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崇礼尚信、厚往薄来的邦交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琉球主动加入朝贡体系并与明清两朝保持500余年的友好往来正是历史的见证。
中华古代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不仅古代朝鲜、越南、缅甸等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国家，而且如日本、琉球等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也都受惠于中华文化的滋养。
儒家文化传入琉球王国
琉球群岛位于西太平洋与中国东海之间，处于西太平洋重要航路之上，被视为“万国津梁”。琉球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三山时代（1322—1429年），便受到中国服饰、天文历法、音乐、算数等文化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山王国人文维新的基础。随着时间推移，琉球社会过渡到两大尚氏王朝统治时代，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也日益紧密。这一时期，中国本土道教文化以及宗族观念传播至琉球，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饮食文化与建筑风格的传入，则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中琉两国和平邦交关系历时500余年。有学者认为，琉球王国与明清两朝的交往超过了其他海外诸国，中国也给予琉球王国诸多优惠政策，如宽松的朝贡制度、优厚的赏赐制度、隆重的册封制度、飘风难民的抚恤政策、特殊的移民政策等。在此基础上，琉球统治者积极吸取儒家文化，此举对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传入琉球，其背后有深层次原因。第一，明琉统治者共同推动。明朝统治者受“天下观”思想影响，希望通过向琉球传播中华文化，从而实现意识形态上的华夷一统。琉球国王不仅信奉儒家“德政仁治，尊贤纳谏”的统治理念，还积极效仿和倡导以“三纲五常”治理社会。琉球统治者认为，中华文化的传入不仅能促进琉球本土文化繁荣，也能为本国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第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儒家文化传入琉球后，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文化，并逐渐生根发芽，彰显了中华文明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
儒家文化向琉球传播有多种途径。一是琉球王国定期入贡明清王朝。根据《历代宝案》记载，琉球贡使在京期间，常请求伴送官代为奏请朝廷准许其拜谒孔子庙，朝廷往往“准其所请”。琉球贡使不仅带回明清王朝的丰厚赏赐，也带回了儒家文化。二是明清朝廷册封琉球国王。明清两朝，每逢琉球王薨逝、世子继位，琉球国必遣使来华，向朝廷报丧及奏请袭封，中国皇帝亦会遣册封使专程前往琉球祭奠前王、册封新王。册封礼是最隆重的典礼，册封使不仅宣诏封王，而且代表中国皇帝颁授厚赐，表明皇帝的宽厚恩德，通过“礼”彰显儒家文化。三是中国移民把儒家文化传入琉球，代表者如“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明史·琉球传》记载，洪武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国国王察度在朝贡时提出，希望中国能给他们一些人丁，以便他们更好地学习中国文化，并与中国进行贸易。于是，明太祖朱元璋派福建地区一些百姓移居琉球，并赐“闽人三十六姓”。他们抵达琉球后，被安置在那霸久米村，向琉球人传习中文，教授“四书”、“五经”，研习儒家学说等，受到琉球各阶层欢迎，进而促成“从此本国，重师崇儒，不异中国”的景象。四是琉球人来华留学。琉球自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后，敬仰儒家文化，请求允许琉球学生来华留学。来华留学生在中国接受儒学教育，回国后一部分成为官吏，一部分从事文教，在本土传播儒学。
为琉球统一奠定人文基础
儒家文化的传入推动了琉球社会发展进程，为琉球王国统一奠定了人文基础。大约14世纪，琉球群岛先后出现中山王国、山南王国、山北王国三个政权，分别割据琉球群岛中部、南部和北部，相互争战近百年。据《中山世谱》记载，中山王国上层精英深谙外部因素对琉球发展的重要作用，比山南王国、山北王国更能把握对外交往的机会。
1372年，明太祖派遣使者杨载携带招抚诏书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受诏，上表贡方物，正式确立朝贡关系。中山王国积极吸收儒家文化，实力迅速壮大，“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琉球文化形态。明朝与琉球中山王国确立册封关系，标志着琉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
1392年，中山王选派留学生赴明朝学习儒家文化，同时还不断派遣使团朝见明朝皇帝。朝贡使团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归国后积极推动社会风气改良，使中山王国政治风貌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在此背景下，琉球群岛中的宫古岛、八重山诸岛甚至入贡中山王国，“来享圣国沐浴德政，游仁风，以安人民”。
中山王国实力逐渐增强，相继于1416年灭山北王国、1429年灭山南王国，完成琉球群岛的统一，建立了琉球王国。明朝册封中山国国王为琉球王。1430年，明宣宗正式赐琉球统治者“尚”姓，第一尚氏王朝建立。琉球王国继续吸收借鉴儒家文化，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速。伴随着两国朝贡关系的深化，在明朝扶持下，琉球王国统治者积极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思想，完善国家建设，在第二尚氏王朝尚真王在位期间，一个相对统一的琉球王国最终确立。从1430年第一尚氏王朝建立到1526年第二尚氏王朝尚真王统治结束，琉球吸收的中华文化主要体现在道教文化、宗族观念、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等方面。
