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赫名 孙晓光:近代日本海洋扩张的历史原因论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7 次 更新时间:2025-07-01 00:28

进入专题: 近代日本   海权论   海洋扩张  

张赫名   孙晓光  

 

摘要:幕府末年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遭受英、美、荷、俄等国的侵略,为了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开始将目光投向海洋,逐渐确立起依托海洋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明治维新后,为比肩欧美大国,日本致力于向西方学习,接受了西方的海权理论,作为自身海洋发展的指导思想。西方的海权理论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但日本在接纳时并未全面分析和批判吸收,且将海权片面理解为巨舰大炮的海洋军力,导致海军“至上主义”盛行,其结果是膨胀的野心与有限的国力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北进”战略在大陆方向侵略扩张只能在短期内缓解日本面临的矛盾。在国内政治斗争、国际环境受制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出于对资源和霸权的极度渴望,日本逐渐转向“南进”战略,加速向西南太平洋的扩张。

关键词:近代日本;海权论;《帝国国防方针》;海洋扩张;“南进”战略

 

自地理大发现之后,在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往往具备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们的崛起、发展与海洋密切关联。海洋几乎成为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作为具有明显海洋地理特征的日本,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向西方大国学习,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都与海洋关联在一起,意图通过海权的发展,跻身于海洋大国之列。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接受了西方具有扩张性质的海洋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与西方列强为伍,走上海洋扩张、争夺海洋霸权的道路。

关于日本海洋扩张历史的梳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近代日本海洋军事力量的发展、日本“南进”战略的形成过程、“南进”与“北进”战略的选择、美日在太平洋的利益争夺等。日本海洋扩张政策的选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是综合国力、国家军事力量以及国际形势等多因素造成的结果。日本曾是东亚唯一摆脱近代西方殖民的国家,但它在学习西方和发展海权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弊端和不足,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尚有不足。考察近代日本海洋扩张的历史原因,不仅能够揭示其失败的必然性,而且能使现代国家从海权发展中汲取教训。

一、西方侵略促使日本重视海洋发展

日本具有海洋发展的自然条件优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文化一度深刻影响着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效仿大陆文化实行锁国政策,造成日本对海洋的关注不足。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逐渐东侵,日本开始接触到处于海洋扩张时期的西方国家。在与西方列强接触的过程中,日本开始摆脱大陆文化的影响,重视海洋的价值,并将国家发展的方向逐步转向广阔的海洋。

在大陆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日本的国家发展目标主要以大陆为指向。日本虽然是一个四周被海洋环绕的岛国,但其最初围绕海洋的活动,与大陆国家类似,无非是“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近海活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从海洋中获取资源,是日本海洋活动最主要的内容,然而这种活动不过是日本民众谋生的自发行为。13—15世纪横行于东亚海域的日本倭寇以及室町幕府为约束倭寇活动与中国明朝之间所建立的“勘合贸易”,也不过是把海洋作为通向大陆的通道,并未全面认识海洋的价值。幕府时代的日本依旧以大陆农耕文明为效仿的“蓝本”,“海岛”依旧停留在“缩微”的大陆层面。大陆的农耕文化和生活方式依赖的是陆地上丰富的资源,而日本在这方面却先天不足。岛国国土狭小,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使日本产生出对土地的强烈渴望。森岛通夫认为:“远离广阔的大地,在岛国上生活的日本人,有史以来就渴望土地。”从丰臣秀吉开始,日本就追求扩大日本的版图。丰臣秀吉对外宣称:“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400州尽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这些都说明,近代之前的日本在政府体制、管理模式等方面与其他大陆国家并无本质区别,最初的国家发展目标基本朝向“大陆”。

日本逐渐将发展的目光由大陆转向海洋始于18世纪。追溯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17世纪中期,由于岛原之乱,日本与处于海洋扩张时期的荷兰保持了一段相对密切的交往。当时荷兰成为日本了解西方乃至世界的重要中介,甚至在日本社会里出现了所谓的“兰学”,即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7—18世纪恰是欧洲大国激烈角逐海洋霸权的时期,加之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发生,欧洲的航海技术、海防海战观念、海洋贸易的经营方式都处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通过荷兰,幕府末期的一些知识分子了解到西方国家海洋扩张发展的状况。其二,此时日本幕府的锁国政策遭到严重冲击。18世纪中期之后,位于日本北方的俄国加快了在北太平洋的扩张步伐,多次要求日本开埠通商,被拒绝后频繁侵扰日本沿海地区。英、法两国继俄国之后于19世纪早期也将侵略的触角伸到日本。为了摆脱列强的侵略,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寻找解决办法,意图通过加强海防、海洋开发、海洋殖民等方式实现日本的强盛。其中,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是典型代表。

