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对于康德的哲学体系如何重要等。对此，我持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康德哲学中自由实际是服务于自律的，它给自律提供了一个基础。康德的自律概念实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必须从自己出发去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另一方面他也告诉我们，有德之人不是从外表施加压力而成为有德之人的，道德不是一个强制的东西。自由成为自律的基础，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自律，选择从自己出发。

康德的哲学批判及其时代价值

李秀伟：康德为何将他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他批判的目的是什么？

李秋零：“批判”这个词在德语中叫“Kritik”，原义是评论。康德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已经不再像过去人们使用这个词那样——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作品，或者说针对某一个思想体系所进行的批判。

用康德自己的话说，他发现在他那个时代其他科学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比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康德在分析这些科学的成功之处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科学都不再是纯然从经验获取材料，而是主动地从人类的理性本身出发，用人类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先天形式去统摄经验的材料。在这种意义上，康德认为他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还没有走上这样一条科学的道路，所以，他希望形而上学也能够仿效那些成功的科学，通过理性自身的一些先天的东西去统摄它的经验材料，由此走上可靠的道路。所以，康德在这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那些以往的哲学和哲学家进行批判，他希望对人类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这个批判不是过去的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他所说的批判就是要寻找它的根据，以及它的适用范围等。

由于康德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先后写了三部以“批判”为名的巨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所以后来人们就用“批判”来称呼他的哲学体系。康德本人也接受了，也称自己的哲学就是“批判哲学”。而且在康德之后，实际上就发生了一个转变，尤其是在哲学领域，人们在使用“批判”这个词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

对康德来说，他之所以批判理性，还有一个比较深远的哲学背景。从康德所处的时代来说，它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法国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对当时的启蒙运动，康德继承的是德国思辨传统，是一种非常冷静进行理论思考的思维。那么，法国启蒙运动带来一个什么问题？简单地说，法国人把理性看作一种万能的东西：没有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认识不到的东西，而且认识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世界，还包括我们人类的心理活动、道德活动等。那么，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是改造世界、支配世界。如果我们人类的心理、感情这些东西都能被认识，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也能够控制人类的感情世界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法国启蒙运动的两大旗帜，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理性，但如果我们人类心灵完全成为认识的对象，即一个可操控的对象，那么自由何在？所以，法国启蒙运动的两大旗帜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而康德要为人类基于情感、基于自由的这些东西保留一个独有的领地，不能被知识所侵犯。这是他批判理性的一个目的。

另一个背景是，近代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理性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随之而来的一种哲学流派，就是认为经验或者经验所给予的感觉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源泉。这在欧洲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维，试图用我们的感性去解释我们的一切知识。到了康德的时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把经验论推向了极端：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只能源于经验，但我们的认识中，像因果规律这样一些东西，是不可能被我们经验感知到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休谟只好用习惯性的联想来解释因果联系这种知识的起源。因为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建立在因果联系之上的，现在因果联系只不过是心灵的一个习惯性的联想，这样一来，科学的普遍性、必然性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康德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要为我们的科学知识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础。

所以，康德批判哲学的最根本目的是，让形而上学或者哲学能走上像逻辑学、数学、物理学那样的可靠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挽救——给它寻找一条出路，使形而上学科学化。

李秀伟：我们当今的社会是否受到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

李秋零：这个问题就要看怎么理解“我们”了。如果是普遍的“我们”，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康德在他所处的时代提出的批判理论，可以说是击中了旧形而上学的要害，改造了人们的形而上学思维。这在当时的德国以及从德国延伸出的国际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人们在形而上学领域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另外“我们”也可以作狭义的理解，说我们中国人。实际上，康德哲学从开始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但是由于康德的一些主张，比如他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唯心论”，以及所主张的“物自身”不可知、二元论思想和我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话语有一定距离，所以其思想未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思想解放以及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康德哲学又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

李秀伟：日本的学者说康德哲学是一个蓄水池，之前的哲学都汇聚到康德这里，之后的哲学都从他这里流出。您如何看待？

李秋零：用“蓄水池”来形容康德哲学，也就是讨论：康德如何对待他之前两千多年的哲学传统，以及他对后世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读康德著作就会知道，康德并没有对他之前的哲学进行过很多明确批判，他是在批判人类的理性，但康德是熟悉之前的哲学传统的，他的思想体系里处处隐含着对过去哲学的褒贬。正是因为他吸取了以往哲学史的精华，所以才有了“蓄水池”之喻，过去的水都流到他这个池子里了。

另一方面，谈蓄水池，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后边流出来的水。康德思想对后世来说，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发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我们不再固守传统的想当然的、独断主义的思维方式。康德批判哲学最直接的对立面就是独断主义。所以，后世的人把哲学称为一种怀疑的思维、批判的思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我们要敢于对过去现成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或者一直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进行检视、重新批判，从哲学的原点出发。

此外就是康德对传统的经验论思维方式所作的改变。比如，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知识要么是来自自己的亲身感受，要么是从长辈，父母、老师等那儿学习而来，而他们的知识又是从他们的亲身体验得来的。但是康德告诉我们，这种经验的思维只是我们知识来源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我们人类有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一种先天的思维形式起着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识对象实际上是我们创造的结果，这就在认识论意义上把人的主体性高扬起来了，更不用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领域对人性、人格、意志、自由的强调。事实上，康德完成批判哲学的前几部著作之后，即我们所说的“批判体系”已建立起来后，他开始关注的问题基本上是社会哲学、法哲学、伦理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领域了。我把他后期的著作称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应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对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自律等问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所以，近年来康德批判哲学的后期部分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重要思想资源。

康德哲学思维的“哥白尼式革命”