道教文化方面，明初道教文化开始在琉球王国传播，形成了“虽无道士，却敬神仙”的富有琉球特色的道教文化。值得关注的是，琉球三大国史《中山世谱》《中山世鉴》《球阳》在谈及琉球来历时，均提到“既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变化，庶类繁夥”。宗族观念方面，1430年，明朝皇帝赐尚巴志“尚”姓，对琉球王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政治层面看，标志着明朝对琉球王统合理性的认可；从文化层面看，标志着中国的宗族观念在琉球传播开来。自明朝赐姓后，琉球内部逐渐进行自上而下的姓氏“改革”，先后对王室子弟、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赐姓，并着手修订家谱。饮食文化方面，由于地缘临近，琉球的饮食文化与福建相似。根据文献记载，尚泰久王统治时期（1454—1460年），在宴请中国册封使团时就已出现“紫菜山东粉”、“小文蛤鲜丝瓜汤”等特色闽菜。时至今日，琉球群岛的饮食风格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华饮食特色，诸如炖猪蹄、苦瓜炒鸡蛋、清炒空心菜等，有别于日本传统饮食风格。建筑文化方面，琉球也深受中华文化影响，首里城就是典型代表。首里城在察度王时代便作为中山王国的都城。根据塚田清策的《琉球国碑文记·百浦添栏杆之铭》记载，“仿效中国的宫室制度，切削青石，建设正殿前栏杆”。尚真王统治时期（1477—1526年），首里城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中国皇室建筑，讲求严格的对称性、完整性，以正红色为主。
琉球原本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在与明朝的交流交往中，深受中华文化滋养，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升，最终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生发出独具特色的“文明之花”，进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获得了与朝鲜王国、日本王国、安南王国等国家平等的政治地位。
文化影响深远绵长
明清两朝与琉球的朝贡贸易、文化交流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典型例证，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在政治层面，琉球王国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一方面，琉球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取士标准，严格君臣秩序，强化王权统治。如在尚真王统治时期，依照儒家礼制确定官位品级与朝仪秩序，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琉球统治者施行仁政，关爱百姓，废除殉葬旧俗。由此，琉球上下形成秩序井然、欣欣向荣、和睦友善的景象。
在经济层面，琉球王国仿照中国井田制度划分本国土地，表现出浓厚的“重农”思想。从其派往中国“勤学”的留学生学习内容上，可以看出这一点。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勤学生野国来华学习番薯栽培技术；天启三年（1623年），勤学生仪间村人来华学习甘蔗制糖技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勤学生翁自道来华学习番薯栽培技术；等等。琉球学生来华学习农业技术，足以体现琉球王国对农业的重视，这与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相契合。
在文化层面，以程顺则、蔡温等为代表的琉球士大夫阶级，已能自发进行儒学研究，并撰写相关著作，说明琉球王国的儒家文化进入自行发展的新阶段。在程顺则提议下，康熙五十六年，明伦堂于琉球王国文庙之南启建，并于康熙五十八年最终落成，史称“府学”。明伦堂的建成标志着琉球拥有了官方高等儒学学府，代表琉球王国文化事业发展繁盛阶段的到来。在明伦堂授课的教师一般精通儒学，所使用的教材也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明伦堂建成之后广招学生，不仅促进了儒学在琉球的传播与普及，而且也为琉球国家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对外交往层面，琉球王国（当时是中山王国）为加强与明朝的联系，请赐“闽人三十六姓”移居本土。“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主要从事与中琉朝贡贸易有关的活动，为中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发挥了特殊桥梁和纽带作用。他们向琉球人传播儒家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在逐渐“琉球化”，与琉球人通婚、繁衍后代，最终完全融入琉球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与琉球社会互动与融合。其居住的久米村在琉球历史上曾显赫一时，村人大多身居要职并享有各种特权，对琉球王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崇礼尚信、厚往薄来的邦交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特征。正因如此，自古以来，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主动与中国交往交流，中国也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与之交往互鉴。琉球主动加入朝贡体系并与明清两朝保持500余年的友好往来正是历史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王国，以武力胁迫其成为两属之国，这与琉球对明朝的主动接纳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孙晓光 娄婷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