林子平(1738—1793年)是德川时代后期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海防论者。他受家学的影响,喜爱儒学、兵学和地理,自青年时代起四处游学,与通晓兰学的日本知识分子、旅日荷兰人交往甚密,因此对于荷兰的炮舰技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俄国舰队频繁南下袭扰日本的时期。于是,从国家的海防安全出发,他撰写了《海国兵谈》一书,分析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论述日本发展海洋军力的必要性。林子平指出,当外国军舰顺风之时,海国也有可能遭受袭击,不可不为之防备;而“海国之武备在海边”“防外寇之术为海战”“水战之要在大炮”,故海防第一为设置炮台。他强调,日本面临外国侵略威胁时,必须加强日本整体防御,特别是建立海军,加强海防,尤其是江户湾的海防。日本兵学长期效仿中国,而且只研究国内战争和陆战。林子平则提出注意海防和水战,学习西方兵学和军事技术。为此,他探讨了仿制西洋大炮和攻击敌舰的各种武器等问题。林子平被誉为日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首倡者之一,也是日本历史上提倡海防的第一人。

林子平之后,德川后期的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1年)对于日本的海洋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设想。在《经世秘策》一书中,本多利明强调日本是海洋国家,研究作为海洋国家的条件是必然课题。显然,这是日本逐渐摆脱“大陆”思维、转向海洋发展的重要表现。本多利明早年专门学习“兰学”,因而通晓欧洲情况,受到西方发展经验的启发,有重商主义思想。他建议幕府采取振兴对外贸易、开发虾夷等措施。他认为航海、运输、贸易非常重要,日本要成为海洋国家,应向万国派遣船舶,进口国家所需之物产,提升海国的雄厚国力。同时,本多利明还提出了日本为求得在国际上发展的四大当务之急:第一,大量储存火药;第二,把金银铜铁作为国家力量的中心予以重视;第三,大量建造船只,确立海外贸易制度;第四,大力开发日本的无人岛屿。本多利明主张的关键点在于第二点“金银”与第三点“船只”。在他看来,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易,取得他国的金银以充实日本国力,这是日本国策的根本。除了主张开国通商,本多利明后来还在《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等著作中,论述了开拓海防的观点。具体来讲就是,日本要实行拓殖政策,向北、向西与俄国和中国展开竞争。显然,这种观点在政治上具有领土扩张与侵略的意义。

幕末将日本早期海洋思想推向发展高峰的人物是佐藤信渊(1769—1850年)。佐藤信渊著有《西洋列国史略》《防海策》《混同秘策》等著作。佐藤与本多利明一样,明确提出日本海洋国家的属性,主张发展海洋商贸:“日本是大洋中的大岛,在世界各国中兴航海、通商之业,日本最为便利……要遣使与清朝、安南、暹罗诸国……以通有无、收互市之利。”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佐藤信渊所主张的日本海洋发展有着明显的南向之势,即向西南太平洋扩张势力。佐藤信渊主张日本在解决北方俄国的威胁之后还可向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殖民:“开发南海无人岛,使渐辟为皇国郡县,并采集当地物产输送本邦,以供国家之用。” 佐藤还建议日本幕府以琉球为跳板向吕宋岛扩张,进而夺取爪哇,实现扩张到南洋的目的。可以说,早在明治维新前夕,以佐藤信渊为代表的幕末知识分子便萌生了依托海洋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的观点成为幕末日本扩张主义思想“海外雄飞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幕府末年,以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之所以将眼光投向海洋,主张未来日本要走海洋国家的发展道路,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日本面临着欧洲列强日益紧逼的侵略威胁,极为迫切地想寻求解决海洋安全危机的方法。日本期望从海洋实力处于上升期的西方国家身上获得经验。于是,结合岛国的自然属性,众多学者提出了加强海防、发展海洋商贸的主张。不过,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日本并未对西方海洋发展的负面内容进行批判,因此便有了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人主张进行海洋扩张的观点。由于地缘关系,日本幕末学者的海洋视野集中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俄国所在的北太平洋和具有巨大商贸与扩张空间的西南太平洋地区。本多利明向北“开拓”和佐藤信渊的向南扩张主张,其实为后来日本“北进”和“南进”的战略选择做了最早的铺垫。

