中,从来不曾知道失败,也不曾失败的,人类努力精神的最高表现,那就得求之于中国”;在《人类的五分之一》中,斯特朗引用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的发言来阐释西方文化对中国精神的吸纳,约翰·海指出,“世界之和平取决于中国,谁了解中国,谁就支配着今后五百年的世界政治”。斯特朗还进一步将中国置于世界命运中,她写道:“在古代,中国是周边国家文明的源泉。欧洲发现中国时,中国成了世界所有帝国主义者汲取营养的百宝箱。日本全面侵华,让全体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紧密团结、不容外贼入侵的中华民族。全世界,但凡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们,没有谁敢对中国的前途漠不关心。当4.5亿中国人民胜利凯旋的那一刻,距离世界胜利解放的那一天,已经近在咫尺了。”可见,贝特兰、斯特朗等英美左翼作家及其笔下的一些西方人在看待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华文明时所持的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论调,而是秉持文化关系网络中“人与人”的共生、共商,重视差异、接受差异、学习差异的“和而不同”原则。这种学习,可以是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被奴役的人们吸收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树立起与法西斯集团奋战到底的决心;也可以是尊重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脉络,互利互惠,而不是无视甚至挑战中华文明。然而,极为令人痛心的是,随着罗斯福的逝世、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以世界大战的方式短暂化解,在美国麦卡锡主义一度泛滥,相互尊重、开放、联系、商谈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且这些文化间性的和平使者——英美左翼作家惨遭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

在斯坦因等英美左翼作家的作品中,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国民党统治区对西方文化的被动吸收;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活化。在《探索历史》中,白修德指出,世界上从没有哪个政府像中国国民政府那样,对美国的意见和主张“全盘”被动地接受。毕业于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宋美龄帮助蒋介石网罗了一大批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官员,人数之多、职位之广,无法一一列举。吊诡的是,这些熟通英语、思维美式的高级官员们却对中国广大百姓、各大城市、农村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蒋介石政府还模仿美国,用所谓“民主”的外衣来欺骗民众。这一套体系,在纸面上看仿佛很合逻辑,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且不说当时的政府部门权责不明,其改组内阁的方式更是像小孩子换板凳,即同一批人轮流换着坐,或同一批人的亲属、孩子继任,外人几乎难以插足。白修德对此评价道:“蒋介石最需要的,也许只是用西方的形式,来掩盖其个人极权的专制主义罢了。”在白修德等英美作家笔下,这无疑是文化间性商谈性原则的典型反面案例。文化间性的前提是主动、自为,而不是被动接受,商谈原则的前提是无强制、无权力“规训”,蒋介石政府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在前提条件上已与文化间性背道而驰。

与之相对,在斯坦因、斯特朗等英美左翼作家笔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则是主动活化。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斯坦因指出,延安的每一座图书馆都藏有共产主义的典籍,中国共产党人慷慨地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当作正确的思想方法,不仅对其理论进行研究,而且把它运用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去。斯坦因在实地考察后指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非宣传手段。”他所了解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而且像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样,结合中国实际,对世界各国的先进优秀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积极吸收。“因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深刻联系,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背后包含对于‘世界’的重新理解”。例如,毛泽东、朱德创造的游击战战略和战术,正是在实践基础上,部分吸收了美国抗英、法国革命和俄国抵御外侮时所使用的游击战术;然而中共的军事领袖并不是被动地简单模仿,而是借鉴以往游击战的实战经验,同时结合中国经典的军事思想,从而达到了创新性发展。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向贝特兰等来访者请教英国的工人运动、英国政府对工人的政策等问题。事实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并非闭塞无知,他们早已深谙世界大事,其虚心请教是文化开放性的流露,是对各种文化的充分尊重和接纳。白修德、斯坦因等英美左翼作家不仅客观展示了中国国统区和解放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状况,而且细致地分辨了二者的异同,并以辩证思维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解放区对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总之,史沫特莱、斯诺、福尔曼等英美左翼作家书写抗战中国作品的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间性功能,从学理上看,超越了各种文化的本位主义,破除了二分对立,消解了片面强调普遍性、普适价值的全球主义新型文化霸权,进而完善了强调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从现实意义上看,斯诺等英美左翼作家以其自身对文化间性的追求和贡献,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理解,打动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繁荣和“商谈性”会通架起了一座崭新的桥梁,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融合。来华英美左翼作家的抗战中国书写,即便对于今日之世界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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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河北学刊》2025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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