李秀伟：人们常说康德带来了哲学思维的“哥白尼式革命”，那么请您谈谈这种革命具体是什么？

李秋零：我们把康德的哲学称为“哥白尼式革命”的起源，是康德在他的第一部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的一段话中谈到了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所带来的革命。

我刚才提到了康德欣赏数学、物理等科学的成功，他认为科学的成功恰恰在于它们不再局限于认识的经验对象，而是跳出了对象对它们的束缚。像古代天文学，在哥白尼之前统治欧洲的一直是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所有的天体都围绕地球转，结果天文学体系越来越复杂化。哥白尼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设：颠倒一下我们的认识，不再让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是设想地球围绕太阳转怎么样？结果一下子让问题豁然开朗了。所以，康德认为形而上学能不能像哥白尼所做的那样，不让认识围绕着对象转，而是设想一下使对象符合我们的认识，这将是什么样的效果？这样一来，实际上他跟哥白尼一样，完成主体客体关系的转变，也完成一场革命。

当然，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别的解释，比如我的导师苗力田先生就说，康德完成的不是“哥白尼式革命”，因为哥白尼讲究天体运动是一个圆，这个圆只有一个圆心、一个中心。但是，后来天文学出现了开普勒，开普勒认为天体运动都是椭圆，椭圆是两个圆心。苗力田先生认为康德的哲学中到处都是感性与知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因此康德哲学实际就是二元论，它总是有两个圆心，所以更准确地说，康德哲学不是“哥白尼式革命”，而是“开普勒式革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评价康德哲学的时候，它完全配得上被称为一场“革命”。

道德的人与世界的善

李秀伟：康德的道德哲学备受关注，请您谈一谈康德怎么看待宗教与道德问题。

李秋零：我们在讨论康德的批判哲学时，总是认为伦理学问题才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他的第一批判——认识论批判——只不过是给道德哲学提供一个前提。假设我们可以这样说，伦理学领域是康德真正最关注的领域，这个领域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应当做什么”，所以康德的回答也非常简单，即从形式上回答——你做从义务出发应当做的事。不过，这时候康德又发现，虽然解决了个人的善的问题，但这个世界是不是善的还没解决。

此处，康德有两个核心的命题我们必须关注。一个命题是道德绝对不需要宗教，也就是说道德必须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必须是自己给自己定下法则、立法。因为如果说这是上帝的诫命，就是在遵从另一个东西的命令，而不是遵从自己理性的命令。但是，康德还有另一个命题，就是道德必然导致宗教。假如按照康德的理论，一个人已经成为有德之人了，在伦理学上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他享受不到幸福，这个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悲观的。但康德希望人是乐观向上的人，相信这个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必将是一个德福能够结合的世界，让有德之人都能享福的世界。

康德通过理论的分析，说明我们的德并不必然导致福。在这种情况下，康德设想，既然我们坚信一个美好的世界是存在的，那必须找一个理由，因此我们需要相信一个万能的创造者的存在，由他来满足我们的希望——只有我们相信这些，我们才能充满希望地去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

所以，我说康德的德性部分不需要上帝，是因为他要保证道德必须是自律。但到了道德导致宗教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上帝，是想让人在修德的时候保持乐观向上。过去一说到康德的伦理学，总有人认为他过于冷酷，作出这个判断的学者可能因为没有关注到康德后边还有宗教。

康德的思想魅力与理想追求

李秀伟：您作为康德研究的大家，花费十多年时间翻译完成了《康德著作全集》，最近您又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翻译《康德往来书信集》，您最喜欢康德的是什么？在您看来康德追求的理想是什么？

李秋零：我最喜欢的还是他那种缜密的思维方式、他的论证、他的概念的定义，它们包含着我在接触康德之前的哲学体系时没有感受到的理论震撼力。现在很多年轻人跟我说康德的著作难读，我说他们没有真正花费力气和时间去读。我们当年读康德是严格的，一个概念出现了，我们必须记住，否则往下读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康德对传统的哲学概念都作了自己特殊的理解。苗力田先生曾经告诫过我，你对康德如果要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不要在他的论证中间提，因为是插不进去脚的，他的论证特别严谨。所以你必须从一开始，从他那个概念的定义出发，对他展开质疑。

如果说对康德的什么具体哲学思想感兴趣的话，我想首先是他对人、人格、人性的特殊的尊重，尤其是对人的道德自律的尊重。有人说，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拱顶石，对于康德的哲学体系如何重要等。对此，我持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康德哲学中自由实际是服务于自律的，它给自律提供了一个基础。康德的自律概念实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强调人作为道德主体，必须从自己出发去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另一方面他也告诉我们，有德之人不是从外表施加压力而成为有德之人的，道德不是一个强制的东西。自由成为自律的基础，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自律，选择从自己出发。

如果问康德毕生追求的是什么，他在追求让形而上学思维走上正确的道路。所以形而上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哲学，是康德毕生追求的一个东西，也是他真正取得成功的地方。不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后，就在学界获得了比较大的名声，得到了一大批批判哲学的崇拜者。于是，人们就开始希望他把批判哲学在第一批判中建立的这些原则扩大到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去。康德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些工作了，所以第一批判，并不是康德真正的目的所在，他真正的目的是伦理学、道德哲学的问题。这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对道德的人的关注，包括他到了第三批判的时候，把文化的人称为自然的最高目的，把道德的人称为创造的终极目的。从康德本人的哲学体系来说，道德的人也处于哲学体系的最高峰。所以如果给予一个简洁的答案：如何树立道德的人的崇高形象，就是康德哲学毕生追求的最高目的。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秀伟，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摘自：《哲学动态》2024年第12期