接触到西方海洋发展经验的日本知识分子虽然提出了众多的海洋发展设想,但守旧的日本幕府却以坚守“祖宗之法”为由继续闭关锁国。1850年佐藤信渊去世,三年之后,即1853年日本遭遇了“黑船事件”,美国舰队率先砸开了日本的大门,与之签订了通商条约,其后英国、俄国、荷兰等国尾随而至,日本的锁国政策结束,幕府的统治也随之终结。

西方列强的侵略,促使幕末日本知识分子面向海洋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进行设计。他们的观点基本源于各自对于日本当时外部形势的理解,虽然涉及海洋国家发展的诸多要素,但这些要素往往是零散的,并未上升为系统成熟的海洋发展理论。由于幕府守旧的传统,这些主张在提出之时并未被主动接受。但日本幕末学者的观点为后来日本重新认识和利用海洋,接受西方的海权思想,最终选择走上海洋扩张的道路埋下伏笔。

二、西方海权思想成为日本海洋扩张的指导理论

“黑船事件”之后,西方国家陆续强迫日本签订通商条约,使幕府的权威迅速丧失,日本各地发生倒幕运动,幕府统治最终倒台。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诏书,日本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的目标就是通过一系列效法西方的改革,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可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强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借助海洋扩张提升国力的发展模式受到日本的高度重视,系统论述海洋扩张的西方海权思想因而被日本所接受。

来自于海洋的列强入侵使日本深刻地意识到了海洋中所潜藏的安全威胁,也管窥到西方国家的实力。为了能进一步了解西方,以便推进日本的改革,1871年10月,明治维新刚刚开始不久,太政官大臣三条实美便向岩仓具视外务卿面授《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事由书》。12月23日,岩仓率领由48人组成的使节团和59名留学生,乘坐美国轮船,由横滨出发,踏上了“考察欧美”之途。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对于日本开启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他们看到欧美先进的器物文明之时,可以用“始惊、次醉、终狂”来形容,这是日本明治政府岩仓使节团亲临西方后对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强烈感受。由于亲临西方,并亲自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惊妙”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对西方认识的转变,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前往欧美国家学习。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大多都来自于下级武士阶层,比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幕末与西方入侵者的冲突,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认识深刻,有加强海防军备的紧迫感。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决策。因此,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留学生到欧美国家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便是军事技术和思想,尤其是海军军事技术和海洋军事思想。早在1870年3月,明治政府海军方面便派遣出第一批留学生,这些学生不仅前往相关军事学校学习,还在欧美舰队的舰船上进行实习,学习海军技术,接受相关的军事训练。“截至1887年,派往英国25名,美国21名,法国6名,德国1名,英舰5名,美舰3名,德舰8名。”包括上述数字,到1907年,日本海军留学生达150名,另有21名在各国舰船上受训。

比较而言,在西方国家中,欧洲各国较早地对自身海洋发展有明确的规划。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对海洋的认识,欧洲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与思维方式。欧洲对海洋的认识是从征服与掠夺开始的。欧洲的争霸与对海洋的深刻认识密切相关,因为海洋提供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最为便捷的途径。海洋符合那些渴望世界权力群体的根本诉求,在他们看来,只有海洋才能产生真正的大国。陆权国家的影响在其边境终结,但是海权国家的影响却可能遍及全球。这一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强调海权国家是全球政治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为它是引领全球向何处发展的先决条件。

欧洲大国依托海洋所进行的争霸活动,“启迪”了后起海洋大国的发展思维。比如,19世纪后半期,美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逐渐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开始海外扩张。作为后起的海洋大国,美国充分吸收了欧洲海洋崛起的经验,结合当时自身海洋发展的需要,将有关海权的分散要素综合成为一套成熟的海权理论。而完成这一工作的就是美国杰出的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阿尔弗莱德·马汉(1849—1914年)。马汉在1890—1905年相继完成了被后人称为“海权论”三部曲的三部著作。马汉海权论的核心观点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马汉通过对西、葡、荷、英、美海洋实力发展的历史解读,首次向世人展示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他的海权论甫一提出就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在日本,最早介绍和翻译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是留学哈佛大学的金子坚太郎(1853—1942年)。金子坚太郎为明治政府中的重臣,曾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游历欧美,后作为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他最初的志愿是就读海军学院,后因故前往哈佛大学学习法律。但他一直对海洋事务较为关注。1889年金子坚太郎第二次前往欧美游历,其间恰逢马汉提出海权论。他第一时间将马汉的著作带回日本,将有关“海权”论述的关键内容翻译成日文,呈递给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此后,日本的刊物还连载了马汉著作的部分内容。马汉的著作被翻译成日文之后,受到政界的重视。日本天皇得到此书后颁布敕令,将该书分发给日本全国的中学、高中以及师范学校。

之所以马汉的理论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是因为马汉的海权理论符合明治政府的政治目标。马汉提出海权论的目的就是促使美国通过扩张成为世界(海洋)强国,日本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马汉的著作是)美国未来海外目标的理想风向标。”“扩张”理论是最吸引明治政府的地方。明治时代枢密院重臣副岛种臣就曾宣称:“日本是个海洋国家,日本领导者必须仔细研究马汉的理论以确保……能够控制太平洋,从而获得足够的实力击败任何敌人。”维新伊始,天皇发表《宸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即说明了日本是朝着西方国家“强者为王”的扩张逻辑制定对外政策的。于是,幕末主张对外扩张的佐藤信渊等人的观点受到重视,佐藤信渊的著作受到维新重臣大久保利通推崇,在明治以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就决定了作为系统的“扩张”理论,马汉的海权论在日本可以迅速传播开来,他的著作甚至还作为日本海军和陆军大学的教科书。日本海军中的众多将领对于马汉的理论推崇备至。其中,小笠原长生、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对马汉海权思想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小笠原长生是日本海军军官中较早对马汉理论进行研究的人。为了使海军优先获得预算支持,军令部曾授意他写一本关于海军的史书。1898年,小笠原出版了《帝国海军史论》一书。马汉提出过影响一国海权的六项要素——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色、政府的性质。小笠原继承了马汉的观点,认为无论从地理位置、岛国特性还是从民族特征方面来看,日本都必然发展海上力量。他详细说明了掌握海权的必要性,指出海权能够保证“在战时消灭敌人和获得霸权,在平时保证本土和殖民地间航路的安全”。此后,他借用马汉的观点,进一步强调海军力量与贸易能力共同支撑着一国海权。

小笠原长生对于海权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将马汉理论引入日本海军实际建设则始于秋山真之。秋山真之(1868—1918年)是日本海军中将、著名的海军理论家,被誉为“日本现代海军战略之父”。1897年6月,秋山真之被日本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在美期间得到马汉的指导,并广泛研读了马汉、马卡洛夫等人的军事理论著作。回国之后,秋山真之加入海军担任作战参谋,退役后进入海军大学任教,先后撰写了《帝国战略》《海军基本战术》等著作,同时还是明治时代海上作战纲领《海战要务令》的修订人。在《海战要务令》中,秋山主张:“战争必须是进攻性的……战役的要点是先发制人和集中兵力。”这种观点显然是对马汉主张舰队进攻、进行决战思想的继承。日俄战争期间,秋山真之是日本舰队中的高级参谋。战后,他根据对俄海战经验,从日本的地缘条件出发,对马汉的理论作了修正。他认为,马汉的海权论“忽略了在无比广阔的太平洋上要确保完全控制的实际困难”,因此主张迫使对手投降比直接消灭要好。这说明,秋山已经敏锐意识到日本的国情——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海军实力——在海洋扩张中都存在局限。

与秋山真之大致同时代的另一位马汉理论的推崇者是佐藤铁太郎(1866—1942年)。佐藤铁太郎是日本海军高级军官,著名的战略理论家,早年留学英美,广泛研读有关世界海战史的论著,尤其对马汉的著作十分钦佩。佐藤铁太郎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他将对日本国情的理解、自己的实战经验同马汉的理论相结合,出版了《帝国国防论》等著作。与秋山真之一样,佐藤铁太郎也是马汉舰队决战理论的支持者,提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他主张日本应在拥有海军优势的东亚海域等待对手与之决战,说明他也觉察到日本海洋军力的有限性。由于马汉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对欧洲各海洋大国的研究,尤其是对海洋霸主英国的研究较为透彻,因此佐藤铁太郎对于这部分内容也极其关注。他接受了马汉的观点,承认英国能够称霸海洋的关键在于海洋商贸和海洋军力协同发展。终其一生,佐藤铁太郎都在强烈主张日本走英国的海洋发展道路:“我帝国所期望的是延续皇统万世一系……要实现这一期望,应该学习英国的强盛之路。英国把‘自强’作为国家大政方针,追求财富于海外……专心在海上积蓄力量,以易守难攻之有利地形,专注于自强发展,坐收渔利。”在这一点上他与小笠原长生的观点又有相似之处。

小笠原长生、秋田真之、佐藤铁太郎等明治时代研究马汉理论的日本人大多是日本军队的领导者,由此可以管窥到当时日本海军对于马汉理论的高度重视。在这些研究马汉的日本军官中,部分人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日本初期的海洋扩张活动中亲自验证了马汉有关夺取制海权的观点,但也朦胧地认识到日本在争夺海权过程中遇到的实力局限。正因如此,小笠原和佐藤都主张效仿英国,走海洋商贸与海洋军事力量协同发展的扩张道路。可惜的是,这些认识很快被淹没于海军至上主义的叫嚣声中。“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依靠,而在由此而来的荣誉观念中,政策的合理性没有其位置。”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便证明了这一点。马汉的海权论是对一国海洋实力要素的综合考量,并非主张偏重依赖海洋军事力量获得海权。日本人研究马汉的理论时却没有理解其中要义。“下一代日本的海军主义者们忽略了这些,任意地、片面地解读马汉的著作……最后必然自酿苦果……日本并不具备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几个海权的要素,即:(1)一个安全的领土位置;(2)人力资源;(3)物质资源。”马汉的海权六要素中人口是其中之一:“就一国的海洋发展态势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该国的人口总量,而是其人口中究竟有多大的比重在从事与海洋相关的活动。”强大的海军需要强大的海洋社区、海洋贸易作支撑,否则海军建设就不具有可持续性。虽然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一直谋求社会变革,但由于长期受大陆文化影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的状况并未得到迅速扭转。1885年日本的农业人口比例为71.2%,而海洋大国英国早在1801年农业人口就降至人口总数的35.9%。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工业水平可想而知处于较低水平:“(20世纪初)欧洲的观察家们仍旧怀疑日本工业发展的能力,多数人认为在工业制品方面它不会有多少机会同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作有效的竞争……在1905年,或甚至在1913年,这种批判并非是不合理的。”

根源于日本迫切的扩张野心,日本政界、军界的领导者们不仅未能意识到日本不具备大肆扩张军力的物质条件,而且片面地去理解马汉的理论。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片面理解。日本军事史研究者对于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的表现给予“高度赞扬”:“对马海战与公元前405年波斯战争中的萨拉米斯海战、1588年英国与无敌舰队的海战一样,都是通过海战防止了拥有强大陆军的大国的侵略,并迫使其放弃侵略企图的。”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便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八八舰队”计划。该计划对日本一线舰队的舰龄、各种类舰船数量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明确显示出日本追求海洋霸权的野心。由此,日本海洋扩张活动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

马汉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对欧洲国家海洋发展路径的总结,带有先天的“扩张”特征,这与幕末日本的海洋扩张思想和明治时代的政治追求吻合,所以受到推崇。但马汉对海权的思考是一个多要素的合成,尤其强调物质力量与军事力量的相互支撑,这一点却被日本选择性地忽略了,其结果就是日本在海洋军力扩张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三、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加速日本海洋扩张

马汉海权论的传入,使急于效仿西方走海洋扩张道路的日本找到了“理论指导”。然而,回溯从幕末至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政界、军界的观点,人们会发现海洋从来不是日本扩张路径的唯一选择。向海洋扩张、将侵略的触角伸向西南太平洋的政策最终得以确定,是日本国力、军力以及国际形势演变共同促成的结果。

源于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日本周边地缘环境的影响,日本知识界在确立国家对外关系发展方向时有不同的看法。本多利明就主张向北、向西与俄国和中国展开竞争。即使是鼓吹向西南太平洋扩张势力的佐藤信渊也认为扩张应从弱而易之处着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较易攻取之土地,莫过于中国之满洲。”由此可见,从扩张野心萌生之时,日本就存在着扩张方向的争论。日本国力有限,海陆两翼同时进行扩张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必须确定一个扩张的主要方向。“北进”和“南进”之争由此诞生。从地缘环境上看,“北进”战略主张向北吞并朝鲜、中国,防御俄国。侵略朝鲜,掀起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北进”战略的表现。“南进”战略主张向南通过中国进犯东南亚,与英美诸国抗衡。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这是明治政府早期“南进”战略的尝试。

“北进”与“南进”两种海外扩张思想在明治维新初期由于军阀派系的斗争表现为“陆主海从”和“海主陆从”的扩军之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军队是在幕府以及各藩旧军队的基础上改革发展而来的。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实行的是以骑马武士为主体的封建军役制度。幕府统治末期社会矛盾激化、外部入侵形势严峻,落后的作战方式和武器装备让幕府和各藩都意识到改革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于是陆续开展了近代军事改革,其中比较成功的代表当属长州藩和萨摩藩。

长州藩和萨摩藩的藩主都属于外样大名,不受幕府将军信任,但两藩凭借各自的地缘优势逐渐强大。长州藩面向朝鲜半岛,与之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长州藩一直抱有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想法。幕府末年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直言不讳地鼓吹侵朝、侵华:“在同俄国、美国签订和约以后……要严守规章,加深信义,乘机积蓄国力,夺取容易占领的朝鲜、满洲、中国,这样在交易上输给俄美的东西,将从朝鲜、满洲的土地上取得补偿。”出于此种野心,长州藩以发展陆军为主,在幕末的军事改革中完全废除了封建军役制,军队改编为枪队。萨摩藩临近琉球,长期与之进行贸易,其后侵略琉球王国,最终使日本控制了琉球,中琉之间的宗藩关系因此解体,琉球王国灭亡。为了适应海洋扩张,萨摩藩着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在幕末的军事改革中,萨摩藩设立海军方、陆军方,创立了新军。由此可见,从幕府时代起,日本军力发展便与对外扩张紧密相连。

在倒幕运动中,长州藩和萨摩藩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成为倒幕的核心力量,因此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改革几乎由两藩势力主导,进而衍生出长州阀和萨摩阀两派势力:“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在军队中,萨摩藩势力主导海军,长州藩势力主导陆军,贯穿始终。”两派军阀为了保障自身的政治利益提出不同的扩军方针。长州阀一派主张优先发展陆军,扩张的方向主要面向大陆。甲午战争之后,出身长州藩的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上书天皇:“以往的军备以维护主权为本,要想使战争的胜利果实不成为泡影,进而成为东亚盟主,必须设法扩张我国之利益线……”就在陆军准备扩军不久,佐藤铁太郎的《帝国国防论》被萨摩藩出身的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呈送给明治天皇。结合日俄战争的胜利,海军认为“完成了幕末以来的国家独立的最大课题”,于是也提出扩军要求。日本政府研究了陆海军的情况之后,于1907年公布《帝国国防方针》作为对外侵略的指导方针:“我帝国虽然四面环海,但从国是和国策上来说,国防绝对不可偏重于海陆中的一方,何况在隔海相望的朝鲜和满洲已经获得利权的今天……维护明治三十七八年战争中以抛数万生灵和巨万财物而在满洲和朝鲜取得的权益,以及支持正大力向亚细亚的南方和太平洋的彼岸扩展的民力的发展……以日益扩大这种权益作为帝国施政大方针。”这说明该文件的重点在于实施“北进”计划,主要面向大陆进行扩张。

“北进”战略在对外侵略指导方针中获得优势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初,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刚刚从西方列强压迫之下挣脱出来的国家,经济实力尚处于薄弱阶段。从外部形势看,日本北方虽然有俄国,但是面向大陆的侵略对象——中国正处于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虚弱至极,而朝鲜更是不足为惧。而且,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朝鲜攫取了大量殖民利益,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资源、人力匮乏的缺陷。此时的日本如向南发展,在海洋上面对的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势力,无论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哪个方面看,日本的海军绝非西方的对手。海军的扩张计划因此才落于下风。

根据《帝国国防方针》,日本陆军将俄国作为假想敌且为第一假想敌,海军将美国视为假想敌居于其次,这说明日本陆海军在扩军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已经外溢到对于当时国际关系的认识。20世纪初在太平洋地区活跃的国家主要有英、法、美、俄等国。1902年为了对抗俄国,英日结盟,而法国此时的政策唯英国马首是瞻。对于海军而言,日本“南进”太平洋实施扩张的对手主要是美国。《帝国国防方针》颁布恰逢世界各海洋大国开启海军军备竞赛之时。美日两国都不甘人后而加入其中,并且高度关注彼此在太平洋上的动向。“八八舰队”计划使美国立即察觉到日本的野心。1907年年底,罗斯福总统派出庞大舰队世界巡航以威慑日本。为了应对美国,保证“八八舰队”计划的实施,海军方面想方设法争取经费为海军扩充造势。佐藤铁太郎将《帝国国防论》作了补充修订,写成《帝国国防史论》一书,强烈呼吁政府实行“海主陆从”政策,向海洋发展。佐藤还以马汉的舰队决战理论为基础,构想出“渐减邀击”战术。该战术的基本条件就是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形成7∶10的实力比。海军强硬派对于佐藤铁太郎的观点大加赞赏,完全不考虑日本国力是否足以支撑,逼迫政府加快“八八舰队”计划的完成,并一直推动政府修订《帝国国防方针》,强化海军。对此,甚至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感到反感。

1914年一战爆发,战后各国在总结一战经验时,都肯定了海军的作用。日本在一战中,通过发战争财摆脱了日俄战争留下的债务,国内经济异常繁荣。海军本来想借此机会修订《帝国国防方针》,扩军并确立海洋扩张在国家政策中优势地位。然而,修订前夕海军爆出贪污丑闻,陆军方面借机打压海军,在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又一次占据了上风。1918年的《帝国国防方针》延续了1907年版本的内容,以“北进”为主。不过,陆军的打压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海军扩张的势头。《帝国国防方针》在关于海军“南进”的内容上明确提出了“以第三舰队为核心与陆军协同,控制菲律宾岛”。“南进”由之前模糊的“南方”“太平洋”表述具体到西南太平洋区域。而且一战及之后几年里,日本海军预算迅猛增长,从1914年的8000万日元涨至1921年的4.8亿日元,此时的海军预算已占国家预算的32%,有人慨叹“军舰能让国家崩溃”。反观陆军,由于北方沙俄的灭亡,失去了对抗目标,陆军由50个军团缩编到40个。

不仅日本,而且英美等国同样苦于海军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军费大增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会议的两大成果就是缔结了《四国条约》和《五国海军条约》。这两个条约葬送了英日同盟,使日本要独自面对太平洋上美国的势力,英、美、日三国主力舰5∶5∶3吨位比例,也完全不符合日本所坚持的7∶10的比例。“未能达成7∶10的比例,和英美在会上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态度,不仅使海军内部,而且使日本国民也对美国产生了反感和敌意……结果第二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时(1923年),将头号假想敌国由原来的俄国改为美国,这个方针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同年,海军省在山本权兵卫内阁组建后发表了《国防问题研究》,明确提出了“南进”目标:“帝国应留意南海方向的政治、经济及殖民地,帝国最应重视在荷属东印度的发展。”此后“南进”呼声日渐增高,至1936年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接受了陆海军此前达成的“南北并进”的国策目标,将“南进”提升到与“北进”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海军“能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北进”与“南进”扩张战略由于长期被裹挟在陆军与海军两派军阀的斗争中,常常被人们视作是日本扩张过程中两种“对立”的政策,事实上二者在推行过程中虽然有方向的区别,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立。“北进”战略并不是以在大陆方面取得利益为满足,有机会也谋求向南方海洋方面的发展。前述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在主张侵华、侵朝的同时,也主张向东南亚进行扩张:“今急修武备,一旦舰略具,则宜开拓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加摸察加、隩都加(勘察加、鄂霍次克海),谕琉球,使之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难朝鲜之纳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示逐渐进取之势”。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了东亚扩张步骤的认识:琉球、中国台湾、朝鲜首当其冲,为第一波;接着是中国东北,为第二波;再接着是中国腹地华北、华中、华东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为第三波;最后是华南、印度支那列国和东南亚各国,为第四波。可见,所谓“北进”战略其实是南守北进,即限制向海洋的进展。相比较而言,“南进”战略图谋向南洋方面发展,以掌控中国为前提,实行积极的海洋发展策略,把大陆发展限制在某种程度内,可称之为北守南进。无论“北进”还是“南进”,其核心的目标是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殖民范围,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从本质上来说,“北进”和“南进”战略之争,只是围绕着日本侵略扩张活动所做出的南北两翼战略的轻重取舍,是日本对外扩张方向的谋略之争。这两个扩张战略虽然动议的侵略方向、侵略范围有所差异,但其包含的日本发展目标却有着相似之处。一方面,二者都是为了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与其展开竞争而实施的;另一方面,二者都要通过侵略日本周边国家的途径实现前一方面的目的。归根结底,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战略,均从属于日本获得亚太地区霸权的侵略构想。

德国地缘政治家豪斯霍费尔曾对日本南北两翼的战略取舍评论道:“日本南进的海洋侵略乃日本民族的自然要求,而北进的大陆发展则系日本军阀、官僚、铁道工业资本家以及金融资产阶级的特殊要求。”“北进”战略虽然宣称以大陆作为侵略的主要方向,但实际与“南进”战略一样皆包括海洋扩张的内容,海洋已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国追求的重要路径。由此决定,“‘北进’或‘大陆政策’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目标;从总体上看,它必定是从属于‘南进’或‘海洋政策’的。”

四、结语

幕府统治末年,日本同东亚其他国家一样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日本逐渐摆脱大陆文化的影响,由陆向海,将国家发展目光投向海洋,萌生了依托海洋实现大国目标的想法。为了摆脱西方的殖民侵略,日本大力效仿欧美国家,进行明治维新。然而,这场维新变革过于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为了快速达到与西方列强比肩的目的,明治政府把从欧美国家的压迫中实现民族独立这一课题和侵略扩张结合起来,最终走上与欧美国家争夺海洋霸权以确立自身大国地位的军国主义道路。这种政策的选择反映出日本对于自身国情以及欧美海洋发展经验认识的严重局限。

20世纪海权国家的一个基本现实是,各国的海军实力完全是其经济实力的体现,而经济实力并非必然取决于其占有和可利用的陆地资源。没有强大的工业、庞大的人口作为支撑,单凭海军很难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对标海权国家发展所需的国力条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几乎无一符合。日本作为后起的近代化、工业化国家,无法同欧美国家竞争。日本决意走海军至上主义的道路,一味地追求巨舰大炮,完全是不顾国力之举。日本滋生的与国家体量严重不符的野心,最终只能通过对外扩张暂时得以满足,必然推动其犯下侵略战争的滔天罪行。

除了对自身国情认识有局限,日本在学习西方海洋思想和发展经验时也缺乏必要的批判。以马汉的海权论为代表的西方海洋思想具有明显的扩张性质。日本对此未加分析,而是直接拿来为己所用,因此它同欧美国家的海洋发展一样,都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然而,在海洋扩张方式上,欧美经验的要义日本则没有领悟。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权国家主要是凭借海军确保海上商业通道,是国家发展海外贸易的护卫力量和后盾,而不是侵略他国并使其沦为殖民地的急先锋。日本海洋扩张的设想恰恰把欧美列强已经否弃了的东西视为珍宝,妄想通过海军攻城略地,直接掠夺海外资源,以弥补自身的国力不足。为了独享资源,日本通常实施排他性占领,势必与欧美列强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在海洋竞争中走向军事对抗。

近代日本海洋扩张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国家的强大根本的或关键的是依靠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建立在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日本,通过牺牲他国尤其是邻国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强大,最终都无法得以维系。因此,一国海洋发展的根本要求在于其综合实力的协调平衡,海洋发展必须回归到国家内部实力提升的轨道上。

 

张赫名,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孙晓光,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南海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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